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属污染防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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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污染防治方案范文第1篇

一、指导思想

以十精神为引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突出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企业，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强化环境执法监管，严格环境准入，从源头抓起，推行循环经济、清洁生产，严格落实责任追究，依靠科技进步，扎实做好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工作，确保生态环境安全，切实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2014年度目标任务

1、重点企业污染物排放达标率100%；

2、15个地表水断面监测达标率100%；

3、5个重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监测达标率100%；

4、城镇饮用水源地地表水监测达标率100%；

5、硫铁矿坑涌水治理工程实现镉削减90%；

三、2014年重点治理项目实施计划

（一）计划完成验收的项目4个。

1、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硫酸生产线稀酸洗技改工程。项目类别：污染源综合治理类。目前项目已验收并通过考核，但未认定砷的减排量。

2、铺硫铁矿矿区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一期坑涌水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项目类别：污染源综合治理类。计划验收时间：2014年10月31日。

3、钢铁有限责公司废水深度治理工程循环利用工程。项目类别：污染源综合治理类。计划验收时间：2015年12月31日。

4、金矿有限责任公司矿区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项目类别：污染源综合治理类。计划验收时间：2014年10月31日。

（二）计划启动实施的项目1个。县硫铁矿矿区环境综合治理项目。项目类别：污染源综合治理类。计划验收时间：2015年12月31日。

四、具体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相关单位尤其是涉重金属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企业污染防治工作，切实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政策的学习培训，落实专人制定本企业的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实施计划。并在资金、人力、技术等方面给予充分保障。

（二）严格环境执法。要加强对重金属企业的检查，每月现场检查次数不得低于1次，对存在的环境违法问题务必依法严肃查处，对于存在的环境污染隐患要及时发现、及时责令相关企业采取措施迅速排除。

重金属污染防治方案范文第2篇

    近年来,仅发生的镉污染事件,就有2005年的广东北江韶关段镉严重超标事件,2006年的湘江湖南株洲段镉污染事故,2009年的湖南省浏阳市镉污染事件。至于其它重金属污染事件,仅“血铅超标”事件,就已涉及陕西、安徽、河南、湖南、福建、广东、四川、湖南、江苏、山东等省。

    国家环保部数据显示,2009年重金属污染事件致使4035人血铅超标、182人镉超标,引发32起群体性事件。

    2011年2月,国家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出席有关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会议时也谈到,“从2009年至今,我国已经有30多起重特大重金属污染事件,严重影响群众健康。”

    据了解,重金属污染指由重金属或其化合物造成的环境污染,主要由采矿、废气排放、污水灌溉和使用重金属制品等人为因素所致。既有因人类活动导致环境中的重金属含量增加,超出正常范围,并导致环境质量恶化,也有个别地区如喀斯特地区因石漠化导致重金属释放。

    近10多年来,随着中国工业化的不断加速,涉及重金属排放的行业越来越多,包括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化工、印染、皮革、农药、饲料等,再加上一些污染企业的违法开采、超标排污等问题突出,使重金属污染事件出现高发态势。

    2011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环保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办公室副主任温香彩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国重金属污染中,最严重的是镉污染、汞污染、血铅污染和砷污染。

    一些地区重金属污染比较严重值得注意的是,一向被认为是高科技行业的IT行业也与重金属污染挂钩。因制作中国水污染地图而闻名的民间环保人士马军曾在2011年联合30多家环保组织一起《2010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该调研报告显示,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有大量生产印刷线路板的企业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给当地河流、土壤和近海造成了严重重金属污染。

    中国重金属污染呈现出地域差异。温香彩说,东部比西部严重,南部又比北部严重,珠三角地区尤为显着。另外,像湖南等有色金属大省也是重金属污染的重点地区。湘江是中国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

    一项由原国家环保总局进行的土壤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遭重金属污染,且其中10%属严重超标。2008年,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科研团队分别在广州6个区各选择两个农贸市场采集蔬菜样本,分析样本中镉、铅的含量情况,结果发现,叶菜类蔬菜的污染情况十分严重,除1种为轻度污染外,其余5种均达到重度污染水平。

