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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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范文第1篇

【摘要】在全面二胎的政策下，人口构成的改变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将导致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发生偏向。本文有针对性对东莞市某片区不同住宅小区的已有二胎或计划二胎的家庭居民进行访谈和发放问卷实施实地调查。调查统计结果显示，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35.9%，迈入了富裕门槛；其后在教育、娱乐和保险等方面消费比例较高，开始追求更高质量的精神生活。但在二胎问题上，有46%对未来子女教育和自身养老等问题的后顾之忧。为了更好地落实好国家的全面二胎政策，促进东莞市人口结构的更加合理性，政府除了实施一些优待奖励政策外，应该从民生最关注的医疗、教育、养老和住宅等方面提供一些制度保障，优化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

【关键词】全面二胎 家庭结构 消费结构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收入也同步增加，我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较以往有大幅的提升。再加上互联网信息技术特别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现代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偏好正在改变。同时，在国家“全面二胎”政策下，家庭结构的变化将导致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发生偏向。根据东莞市卫计局的最新数据：目前，东莞市共有68.5万个家庭符合二孩政策。这些家庭的消费结构会带来哪些变化和特点呢？

一、居民消费结构概述

居民消费结构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居民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包括劳务）的比例关系。即各种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消费在消费总体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

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受多种因素影响，主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制度、产业结构、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消费品价格与消费决策、人口的社会结构和自然结构等所决定的需求结构、消费者心理和消费行为。

二、东莞某片区二胎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调查情况及分析

本次调研在东莞市某片区选取了高校教师村和较大型的住宅小区开展调研，先采用面谈法筛选已经有两个小孩和计划二胎的家庭作为调研对象，共发出调查问卷100份，回收95份，其中有效问卷92份。

经调查结果统计显示，东莞市某片区二胎家庭居民消费支出比例分别是：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35.9%，教育占 22.1%，住房消费占15%，娱乐占11.2%，保险占7.1%，其他8.7%.消费比重占第一位的是家庭食物支出，该比重可以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家庭富足程度的重要指标。即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者家庭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者家庭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将会下降。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35.9%的恩格尔系数，说明调研对象家庭的生活质量开始迈入富裕门槛。所以有闲钱重点投资到家庭成员的教育、娱乐和保险等方面消费，开始追求更高质量的精神生活。

但是，调查显示：在二胎政策下的居民家庭中46%选择有对未来子女教育和自身养老等问题的后顾之忧。主要是目前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高消费支出和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看不起病两个最关注民生的问题导致。

三、基于二胎政策下家庭消费结构变化和担忧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在现代社会中，与居民生活极其相关的医疗、教育、住宅等高消费领域，其价格与收费门槛仍然过高，有的收费标准超出了居民的承受能力但又不得已而从之。为了更好迎合国家的全面二胎政策，促进东莞市人口结构的合理性，东莞市在生育、假期等方面颁布了一些优待奖励政策，但还需从民生最关注的医疗、教育、养老和住宅等方面提供一些制度保障，优化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

（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养老、医疗两个重点方面的保障体系，使更多的市民从传统的储蓄养老、家庭养老的方式中解脱出来；使更多的市民通过参入医疗保险，看得起病，吃得起药，降低因病致贫的风险。如：东莞调整社保政策，提高年度最高支付限额，高血压等11类特定门诊病社区就诊费用不设限额、家属可刷参保人医保卡、新生儿出生7个月内参保之前医药费用可补报等。

（二）福利性、义务性的教育体制

我国现阶段的教育现状来看，是以公办义务教育为主体， 但教育乱收费的形式、名目经过多年来的演绎，花样翻新，但其实质没有化，教育收费行为需进一步规范和治理，逐步走向制度化、法制化轨道。其次，民办学校已成重要的社会教育力量。对于二胎家庭而言，面临教育高消M从大学一直蔓延到了幼儿园，国炔簧俅笾行统鞘衅胀ㄓ锥教育和学前教育M用每月高达5000元，有的甚至过万元。需要政府积极介入，担当政策教育福利资金的提供者、教育服务收费的监控者和教育福利社会组织的扶持者，给二胎家庭的小孩教育提供福利性和义务性的教育配套资源。

（三）住房保障制度，解决家庭后顾之忧

首先，严密的保障房制度安排保证了有限住宅资源能优先满足基本民生需求。其次采取多种措施控制房价， 在宏观上抑制房价的上涨，使中低收入家庭买得到、买得起符合家庭购买力的合适的住房。最后采取积极的扶持政策，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实现居民的购买住房的梦想，解决家庭后顾之忧才能提升二胎带来的生活质量，优化消费结构。

四、结语

人口构成和家庭结构的改变必将带来居民消费结构的同步变化，消费结构的良性变动反映在：生存资料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逐步下降，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比重逐步上升。探索居民消费结构，便于掌握和探索消费的变动趋势，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衔接好产需关系。合理消费结构要同社会的人口构成和需求构成相适应；要运用消费对生产的信息反馈，使供给结构同需求结构更加吻合。

