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思想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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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思想的核心范文第1篇

关键词：规模经济；规模效率；非参数法；拟凹DEA；Translog生产函数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6)-0029-08

一、引 言

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对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对银行规模的重视则意味着要相机做出扩大或者缩减银行规模的决策，扩张或者收缩业务发展以及增加或者取消营业网点的决定等等。并且随着商业银行广泛地深入证券和保险的领域，并购战略的实施又为规模经济评价提出新的课题。于是对银行进行的规模经济评价将不得不包括：对银行规模有效性的判断(又包括整体规模有效性和局部规模有效性)、对银行规模收益状态的判断以及各项投入的产出弹性的判断等等。管理决策者往往需要参考这些评价结果做出判断，以确定或调整银行的经营战略。

虽然Berger、Humphrey(1994)和De Young(2001)等人的研究试图证明规模或范围不经济导致的低效率成本不超过总成本的5％，然而正如产业组织理论所揭示的那样，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张，最终将导致协调、监督和管理的更加艰难。也就是科斯所说的交易费用增加了，从而使得经营管理效率降低。

另外，即使Berger、Humphrey和De Young的研究没有低估这种因规模或范围不经济所导致的成本增加，也不能因此证明对规模经济的研究缺乏经济意义。因为，5％的成本节省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无成本获利的机会，没有哪个立足发展的企业会愿意忽视它。

规模经济思想的核心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外围，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四、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总结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专业化经济范畴取代规模经济范畴，以内生交易费用取代外生交易费用，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取代了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以角点均衡基础上的全部均衡取代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将经济研究的核心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重新转回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焦点——经济组织问题上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恢复了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地位，同时，它以“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为其理论内核，形成了一个各学派都可以共享的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复兴。

注释:

① 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

② 内点解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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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思想的核心范文第3篇

按照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在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世界，比较利益决定国际贸易模式，而人口增长等外部因素则决定经济的增长水平。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和长期经济增长的现实表现展示出一个与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相当不同的经济图景。标准国际贸易理论主要以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世界为基础，即标准化的静态均衡模型、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这对以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和历史积累作用为基础的聚集经济没有任何理论上的解释空间。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在解释行业内贸易、专业化和无限增长方面获得长足进展，对传统贸易与增长理论做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补充。新贸易理论所揭示的专业化与贸易机制及新增长理论所阐明的“无限增长”原理与传统经济地理研究中的集聚现象的相似性，一下子拉近了这三方面理论之间的距离。以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理念为基础的新的方法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将张伯伦垄断竞争形式化之后，催生了新贸易理论与厂商的区位选择论。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建立了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Dixit-Stiglitz，简称D-S模型）。在该模型中，运输成本以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52)的“冰山”①形式内生。对于消费者而言，他喜欢多样化的消费，而对于生产者而言，由于产品生产的规模越大成本越低，因此产品的品种越少越好。为了实现足够的规模经济，每个企业都想使自己的产品独占一国的消费市场，为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他便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又取决于所有其他企业的区位选择。由此，该模型的逻辑结论是，一个统一的规模扩大的市场更能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从而使这一两难冲突的解决空间增大。D-S模型的基本思路是消费者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意味着消费品种类越多越好，效用水平越高；由于存在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厂商应该尽可能把一种产品的规模做大，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把一种产品规模做大，意味着消费品种类减少，或者说增加消费品种类，意味着产品生产规模的缩小，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就存在两难冲突；如何解决这种两难冲突，办法是使人口规模和（或）资源增加，而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正具有这种功效。这一模型讲述了一个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冲突的故事，他们发现即使两国的禀赋条件相同，也没有李嘉图的技术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则两国也可以选择生产不同的专业，开展分工和国际贸易。D—S模型为解决复杂的经济地理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分析框架。克鲁格曼曾说“天赐神物或来自真实世界的神物很惊喜地在经济地理和国际贸易理论这个独特的领域中被发现。”

