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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乡村旅游;营销
新传媒最早来自于1967年美国人戈尔德马克制定的一份商品开发计划,随后迅速在全世界流行。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新媒体下的定义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根据国家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各类新主体超过300万家,新型职业农民超过1500万人,社会化服务组织达到22.7万家,已服务3600多万农户,托管面积2.32亿亩,营业收入达6200亿元。农业农村部农加发〔2018〕3号文件《关于开展乡村旅游和乡村旅游升级行动的通知》,提出业态升级、设施升级、服务升级、文化升级、管理升级,到2020年,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营业收入持续增长,力争超万亿元。在此背景下,利用新媒体,开创乡村旅游企业的营销新模式,对推动乡村旅游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新媒体下乡村旅游企业营销现状及问题
(一)营销观念落后
乡村旅游企业大多由农业企业、农家乐等升级而来,企业多为业主自主经营和管理,囿于业主的文化素质等方面,大多带有传统观念,等客上门思想浓郁。多数企业把营销工作交给政府等部门,政府在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不断增加投入和宣传。企业主动推广的方式也较为简单,“拦路拉客”、“雇人吆喝”、“立大招牌”、“假花彩旗”等销售方式,缺少对营销的理解,更缺少对新媒体的认识。
(二)营销定位模糊
较多乡村旅游企业缺乏对消费者需求的调查和研究,缺少明确经营定位和市场细分,因此,未经过认真的规划和设计。多数乡村旅游企业经营“大而全”,建设项目涵盖市场各类人群,谁都可以是消费者,谁也可能不是消费者,跟风现象严重,同类型项目一拥而上,呈现低水平、重复性、缺少核心竞争力。由于市场定位不清晰,就不能更好地开展精准营销,不能做到“有的放矢”。
(三)营销渠道单一
较多乡村旅游企业宣传渠道,一是通过政府宣传。政府的宣传推广都是针对区域的,营造的是宏观环境,不会针对具体的企业进行营销推广,企业可以进行一定的“搭车”,但是作用有限。二是通过商业企业和平台合作。较多乡村旅游企业和旅行社、户外拓展公司、培训公司、会务公司等进行合作,由于和品牌度假酒店和城市商务酒店等有一定的竞争,造成客源有限,周期明显。
(四)营销产品薄弱
乡村旅游企业产品设计和开发能力较为薄弱。餐饮产品品种单一,“一鸡几吃+打麻将”风靡一时,“一招鲜”已不能取胜。住宿产品往往忽略了时代特点,如今已经不仅是“床+睡觉”,舒适性、功能性配置尤为重要。乡村旅游企业的自然环境不是任其自然生长和发展就是自然,需要经过规划设计。总的来说,产品同质化严重,更新换代不及时,未能结合新时代消费特点和需求,进行产品研发,未能充分利用乡村旅游企业资源特点进行一、二、三产业产品的融合开发。
(五)营销人才匮乏
人才永远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来源。乡村旅游企业从业主到员工,往往缺乏营销专业的学习经历和知识技能,乡村旅游企业由于所处区域基本在郊区或山区,地理位置较为偏远,加之企业的文化和价值观等各方面不清晰,对于专业人才的吸引有一定的局限。特别是专业的营销人才更是稀缺。由于乡村旅游是一种综合业态,融合了一、二、三产业,对营销人才的要求不同于其他行业,因此,符合乡村旅游营销要求的人才更显匮乏。
二、新媒体下乡村旅游企业营销创新策略
(一)积极转变营销观念,加强新媒体的应用研究
首先,是休闲企业管理者要转变营销观念,要将企业经营和营销管理放在现在语境下,与时俱进。其次,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直播、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手机网络等。企业要充分研究新媒体对市场的影响和成功案例,寻找乡村旅游与新媒体的结合点,制定出新媒体营销战略和实施步骤,利用新媒体帮助企业构建新型营销体系。
(二)结合新媒体各类平台,建设全新营销渠道
首先,要对新媒体进行分类,不同的平台,打造不同的营销渠道。可以将主流的新媒体平台栏目和板块与乡村旅游企业的特点进行有机结合,建立全新的新媒体渠道体系。其次,加强新媒体渠道的管理和维护。渠道来源的多元化,对企业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根据不同渠道的客户,特别是新媒体渠道的客户,进行相对应的管理和服务,形成口碑和正效应。
(三)结合新媒体传播速度,加强营销宣传推广
