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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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维度范文第1篇

（一）组织文化

在文化的具体定义上，Wilkins和Ouchi（1983）借助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来定义组织文化，并把组织文化称为“团队型”控制机制，将其视为组织实施控制的三种机制之一（另外两种：市场型和层级型）。Denison（1990）在《企业文化与组织绩效》中这样定义组织文化：“潜在的价值观、信仰和原则，是组织全部管理系统、管理实践和行为的基础，反过来这套管理系统、管理实践和行为又体现并强化了这些潜在的基本原则”。影响更为广泛的是Schein（1992）的侧重描述组织文化的形成过程角度对组织文化的定义：“一个群体在适应外部环境和进行内部整合时，在不断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为所有成员所认同的一套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已经在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而传授给每位新成员。最后这种假设变得根深蒂固，渗入员工的潜意识中，后来每一位新员工经过耳濡目染就会被潜移默化”（彭玉冰，2006)。而从这个定义出发表明，组织文化并不能通过外部因素（如公司采取的价值转移训练），而只能通过文化的内部发展得以实施。

梳理了以上研究者对组织文化的定义，有人会问：组织文化到底能否被影响？笔者认为，组织文化确实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但它不是瞬间产生的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自身发展的。而这种自身发展也不是说由文化本身发展而是组织本身的历史决定的。这个历史既包括组织内部的共识也包括外部因素的影响。最后共享组织历史的员工有着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原则。Hofstede（2011）提到“由于组织文化来源于实践，所以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可以管理的”。所以本文认为组织文化是能被影响的，而且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民族文化对组织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

（二）民族文化及其差异

在对民族文化及其差异的研究中，Hofstede和他IBM研究无疑是最杰出的。全球很多研究已经引用了其研究结果。Hofstede关于文化表现形式归结为四个名词：符号、英雄、仪式和价值观，并且指出符号代表最表层，价值观是最深层的表现，而英雄和仪式则处在中间位置（见图1）。到目前为止，他共提出5个文化差异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除此之外，Hall/Hall（2011）将文化归结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高语境指的是，在传播时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编码清晰的被传递的讯息中。低语境则正好相反；Missana（2011）谈论文化差异时考虑时间和空间，分别将文化分为单一时间模式和多元时间模式、高领土权和低领土权。另外，Houseetal.（2004）和Grove（2005）在领导力和组织行为的有效性研究中定义了9个文化维度：绩效导向、不确定性规避、人本导向、宏观集体主义、微观集体主义、坚定性、性别平等、未来倾向和权力距离。世界上还有很多学者在研究文化维度。不同的学者对于文化的认识有着不同的维度，并且各维度内容也不一致。尽管如此，在这些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存在差异。所以在跨国公司中，如何应对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成为首要的问题。

（三）跨国公司文化冲突的表现形式

正如前面所述，对于跨国公司民族文化与组织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从而很多人可能会从上述两个层次文化的相互影响上去考虑接下来的问题。即不仅考虑民族文化对组织文化的影响，而且也会思考组织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然而笔者认同霍夫斯泰德的观点：国家文化属于心理软件中的一部分内容，其中包含了很多基本的价值观，然而组织文化是当我们长大后进入一个工作组织后获得的，那时我们的价值观已经稳定，组织文化主要包括的是组织的实践活动（表层的内容）。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改变组织文化是很容易的，也不是说组织文化对民族文化没有任何的影响。在此笔者认为相对于组织文化影响民族文化而言，民族文化更能影响组织文化。所以本文主要探讨后一层关系。

1.跨国公司其原籍国民族文化对组织文化的影响

Chung-MingLau和Hang-YueNgo（1996）研究了在中国香港经营的一些跨国公司的组织文化。他们通过竞争性价值框架来比较中国香港与中国大陆、美国、英国公司的文化重点。该研究将在中国香港经营的跨国公司作为目标样本（仅包括原籍国单一的公司），从而提供了一个环境来研究不同背景的组织文化，即对于在同一国家经营的跨国公司其原籍国的民族文化对其组织文化的影响研究。如图2右所示，矩形代表原籍国研究结果是在中国香港经营的美国公司侧重发展文化和理性文化；英国公司侧重层次文化；中国大陆的公司侧重于集体为导向的文化。从而表明一个跨国公司其原籍国的民族文化影响其在另一个国家经营的子公司的组织文化及绩效。

2.东道国的民族文化对跨国公司组织文化的影响

霍夫斯泰德从1974年开始对同一家大型跨国公司（IBM）在50多个国家的分公司进行调查。从样本选择来看：除了东道国国籍，样本中每个单位在其他方面都是相似的（如图2左，椭圆代表东道国），从而不同东道国之间的民族文化差异也就一目了然了。虽然他的研究初衷在于找出衡量文化差异的维度，但笔者认为该研究同样能反应对于同一家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经营时东道国民族文化对其组织文化的影响。比如在IBM数据库74个国家和地区的阳刚气质指数中，我国得分66，排名与德国、英国并列第11名，属较具阳刚气质的国家。而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在我国设立分公司的跨国公司，无论其原籍国是哪国，在中国的分公司的主要领导层都以男性为主。

