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盈利模式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贸易盈利模式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贸易盈利模式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贸易模式；贸易利益；贸易条件；贸易摩擦；比较优势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力禀赋优势得到充分的释放和发挥。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为先导，中国的商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且出口商品结构先后实现了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出口工业制成品中机电产品占主导地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逐步上升等几个重要转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外向型特征也不断加强，近几年的贸易依存度达到60％～70％。

但在依靠出口取得大量外汇并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贸易条件恶化、贸易摩擦增多、比较优势升级缓慢等问题。贸易条件恶化直接导致中国当前贸易利益的相对下降，贸易摩擦导致中国持续获取贸易利益受阻，而比较优势升级缓慢则影响到中国未来所处的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从目前的发展形势看，中国面临的贸易条件恶化和贸易摩擦问题可能会长期存在，比较优势升级也面临很大的困难，这些因素将直接影响到中国获取正常的贸易利益。因此，如何缓解这些不利影响，保证中国当前和长远的贸易利益是很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出现与中国当前的贸易模式是密切相关的。在中国发展中大国地位和低劳动力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当前贸易模式的选择对自身获取贸易利益产生了诸多的不利影响。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根据中国的一些特定条件进行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

一、中国贸易模式的特征分析

1　外需依赖性逐渐加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商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且外需相对内需比例提高，逐渐形成了外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近年来，中国的制造业生产越来越依赖于外需拉动，贸易依存度达到60％～70％，2009年中国更跻身全球第一出口大国。图-1显示了2002年以来中国内外需的比例变化，可以看到外需的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内需相对比例的逐渐下降和绝对规模的缓慢增长。从私人消费需求占gdp的比例来看，中国这一比例20世纪80年代约为50％左右，20世纪90年代约为45％左右，近几年降至35％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远低于美国70％的比例。而且图-1数据表明，2002年以来中国国内需求当中消费需求相对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当中居民消费需求相对政府消费需求的比例都呈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居民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吸收的国内生产能力越来越少。从以上几个相对指标值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外需依赖性是逐渐增强的。

2　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比重大。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对外开放，引入外国直接投资和进行对外贸易就成为中国与世界经济融合的主要形式，而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中国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大都投向了加工贸易领域，外资企业利用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对进口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再出口，直接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和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外资主导下加工贸易占重要地位的对外贸易模式，因此，随着中国吸引外资规模的扩大，中国对外贸易当中加工贸易的比重也显著提高。图-2和图-3为根据中国历年统计年鉴数据绘制的趋势图。图-2表明，外资企业在中国货物进出口当中所占比重呈攀升趋势；图-3则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加工贸易方式在总贸易当中一直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笔者对统计数据的分析表明，1980年中国加工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仅为4.4％，而2001-2005年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额与进口额已分别占到总出口额和进口额的55％和40％；2006-2008年间，虽然受世界经济形势影响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49.8％和37.1％的高水平。

3　比较优势升级缓慢。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出口大国，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要素禀赋方面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极为丰裕，劳动力成本低，且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城市的大量失业人口和农村的大量过剩人口的流动抑制着工资成本的提高。这样的要素禀赋条件决定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其他产业的劳动密集环节具有长期、持续的成本优势，但也使得中国的比较优势长期停留在劳动密集领域，升级缓慢。二战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是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起步的，其比较优势大约以10年为周期持续升级，现已进入出口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阶段。而中国近30年来出口商品仍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家电、电脑零部件等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相结合的组装加工业。虽然近年来机电产品已在中国出口商品中占主导地位，但是其中多为金属紧固件、电机、缝纫和纺织机械、变压器和整流器等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产品。

二、中国贸易模式对贸易利益的影响分析

1　中国贸易模式对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的影响。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而大国地位在很多情况下会对贸易利益产生影响，因此，在分析中国的贸易利益时必须考虑到这种大国条件。从对贸易条件的影响角度来看，当大国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商品，或者向国际市场大量出口商品时，都会改变相应商品的世界供求形势，并造成本国贸易条件恶化。此外，在大国发生经济增长时，以不变的贸易条件衡量该国国民收入增加，但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会通过影响生产和消费而影响到该国的贸易量，可能造成超顺贸易、顺贸易、中性、逆贸易和超逆贸易等几种不同的结果。除超逆贸易型增长外，其他类型增长均导致贸易规模的扩大，并造成大国自身贸易条件恶化，且增长后的贸易规模越扩大贸易条件恶化越严重。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国民收入增加带来的福利水平提升，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贫困化增长，即导致该国福利水平较经济增长前绝对下降。