新媒体作为新的传播媒介,具有传播速度快和传播范围广的特点。首先,结合新媒体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就意味着信息更新速度快,就要求乡村旅游企业提供的内容更新速度和质量需要和新媒体平台同步,对相关的信息内容要经常维护和更新;其次,结合新媒体传播范围广的特点,要求乡村旅游企业注重宣传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以适应更广泛的传播范围。特别是自建新媒体宣传的工作中,更应该对应消费者需求,提供有效的宣传信息,以提高宣传效果,以促进客户转化。
(四)结合新媒体自身定位,加强细分市场的选择
不同的新媒体平台,有不同的市场定位和客源群体。去哪儿主打比价,携程主打商旅,同程、驴妈妈主打门票,小猪短租主打民宿和短租公寓,爱彼迎主打民宿,抖音注重小咖秀、快手偏向平民化,淘宝侧重品种多元化、京东立足品牌产品。特别是抖音这类新媒体,市场细分非常明显,公开数据显示客户女性占85.6%,24岁以下占73.1%。不难看出不同新媒体平台都有各自不同的定位,也有不同的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因此,乡村旅游企业结合不同的新媒体平台,对自己的定位进行进一步明确,根据定位进行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的选择。
(五)结合新媒体产品特点,加速各类产品的研发
结合不同新媒体产品特点,指导乡村旅游企业进行产品开发。乡村旅游企业整体推广可以结合多彩投、开始吧等消费投资类众筹平台产品要求,进行整体升级改造,既可以解决乡村旅游企业重资产投资、回报周期长的情况,又可以短期内扩大宣传和获得优质客户;乡村旅游企业开发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品,可以根据京东、淘宝对农副产品的要求和特点进行开店、装修和售卖,甚至可以直接和平台商家合作直供;乡村旅游企业提供酒店、餐饮等产品,可以结合合作的新媒体,进行逆向产品开发,先根据消费需求,再结合乡村旅游企业自身资源,进行产品开发。
关键词:农业;远程教育;数字化;员工培训
一、背景
农广校系统已经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卫星教学系统,同时正在积极探索基于网络的在线学习。虽然农广校在教学硬件方面基本达到了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的需要,但各级学校的教职员工却缺乏如何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手段进行教学的经验,针对其岗位需要开展的培训也还很薄弱,特别是在数字环境下如何进行远程教育的教育管理、教学服务、教学设计等。教师的角色转变也关系到教学效果的发挥,教学人员应成为学生学习的服务者、支持者和咨询者,而不是教学内容的灌输者。从“教师者为中心”的模式向“学习者为中心”转变已成为当务之急。
为加强农广校开展远程教育的能力,联合国粮农组织援助中国政府实施了“加强中国农业和乡村发展远程教育”技术合作项目,把数字式授课方式融入中国农业和乡村发展教育的过程中。为了解决农广校“员工能力”这个瓶颈问题,项目聘请国际专家通过“管理员及行政管理人员”、“学习材料设计人员和生产技术人员”、“辅导教师”三个层面对农广校系统的员工分别进行培训。“数字环境下的教与学”作为项目的一项重要产出,主要是提高农广校辅导教师在数字化环境的教学能力:一方面整体提升农广校的各类工作人员利用远程手段服务农民教育的水平;另外一方面,培训在设计理念上充分考虑了利用各种现代远程手段,把培训本身当作案例来学习和研究,探索在农村地区运用数字技术开展远程教育,缩小和跨越数字农村鸿沟的经验和模式。
二、数字环境下的教与学培训
(一)培训的目标
如何有效地将数字式授课方式融入农业和乡村发展的培训之中;如何组织农民和其他乡村教育目标群体的教与学,并为之提供帮助;怎样使用虚拟教室;怎样进行非同步的计算机会议;怎样将参与式的需求评价和考评融入远程教育的实践中。
(二)培训课程的设计和内容
来自菲律宾开放大学的Flor博士编制了培训课程教材并担任主讲老师。Flor博士有着丰富的项目执行和教育培训经验,但他对中国的国情并不十分了解,为了使编制的培训课程适合农广校的特点,农广校的负责人向Flor博士详细介绍了农广校系统的一些背景资料并陪同Flor博士前往基层农广校进行实地考察。在此基础上,双方就课程内容进行了反复的协商、修改和完善。教学模块结合了世界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和成果,特别考虑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互动教学理念。培训前,组织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学员,录制了他们在培训前的想法和建议;培训中,Flor博士与这些学员通过卫星音视频系统进行了对话,建立教与学之问的纽带。为了取得更好的培训效果,农广校组织者对培训的材料进行了翻译,并将培训讲义在农广校网页上,供学员提前预习。培训课程共有七个模块:
模块一:区分模拟与数字化学习环境;描述数字化学习的优点与特征;列举数字化环境下的学习原则。
模块二:详细说明电子学习的主要战略。
模块三:列举传统的和数字的媒体及学习资料;描述传输方式;复述数字媒体的优点和局限性。