    在中国东南部一些区域,重金属污染出现了比较严重态势。

    一个需要警惕的趋势是,随着产业转移,原本重金属污染只是零星分布的西北地区也开始面临威胁。近年来,一些东部地区的高能耗、高污染项目开始往中西部省份转移,这其中,尤其是化工企业、光伏企业和制药企业,由于中西部省份经济比较不发达,患有严重的“项目饥渴症”,对环境的监管水平和力度相对不足或主动放松,导致中西部地区的污染事故也频频出现。

    重金属污染对生态影响极大,2009年的浏阳镉污染事件殃及当地的瓜果蔬菜,当地产的水稻和蔬菜都呈黄褐色,茄子辣椒则形态恐怖。

    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教授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全国六个地区(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大米样品91个,结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2011年,《新世纪周刊》据此作出报道,曾引起一些居民恐慌。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玉庆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镉大米污染比例不可能高达10%”。潘根兴通过媒体回应说,“不是市场上所有的大米都是这样的,江苏的样品就没啥问题,只能说我们抽查样品的10%存在镉超标,大家不必恐慌”。

    重金属污染致癌、致疾、致突变温香彩说,重金属污染不像大气污染,既闻不到,也看不到,被重金属污染的水体或土壤,即使含量很低,只要超标了对人体伤害也会很大。而且,不同于其它污染物的可降解特性,重金属污染物不仅不可降解,还能在环境里累积和循环,由此也加重了对人群的危害。

    她说,重金属污染对身体的危害主要是“三致”,致癌、致疾、致突变。

    多种资料均提及,重金属在人体内能和蛋白质及各种酶发生强烈的相互作用,使它们失去活性,也可能在人体的某些器官中富集,如果超过人体所能耐受的限度,会造成人体急性中毒、亚急性中毒、慢性中毒等,对人体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资料显示,血铅污染所导致的毒性效应是贫血症、神经机能失调和肾损伤,易受害的人群有儿童、老人、免疫低下人群。镉的毒性很大,可在人体内积蓄,主要积蓄在肾脏,引起泌尿系统的功能变化。镉也能够取代骨中钙,使骨骼严重软化,并可干扰人体和生物体内锌的酶系统,易受害的人群是矿业工作者、免疫力低下人群。砷通过呼吸道、消化道和皮肤接触进入人体,如摄入量超过排泄量,砷就会在人体的肝、肾、肺、子宫、胎盘、骨骼、肌肉等部位蓄积,与细胞中的酶系统结合,使酶的生物作用受到抑制失去活性,特别是在毛发、指甲中蓄积,从而引起慢性砷中毒。砷还能致癌。

重金属污染防治方案范文第3篇

锡林郭勒盟和鄂尔多斯市作为两大试点盟市已开始初步探索

文/ 陈淑娜

4月14日，记者在和谐矿区建设试点工作暨部署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加快推进和谐矿区试点建设工作，锡林郭勒盟和鄂尔多斯市作为两大试点盟市已启动，此举是根据人民政府下发的《和谐矿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实行的。

据了解，此次和谐矿区试点工作以构建和谐矿区为中心，以建设绿色矿区为重点，切实转变矿业经济发展方式，妥善处理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矿山开采与矿区民生的关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维护矿区社会稳定，促进矿区和谐，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矿地关系和谐型矿区，实现生产发展、人民富裕、生态良好的有机统一，推动全区矿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此次和谐矿区试点工作分步实施，全面推进，预计到2015年全面完成。2012年底前完成和谐矿区建设试点工作，创建一批示范矿区，建立健全和谐矿区建设标准体系，将试点经验提升为政策成果；2013至2015年，运用试点工作形成的制度成果，全面推进和谐矿区建设，拟建、在建矿山必须按照创建和谐矿区的要求进行建设，生产矿山期限达到和谐矿区创建标准。

据悉，此次试点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全面落实矿产资源规划确定的最低开采规模制度和准入条件；实施矿山开发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听证制度；探索提高农牧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建立矿地矛盾协调化解机制；强化矿山企业的社会责任；建立对农牧民环境污染补偿机制；依法保护矿区生态环境；切实维护矿山企业合法权益；强化矿山安全生产管理。

