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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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电子商务；实体经济；发展策略
一直以来实体经济通过固定的销售场地和销售方案，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日常需求，但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通过互联网络进行消费购物，打破传统实体经济固定的消费模式，也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这样就导致大量实体店铺倒闭，给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为此，需要积极推动实体经济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发展，转变实体经济经营模式，从而满足新时代的发展需求。
一、发展电子商务的意义
（一）充当坚固地基，提品支持
电子商务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经济的局限性，使实体经济拥有了更加广阔的涉及范围与经济流量，进一步降低了实体产业发展成本。为了推动我国经济稳健发展，必须科学认识电子商务的经济价值，以电子商务助力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持续提升国民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实体经济能够生产社会所需的各种重要产品，提供大量的社会就业岗位，所以实体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生产大量的产品，电子商务也就无法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在实体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还能够创造更多生产资料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实现良性循环。
（二）提供售后服务，满足客户需求
电子商务最主要的目的是销售产品，如果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必须通过与商家进行联系与沟通，才能够确保服务完善。如果没有实体经济很容易造成售后服务无法有效落实，进而打消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最终会使得电子商务无法持续运营。
（三）建立品牌效益，提供信誉保障
电子商务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日常需求，同样也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良好的购物体验。但是电子商务平台上琳琅满目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很难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各种参差不齐的产品质量也会出现许多安全隐患，很多消费者对于不同的品牌，缺乏足够的了解与信任，所以依然会选择去实体店进行体验或试用。通过实体经济可以带给用户最真实的感受，提高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
二、电商经济发展带给实体经济的主要冲击
（一）竞争激烈实体经济萎缩
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实体经济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是电子商务不用缴纳各种房租、水电、人工费用，所以能够节约成本，使得电子商务平台的售价显著低于实体经济的售价，这样就使得广大消费者更倾向于在网络上购物。在我国很多电子商务高度发达的区域，通过发达的快递业务支持，能够实现当日送达，这也使得实体商店，随买随走的优势不在，有了电子商务的竞争之后，很多企业为了大力支持电子商务往往会给予电商平台更多的优惠力度，这也使得很多消费者由线下购买转为线上购买，提高了电子商务发展的效果，导致商品总需求量饱和，实体店的经营优势受到影响。
（二）成本上升，经营困难
目前，电子商务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对销售地点没有限制，所以电子商务所面对的用户比实体经济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同时也可以直接从厂家发货，免去了库存压力和其他中间环节，可以有效降低售价。要经营好一家实体店，必须要选择良好的地段，支付许多租金，这样就造成商品的附加成本提高无法与实体店形成竞争优势。这些因素都使得实体经济发展受到巨大影响。
三、促进电子商务，助力实体经济的策略
（一）调整销售渠道，提高服务质量
通常来说很多消费者都不愿意在电子商务平台购买贵重物品，一方面是担心假货，另一方面是担心运输影响产品质量，所以实体店应该积极针对电子商务经营的问题进行分析，采取相应的优化措施推动实体店的销售水平全面提高，在日常销售产品的过程中，需要为消费者提供充足的试用体验，让消费者感到产品的性能从而增强对产品的购买，此外实体店要加强对员工的培训。为每一位顾客带来宾至如归的体验，从而更好激发消费者购买欲望。另外，要给予用户恰当的购买建议，将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确保消费者获得更良好的服务体验。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停车场、部分人性化地区的布局等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非常重要，该投资可以有效促进顾客满意，加强实体经济管理效果。实体经济参与经济活动时，可以进行多种色彩的优惠活动，坚定地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同时，制定长期的开发战略，积极推进忠诚顾客的确保，经常举办忠诚顾客的反馈和优惠活动。实施媒体宣传以提高可见性，实体经济在宣传自己时，可以通过目前流行的微信和其他平台积极宣传和发展，还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宣传。通过这些媒体平台，实际经济可以有效地加强实际卖场的可见性，提高竞争力。目前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也为实体经济的变化和发展提供了很多机会。在电子商务的影响下，实体经济要学会利用互联网等先进技术重新包装自己，提高实体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二）增加社会就业，物流业新发展