自20世纪 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借助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 (D—S模型)和新贸易、新增长理论研究的三次波涛的强大推动，作为经济学领域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四波迅速成长。如果说，赫尔普曼(Helpman.E.)与克鲁格曼(1985)关于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的著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和格罗斯曼(Grossman)与赫尔普曼(1991)关于内生增长的著作《全球经济中的创新和增长》促成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并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那么，克鲁格曼(1991)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和藤田(Fujita M.1988)在《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上发表的《空间集聚的垄断竞争模型：细分产品方法》，则完成了对D—S模型空间意义的解释，可被视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开山之作。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源于20世纪80年代对新国际贸易理论和竞争优势经济学的研究。这种“新经济地理学”吸收了城市经济学、区域科学和经济区位论等有关空间经济的传统思想，结合产业组织理论有关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模型的最新进展，试图构建“空间经济”的理论体系。它比较注重国际经济学与地理区位及运输费用（贸易壁垒）的关联，强调规范的模型分析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空间经济模型，以模拟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相互作用，寻求产业集聚持续发展和多重均衡实现及被打破的条件，强调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历史和偶然事件、路径依赖等在产业集聚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它与传统（或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相比较，最大的特点是吸收了经济区位论关于空间集聚以及运输费用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它强调由规模经济和运费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内在集聚力，以及由于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等带来的与集聚力相反的作用力（分散力）二者对空间经济活动的影响（见表1）；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报酬递增思想、复杂科学所强调的路径依赖和“锁定”等概念以及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D-S模型）。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题主要有两个，即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和“区域集聚”。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数学定量分析，将现实中的现象高度抽象化、模型化，建立了大量的数学模型，这些模型包括：中心—外围模型、国际专业化模型、全球和产业扩散模型、区域专业化模型及历史和期望对区域发展影响的模型等。

二、克鲁格曼对产业集群的有关论述

规模经济思想的核心范文第4篇

二、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兴古典经济学

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是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需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古典经济学和现代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研究成果及各学派之间的交叉互补深刻地揭示了专业化、分工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和一般机制。在萨克斯和杨小凯(SachsandYang,2〇01)看来，经济发展或者说贸易产生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drivingforce)主要有两种：一是不同经济主体间的外生比较优势，二是内生绝对优势。2这正是古典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斯密认为，天生相同的人可以通过后天选择不同的专业而产生不同产品生产率的差异，贸易产生的根源即在于这种不同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绝对优势。李嘉图则认为这种“绝对优势”并不是产生贸易好处所必要的，他强调了外生比较优势与分工的关系。在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兴起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绝对优势是比较优势的一个特例，因此更关注李嘉图的贸易理论。随着经济理论和贸易实践的发展，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开始引起人们的重新思考。一是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之间以及相同或相近工业部门之间的贸易量要远大于发达国与不发达国之间的贸易量，即“林达尔”(Linda)贸易模式，这一现象对李嘉图理论提出了挑战;二是在李嘉图贸易理论中，人们只能利用外生给定的比较优势，这一优势本身不能被内生地决定和发展演进，而且李嘉图模型中只有一种投入要素，其边际的和平均的生产率都是不变常数，不存在报酬递增，这使其难以解释一些新的发展现象;三是李嘉图理论虽然被当作贸易理论的基石，但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关注，突出表现在比较优势理论很少被纳入到正式的数学模型中去，因为李嘉图理论在模型化中会涉及角点解，3而传统的边际分析不能用于这类模型。

