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的理解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数字乡村的理解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数字乡村的理解范文第1篇

一、词语中数字的含义及如何教学生品读

1． 词语中数字的含义

在词语、成语及俗语中出现的数字，除了有些表示数量、顺序之外，还有一些表示时间的长短、事物的大小等。下面是笔者参与唐汉的《唐汉解字》及查阅《新华词典》摘出的几个数字的含义。

“一”有以下几种含义：①数量小，小许：如“一些、一撮”；②动作短暂，时间短：如“一下子，一会儿，歇一歇”；③专一不二；如“一心一意”；④满全：如“一生”；⑤相同：如“一样，大小不一”。

“二”表示：①次的、二等货：比如“二手车”；②间接的：如“二手资料”；③不专一：如“一心二用”。另外，“两”有时指“成双配对的事物”，如“两个黄鹂鸣翠柳”、“小两口”。

“三”表示多次：如“三思而行、三番五次”。“八”表示各个方面：如“四面八方、四通八达”。“九”表示最大、最多，比如“九牛一毛、九死一生”；表示最大或事物的极至：如“九重天、九霄凌云”。“十”表示塞满具足：如“十足、十分”。“百、千、万”分别表示大、全部、极至等意识，如“百家争鸣、一了百了、千言万语、千疮百孔、万物、万不得已”。

另外，有些数字组合表示特定的含义，如“万一”表示极小、很意外，“略知一二”中的“一二”表示一点点。

2． 如何教学生品读词语中的数字

1） 据词定义、避免拆词

要结合整个词语来理解数字的含义，不能把词拆开来读、理解。比如把“七嘴八舌”拆开来解释，就成了“七张嘴、八条舌”。

2） 找出规律，适当概括

数字的含义是有规律可循的，比如“一”常含有“数量少，动作短暂”的意识，像“走一走、看一看”等，而“九、十”常含有“数量多、满”的意识，如“九牛一毛、十全十美”。找出其中的规律，对数词的含义进行概括，就比较容易掌握带数学的词语的正确含义。

3） 学会迁移，一通百通

在学会了一些数词的含义后，下次出现类似的词语时就应该会迁移。比如从“三番五次”中得知“三”表示多次后，下次再碰到“三”的词语时，就应该想到它是否也含有多次的意思。

4） 合理联想，推测意思

有些词语我们可以进行合理想象推测含义。一般情况下，带有小数字的词常含有次数多、对象多、概念大的意思。又如“万一”，可以这样想“一万次中只发生一次”，就是很意外的意思了。

二、诗句中数词的含义及如何教学生品读

1． 古诗中数词的含义

古诗中常运用数词来表达数量的多少，程度的深浅，时间的长短等含义。笔者对《小学生必背古诗70首》中几首带数词的古诗略作分析，概括出古诗中的数词大致有如下几种含义：

第一种是实指，表示具体的时间或数量等。比如“毕竟西湖六月中”，“草长莺飞二月天”，“乡村四月闲人少”，“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中的数字分别表示具体的时间和数量。

第二种是虚指，古诗中大部分数词表示虚指，有的表示时间长、路程远，比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有的表示数量多，如“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等等。

数词的虚指还可以分两种：a表示大概的程度，如“竹外桃花三两枝”，指开出稀疏的桃花；b夸张的说法：如“飞流直下三千尺”、“桃花潭水深千尺”，分别形容瀑布之长、潭水之深。

另外，有的是特指，表示特定的含义，如“九州生气恃风雷”中“九州”指中国。

2． 如何教学生品读古诗中的数词

1） 分出虚实。首先引导学生分别出数词的虚实，不要把虚的数词看成实数而误解诗句。

数字乡村的理解范文第2篇

“我并不擅长直接用语言和人沟通，更愿意通过图案、线条、画笔甚至刻刀来传递我的内心。”旅英信息设计师彭庆国，就这样施施然地坐在笔者面前。

在同行看来，彭庆国多少有些另类。在十余年的设计生涯中，他从不急于确立自己的设计辨识度，反而不断颠覆自己的风格，“越来越简约，也越来越大胆。”这是同行对他的评价。在这个设计被商业过度消费的时代，彭庆国却始终让人有所期待。

 

这一切基于他的伦敦之行。

身未动心已远

“旅行是一种宿命。”彭庆国说，“去英国留学是我这一生必须要做的事，当时，我停下手头一切业务，变卖房产，带着自己所有的积蓄远赴英伦，一呆就是两年。”