对于此次和谐矿区试点工作，国土资源部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加强保障措施。具体包括：切实加强领导，国土资源部成立和谐矿区建设试点协调小组，组长由分管副部长担任，自治区成立由自治区副主席赵双连为组长的和谐矿区建设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改革煤炭资源配置政策；建立国土、公安联合执法机制；实行临时用地和矿业权限批制度；落实人员和工作经费；做好宣传报道工作。

在此次电视电话会议上，锡林郭勒盟和鄂尔多斯市有关负责人就如何搞好和谐矿区建设试点工作发言，分别就工作方案、宣传方法和实施措施等具体方面作了详细介绍。此外，内蒙古伊泰集团和神华集团也分别介绍了两大集团的和谐矿区建设之路。

内蒙古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考核全国排名第二

记者从自治区环保厅了解到，环境保护部日前就2011年度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考核情况向各省进行通报，内蒙古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考核在全国31个省区排名第二，在14个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省区排名第一。

2011年2月，国务院批复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并将《规划》实施情况与主要污染物减排、流域污染防治一同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考核体系。从2011年开始，每年从排放量、环境质量、重点项目、管理指标、涉重金属事件指标5个方面进行严格考核。按照环保部的安排部署，2011年，内蒙古加大工作力度，认真落实国家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政策和有关规定，从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新建项目环境准入、推进项目实施、强化环境监管等方面推进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但是，由于内蒙古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目前仍存在重金属企业点多面广，企业布局不尽合理，历史遗留问题较为突出，企业治污能力不强，防治重金属污染基础工作薄弱，监管能力不足等问题。为此，内蒙古下一步将通过落实目标责任、强化政策措施、开展涉重行业专项整治、实施在线监控等措施，强力推进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工作。文/丁利冬

国土资源厅执法监察局与执法监察总队合署办公

日前，记者从国土资源厅获悉：自治区国土厅近日决定，厅执法监察局与执法监察总队合署办公，建立统一指挥、协调一致的执法监察工作体制，进一步加大土地、矿产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监管力度，全面履行好国土资源执法监察职能。

据了解，执法监察局与执法监察总队合署办公后，将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管理模式，国土资源厅直接指挥的执法监察工作人员将达到41名，查办案件的力度大大提升，办案质量也将大幅度提高。

重金属污染防治方案范文第4篇

新废品再次利用。

中国银都——湖南永兴县选择发展循环经济，走变废为宝的新路子，但如何把这些“宝”销售出去，成为了他们的新难题。

永兴的宝是一种微晶板材，是由提炼过稀贵金属后的废渣经过高温烧制而成，比花岗岩强度、硬度都高，而且没有天然花岗岩的辐射，当然其价格也更高。

价格导致的销售难是摆在老板王晖面前最大的难题。也是永兴县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作为一个没有银矿的银都，永兴县每年生产2000吨左右的白银以及近百吨的各种稀贵金属，需要从全国各地收集各类有色金属废料80万吨，因此而产生的废渣也有8万吨。

说王晖是个老板，其实他只是个被组织特派到湖南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任总经理的特派员。此前曾是永兴县环保局局长，因为“再熟悉不过这个行业”被特派到这家环保公司，来解决当地因发展循环经济产生的废渣后续处理问题。

永兴县位于湖南省东南，湘江支流之一耒水的上游。耒水发源于汝城，经资兴市后流入永兴县境内，在资兴境内还可直接饮用，但到永兴县出现了重金属超标。

永兴作为冶炼大县有据可查的历史已经有300年。冶炼最兴盛时，永兴是“村村冒烟、户户点火”，正是这个原因让当地水系遭到严重污染。郴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综合科原科长王爱平对《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透露，上世纪80年代末，这个问题一度引起政府相关部门重视，“当时国务院都有批示，要求他们进行改造”。

永兴非个例，治理也非最为迫切。2011年3 月，全国第一个由国务院批复的区域性重金属污染治理试点方案——《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下称《方案》）获批。《方案》指出：在长期的开采和冶炼中累积形成的重金属污染问题非常突出。近年来，由于布局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模式粗放及监督管理不到位等原因，重金属污染仍未有效缓解。