模块四:详细解释术语“多媒体”;详细解释“计算机辅助教学”。
模块五:描述农广校教学设计和课件开发的过程;把参与者需求评价和评估结合到这些过程中;确定参与者的进入点。
模块六:在万维网上进行网上冲浪和浏览;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交流和协作;通过搜索引擎和网络人口进行网上搜索;描述农广校的网上信息;组织和协助在线讨论。
模块七:了解社会资本的定义;描述数字环境中社会资本的形式;讨论动员学习者的方法;开发一个动员学习者的计划
(三)培训的实施
培训采用面授与卫星直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历时5天。来自全国各地的60名骨干教师在北京的直播教室接受面对面的培训,同时卫星向分布在全国各地的60个卫星小站进行了同步直播,共计1800多名辅导教师同时参加了培训,所有60个虚拟教室的培训者均可以通过音视频的双向传输与直播教室的主讲教师交流。
(四)培训的评估
为及时对每天的课程进行评价,并让学员积极参与到互动式的教学活动中来,每晚各虚拟教室的负责人把当天小组讨论的情况汇总,通过电子邮件反馈给北京直播教室,全国学员也可在中国农村远距离教育网站上的留言板上提出问题、发表意见、交流心得。工作人员则连夜将其归纳、整理,反馈给Flor博士,并在第二天课前安排答疑和交流。
培训最后一天,直播教室的每位学员填写了评估调查表,每个虚拟教室选派了十名学员填写评估调查表,并寄回中央农广校。培训结束后共收到705份反馈表,超过了预期的数量。多数学员踊跃填写评估表。以尺度1―5进行衡量(5表示非常好),在“授课内容”、“小组讨论形式”、“现场便利程度”指标上选择5的学员分别占54%,52%和35%,对本次培训班的组织、实施和效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我学会了描述数字学习的特点和优势”、“我学会了对传统式教学和远程教学及其传输方式进行比较”两项上选择5的学员分别占47%和51%,而在“我学会了如何开发课程。进行数字技术教学”、“我学会了在一个虚拟教室组织和协助教学活动”两项上选择5的学员分别只占20%和21%。可以看出:通过培训,学员们在思想上对数字化教学的概念有了很深的认识,但是对于利用数字化手段去教学却还需要回到工作岗位上不断实践,总结经验,才能真正体会和应用好。70%的学员在“我建议多组织些类似的培训”上选择了5,农广校广大教职员工渴望通过这样的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来不断更新知识,提高业务水平,使农民教育事业的发展能跟上时展的需要。多数学员都对今后农广校的师资培训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三、培训班的几点启示
(一)授课教师Flor博士在培训课程的设计理念、授课方式和评价测试上给农广校教学人员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展现了一套数字化环境中的教学模式
在讲义的编写和修改中,他认真倾听农广校的情况和实践,与农广校人员密切合作,很短的时间内,把国外先进的技术与农广校的实际情况有机的整合到培训模块中,同时针对每天学员的反馈意见,连夜调整和更新教学内容。在课程教授过程中,他幽默诙谐,利用各种手段调动学员们的积极性,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丰富多样,教与学的互动贯穿始终。学员在倾听Flor博士培训内容的同时,通过其组织培训的整个过程,看到了从教材设计、教材修改、教材讲授到教材评估这样一整套培训流程,这本身就值得我们广大教职员工研究和借鉴。
(二)培训活动的成功举办,离不开强有力的组织协调和后勤保障
历时5天的培训,通过卫星向全国60个小站同步直播,共1800余名学员同时参加培训。在培训过程中北京的直播教室与各卫星小站始终保持着互动交流,大家虽然地处四面八方,但却又处在同一个课堂中。教学中充分采用了一系列的现代远程教育手段:音视频双向交互,电子邮件、BBS、留言板、在线学习平台等。组织这样一次规模如此之大、覆盖面如此之广、手段如此之先进、效果如此之好的培训在中国农业远程教育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标志着中国农业远程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开片的气势即抓住许多观众的心:远望密密的牛群在山下,被踩起的腾腾灰尘烟雾笼罩,好像某个美国西部大片的开头。剪辑培训老师李听甚至将其誉为‘藏族版的《北方的纳努克》’。后者是1922年由享有纪录片之父声誉的美国纪录片导演罗伯特・弗拉哈迪拍摄的讲述北极爱斯基摩人生活的纪录片,堪称人类学纪录片的开山之作。而神奇的是,兰则平时就是放牧,不看电影也不看电视。”
这是(《南方都市报》报道“乡村之眼”系列纪录片《牛粪》、《索热家和雪豹》、《我的高山兀鹫》等首映式的一段文字。《数码影像时代》本期的“大画幅、小画幅”专题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次解读了“牛粪”现象。