针对李嘉图模型上述缺陷的理论思考推动了现代经济学在不同层面和方向上的发展。在强调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古典经济学之后，马歇尔将“规模经济”概念引入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当一个企业的生产力随着企业规模的提高而提高时，就称存在着内部规模经济，而外部规模经济则是指一个企业的生产力随着整体经济或一个部门规模的提高而提高，而不是由单个企业或部门的规模扩大而产生的。作为无法对古典经济学中分工思想进行形式化处理的一个替代物，4马歇尔建议使用外部规模经济这一新的概念.事实上，这一概念所包含的经济现象很接近于当代在专业化和分工基础上所产生的网络效应。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规模经济被当作经济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力量，经济学家利用规模经济尤其是内部规模经济来解释经济增长与发展。在迪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模型中，有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一方面规模经济要求生产产品的种类越少，每种产品的产量越大越好，另一方面消费的多样化偏好又要求较多的产品种类数。市场会折衷这一两难冲突形成一种垄断竞争的均衡，内生地决定市场上的产品种类数。容易看到，经济规模、市场容量以及人口规模的扩大都会有利于折衷上述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前提是要求统一大市场的形成.D-S模型的独特方法和有趣结果推动了当代贸易和增长理论的发展.例如在D-S模型中，交易双方并没有先天的比较优势，但却产生了后天的绝对优势.而克鲁格曼(Knigman，1979)正是利用这一方法，用规模经济解释了国际贸易为何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而不是比较优势较多的发达国与欠发达国之间的所谓“林达尔”贸易模式。人们发现，利用规模经济概念可以将规模报酬递增引入模型，改变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单一要素边际收益递减、总体规模报酬不变的基本假定，从而能够解释一些新的发展现象并将某些重要的经济增长变量内生化。埃蒂尔(Ethier,l979)就利用规模经济与机器种类多样化的两难冲突将机器种类数、贸易依存度等变量内生。机器种类的增加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受到这一点的启发，卢卡斯(Lucas)和罗默(Romer)将外生规模经济引入模型而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没有外生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以及人力资本、知识等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与运用规模经济概念的方法不同，以杨格、I克尔(Becker)、杨小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从专业化的角度来研究报酬递增和内生经济增长，因为按斯密的理论，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率是基于专业化能提高生产率这一原理的。可见，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讲，一个十分基本和必须回答的问题是：递增报酬实现的源泉是什么?是规模经济还是专业化与分工?把生产函数从新古典的不变规模报酬假定修改为报酬递增时有两种途径：一是从规模经济角度;二是从专业化和分工角度。到底哪一种更为科学和根本，两者的关系如何?

杨格(1928)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即“分工和专业化是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不仅市场大小决定分工，而且分工也决定市场的大小”，“供给和需求是一个铜板的两个反面”。杨格定理的突出特点是注重从经济网络和一般均衡的角度看待问题。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应当从累进的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来观察，将产业的运作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递增报酬来源于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分工链条不断加长，不同专业化分工之间相互协调所带来的最终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递增报酬是专业化分工的经济网络的基本特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规模经济只有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才能出现，不进行专业分工，而只有生产要素投入的扩大并不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规模经济可能伴随在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之中，却不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根源。进一步地看，专业化生产意味着生产者对供给其生产的产品而对其他产品的产生需求，从而产生交易，需求和供给都源于专业化分工。分工的发展会带来市场交易的增加进而促进市场范围的扩大，而市场范围的扩大又会推进专业化分工的发展。经济中的递增报酬正是源于分工水平提高与市场范围扩大之间的正反馈效应，或者说分工的网络效应。专业化分工才是递增报酬与经济增长的根源。

与分工和专业化紧密相连的是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交易起着不同专业化分工之间联系纽带的作用，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形成一个庞大的经济网络.但是交易行为本身是需要费用的，是有成本的。这样，一方面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会带来经济主体之间更多的交易行为，进一步拓展经济网络;另一方面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会受到交易费用的制约，过高的交易费用会阻碍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减少人们之间的交易行为。而交易费用的降低会促进人们之间通过交易获得来自专业化和分工的好处，加速市场化进程，加快社会经济发展。专业化分工与交易行为构成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基本概貌，而专业化分工与交易费用之间此消彼长的两难冲突(tradeoff)及其有效折衷则成为贯穿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一条主线。将专业化分工与交易费用相结合的新兴古典框架正体现了古典经济发展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融合，可能更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同时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地方贸易保护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更有解释力。