二、跨国公司跨文化管理启示

比德斯和沃特曼在《追求卓越》中写道：文化的主导性和一致性往往是优秀企业的本质特征。组织文化越强，组织对于政策方针、规章制度的需求越少。本文除了考虑跨国公司首次开展跨国经营时对东道国民族文化的选择外，主要在融合民族文化与组织文化过程中，探讨跨国公司如何打造组织文化，增强组织文化对外部的适应性和内部的一体化，以应对民族文化的挑战。

首先，正确认识民族文化差异的存在及其对组织文化的影响。成功的企业跨文化管理必须建立在民族文化和组织文化的透彻了解之上（Varner，2005）。无论是公司准备拓展市场去其他国家进行跨国经营，还是已经成为跨国公司正为文化冲突而苦恼，公司管理层都应正确认识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及其对组织文化的影响。例如基于IBM数据库，在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一维度上，美国的个体主义指数位居第一，而中国（包括大陆、香港、台湾）都位于50名之后，个体主义比集体主义低得多。因此我国企业涉美经营时，管理层必需认识这一文化差异的存在，在企业中制定与文化相适应的制度，才能更好经营。如果企业管理层以自己的组织文化为中心，因循守旧地沿用原有企业的文化模式，忽视东道国的民族文化，无疑会加剧跨国公司组织文化与所在经营国民族文化的冲突，不利于公司跨国发展甚至导致跨国经营彻底失败。

第二，进行跨文化培训，协调不同国籍员工的文化差异。跨国公司对员工的跨文化训练既包括原籍国员工对东道国民族文化的感性认识和理性分析能力，也包括东道国员工对原籍国民族文化的感性认识和理性分析能力。例如我国公司涉美经营，一方面培训我国本土员工认识美国文化，在美国分公司中有意识地融合民族文化差异，在某些方面按照对方的文化来处理问题。另一方面，也对分公司员工培训，使他们了解中国员工的工作习惯及管理方式。笔者认为很多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以上两方面跨文化培训上的失败。笔者建议两方面应结合一起，总公司与分公司建立良好的沟通与互动机制，更有效的融合民族文化与组织文化间的冲突。比如分公司员工由分公司所在国国民和总部原籍国国民混合组成，或在总部与分公司之间进行部分人员互换。

第三，将组织文化中的隐性文化显性化。笔者在此将霍夫斯泰德所说的符号、英雄、仪式归为显性文化，而将文化的核心层即价值观归为隐性文化。隐性文化无法直观地认识，更不可能在组织实践中有效传递，所以跨国公司要做的是将隐性文化显性化，或者说将隐性文化植入显性文化中，使显性文化在实践中具体化，在组织成员间共享并得以强化，从而更有效地更深入地改造组织文化。比如将跨国公司的价值观寓于组织的商标品牌；再例如引进或培训一些有着与组织文化相适应的价值观的管理人才，形成“英雄”，在组织中起着楷模的作用，将内在的价值观在其实践中以显性的方式传递或影响其他员工，最终内化为稳定的组织文化。

三、结论

民族文化的维度范文第2篇

善于构筑鸿篇巨制的汤松波以“字思维”、“诗歌地理”、“东方性与中国化”等理念架构了《东方星座》这一蕴涵传统文化、历史、地理、思想于一炉的巨大星座,诗意地挖掘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字文化中所潜蕴的民族标识符号中的深义,呈现了东方文明中璀璨的华夏民族之光辉。

在《东方星座》中,“字思维”已成为汤松波构建其诗学体系的基石与路径。“字思维”是指汉字的造字过程及意义发生过程中的思维。汤松波巧妙地把“字思维”作为建构《东方星座》之诗学体系的切入口,自觉把汉字引入诗性思维的追求层面,开掘汉字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唤醒整个民族的感觉、记忆与文化想象模式。如《汉》中对汉族的诗性书写,他从音、形、义三方面着手,前一节中对“汉”字的原始起源(炎黄子孙)、字型(且飞且舞)、文明(四大发明)、思想(孔孟学说)、语言(七大方言)、字形(方块汉字)、民俗(大屋顶、四合院、中山装、旗袍等衣食住行)、文化(生肖、书画、医药、武术、宗教等)各种含义进行多维诠释,使“汉”民族在“字思维”的诠释中逐渐呈现其全貌;在后两节诗中,诗人从声调、谐音两个角度诠释了“汉”。“汉”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都被囊括入“字思维”所编织的网络之中。汉字本身沉积着初民集体无意识的思维习惯、感觉方式和精神内蕴,是音、形、义的聚合体。汤松波从字形、字音、字义三方面着手开掘,着重体现在字象、字义、字音三个维度的构建。在字思维所拓展的想象空间与诗性空间里,汤松波铺展开56个民族的诗意图画,构筑了一个积淀着深厚民族文化的诗歌世界。