电子商务平台，需要大量的人工服务作为支持。包括网页设计师、客服人员、平台运营维护师等。随着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物流行业的需求不断扩大，因此，新时期应高度重视物流系统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全新的物流服务。实体经济需要转型升级，构建完善的物流体系，增强货物运输的整体质量与水平，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电子商务具有明显的开放性，而且不受地域的阻隔可以增加贸易机会，有效打破乡村地区信息闭塞的问题，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可以将农产品卖到城市，为农产品打开销路，增加农民的整体收入。将电商作为新型业态，可以推销农副产品，帮助农民快速脱贫致富，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新时期农村电商会成为市场发展新的增长点，而为了保证农村电商规范化发展，必须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体系，提升农村电商品牌的教育模式，是加强对广大农民电子商务技能培训，真正的搞活农村经济。为了把握数字经济时代带来的更多机会在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要搭建数字化快消平台，通过线下订单转化为精准的数字流控制，由经销商到批发商再到终端销售全过程信息管理，能够实现连锁体系快速升级与发展。同时也要进一步转变数字化的营销模式，为企业了解消费者实际需求提供重要的参考，通过打造个性化品牌与年轻消费者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从而丰富线上线下的品牌活动，周边产品设计，为产品提供更多的流量入口，同时也能够对消费者的需求升级进行全面分析，在品牌推广时还要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活动，充分发挥销售的作用，积极围绕产品特点打造一系列的主题营销活动。
（三）满足顾客需求，适当给予优惠
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充足的配套，基础设施做保障。在实体经济受到电子商务巨大冲击之下，越来越多的电子商务纷纷提出新零售的销售模式，由线上逐渐转变为线下进一步反哺传统的实体零售业，通过使商品数字化对用户数据进行深入发掘，能够进一步了解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所以在未来的实体经济生产中，能够对消费者的消费实力和消费行为进行跟踪报告并制定精准营销策略，满足中高端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此外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以直接实现线下商业选址和运营，为中高端消费者的服务做好准确的用户匹配。同时也能够形成集餐饮、超市、加工、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复合服务，使得新零售业态，增长速度非常明显，在电子商务时代下网络购物的快捷高效能够促进经济的快速生长，同时消费结构升级也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线上购物具有非常多的明显优势，具有便捷低价的优点。在线上购物中却无法实现真实的消费场景，所以线上购物体验与线下门店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异，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商品品质要求不断增加，纯电商模式也必然发生变化，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共振模式可以有效解决网店存在的各种问题，同时也拉动实体经济的快速增长，通过新的零售行业，能够实现融合新零售的发展模式，通过对传统门店进行改造升级，能够全面提高门店的综合效益，这也意味着线上线下营销模式能够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优惠条件。在新零售模式出世之前，线上零售与线下零售的对立关系非常显著，尤其是很多线上购物享受着互联网发展的红利，致使线下零售造成明显冲击，甚至还有部分实体店处于濒临倒闭的状态。
四、结语
随着新零售消费模式的融合，能够进一步推动线上线下一体化进程，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多种手段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有针对性的服务，而且在物流产业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商品供应链也得到有效优化，促使线上线下相结合，在新零售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可以为用户节约更多的时间。要想和电子商务竞争，实体经济还要积极提升自己的服务态度，将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让顾客得多更好的优质服务体验。
参考文献：
[1]郭爽.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研究[J].国际公关,2019(09):294.
[2]关伟哲.电子商务对实体经济的拉动和促进作用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9(21):156-157.
