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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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走向范文第1篇

    关于进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人们首先是研究出口贸易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其次是研究进口贸易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鲜有研究本国进口贸易对他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的文献。但是在从2007年以来的这场经济危机当中,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出口和进口贸易对他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一些国家,不断有人把这场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中国出口。

    首先,在探讨中国出口与他国经济发展的关系时,我们还更应当关注中国进口对他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我们不应当只谈出口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问题,而有意无意忽视中国进口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问题。其次,在谈到中国当前对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时,国内外几乎是异口同声的指出:中国较高的GDP增长率提高了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2007年9月,世界银行了《中国经济季报》就指出,以市场汇率计算,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度可能会达到16%,并超过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2009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国在过去几年都是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25%[1]。按照世贸组织的数据,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是8.5%,世界GDP增长率是-2.3%。按照世界银行官方汇率计算的结果,2008年,中国GDP总额(实际是GNI,generalnationalincome,与GDP十分接近,下同)是38998亿美元,世界GDP总额是576375亿美元[2]378-379。由此推算,2009年,中国GDP是42313亿美元,世界GDP是563118亿美元。如果中国2009年GDP增长率也是世界平均水平,即-2.3%,那么,中国GDP将下降到38101亿美元,与42313亿美元相比,减少了4212亿美元,这将导致世界GDP下降为558906亿美元,世界GDP增长率将不是-2.3%,而是-3.03%。即中国GDP高速增长,使得世界GDP增长率提高了0.73个百分点。关于这方面的文献,就不一一列出了。严格的讲,中国GDP增长率高、增长额大,并不会直接带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或者说,这不等于中国经济增长直接刺激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假如中国是在一个基本封闭的状态下实现经济增长的,那就不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中国对他国的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还是要通过进出口贸易来实现的。

    二、中国出口与经济危机的关系

    关于中国出口与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的关系,我们主要强调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出口不是这次危机的根源。美国一些官方人士和学者不时的放言:是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购买美国国债太多和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格太低,造成美国人不断发行国债和借债消费,才导致危机。例如,2009年初,即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公开表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并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将美国房地产泡沫归咎于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高额储蓄。这是典型的嫁祸于人。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主要还是依靠内需[3],世界经济危机另有原因[4]。

    第二,中国出口不是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的获利者。首先,在这场经济危机当中,中国经济仍然保持高速增长,但是这不是得力于经济危机,而是得力于中国稳健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扩大内需的结果。其次,中国并没有从这场危机当中“趁火打劫”,实际上,中国也是这次危机的无辜受害者,其突出表现就是在2009年,中国贸易出口增长率下滑的幅度远远大于进口下滑的幅度。根据世贸组织在2010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2009年中国贸易出口增长率为-10.5%,进口增长率为2.8%;如果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9年中国贸易出口增长率为-16.0%,进口增长率为-11.0%,依然是出口下降幅度大于进口下降幅度[5]。这必然对中国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并且,这场危机造成中国就业压力增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所以,中国也是这场危机的受害者。

    第三,中国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做出了贡献。在这次危机当中,中国不仅是危机的受害者,而且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不断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中国进口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做出的贡献

    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不仅不是金融危机的原因,反而是推动世界经济尽快走出这场危机的积极力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中国仍然保持GDP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率产生积极作用;二是中国维持较高贸易进口率,拉动了世界经济增长。联结世界各国经济的主要渠道是贸易进出口,尤其是进口对促进他国经济复苏的作用更大。中国一直保持高的进出口贸易额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积极力量。在2009年,世界贸易出口与2008年相比下降了12.2%,进口下降的幅度更大,为12.9%。中国出口增长率为-10.5%,但是进口增长率仍然是正数,达到2.8%(按照2009年当年价格计算,中国进口下降了11%,但是世界进口下降幅度更大,为24%),中国是世界各主要地区和主要国家当中唯一保持贸易进口增长率为正数的国家。

    关于贸易进出口与本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一般使用贸易进出口指标,来衡量贸易进出口与本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尤其是贸易出口对本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是,如果考察本国经济对他国经济的积极影响,则应当用本国的贸易进口指标(如贸易进口增长率)。按照这个思路,可以简单的计算一下,中国贸易进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贸易进口分为商品进口和劳务进口,本文只考察中国商品贸易进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首先,运用数学回归模型,简单考察世界商品贸易进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考察的年份是1990年至2009年,共20个年份,具体数据参见表1。