某种程度上,是小巧便携、自动聚焦、自动曝光的小画幅成像器件数字摄像机成就了《牛粪》们。小画幅带来的“长景深”加上摄像机的自动聚焦功能使得画面中从前景到背景都是清晰的,自动曝光和较高的灵敏度使得大部分光线条件下都能够得到技术合格的影像,小巧便携的外形、内置的声音记录功能、电池的耐久性……手持摄像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画质越来越高、外形越来越小、操作性能越来越好,藏民们经过简单的训练,就能够成为纪录身边生活的“乡村之眼”。
2000年前后,伴随着采用小尺寸成像器件的DV数字摄像机的流行,国内一批之前未曾从事影视节目的制作人群有机会拿起DV摄像机,创造了诸多影像奇迹。李京红导演在《姐妹》、《快乐北京》等纪录片中,就以近距离跟拍和在抓拍中娴熟的构图技巧创造了小画幅设备真实的画面美感。
十年过去了,高性价比大画幅动态影像拍摄设备如同当年的小画幅DV一样,正在成为影像爱好者热议的话题。电影感的浅景深和自由更换各种镜头的便利,从几千元到几万元的价格,吸引着各层次动态影像从业者和发烧友们,纷纷尝试使用大画幅动态影像设备拍摄各种节目。
“从创业开始,我大大小小做过十几个行业,但最终我还是想从事与农业有关的工作。”她说。“我从农村走出来,几年创业历程也做出了一些成绩,现在的梦想就是回报农村,改善乡亲们的生活环境。”当大家都在向往城市“掘金”梦和对城市趋之若鹜的时候,她却对农村了敞开胸怀。
“我相信中国的农村有着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农民将有一番大的作为。”她斩钉截铁的说,炯炯有神的目光深深地感染了记者。
创业者丽英
严丽英出生于浙江省丽水市静宁县的一个小山村。那里山清水秀,孕育着一方水土一方人。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或许正是出生农村背景历练出她一身的执着。她并没有回避谈起小时候农村的经历。跟大多农村家庭孩子一样,她幼小的肩膀上早早就担负起了维持家庭经营的责任。唯一不一样的是她要在照顾兄弟姐妹之余,还要照顾好生病的母亲。
“当时买一件新衣服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她说。因此,小学毕业之后她就选择走出大山来到温州打拼。这一条路的选择,注定她是一个不满足现状、不断追求的人。当过餐厅服务员,开过餐饮和布店。她说:“之所以选择创业,主要是觉得自己给别人打工,辛辛苦苦做出的成绩,钱却被老板赚去了,心里不舒服,只有自己当老板。”她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但是,创业之路走得却并不轻松。她白天开店铺,晚上睡店里边,一坚持就是几年。对创业和生活的执着让她紧盯着身边的每一次机会。拿下电子厂的项目对于当年的严丽英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一个电子厂的招商项目,她的心中萌发了自己开办电子厂的想法。于是,她大胆地找到了当地一家电子厂的老板,说“我想开电子厂,但是没有钱。我可以把生产出来的产品卖掉后,再把材料的钱给你。”这个老板觉得她挺有意思,可是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如何将这些材料给你能呢。经过一番交流,电子厂老板被她的诚意和执着打动了,最终决定把一批材料赊给了她。但是她并没有经营这方面的经验,所以第一次的产品并没有卖出去。她记得当时电子厂的老板告诉她不会第二次赊原材料给她。但她还是硬着头皮获得了电子厂老板的支援。第二次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教训,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将产品卖出去。有了第一轮的淘金,她开始招工,建厂扩大规模,并从此在事业上更进一步。
和中国数字农村网结缘
事业的成功,并没有让她忘记乡村生活和对乡村的怀念,和中国数字农村网的结缘源于她去农村考察的时候。当时正值柑橘丰收时节,农民把一筐筐柑橘摆在路边,但是一辆辆车经过就是无人问津。她就在想这么好的农产品卖不出去,对农民是多大的损失,那可是农民辛辛苦苦的血汗钱。
这个时候,她就开始留意有关农村项目的信息,关注国家有关农村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政策。
2011年3月10日,浙江省丽水市农业信息化“十二五”规划通过专家论证,规划中强调要大力推进农业电子商务信息化建设,鼓励农村开展农业电子商务实践,逐步构建农业产加销信息一体化服务模式,改造提升传统农村市场服务业。她认为这是一个时机。2010年上半年经朋友介绍,严丽英开始调研中国数字农村网项目,他发现中国数字农村网似乎有着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
在一连串的问询、考察、调研过后,她认识到自己的追求与中国数字农村网的事业是如此的吻合。“服务三农”这崇高而又神圣的理想使严丽英与中国数字农村网结缘了,她依靠优秀的工作成绩成为中国数字农村网温州市市级工作站的站长。
用热情铺就农村电子商务之路