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范文第2篇

关键词：计划生育；一孩化；人口红利；失独家庭

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开始大力实行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后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4.9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的控制已经超出了预期的效果，40多年来，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四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增长过快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

然而，我们在看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4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世界带来的重大贡献的同时，“未富先老”、劳动力短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也日益严峻。

一、一孩化政策的弊端

（一）生育水平明显降低

对于大多数的居民实行只生一胎的限制政策，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在这些年中实行一胎限制在控制我国的人口上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过去三十几年的“人口红利”时期，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适合工作的人口比重大，老年人的抚养比率低，而这些现象都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小的，这也就是我国在这个时期出现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现象的原因。在实行计划生育的这段时间，我国的生育率已经从2.2-2.8的较高的生育水平，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就可以看出来，仅有1.18，其实这种低生育水平并不是刚刚出现的，早在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再加上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使得我国的人均寿命相比比以前要变得更长，再加上我国的人口基数大，会产生人口的增长惯性，由于这两条原因，我国的人口数量还会保持一段时间的增长。但是，如果继续实行对大多数人的一胎限制政策，在未来的30年的时间中，我国的人口结构必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近些年已经出现一些征兆的了，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相比2011年的数据减少了345万人，这也是我国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首次劳动人口急速的下降，这也就显示出我国的人口红利时期已经要走到了尽头，同时也将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路上一个巨大障碍。我国进行长时间的一孩化政策对于我国的生育理念产生了影响，现在大多数人不愿意多生孩子，生育意向不是很高，我国若是想让生育水平回升，这将要花费巨大的成本，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很好的证明了这点。他们的经验说明，如果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经经历了从高到低的转变，再想使其上升时很难的。

（二）出生孩子性别比异常

无论是从一定时空条件上的出生婴儿总数看，还是从其分孩次出生看，男婴与女婴的出生概率虽有差异，但各自的出生概率上基本相对稳定或略有微小波动的，其出生性别比通常波动在102～107之间，并不是绝对的1：1的比例。如果出生性别比不在这个范围内，则说明社会、环境、医疗水平对这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从1949-1980年间，出生孩子的性别比一直保持在正常水平之间，但是自从实行一孩化政策后的30年间，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已经到120左右了，从表1-1就可以看出。

数据来源：（1）1976-2000年《中国人口信息网》；（2）2001-2009《中国人口统计年鉴》；（3）2010第六次人口普查。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性别比失调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同时，各地农村普遍实行的“农村一孩半”政策：夫妻双方或一方是农村居民，其夫妻仅生育过一个女孩，可以生二胎，又对出生男女性别比过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这项政策也就潜移默化的向人们说明了生男孩好的这一观念，使得重男轻女的观念更见深入人心，这也就产生了另一个鲜明的现象，城乡性别比差距逐渐扩大。

（三）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变大

现阶段我国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是符合四二一的家庭模式，即独生子女家庭，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实一孩化政策的原因。在实行计划生育的那一代父母，他们那一辈的大部分都有最少一个兄弟或姐妹，因此，他们在赡养老人方面压力普遍比较低，同时由于只抚养一个孩子，在照顾孩子方面负担也相对较小，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我国正式走入的“人口红利”时期，正是由于这人口红利期，我国的经济才得到了发展的最好机会。但是，随着这一代孩子当上了父母，我国也就快要走到了“人口红利”的末期，如果计划生育的政策不对此种现象作出相应的调整，那么必然会对我国为来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进一步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发展。同时，四二一模式的家庭面临的风险也将比他们父辈那时的家庭所要承担的风险要多很多，第一，孩子的成长风险，为了抚养唯一孩子，父母必定都将倾尽自己所有的精力去照顾孩子，但是，如果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得了严重的疾病，或者意外导致其死亡，如果实在孩子的生命周期早期出现的生存风险可以通过补偿性生育得到消解，如果是大龄独生子女夭折或者发生严重伤病残事件，对家庭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汶川地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地震中很多父母都失去了他们唯一的孩子，同时他们年纪也大了，过了适合生育的年龄，他们到老的时候膝前无子无女，没有办法养老，到老了过得将是何等的凄凉；第二，空巢家庭的增多，随着独生子女到娶妻生子的时候，他们有很大一部分都会选择搬出去住，这样便会产生了大量空巢家庭，这也是长时间实行一孩化政策的弊端。

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成功实行了三十多年，但是在实行计划生育的过程当中，对这项政策的激励措施做的却不是很好，就拿补助政策来说，现在很多地方依旧使用的时每月给独生子女家庭10元的补助，这些钱在三十多年前还可以，但是在物价和消费水平飞涨的现在却显得微乎其微，起不到激励的作用。同时，在对失独家庭补助上也存在补偿过低的问题。我国现行的对失独家庭的补助标准是女方年满49周岁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夫妻，城镇每人每月270元（伤残）、340元（死亡），农村每人每月150元（伤残）、170元（死亡）。目前我国的失独家庭应超过了100万，而且我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从这些数据上就可以看出失独家庭已经是成为了社会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失独家庭的补助却是不多，对于这些家庭来说作用不是很大，而且领取的年纪也较大，对于他们的帮助也很少。