    运用Eviews6.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参见表2。表3的主要数据用公式表示如下:GDP=1.4079+0.1243?IMR2=0.5003(4.4231)(4.2449)调整后R2=0.4725即:世界商品贸易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世界经济增长0.1243个百分点,括号内数据是T检验值,均通过检验,相关度较高。其次,运用上述公式分析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中国贸易进口额的变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以2009年为例,按照现价计算,根据世贸组织2010年1月公布的数据,2009年,世界贸易进口额为123850亿美元,中国为10060亿美元,中国占世界的8%。2009年与2008年相比,世界贸易进口额下降了24%,中国比2008年下降了11%,美国下降了26%,独联体下降了33%。由此推算,2008年,世界贸易进口额为162960亿美元,中国贸易进口为11303亿美元①;如果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同,即也下降24%,那么,中国2009年贸易进口就不是10060亿美元,而是8590亿美元,与10060亿美元的差额是1470亿美元。由此将导致世界贸易2009年下降幅度不是24.0%,而是24.9%,即由于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低于世界贸易进口下降幅度,导致世界贸易少下降了0.9%。

    如果中国的下降幅度与美国下降幅度相同,即26%,中国2009年贸易进口额就只是8364亿美元,与10060亿美元的差额是1696亿美元。由此将导致世界贸易2009年下降幅度是25.0%,即由于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小,导致世界贸易平均下降幅度减少了1.0%。如果中国的下降幅度与独联体下降幅度相同,即33%,中国2009年贸易进口额就只是7573亿美元,与10060亿美元的差额是2487亿美元。由此将导致世界贸易2009年下降幅度是25.5%,即由于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小,导致世界贸易进口平均下降幅度减少了1.5%。

    以0.9、1.0和1.5分别乘以0.1243,可以分别得出0.11、0.12和0.19,即与2009年世界贸易进口平均下降幅度相比较,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低而使得世界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11%(或者说,少降低了0.11%);与美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相比较,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低而使得世界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12%;与独联体贸易进口平均下降幅度相比较,中国贸易进口下降幅度较低而使得世界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19%。据此计算,2009年,中国保持较高贸易进口额,对世界GDP增长率,提高了0.11个百分点。如果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中国贸易进口增长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更大。因为,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2009年,中国贸易进口增长率高于世界贸易增长率15.7%;而上文是按照2009年价格计算的,即2009年,中国贸易进口增长率只高于世界贸易增长率13%。

    四、结论

    第一,在探讨中国当前对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时,我们不能只看到中国GDP增长率对世界GDP平均增长率的贡献,还要看到中国强劲的进出口贸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探讨中国进出口贸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时,我们不能只看到出口贸易的作用,更应当看到中国进口贸易对促进或者说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

世界经济走向范文第2篇

新年伊始，中国铁路传来喜讯：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多条高铁新线贯通；这一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38亿元，投产新线9000多公里，新开工61个项目；这一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超过12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其中高铁1.9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

中国高铁在经历了10多年的艰难创业和埋头苦干之后，在经历了种种磨砺之后，在经历了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以及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艰难的攻关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的“干货”――技术和设备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日渐增强，大规模走向世界的时机和条件日渐成熟。

在国内，高铁布局日渐成网，正在悄然重塑中国经济新的格局和版图。随着发达完善的高速铁路网建设加快推进，在中国经济各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正构建起运力强大、方便快捷的运输通道，把欠发达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时加速发达地区产品、信息、资金、人才、技术向欠发达地区流动。在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高铁将大大缩短城乡间的时空距离，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农村居民的有序转移提供强大运力保障；高铁也将促进城乡间劳动力尤其是人才、信息等要素的快速流动，带动相关产业由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增强农村的“造血”功能，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