而以上关于中国贸易模式特征的分析表明，中国对外贸易当中加工贸易的比重相当大。加工贸易模式需要大量进口原料和中间投入品，组装后再大量出口，这种“大进大出”的贸易模式正与大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前提条件之一相符，因此造成我国进口物资的世界价格上扬，而出口商品的世界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另一方面，关于中国贸易模式特征的分析还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伴随着外需依赖性的增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规模是持续扩

大的，近年来贸易规模的扩大更为显著，而近20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8％以上的高经济增长率，显然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顺贸易或超顺贸易型的，即经济增长增强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意愿，表现为贸易规模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由前面关于大国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变化关系的分析不难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显然属于会使贸易条件出现较严重恶化的增长类型。

以上两方面的原因相结合，共同造成了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很多学者如赵玉敏(2002)、林丽、张素芳(2005)、崔津渡、李诚邦(2006)等的研究结果均表明，中国贸易条件呈长期恶化趋势。虽然有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说明了在价格贸易条件下降的同时中国的收入贸易条件仍然是上升的，但笔者认为这是在出口商品单位价格降低的情况下以更大的出口数量去抵补，以避免总收入的下降，从长期来看并不可取。贸易条件的恶化意味着中国只能以出口更多的出口商品去换取一单位进口商品，即出口单位商品的贸易利益减少，而相应的进口国贸易条件改善，这种相对价格的改变事实上使得实际收入从中国向进口国转移。对中国出口企业而言，由于核心零部件基本都依赖于进口，中国出口企业以收取劳动加工费作为主要收入，其利润是很微薄的，贸易条件的恶化则进一步压低了利润，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2　中国贸易模式对贸易摩擦与贸易利益的影响。在大国条件下，中国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还带来了另一个对贸易利益的负面影响，即贸易摩擦增多。当某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与他国出现贸易摩擦时，其他国家会采取不同的手段对该出口国进行贸易限制，当限制非常严格时，可能导致出口国的出口数量大幅下降，甚至停止出口，这就使得出口国无法持续获取正常的贸易利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wto等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大力倡导和推行贸易自由化，但是保护贸易政策仍然以各种相对隐蔽的手段活跃在国际经济领域当中，近几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更是暗流涌动，上升趋势日益明显。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大国受到的负面影响比小国更为明显，尤其是一些商品出口大国受到的影响更加突出。一方面，在产业结构互补型的国家之间，可能出现出口大国从进口大国长期获得大量贸易顺差的情况，以及特定商品出口大国的大量出口冲击进口国相应产业的情况，这都容易引起进口国的反对，导致两国间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在产业结构竞争型的国家之间，则可能出现出口大国与众多出口小国争夺有限国际市场的情况，这也容易导致同类产品出口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这种贸易摩擦较为隐蔽，但其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并影响到中国持续获取正常的贸易利益。2000年以来，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中美贸易摩擦案例明显增多；中国与日本、中国与欧盟的贸易摩擦也不在少数；此外，中国与国际市场上进行出口竞争的印度、墨西哥、土耳其、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自1995年以来，中国连续15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根据wto网站提供的数据，截至2008年12月，中国共遭受反倾销立案677起，而位于第二的韩国遭受反倾销立案仅252起。就对华反倾销的国家结构来看，20世纪80年展中国家对中国反倾销的立案比例仅为3％，而1995年1月至2008年12月期间，在中国遭受的677起反倾销立案中，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发起的为222起，约占33％，其余为发展中国家发起，约占67％，这一趋势体现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摩擦的升级。此外，中国还多次被欧美发达国家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或者实施保障措施，而贸易摩擦最为突出的中国和美国还曾就纺织品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举行过数次贸易谈判。为遏制中国的商品出口成本优势，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2009年后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这样的发展形势显然不利于中国持续获取正常的贸易利益。