重金属污染治理任务异常艰巨，《方案》指出，2011年～2013 年，涉重金属企业数量要比2008 年减少50%。永兴县的任务是从一两百家企业缩减至50家。但永兴这个任务并没有完成，永兴县环保局党组成员、工会主席刘光健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原定2012年底完成的任务推迟了半年至2013年6月15日才完成。

王晖对于处理永兴的废渣已经有了3套处理方案，一是把废渣废料烧制成微晶板材，二是制成泡沫陶瓷，三是制成卫浴。不过，后两套方案的技术还未成熟。

逼迫的升级

把废渣制成微晶板材对于永兴这个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来说，的确是一条新出路，但离过上好日子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王晖所在的公司还只是在试生产阶段，按照计划也是要等到2014年的6月份才开始正式批量生产微晶板材。

对于当下的永兴而言，由于受到国际期货价格白银持续下跌的影响，很多企业近段时间正处于停产中。王爱平表示，如果白银价格一直下跌，那永兴的问题就将变得更严重。

除了白银价格的影响，导致永兴循环经济类企业停产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转型升级，以至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需要整合一段时间来重新开始生产。

永兴发展循环经济始于明末清初，最早是当地到东南亚国家开金银首饰店的一批人发现，后几经流转回到永兴。在改革开放后，经过粗放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规范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末期）、发展壮大期（2000年～2010年）等三个阶段的发展，目前该产业已迎来第四阶段——整合升级期（2011年至今）。

这个整合将砍掉永兴一半以上的冶炼企业，最后剩下30家主体企业，进入太和和柏林工业园集中发展。按照当地政府官员的解释，就是要把永兴发展了几百年的“夫妻店”式、家族式企业变成现代化企业。

整合来源于环境治理的压力。永兴每年从全国各地收集80万吨各类有色金属冶炼废弃物、城市矿产，在当地用这些废弃物提炼出各类稀贵金属后，每年产生8万吨废渣。永兴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便江（耒水在永兴境内被称为便江）的水已经不能直接饮用了。原永兴县委书记谢春在面对记者采访时亦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原来这条江里的鱼都没有村民去吃，不敢吃，水被重金属污染了。”

重金属污染治理被放到了异常重要的地位。2011年2月18日，我国第一个“十二五”专项规划——《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获国务院正式批复。《规划》要求：到2015年，重点区域铅、汞、铬、镉和类金属砷等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比2007年削减15%；非重点区域的重点重金属污染排放量不超过2007年的水平。

湖南被列为重点治理省，永兴被列为重点县。

实际上，湖南省为了治理本省重金属污染问题，早在2009年7月即启动了《方案》编制工作，并成立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组长单位，环境保护部、湖南省人民政府为副组长单位的编制领导小组，历时一年半，先后多次征求国家18个部委和湘江流域8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意见。

2011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方案》的实施。为治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问题，湖南省政府计划总投资将达到595亿元。刘光健告诉本刊记者，永兴县为了落实《方案》跟湖南省政府签订了重金属污染治理“责任状”。

永兴开始为治理重金属污染出击。2012年1月10日，永兴县环境保护局与湖南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永清环保）控股子公司湖南永清环境修复有限公司（下称“永清修复”）签订《永兴县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修复技术示范项目承包合同》。该项合同投资总计5亿元。

永清修复是一家从事重金属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矿渣、重金属污泥的污染治理，土壤修复，垃圾发电中的重金属污染飞灰治理（水、大气的重金属污染治理除外）的公司。永清环保董秘熊素勤曾在媒体采访时表示，永清环保当初收购永清修复的主要目的就是进入重金属污染治理行业。永清环保先后完成长沙湘和化工厂土壤重金属修复项目，顺利运营了长沙铬渣厂土壤重金属修复项目等。

废中取金

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中国环保经济的“原动力”，从本刊记者在永兴采访的几位政府官员介绍的情况看来，不管是对冶炼企业的整合还是关闭淘汰，更多的动力是来自于上级政府部门的压力。

这对王晖来说却是好事，他正抓紧时间赶工期。2013年7月31日，王晖约好了与中南大学贵金属冶金学院两位教授商讨其工厂的设计和工艺问题。如果商讨没有问题，王晖的工厂将开始建设并在2014年年中投入生产。