国际上，中国高铁“走出去”将有力配合“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尤其是在亚洲，300公里的时速，使得亚洲国家大部分城市都可以在高铁的一天经济圈之内。除了物流的优势、成本和覆盖范围外，铁路运输自身还具备大运量的传统优势。目前，中国与欧洲、东南亚、南亚高速铁路网的互联互通已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有的项目已经启动实施。对中国高铁而言，积极对接相关需求，促进建立连接我国与这些地区的高速“动脉”，既是对国家战略的配合，也是自身难得的发展机遇。

百年前，铁路之于中国，仍是国家现代化、工业化梦想之中可望不可求的“奢侈品”；百年后，中国铁路终于站在了世界铁路的前沿，为国家加速现代化、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提供着强大动力。站上历史舞台的中国铁路，正处在承前启后的时间节点上。而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让我们对未来的憧憬更加美好。

世界经济走向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企业 迎接 挑战 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不可逆转

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可逆转，任何国家消极回避或抗拒这一潮流既不现实也无可能，最终受损的只能是自己。面对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我国企业惟一的、也是正确的选择是积极参与，以充分享用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好处和提供的有利条件，尽快走向世界经济的前沿，改变自身的不利处境和边缘化地位。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一无法回避的现实趋势，客观分析这一态势，做出我们恰当的价值选择，是一个至关紧要的时代课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学的基本核心是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对企业来说，就是要研究生产要素如何配置。农业社会是自给自足的社会，生产要素不完整而且资源配置的范围很小，所以效益也低。到了工业社会，生产目的是为了交换，经济也进一步发展，根据社会的需要，实行社会化大生 产，资源配置的范围扩大，效益也提高。企业要跨出本国，跨国经营，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效益就越来越高，所以说，跨国公司的出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使资源能在全球流动，信息能在全球传递，加上交通的便捷，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二个条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化经济转换，这也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条件。资源在全球配置是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是主动还是被动，是积极还是消极，都阻挡不了历史的发展，都将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而且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不只是发达国家的事，而是把世界各国都联系在一起，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取长补短，共同繁荣，对所有国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当然，对每一个国家具体情况又不一样，对发达国家可能机遇大于挑战，对发展中国家可能挑战大于机遇。对每一个国家来说，都在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所以我们要有经济全球化的思想，主动积极地去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二、积极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当中去

面对滚滚而来的经济全球化大潮，我国企业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这就是说，我们要毫不犹豫地、全身心地投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当中。中国经济必须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客观逻辑，走向开放、走向市场化、融入全球化。人类的历史活动要合乎规律、按规律办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既然经济的必然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那么我国对当代经济全球化这种经济必然性的选择，只能是坚定地参与，并且对我国经济在深度和广度上采取更进一步的开放战略。

从本质上看，因为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不可缺少的第一个前提，经济活动跨越国界的运作和发展是其当代形态获得发展的物质条件，因此，中国经济介入这一跨越民族国家政治疆界的经济活动扩展过程，就拉近了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距离，就拓展了本国经济生存、发展、腾飞的广阔空间，也就在开放中有效地实现了自己的发展之路。

三、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当代经济全球化是作为新的科技革命的产物，适应先进生产力演进的要求而发展起来的，这正如同志在第十六届世界计算机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20世纪，人类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就。从量子理论、相对论的创立，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信息科学的诞生,到人类基因组序列‘工作框架图’的绘就，世界科技发生了深刻的革命，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可以预计，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的不断突破,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人类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体系将面临一次新的国际分工，竞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将不再是劳动力资源和物质资本，关键取决于智力资源及国家创新的能力。正如阿尔温・托夫勒所言:“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是创造财富的新系统,这个系统不再以体力为基础，而是基于脑力。”那时,利用技术进行物质生产的“躯干国家”必然更加受制于向全球经济提供知识、技术、智能和思想的“头脑国家”。所以今天我们就必须不失时机地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借助于外部资金、科技、信息资源,在开放的环境中加速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加速科技的创新,力争尽快在世界上最新的产业部门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世界高新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要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使我国的产业换代升级跟上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使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跟上全球科技更新发展的潮流，关起门来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们需要继续解决思想，实事求是，面对世界新形势，联系我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坚定信心,趋利避害，勇往直前。全球化对我国经济更快地发展将带来很大的机遇。我们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要积极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还要努力谋求国际经济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长远发展,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开拓国际市场。就具体问题而论，我们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标志我国开始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我们一定要深化改革，健全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我国国情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加快修订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参考文献:

[1]李勃: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后发优势[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2

[2]伍贻康: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4

世界经济走向范文第4篇

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还是立足于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产生、发展的原因的分析，如利用比较优势原理、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及产品生命周期学说等说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产生与发展。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不简单地等同于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经济一体化产生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各国经济甚至政治、社会行为必须在多国共同确立的某种协定的规则或准则的约束下进行。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如果称得上一体化，它不仅是各国发生了经贸联系，而且，这种经贸联系的发展还涉及到各国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选择。各个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很强的互补和互利性，但是，其间经贸联系可能很少或没有。或者，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经贸联系，但它们并没有组成一体化。这在当今世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所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产生和发展，只是把握了一个方面，即各国之间存在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互利性可能推动它们之间经贸联系深化，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即各国如何根据这种互补性和互利性从政策选择上认可某种形式的共同约束规则或准则。应该说，迄今为止所有经济一体化的产生都是这两方面综合的结果，缺一不可。

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来看，更难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经济一体化发展愈来愈走向高度化。高度的一体化不仅要求各国实行自由贸易，加强投资合作，而且，要求各国实现货币政策协调、财政政策协调，走向单一货币等等。新的发展趋向所能产生的利益是传统理论所不能分析到的，有些利益短期内无法度量。更重要的是，一体化向高度发展，更多地涉及到各国让渡问题，这样，远远超越于一般经济利益的权衡。（2）有些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已发展成为数国甚至全球问题；技术进步愈来愈快，作用在增大，各国要求保护知识产权的愿望也会越来越迫切，但它不是一国政策所能实现的；国际金融领域巨大的资本流动对各国经济可以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于各国单独的经济政策调控所能及的范围；甚至可以说，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任何一种危机可能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波及，使各国难以幸免，要预防这类危机，需要全球合作。

上述这些变化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开放，它们可能促使各国走向一体化，但是，单单用传统的理论无法说明和解释。当今在西方经济学界盛行的对策论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问题。由于精细的对策论需要应用艰深的数学，这里，只是应用对策论的基本原理作一些粗略的分析。

二、应用对策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产生、发展的分析

1、应用对策论分析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深。一国在制订某种经济政策时，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对它国产生影响。同样，它国制订某种经济政策也会产生类似的双重效应。所以，各国之间在政策选择上存在着利害关系，它们在进行某一经济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到彼此的反应。对策论正是以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害冲突为研究对象，世界经济一体化不过是各国在开放政策方面从利益相互冲突走向协调的结果。这是应用对策论进行分析可能得到的一个结论：当今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各国间存在利害冲突，但任何寄希望于它损的企图，只会导致共同的更大损失。所以各国可能会尽量避免选择引起与它国冲突的决策，从而走向合作与一体化。

不同层次经济一体化达到的高度和实现合作的领域不同，其对策模型特征会有些差异。下文分别从贸易、经济调控政策及环境污染的解决等方面应用对策论具体分析各国如何可能走向一体化。

2、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政策选择模型

（1）确立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有A、B两个国家，相互间存在很强的贸易互补性，其中A国为大国，B国为小国（我们也可以设定A、B两国为同类水平的国家，这并不影响分析，只是假定一大国一小国，可以更方便地引申出本文所要论述的另一结论），两国之间有开放市场、封锁市场等政策选择，不同的政策选择决定了两国“支付”的不同。两国可能的政策组合及“支付”（如表1）。

表1两国贸易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

B国

开放不开放

A开放Ⅰ（3，8）Ⅱ（0，10）

国不开放Ⅲ（4，0）Ⅳ（0，0）

（表中每一括号内数字左边为A国支付，右边为B国支付）

表1中，Ⅰ（3，8）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也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3和8。Ⅱ（0，10）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0和10。Ⅲ（4，0）表示A国不开放市场，B国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是4和0。Ⅳ（0，0）表示A、B两国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为0。