“要先谋而后动,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想运营好平台,就要先深入了解浙江当地的农产品流通环节及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情况。” 在浙江地区渠道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候,她这样来谈浙江地区渠道建设的工作重点。
据她介绍,浙江商超购进农产品的一般流程是“农民――批发商――供应商――超市物流采购”,通常需经过4个以上的环节,在这个过程中,成本至少上升了15%~20%,导致产业链的两端――农民和消费者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中国数字农村网能够依靠M2M模式可以减少中间商及零售商的环节,把这部分原本被中间商赚取的利润直接“转移”给农民,并最终惠及消费者。
由于浙江民营资本发达,商业人口众多,新兴的电子商务模式在民间开展广泛。数据显示,2008年,浙江省经贸委和财政厅开始实施“万家企业电子商务推进工程”,该工程争取在3年内注册用户数超过200万个、企业会员总数超过40万家,开展电子商务业务的企业超过20万家,从而为打造通畅高效的生产性流通服务体系,促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创造条件。这成为了在浙江开展电子商务事业的政策优势。
另外,在物流运输方面,浙江省早在2005年就规定:“装运鲜活农产品的挂本省牌照的货运车辆(含冷链、藏车),凭农业或林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动植物检疫证书或鲜活农产品(指不执行检疫的生鲜蛋奶、鲜活水产品、鲜竹笋、鲜板栗等)产地证明,免费通行本省包含高速公路在内的收费公路(含桥梁、隧道)。”这为浙江本地的农产品物流运输铺平了道路。
“凭借浙江省独特的经济优势、政策优势和商业群众基础快速扩展中国数字农村网在当地的影响力。”严丽英谈及浙江省发展前景时从容地说,坚毅声调中透露出希望的光。
只争朝夕
十以后,中央政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掷地有声地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这就要求群众文化工作者在从事本职工作时,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让优秀的传统文化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展现出来。具体到对民族民间文化的发掘整理再利用,对群众文艺活动的主题内容思想的正确把握,对群众文化作品的创编上,都必须牢牢遵循这个原则———比如利用相声、小品等曲艺形式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运用歌曲来传递热爱家国、诚信友善、自由和谐的正能量,运用舞蹈来表现本地区本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文化传承等等。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中国梦是时代主题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结晶,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群众文化活动中践行中国梦,弘扬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群众喜闻乐见并寓教于乐,是文化人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二、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将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大步伐。在经济相对发达、文化氛围相对浓厚的地区,群众文化发展固然呈现可喜态势,但我们更应看到,在我国许多地区,仍有着文化贫瘠甚至文化荒漠地带。不患寡而患不均,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提出,可谓有的放矢、切中肯綮。文化本身虽然不可量化,但文化服务的质量、范围、种类、内容等却可以有一个相对明确而固定的标准。我们应推动文化资源、文化活动、文化辅导培训、文化激励奖励进一步重心下移,进一步向基层倾斜。大力建设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组织开展多种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以群众为导向,推动群众需求与文化项目有效对接。排老百姓想看的戏,唱老百姓想听的歌,演老百姓喜欢的节目。加强对基层文化骨干的培训力度,让他们更好地发挥文化“火种”的作用。变输血为造血,变送文化为种文化。
三、以文化馆协会成立为契机,提升行业发展水平