近年来,“诗歌地理”成为一个迅速延展的、关注诗歌与诗人的地域性、文化性、审美理性、心理结构等方面关系的诗学命题,虽然“诗歌地理”的概念尚待得到诗歌史叙述的确证,但汤松波的《东方星座》却显然承接起了这一诗学命题的思维视角。56个民族分布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地域必然带来不同的民族特色,形成不同的民族习惯、文化模式、心理结构与情感机制,汤松波在其诗歌中尽情展示了56个民族基于地理维度上不同的民族特色。他从地理、历史、文化、时代、心理等层面剖析了56个民族名称背后所潜藏的丰富风情,各民族由于地域性的差异而在其诗歌中显示出了格外鲜明的民族性。他巧妙地把各民族的地理信息与民族的地域特征、民族独特性糅合起来,描画了各民族的诗意图景。其次是历史记忆的诗意言说。汤松波挖掘了每个民族的成长“故事”和历史记忆,以诗的话语方式言说出来,给每个民族的历史都蒙上了一层诗意色彩。如“流云在高空临摹了多少回/也临摹不出他们三千年的崖画”(《佤》)。在《苗》的开头诗人写道:“历经了几千年的迁徙/这些苗儿/才扎根拔节”,苗族几千年的迁徙变迁归结于“苗”的扎根拔节。《锡伯》中“历史的脚板上/有一层厚厚的硬壳/属于锡伯族/属于锡伯族铸造的荣誉”等诗句都在追寻民族的历史记忆,在历史书写中凸现各民族的形象。再次是对各民族文化的呈现。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历史故事中最具魅力的视点。《东乡》呈现了东乡的三香茶、手抓羊肉等饮食文化;《基诺山》凝塑了基诺山民族的独特文化习惯,《乌孜别克》里描画了乌孜别克族在丝绸古道上“能歌”、“善舞”、“豪饮”、“常乐”等民族文化。汤松波以不同的视角与维度展现了这些大异其趣而精彩纷呈的民族文化,闪耀着文化寻根与破解历史文化基因的理性光晕。此外,汤松波还从时代与心理层面展示了各民族的特色,如诗人在写羌族时把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写进了诗里,显示了相当强烈的时代意识。地理、历史、文化、时代、心理等因素早已糅合于民族形象之一体,汤松波近距离地细察和探究各民族特征,诗意地多视角勾勒了各民族的独特轮廓,描画了一幅卷匠心独具的民族画。

从“东方星座”这一命名便可得知,汤松波的诗歌非常注重“东方”性的构塑。汤松波应和时代语境,以宏大的构架来抒写中国这个东方国家的56个民族,体现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自尊意识。56个民族构成了中国的星座图谱,对56个民族的诗写方式也显示了汤松波对现代汉诗的中国化问题的自觉意识。《东方星座》在对各个民族的诗写中,突出了56个民族各自在文字与文学、科学与技术、神话与宗教、建筑与艺术等方面的个性风格,淋漓尽致、多层面、多方位、多角度地勾画民族谱系图画,如《汉》中展示了方块汉字、龙凤呈祥的书法、四大发明、孔孟学说、大屋顶与四合院的建筑风格、中山装与旗袍的服饰文化、菜系的饮食文化以及书画、中医、武术等;再如《乌孜别克》中乌孜别克族在丝绸古道上扮演的历史角色,《俄罗斯》中的踢踏舞,《纳西》中纳西族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表意文字哥巴文等等,作者以对民族文化深潜的探掘与体悟而加以诗意的蘸染,以诗句来勾勒56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图谱。

置《东方星座》于诗歌发展脉络中不难发现,汤松波诗学体系的架构之勇气可嘉,“字思维”与“诗歌地理”、“东方性与中国化”等策略是一个具有先创性的诗歌实验,对于诗歌创作的探索具有借鉴价值。当然,这部诗集也并非无可挑剔,诗集中许多诗歌的诗性稍嫌不够,过于口语化,过于侧重对民族之名称的字面图解,有的让人难免产生望文生义或牵强附会之疑,“诗”性空间有待拓展和提升。

民族文化的维度范文第3篇

关键词：区域旅游开发；文脉分析；拓跋鲜卑；民族文化

一、文脉及文脉分析

（一）文脉的定义

所谓文脉（context），原意指文学中的“上下文”，是从context译来的，在索绪尔语言学及西方美学中，即指“语境”，实际上有“来龙去脉”的意思，它和“意义”一样，代表着对上下文确切理解的依赖。在旅游学领域，最早提出“文脉”概念的陈传康先生认为“所谓文脉，是指旅游点所在地域的地理背景，包括地质、地貌、气候、土壤、水文等自然环境特征，也包括当地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人文地理特征，因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地域性的自然地理基础、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积淀的四维时空组合”。

笔者赞同陈传康教授对文脉的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文脉是具有层次性。在文脉的四维时空组合中最有特色、最具竞争力、延续性最强、积淀最深厚的因素往往会对区域文化的类型与特征具有决定性影响，具有这样特征的因素则是影响区域文化发展的主文脉，而与此相对应的影响力相对较小的因素则是区域文化发展的辅文脉。

