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教育博士论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论文摘要:本文指出网络文化的传播影响着青少年的政治思想品德,高校应使网络文化传播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保持协调。
网络的出现和发展,不仅改变了社会文化环境,而且也在深刻地影响着青少年的价值标准和思想政治观念。
一、网络文化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进程
首先、网络文化传播改变了青少年的道德认识系统。几千年来,我国传统教育主要依赖于家庭、学校周围社会环境,注重自得和自省、反求诸己、改过迁善等等,因而青少年的道德认知主要是来自于家庭、学校、村落、社区及其相互间的礼俗文化,如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其主要媒介是语言,在潜移默化中建构起人们的思想政治观念。而在当代,人们除去被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体包围外,网络文化所负载的各种信息已使其置身于一个完整的新世界。虚幻与现实相结合的网络特点迎合了青少年的需求。他们不仅借助于网络文化的传播进行感知和理解,而且还能从中吸收思想政治素养。可以说目前青少年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与网络文化传播密不可分,他们在网络中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信息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标准和思想政治观念。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网络文化是青少年道德认知的重要来源。
其次,网络文化传播改变了青少年道德意识的建构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网络文化传播的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是非群体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是在参与群体活动的过程中完成的。青少年在家庭、学校、社区等社会群体参与过程中一方面获得认知,另一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政治意识。到了网络时代,网络文化传播不仅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也跨越了社会群体。现在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并不仅是从某一个体到另一个体的传播,而常常是许多社会群体同时获得同一文化知识和价值信息。因此,现代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建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社会群体的;二是网络文化传播的思想政治意识建构方式具有开放性。在传统社会生活中,由于受条件的限制,人们所在的群体相对封闭,生活方式和思想政治观念变化较小,往往会长时间保持着同样的道德风尚和伦理价值观念。到了网络社会,网络文化的传播打破了一切封闭状态,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网络传播缩短了人与人的距离,使一切遥远的社会关系变得近在咫尺。
再次,网络文化传播改变了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内容。在传统社会生活中,一代一代的文化传递及群体内个体与个体的互动文化传播内容,主要是经验知识、风俗、礼仪等文化观念、政治信仰、思想品德等,这些因素构成了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在网络时代,网络文化传播的内容相当广泛,有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也有科学技术、政治思想、经济知识等等内容。可以说现在人们通过网络所接受的信息内容比过去几个世纪还多,一个现代青少年所了解的东西比过去一个老人还多。因此,网络文化传播所建构的思想政治意识的结构层次,要比传统社会人们的结构层次更加复杂、更加丰富,这不仅是我国现实变革的必然反映,也是网络文化传播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课题。
网络文化传播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一方面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现代方法和手段,同时也向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网络文化传播对养成青少年进取、开放、参与、自强精神具有重要作用。网络作为信息工具和感知媒介极大地提高了青少年感知外部世界知识的能力,并且以空前未有的密集信息为青少年提供了丰富的价值享受。无论从量和质两方面看,都是学校教育难以达到的。从量上看,网络传播将逐渐超过由学校所提供的信息源;从质上看,学校以外的信息,由于传播工具的现代化,信息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新颖性也容易吸引青少年,产生较好的效果。从这一点看,网络文化传播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提供了方法和手段。
二、网络文化的负面影响
网络文化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产生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网络文化传播常常容易青少年丧失价值判断和选择的能力。网络文化传播是一个信息开放体系,是无数群体、个体参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播者、接受者、媒介发生着交互作用,无数群体、个体凭借不同的自身素养,不断交互感知各种价值信息。传播者、接受者的不同文化背景及其经验、见解、知识等等相关因素不断地影响着教育功能的发挥,有时这种因素起主导作用,有时那种因素起主导作用。因而,时常会出现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局面。另外由于各种各样夸大、扩张信息的存在,又会使得整个网络信息的价值意义变得异常混乱和模糊。因此,青少年常常容易丧失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力。例如网络聊天中频频有人上当受骗的现象正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网络文化传播不仅容易使青少年丧失健全的价值心理和思想政治观念,而且也容易使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失去取向,处于无思想政治意识取向状态。某些不正规的网站,为了以“新”和“奇”吸引浏览者,经常会一些不真实的新闻和花边消息。其规模之大、信息之密集,如滔滔洪水,它容易使青少年心理机制失去承受能力,同时也减弱了对社会主流文化的感知能力。当信息量对青少年来说成为超负荷传播时,就容易使青少年失去兴趣。尽管网络文化传播信息能如潮水般涌向社会,而真正能内化为青少年品德的却很少。信息洪水浩浩森森,青少年的心态却膺臀懂懂。这样,网络文化传播也就失去了建构思想政治意识的意义,它不但不能使青少年产生健全的价值心理和思想政治观念,而且容易使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失去取向,处于无思想政治意识取向的状态。