从表1可看出，两国不同政策选择组合引起的“支付”的变动，实则反映了两国贸易制度选择利弊权衡的价码。如果两国既存关系达到一定程度，而且，两国充分意识到制度选择的权衡价码，就可能促成两国走向合作，走向一体化。如我们选取两国都开放市场时各国的支付为参照系，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从表1来看，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可净获利1（4—3），B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净获利2（10—8）。然而，不幸的是，国际贸易中很少存在这种单方面“恩惠”。一国单方面关闭市场获净利，会促使另一国也关闭市场。这会引起两国较大的损失。此时，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净损失3（0—3），B国净损失为8（0—8）。两国都关闭市场引起的净损失远远大于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获利。在重复游戏情况下，各国会不断修订本国政策，最终可能会达到均衡解Ⅰ，即两国都开放市场。若没有外在约束力量，均衡解Ⅰ很容易因为某一国家试图获取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利的诱惑所打破，从而造成上述共同净损失的出现。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这种情况可能促使某种制度即规则产生，以避免或减少上述净损失。这样，在贸易领域两国走向一体化。

（2）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仍然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A、B两国都采取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进行调节，两国可能采取的政策组合（如表2）。

表2两国调控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

（附图{图}）

（表中G指经济增长率，P为物价上涨率，括号内的数字是经济增长率减通货膨胀率后的净报偿，每一行第一个数字是A国的，第二个数字是B国的。）

从表2可看出，若两国同时采取扩张政策，则它们都有纯利益，两国都存在一定的通货膨胀，但有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一国实行宽松政策，而另一国实行紧缩政策，则会比两国都实行紧缩政策效果更差。比如说，紧缩国家可能出现货币升值，出口下降，从而经济增长率下降，而扩张国家虽然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是，由于货币贬值造成通货膨胀的代价会超过较高经济增长的利益。考虑到当今国际资本跨国流动的频繁和巨大数量，一国难以单独依靠本国调控政策实现某种经济目标。通过参与决策游戏，不同国家可能实现在经济调控政策方面相互协调。

上述两模型采取“两国家”分析，虽然方便地说明了两国走向一体化的原理，却不能解释，当一个国家与多个国家存在经贸联系，从而它们之间进行贸易、经济调控政策选择时，都存在如表1或表2中所示的“支付”，为什么这个国家不和所有的有经贸联系的国家结成一体化？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如果将上述模型扩展到几个国家，我们会发现，一国与其余的（n－1）个有经贸联系的国家之间的政策选择组合的“支付”有大有小（我们权当作谈判收益），而该国与它国在文化、现有政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差别程度很不一样，这样，该国与这些国家进行谈判的成本也就不同。一国与它国能否从一般的经贸联系走向一体化，是在这种谈判收益与成本比较中选择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国家间能形成一体化，有些国家间却不能。

（3）关于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全球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环境污染需要各国合作，但在此过程中，存在如何分摊成本的问题。由于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后，各国都可以成为受益者，所以，在分摊费用时，可能出现各国寄希望于“免费搭车”的现象，导致谁也不愿出资，以致环境污染无法解决。对此，对策论利用简单模型，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假设某一治理环境污染项目可能给n个国家带来的潜在收益分别是P［，1］，P［，2］，……，P［，n］，预计该项目总成本为C。假定

（附图{图}）

即从项目可能带来的效益看，建造该项目是合算的，应该投资。但是，由于各国企图“搭便车”，该项目也许难以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设想有一个类似投标的机制，即由各受益国认捐，其出资数目分别为S［，1］，S［，2］，……，S［，n］。若

（附图{图}），

则该项目无法修建，将捐款如数退回各国；若

（附图{图}），

则项目可修建。若

（附图{图}），

盈余部分退回各国。这样，在解决这一项目的建设问题时，有两个可能解，它们分别是：

（附图{图}），

S［，i］＜P［，i］，在此情况下，项目可建成；

（附图{图}），

在此情况下，项目无法建成。

假定可以重复游戏，若第一次失败，即各国出资后，

（附图{图}），

项目不能建立，再进行第二次认捐，一直到各国出资数目达到

（附图{图}），

项目建成为止。由于每个参加国都认识到其获益将是P［，i］—S［，i］≥0，所以，从理论上讲，参加国会在一次次游戏下趋于合作，最后由各国达成协议，共同出资将该项目建成。