3　中国贸易模式对比较优势升级与未来贸易利益的影响。贸易利益在不同产品的出口国之间分配是不平衡的，初级产品和低技术产品往往是需求收入弹性小的必需品，又由于进入门槛低成为大部分落后国家选择进入的部门，供给增长持续大于需求增长，因此，贸易条件总体呈恶化趋势，导致相应产品的出口国贸易利益递减。相反，出口高端工业产品的国家则得到较多的贸易利益。因此，比较优势的升级关系到中国在未来能否实现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模式，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在比较优势动态性的问题上，一些学者如krugman(1987)、lucas(1988)、young(1991)和redding(1999)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进入具有“干中学”(1eaming by doing)效应的部门，则该国在这些部门的生产经验或人力资本积累速度较快，相应部门的比较优势加强。因此，对于比较优势原本在低技术部门的落后国家来说，如果通过生产补贴或贸易保护促使本国进入具有干中学效应的高技术部门，则有可能通过干中学在以后实现比较优势的逆转。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规模经济性明显的产业来说，如果一国能够提供足够的国内市场，也可以为这类产业的成长提供空间，使其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成本降低，国际竞争力加强，这些都是促进一国比较优势结构提升的途径。

关于中国贸易模式特征的分析表明，中国当前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比较优势升级缓慢。分析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可以看到，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增长是以外资企业主导下的中间产品进口为支撑的，贸易模式基本上是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大量进口高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经国内组装后再出口欧美的“三角贸易格局”(triangular tradepattem)。这样中国就长期停留在垂直型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低端，并经由干中学效应不断强化产品加工组装的能力，而无法进入高技术含量的关键零部件和终端产业，也就不能通过干中学机制实现高技术产业比较优势的提升。另一方面，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往往具有规模经济性，需要足够的市场容量才能降低成本，实现产业成长，但这类产业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依靠外部市场实现规模经济的可能性很小，国内市场条件就成为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中国贸易模式特征是外需主导性在逐渐加强，居民消费水平偏低且增长缓慢，实际上抑制了国内一些潜在规模经济产业的发展。

三、中国外贸战略调整的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中国贸易模式对贸易利益的影响可以看到，受中国大国地位、国内要素禀赋条件和需求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当前贸易模式当中的外向型特征、加工贸易比重大的特征和比较优势升级缓慢的特征是不利于中国长期获取正常贸易利益的，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外贸战略应当进行适当的调整。

首先，中国当前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应进行调整。在目前比较优势升级缓慢的情况下，中国必然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劳动力成本优势为主导的贸易格局。但以上分析表明，在中国的大国地位条件下，这样的贸易格局如果不断扩大就必然会导致日益明显的贸易条件恶化和贸易摩擦问题。为了避免贸易条件恶化和贸易摩擦加剧对中国贸易利益的不利影响，中国应当适度控制对外贸易规模，调整目前的外向型发展战略。调整方向为逐步将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规模降至一个与中国经济总体规模相适应的水平，与此同时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完善社会保障、抑制商品房价格上升和补贴耐用品消费等政策措施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最终形成主要以国内居民消费需求来拉动国内投资需求和经济增长的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而对外贸易则作为该经济发展模式有益的补充。这样，中国就有可能避免和扭转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趋势，并缓和与他国的贸易摩擦，为自身经济发展营造一个更加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其次，从长远角度看，中国不能一直依赖基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获取贸易利益，必须实现比较优势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升级。为实现比较优势的升级，中国有必要在适度控制对外贸易规模的同时培育和发展本国高端技术产业，一方面，充分利用目标产业存在的“干中学”效应，在初始发展阶段通过一定的政策工具为其提供成长空间。对于中国来说，在当前的国内外经济条件下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已不太现实，但仍可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利用wto所允许的规则和措施对本国未来战略产业给予适度保护，以及通过生产补贴为其创造有利的发展条件，从而在这些产业积累生产经验或人力资本，形成通过干中学机制不断促进产业技术进步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考虑到有关产业的规模经济性，应该通过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为这些规模经济产业的成长创造市场条件，从而使其通过国内市场容量的扩大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性，降低成本和提高国际竞争力。通过以上两个途径，中国可以逐渐改变出口商品长期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的格局，推动比较优势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升级，以在未来的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中取得更有利的地位。

[参考文献]

贸易盈利模式范文第2篇

关键词：跨国公司；利润中心模式；公司内部贸易；转移定价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7-0155-02