再次,网络文化传播易使青少年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从传播的内容来看,现今的网络文化传播是无视青少年作为主体存在的,忽视青少年的价值需要和价值理想。如潮的信息洪水常常是反映了主人的需要,而不断地在网上传播。这些信息究竟能给青少年提供多大积极的帮助,网络文化传播者很少给予考虑。这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文化传播倾向,它忽视了青少年的价值需要和动机,因而常常破坏他们的思想感情,使他们从学校获得的道德规范与网络文化传播中获得的信息相冲突。各种各样的网络信息越来越使青少年无法界定自己生活的真实空间,也越来越使其无法对现实生活的意义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样,因缺乏一定的参照标准而使青少年陷人无所适从的困境。网络文化传播的这种状况如果不加以控制,它将会使青少年理性思维衰退,从而使其逐渐丧失正确的价值标准。
可以看出,网络文化传播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加快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进程,同时也会使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减弱。因此,网络文化传播的发展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三、确立开放、多元的社会大思想政治教育观,既是对网络文化传播这一挑战的应答,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自身要求
首先,网络时代的大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开放的体系,或者说是一个由封闭型走向开放型的体系。世界经济结构的发展,国内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当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尤其是全球信息化的再现,正在形成一种世界文化,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置身于这种文化文明之外,而必须适应这种历史潮流,这是大势所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人,也必将冲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而演化出新的思想政治观念,所有这些都是与网络文化传播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国经济、政治改革越是深人、彻底,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封闭性越容易被打破,越具有开放性。
地方普通高校培养的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就业方向基本上都是针对当地的电台、电视台、报社等相关媒体。因此,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是我们教学的前提,如果教出来的学生胜任不了他们的工作,则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播音主持教育更应注重实践性,因此,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策略要正确,注重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一)播音教学的新方法1、理论讲解与实训相结合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中心,以课本为基础,以老师的研究方向为出发点,没能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的需要为出发点,是简单的老师说学生学的单项传播。新型的教学方法要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的需要为出发点。在以后的教学中,不能一味的专注于理论的讲解,要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比如播音发声课理论的讲解要和小课播音发声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上小课的时候,就不用再花时间讲解理论,直接进行实训即可。结合的方法可以让上播音发声训练小课的老师,一起听播音发声老师的理论大课。比如讲解到“吐字归音”理论时,理论老师把对“吐字归音”的“枣核型”要点讲解清楚,把对字头、字腹、字尾的处理的要求和技巧剖析透彻,上小课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入实践,找些相关的稿件进行练习,不仅节省了时间,而且提高了效率,从而达到小课实践的目的。新课程体系的制定要围绕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重抓实训过程,播音主持专业课程的设置,我们大胆的进行了实训教学。在播音老师的带领下自制了十三档节目。紧跟音乐风尚,自制了年轻人喜欢的音乐节目《新声动人》,重温美文经典,陶冶人们情操的节目《品读经典》,除去人们的疲劳,给观众带来快乐的经典相声小品节目《品来品去》,给人们繁忙的生活快乐,用搞笑的视频片段,我们自制了娱乐节目《网事播报》等。节目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学生来完成,老师都会紧跟市场的需要,对每一期节目的选题策划,节目编排,时间长短都给出指导的意见。每一期节目的完成,同学们都会有新的收获。