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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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优势范文第1篇

关 键 词：体育产业；体育用品；国际贸易；中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1)06-0032-05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of Chinese sporting good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ZHANG Rui-li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061，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performed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es on the advantages of Chinese sporting good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revealed that the sporting goods industry in China has distinct advantag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but a “trap” of low level prosperity is hidden under the trade advantages. The author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e advantages of the sporting goods industry in China from industrial transfer type formation mechanism to technical innovation type formation mechanism in such 4 aspects as government,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market and enterprise.

Key words: sport industry；sporting goods；international trade；China

体育用品国际贸易是一国体育用品国际商业往来活跃程度的重要体现，反映了一个国家体育用品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世界体育用品业在该国的国际分工情况。2010年我国跃居世界国际贸易第二大国，体育用品业的国际贸易也稳步发展，我国已成为体育用品国际贸易的重要中心。

理论界关于体育用品业的研究较多，也不乏国际贸易角度的阐释。在国际贸易现状方面，我国体育用品出口量虽然逐年增长，但大多企业属于粗放经营，产品的科技含量低，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在产品的设计、研制开发、标准化等方面普遍存在水平不高的现象，国际竞争力较差[1]。在国际贸易发展趋势方面，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发挥自身劳动成本的优势，在国际性产业转移浪潮中，承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体育用品业的扩张，但是随着成本优势相对减弱等因素的影响，面临着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艰巨任务[2]。在国际贸易与相关要素的关系方面，有研究表明“我国体育用品进、出口贸易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3]；此外“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我国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进口贸易也存在较高关联度，影响表现为‘短期效应明显，长期效应较弱’”[4]。

我国体育用品业的国际竞争力如何？是否具有国际贸易的优势？国际贸易优势的形成机制为何？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何在？本文运用定量、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我国体育用品业国际贸易的优势，并分析其原因以寻求体育用品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1 我国体育用品业进出口数量分析

近年来，我国体育用品进出口数量不断增加，在世界体育用品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较大。相关研究显示：“我国占据世界体育用品生产65%以上的份额，几乎加工所有世界各类体育用品品牌产品，其中，在全球体育用品生产中，我国运动鞋超过70%，乒乓球超过80%，羽毛球、羽毛球拍和网球拍占到世界总产量的70%~80%。”[5]

中国经济信息网(db.cei.省略/)海关月库中单列了我国体育用品出口的数据(见表1)。由表1可见，2006~2011年我国体育用品的出口总量不断增长，只有2009年在发生全球金融危机时，出口数量与出口增长速度有所下降。

由于中国经济信息网海关月库以及相关经济统计数据中尚未单列“体育用品进口数据”，目前缺乏与上述出口数据对应的体育用品进口数据。为此，本研究通过海关商品类章分类的“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其零件、附件进出口”数据，可以一窥我国体育用品的进出口情况。如表2所示，2006~2011年，我国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其零件、附件进出口总量呈上升趋势，进口数量在2008~2010年有所降低，出口数量在2008年达到顶峰(3 270 024.2万美元)。

我国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其零件、附件进出口的国家主要集中于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总体来看，我国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为美国，我国进口数量最大的国家为日本(见表3)。

2 我国体育用品业贸易竞争指数分析

为了衡量各国某类商品贸易的相对竞争优势，国际贸易研究中一般采用贸易竞争指数TC(Trade Competition)进行测算，通过进出口总额之间的比较，从而体现出该国进出口贸易的优劣势情况，贸易竞争指标计算公式[6]为：

TC=(Xij-Mij)/(Xij+Mij)

其中，Xij代表i国家j商品的出口总值，Mij代表i国家j商品的进口总值。贸易竞争指数数值反映了一个国家该商品贸易竞争力的情况。当TC为正数时，说明该国该类商品具有比较优势，而且越接近1优势越明显；当TC为负数时，该国该类商品比较优势不明显，缺乏竞争力，而且越接近-1竞争力越弱；当TC为0时，说明该国的比较优势接均水平，未形成明显的竞争力[7]。