（四）导致人口素质的忽视

在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过程当中，我国很好的完成了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控制生育率这一任务，但是却没有很好的执行好这一政策。在计划生育提出的初衷不仅仅只是控制好人口，同时也要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质。人口素质的提高的任务不好用量化的指标来度量，所以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各地政府主要的就是控制人口数量上，因为比较好观测成果，而对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则需要多方面的综合治理，所显示出来的结果并不会快速的反应出来，所以，也就容易被忽视。同时，我国实行的人口政策中汉族和少数民族存在不同的地方，多数的少数民族都可以生两个孩子，有的偏远地区的牧民或少数民族可以生三个孩子。而在这些少数民资当和一定区域的民族相对比较封闭，有的甚至禁止与外族通婚，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他们族内的通婚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导致他们的孩子有较大的几率患有先天性的疾病，再加上他们居住的地方相对封闭落后，使得这些民族的孩子没有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适当的年龄接受教育，从而使得他们的文盲率较高。2010年少数民族的平均成年人文盲率为8.12%，而汉族为4.88%，其中还有不少民族的文盲率高于10%，比如藏族、苗族、彝族、布依族、哈尼族和傣族，其中藏族的文盲率高达29.59%。这对于少数政策的宽松的生育政策，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增加了，但是人口的素质却没有跟上去，出现了断层，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也应当注意提高人口的素质，有一句话说的好，“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以经济发展作用生育控制，成本更低，效果更好。而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可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现在应当加强对教育水平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关注和投资，只有这样才可以提高我国的人口的素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同时也提高我国劳动力的素质和竞争力，从而使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会间接的影响到我国的人口的生育观念，从而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这是一个良性的连锁反应，我们应当好好的运用这一点。

二、放宽二胎政策的益处

（一）刺激经济

今年年初放开二胎政策以后，对股票市场的影响重大，投资者纷纷向婴儿用品进行投资，奶粉生产商雅士利在香港的股价升了接近12%，婴儿床制造商好孩子国际集团则升了6%，在医疗保健部门，山东威高的股价从去年13日开始股价跃升了超过40%，同时《经济日报》报道，国金证券的研究报告指出，“单独二胎”开放有望在五年内新增800万新生儿，摩根大通报告则指，计划生育政策放宽后，预期每年将有180万名额外婴儿出生，较现有出生婴儿数目增长11%，预期可提升整体婴儿产品市场盈利4%。除了婴儿奶粉最受惠以外，尿布、婴儿及儿童高性能产品、衣服及儿童耐用品等行业也有2%到3%的盈利增长空间。

出了对股市的影响外，同时也将影响到房地产行业，因为实行了30年的一孩化的生育政策，很多34岁或34岁以下的中国夫妇是双方共四位父母的唯一继承人，四位老人去世后，他们至少会多出两套房子，鉴于现在很多家庭对方地产的投资很多，多出的数目可能会更多。虽然现如今的房价尤其是诚实的房价很高，但是由于会产生过多的房屋供给，供给会大于需求，按照经济学的知识可以知道，这些过多的供给会导致房价的暴跌。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最终可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同时，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享有世界工厂的美名，但是，这个名称是与我过的生产方式有关的，我国的生产方式的劳动力密集型，有着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很多国家的产品拿到中国来生产，但是由于一孩化政策的影响，我国正在走向老龄化社会，这种优势正在逐步市区，但是，现在放宽二胎政策，这有利于放缓这种趋势。

（二）对家庭有利

放宽二胎政策对家庭以及子女都是有好处的。现在很多家庭大多都是一孩化的政策下只剩一个小孩，全家人宠爱一个小孩，娇生惯养的小孩从小就非常自我，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也习惯了在长辈的溺爱下成长，脱离家庭就失去了庇护，不适应社会，与社会脱节，会遇到种种不顺。如果有两个小孩一起成长，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大多都会养成懂得分享、关爱他人、孝敬长辈等良好的习惯，这些都是他们走向社会最基本的。同时使得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有了兄弟姐妹，有了知心的小伙伴。

同时放宽二胎政策对于孩子和大人也有益处。我国正在走向老龄化的社会，由于30年的计划生育，使得在次期间出生的孩子到成人后，就要抚养四个老人，压力繁重。但是放宽二胎以后，使得下一代抚养父母的单子就会轻多了，他们可以一起照顾父母，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可以一起商量，和自己最近亲密的人一起度过，不再感到孤单。

（三）对人口的影响

放宽二胎政策同时对于我国的老龄化起到一定的作用，近期来看，单独二胎政策不会影响到老龄人口绝对的数量，但是从长远来看，二胎政策可以缓解我过老龄人口的比例，据测算，单独两孩政策与现行生育政策相比，2030年老龄化水平将从24.1%降到23.8%；2050年从34.1%降到32.8%。