经过四年制作节目的锻炼,同学们的专业能力会得到很大的提升,毕业后可直接胜任单位交给的任务。2、课件制作与学生兴趣相结合对于播音艺术专业课程课件的制作要坚决杜绝文字满篇飞,幻灯片上切忌密密麻麻的全是文字,而且密不可辨,把上课所要讲解的每一句话都打在幻灯片上,这样老师看着累,学生同样也累,且效率不高。要以更直观,更易看懂的图片为主,加上文字注释讲解。且文字的字号24到28磅为宜,用此字号,无论学生在教室的哪个角度都能看清楚内容。比如播音发声理论课有对声带的讲解,我们的声带不通过特殊的设备自己是看不到的,但是课堂上想找到特殊的医疗设备是很困难的,即使有用起来也是比较浪费时间的,此时,我们就可以找些声带的相关图片,以发声时和不发声时声带的图片为例对学生讲解声带震动发声的原理,这样不仅增加学生的兴趣,更对对所学内容记忆深刻,对发声原理理解透彻,对以后科学的发声及保护声带有很大的帮助。3、校内专业交叉与师资共享相结合播音专业的学生基本都有自己的特点,有的适合新闻播报,有的适合主持娱乐节目,有的适合解说体育。因此,在招生的时候,就要全面考察。录取以后,要制定符合播音专业发展的培养计划,争取把每一个学生的潜质都激发出来。“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我国著名的排球运动员、教练郎平,根据自己多年的比赛、执教经验就可以做排球节目的评论员,尽管她没有学过播音主持。新型的教学方法不仅是和社会上的单位联合办学,而且在相关教学单位中也可以实现。比如,有的学生喜欢法制节目,有志做个法制节目主持人,就可以和法律专业相结合培养。比如学生喜欢话剧,就可以和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结合培养。谁也不知道学生就业后具体从事的工作是什么,那就根据学生的爱好,在打好专业基础的基础上,多教授相关的知识,以提高工作的机会。
(二)开阔学生眼界的新型教学法——实施“走出去、带进来”战略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特性因材施教,比如有的同学基础好,简单的指导后就能很全面的掌握,而有的同学基础不好,需要花双倍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助他纠正不足。播音的学生文学功底相对较弱,有的高考只考了360多分,语言组织能力很有待提高,这时候就需要老师帮助他们提高知识储备。可以规定一个月或半个月看一本书,并写下一定字数的心得,在课堂上和大家交流探讨,一来可以增加知识储备,二来可以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实践证明这一做法还是很有效的。在练好学生专业的同时,要鼓励学生走出去,多参加高水平的比赛,从而发现自己的不足,把别人好的方面学回来。近两年我们先后参与了目前规格最高的全国大学生朗诵大赛——齐越朗诵艺术节,还有河南省大学生艺术节的比赛。通过比赛,同学们会有新的认识和提高。
(三)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的新型教学法——“联手行业、产学合作”更新实践教学理念,充分利用学校与行业两种资源,努力实现“实基础、高素质、强能力、重个性”的人才培养目标。建立健全以课程实验教学为基础,社会实践为拓展,专业实习(见习)为核心;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搭建实验室、校内学生创新中心、导师工作室、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等实践教学平台;坚持实践教学四年不断线,把实践教学贯穿到本科阶段的整个学习过程。主动联手行业,强化制度建设。主动出击联手行业,拓展产学研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制度平台建设,确保实践教学体系顺畅运行。与行业合作,聘请业内专家担任学校兼职教师,同时每年也要输送教师到行业培养,提高他们的专业能力,与相关单位共同组建教学实践教学基地,鼓励扶持教师申报解决行业实际问题的横向项目课题和联合创作广电影视作品。卓有成效的实践教学会提升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二、新型教学方法对老师、学生的要求
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教育,应在遵循普通课程教育方法的基础上融入新型的授课方法。播音教师要打破传统过分强调共性,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特点,着眼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把学生身上蕴涵的创造潜能开发出来。为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张扬提供广阔的生活空间、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播音主持专业培养的学生将来是要在镜头和话筒前工作的,各方面的能力都要经得起工作的考验,经得起听(观)众的考验。因此,播音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理论知识更要具有较强的示范能力。播音员主持人不仅是个专家,也是个杂家,无论天文、地理都要有所知,这就要求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教师要有广博的学识。媒体在发展,培养学生的内容和方法也要与时俱进,才能紧跟时代步伐,才能满足社会需要。这就要求播音专业教师不仅要站在社会发展最前沿,吸收最新鲜资讯和业界时尚理论,更要潜心研究,置身于自己的教学活动中去,认真分析教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探究,找出新的解决方法。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就业面不应该局限于播音员主持人,应该成为一名综合性人才,有能力担当摄影、摄像、灯光、化妆、采、编、播、主持、策划、出镜记者、培训或者导游等可以发挥个人能力的工作。面对就业问题,毕业生要把眼界放宽放大,要谦虚好学,从基层做起,避免眼高手低,要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媒体现在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还要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电视台要的是“播音员型的主持人,主持人型的播音员”,这就要求从业人员不但要有扎实的专业,又要有涵养,厚积而薄发。播音专业的学生仅有标准的普通话和靓丽的外表是不够的,还需要学习更多的专业知识、培养更多的自身能力,从而提高综合素质,把自己锻炼成一名被社会认可的综合型人才。
三、结语
关键词:新闻传播教育;新媒体;转型趋势;