（二）文脉分析的意义

文脉分析即是，通过对区域文化的“阅读”和提炼，精炼地总结该地的基本风格， 寻找由区域的差异性造就的文脉的独特性，这种独特的本土文脉成为当地文化旅游资源最深层的内涵和最本质的特征。文脉分析对区域旅游开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文脉分析能发掘区域旅游的核心产品。旅游学视角下的“文脉”实际上是对地方独特性的一种抽象概括，这种“地方独特性”即是旅游区域的核心产品。核心产品是指产品能够满足顾客的基本效用。作为旅游区核心产品的文脉，所具有的基本效用就是满足游客对区域核心文化的需求。

其次，文脉分析对区域旅游开发的架构有重要影响。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文脉对文化的延续、传承及再现发展等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即一种文化的核心决定一个文化的共同体，一个文化共同体的过去的文化决定了现在的文化，现在的文化又决定了未来的文化，从而使文化生生不息，一脉相承。由于路径依赖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所以文脉的分析定位对区域旅游文化内涵的确定及区域旅游规划的结构有重要影响。

再次，文脉分析是区域旅游规划、开发的基础。文脉与旅游开发主题存在着三种关系：第一种是旅游开发主题准确地反映了当地文脉；第二种是旅游开发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文脉，但偏离核心要素；第三种是旅游开发主题完全脱离了当地的文脉。其中能准确地反映当地文脉的旅游开发当然是最成功的，完全脱离了文脉的则大多难逃失败的厄运。可见文脉是区域旅游开发的基础，直接决定着其成功与否。

综上所述，文脉分析意义重大。在区域旅游的开发中，应进行缜密、系统的文脉分析，慎重选择主题、突破创新。

二、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的文脉分析

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项目区位于鄂伦春自治旗政府所在地阿里河镇西北9公里旗嘎仙林场内。该项目原拟以北方游牧民族根祖地为主要吸引力，辅以神秘的鄂伦春民族狩猎特色，以“最后的兴安猎神”的形象，吸引国际、国内旅游市场。显而易见，拓跋鲜卑文化园区的主文脉即是拓跋鲜卑的民族历史文化。

该项目深度开发方面还有很多空间及思路。笔者基于旅游人类学的PE模式方法（田野工作参与观察―民族志的方法、英文为the practice outdoors ethnography，简称为PE），在呼伦贝尔实地田野调查和参阅大量文献后，运用文脉分析理论从“源”、“构”、“精”、“神”四个层面对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区的文脉进行分析确认。“源”即指文化的核心价值；“构”即指文化框架的界定；“精”即指在文化元素在旅游开发中的具体应用；“神”即指在旅游开发中对文化特色元素的强化。希望能为项目的深入延展提供方法及视角，亦是在区域旅游开发中对区域文化分析的一种新尝试。

（一）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的文脉之源

文脉决定了区域文化的个性与特质。文脉之源则是文脉的根本，是一种区域文化的真正源头和核心特征所在。笔者对鲜卑文化梳理后，认为鲜卑民族开拓、开放、开明的文化特质正是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的文脉之源。

1.开拓的特质

无论从民族进程还是社会进程来回顾，拓跋鲜卑的历史都是在不断开拓中书写的。从民族进程来看，拓跋鲜卑发祥于大兴安岭北部并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六个时期的迁徙（“大鲜卑山”时期、“大泽”时期、阴山时期、盛乐时期、平城时期、洛阳时期）。在迁徙的过程中拓跋鲜卑与其他北方部族接触、碰撞、融合，并不断吸收了许多新的部族成分，最终完成了自身经济形态的转变，形成了新的古代民族共同体。在迁徙的过程中拓跋鲜卑完成了文化类型由森林狩猎文化向草原游牧文化的转化，再渐次的转化为农耕文化，最后高度封建化的文明进程。

从社会进程来看，首先，拓跋鲜卑统一中国北方地区，结束了割据局面，把广大的北方草原游牧区和黄河流域传统的农耕区置于同一政权之下，开创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先河，为经济社会发展、文化进步奠定了政治基础。其次，在统一中国北方之后，开创性地颁布了“均田令”，实行租调制，制定新律，实行三长制，这些开拓性的创举使当时北方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也使北魏时期的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成就斐然。

2.开放的特质

拓跋鲜卑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开放的胸怀和姿态。两汉魏晋时期的拓跋鲜卑生产力水平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经济文化非常落后，但在匈奴游牧文化的影响和没鹿回等部的扶持下，从部落联盟酋长力微到北魏国君拓跋 经历了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过程，与其他北方部族接触、碰撞、融合吸收了新的部族成分，终于造就了新的古代民族共同体，最后封建势力战胜了氏族守旧势力从而建立了北魏国家。

作为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权，拓跋鲜卑贵族积极吸收中原汉文化，兼容并蓄，开创了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新时代。北方社会在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礼仪风俗、学术思想乃至衣着服饰等各方面，形成了以汉族文化为主，对外来文化和国内各族文化兼收并蓄的新时尚。