同时放宽二胎政策会导致婴儿潮的出现吗？我认为不会，例如，1985年山西翼城成为我国第一个特批的二胎试点地区，对于翼城这个农业生产县，在过去的28年来出生率低于全国水平，男女性别比也更趋合理，同时1987年批准的甘肃酒泉、辽宁长海、广东南海等11个县市和地区的试点在近20多年来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因此，这次放宽二胎政策，不会出现所谓的婴儿潮，同时我国的男女性别比也会得到改善。

三、总结

我国最近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从长远的来看，对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衡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会缓解下一代年轻人抚养老人的压力，对经济有刺激作用，同时也可以使我国的出生率上升，有利于达到人口更替水平。（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参考文献：

[1]王金营，再认识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1）：35

[2]王桂新，少了老龄化：计划生育遗症，社会观察，2012（09）：28

[3]毛雪颖，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探讨，两北人口，2006（3）：59

[4]汗小英，周艺，关于中国人口质量制度引导机制的思考，西北人口，2011（1）：22

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范文第3篇

一是将农村只收养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纳入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范围

目前纳入奖励扶助对象范围的是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所以在调查核实阶段特别注重调查申报纳入奖扶对象的子女是否亲生子女。只要不是亲生子女，无论是合法收养还是非法收养的一律不纳入奖扶范围，引起了收养子女家庭的不满。普遍认为反正他们只有一个孩子，为什么亲生的给奖励，收养的就不奖励，并有人多次到县人口计生局和负责审核的工作人员理论；有的老人怕收养的子女找借口不孝顺或不负担养老义务，从收养的孩子懂事之日起就避而不谈其是收养的，一直说是自己亲生的。通过审核人员耐心细致负责任的调查，将收养的秘密揭开后，反而引起了部分家庭的不和，虽然是极少数，但也给农村的社会和谐造成了一定影响，特别是对收养子女的农村老人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收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养父母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

收养法第三条规定，收养不得违背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

一些地方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也规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有子女而收养的，按照子女数比照政策外生育子女的标准征收征收社会抚养费。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书面征收决定；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作出书面征收决定。

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笔者认为，既然收养法规定了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一些地方的计划生育条例又规定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有子女而收养的，按照子女数比照政策外生育子女的标准征收征收社会抚养费，且社会抚养费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征收。当养父母年老时，就应象其他自己生育子女的计划生育户一样，享受到国家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更何况，奖励扶助金是由政府出资、财政保障，不是计划生育一家的事，将收养子女的农村老人纳入计划生育奖励扶助范围，合乎民心、顺应民意，有利于农村的和谐稳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然，何时纳入、怎样纳入、需要办什么手续，是需要进一步考虑和细化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和自己生育子女的一视同仁。只要户口本上显示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就直接和其他人一样按程序纳入奖励扶助对象范围。

二是符合条件但提前生育或未办理二胎生育证而生育两个女孩的家庭应在一定条件下纳入奖扶范围

按照目前实行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纳入奖扶对象的必须是实行计划生育户。我国的一些地方性计划生育条例在不同阶段对农村规定了具体的照顾生育二胎条件，如山区只有一个子女，平原丘陵第一个子女系女孩，农村中男到女家落户，双方或一方是少数民族等。为完成人口控制目标，又规定了具体的生育间隔。但在实践运行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有一部分符合照顾生育条件的农民却违反生育间隔规定提前生育了第二个子女，或未办理二胎生育证生育了第二胎。其实他们本来有可能是实行计划生育户的。这当然主要是他们自己的责任，但也不排除有我们工作不到位，宣传、办证不及时，极少数人为乱收费达不到目的故意不给符合条件的人办证，让内生变外生的因素。现在有的省市在修改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时取消了生育间隔，甚至还有人提出要对符合条件的生育二胎夫妇实行免费登记制度，这就给在一定条件下将符合条件但因种种原因本可以内生却外生的人群纳入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对象创造了机遇。应在适当时机将这部分人纳入奖扶对象范围。条件是必须按当时规定足额缴纳了社会抚养费，领取了结论证。提前生育的还应按提前生育的年数相应推迟享受奖励扶助的时间，第二个子女必须是女孩。

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范文第4篇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4.02.0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在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同时也给城市人口再生产带来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因此，研究概括转型期城市人口风险的主要表现，对探讨、梳理、防范和化解城市人口风险的对策与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人口风险与主要特征

（一）城市人口风险的基本涵义

城市人口风险是与农村人口风险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其涵义是指城市人口在再生产过程中面临或遭遇的损失、损害或不利事件的可能性、不确定性。具体而言就是城市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分布、人口迁移或人口健康等面临或遭遇的损失、损害或不利事件的可能性、不确定性。这里的城市是指大城市、中小城市，不包括县城和小城镇。城市人口风险是由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等要素组成。

（二）城市人口风险的主要特征

一是损害性。不管是无子化风险、失独化风险、先衰化风险，还是贫困化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城市病风险，都可能使其遭遇一定的损失、损害或不利事件，具有损害性。

二是不确定性。按照当前条件分析，10年或者20年后城市人口发展的好或坏、利或弊、多或少、快或慢、获利或损失等情况，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变数太大，难以确定或者保证，具有不确定性。