彭庆国留学之前，就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设计师，放下一切远涉重洋，需要莫大的勇气。当记者问及勇气从何而来时，他捋了捋长发，淡淡地说了一句：“设计与我，就是一种共生共死的关系，不疯魔，不成活。”

 

彭庆国告诉记者，两年的留学经历使他的视野大为开阔，内心不再焦灼，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简约对他而言，不再是一种设计风格、审美情结，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旷达闲适、与世无争。香港媒体评论过他的作品：善于化繁为简，表现出天人合一的境界和国际化。而在彭庆国看来，简约并不简单，这里头蕴涵着无限美妙的精神世界——入而能出，往而能返，何其自由、畅快。

 

在英国的彭庆国是极其自由的，他有一段时间住在乡村，喂马劈柴，以一种近乎原始的方式生活。“真正的英国在乡村，那里的风土人情给了我无尽的创作空间。在很多国家，大都市意味着良好的修养、舒适的生活，是社会名流的聚集地。可在英国，情况却是相反的。都市在英国仅仅是一个聚会的场所，一年中，大部分生活优渥的家庭工作在城里，喧嚣之后，又一如既往地返归乡村。在乡下，他们耕作土地、装饰自家的庄园、庭院，迷人的乡村景色遍布周围。”

 

英国乡村给了彭庆国对生命的重新理解。尽管这个场景已经复述了好多遍，但彭庆国还是愿意再一次与笔者分享这种感怀：那是一个假日的早晨，田野一片静谧，教堂钟声响起，小河穿过宅邸，在枝茂叶胜的参天大树下扩展成一片明净的湖水，农夫们装扮一新，平静地穿过青葱小路迈过教堂。彭庆国如往常般去教室上课，在逆着曦光的路上，一片金黄的银杏叶忽然就不偏不倚地飘落至手心，一抬眼，满眼深浅细碎的金黄在日光里婆娑扶摇。

 

那样昂扬而明亮的美，简单干净到让人落泪，让人不禁感叹生命的美好和无常。一刹那间，彭庆国似乎悟到了什么。

无相之相

在伦敦泰晤士河畔的oxo tower展示着一组巨型海报，内容是关于人类死亡方式的研究与调查，这是彭庆国的信息设计作品，历时半年完成。

作品是一系列的信息合集，由图案、标识、装置等组成，在此基础上，又编撰了八本书，每一本书阐述一种死亡方式：战争、疾病、自然死亡、意外、犯罪、污染、交通事故、自杀。

 

尽管是关于死亡的题材，彭庆国却仍表现得极其克制，画面简洁、色调淡雅、光影柔和。这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这一组作品中蕴含的哲学思考。在这组作品的序言中，彭庆国写道：“所有的这些呈现都来自数据，来自信息，不仅孤独，而且宿命，没有逃脱的可能。”彭庆国为这组作品取的标题是《我们怎么死去》，他要做的是用信息和数据，正视死亡和生命的过程。

 

《泰晤士报》评价过这件作品：图形符号的展示、应用，已经更大意义地超越了其本身的基本形态。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它正以崭新的时代语言特征，传递着过去不可想象的更为复杂而庞大的信息及意义，并从视觉上展示着更为奇妙和不可预知的魔力。

 

彭庆国说，“在伦敦，更吸引我的地方，那就是最先进的设计理念，特别是数字媒体技术的引入，使我大开眼界”。他触及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觉认知和艺术发展空间，那就是信息设计，而信息设计在国内尚处起步阶段，目前这个领域的设计师可谓凤毛麟角。

 

彭庆国告诉笔者，信息设计初期作为平面设计的一个子集，经常被穿插在平面设计的课程当中。在1970年代，信息设计就真正从平面设计中脱离出来，其主旨是“进行有效的信息传递”，与提倡“精美的艺术表现”的平面设计确立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完整的信息设计流程需要各种不同的专业技能，涵盖了美学、统计学、心理学、语言学、界面工程学等等，还需要一些媒介经验。因此，信息设计师一定是位跨界艺术家。

 

《华闻周刊》评述彭庆国的这幅作品：各种元素和图形如同会呼吸的标志，根据不同的死亡方式呈现各异的结构、色彩、线条以及波纹，展示出不同的运动状态，引发了设计语言的重构。让人们体验到了具有波动性、不稳定性和前所未有的、夺目甚或令人眩晕的数字化的美感。在彭庆国的作品中，展现出高度秩序化的几何性和人们日常生活的矛盾冲突。