众所周知,各级文化馆站是群众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支撑性力量。2014年9月,中国文化馆协会在京成立,这标志着文化馆事业的发展又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对于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无疑也是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事件。我们应以文化馆协会建设为切入点,在公共文化领域逐步建立政府规划布局、政策指引、运行监管、考核评估,公共文化行业协会规范运行、严格自律,公共文化机构各司其职、开展服务,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有序发展的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并实现政府、行业协会组织、会员单位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在此基础上建章立制,进一步完善文化系统法规建设。以协会成立为契机,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正当其时。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鼓励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等办法,推动政府购买重要公共文化产品、重大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公益性文化活动。完善文化设施“建、管、用”统筹机制,打破部门界限,实行统筹管理、统一服务。大力推动学校、企业、社区等公共文化资源免费开放,加强对社会文化资源服务的监管和指导。开展流动服务,实现服务公众“零距离”。进一步壮大文化志愿者队伍,积极推进文化志愿者走基层,开展培训、辅导、讲座、创作等文化志愿活动。
四、在城镇化进程中构筑新型文化生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全民认知度和参与度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原有文化生态的消亡、改变和解构,新的文化生态的形成、重构和生发,时间短,范围广,程度深。不仅中国历史上过去几千年从未有过,在国外也很难找到类似经验和案例以供参考。新型文化生态的形成,离不开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文化互动交流,在城市和乡村二元化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以城区的优势文化引领农村文化发展进步、提档升级,另一方面以乡村文化的博大淳朴、原汁原味来反哺城市文化,从而形成城乡文化资源共享、文化活动互补、相得益彰、共同繁荣发展的局面。一方面张开双臂,迎接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便利、快捷;另一方面“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还有一片广大的过渡地带———小城镇和县域经济发展带。它带有城市和乡村的双重特征,却往往成为文化建设的薄弱环节,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如文化从业者整合现有资源的能力较差,观念陈旧,服务意识薄弱,群众参与活动积极性不高等。这些都有待于文化从业者用放宽眼界,既要立足实际,发掘整理当地文化遗产,并加以时代化的改造。又要善于汲取城市文化建设中的先进经验做法,积极开展县域文化合作交流。随着人口流动数量、密度和程度的日益加大,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融合、碰撞成为常态。由文化部牵头组织的“春雨工程———文化志愿者边疆行”、“大地情深———群星奖文艺作品全国巡演”等活动,拉近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距离,具有很好的示范引领和导向作用。当然,仅靠这样自上而下的引领远远不够,源源不断的文化交流动力源泉,应来自基层文化工作者自身。此外,在城镇化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进行文化遗产保护,同样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课题。首先是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关联;其次,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提高文化遗产保护的全民参与度和认知度。
五、利用数字技术推动群众文化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