3.开明的特质

拓跋鲜卑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对待多元异种文化时一直保持开明的态度，始终能够做到、兼容并蓄。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时期。这一时期汉人同化胡人，胡人同化汉人。在语言上“南腔北调”相融合；在服饰上“上衣下裤”胡汉杂用，使秦汉以来汉族服饰主流由“上衣下裳”逐渐向“上衣下裤”转变，并逐步成为汉族百姓的传统服饰；胡汉饮食并重相互交融；汉族跪坐礼俗逐渐发生变化后形成了多彩的居室文化。拓跋鲜卑的开明之度，使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了鲜卑各族的北方文化远远超越了南方的汉族文化。

（二）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的文脉之构

文脉既有来源，源必分流，由文脉之源所延伸出的流脉即是文脉之构。拓跋鲜卑历史文化中的时间、空间、“显型”文化和“隐型”文化四个脉络体系，即为拓跋鲜卑文化园的文脉之构。

时间维度是指文化的时间跨度空间，它是文化存在的“持续”属性。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的时间维度即为鲜卑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六个分期：“大鲜卑山”时期（远古至公元前1世纪）、“大泽”时期（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阴山时期（公元2世纪后半叶）、盛乐时期（公元398年后）、平城时期（公元439年后）、洛阳时期（公元494年后）；空间维度是指文化的丰富程度，它是文化存在的“广延”背景。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的空间维度即为拓跋鲜卑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的地域范围或政治中心。拓跋鲜卑活动范围背景具体为：“大鲜卑山”时期在以嘎仙洞为中心的大兴安岭区域、“大泽”时期在呼伦湖一带、阴山时期在匈奴故地、盛乐时期（公元398年后）迁都至平城、平城时期统一中国北方、洛阳时期迁都洛阳。时间及空间维度，是拓跋鲜卑文化存在的最基本的二维定位脉络。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C・克鲁克・洪（Clyd Kluck Ho）提出了“显型”文化和“隐型”文化的概念，他认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它既包括显型式样，又包含隐型式样。所谓显型式样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诸如绘画、雕塑等艺术品、文学作品、工业产品，建筑物等；隐型式样则指人类的哲学、伦理、宗教、审美、思维方式以及人的观念、情感、心理等。后者是文化内在的主导机制，是人类经验在心灵深处的历史凝聚，前者则是在主导机制控制下产生的形态表象”。“显型”文化和“隐型”文化反映在具体的文脉中表现为显性文脉与隐性文脉。

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的显性文脉主要有：拓跋鲜卑历史文化考古遗存、拓跋鲜卑时期的历史英雄人物、嘎仙洞、拓跋鲜卑居住方式演变、拓跋鲜卑生产生活方式演变、拓跋鲜卑部落的武器、拓跋鲜卑的服饰、拓跋鲜卑的餐饮、拓跋鲜卑的交通工具、云冈石窟造像艺术、虎圈和鹿苑等；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的隐性文脉主要有：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拓跋鲜卑的历史贡献和影响、拓跋鲜卑和北魏的关系、拓跋鲜卑部落的宗教、拓跋鲜卑部落的社会组织制度、拓跋鲜卑的动物崇拜与图腾、拓跋鲜卑的丧葬、拓跋鲜卑的婚俗、拓跋鲜卑的音乐、从土德到水德、避暑习俗“却霜”、拓跋鲜卑的桦树皮文化、嘎仙洞的传说等。这两种文脉分别以各自的方式存在演变，同时又相互制约、相互映照，构成文脉展示自己独特性的主要框架。

（三）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的文脉之精

文脉之精即指在旅游开发中对文化元素的具体应用。拓跋鲜卑文化园开发的最终目的是通过鲜卑文化的再现来实现对游客的旅游吸引，因此如何再现鲜卑文化将成为景区开发的关键。基于对文脉之源和文脉之构的分析，对拓跋鲜卑文化的具体应用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以主题的形式再现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首先明确拓跋鲜卑文化园区的核心主题，在核心主题的指导下在文化园区各个区域塑造各自的小主题，小主题从属于核心主题，小主题以多元外在结构统一于共同的核心主题下。以核心主题确立园区形象，以各自小主题丰富、强化、烘托核心主题。拓跋鲜卑文化园区的核心主题的塑造需建立在文脉之源的基础上，各自小主题可在文脉之构的框架下整合衍生。

第二，旅游景观主题与文脉时间进程相吻合。鲜卑文化园区的旅游景观客观上可以再现历史、展示当前。在规划景区和呈现旅游景观时应当与文化园区的文脉时间进程相吻合，遵循拓跋鲜卑六个历史发展时期的时间脉络来开发，切忌在开发景区和景观时颠倒时间脉络。可以将拓跋鲜卑的文脉时间进程作为文化园区规划的主轴，也可以以文脉时间进程为依据开辟独立景观。在文脉进程的时间轴上选择主题再现旅游景观时，应通过特定的时间隧道缩短旅游者的认知距离，形成旅游者容易辨识的民俗文化特质和旅游主题线索，另外，在遵循文脉时间脉络进行景观开发的同时，还应考虑旅游者对旅游景观文化的主观感知程度，对与文脉时间进程相结合的旅游主题或景观进行差异性开发，旅游者比较关注的和文化感知较强的旅游景观文化在开发时应强化，反之则应弱化。