 

彭庆国说，生命有大美，自从诞生以来，各种生命活动——生成、传播、交互、成长、寂灭，循环往复，使得各种生命体繁衍不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信息，就其形式和内容而言，都可以被称为信息的最佳方式。

 

数字乡村的理解范文第3篇

【关键词】遥感影像分类 乡村地区 决策树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3S技术的兴起，航空遥感测绘在数字城市建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中国的大面积国土仍属于乡村区域，其航空遥感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针对乡村地区的遥感影像，开展了分类研究。决策树是一种非参数的分类算法，它通过一系列两类分类的节点，可以将多类分类的复杂问题简化。决策树的一个十分突出的优势是：它除了可以获得较为满意的分类精度外，还可以得出分类的树形流程图，为用户提供重要参考，并帮助其理解分类过程。

2 方法

在决策树算法的构建中，最重要的是对各个节点的分类条件进行设置。在乡村遥感影像中，植被是主要的地物，例如树林、庄稼等。而对于植被，一般是利用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来进行信息提取的。大量研究表明，植被的NDVI大于0.3，而水体的NDVI小于0.1。然而，受到天气状况、光照角度、遥感器噪声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各种地物的NDVI值也会略有变化。因此，利用决策树和NDVI来进行地物分类，需要根据研究区域和数据类型来具体选定阈值。

图1是本文所构建的决策树分类器，该图可以直观地反映出分类算法的流程。首先，当NDVI值大于0.3时，地物被判定为植被（V），否则，进入下一个节点的判断：若NDVI大于0.2，则表明是土壤（V），否则是水体（W）。图1决策树的构建是根据一景EO-1中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来进行的，第三节实验部分对该数据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说明。

3 实验

本文算法所采用的数据由EO-1改进型陆地成像仪（Advanced Land Imager，ALI）获取。EO-1于2000年升空，承担了辅助Landsat系列卫星对地观测的任务，其遥感器ALI参数与Landsat的相似，其多光谱影像的空间分辨率为30米。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免费提供了ALI数据的下载链接。本文实验数据的获取日期为2013年7月20日，地点为内蒙古巴盟地区的五原县。

数据处理主要包括两步：（1）辐射校正，（2）NDVI提取。第一步是由业务化的遥感数据处理软件ENVI完成，这一步的目的是从原始的DN值中得到反射率信息。在第二步中，也利用了ENVI软件所提供的光谱波段计算模块，可以方便、快速地提取NDVI。其计算公式为：NDVI=（bNIR-br）/（bNIR+br），其中b为反射率数据，NIR表示近红外波段，r表示红色波段。

图2显示了本文实验所用的数据、从其中提取的NDVI，以及决策树分类结果。图2c分类结果的颜色与图1是对应的。显然，图2c的分类结果较为准确地反应了当地的地物覆盖信息。例如图2a西南方月牙形的海子（当地人对湖泊的称谓），在图2c中被较为完整地提取了出来；大部分村庄、道路等地物，由于主要是由土壤组成的，在分类结果中也都得到了很好地展现。

数字乡村的理解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主体间性　数字传承人　文化遗产事项

当下，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数字化是这些浪花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朵。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不是照搬和简单重现，而是对文化遗产的重新解读和表述。区别于传统方法，人们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以全新的方式对文化遗产进行重构和再现，而载体的转移必然影响传播内容本身，使文化遗产内容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在文化遗产的现代传承中，一类新的传承主体呼之欲出——他们掌握并利用数字化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再现、解读、保存、共享和传播。在这个加工、处理、再现、解读、保存的过程中，文化遗产得到了空前广泛的共享和传播，即使是原本唯一、不可共享和不可再生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变成了无限、可共享和可再生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数字媒介技术的介入使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观念和传承都发生了若干变化，用波斯曼的话说就是，“技术变化不是附加的；它是生态学的。一种媒介不是增加了什么，而是改变了一切”①。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传承人是文化遗产传播和生存中的又一类新型主体。他是遗产数字化过程中技术和表述规范的制定和贯彻实施者、把关人和议程设置者，也是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生存中各个环节的一个交会点，与各个因素密切作用。具体来说，纪录片创作者、数码摄影者、网站策划制作人、影视动画编导、拿起DV的村民和学生……无论其具体目的、做法，只要是在这类活动中起到主导作用、客观上进行了文化遗产数字传承的主体，均可纳入本文所论的数字传承人的概念范围。