当我们审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时，应当从上述发展的一般机制出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现象，而是由其所处的经济网络的分工水平所决定的，一个地区分工的形成及其演进就是其融入一个更大的经济网络的过程，而网络的规模是同市场规模同步发展的，在现实经济中表现为市场容量的扩大和统一大市场的逐步形成。

三、地区分工与经济发展：一个分析框架

上文已经谈到，现代经济学对专业化和分工问题的模型化研究涉及到角点解，而这是以边际分析为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学所难以解决的。幸运的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超边际分析成功地解决了对角点解的处理问题，使我们能够抛开新古典经济学中消费者与生产者相分离的分析框架，而将经济主体看作一个生产与消费的统一体，来研究其可能做出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显然，这样的假设更符合现实，从而大大增强了超边际分析对地区间贸易行为的解释能力程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ChenS，SachsandYanS，200°)、萨克斯和杨小凯(2001)以及张定胜(1999)对引入交易费用的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为研究我国的地方贸易保护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分析工具。本文中我们就利用一个简单的引入交易费用的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研究地区分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和地方贸易保护问题。

规模经济思想的核心范文第5篇

比较优势理论近年来的发展主要是基于对外生比较优势这一主流理论的完善和挑战。在近年来关于比较优势的诸多研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为代表，在引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体系批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新主流(Helpman and Krugman，1985；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而其他学者们又在批评这一新主流的基础上，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的角度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拓展。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引入规模经济来分析比较优势(Helpman and Krugman，1985)。他们发展了一个垄断竞争模型，该模型基于自由进入和平均成本定价，将产品多样性的数目视为由规模报酬和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内生决定。在自给自足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产品多样性数目很小，而贸易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如果贸易增加了消费者的需求弹性，那么单个厂商的规模效率也能改进。这样，单个厂商通过规模经济作用确立了在国际市场中的优势。实际上，克鲁格曼更早时候(Krugman，1980)就提出国内市场规模会影响一国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他论述了在几种背景下具有大的本国市场的厂商更能有效利用规模经济从而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许多实证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内销的厂商规模更大，厂商和产业的规模与出口量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沿着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思路，梯伯特(James R.Tybout，1993)进一步总结并集中论述了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increasing internal returns to scale)作为比较优势的源泉。他认为具有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的模型在三方面优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学说：一是该模型建立了一个从专业化中获取收益的新基础，即使贸易伙伴们具有相同的技术和要素比例这种专业化也存在。第二，该模型认为具有大的国内市场的厂商在世界市场中有竞争优势。第三，该模型有助于理解贸易、生产率和增长之间可能的联系。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规模经济并不是对比较优势的充分解释。多勒尔(Dollar and Wolff，1993)等提醒我们，用规模经济来解释比较优势主要是针对近年来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之间日益增加的产业内贸易。这些国家的贸易模式体现了很高的专业化程度。但是，他们认为，生产过程中的规模经济可以部分解释这种专业化，但不是全部。在大多数产业中，一些不同的公司共同贡献了一个国家的出口成绩，并且每个公司又有很多工厂，因此公司或工厂的规模经济不能解释全部的国家专业化。他认为技术差异是对发达国家专业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释(Dollar，1993)。日本、德国和美国的许多出口品之所以被看做是高技术产品，是因为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中研发所占的比例很高，以及员工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很大比例。但是，多勒尔也认为，尽管技术差异能很好地解释比较优势，但这种解释只是针对短期有效，对长期比较优势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

因为任何一门专有技术最终会变成国际性的公共产品。那么，什么才能成为高技术产业长期比较优势的源泉呢?多勒尔认为是在现有基础上产生新技术和训练补充性技术劳动力的制度。