由于数据的有限性，本研究选用2005~2010年我国海关按商品类章分类的“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其零件、附件”的进出口总值计算，从而推算我国体育用品的贸易竞争指数。由表4可见，2005~2011年，我国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其零件、附件贸易竞争指数平均达到0.9以上，而且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由于体育用品是“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其零件、附件”最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可以推算我国体育用品国际贸易竞争指数也应该在0.9左右，所以，从贸易竞争指数来看，我国体育用品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明显的优势。

3 我国体育用品业贸易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

匈牙利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最早提出了用国际竞争力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方法来度量某一商品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后来逐渐完善为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又称为出口效绩指数，是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种产品是否具有比较优势时经常使用的一个测度指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某种出口商品占其出口总值的比重与世界该类商品占世界出口总值的比重二者之间的比率，比较优势指标指数的计算公式[8]为：

RCA= ×100

其中，Xij代表j国i商品的出口总值， 代表n个国家i商品的总出口额， 代表j国家m种商品的总出口额， 表示n个国家m种商品的总出口值，当某国RCA指数大于100时，则该国在i商品上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当某国RCA指数小于100，则该国i商品在国际贸易中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9]。

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通过文献中析出的相关数据分析我国体育用品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相关统计显示：“我国已成为世界体育用品制造中心，占据世界65%以上的体育用品生产份额，此外，我国体育用品业的出口依存度达到了30%。”[5]据此，本文将Xij取值为65×30%=19.5， 取值为100；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各国(地区)货物进出口总额数据统计，2010年我国商品出口总额为15 778亿美元，世界各国总出口额为150 820亿美元(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WTO)，省略/)，故 取值为15 778亿美元； 取值为150 820亿美元。所以，我国体育用品贸易的比较优势指标指数为：

RCA= ×100=186.398

由上述计算可知，我国体育用品进出口贸易比较优势指数为186.398，远远大于100，所以，根据进出口贸易比较优势指数，我国在体育用品的国际贸易中具有明显的优势。

4 我国体育用品贸易优势的理论分析

根据第2、第3章的定量分析，贸易竞争指数(TC)以及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显示我国体育用品在进出口贸易中呈现出明显的优势。为此，下文将重点分析我国体育用品国际贸易的优势，探寻形成贸易优势的机制。根据经济学理论，国际贸易优势有3种形成机制：“开放经济系统中，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演化进程与贸易优势转换之间关联性是沿着3种贸易优势类型形成机制的线型路径而实现的，即技术创新式贸易优势类型形成机制、技术跟进式贸易优势形成机制和产业转移式贸易优势形成机制”[10]。(见表5)

表5 国际贸易优势的3种形成机制

机制类型 形成路径 主要层次 主要依靠力量

技术创新式贸易优势 技术创新新的主导产业新的贸易优势类型 基础科学研究上的突破、企业层次上的技术创新 内生变量：科技进步机制及企业创新能力

技术跟进式贸易优势 进口新产品或新技术进口替代产业新主导产业新贸易优势类型 设计扩散、实物扩散、能力扩散 技术转化能力：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的能力

产业转移式贸易优势 国际投资或合作改进要素结构新的成长产业新主导产业新贸易优势类型 主导产业在时序上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在空间上从一个国家(地区)向另一个国家(地区)转移。 外生变量：FDI与政策支持等

上述国际贸易优势形成的3种机制，不仅可以阐述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产业的国际贸易，而且也可以对某一产业国际贸易优势的形成进行分析。我国体育用品国际贸易优势明显，贸易优势形成的基础是我国具有比较利益、劳动成本低、体育用品市场前景广阔，但是目前我国体育用品业的国际贸易优势也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从我国体育用品出口类型的构成看，“体育用品的出口总量中，大约50%属于来料加工，40%属于一般贸易，而真正以国产品牌打出去的很少，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平均价格不及国际著名品牌的1/10，因此，整个体育用品业国际竞争力较弱”[1]。从相对优势上看，“近几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劳动成本优势相对减弱，2010年我国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2 244元人民币(约4 720美元)，劳动成本的优势已不明显，而且根据《体育产业信息》资料显示，耐克公司已经把部分工厂开始向东南亚转移；目前世界60%的足球在巴基斯坦生产，那里的制造商多达200家，足球制造业的利润已经让锡亚尔科特变成了巴基斯坦的‘黄金区’，当地人年薪约1 000美元，是巴基斯坦全国平均工资的两倍”[2]。从我国体育用品业的全球价值链来看，“我国体育用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加工制造’环节，属于价值最低的链条，大部分企业是中小企业，还处于来料加工、贴牌生产的阶段，存在科技含量不足和标准化程度较低的问题”[11]。