一、理论及案例背景

（一）理论背景

1.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MNCs）。跨国公司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它们是在多个国家拥有，控制盒管理生产设施的公司。其年销售额都以百亿美元计，甚至超过了一些国家的国民收入。母公司通常向国外子公司提供管理技能、技术、部件和销售渠道，以获得子公司的部分产品和收益 [1]。

2.公司内部贸易 （TNC internal trade）。内部贸易是指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其海外子公司或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货物和服务的交易，即跨国公司组织内部的产品、原材料与服务的国际间流动。其交易对象一般包括最终产品、技术、设备、原材料、零部件，也包括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会计、律师、营销、管理等服务 [2] 。其主要特征是：（1）母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控股或收购东道国企业的方式，在东道国建立子公司；（2）母公司作为最高的决策中心，通过完整灵活的决策体系对子公司进行管理。并且，各子公司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决策机构，根据所经营领域和本地特点进行决策，但其决策是以服从于母公司最高决策为前提的；（3）从全球战略出发，以全球市场为目标来安排生产和经营；（4）通过雄厚的经济及技术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并带有垄断性，追求最高利润。外部市场不完全及寻求交易成本最小化是内部化形成的主要原因。

3.利润中心（Profit Center）。独立的利润中心促使产生了更加合理灵活的决策流程，更加快速及敏感的反应机制。利润中心是指拥有产品或劳务的生产经营决策权，是既对成本负责又对收入和利润负责的责任中心，它有独立或相对独立的收入和生产经营决策权。其独立性和获利性的特征使其拥有了更加合理灵活的决策流程，更加快速及敏感的反应机制。

4.价格转移（Transfer Pricing）。转移定价一般指集团企业，尤指跨国公司，利用其子公司在不同地区税率以及免税条件的差异，将利润转移到税率低或可以免税的分公司，实现集团整体的税收最小化。具体的说，是通过人为的提高税率国的子公司的部件价格，把运出高税率国的子公司的部件压低的关联交易方式 [1] 。

由于以上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我们得知，规模经济和追求利益最大化产生了跨国公司，进而通过纵向一体化（公司内贸易）避开了国外市场的不完善性，进而出现了公司内贸易，但问题是：作为公司内贸易的基石，利润中心模式的独立性和获利性却导致了跨国公司内部一个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下，ABB公司，作为全球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领域的领导厂商，也不可避免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二）案例背景

近期，ABB投资了线性菲涅尔太阳能发电技术领先供应商Novatec Solar公司，还投资了美国GreenVolts公司。后者主要提供包括专利光学技术和追踪技术在内的交钥匙光伏系统。这两项投资巩固了ABB在太阳能发电领域的实力。凭借强大的业务能力，ABB在2010年12月至2011年8月的短短9个月内，仅在意大利就成功交付了14座交钥匙光伏电站解决方案，其中有12座提前竣工，一座24兆瓦太阳能电站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就建成并投产。然而，ABB在中国的太阳能市场的应用，却因ABB集团位于西班牙的太阳能能力中心和ABB中国子公司在供货部件价格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即采购权、定价权在谈判始终都由占技术优势的西班牙太阳能能力中心掌握，使得本可以低价从公司外采购的部件必须改为公司内部采购，且公司内采购部分也被要求必须以高于成本若干倍的价格直接从西班牙方采购，最终导致ABB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首个发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格尔木10兆瓦太阳能光伏电站失之交臂，影响了世界最先进的太阳能光伏技术在中国这一最有潜力市场上的应用，进而影响了集团的整体利益，最终两败俱伤，使得项目平白落入竞争对手囊中 [3] 。

二、公司内贸易及转移定价的负面效应

通过以上案例，我们清楚看到了独立性和获利性这两个存在于利润中心模式中的固有特性导致了以下几个弊端：

1.转移价格的定价机制是人为机制，其非市场性改变了价格作为市场航标的特有秩序。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市场自由竞争赖以存在的供求调节价格的价格机制，破坏了国际市场价格与供求关系之间的联系。