主体间性的提出

20世纪美学发展中有一个显著的转向，就是从客体性（前主体性）、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发展。“主体间性”是英语“intersubjectivity”的直译。学者多认为，主体间性作为主体间关系的规定，是指主体之间在语言和行为上互相平等、相互理解和融合、双向互动、主动对话的交往特点和关系，是不同主体间的共识，是不同主体通过共识表现的一致性。主体间性对主体性的超越，突出地表现在认识和对待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模式上。主体性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简化为“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的单向模式。主体间性理论则提出了“主体-主体”和“主体-客体-主体”的认识模式。把主体性置于主体间平等、融合、一致的关系中加以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单向思维模式的局限，使人类的认识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了。主体间性的提出让美学家脱离了从反映论到主体论的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历史局限，关注到存在的更本质的方面——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解决了生存的自由本质的问题，也解决了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②。主体间性理论的核心是主体性问题，所以主体间性不是反主体性，而是注重和强调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既然如此，与主体自我相对的他者就被赋予了与主体平等对话、相互交流的地位。

美学是艺术的抽象，传播是行为的抽象。主体间性的提出也让我们在文化遗产数字传承研究中看到了这种更深层次的解决：主体间性的引入，使原来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意义——它们同样不再是字面上的主体和对象的关系，而是传播活动中两个共生、平等和交流的主体，在传播中对话与互动，主体间性是对二者关系在新的基础上的修正，是对主体性的一种现代修正③。主体间性的引入也使数字传承人和文化遗产的关系具有了新的意义。

数字传承人既可以是遗产地民众的成员掌握了数字技术而成，也可能来自外族（事实上目前大部分专业的数字传承人是来自外族的），比如媒体从业人员、比如具有一定资金背景和相应立场的课题组、比如商业公司策划创作人员。一般而言，目前出现的数字传承人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政府官员和事业单位相关工作人员；二是电视台等媒体的工作者，传统媒体的数字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把这个连续的过程都纳入到考察的视野中；三是商业公司中的策划和创作人员；四是遗产地民众，包括掌握了一定数字化技术和技巧的村民和学生。这些人原本可能对某一文化遗产有一些初步的兴趣或认识的需要，也可能是全无认识，相同的是他们在与文化遗产不断进行“对话”和“交流”的过程中，才在头脑中逐渐形成了关于该文化遗产的图式，并不断丰富、完善之，进而产生“不吐不快”的表述的冲动，开始了数字传承活动。

数字传承人往往以其见多识广和对遗产的研究理解之深透，而得到遗产地民众甚至各级地方政府的“拥戴”和仰视，他们的意见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很多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都深有体会。所谓“你比普洱人更了解普洱”、“你比会泽人还会泽人”，说的就是这些数字传承人在遗产地得到当地人的肯定与褒奖，其必然的结果之一就是遗产事项本身在这样的态度和立场中发生了或大或小、或隐或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往往会得到文化遗产持有者的赞同。

数字传承人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在深刻理解遗产含义和当地人愿望的基础上，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发掘文化遗产在当代的生长点。一项文化遗产在今天是否还有生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它与当代生活的关系，如果还存在密切联系，它就具有强烈生命力，如果已经有了更好或是更经济的替代，它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但是不是它就就此作别了呢，先生曾说过，“文化中的死和活并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文化中的要素，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在对人们发生‘功能’时是活的，不再发生作用时还不能说是死。因为在物质界是死不能复生的，而在文化界或在人文世界里，一件文物和一种制度的功能可以变化，从满足这种需要转而满足另一种需要，而且一时失去功能的文物、制度也可以在另一时期又起作用，重又复活。”④这“另一个时期”或“另一种需要”就极有可能是文化遗产的另一次生命的绽放。当前文化遗产的“旅游化生存”，其形成与数字传承人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纪录片、DC影像的创作者以自己善于发现的数字眼睛看到了美妙绝伦的文化遗产，把他们介绍给了更多的眼睛，把当地人眼中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和场景拿去满足了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和提升当地GDP的功能。