因此，可以判断我国体育用品国际贸易优势形成的机制属于产业转移式贸易优势，并出现了技术跟进式优势和技术创新式优势的萌芽，逐渐向技术跟进式优势和技术创新式优势转换。但是，贸易优势之下存在的隐忧不容忽视：第一，由于产业转移式贸易优势具有动态性和不稳定性，因此，该贸易优势随时可能失去，在体育用品国际贸易中的主动性不足。第二，我国多数体育用品属于低端的加工制造，是由外资主导的进出口贸易，处于体育用品全球价值链的末端，经济效益较低。第三，产业转移式贸易优势下易形成“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无法掌握体育用品的核心技术，难以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第四，无法实现体育用品业的优化与升级，国际贸易与国内产业结构无法有效结合，一方面国内市场份额逐渐减少，另一方面自主创新机制无法形成，难以实现体育用品业的转换升级，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不健全。

5 体育用品业贸易优势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我国体育用品业贸易优势的形成机制为产业转移式，实现贸易优势保持与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是：从产业转移式过渡到技术跟进式，最终发展为技术创新式贸易优势类型。只有建立技术创新式贸易优势形成机制，才能实现我国体育用品业贸易优势的稳定性、主动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建立体育用品业的技术创新式贸易优势形成机制，需要在国家“科教兴国”和“自主创新”宏观战略的引领下，立足政府、研发机构、市场和企业，系统性地促成体育用品技术创新式贸易优势。

5.1 发挥政府培育、激励与规范的职能，优化技术创新式贸易优势组织与环境

政府机构分为综合性的中央或者地方人民政府与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对于人民政府，应该将体育用品业纳入政府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重要内容，一要建立涵盖体育用品业等加工制造行业技术创新的政策环境，激励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开展技术创新，提供资金和物质的保障激励措施；二要提供体育用品业技术创新的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如经济效益不高的基础科学研究，政府应该资助技术创新的基础科学研究，建立技术创新的根基，如目前已经建立的国家体育用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提供行业技术革新所需的共性核心技术为第一要务，服务于整个体育用品行业。政府职能部门主要是指体育用品业监管的体育及相关部门，其促进技术创新式贸易优势的工作主要包括培育和规范，一要通过行业支持政策、产品引进、技术交流、产业基地建设等措施，培育一批有规模、有技术、能创新、能发展的体育用品企业；二要以标准化和质量监管为抓手，规范体育用品的标准化和市场监管工作，建立体育用品标准化体系，保护体育用品知识产权，保障体育用品产品质量。

5.2 发挥研发机构的创新职能，创新体育用品制造技术

体育用品业技术研发的机构主要是高校、研究院和社会性研究机构，其技术创新的思路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紧跟世界体育用品技术发展的前沿动态，通过新型产品、设计和技术的引进，开展“反求工程”等消化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转换为我国体育用品的技术能力；第二，开展集成式创新，结合体育用品相关产业的先进技术，如机械工程技术、控制工程技术、材料科学技术等相关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集成利用到体育用品的研发中，从而研发先进的体育用品技术；第三，立足体育用品的“产学研”，结合基础科学研究和企业的制造实践，以高校和企业为主大力开展原创性创新，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体育用品技术。