上述三个简单模型，分析了不同国家在三个不同领域走向合作的政策选择的可能。但这三个领域的政策选择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其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如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可能会促成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主要是因为前者是引起各国经济政策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原因，而且，贸易合作的程度也是决定经济政策协调“支付值”大小的一个因素。这两者与环境污染也有联系。一方面，贸易合作加强，可能加剧区域内环境污染，从而加强了共同解决污染问题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也是推动各国经济调控政策协调的一种动力。

虽然运用对策论分析表明，各国若考虑到它国的反应，在对某些经济领域可能的政策选择作出权衡后，它们可能会谋求合作，也许还会形成统一的约束规则，实现一体化发展。但是，在现实中，要达到这一结果并不容易，谈判和策略选择可能颇费周折，谈判可能还存在不对等关系。

3．各国实现合作的困难和谈判的不对等关系

由于各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身的相对优势，在有些情况下，也许会出现数个国家间决策无法相容的问题，从而依照某种投票规则进行决策，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例如，假定有A、B、C三个国家，它们在资源禀赋上存在很大差别，处于经济发展的三层次。其中，A国在高精尖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B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占优势，C国在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这三个国家分别主张降低高精尖产品、资本密集产品和资源密集产品的税率。于是，当由它们投票选择共同的贸易体制（制订统一的关税率）时，会出现以下偏好序（如表3）。

表3不同国家投票选择的偏好序

降低资源降低资本密降低高精

密集产品关税集产品关税尖产品关税

A国321

B国213

C国132

从表3来看，如果三个国家根据各自的偏好序投票，而且投票是根据多数原则作出决策，那么，根据“阿罗定理”，三个国家在降低不同类产品关税上无法达成一致。例如，若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与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看，A国和B国对后者的偏好均强于前者，所以，按多数规则，应该选择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这一方案。而从资本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看，A国和C国均倾向于降低高精尖产品关税。但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关税来看，B国和C国对前者的偏好强于后者，所以，它们两国此时会支持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可见，三国在进行投票决策时，会出现无限循环，无法达成一致协议。

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人提出，如果参加者各方扩大信息交流，并作必要的游说，使参加者都认识到一体化发展可能带给各自的好处，这样，可能会改变某些参加者的偏好序，从而避免出现“投票循环”。

另外一个办法是，各国可暂时避开这一协调领域，而转向其他共同利益交叉多的领域进行合作。如在上例中，可以暂时允许各国对各自相对劣势产品提供关税保护，但相互间可加强资本流入和投资合作，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不利结果的产生。

从这里可以引申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各参加国能充分意识到各国加强合作的意义，并尽量在某些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走向政策协调，其结果是，它可能促使这些国家在该领域内生产发展和分工的深化。这样，一体化政策或体制选择本身又成了推动某种经济发展格局形成的因素。例如假定某些国家致力于加强环保协作，它们达成了在某些规格的环保产品上享受关税优惠的协议，这可能会促使原来没有环保产品的国家优先发展环保产品。当今世界一些国家为向世界贸易组织靠拢，努力调整本国生产，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由于我们假定各参加国是政治上、经济上自立的国家，因此，任何决策都是各国根据本国对可能获益与所付代价权衡后作出的。通常一国是不能强迫它国作出某种政策选择的，这与70年代前情况有所不同。

从二战后一直到70年代，各国在政策协调方面明显地处于实力不均衡状况。当时，美国居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它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如战后GATT及IMF所确立的自由贸易、国际金融体制框架，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当时的利益需要，其他国家只能在此类框架约束下被动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去。

8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发达国家如日、欧的力量日益强大，发展中国家地位也极大地得以提高。各国谈判力量增强了，当今世界多边体制已很难由个别国家操纵。尽管如此，但是在实现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由于国与国之间的不同政治企图和经济上实际存在的差距，加上历史形成的某些大国的实权地位，世界经济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不平等的问题。除了其它原因，正如前文表1中所示，我们曾假定A国是大国，B国是小国，相应地，两国相互开放市场后，A国获利相对少些，B国获利相对多些。因此，若两国为走向一体化进行谈判、协商，它们利弊权衡的筹码就不同，对谈判所愿作出的让步也就不一样。大国倾向于少一些让步，小国往往迫于对大国市场较严重的依赖关系，可能不得不多作出一些让步。