祁庆富教授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应是：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⑤。数字传承人要完成一部杰出的文化遗产作品，不仅要深谙自己看家的数字媒体技术和技巧，更要全面掌握所要表现的文化遗产内容、遗产地民众的心理和认知，不仅要关注遗产事项，还要像当地人一样去关注它的生存和发展。日本著名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从《三里塚》系列的纪录电影开始确立的两个创作原则（第一，长期驻扎拍摄的方式，与拍摄对象融为一体；第二，“支持者”理论，摄影机要站在拍摄对象的立场）可以说是这种关注的杰出典范——13年的乡村生活，“在山形县上山市的岁月里，小川生活得像个地道的老农，种稻、插秧、养蚕、采摘、和老乡拉家常、和大家一起讨论乡村事务等等，就是他的日常生活；走在路上，他会认真地和每一个人打招呼，完全没有一个社会精英的架子；在小川的租屋内，每天都会有不少当地人聚集起来喝酒直到天亮；摄制组的成员插秧时，蜻蜓居然能停在他们身上久久不去，这是很有经验的农民身上才出现的现象。”⑥优秀的数字传承人应该是充分掌握遗产技术技巧和技能的人。特别在大众传播媒体逐步数字化的时代，媒体和优秀的数字传承人起到的作用不可谓不重要，影响力更是得到了全社会的公认。

文化遗产也不是铁板一块，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它一方面是指“那些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方式传承至今的，具有较高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与科学价值的知识类、技艺类与技能类传统文化事项”（1950年日本颁布的《文化财产保护法》）⑦，是具有相对稳定内涵和外延的历史存在；另一方面，它又必须产生于特定历史的特定民众生活之中，因此，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打上了特定时代和历史阶段的文化烙印。正如克莱德·伍兹所言，“在所有社会和文化系统中，变迁是一个常数。”⑧而变迁的因素来自多个方面，除了遗产自身的特质以外，民众生活方式、看待问题（包括遗产）的视角的转变，甚至数字技术的推广，如网络的普及，都会影响到文化遗产在当时代的变化。

于是，主体间性的提出，成为文化遗产与数字传承人在当代关系发展中的一个大概率事件。

文化遗产事项的主体性

在主体间性研究的视域中，对象（特别是作为自然物的对象）的主体性至今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而文化遗产与纯粹的自然物有一定的区别，但也具有人和自然物之间的过渡性，带有两方面的特征，因而探讨其主体性具有一定的学理意义。

文化遗产一方面作为具体的存在，是人类生活的场所、工具与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类。但它又不是纯粹被动的、客体性的存在，借用崔保国教授对媒介的一个比喻来说，它是“一条鱼”，是有着自身生命规律的一个活的系统⑨，也是一个主体性的存在，并不完全按照人的意志生存与发展，而是有着自身的特点、要求和特定的生态发展规律，与其发展环境——包括人类文化在内的社会环境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另一方面，文化遗产具有文化的特征，如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艾略特所比喻的，文化像是一棵树，“你不能制造出一棵树来，你只能栽种一棵树苗，精心地加以照料，等待它届时长大成树；当它长成之时，如果你发现，一棵橡子长成了橡树而不是榆树，对此你是不能抱怨的”。⑩文化是一棵树，而不是一架机器，不是设计制造的结果。文化遗产亦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及其结果，它具有内在的基因谱系和生命能力，又与外在的条件相关联和对话。

作为“人”的数字传承人在与文化遗产的关系中无疑有着其主体性的一面，诸如自觉、自主、能动、创造等特性，在此不再赘言。这里要强调的是人在与媒介的关系中既受到自身资质、组织、环境、公众等条件的制约，又受到与媒介有关的诸如对媒介的印象、媒介符号的特性、媒介技术的掌握程度、媒介内容的制约、媒介的公众形象等条件的限制，在这种关系中他并不是手持枪弹的士兵或指挥者，而是既引导又遵从，既主动又不唯我的一个角色。

而数字平台的出现，把文化遗产的这种主体性更加明显地凸显出来，让对话和交流得以流畅地实现。数字传承人和文化遗产事项正是这种关系中的两个互主体。

这样，遗产不是中心，数字传承人也不是中心，他们是消除了对立，处于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地位的两个主体。这种消解了中心的双向交流与对话使真正意义上的互动成为可能，而要把这种双向思维落到实处，无论是遗产地民众、地方政府，还是数字传承人都应谨记文化遗产事项本身的主体性。就像小川绅介说的那样：“无论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你拍摄对方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拍摄你和对方的关系”，要“感觉到劳动者心灵的呼吸”。有人总结说，“三里塚8年，牧野13年，长期的住宿拍摄生活，以及小川竭力追求的‘由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世界’，也许是今后很难再有人能够达到或超越的精神高度”，这其实也是文化遗产数字化过程中我们应该时刻铭记的高度。