5.3 广泛开拓市场，通过市场检验与实现体育用品技术创新式贸易优势

技术创新式贸易优势最终是通过市场检验的，促成技术创新式贸易优势必须要开拓市场，处理好国内外的关系。处理好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关系，首先国内市场是根基，通过技术创新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建立稳固的国内市场基础，然后大力开拓国际市场，以技术创新占领国际市场份额，引领国际体育用品市场的潮流。处理好国外产业转移和国内产业转移的关系，在体育用品业一些要素(如劳动力)比较优势消失时，适当地进行产业要素的转移，将加工制造等技术含量较低的环节转移至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或者国外比较成本较低的地区，处理国内外产业转移的关系应该充分考虑市场的扩展和比较成本的高低。

5.4 调动企业积极性，使企业成为实现技术贸易优势升级的主力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用品企业是技术创新式贸易优势形成的最终实践者与受益者。因此，发挥好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最为关键。一方面，促进企业的自由竞争，形成企业技术创新的自，以企业为主导开展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企业要具备国际化的视野，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引领技术的发展，了解各国家(地区)体育用品业比较成本，将非核心要素转移到成本最低的国家(地区)。

现阶段，我国体育用品业具有较为明显的国际贸易优势，但是该优势是产业转移式形成机制产生的，属于不稳定的初级贸易优势类型。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贸易优势，需要我国体育用品业建立技术创新式贸易优势形成机制，建立技术创新式贸易优势需要从政府、研发机构、市场和企业4个方面综合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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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优势范文第2篇

【关 键 词】竞争优势/比较优势/国家竞争优势/国际贸易成因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9世纪初，李嘉图在斯密的绝对优势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论，成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石。100多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跳出比较优势的范畴。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竞争优势论异军突起，尤其是1990年《国家竞争优势》一书的出版，引发了理论界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系的热烈讨论。

波特对竞争优势的研究经历了从企业和产业层次向国家层次、从参与国内竞争向参与国际竞争演进的过程。他早期的研究，如1980年的《竞争战略》和1985年的《竞争优势》在分析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竞争优势的概念。到了1986年的《全球产业竞争》，波特开始将其理论架构延伸到国际竞争的背景当中。而成为里根政府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成员的经历，使波特意识到国家环境对于企业竞争的成功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因此他开始探寻一个国家创造并保持其产业竞争优势的因素，终于在1990年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可见，产业竞争力始终是波特研究的核心。当研究重心提升到国家层面和国际竞争后，波特将衡量一国某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的最佳指标确定为该产业是否具有向众多国家持续、大量出口的能力。这样，在客观上，竞争优势理论对传统的由比较优势引发国际贸易的理念提出了挑战：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究竟哪个是国际贸易的真正动因？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梳理代表国际贸易理论主流的比较优势论与新兴的竞争优势论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明确国际贸易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竞争优势》刚刚问世，国内对此理论还缺乏系统的了解，因此，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献中的某些认识违背了波特竞争优势论的本意，从而不能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作出正确的评判（注：如熊贤良虽然开创性地指出了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一致性，但同时强调一国货币汇率的低估会导致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分离，使该国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也能具有竞争优势。而波特认为低估本币虽会带来一时的出口增长，但这不具有可持续性，并将损害该国长久的竞争优势，因而并不认同这种由汇率因素引致的优势（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对波特的竞争优势论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但在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中，都把比较优势的概念仅仅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的资源禀赋论的层面上（注：波特本人在其著作中谈到比较优势时，将这一概念限定在资源禀赋论的层面，并认为在现代经济中比较优势概念应该让位于竞争优势概念（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再版序第1页，正文第11、14页），国内学者的上述观点可能是受此影响。），由此，符正平（注：符正平虽然注意到了当代就比较优势内生性和动态性的研究成果，但在与竞争优势的对比时，仍主要将比较优势的概念停留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强调比较优势采用的是“静态均衡分析方法”，没有将当代比较优势论的研究成果充分纳入其对比分析中。）认为竞争优势概念与比较优势概念是互补的，且在当代，竞争优势更为重要；洪银兴、谢娟认为必须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盛晓白甚至认为竞争优势的概念全面超越了比较优势的概念，将会取代比较优势，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