对于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研究思路，有的学者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质疑(Hummels and Levinsohn，1993)。质疑从赫尔普曼(Helpman，1987)的论文《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入手。赫尔普曼在该文中发展了一个简单的产业内贸易模型，用以说明国家规模与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该文最重要的理论洞见是指出了，当每一种产品仅仅在一国内生产时，国家的规模是世界GDP构成的惟一决定因素。并且赫尔普曼在OECD的资料基础上分析并得出，当国家的规模越来越相似时，贸易群体之间的贸易量也不断增加。该文中模型的假设是：每一种产品只在一国生产；所有的贸易是产业内贸易；所有国家的偏好一致。对此，哈迈斯和莱文森认为这一假设过于苛刻，该模型不适用于每年的每对贸易国。他们认为，距离会增加差别化产品贸易的摩擦成本。距离相近的国家从事产业内贸易是因为喜好多样化。远距离国家中的消费者愿意消费国外的多样化产品，但高运输成本将限制这种贸易。此外像边界贸易、季节性贸易、贸易限制以及语言文化因素都会影响产业内贸易。而且他们还进一步用OECD和非 OECD(14个国家)的资料作对比，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产业内贸易占总贸易量的比例在OECD国家为25.3%，而在非OECD国家仅为0.5%。他们认为这一实证结果也说明产品差别、规模经济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进而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并不充分，可能有别的更重要的因素。

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从研究与开发(R&D)的角度推进了比较优势理论(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他们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将原来盛行的对比较优势的静态分析扩展到动态分析。他们发展了一个产品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多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通过R&D产生的比较优势和世界贸易的跨期演进。在他们的模型中，公司引进新产品会发生资源成本。前瞻性的生产者引导R&D进入具有获利机会的市场。新产品不完全代替老产品，并且当更多的商品可买到时，价格、利率和贸易模式会跨期演进。贸易有产业内的和产业之间的，前者受制于R&D支出，后者受制于资源禀赋。国际资本流动用来为R&D融资，在一些情况下跨国公司会出现。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的动态分析尽管是建立在许多原有的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如克鲁格曼(Kmgman，1979a)与狄克西特和诺曼(DixitandNorman，1980)，但同先前的文献相比较又有很大不同。他们不仅推进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分析，而且就动态分析而言，他们的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早些时候对具有产品创新的贸易的动态研究。这些研究(Kru~nan，1979b；Dollar，1986等)对贸易均衡(当产品由北方最初开发后来被南方模仿)的稳态性质提供了有用的洞见，但由于没有考虑到所有一般均衡的相互影响和驱动产品创新率的经济因素，从而使分析不够完全。而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确地处理了对私人投资R&D的激励和R&D活动的资源要求。资源通过分配到R&D部门，会导致差异化产品和同质产品的生产，然后就会形成沿着贸易均衡动态路径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式。这种贸易模式，会导致比较优势的发展。

杨小凯和博兰(Yangand Borland，1991)在批评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他们认为，内生比较优势会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分工提高了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加速了个人

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对于一个即使没有先天的或者说外生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他们关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被置于一个将交易成本和分工演进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之中。按照这一框架，经济增长并不单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而是经济组织演进的问题，市场发育、技术进步只是组织演进的后果。该框架分析了经济由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进的动态均衡过程，并阐释了斯密和扬格(Anyn Young)的思想：经济增长源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专业化带来的收益流的贴现值低于由专业化引起交易成本增加所导致的现期效用的损失，因此专业化水平将很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的熟能生巧效应将使专业化带来的收益逐渐增加，因此将会出现一个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内生比较优势随之不断增强。应当强调的是，他们的框架不同于标准的新古典框架，后者对比较优势的分析主要基于规模经济，而他们的框架将专业化和分工置于分析的核心，并且严格区分了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从而发扬了斯密关于分工和内生比较优势的核心思想。

此外，格罗斯曼和麦吉，(Grossman and Maggi，2000)还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国际间的比较优势。他们发展了一个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贸易竞争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分配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影响。他们发现，具有相对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当所有的任务被相当好地完成时，要比一部分任务被极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务完成得很差时的有效产出更大。高效率的生产组织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资本匹配，这在有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更容易实现。另一方面，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替代性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相对杰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务，而另一些任务由才能相对较低的人组成的公司来完成。那么，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特征的国家，如果杰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将会在对杰出人物敏感的产业中占有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