王晖的公司成立于2010年，由永兴鑫裕环保镍业有限公司、湖南万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一位自然人联合成立，三方各占股77.5%， 17.5%和5%。鑫裕环保和万容科技均为有色金属与稀贵金属深加工、危废处理专业公司。

虽然成立三四年时间了，但现在还处于试生产阶段。王晖去年2月23日接手公司后，现在让他最头疼的就是资金问题，尽管公司自有资金已经有7600万元，国家补助资金也有4300万元，但对于这个资金密集型企业来说，王晖表示这还远远不够。

摆在王晖眼前的却是巨大的诱惑。现在还不能直接生产微晶复合板的王晖只能把废渣生产的一种逆料卖给与他们公司有合作关系的佛山的陶瓷厂，陶瓷厂经过加工在逆料上添加一层微晶板，做成微晶复合板。“这个价格就大大提升，一般的陶瓷板就是几十元一平方米，做成微晶复合板后是1000多元一平方米。”王晖说。

“明年下半年开始生产就好了，按照计划明年6月份就要全部启动了。”王晖认为只要明年开始生产了，公司就能够开始步入一年营业收入15亿元的轨道。对于为何公司准备这么多年还未运营，王晖解释，有些企业前期准备时间比较长，但发展后劲足；有些企业立竿见影，但发展后劲不足。

王晖认为自己的公司就是后劲足的例子。因为他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技术方面引进了俄罗斯的瓦纽科夫先进的冶炼技术。“人才这块我们从紫金矿业引进了总工程师，从四川宏达集团引进了几位工程师。”

现在他还因为种种原因只能忍受着看得到却不属于自己的财富。不仅如此，他还要为收集来生产成微晶板材的原材料废渣支付一顿50元钱的成本。

相对于50元钱一吨的“原材料”成本，技术和人才投入的成本导致由有色金属冶炼后的废渣生产的微晶板材成本高昂，微晶板材出售的价格也就不能降低，而这让国内消费者难以接受。“微晶石为什么现在没有竞争优势，就是因为价格太高。”现在市场的出路就是把产品销往欧美国家。

重金属污染防治方案范文第5篇

对被贴上了“镉米”标签的湖南大米赶尽杀绝，并未能彻底消除广东人舌尖上的恐慌，因为“镉大米”重重迷雾尚未解开？“镉蔬菜”的传闻又得到了广东省农业厅相关官员的证实。这条消息怎能不令人忧心忡忡？广东历经数十年的工业繁荣过后，砷、镉、铜、汞等制造业用重金属的扩散已经成为了一个地区性的问题，根据近年来对广东省内东莞、从化、番禺等9个蔬菜种植中心区域的大田蔬菜检测结果，蔬菜重金属超标率高达10%-20%，一些蔬菜中还发现了铅、铬、锌、镍等元素残留，这些重金属在人体内日积月累会导致器官及神经损伤，甚至引发癌症。

爆发于今年3月的“镉大米”风波，至5月发酵成一起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但实际上，根据目前的消息，至少10年前，湘粤两地的粮食系统对湖南大米镉超标问题很可能就都已知晓，只不过出于区域政治，尤其是经济利益的考虑，并未通晓公众。直至2009年，深圳粮食集团退回了万吨来自包括中储粮湘潭直属库、常德直属库、长沙直属库在内的多个直属库的镉超标大米，湘粤两地粮食系统围绕“镉大米”的矛盾才开始激化。

耐人寻味的是，此事直至2013年3月因为媒体的曝光才被世人知晓，湘粤两地各执一词，深粮集团的解释是“为人民健康高度负责”，中储粮内部人士却指责深粮集团“捅破天机”的初衷并不如此高尚，而是为追逐利益使用的“手段”。

两地粮食系统之间的这场口水战中，公众最为关心的“湖南镉大米始于何时”、“镉米去向”、“镉污染源”以及“镉米危害”等核心问题至今未能得到明确解答。

值得注意的是？“镉大米”“镉蔬菜”并非湘粤两地的地区性问题，它不过是中国土地重金属污染的一个局部写照。

两省专家口水战镉源成谜

6月中旬，记者走访深圳、广州等地市场时发现，市场恐慌情绪不减，湘米几乎绝迹，人们转为采购东北大米，甚至是来自泰国、日本的进口大米，深圳坊间开玩笑，镉米风波增加了港人在深圳包“二奶”的成本，因为标配中多了一条“香港大米”。而在这场“镉米”风波发生前，广东月均消耗湘米高达3万吨。