主体间性的实践化

文化遗产的传承（包括数字传承）中发生着一个主体间性实践化的过程。一方面，数字传承人会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对传播中的众多遗产素材进行取舍和加工；另一方面文化遗产本身又以自己的特点和生命特征而约束和限制着数字传承人的行为，影响着其传播效果。

学者彭兆荣说，“遗产其实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根据不同的分类原则和标准所进行的选择性划分、主观性描述、经验性解释和目的性宣传的产物”，这中间就包含了包括数字传承人在内的主体对遗产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承的把关。林林总总的文化遗产名录就是来自各方面的各级主体层层把关的最直观的结果。某一项遗产上不上名录、上何种级别的名录，以何种方式何种面目登上名录，都经历了毫不亚于新闻素材选择的若干“把关人”和“把关”的环节。数字传承人主要涉及文化遗产数字表述中选择和呈现的环节。

我们面前的文化遗产多如过江之鲫，特别是非遗的活态化特性使其存在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而能够进入高级别的名录就意味着与之相应的一系列“GDP化”后续行为，所以在进行上文所述之“划分”、“描述”、“解释”和“宣传”的过程中，保护和传承主体的“选择”、“主观”、“经验”和“目的”就成为把关的标准，而数字传承人则在此标准下力争使自己手下的数字化作品成为实现这种“选择”和“目的”的有力推手。于是，来自大众媒体的数字传承人要“好看”（这与收视率和票房密切相关），来自研究课题组的数字传承人要“完备”（这是研究的需要），而村民和学生则更多的是凭直觉（“我喜欢”与“你喜欢”本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然，在数字化的不同阶段，比如拍摄和编辑等不同阶段，这个标准还会发生一些具体的变化。数字传承人在这个过程中，以自身的教育背景、能力特长、兴趣爱好，带着先见（或者说偏见），对遗产事项进行着选取和呈现，使用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视听语言、采用独特的叙事策略，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加入了个人对遗产事项的理解和阐释，担任了文化遗产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的把关人角色。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文化遗产事项亦有着自身独特的存在方式与样态，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并不完全按照人的意志去生存和发展，是有着其自身相对独立与特殊的生态发展规律的，具有一定的主体性。而且不同的文化遗产事项有着不同的特征，特别是活动和视觉的特征。这使得文化遗产事项本身又在各类数字化设备、手段、方式，甚至数字传承人的选择上，充当了另一个主体。

正如著名女导演彭小莲所说，“很多时候，为了准确表达影像，我会从设备开始考虑”，数字摄影、摄像、计算机图形图像、网络……各类数字设备、手段和方式在其技术、符号、市场诸方面均有自身的独特性，在各类别的文化遗产表现和再现能力上具有一定的选择性。甚至在一定要求下，在数字化已成为趋势和潮流的今天，一些非数字化的手段，如胶片摄影，还保留着自己的空间，对此，数字传承人的主体性等因素固然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文化遗产事项本身主体性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

一定题材与特定数字传承人之间的明显联系也是文化遗产数字化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比如，哈尼族题材与孟家宗、比如马帮片和郝跃骏。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参与创作电视剧《哈尼姑娘》以后，孟家宗先后策划、创作了电影《婼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红河》和22集专题片《雕刻大山的民族》，40集电视剧《天下一碗》（合作）等一批以少数民族特别是哈尼族题材为主的作品。孟家宗生长在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初中就开始从事创作活动，对自己生长的这块土地有着深入的理解和深深的眷恋，他说，“我对民族文化非常感兴趣，每一个成功的作家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生活基地，从年轻时开始，我就把红河作为我的生活基地，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特别是哈尼族和彝族学习并进行研究。我的作品中要真实地反映民族的神，而不是形。”

结语

数字传承人与文化遗产事项之间，并不完全如我们最初所认为的那样是保护与被保护、传承与被传承的主客关系，在文化遗产数字化生存过程中，他们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对话又相互把关，在交流、对话与把关中践行了主体间性的内涵。