2.转移价格往往损害了东道国的利益，由于内部贸易采用转移价格手段，达到母公司的特定目标，如规避东道国的税收及关税壁垒等，通过“高进低出”的转移价格侵吞东道国的利益减少了东道国的收入。同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果母公司未能及时发现由于技术能力中心为满足其利润中心利益最大化而不惜以损害其他子公司利益为代价而导致的恶性竞争，则会使得跨国公司集团整体利益受到损害，并将唾手可得的项目拱手相让给竞争对手。

3.转移价格往往是在东道国在技术上不得不持续的依赖跨国公司母国或技术垄断国的局面。而且随着跨国公司规模的扩大，原有的集权体制逐渐发展为分权体制（如独立的利润中心模式），其监督和管理等内部交易费用也在不断上升。更加明细的分工及更加复杂的管理模式，使得各分权部门无法为母公司提供全面信息，或凭借其垄断优势有意阻拦母公司监管甚至消极影响母公司对其政策倾斜，并作出不适当的决策。如上，ABB的例子就是因为其中国公司在太阳能光伏技术上过于依赖西班牙太阳能能力中心，致使其在谈判中始终被动，最终导致标的丢失。

4.内部贸易及转移定价降低了跨国公司东道国引进外资的积极关联效应。东道国为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大力引进外资，然而跨国公司母国或相关技术中心国却本着全球战略及独立利润中心模式，宁可高价进口国外关联公司的原材料、半成品。正如ABB案例，该太阳能光伏项目所需的多种部件及材料，国内许多厂家均有价格优势及技术能力，而且产品质量很好，但具有技术优势的西班牙方却拒绝使用高质价廉的国内产品，而要求必须高价从其下进口，否则，停止下来的所有合作。

然而，这种母国及东道国间的利益冲突总是存在，且在实践中很难达成一个合适各方的国际性协议。东道国在同跨国公司贸易往来时，往往缺乏经验，采用严格管制转移价格的方法将会带来极端的后果，如严重影响未来国外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因此，本文将从另外几个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希望能为我所用，并实现这一矛盾的协调和利益的平衡。

三、完善转移定价策略的几点对策

1.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果建立在利润中心的基础上，很难想象总部的市场应变能力。规模较大的企业，无论是生产型的还是服务型的，都需要就主要核心原料或服务建立总部直接控制的成本中心，而对于非核心的并且在市场上能够自由采购且质量稳定的部分，可以建立利润中心进行经营。

2.我们通过选用合理、恰当转让定价机制，通过制订和执行分部经营报酬契约和补偿计划，来对分部业绩进行有效评估，以促使分部能自主性地作出有利于企业集团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而不是以牺牲其他相关部门利益，甚至影响集团利益为前提的部门效益最大化决策。由于企业集团内部转让定价机制在处理各个分部门与总部潜在利益冲突的过程中能够提供正面激励，引导部门管理者作出最佳生产经营决策，提高企业效率，因而是集团分权经营管理模式中必不可少的一种重要的决策机制 [4]。

3.优化利润流程，引入相应配套的资源配置机制，对各分部门的经营业绩进行评估与监督。除了考虑其盈利能力外，还应该考虑其对其他关联子公司的协助能力。如对于在一个新的地区建立的分公司或一个地区新技术新项目，在初始阶段，不要过多关注盈利，而应该从全局来看，扩大其市场的影响力，树立公司品牌。这时，我们换一个思路，可以将评价业绩的指标改为考核它的市场占有的增长率；由之产生的成本与潜在效益的挂钩，降低成本（Cost Reduction）的程度等。

4.母公司应制定合理利润分配方案。各个利润中心之间的结算价格，应是基于外部市场的价格，并加入企业分部门制定的相关激励因素；加强对存在技术垄断的关联分公司的监管，尽量避免单一的供求关系；可以制定如企业内采购的价格不得高于企业外采购价格10%等具体的量化条款。在提高各利润中心的竞争意识的同时，逐渐提高各利润中心的竞争能力和内部销售比较优势；在没有外界相同产品可以比较的情况下，应该以成本为基准，内部（或由总部）制定合理价格规范。

5.“利润”不能作为单一指标来衡量子公司或分部门各自利润中心的价值。全局利益大于局部利益往往在过分细化和强调分部门利益权责后成为空谈。母公司应该在业务初期同子公司或独立的利润中心分部门确立合理的发展目标及切实可行的市场策略；切忌，不能过分细化利润中心，否则，不可避免内部交易成本（如谈判成本）的上升和内部交易复杂程度的提高。