2006年,也就是Twitter诞生的那一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你”(YOU)列为年度人物。在数码文化方兴未艾的今天,那些曾经被称为受众的人们变身成为信息生产的积极参与者。正如Bradshaw(2007)所言,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从一个公众必须依赖专业媒体获取信息的社会,变成一个“人们可以自己获取并且生产信息的社会”。《时代周刊》预言,为数众多的用户生产内容平台,如YouTube、MySpace、Wikipedia以及Twitter,“不仅会改变世界,而且还会改变世界变化的方式”(Grossman, 2006)。迅速变迁的媒体环境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挑战。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将呈现四大转型趋势。这四大趋势概括起来就是:学科融合,媒体融合,科技创新和理解生态。在当前几近相同的技术环境里,这四个方面不仅是西方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课题,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需要重点思考的发展方向。今天,我想围绕这四大趋势,立足于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前沿,并结合浙江大学的探索,谈谈想法。
一、学科融合
先说个案例。最近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似乎被推向了风口浪尖。他们也许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被校方“关闭”的新闻传播学院。当然,校方并不主张用“关闭”这个词,他们用的是“重组”。该校高层表示,现有的学院太小,太孤立,太受约束,以至于无法为学生提供他们所希望的新闻教育,也无法使教师从事他们所希望的教学和研究。在重组期间,新闻教育仍然以课程的形式继续,不过必须是双主修,或主修其他专业加辅修新闻专业。请注意,是辅修新闻专业。面对学院教师、学生和校友的质疑,校方强调此举将是提升该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一大契机,未来可能建立一所融合信息、传播、媒体和技术等多种相关学科和资源的新学院,并可望成为美国最好的。
科罗拉多大学或许只是个案,它有许多内因,如原来学院的内部管理比较混乱等等。但这一个案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面临每天都在改变的媒介环境,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也需要改变。在这个媒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且人人都是媒介的时代,新闻(Journalism)和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本身的概念受到挑战,需要大大拓展。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新闻教育仅仅依靠新闻学院是否足够?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被重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校方认为它没有很好地与其他学院合作,从而无法提供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因此,如何优化大学内部的所有资源,通过学科的融合推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成为新闻传播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议题。
这一目标有不同的实现途径。科罗拉多大学是比较极端的一种。目前,浙江大学2+2的本科教育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新生进校都按人文或社科两大类划分,前两年打通培养,主要是通识教育,没有具体专业。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程。从第三年开始,学生进入自己确定的专业院系学习。用校方的话说,就是一种“宽专交”(拓宽基础、专业培养、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就弥补了原有单一化专业教育的不足。当然这一模式在新闻传播专业也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大块的实习时间使得本来就被压缩的专业课程进一步压缩,导致学生感到在校受到的专业训练不足。进入专业较晚,也使学生难以找到专业感觉。头两年通识阶段选课太随性,有些课程感觉用处不大。总的来说,这种“宽专交”的培养理念是适合新环境下的新闻传播教育的,但具体模式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媒体融合
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家普尔教授提出。他认为,媒体融合就是传统上需要依靠多种媒介技术来提供的内容和服务被整合在一种媒介之上,而这种媒介通常就是数字网络媒介(Pool, 1983)。同样来自MIT的媒介融合研究专家、比较媒介研究专业的创始人杰金斯教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展开。他将媒介融合定义为三方面的整合:跨越多个媒介平台的内容流动,多种媒介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媒介受众的主动信息获取行为(Jenkins,2006)。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融合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现象,而是包括技术、产业、文化和社会变迁等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
媒体融合的大潮同样席卷中国。不论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三网融合进程,还是每个媒体内部争先恐后规划的全媒体蓝图,都体现了这一趋势。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则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媒体融合的压力。从前,报社记者只会写文字稿就行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被要求在新闻现场同时以文字、照片、音频、视频的形式通过微博等方式新闻。一些记者为新技术带来的新可能而欢欣鼓舞,还有一些记者则更多地感到不知所措、力不从心。如埃里克?牛顿所言,“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Newton, 2010)”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