三是可变性。城市人口发展的好或坏、利或弊、多或少、快或慢、获利或损失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情况都可能会发生变化，具有可变性。

四是社会性。人是社会大家庭的一员，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生存，人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千丝万缕关系，反之，社会发展也需要人，离不开人。个人的、家庭的风险必然累及社会其他人员，因而具有社会性。

（三）城市人口风险的划分与分类

根据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人口风险包括城市人口风险与农村人口风险两大类。进一步而言，城市人口风险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直接风险与间接风险。直接风险就是基于城市人口再生产过程中自身原因造成的风险。例如少子化风险、无子化风险、出生型残疾化风险、贫困化风险、老龄化风险等，就属于直接风险。间接风险就是内部风险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或者外部风险对城市人口再生产的影响。例如，外力型残疾化风险、污染致病化风险、人口被城镇化风险等，就属于间接风险。

二是经济风险与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就是适龄劳动力减少或严重不足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和损失。例如贫困化风险、经济衰退风险、创新活力不足风险等，就属于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就是城市人口比例失衡而对城市教育、医疗、卫生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损失。例如单极化风险、老龄化风险、社会失稳风险等，就属于社会风险。

三是结构风险与规模风险。结构风险就是城市老中轻比例失调或男女比例不合理而产生的风险。例如老中轻比例失调、男女比例失调、区域人口不协调等，就可能出现结构风险。规模风险就是城市某一地区或某一阶段人口数量过多过密或过少过稀而产生的风险。例如某一个大城市承载人口极限为3000万人，超过3000万人，就可能出现规模风险。

二、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人口风险与主要表现

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城市人口再生产主要面临或遭遇7大风险。

（一）少子化风险

少子化风险就是城市家庭人口越来越少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政策规定一对夫妻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根据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凡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原则上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经过30多年的发展，城市人口增长减缓趋势明显，三口之家成为城市家庭主流。另一种情况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规律使得一个家庭一般只要一个孩子。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城镇化加速和生活节奏过快，一部分家庭无力或不愿意，导致具备生育条件的家庭也不愿意多生育孩子。再一种情况是单身独身者增多。大城市单身独身比中小城市严重，北上广单身独身最为严重。

据有关部门统计，2010年中国0～14岁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6.60%，比2000年下降了6.29个百分点，总和生育率约为1.18%，由此步入超低生育率和严重少子化国家行列。[1]

（二）无子化风险

无子化风险就是一个家庭只有夫妻二人没有子女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丁克家庭。近年来，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生活成本的进一步提高，为数不少的夫妇都选择了不要孩子的无子模式家庭，被称为丁克家庭。另一种情况是不孕不育家庭。或者是错过生育年龄而不能生育，或者是一方患有不孕不育症，使得家庭无子女。部分大都市晚婚成明显趋势，生育率下降，形成无子化不良态势。再一种情况是失子化家庭。由于疾病、车祸、自然灾害等导致子女死亡，导致部分失去子女的家庭成为无子化家庭。

（三）劳动力短缺化风险

劳动力短缺化风险就是年轻的、新生的劳动力减少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口红利消失风险。政策性少子化的强制性规定，导致年轻人越来越少而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与老年人占比倒挂，持续30年的人口红利逐渐褪色乃至消失。另一种情况是企业创新活力减弱。年轻劳动力逐渐减少而中老年劳动力逐渐增多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由此必然降低企业创新发展的生机或活力。再一种情况是企业用工荒严重。近年来新生劳动力逐渐减少导致沿海发达地区，包括部分中部地区企业招工难、用工难，引起用工荒的短缺状态。

根据专家统计，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人口红利接近临界点，2012年一年，15～59岁的人口减少了345万。[2]

（四）单极化风险

单极化风险就是为数不少的流动迁徙人员偏好北上广等大城市而不爱中小城市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二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口流动偏好于北上广，人口膨胀，导致大城市病。不管是大中专毕业生，还是外出务工经商，人们大都喜欢到北京、上海、广州去就业、去打工、去经商。另一种情况是人口流动偏好于省会城市，不喜欢中小城市，导致城市病。我国新生代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超过一半是80后，新生代流动人口20岁前已经外出流动的占75%，七成希望落户大城市。[3]

据有关部门统计分析，全国范围内人口减少趋势明显，但同时人口向北上广集中的现象也在持续。大都市企业多、人口集中固然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一旦遭受灾难，其风险也会十分严重。

（五）人口承载极限风险

人口承载极限风险就是超过某一个城市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所能够容纳的人口最大值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二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城市内循环式人口快速膨胀所致。城市人口再生产发展太快、失去控制或任其发展，导致人口快速膨胀，形成内因式人口承载极限风险。另一种情况是城市内外循环使外来流动人口快速膨胀所致。城市自身人口再生产与外来流动人口共同作用，导致人口快速膨胀，形成外因式人口承载极限风险。

据有关部门测算，上海市人口承载极限值为3000万人口。也就是说，在2040年至2050年期间，上海市常住人口应控制在2800万至3000万之内，与目前人口水平相比，约增加400万至600万，超过3000万极限值就会出现风险。[4]