第三，以显性文脉整合旅游功能景区和文脉历史空间。显性文脉承担了在物质环境方面的文化记忆功能，其保存得越完整，历史的脉络就越清晰，物质环境的传承可能性就越大，旅游景观所呈现的景观文化就越丰富，游客对景观体验的拓展感或异质感就越强烈。以显性文脉整合旅游功能景区和文脉历史空间主要是指重新协调显性文脉要素之间的关系，使原本分散的相对孤立的要素，在新的系统中――旅游功能景区中得以整合，从而强化旅游功能景区文脉特征。如：可在景区规划中重现北魏时期洛阳城市的市集空间，集中反映北魏的建筑、服饰、生活方式、交通工具、风土人情等，同时可以将这市集空间整合为具有商务、休闲功能的旅游街区。

第四，文脉的突破发展。鲜卑文化园区中所有能够重现鲜卑文化旅游景观，包括自然旅游景观和人文旅游景观在内，其核心功能都是满足旅游者的旅游需求。但是，单纯的复古式开发是远远不能够满足现代人的旅游需求的，并且这种复古再现的模式也不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作为鲜卑文化的载体，文化园区在文化外显时必须寻求文化意境、文化气质和时代特征的统一。因此，文脉本身必须不断地发展、突破。努力使文脉核心根源与当下时代文化相契合，力求达到文化与时代吻合，今古相融的境界。将拓跋鲜卑文化园区打造成既能延续历史文化又能反映时代气息，引导未来生活的文化活体，而不是将其建为鲜卑文化的墓地。

（四）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的文脉之神

文脉之神即是在旅游开发中对文化特色元素的强化。在鲜卑文化园区的景区规划及景观设计中凸显文脉之神，如：在园区边界街道、空间节点及公共空间，设计建造能凸显特色的地标建筑物，在其结构形式、营造方式、装饰艺术等方面注重对鲜卑文化进行画龙点睛式的强调、强化。基于对拓跋鲜卑文化的理解，笔者认为可以从“形”“色”“质”“韵”这四个方面的组合来实现对文脉元素特色的强化。

“形”是指对鲜卑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古文物及其图案或者鲜卑图腾崇拜的动物图案进行重构，得到的一些可利用的基本形式。这些形式就可被利用到景观设计中的方方面面。“色”是指鲜卑文化中具有价值取向的颜色。如：北魏以水德为正朔，在五德始终说中黑色属于水，故在景区开发和景观设计当中可考虑以黑色为主色系。再如：提取拓跋鲜卑的物质遗存的原有色，将这些提炼出的颜色应用在景观的各个景点、标识色彩等设计中 。“质”是指通过对鲜卑文化物质遗存如：建筑、瓷器、玉器进行提取所得到的质感。在具体的景观设计中进行再现，在各个景点当中对其质感进行应用。“韵”：营造“开拓、开放、开明”的鲜卑文化意韵空间。

三、结语

本文从“源”、“构”、“精”、“神”四个层面对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区的文脉进行分析，挖掘出了拓跋鲜卑民族文化核心的特质――开拓、开放、开明；梳理出了以时间、空间、显性文化、隐性文化为架构的文化脉络；突出了以旅游景观主题与文脉时间进程相吻合、以主题的形式再现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以显性文脉整合旅游功能景区和文脉历史空间、文脉的突破发展四方面的具体运用；从“形”“色”“质”“韵”四方面实现旅游开发中对拓跋鲜卑民族文化的强化。通过上述的分析，希望能对拓跋鲜卑源根文化的再现、强化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为跋鲜鲜卑文化园区的形象定位、景区开发提供帮助。本文所用的“源”、“构”、“精”、“神”四层次的文脉分析方法，亦是在区域旅游开发视角下对特定文化解构与重塑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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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梁云.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4

民族文化的维度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民族旅游；饮食符号；二元；象征意义

饮食是民族旅游中必不可少的活动，其符号的象征性是通过无数具体形式展现并因其认识的主体和作为旅游消费符号的内外价值而具有二元性。任何符号形式就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约定都是人为所规定的，而不同象征符号的表达与指喻都因为识别主体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符号需要学习且受文化和语境的约束，不同语境下，不同的认识主体对相同的符号具有差异性的象征表达。作为民族旅游语境下的“饮食符号”的象征意义的解读主体——民族旅游地及旅游者社会，因主体的不同而形成了主体的文化二元象征表达。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戴曼齐和山姆德尔认为在旅游消费中其象征性主要体现自我表达和符号价值上。因此民族旅游饮食符号具有自我表达和符号价值的内外化的二元象征性。“饮食符号”的二元象征分别表达了内部交流的符号——民族文化背景下 “饮食符号”的多种形式的象征意义以及对外交流的符号——一种旅游者与其社会的交流媒介的象征表达，这种二元象征意义的探讨对于研究旅游情境中的象征符号具有重要意义。

一．“饮食符号”对民族文化的象征表达

“饮食符号”反映的理想生活境界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往往因其食物的形状、颜色、味道等鲜明特征以及消费食物的行为等因素而与人的某些观念意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经过类比推理的思维方式，将特定食物和饮食行为与内心深处的观念意识相联系。少数民族传统饮食文化所反映的理想生活境界就是这种象征思维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饮食符号”用其推理和类比，形成了丰富的表征系统；用厚重的民族文化从时间与空间维度表达了民族信念与人生理想的追求；用一种文化沟通的方式——媒介，建立了一系列表征内容，并使 “饮食符号”的社会结构功能得以体现。