面对日趋融合的媒介环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培养未来的新闻工作者?传统新闻理论对于新闻现象的归纳和解释是否仍然准确?传统按媒体划分的采写编评课程是否还适应当前的融合新闻报道?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又该如何改变或重组现有的课程设置?目前,大多数高校选择的是增量改革的途径,即对现有课程进行修正的同时,增加一些新的课程。浙江大学也是如此。2011年上半年,浙大增设了《媒体融合》本科课程,我是主讲教师。在教师讲授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调研国内外融合新闻报道的前沿案例,最后独立完成一项融合新闻报道任务。同学们在学习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收获不少。但初次探索,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课时太少,未能与实验课结合,平
台不够完善等等。 三、科技创新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教育,包括研究,与业界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断层。理论研究保持独立性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应用研究也与业界脱离就值得反思了。在新闻传播学科,高校喊产学研一体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事实却是说的多,做的少。常见的情况是,业界在前面尝试,学界在后面观望。业界有了成绩,或出了问题,象征性地请学界来总结一下,仅此而已。结果就是,业界觉得无关痛痒,学界感到疲于应付。双方仍然未能找到一个有效的连接点。
要改变这种局面,高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举两个例子。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刚刚建立了一个Reese Felts 数字新闻项目,旨在通过实验研究探索新闻传播的新形式。其中一个重要尝试是,建立一个由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运营的新闻网站(),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验各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测量不同方式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网站为所有相关课程提供了实践基地,另一方面,网站实验研究的结果也可用于指导专业媒体的新闻实践。另一个例子是前面提到的科罗拉多大学,他们也建立了一个名为“数字媒体实验厨房”(Digital Media Test Kitchen)的实验室,从新闻技术、技巧和商业模式这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研究。
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院在这方面虽然整体上尚未起步,但也不乏开拓者。比如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新传媒系于2008年建成媒体融合未来实验室,并与多家媒体和IT企业开展了多种合作,初显“媒体硅谷”之势。浙江大学最近也利用学校投入巨资升级传媒学院实验室的契机,重点建设新媒体实验室,由认知研究实验室、数字影视与文化产业实验室、电子编辑与数字出版实验室组成。其中,认知研究实验室配备全球最先进的眼动仪和脑电仪,旨在利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手段为新闻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
四、理解生态
一、模因论与体育文化传播
牛津大学的道金斯教授首次提出了文化传递的单位—模因。在作者看来正如基因是生命繁衍的基本单位一样,模因是文化传递的基本单位,通过模仿这种手段模因在不同的宿主间传递,而这个宿主就是人类。此后,很多学者试图从模因论的角度解释文化。首先,文化定义为模因的动态重组过程。即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无数个文化基本单位—模因在宿主的脑内不断地冲突、融合、异化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定义的重组并非仅仅是遗传学上的基因重组,遗传学上基因的重组是指不同的基因重新组合,而我们这里说的文化的重组则是一个模因从被接受到记忆、变异和传播的整套程序。道金斯认为:“任何一个事物要构成一种复制因子必须具备遗传、变异和选择三个特征。”在模因论理论家看来,模因完全具备这三个特征:模因具有遗传性—模因传播的过程就是模因遗传的过程。
现代社会已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作为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一种趋势,全球化不可避免地波及现代体育传播,使体育传播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成为一种新景观,影响着现代体育的发展走向。因此,我们在研究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体育传播时,接触最多的就是西方体育中国化。
二、西方体育文化模因与传统体育文化模因之差异与融合
社会发展决定了体育文化的发展。一定的体育文化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所以体育文化必然遵循这一历史过程不断产生复杂的演变。在这一长期、艰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体育文化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与我国体育文化是有着冲突与互补的矛盾存在的。
在1840年以前,二者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并没有明显的冲突和融合。由于西方列强在近代对外侵略扩张,使两种文化开始正面交锋,日益冲突和斗争。因为这两大文化本体及其存在环境的巨大差异,所以它们在交流中的对立是绝对的。具体表现在:
首先,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因植根于“天人合一”、阴阳、八卦、五行等理论之中,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模因在西方哲学重外在、分析,重与自然的斗争等观念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模因整体观重人体自身的统一性及与自然界的和谐,带有某种经验、直觉、模糊的性质,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模因是科学实验、解剖学、生理学、现代医学等的综合运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因重神韵、内涵,重朦胧、抽象,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模因重阳刚、速度重外在、形体。
其次,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因一贯向着表演性、礼仪性方向发展,注重个人修养,形成以追求“健”和“寿”为目的的民族内向性格,融进了身心合一、动静结合的养生、武技,然而削弱了体育运动中的竞争性;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模因始终向着竞争性、惊险性、公开性方向发展,并使体育形成体系,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而忽视了人竞争中的道德教育,容易产生残忍与暴力。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模因追求“强与险”,而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因追求“健与寿”。
体育文化模因的产生是一个长期孕育演变的过程,其发展更是一个长期积累、选择、变异、冲突、交融、定型的过程。因为体育文化模因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存在,所以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在相互交流的同时,势必会互相吸收融合其文化中的精粹部分,这就是文化模因的传播与变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伦理道德观念的追求。西方的竞争观念、自我价值的彰显逐渐成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追求。西方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致力于东方体育文化精神的研究,试图从东方的处世之道和养生方法中寻求解脱。
2.中国接受对方的优秀运动项目。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田径等项目已深入中国各民族的心中,受到大家的喜爱。
3.西方竞争观念为东方所认可。西方体育文化的健康观和与此相适应的保健体育,蕴含着有关人体科学的丰富内容,对指导当今的人类保健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竞技体育所表现的竞争观念和现代社会相吻合,正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所认可和接受。
三、模因论视角下西方体育文化进入我国后变异的原因
1.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模因变异的外部原因。地理环境是孕育人成长和制约人活动的舞台和地平线。中华民族繁衍栖息的东亚大陆,一面临海,三面陆地,形成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在自给自足、缺乏向外需求、崇尚和平的农耕文化环境中,人们习惯于和谐、相对稳定的生活。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古代体育比较内敛、追求身心自我完善、伦理至上、注重养生的农耕体育文化形态。
古代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欧、亚、非三洲交界处,境内丘陵起伏,气候温和,只有少许盆地适宜农耕。开放的自然条件也孕育了希腊民族开拓、冒险、竞争、自强自立、敢于同自然搏斗、崇拜英雄、崇尚力量的民族性格。他们敢于竞争、乐于竞争,以竞争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也构筑西方体育的文化特质。
2.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是模因变异的内在原因。春秋战国时期以来,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是“集权专制”。这种政治的特点之一就是有浓厚的血缘机制、氏族法规和宗法体制。“礼”的观念被植入体育伦理思想之中,各种体育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礼”的束缚。严肃的宗法机制和森严的等级制度束缚了体育竞技的产生与发展。
轴心时代的古希腊没有统一的君主,各个城邦各自独立、自成政体、相互之间彼此分离,形成了既统一又独立的政治社会结构。这为民主、平等、宽松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也为自由公民的出现创造了条件,铸就了竞技运动的灵魂——平等、竞争的精神,这些为古希腊体育运动的繁荣和体育盛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创造了宝贵的社会条件。
3.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西方体育模因变异的重要因素。传统农耕社会使中国人形成了节制、追求和谐的文化性格。“礼之用,和为贵”,儒家的中庸、中和的价值观念成为中国人行动的标尺。这造就了中国古代体育的文化内敛气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并不适于带有强烈对抗与刺激色彩的竞技运动的开展,传统体育的形式,大多与具有实用性的医疗、养生、保健等相融合,以修身养性、自我完善为参与目标。
而拥有浩瀚地中海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古希腊文化呈现出典型的海洋文化特质,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古希腊文化可以不遗余力地吸收其他民族文化要素,博采众长,也造就希腊文化具有高度的融合性、掠夺性,因而产生了具有强烈竞争意识的希腊体育文化。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