（六）城市贫困化风险

城市贫困化风险就是部分城市居民源于无子化、失能化、收入偏低或失业致贫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四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少子化、无子化、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引起贫困。另一种情况是低收入阶层因上学贵、看病贵、生活贵引起贫困。城市低收入阶层因为收入增长困难、上学贵、看病贵、生活贵引起贫困。再一种情况是就业难和失业引起贫困。一部分城市居民因为文化水平低、没有教育学历，就业难，或者有机会就业了但很快又失业了，由此引起间断性贫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失地农民被城镇化。虽然被转为城镇户口，但没有工作，也不会从事企业的技术工作，虽然补偿了一大笔征地费，但不会使用，更不会投资，乃至不经意中被花光用尽，沦为贫困之人。

据专家统计，目前中国城市低保对象约 2300万，加上流动人口，贫困人口超过3000万，每年新增城市贫困人口不少于80万。[5]

（七）人口老龄化风险

人口老龄化风险就是老龄化提前到来或老年人过多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的风险。截至2008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15 989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全面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6]另一种情况是未富先衰、未富先老的风险。中国的人均GDP不高，尚处于不发达国家行列，然而，老龄化却急速而来，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再一种情况是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空巢化的风险。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近2亿老年人口中约半数子女不在身边，精神慰藉的缺乏威胁着空巢老人。截至2012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了1.94亿，占全国总人口14.3%。到2013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有可能突破2个亿，2025年将突破3个亿。[7]

三、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生育国策与风险应对

（一）坚持计划生育国策不动摇，提高城市人口风险意识，树立科学的城市人口安全观

一是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树立与时俱进的生育政策观。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是基本原则，但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人口过多、过快时，可以实现计划性、限制性生育政策，当人口偏少、偏慢时，则可以实现鼓励性、非计划性生育政策。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适时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局部性、结构性微调。

二是要正确认识城市人口风险，切实提高城市人口风险意识。一方面，城市人口风险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具有损害性、不确定性、可变性与社会性等特征。要正视城市人口风险的不确定性，绝不能轻视城市人口风险的严重危害性。在一定条件下，城市人口风险可控可防，并非深不可测或者无能为力。另一方面，现阶段中国城乡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大大减缓了城市人口压力与风险，但城市人口系统整体上并不稳定，增长势头还较为强劲，潜在的、不确定性城市人口风险依然存在。

（二）创新生育政策观念，引领生育潮流，有效增加城市人口总量

一是适时调整一胎生育政策，有计划地放开二胎政策，化解少子化风险。要大胆放开一胎与二胎间隔时间限制，加快人口生育速度；要有计划地放开二胎政策，缓解处于生育率警戒线的低生育率困境；对人口密度过稀的城市，可以试点一对夫妇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要转变一胎化的习惯思维，倡导至少生育二胎化新观念；要鼓励适龄夫妇及时结婚生子，不鼓励不提倡过度的晚婚晚育。

二是倡导生育光荣，强化生育责任感，化解丁克家庭化和单身化风险。大力宣传生育光荣，强调养儿防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培养生育的积极性；强化繁衍子孙人人有责的基本理念，增强养儿育女的责任感；不鼓励不提倡丁克家庭化，积极引导丁克夫妇生育或收养子女；不鼓励不提倡单身化，积极引导单身再婚组建新家庭，生育或收养子女。

三是放宽收养、领养政策门槛，鼓励无子化家庭收养、领养子女，化解无子化风险。对于三口之家的少子化家庭，可以鼓励和支持再收养、领养一个子女；对不育性无子化家庭可以鼓励和支持收养、领养一个或两个子女；对失子化家庭可以鼓励和支持收养、领养一个或两个子女；对收养、领养子女的家庭，国家实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制度。

（三）加大城乡人口调控政策力度，有序引导人口流向，化解城市人口规模化风险

一是加大城乡人口调控政策力度，严格控制大都市人口规模，化解人口承载极限风险。对北上广等大都市人口规模进行严格的刚性宏观调控，制定限制性人口规模，化解城市人口规模风险；可以通过房地产价格、文化水平、工资收入、生活成本、专业技术、招工就业等因素，对人口规模进行必选条件式调控。对省会级大城市人口规模进行宽松的柔性宏观调控，制定阶段性人口规模，化解城市人口规模风险；可以通过房地产价格、文化水平、工资收入、生活成本、专业技术、招工就业等因素，对人口规模进行选择条件式调控。

二是有序引导人口流向，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流动的态势，化解城市人口单极化风险。北上广等大都市要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高精尖技术产业与金融中心，有条件地招引国内外的一流知识技术精英，实行有计划的人口流动管理模式。省会级大城市要重点发展中低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与总部基地，广泛招引省内外的各类知识技术精英，形成人口有序流动的良好态势。中小城市要放开进城门槛，拓宽人口流动渠道，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中小城市落户就业，允许进城务工经商农民落户城区，有效吸纳各类流动人口，逐步增大中小城市人口规模。