（一）类比的象征。“饮食符号”形态各异，不同形态的食物以类比的方式进行推理于是形成了众多的象征意义。土家族的孕妇不能吃鱼卵，鱼卵形似葡萄，葡萄被类比为葡萄胎，在土家族的民族文化情景下鱼卵象征着不能正常生育。鸡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享用的美味佳肴，而且还是一种带有浓厚象征意味的动物，如鸡具有报晓的特性，长有似飞的翅膀和伸展的鸡爪，其羽毛还五颜六色，这些自然属性经过人们的想象，往往被用来意指人们内心深处的某些思想观念和心理状态。其中有的民族用鸡的毛色来象征不同的庄稼作物，表达人们期盼作物丰收的心理意愿。

（二）民族生活理想追求的象征。“饮食符号”所反映的理想生活境界就是象征思维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这种理想生活境界包括人们对夫妻恩爱关系的渴望、对生殖繁衍后代的强烈需要以及对财富、平安和长寿的追求。这些对理想生活追求的象征意义往往通过人们在举行婚礼和其他仪式活动中以某些带有浓厚象征意味的饮食行为表现出来。

（三）“饮食符号”媒介的象征。饮食符号充当着沟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媒介，人与文化之间的介质。“饮食符号”反映的人神关系主要体现在传统观念中，食物不仅可以作为美味佳肴享用，而且还可以作为祭品以此来沟通人与超自然之间的联系。祭品这一象征符号作为桥梁是各个民族向神灵传递信息、表达思想感情和心理意愿的载体，是人与神进行交换并相互认同的途径和手段，把世俗与神圣世界有机地连接起来，以此建立一种和睦共处、相互依赖的人神关系。

二．“饮食符号”对民族旅游者的象征表达

（一）旅游者“角色”转变的象征。角色是人对身份的表达，也是社会的符号，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关系。民族旅游者从日常生活进入民族旅游中，就是从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向旅游场景中的新的自我之间的角色转变，日常中的“我”成为旅游者，这个旅游者是旅游地居民对我是“旅游者”的期望，我在体验饮食消费的过程中暂时放弃了常规生活，像一位“当地土著”一样在喝着大理“三道茶”，吃着“破酥粑粑”。旅游者饮食消费的过程是角色转化的过程，是自我角色定位的过程，也是饮食符号化的过程。

（二）自我表达的象征。民族旅游饮食是一种自我的象征符号，饮食具有自我外在化表达的象征意义。在旅游消费中，饮食活动作为旅游者社会身份交流的一部分，当旅游者回到住地在他者面前进行展示时，是对旅游者自我的呈现，以期待他者对我的态度。在此意义上旅游者把自我向他者呈现出来，于是饮食成为旅游者自我外在化的象征，它让旅游者确定并认同了旅游情景中的“客我”的社会身份。

（三）不同文化交流媒介的象征。前文提到饮食符号作为媒介的象征意义，阐述的是在当地民族文化维度内部的符号象征性，其外化的符号价值则是当地民族文化与旅游者社会文化的交流。旅游饮食成了一种“本土”与“非本土”民族、民众与世界之间的纽带。饮食作为外化的符号，它充当了自身内化的象征意义与旅游者回到当地社区文化的交流媒介。饮食作为民族旅游地的文化产物拥有着当地民族文化意义，当旅游者作为旅游经历把它带回当地社区向那里的文化进行展示后，其民族文化开始与旅游者的社会文化产生交流。

（四）旅游者“地位”转变的象征。在民族旅游情景中旅游者是饮食的消费者，饮食置身于旅游活动中是为了获得旅游者“欢心”，所有食物的色、香、味、形等全部聚焦到旅游者身上，“饮食符号”意义在此时已从传统民族文化象征转变为象征旅游者地位攀升的符号，在旅游者体验消费“饮食”符号的过程中，旅游者的地位由饮食符号带给他的而使旅游者感觉自己的声望提高。旅游者在识别“饮食符号”的民族文化意义同时，获得了当地居民的认同与尊重，让旅游者倍感受重视的喜悦，旅游者获得了自我地位。

至此民族旅游的饮食符号在旅游情景中的二元象征表达得以呈现，饮食作为自我表达的符号，向民族地区以外的文化传达民族文化背景下 “饮食符号”的象征意义；同时作为一种旅游者与社会的交流媒介，旨在向外部社会表达旅游者地位的变化、角色变更、文化交流、自我表达与认同等信息。对内的象征表达是以民族文化为基质的表达，丰富而神秘；对外的象征表达是民族地区文化与旅游者社会文化的多维交流，深刻而复杂。

参考文献：

[1] 瞿明安.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饮食文化的象征意义[J]民族艺术,2010（3）:P41-46.

[2] 瞿明安.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饮食文化的象征意义[J]民族艺术,2010（3）:P41-46.