弃食湘米直接让这场风暴的另一个中心“湖南”被焦虑笼罩，因为大米滞销，素有湖南米市晴雨表之称的益阳市兰溪米市再不见往日的繁荣，绝大多数米厂停产，企业主损失惨重，守着堆积如山的稻谷以及日益累计的民间借贷利息一筹莫展。

在湖南省四大产粮县之一的株洲市攸县，惨淡大致相同，37家大米加工企业有35家停产，稻谷堆在仓库里任由麻雀叼食。

攸县是这次“镉米”的重灾区，米贱伤农，来自当地农户的反馈是，种粮大户们已经心灰意冷，一些人开始弃种水稻。

湖南省是我国最大的水稻主产区，该省2012年的水稻产量是2631万吨，占我国水稻产量的12.9%。“镉米”危机得不到妥善处置，不仅给当地的农业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也直接冲击中国整体的粮食安全，

关于大米中镉的污染来源，目前湘粤两地的专家基本认为与江河灌溉污染、化肥污染及通过大气沉降导致土壤污染这3种类型有关。但有意思的是两省专家在主因认定上却持有严重分歧。

以童潜明为代表的湖南省的专家多认为耕地重金属污染与农民施肥过度有关，农民大量施用氮肥、磷肥、钾肥，带入重金属镉，并导致土壤酸性飙升。湖南省有专家认为，基于此因，湖南省耕地土壤PH值已由上世纪80年代的6.5下降至6.0，该省30年的土壤酸化程度相当于自然状态下300年的酸化程度。土壤酸化导致的后果是土壤里的重金属活性增强。不过，这一观点受到了广东省内专家的反驳，因为全世界都在使用肥料，并未见到洋米镉超标，

包括攸县等产粮县的官员们也多有将污染原因指向过度施肥，舆论认为这是避重就轻。就连攸县本地的农民在接受采访时也都认为污染源头来自湘江流域的污水灌溉。

湘江已成我国江河重金属污染的典型，聚集了湖南省60%的人口，贡献着70%的GDP，却也承载着60%以上的污染。以攸县为例，尽管当地政府称米厂附近10公里没有污染源，但记者翻阅当地政府的公开资料仍然可以查到，作为中国100个重点产煤大县之一的攸县，重金属生产企业众多，规模普遍偏小，污染相对严重，而其主要水源酒埠江最终汇入湘江，因此被列为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重点地区。

2012年攸县政府提出污染综合治理方案也验证了这一点，该方案明确“到2015年全县重金属排放量在2010年基础上削减20%，投入2000万元资金，关闭24家污染严重的重金属企业”，

用于农田灌溉的江河重金属污染问题其实已是不争的事实。再以攸县所处的株洲为例，该市是我国著名的重工业城市，亚洲最大的有色金属冶炼基地。2013年6月28日，耗资2亿元的株洲市重点项目之一的霞湾港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工程竣工。当地政府通报，该项目清除了霞湾港底泥中“含镉4.564吨、铅114.6吨、汞0.67吨、砷6.141吨”。

霞湾港的重金属污染来源就是株洲市清水塘工业区超标排放的工业三废，而这些有毒有害残留最终都通过霞湾港排入湘江，累积沉积跨度逾60年。

受污染的湘江水系最终又被引入沿线的农田灌溉，其实对此，湖南省的官员、专家们早已心知肚明，童潜明早在2009年，就已经给省委省政府致函呼吁就湘米是否镉超标进行讨论。但令人遗憾的是，领导的批示多是“防止炒作”。

2012年2月，湖南省启动了“稻米镉污染消除及快速检测技术与装备研究”。这项计划为期3年，但未等到结束，镉米危机就爆发了。

在“镉米”风波爆发初期，湖南省的官员们表现还显得闪烁其词，因为他们更为担心的是否影响到该省的粮食销售与生产，

不过，危机最终还是加快了当地对镉污染现状摸家底的步伐，湖南省农业厅已经对全省各地的农村土壤进行了样品采集，其中攸县291个样品。但由于涉及区域过大，检测样品可能多达上万，最终结果仍需漫长的等待。