（四）加大扶贫力度与覆盖面，多渠道增加贫困居民收入，化解城市贫困化风险

一是加大扶贫力度与覆盖面，减缓或降低贫困化风险。要进一步加大对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家庭的扶危济困力度。扶贫政策既要覆盖到少子化、无子化、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家庭，也要覆盖到低收入家庭、失业家庭、失地被城镇化农民家庭。有条件的城市要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扶贫力度，让贫困人口真正脱贫，分享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成果。

二是多渠道增加贫困居民收入，减缓或降低贫困化风险。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推进。要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要因地制宜，不断拓宽贫困居民就业、创业、投资、社保、帮扶等多元化增收渠道。对失独化、失能化、残疾化家庭人员，尽可能地就近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增加家庭收入。要尽可能地增加适合低收入阶层的就业岗位，增加其工资收入。对失地被城镇化农民，征地单位要尽可能地因人而宜安排其就业，也可以留出一定的土地让农民从事商业开发，增加工资性、经营性收入。要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五）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步伐，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化解城市老龄化风险

一是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步伐，化解机构缺失引致的城市老龄化风险。要建立健全市、区（县）、乡镇街道、社区与居委会四级养老服务机构，主导引领养老服务工作。要进一步改革完善公办养老机构，积极发展民办养老机构，建立公办、民办并存与公平竞争的养老服务机构体系。要加快养老服务队伍专业化建设步伐，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确保养老服务机构有序运转。积极试行养老服务机构责任保险，鼓励引导各养老服务机构积极参保，提升自身抗风险能力。

二是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化解产业缺失引致的城市老龄化风险。要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基本形成制度完善、组织健全、规模适度、运营良好、服务优良、监管到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各类服务主体营造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环境，实现社会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要在政府“保基本、兜底线”的基础上，锐意改革创新，发挥市场活力，推动社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角”。要求积极探索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新模式，促进养老服务与医疗、家政、教育、健身、旅游等领域互动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杨琳.中国步入“少子化”时代 专家称应正视人口风险[J].《望》新闻周刊，2012（2012-07-25）.

[2]杨琼.专家呼吁通过户籍制度等改革维持中国人口红利[EB/OL].国际在线，2013-09-25.http：///42071/2013/09/25/6071s4265630.htm.

[3]李莹.国家卫计委：七成新生代流动人口希望落户大城市[EB/OL].新华网，2013-09-10.http：///politics/2013-09/10/c_117312622.htm.

[4]徐瑞哲.专家称上海最多承载3000万人口[N].日报，2013-09-22.

[5]王东.应警惕城市人口膨胀和贫困化所致风险[N]. 学习时报，2012-03-12.

二胎政策对养老的影响范文第5篇

一、当前中国老龄社会危机的特点

（一）人口总量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压力并存。联合国新标准的定义中指出，一个地区只要65岁老人占总人口比重的7%，就可以视这个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中国在2014年的人口普查中，60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2124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0.1%，超过10%。由此可看出，中国已经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这样的老龄危机若不得到有效控制也将愈演愈烈。人口总量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压力并存这样的危机而产生的双重压力是中国老龄化社会独有的特征，它也不可避免的成为我国未来需要面对的一个基本国情。因为这两种压力在同一时间同时存在，所以想要通过提高生育率来应对危机可改善的空间相对较小。

（二）老龄化速度快于经济发展速度，“未富先老”严重。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同时也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在我国政府和人民的不断努力下，我国经济得到巨大发展，综合国力也有所提升。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也由此而产生，即我国目前人均寿命的增加高于发达国家同期增长水平，据预测，2025年之前，高龄老年人口将保持年均增长100万人。①未变富先变老的趋势愈演愈烈，也成为了我国老龄危机与发达国家老龄危机的一大区别。

二、中国老龄社会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失衡的人口战略及政策。从理论上说，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正确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的压力成为缓解人口规模压力的代价。②从1980年开始，我国的生育率就成迅速下降的趋势，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来说是符合时展的需求的，也是缓解我国庞大的人口压力的一个好方法，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年龄结构开始从底部老龄化。生育率水平逐年降低，我国老龄化的危机也开始在世界面前凸显，政府开始重视这个危机。从本质上说，中国老龄社会危机产生的原因是政策长期影响下形成的，人口战略的失衡已不符合当代人口年龄结构的发展，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危机，就要从人口战略和政策上着手，彻底改变老年人越来越多而年轻劳动力不足的现象。

（二）我国政府养老服务职能存在缺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化养老方面的差别并不是简单的不相干的事情，这实际上反映了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作为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配套措施，不可避免的替代传统养老方式的发展及其实践的过程。③我国当前处于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代际关系迅速变化，政府所实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随之而改变。每个人都希望老年生活能够得以保障，可是在我国政府养老服务职能上还是存在一定缺陷。例如，责任界定不清，我们现在的社会养老制度改革，引入了政府、用人单位和职工三方来承担，这样的模式并无问题也是符合时展趋势的，但是在责任划分的比重方面，仍未受到重视，界定不清三方谁的责任应占主要地位，这就削弱了各方参与养老保障的积极性。还有，政府在养老保障方面的覆盖面太小，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在养老保障方面的政策以及落实程度都是有极大保障也广泛受到群众监督，但是在一些偏远山区或农村地区，养老保障的辐射力就无法得到覆盖。