在主体间性的语境中，遗产不是中心，数字传承人也不是中心，他们是消除了对立，处于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地位的两个互主体。这种消解了中心的双向交流与对话，使真正意义上的互动成为可能，而要把这种双向思维落到实处，无论是遗产地民众、地方政府，还是数字传承人，都应谨记文化遗产本身的主体性。提升遗产事项和民众作为主体的话语权，是民族文化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在文化遗产事业中普及数字技术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李明伟：《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

②③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页，第262页。

④方李莉：《景德镇民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⑤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西北民族研究》，　2006（3）。

⑥程晓筠、支菲娜：《在场者的诗意记录　追忆日本导演小川绅介》，http：//ent.sina.com.cn/m/f/2008-04-03/12131973316.shtml，2010-08-14.

⑦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程》，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编，2008（1）。

⑧克莱德·伍兹［美］著，施惟达、胡华生译：《文化变迁》，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⑨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4327，2008-04-28.

⑩T·S·艾略特著，杨民生、陈常锦译：《基督教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彭小莲：《理想主义的困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9页、第157页，第189页。

彭兆荣：《遗产：反思与阐释》，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数字乡村的理解范文第5篇

9月7日，在首届中国数字碳中和高峰论坛上，一组数据极为亮眼。

 

在四川，“十三五”前四年，在全省GDP年均增长7.8%、城镇率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年均增长3.2%的情况下，人均碳排放为3.2吨，是全国最低的两个省份之一。

 

与此同时， “十四五”开局，四川定下“高水平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目标，明确要“把数字牵引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聚焦激活新要素、推进新治理、营造新生态，加速促进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打造西部领跑、全国领先的数字驱动发展高地。”

 

若是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作为全国的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能源大省，四川是长江黄河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在全国生态安全格局中肩负着重要使命，实现碳中和碳排放任重道远；另一方面，数字化是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是实现碳中和促进可持续发展重要路径。

 

这意味着，在“数字化”“低碳化”浪潮下，如何加快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探索出数字空间绿色低碳发展的四川方案，将成为天府四川在“双碳”目标下的“破局”之路。

 

这趟跋涉中，也正酝酿出前所未有的新机。

 

这里将汇聚数字经济新业态带来的新机遇，将肩负起创构理想城市形态的时代使命，还将承载起每一个个体对于生活和工作、现实和理想的更多想象……

 

毫无疑问，“双碳”目标下的四川故事，正入佳境。

 

格局

 

“十三五”期间

 

四川碳排放总量快增态势基本扭转

 

从初春到立秋，四川很“忙”。

 

四月初，省会成都，首个冠以“数字”之名的产业功能区正式官宣——位于新津区的天府牧山数字新城，其定位为“数字经济赋能实体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重要功能是“成渝数字经济新名片”。

 

到了初夏，四川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联合召开覆盖21个市(州)、183个县(区、市)政府的重要会议，聚焦“两高”项目分类处置。随后，省节能减排及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领导小组，对上半年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红色预警的3个市(州)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

 

随后，传统产业主动谋变。四川省钒钛钢铁产业协会发出全省首份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倡议，呼吁钒钛钢铁低碳转型。7月27日，四川冶控集团揭牌成立，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短流程绿色炼钢集团。

 

来到9月，首届中国数字碳中和高峰论坛在蓉召开，论坛以“数字助力，绿色发展”为主题，旨在动员聚集各行业各政府部门，各领域专家学者和企业等社会力量，探索如何有效利用数字化手段助推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目标，备受关注。

 

数月之间，针对“双碳”的目标，四川就涉及到了数字产业集聚、严控“两高”项目发展、助推清洁能源转型等多个领域，再细化下去，新场景新业态、新生态等题中之意更是贯穿于每个日常中。

 

也正因为这样的快节奏，眼下，四川的碳排放总量快增态势已基本扭转，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

 

“十三五”期间，四川全省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7.4%。全省水电装机达到7892万千瓦，居全国第一，水电外送电量累计6698亿千瓦时，全省森林覆盖率累计提高4个百分点，达到40%。

 

在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的背后，是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加快。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全省累计创建国家和省级绿色工厂296家，建设工程节能标准设计阶段执行率达100%，新增和更新城市公交车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连续3年超过90%，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占比突破84%，清洁能源消费占比达50%以上，化肥使用量连续4年负增长。

 