三、运用策略选择分析经济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随着各国相互依赖关系加深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发展趋势会日益明显，从而，运用对策论分析、解决的问题会增多。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参加国家越多，协调领域越多，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分歧也会越多，进行重复游戏的成本会增加，要达成协议和维持规则运转的费用会越来越高。因此，如果不能找到比较合理的决策机制和程序，那么，依靠对策论分析也只能得到非常有限的结果。

世界经济走向范文第5篇

从目前情况分析,2010年世界经济有望出现缓慢复苏,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环境总体趋于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1%,其中发达国家将增长1.3%,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增长5.1%。各国稳定金融市场的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金融市场风险降低,融资功能正在逐步恢复,反映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和风险程度的LIBOR/OIS利差和TED利差已经大幅降至金融危机前水平,增强了金融机构放贷的信心。

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性金融机构筹集大规模资金,专门为外贸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困扰国际贸易的融资难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有利于企业开展对外贸易。但由于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世界经济复苏将是艰难曲折的,国际市场需求短期内难以明显恢复,中国外贸发展仍面临很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第一,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外需难以大幅反弹。主要发达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扩张空间有限,美国2009年财政赤字达到1.4万亿美元,是2008年的3.1倍,赤字率高达10%,创二战以来新高,德、法等国财政赤字率均超过3%的控制目标,日本财政赤字率达到9.4%,各国基准利率也处于历史低位。就业形势好转一般滞后于经济复苏,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可能继续恶化,消费和投资自主增长难有明显起色,以技术进步为支撑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受此影响,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需求短期内难以出现大幅回升。

第二,主要经济体自顾性增强,贸易保护主义加剧。随着世界经济从衰退走向复苏,由于各国经济复苏进程不一,国际间的政策合作意愿减弱,协调难度加大,处理不好将会影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在国内压力下,主要经济体自顾性会进一步增强,将优先解决国内就业、产业发展等问题,继续出台各种贸易限制措施和保护措施,贸易保护主义将日益加剧。即使世界经济复苏,国际贸易也不会出现大幅反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全球货物贸易量仅增长2.7%,低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

第三,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中国出口面临压力加大。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提出重振制造业,一些国家还表示将通过扩大出口来缓解国内贸易赤字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总体竞争力进一步上升,并且可能继续通过本币贬值等手段争夺国际市场。这将使中国在中高端产品领域面对发达国家的直接竞争,在传统优势产品领域面对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挑战。

第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可能高位震荡,企业经营风险增加。随着世界经济走向复苏,2010年全球资源和能源需求将有所回升,在超低利率水平和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投机炒作和美元汇率走低等因素可能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高中国企业的进口和出口成本。一旦世界经济复苏遇到挫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可能高位剧烈波动,加大中国企业进出口的经营风险。此外,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出口产品将面临更大的降价压力,企业的利润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削弱中国企业发展后劲。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保持中国外贸发展仍有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

一是中国工业门类齐全,企业竞争力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和新兴产业,工业化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加工制造和产业配套能力大幅提升,为发展对外贸易提供了坚实基础。中国拥有大量高素质劳动者队伍,生产效率高。出口的产品大多属于中低档,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需求弹性小,受危机冲击相对较轻。加上中国产品性价比高,部分原来购买高档产品的外国消费者可能转而购买中国产品,反而会增加对中国产品的需求。特别是近年来,中国进出口企业先后经历了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下调、加工贸易政策收紧、劳动力成本上升、外部需求萎缩等考验,应对复杂环境变化的能力不断增强,竞争力得到明显提升。

二是新兴市场贸易规模偏小,发展空间大。长期以来,中国与新兴市场的贸易规模相对偏小,尽管近年来随着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持续较快增长,但在贸易总规模中的比重仍然不高,贸易额与双方之间的经济规模也不相称,发展空间很大。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市场多元化战略进一步深入实施,贸易往来日趋便利化,中国发展同新兴市场之间的贸易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