三、政府在老龄社会危机中的作用

积极应对老龄社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老龄社会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在可预见的未来，老龄社会是不可逆的，也是未来人类发展长时段的社会常态。④

（一）矫正人口战略，实行适度老龄化。人口发展战略――在稳定现行的生育率政策的同时，重视人口老龄化高峰前各个阶段的人口问题。⑤在制定人口战略上，人口总量的变化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都需要被重点考虑，生育率也是要稳定在一定数值内。我国现如今实行开放二胎的政策，这在解决我国生育率低的一个有效的方法，这对于老龄危机也是相当重要的。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变的前提下，日趋灵活的人口政策有助于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而“适度老龄化”概念的提出是基于有学者认为中国老龄化危机的根本是少子化。分析这个概念，其实不无合理之处。80年代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一批青年夫妇想要二胎的愿望，现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发生巨大改变，特别是在一些沿海发达城市，“丁克家庭”（DINKS）也越来越多，他们崇尚自由，不愿养育小孩，这使得中国的年轻人口越来越少，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未来的年轻人口会更加少。所以，实行适度老龄化是政府需要考虑的一个选择。

（二）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引入市场机制。在我国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时，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多年来，政府切实关注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也设置了相关的政策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利，尽力使他们能安度晚年，但是，仅仅依靠政府个体的力量是不够的，无论是在资金上还是在人力物力上仍有所欠缺。养老不仅是要在物质上能有所保证，更重要的是，在服务上也要同步跟进。而养老服务要如何进行，政府需在这方面加大功夫，政府投入和市场机制二者相结合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政府在养老服务上的投入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兴建养老院等机构来保障老人老有所靠，还有如配备相关的人员为社会提供养老服务等等。但是，政府从本质上讲只是起到引导的作用，其覆盖面和参与度仍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引入市场机制，形成由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共同管理的模式。市场的灵活性和竞争性决定了市场有更广阔的空间来发展养老服务，竞争性也使得养老服务的模式更多样化，更能进一步紧靠老年人的需求。所以，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上，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引入市场机制是一种良好的发展模式。

（三）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保证老龄人口生活。中国的老龄化是在我们尚未发达的情况下到来的，按照规律和现在情况的发展它会经历加速升上和高速增长的情况，但是现如今老龄人口无论是在医疗保障还是在其他方面的保障上还是有所欠缺的，比如卫生资源的配置存在不合理之处，医疗环境和医疗费用对于他们来说仍是一个大难题。老年人各种生理机能减退，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增加，且易患慢性疾病。⑥对于老年人来说，在社会保障的范畴内，医疗保障对于他们这个特殊的年龄段是最重要的。但是现如今，在医疗保障方面，老年人看病仍需要自己支付大部分现金，这对于一些退休工资微薄或者没有固定退休金的人来说简直就是难上加难。政府要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就要逐步建立一个针对老年人需求的保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府在建立和完善体系方面需投入比以往更多的资金并对其进行严格的合理的分配，在这个体系中，积极鼓励民间组织加入，建立起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养老的模式，不断增强政府投入的责任。比如在医疗保障上，改革社会医疗保险支付制度、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完善老年人救助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也在增强政府责任方面发挥极大作用。

（四）建立适应老龄社会发展的长远文化战略。通过加强老年文化建设来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使他们能够在物质生活有所保障的基础上生活得更加愉快和充满意义。所以，首先在倡导建立老年文化的氛围上，政府要加大力度，形成全社会一致的共识，创造浓厚的氛围，建设和发展老年文化；其次，在老年文化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上需要不断加强和改进，老年人均等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尚需进一步提高；再者，覆盖面要更加广泛，城市的老年文化建设固然是比较齐全的，但是不应忽略农村地区的老年文化建设，不难发现，在我国很多偏远山区，老年文化建设仍然十分匮乏，诸如此类的情况政府应给予更多重视，这样才能全方位的保障各个地区老蔫文化的建设。

政府作用发挥的有效与否关系到老龄社会危机能否得到缓解，政府树立应对老龄危机的新理念和新思维决定了政府将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危机。理想老龄社会是中国发展的美好前景。⑦政府在应对老龄危机的同时，更要积极大力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这些方面的发展结合起来，才能有效的正确的应对老龄危机。（作者单位：广西大学）

注解：

① 叶紫.2013年老龄人口将达2.02亿，未富先老日益凸显.[EB/OL]http：//qd.sohu.com/20130228/n367422552.shtml

② 党俊武.中国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思路[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75页

③ 姜向群.养老转变论：建立以个人为责任主体的政府帮助的社会化养老方式[J].人口研究.2007.7 第59页

④ 党俊武.应对老龄社会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的重要战略议程[J].老龄科学研究.2015.1 第5页

⑤ 姚冬琴.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将面临银发贫困状态[N].中国经济周刊 2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