[3] King, J. C. H. Marketing Magic: Proces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and selling of native art. In Mauze, M(ed.). Present is past.[M] Lanh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4] 张晓萍. 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p211.

[5] 戴维波普诺. 社会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p14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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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ang ning. Tourism and Modernity: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M] Pergamon:2000.

[9] 居阅时,瞿明安. 中国象征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9）：p488-516.

[10] 彭兆荣. 旅游人类学[M]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P267-273.

作者介绍：曾艳（1979-），女，汉族，云南永善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旅游人类学研究。

民族文化的维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壮族；大学生；民族认同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的人口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的速率加快，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碰撞也越来越多。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各少数民族和主流民族在交往、融合中的认同问题，在这一领域许多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对于中国而言，这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更是隐含了各种数不胜数的问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民族认同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壮族人民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呈现出怎样的分化状态，他们的民族认同又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但是，系统地运用多种方法对壮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在我国却还非常少见。

一、民族认同的概念研究

国内罗平和张艳军指出到目前为止，心理学家对民族认同的界定未达成共识。“现有的对民族认同的研究路径有两种取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认同指对某一民族国家的认同，也就是国家认同，狭义的民族认同指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民族对各自民族文化的认同，也就是族群认同。①”

佐斌和秦向荣则将民族认同定义为该民族成员对其民族身份知悉和接纳的态度，民族认同就是民族的自识性，是个体对自己民族身份的确认。具体来说，“民族认同是个体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由此，中华民族认同，就是一种具体的民族认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中华民族中的成员对自己中华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归附，换言之，就是个体知道并认可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以及对中华民族人群的心理依恋和情感偏爱。②”所以其民族认同含义属广泛意义上的概念。

本研究采用民族认同广义概念，即民族认同既包括对本民族的认同，也包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二、研究方法

1.研究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为广西民族大学的455名大学生，其中男生196名，女生259名；汉族162名，壮族250名，包括瑶族、侗族、苗族、毛南族、仫佬族等12个少数民族在内的43名。被试籍贯全为广西，家庭所在地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有241名。主要研究对象250名壮族大学生中，有95名男生，155名女生，家庭所在地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有179名。

3.研究工具

《本民族认同问卷》，本研究采用了秦向荣等人编制的、经修订的23个项目的本民族认同问卷，此问卷较好的评估了自身民族认同的四个维度，即认知维度、评价维度、情感维度和行为维度。

《中华民族认同问卷》，中南民族大学的任青等人编制的中华民族认同问卷，共20个项目，考虑到题目数量和地区差异，在相关专家的指导下对问卷进行一定的调整，（如删除其中的第16题“我希望的朋友都是华人”等），最终形成22个项目的中华民族认同问卷。问卷共分为认知维度、情感维度、评价维度、行为维度。

三、研究结果

1.描述性统计

表4.1是样本群体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各维度和单个被试在两个问卷上的均分的平均数（M）和标准差（SD）。

表4.1本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各维度描述统计

认知维度情感维度评价维度行为维度总均分

MSDMSDMSDMSDMSD

本民族认同4.390.794.650.714.960.794.300.784.590.61

中华民族认同3.330.433.500.413.580.413.380.373.460.31

从表4.1可以看出，本民族认同问卷是6点计分，被试的得分均高于4；中华民族认同问卷为4点计分，被试的得分均高于3。在两个问卷及其各维度上，被试的平均分得分均高于3，说明从总体上看，被试对本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有着较高的认同。

2.本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差异分析

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考察被试在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上得分的差异，结果见表4.2。

表4.2本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差异分析

注：***p

个体对本民族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存在非常显著差异（p

四、广西壮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现状总体分析

根据本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描述统计显示，广西壮族大学生对本民族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存在显著差异，且本民族认同的程度显著高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而秦向荣、左斌对湖北武汉市和广西百色市的11～20岁青少年研究，结果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也呈中等程度的正相关，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中华民族认同得分要高于本民族认同得分。笔者认为最可能是被试的学校性质、民族身份等不同所造成的差异。本研究所取被试皆是民族院校大学生，民族文化氛围相对浓厚，且其中含壮族在内的少数民族被试人数偏多，被试长期的居住环境和家庭都较多与本民族相联系，所以反映了广西壮族大学生本民族认同程度会高于中华民族认同。另外，根据表4.1显示，本次研究发现广西大学生在民族认同各维度上皆有高度的认同，且表4.2表明被试在本民族认同的各维度与中华民族认同上的各维度都存在显著正相关，表明对民族地区的爱国主义教育得到良好落实，民族政策得到有效的实施。（作者单位：1.广西民族大学；2.广西师范大学）

注解：

①罗平与张雁军，民族认同的心理学研究述评与展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第108-116页

②秦向荣与佐斌，民族认同的心理学实证研究――11～20岁青少年民族认同的结构和状况，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第155页

参考文献：

[1]张乐，浅探壮族文化传承发展的路径[J].文化艺术，2013，1

[2]栗志刚，民族认同论[D]，华中科技大学，2011，26

[3]王亚鹏，少数民族认同研究的现状[J].心理科学进展，200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