[3]杨傲.电子商务对实体经济的拉动和促进作用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9,40(07):37-38.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范文第2篇
现在，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分别是：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腾讯、Facebook、阿里巴巴，到第八名之后才会出现非科技与互联网类别的公司。同时，按阿里巴巴过去一年市值增长近一倍的趋势，它的排名必将持续向上挺进。
这是在一年左右时间里互联网发展的又一个关键转折点。上一个转折点发生在2016年8月，当时全世界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中，第一次没有了石油公司、金融公司、工业公司、零售公司，全部变成了互联网平台型公司，当时市值最高的苹果公司市值为5820亿美元（现增长到8770亿美元）。
根据我们的统计，当时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市值在2000亿美元，排名分别为全球第十、第十一。
而在一年的时间，这两家中国互联网公司市值翻番，业务高速增长，腾讯继续强化自身社交优势去连接人，而阿里巴巴强推新零售。
如果两家公司当下的发展愿景能落实，估计市值还会继续增长。
这两家公司对宏观经济与人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它们的协助下，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进一步数字化、网络化；从经济全局看，数字经济不再是愿景和期望，而是真切的现实。
进入平台时代
但在我看来，这些排名靠前的公司不只是科技与互联网公司，它们更重要的共同特征是——它们是互联网平台型公司。更准确地说，
这些巨头是平台型公司里的“基础性平台”(foundational platform），
在我们的生活、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中，它们扮演着近乎基础设施的角色，
通常它们的姿态是建立“开放平台”。
从它们往下看整个互联网业和在被互联网改造的领域，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平台在涌现、成长。
总的来说，2016年8月第一次转折点和这一次两家互联网巨型平台的跃升都揭示一大趋势，技术和互联网驱动下的数字经济的关键是“互联网平台”。
从2016到2017年，我们迎来了一个以“互联网平台”为关键词的战略转折点：
第一，平台成长到与市场、企业同等重要的位置；
第二，整个社会中的主导公司形态从产品型公司转向了平台型公司；
第三，技术驱动的互联网平台成为经济、社会与生活中新的资源配置与组织方式。
关键词：互联网平台
互联网平台上所呈现的是数字化信息的快速流动与大规模社会化协作。
互联网平台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强大、同时又最具创新精神的关键部分。
互联网平台连接人的线上线下生活，融合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成为经济与社会的新主角。
以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一次信息革命和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二次信息革命发展至今，在移动互联网将更多人带入网络之后，数字世界和原子世界开始融合。
我们看到，融合互联网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是互联网平台，不管它们是技术公司创建的，还是传统公司转型创建的。
理解平台
在这种情况下，看清、看懂互联网平台，成为我们理解互联网的关键议题。在2017年初与腾讯研究院合作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分析总结出互联网平台的九大特征：
基础特性是连接、数字化和好产品；
技术特性是云计算大数据、移动终端、社交化；
功能特性是匹配、赋能和生态。
今年，MIT两位数字思想家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出版新书《人机平台》(machine， platform， crowd)，他们以机器（machine）所代表的人工智能、平台(platform）所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大众（crowd）所代表的分享众包作为描绘未来路线图的指路明灯。
在我看来，机器是技术变革，平台是市场变革，大众是组织变革。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很关注人工智能和分享经济，现在我们应至少同样重视“互联网平台”。
作为函数的互联网平台
过去几年 ，中国讨论互联网时有一个说法是“互联网+”。从修辞上讲，“互联网+”是一种暗喻，指互联网+产业=新产业。
同样地，我们也可用暗喻的方式看互联网平台：互联网平台可视为一个函数，
Y = f(X)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范文第3篇