这也印证了一个事实逻辑，从微观主体的“一小步”，汇聚成助推能源转型的“一大步”，再到探索出数字碳中和中的四川“样板”。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时间节点，四川正积极抢占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高地，从顶层设计入手，以数字技术助推能源转型、引领市民生活减碳合，实现经济效益和降碳减排双提升。

 

天府四川，新的格局，正在崛起。

 

破局

 

发展阶段不平衡不充分

 

区域间减碳压力差异明显

 

何为数字碳中和？

 

“我理解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在首届中国数字碳中和高峰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讲到，题中之意，除了包含让数字产业低碳化、绿色化之外，还有让数字产业为碳达峰、碳中和赋能增绿的思考。

 

王金南坦言，国家要实现“双碳”目标，势必将目标任务分解和细化到各地，各地方政府将成为实现目标的关键，在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过程中，各地因能源结构不同，产业结构不同，必然节能减排任务不同，完成时间也将有所不同。

 

事实上，发展阶段不平衡不充分，这样的困局在四川同样存在。

 

在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总工程师在赵乐晨看来，四川下一阶段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思想认识和能力薄弱与碳达峰、碳中和要求存在巨大差距；发展阶段不平衡不充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挑战十分巨大；碳达峰、碳中和纵深推进的发展基础和政策行动差距较大。

 

对此，四川正通过统筹谋划、系统推进、战略布局，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国家实现碳达峰目标、碳中和愿景作出更大贡献。

 

具体而言，达峰时间有先后，区域上，成都、广元等已经作出承诺的地区要锚定目标推进达峰，攀枝花、眉山等具备条件的地区要加快达峰，多数城市应于2029年及之前达峰；行业上，特别是煤电、钢铁、水泥、化工等传统高碳产业要率先达峰，建筑、交通要通过提升能效、优化用能结构实现低碳化。达峰水平有高低，四川是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资源大省，要树立全国和全省一盘棋理念，增强大局、全局意识，设立总量刚性目标，实施差异化增量控制。

 

而这样的探索，其实已有成果。在成都，以数字经济推动低碳增长、以数字治理助力低碳生活、以数字创新驱动低碳发展、以数字基建支撑低碳转型，“十三五”时期，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分别累计降低14.2%、21%，清洁能源占比提升至62.6%，森林覆盖率达40.2%、年固碳量超过200万吨，人均碳排放位居全国十大城市最低，荣获联合国“全球绿色低碳领域先锋城市蓝天奖”。

 

解局

 

着力提升数字碳综合的能力和水平

 

积极探索多路径减碳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经济系统变革，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论坛上，有专家举例道，浙江、上海等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可重点关注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优化等；甘肃、宁夏等西部省份可在探索新能源发展方面持续发力；四川、福建等森林覆盖率较高的省份可重点关注生态碳汇。

 

整体上看，“十四五”期间，四川将以碳中和愿景为引领，围绕2030年前达峰目标，积极探索符合四川战略定位、发展阶段、产业特点、能源结构和资源禀赋的低碳转型路径。

 

对此，论坛上，相关领导透露，下一步，四川将着力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抓好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运用互联网加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升，持续降低碳排放强度。着力推动能源数字化转型，加快普及智能化用人监测和诊断技术，强化能源使使用的精准调控，优化能源生产运输交易和消费环节的资源配置能力。着力推动市场数字化转型，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技术、赋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新场景新业态正在不断涌现。例如，科技战线积极响应碳达峰碳中和号召，四川大学联合东方电气集团等单位组建全国省级碳中和技术创新中心，布局碳减排、碳零排、碳负排三大研发方向。西南石油大学挂牌碳中和研究院，设立天然气绿色开发利用、零碳能源系统、储能技术、二氧化碳高效捕集与绿色转化4个研究中心。

 

绿色金融创新迈向2.0时代。人行成都分行实施碳减排票据再贴现专项支持计划，加大对碳减排企业的融资支持。中航成都碳中和产业基金合作框架协议签约，四川机场集团、雅砻江水电参与发行全国首批碳中和债券，全国首单区县级碳中和绿色中期票据在成都新都区发行。

 

此外，四川也是林草碳汇的“沃土”。《四川林草碳汇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林草碳汇项目规模达3000万亩。支持凉山州乡村振兴、宣汉森林经营、天全大熊猫栖息地恢复、龙泉山城市森林、若尔盖湿地等林草碳汇项目示范，还将探索林农碳汇+互联网“微碳汇”模式，开发乡村林草碳汇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