这让攸县在内的农业主管部门以及农民们很焦虑，因为搞不清楚污染源、污染程度与分布，接下来的工作就不知从何着手，

在这场危机中，湖南依然深陷被动。

中国标准过于严苛导致危害被放大

值得公众注意的一个动向是，尽管目前对镉污染来源持有分歧，但中国学界，包括湘粤两省外的一些专家都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在向中国卫生部对大米中镉含量的标准发起冲击。依据中国卫生部的相关规定，大米中镉含量不能超过0.2毫克/千克，但湘粤两省的专家们都认为这一规定比日美发达国家要定得严格，比如日本大米镉超标标准之前定为1.0毫克/千克，联合国粮品准则委员会的规定是0.4毫克/千克。

在广东省公布的湖南镉超标大米清单中，多数米厂的米镉含量均在0.4毫克/千克以下。如果按照联合国标准，这些大米便是合格。因此专家们认为中国的标准过于严苛、“不合理”，导致“镉大米”的危害被放大，致公众恐慌。

湖南省粮食系统的官员甚至直言不讳，称国家层面可能在今后会考虑提高大米中镉含量的检测标准，与联合国相关标准接轨，不然湖南粮食安全会成为大问题。

必须警惕的是，中国历年来的环保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曾多次出现过受制于地区政治博弈最终妥协低调处置的情况。国际标准凡是对“我”不利的，统统用“中国特殊国情”来规避，国际标准凡是对“我”有利的，统统用“国际惯例”来套用，地方政府联合专家的这种危机公关手段也并不生疏。

大米中镉含量标准不是不可以讨论，甚至不是不可以向“国际惯例”靠拢，但其前提条件必须是基于对科学的充分尊重，基于对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高度负责，而非出于政治需要与经济需求。

米源地早被告知土壤污染不能种水稻

被公众忽略掉的一个重要细节是，南方市场出现的镉米来源还有江西。在江西鹰潭，江铜集团贵溪冶炼厂这个江西省GDP贡献大户的周围，耕地10年前已不能种植水稻。陈家村——贵冶附近一个不足700人的村庄，1985年贵溪冶炼厂设厂后，该村的土质每况愈下，水稻的产量越来越少，直到10年前，颗粒无收，鹰潭市环保部门请来专家调研，确定是土壤重金属污染不能种植水稻。陈家村的村民如今盼望着搬离，因为他们村癌症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村民们怀疑是重金属污染所致，但他们要求做血镉检测却遭到了阻挠。

在粗放式的工业化进程过程中，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由此带来的生态危机绝非湖南、江西、广东特有。

江苏地质调查研究院曾承担《长江三角洲典型地面沉降区水土污染监测与防治技术研发与示范》课题。研究人员介绍，离太湖不远处有一乡镇企业聚集地，多家企业直接将排污口对准附近河道，导致一条河流中河泥的镉含量高达1500毫克/千克，而使用该河水灌溉的稻田中，土壤镉含量一般在2.5毫克/千克左右，是当地正常耕地土壤镉含量的10倍。同时，该地所产稻米也比正常稻米的镉含量至少高出2倍。最终，这条河流附近出现了上百亩的“镉米”产地。

这种不合理的排污行为导致局部土地重金属污染，在苏锡常乃至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都有一定代表性。项目组的检测数据显示，自2004年以来，苏锡常地区局部地区土壤中的镉、汞等重金属污染范围在逐步扩展，有连点成面的趋势。

6月25日是第23个“全国土地日”，环境保护部提供的《中国土壤环境保护政策》显示，中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在重污染企业或工业密集区、工矿开采区及周边地区、城市和城郊地区已经出现了土壤重污染区和高风险区。《土壤报告》显示，在各类环境要素中，土壤是污染物的最终受体，大量水、气污染陆续转化为土壤污染，损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如今，人们对新近宣布的“人类污染图”充满期待——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宣布将联手绘制我国土壤污染图，重点调查土壤重金属元素污染，建立涵盖81个化学指标（含78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基准网。涉及经济、产业结构治污面临较大挑战