据相关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汇率计算，中国到2020年(也有说2030年)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换言之，这几年和今后的十多年，中国将进入一个“大国经济”的轨道，这快速崛起的规模巨大的经济增长，必然带来传播需求的激增，也为网络产业提出了适应大国经济发展的模式需求。与此同时，数字化和三网融合迅猛推进，一方面数字化带来传输资源的极大释放，媒体的内容、传输渠道的稀缺性被打破，生产、传输、需求被无限放大，资源解放要求重构传播和营销模式，另一方面三网融合推动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在不断进退博弈中迅速完成着全产业链布局，向媒体化演进。
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三大景观
快速膨胀的中国经济和数字化变革的环境，会给中国网络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为适应大国经济和数字化带来的市场和需求的“无限”，媒体经营将迅速向规模化方向发展。我们看到，在资本市场的驱动之下，传统报业向跨媒体、跨地域、跨平台、集团化方向发展，出现了广州日报、解放日报、成都日报、浙江日报等几大上市报业集团；广电系统则对知识体系、业务类型、组织架构、营销模式等进行转型和重构，去年出现了央视、上海文广、湖南广电为代表的超百亿传媒航母；而以草根、开放为代表的互联网也进入寡头垄断时代，以腾讯、淘宝等为典型，虚拟经济裹挟着传统实业混血而成巨型网络运营实体，颠覆了以往的互联网文化。
其次，十年来数字技术不断推动网络融合进程，大网呼之欲出。十年间，通信业磨刀霍霍，技术翻新同时规模扩大，数网融合成三网且上下游贯通。眼看就要取得主导之际，无奈形势发生逆转，通信行业假借融合之名行媒介化之实夺得IPTV主导权的企图被否决。一直小心谨慎，为生存而努力，进行技术升级并努力扩张规模的广电后来居上，成为三网融合当中的主导。三网中既不具备渠道优势又不具备内容优势的互联网貌似弱势其实不然，寄生于实体网络之上，以其虚拟平台形成的强大吸附力不断吸纳供需双方，营造巨大的影响力，近年来更是捆绑智能手机等终端应用，从下游倒逼上游，直接染指内容生产，媒体化之心“昭然若揭”。
再次，大国化和数字化带来信息传播模式的变化，营销也随之调整。数字化和互动技术彻底改变了媒体形态和信息传播模式，原本稀缺的媒体资源变得如洪水般泛滥。消费者先是被无限碎片化。随后又在目不暇给的社交媒体上因喜好而重新聚合，主动搜寻、创造和分享，消解和颠覆了以往基于资源稀缺所构筑的信息操控模式，同时又在口碑传播过程当中反被擒获。这对媒体经营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人人活在网上且可寻址，导致市场经营者可轻而易举地准确寻获目标消费者。并在满足消费者对产品和物质需求的同时，可以进入更深入的精神交流。这个体系也叫做“全媒体营销”。以手机为代表的个人信息平台和以电视为代表的家庭信息平台形成了海量消费者数据库，加上互联网的社区媒体所带有的共创分享平台，一起嵌入巨大的物流体系当中，宣布个人的、家庭的、社区的乃至城市的信息平台建构完毕，从而形成史无前例的巨大无比的综合服务体系。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崛起、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浪潮，就是最好的例证。
2012：互联网营销新格局
就营销而言，互联网始终是走在浪潮前端，带动和影响整个传媒业的转型与突破。那么，在即将到来的2012年，直面上述几个宏观大局的变化，互联网的网络营销也将作出如下应对：
应对之一，首先从产业层面来说。互联网发展将更加活跃，平台化架构日趋成熟。适应这个发展趋势，几大互联网巨头纷纷调整战略，借助其庞大的用户基础跑马圈地，通过基础拓展和业务捆绑，努力加快平台建设。腾讯继推出腾讯网+QQ+、腾讯微博+腾讯视频等联合化的全平台精细化营销操作之后。近期在电商领域动作不断，不仅开展一系列投资并购，还推出了包含QQ网购、QQ商城和拍拍网的所谓超级电商平台，甚至意欲涉足物流领域。与微博失之交臂的搜狐，则宣布“门户+”战略升级，将其广告资源划分为“门户、视频、社交网络、搜索、垂直”互联网五大门类。
应对之二，从营销广度上说，互联网在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中大量吸纳其优势资源，这使其既具有本身互动性、精准性、整合性等平台传播优势，又具有传统媒体的一对多传播特质和内容优势。比如微博，既具有传统媒体“广播”的特征，又能通过私信、评论实现互动沟通。再比如限娱令之后。搜狐视频与湖南卫视升级台网联动，推出全新选秀节目，其制作班底、资金投入、主持人、节目创新、规模等方面媲美电视量级，特别在营销上。不仅与湖南卫视王牌节目“天天向上”捆绑宣传，还同时借用搜狐矩阵整合户外媒体、校园媒体、海外媒体等资源。
应对之三，从营销深度上看，互联网营销越来越将传播平台与销售终端无限贴近融合。这个特征在电子商务和移动互联网领域表现的尤为明显。如淘宝的开放平台其实是一个传播――营销――销售的全产业链平台，如Solomon应用，对消费者所处位置和需求的精准定位，提供各信息服务，甚至直接达成销售。这一点对其他具有互动和LBS定位技术的户外媒体同样适用。
然而，光是这几点应对还是不够充分的。必须看到，随着互联网越来越呈现寡头垄断态势，随着互联网越来越平台化甚至是向上游内容生产的扩张，一方面其媒体属性逐渐浮现，即国家安全和社会责任在其媒体化过程中日益凸显，这就意味着国家层面对互联网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和控制：另一方面，随着几大巨头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张，其对社会秩序、经济规律、组织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淘宝涨价引发中小企业反抗以失败告终事件，这都意味着互联网已经跨入一个新的环境，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建构与此相适应的组织架构、商业模式乃至企业文化。