本文由跨国公司ABB集团案例，揭示了由于局部技术优势带来的内部垄断，进而影响母公司全局利益的典型案例。公司内部的恶性竞争的尴尬浮出水面，再次引发了我们对 “利润中心”制度的积极思考。我们期待能化繁就简，从完善公司制度的角度出发，用流程来规范和优化销售，使公司内贸易能真正的为集团所用。

参考文献：

[1] [美]萨尔瓦多.国际经济学:第9版[M].杨冰，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 毛诗蕴，李敏，袁静.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策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贸易盈利模式范文第3篇

贸易顺差――中国持续数百年的盈利模式

一国经济增长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即贸易顺差)“三驾马车”拉动的。2005年，在国内消费和投资略显颓势的情况下，中国外贸增长迅猛，进出口总额占到GDP的64％，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头号主力。过去10年，外贸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表1)，贸易顺差无疑成了支撑中国经济的重要盈利模式。

其实，早在几百年前，中国就选择了这样一种凭借人力资本优势获取贸易顺差的盈利模式。在前，中国的GDP一直占全球第一(一般估算均占全球的20％以上)。1689年，英国与中国在广州正式通商，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向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出口丝绸、瓷器等，维持了100年以上的贸易顺差地位(表2)，其结果是全球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而欧洲出现了贵金属货币的短缺。

除了欧美贸易外，中国在与东南亚各国，尤其是日本的贸易中也保持顺差地位，并从日本获得了该国出产的大部分白银。据估计，1550―1800年的大约250年间，中国共获得了大约12亿两白银，占了这段时间内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一半左右(Bmen，Ward．1990)，而其他学者较为保守的估计也认为，中国在那段时期至少占有了全球白银产量的1／4―1／3。总之，如此之大的贸易不平衡肯定会导致帝国主义列强为抢夺白银而不择手段，1840年的直接原因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为获取白银而走私鸦片。

靠贸易顺差拉动经济增长之路越走越窄

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达到1142亿美元(按美国的统计口径大约为1700亿美元)，高于中国全球贸易的顺差总额，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1／4来源于中国。而截至2005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8189亿美元，如加上香港的1243亿美元，中国就超过日本成为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中国目前的贸易地位和外汇储备，确实与200年前有某些相似之处。

那么，在二战结束后就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霸主的美国，会不会像当年的英国那样向中国发动一场“战争”呢?我想，人类文明毕竟又推进了百来年，在信息传递速度和对称度都大大提高的今天，避免战争的能力也相应提高了。但问题是，通过人力成本低的优势来持续实现贸易顺差的模式，能否一直持续下去呢?

事实上，随着中国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中国与欧美的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升级。2005年堪称贸易争端年，欧美对华纺织品特保争端是建国以来国际反响最大的贸易争端，其波及中国就业人数之多、涉及出口金额之巨均为此前中国对外贸易争端中所未见。2006新年伊始，欧美再度对中国鞋业提出反倾销。据称我国已经有4000种以上商品受到进口国的调查。除了出口商品受到反倾销、反补贴及特保措施等非贸易壁垒阻碍外，西方各国对中国汇率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指责也越来越频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靠这种模式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路将会走得越来越艰辛。

而且，这种凭借人力资本低廉优势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对中国自身的生存环境也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清朝时，由于丝绸出口的需求量很大，导致东南省份大量砍伐森林来种植桑树，而由于人口膨胀导致的粮食需求增加，同样导致了毁林造田的后果。因此，中国的森林面积减少并不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情，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7世纪。如今，传统的出口品种已经被纺织、服装、鞋帽、玩具等取代，但本质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在延续两三百年前就拥有的比较优势。当然，与过去不同的是，境外企业在中国经营的加工出口贸易和纯出口贸易几乎平分秋色，中国成为了世界加工厂(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其背后原因还是因为有取之不尽的廉价人力资本。由此可见，我国外贸比较优势几百年来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200多年前由于外贸活跃而经济富庶的岭南、江浙等沿海地区，现在同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然而，我们在获得了比较可观的白银或美元的同时，我们在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又失去了什么呢?是生存环境。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后也出现了环境的污染和大量资源的消耗，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最大供给国也必然产生人口密度过高的问题……尽管目前我们是全球第三贸易大国，但与前的中国比，贸易地位恐怕不如那时(当时中国对所有国家的贸易均是顺差)；积累多年的8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只相当于去年美国GDP的6％，这与200年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白银财富是不可比的。而且，这种纸币形式的储备往往受制于人，且使得本国驾驭货币政策的空间减小。以付出巨大代价来获取不大的利益，这就是中国当前的贸易盈利模式。