2011年，国务院批复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国家确定的第一类重金属防控对象是以铅、汞、镉、铬和类金属砷等污染严重的重金属元素为主；第二类防控对象是铊、锰、铋、镍、锌、锡、铜、钼等。国家还确定了5大重点防控行业，分别为节能有色金属矾（含伴生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业、含铅蓄电池业、皮革及其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同年，国务院批复《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根据最新的数据，湘江流域工矿企业2008年为1600多家，至2012年已经淘汰关闭了675家，5种重金属排放量总和减少30%以上。

但治理工作的进一步推动却面临着不小的挑战，表面上看，剩下来的这些企业都有合法的工商、税务、环保排污登记无可争议，因此硬骨头很难啃，实则这些企业多是当地的财政贡献大户，在招商引资如火如荼的当下，要官员们出于环保的需要，主动抑制住自身的GDP政绩冲动显然有些一厢情愿。对株洲市这样的重工城市、污染大户而言，还存在对辖区内央企力量难以抗衡的局面。

湖南省治理湘江的重金属污染，涉及湖南省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难度可想而知。

根据《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将达300亿元，包括受污染农田、城市“棕色地块”及工矿区污染场地。

包括湖南省、江西省在内，各个地方政府都盯着中央财政的口袋，各省意图不言而喻。问题是，即便按照1.5亿亩这个早几年公布的受污染土地数据测算，中国的重金属污染土地修复计划也将耗资惊人，可能高达上万亿元。300亿元无异于杯水车薪。

污染土壤修复主要包括2大原理——遏制与去除，在广东，该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正在韶关大宝山矿区土壤污染区进行土壤生化修复试验，他首先用一种有高吸镉能力的稻谷种类“长香谷”种植在已被污染的稻田里，逐步吸附走土壤中的镉元素，这个生化修复过程至少要耗费连续4个水稻种植季以上的时间，每季生化修复完成之后，“长香谷”的稻谷和秸秆，还要送到专门的实验室，进行焚化销毁或进行重金属“镉”的提取，避免用于任何食用或饲料用途。

在广西环江，9000多亩因矿企尾矿库溃坝遭受重金属污染的农田，自2011年3月起，通过植物萃取、化学修复等方式修复土壤，种上了蜈蚣草、东南景天，为弥补当地农民损失，甘蔗、桑树和玉米这类重金属低积累植物，被选择种植，

除了采取生物萃取、化学修复，中国一些地区还对重金污染土地采取了其他一些方式，比如株洲市，对污染严重的农业用地，征收转为工业与城市建设用地，对不适宜种植粮食的土地改种苗木等经济作物，

在江西，新余、贵溪等9个市、18个县的41个自然村、约2，2万人因为土地受到重金属污染，沦为生态难民，不得不进行搬迁。

中国受益于现代工矿业发展在前30年中得到快速发展的区域正在为环境欠账埋单，对大自然报复式攫取的代价是昂贵的，一个个传统的鱼米之乡正在版图中消失，一个个癌症村正取而代之。

今年初，记者曾对浙江钱塘江沿线由于工业污染导致癌症村遍布的情况进行调研，在调研中同样发现一些地区耕地重金属污染的情况。农民守着地必须买粮吃，抱着井却必须买商业瓶装水吃，望着空气却不敢大口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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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英国污染场地修复资金实行等级责任制。英国《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土壤污染清理整治费用主要由“适宜人”承担。责任主体分为2个层级，第1层级是向土地排放污染物的个人或公司，或是在知情情况下容许污染行为发生的人：第2层级主要是当前土地所有者或业主。原则上，第1层级承担土壤污染治理责任。通过查访后。无从找出原始污染者的话，由第2层级承担。

荷兰：荷兰是欧盟成员国中最先就土壤保护立法的国家之一。《荷兰土壤质量法令》中设立了土壤修复目标值和干预值。目标值表示低于或处于这个水平的土壤具备人类、植物和动物生命所需的全部功能特征，土壤质量是可持续的。干预值表示超过这个水平的土壤，其具备的人类、植物和动物生命所需的功能特征已经被严重破坏或受到严重威胁，必须接受强制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