这转型，较之一般意义上的技术选型和营销体系的变革来得更加猛烈更加深刻，犹如一场脱胎换骨，因而也就痛苦不堪。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范文第4篇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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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范文第5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体经济的持续低迷。花旗银行上周公布的报告显示将进一步下调2014年的CPI和GDP数据，GDP数据甚至下调到了7%左右。汇丰银行刚刚公布的10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0%，9月份这一数字为50.3%。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实体经济显然并未从低谷中走出来。海通证券研究人士坦言，自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渐下滑，至今已持续7年，GDP增速从顶峰的14%以上下降一半至7%左右。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何时缓解，仍难预测。
上游煤炭、铁矿石、有色金属、水泥等价格滑落至近年来的低谷，库存高位震荡。电力耗煤量、发电量也连续处于3年来低点。下游地产行业土地成交面积大幅萎缩，乘用车行业销量增速不断回落，需求疲软，库存高企。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企业也面临销量下滑、库存高的尴尬情况。面对一系列悲观数据，一些机构甚至已经开始用“凛冬将至”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国内实体经济的未来。
有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也引经据典，从各国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畅谈金融繁荣与实体经济背离是正常现象，然而，我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实体产业低落，大家都去买房子、炒股票，这个国家的繁华必然难以为继。目前阶段，制造业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中国经济要持续向好，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而且务必成功。
转型升级并不是个新名词，对政府来说，已经谈了很多年了。过去30多年间，依靠我们的成本优势，也就是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环境资源成本，以及政府的各种税务减免优惠政策，创造了一个全球知名的“中国制造”。其间，也完成了三次重大的产业转型。1978年以前，中国是以“军营经济”为主，政府大规模的投资是在军工行业，把很多重大行业放在西部地区，经济是在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开展的。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军营经济开始向产业轻型化转型，服装行业开始崛起，食品行业开始崛起，家电行业也开始崛起。
然后，从1998年到2014年，中国再次完成了一次由轻型化向重型化大规模的转型。因为房地产崛起，城市化建设起来了，房地产和城市化建设要用到钢筋、水泥，带动能源行业的利润大规模增长，产业的轻型化向重型化转型。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转型又将转向何处呢？应该是经济重新回归“轻”，但是这个“轻”不再是16年前以温饱驱动的“轻”，而是中国的创业者会越来越年轻，中国的消费者会越来越年轻，中国的产业将从重型向智能化、服务化转型。
显然，国家对这次转型是重视的。相继出台生物、数字电视、集成电路、软件、平板显示等行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如《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吸引社会和民间资本更多地投向新兴产业；启动实施了“核高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高档数控机床和大型飞机、北斗导航等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建立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和推动新兴产业发展……
转型升级的成效也初见苗头。2014年前三个季度，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12%和10.8%，均快于工业的整体增长速度。然而，由于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化显著、传统产业规模庞大，要在创新驱动战略引领下，以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工业完成工业转型升级，依然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