西方国家几百年来的盈利模式

我们再来看一下西方国家几百年来的盈利模式。欧洲原先要比中国穷，所以一批批冒险家才有了航海到东方寻找黄金的冲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欧洲国家向该地大量移民，并在那里采掘白银，以此和亚洲国家交换商品。欧洲的商人又了解到非洲很多地方的货币是贝壳，于是，他们将马尔代夫购得的贝壳运到非洲换取奴隶，给欧洲带来了廉价劳动力。当然，最终让欧洲致富的还是18世纪的那场工业革命，列强由此在全球取得了技术领先地位，并将这种技术用作对别国资源的掠夺，如英国到了19世纪就成为拥有很多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

如今，虽然游戏规则已经文明了许多，但西方国家无疑仍处于全球贸易中的有利地位，凭借着技术优势和跨国经营策略，总能用最低成本支配各类生产要素，然后在全球销售拥有专利技术或具有知名品牌的所谓高附加值商品(如LV箱包的高昂价格只是体现其品牌而非使用价值)。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现在大家都已经认识到靠外贸来带动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希望通过扩大内需等办法来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但问题是理想和现实之间总存在差距。比如，一个年出口50多亿双鞋的中国制鞋企业，是难以通过扩大内需来消化其产能的。又如，我们早在“八五计划”时就提出“由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变”的目标，至今也未能实现。这说明，人总是倾向于拿最小的成本或唾手可得的东西来换取最大的回报。有人说，中国在18世纪之所以没有像英国那样出现工业革命，是因为当初中国人力资源成本要比英国低；英国纺织业采用氯气漂白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是因为英国缺少阳光(曝晒漂白)，看来也确有其道理。因此，在现有人力资源成本依旧低廉的情况下，要改变中国的贸易盈利模式似乎不可能。要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只停留在规划和口号上，必须提高现有生产要素价格的成本，如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等，并且尤其需要控制人口。笔者认为，中国尽管实施人口控制多年，成就显赫，但正如我们低估了GDP中服务业创造的价值一样，中国的实际人口，尤其是非城市户口的人口数存在被低估的可能，需追加对农业人口及农村向城市移民人口在生育控制上的投入，此外，还可以通过增加教育等投入来提升人力资源成本。

贸易盈利模式范文第4篇

创业的时候，除了产品之外，还要认真考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盈利模式。企业发展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选择了一个好的盈利模式。

企业大家都可以办，都可以注册。但是赚钱的方式不一样。盈利模式、盈利点选的不好，就有可能你费了好大力气，最后就挣了一个辛苦钱，加工贸易总体上属于这个状况，就是挣一个劳动力费用。如果盈利点选的好，就有可能迅速成长，从一无所有到行业排头兵，进入世界前列。我们好多进入国内几百强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他们在盈利点的选择、盈利模式的创新这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典型的盈利模式就是批零差价、进销差价，价格减掉成本就是利润，批发后变成零售价，零售价的差价又是盈利来源，这是一般典型的盈利模式；盈利模式另外一类是市场创新、产业创新，乃至利润创新，有很多企业取得了非常成功之处就在于它获得了原来大家没有想到的一种利润来源渠道。

盈利模式创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商品市场、技术市场之外，在资本市场通过创新来获得自身市场运营方面的收益，比如有很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运作，最后上市，然后获得了成功，取得了可观效益。

对于企业来讲，特别是民营企业，盈利模式创新应当是机会很多的，盈利模式创新是不是高不可攀的，其实不是。在你创企业的时候，除了产品之外，你需要考虑―下采用什么样的盈利模式，这个模式本身是不是带有创新内容。

黄保苗：外移产业宿迁寻出路

经过一年来的调整，浙江中小企业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束手无策，应变能力增强。已经在勤于找出路，找对策。

目前，浙江的中小企业正处在企稳发展阶段。由于浙江的中小企业外向度比较高，在市场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中小企业还是比较困难。

在转型升级、开拓内需市场的压力下，就需要政府在银行贷款、减免税收方面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引导地下金融资本合法化，大力推动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的发展。现在，大家有了更强的抱团意识，比如来了好项目，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完成；品牌意识也在加强。开始重视自创品牌，发展自主知识产权。

过去的一段时间，面临通胀的压力和眼前的困难，有些民营企业家对做企业丧失信心，转向楼市、股市。面对这种现象，更要求政府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舆论、“大气侯”的正确引导。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全社会要多支持、鼓励乃至激励企业家创新、转型升级，避免企业转向虚拟经济。营造一种正确、向上的氛围。

目前，促进会已开办了互助信息中心，通过报纸、网站的互助专栏，短信平台等渠道，让会员企业企业求助、项目转让、引资合作等互助信息。这样，一个企业有困难有需求，大家就能都来帮助解决。

在浙江资源、劳动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为了解决部分企业土地、劳动力成本高的压力，为外移产业寻找出路，在促进会的牵头下，江苏宿迁已经建设了一座占地1500亩的浙商工业园。目前已经进驻了20多家会员企业。

针对融资难问题，促进会今年搞了“金融服务进会员企业”行动。让会员企业形成互助联保体，获得银行的贷款。使比较困难的中小企业获得资金支持。这项举措推行四五个月以来，很受企业欢迎。声势也越做越大了。

陈贵荣：利用OEM带动内销

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也是中国由外向型经济向扩大内需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国的家具行业在经历了过去10年的高速发展后，必然会经历一次市场的洗礼，只是这次借着经济危机而来的市场洗礼比预想的提前，而且来的更加猛烈了一些。经济环境的巨变对于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企业都是一种考验，但我始终相信，在我们面前机会比危险总会更多一点。

荣事集团在家具产业链初步形成后，一直坚持内外贸并举的两条腿走路方式，依托外贸的OEM加工制造提升生产技术水平，提高生产管理品质；从而又带动内销产品的品质和服务能力的提升。

贸易盈利模式范文第5篇

首先，关于企业资源配置。

企业资源配置尤其是财务资源配置，涉及财务资源的获取途径及其使用方向。如果简单从“流动比率等于2”并从财务资源规划分析，这个2倍比率的要求实质就是短期负债融资必须全部投资于流动资产，而且有二分之一的流动资产资金需求应该由长期融资解决—这就是资源配置问题。

其次，关于营运资本对盈利模式的驱动作用。

一般而言，成功的盈利模式就是引导和保障企业能够持续地赚取超额利润并及时更新的机制。无疑盈利模式这个战略问题与营运资本有着复杂的关联性，比如不同行业或者同一行业的不同经营战略（轻资产战略抑或重资产战略）会直接决定着存货投资规模与存货周转效率。众所周知，戴尔、苹果这类“轻资产”公司的存货效率已经成为这些公司核心竞争能力。

再次，从风险管控来说，财务原理清晰表明，营运资本大于零也罢，流动比率等于2倍的数值要求也罢，这是基于企业流动性和偿债能力的安排，其实，这种固化的、高“防火墙”的营运资本及财务结构安排肯定以损失企业盈利能力为代价。不少企业践行的“零营运资本”策略就是对这种财务原则的反叛。企业如何在不断降低营运资本规模、提高经营绩效的同时，又能够控制流动性风险呢？这还是需要精细化营运资本管理中的多管齐下：零营运资本必须大额的现金储备；严控有息负债规模，确保短期财务弹性，或者说保持企业迅速获得有息负债融资的能力储备；应收款、存货规模与速度的异向配置。

战略意识应传递到企业相关单位甚至基层员工，必须在业绩评价方面精心设计：第一，由于营运资本涉及到占用规模、结构比例、周转速度等多方面的问题，但是周转效率肯定是最重要的指标，所以企业在业绩评价指标选择中必须以“周转速度”作为抓手；第二，单纯从财务上看，周转速度指标应该是个正指标，即越快越好，但是从战略上看就不尽然。周转缓慢不行，但很多时候也不是越快越好，必须保持适度的周转速度。这就是说，在业绩评价中周转指标的标准值必须有战略设计、产品周期考量、供应商和客户关系维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