俄林在1933年创立的资源禀赋论虽被誉为是比较优势论的集大成之作，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过这半个世纪的发展，比较优势论已经不再局限于资源禀赋的理念了。随着里昂惕夫之谜的提出，二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20年的大发展时期，再经过20世纪70～80年代的整合归纳，形成了被称为国际贸易新理论的一系列贸易理论，使比较优势论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发展。所以，理应将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过发展了的比较优势论与这一时期诞生的竞争优势论进行比较，才能准确地把握两者的联系和区别。

由于对国际贸易成因的阐释是国际贸易理论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也是学术界就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关系论争的一大焦点，因此本文将就比较优势论和竞争优势论对这一问题的解释进行比较。又由于比较优势论基本代表了至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和主流，因此这一比较也将揭示竞争优势论在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中的贡献及其地位。

二、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

（一）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历程

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论，认为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1817年大卫·李嘉图发展了绝对优势论，提出比较优势论，认为只要两国在生产成本上存在相对差异，即生产两种商品的成本比例存在不同，就能产生互利贸易。由于斯密和李嘉图所使用的成本概念是指劳动成本，即生产单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在将其转化为商品的货币成本后，便会发现不论是绝对优势还是比较优势都意味着具有货币成本绝对低廉的优势。正如李嘉图本人在阐述了比较成本模型后，紧接着指出：“因此，毛呢在葡萄牙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输出国所费的黄金多，就不可能输入葡萄牙；葡萄酒在英国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葡萄牙所费的黄金多，便也不可能输入英国”。又由于斯密和李嘉图使用的都是完全竞争模型，因此生产的货币成本等于销售价格。所以，对李嘉图的以上表述可以归纳为，只有当一国生产某商品的货币成本（同时也是其国内销售价格）绝对地低于另一国家国内同一商品的销售价格（同时也是其国内生产成本）时，国际贸易才会产生。俄林将此概括为：“贸易的立即原因，永远是按货币表示的商品能从区外比在区内生产更便宜地买进”。

1933年，俄林在继承赫克歇尔的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资源禀赋论，指出各国在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禀赋方面存在的差异，是最终导致各国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的根源。这样就将国际贸易的成因进一步建立在了外生性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的客观基础之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产生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在比较优势的范畴内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被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诸多理论分别引入了技术要素、人力技能要素、研究与开发要素、信息要素、规模经济和管理要素等等内生性的生产要素，丰富了对比较优势来源的解释。格雷和兰卡斯特在产业内贸易理论中引入了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异质性为每种商品提供了有别于其他同类商品的特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相对于同类商品的非价格形式的垄断优势。商品的异质性成为了继商品价格的国际绝对差异之外的另一种引发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论摆脱了以往从供给角度阐释国际贸易成因的束缚，开辟了从需求角度进行研究的新视角。国际贸易动态理论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因素。由筱原三代平提出的“动态比较成本说”指出，一国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干预，开发要素资源，形成比较优势。

强调内生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引入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关注需求因素、提出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观念，国际贸易新理论极大地补充和完善了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使当代的比较优势理论远远超越了20世纪30年代资源禀赋论的理念。

（二）比较优势范畴内的众多理论尚待整合

为了便于和竞争优势论的比较，笔者将比较优势论解释国际贸易成因的逻辑结构大致归纳如图1所示。该图仅仅是将比较优势范畴内的众多理论简单拼接而成的，事实上还不存在一个能够涵盖整个逻辑结构、完整地描述国际贸易成因的理论。

比较优势范畴内的每种理论都对国际贸易的成因提供了一种独到的看法。虽然各理论之间有着一定的互补性，但总体而言，汇聚于比较优势范畴内的理论为数众多，略显纷繁、杂乱，具体表现为从形式上看，各理论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比如，作为比较优势来源的各种因素之间会发生怎样的相互影响？对于这类涉及数个理论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尚无法直接找到答案。此外，比较优势理论体系内对同一主题的论述又往往散见于诸多理论之中。比如，就生产要素在比较优势形成中的作用这个主题，资源禀赋论和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许多理论各就某一特定种类的要素的作用作了静态的阐述，产品生命周期论就产品生命周期中由于产品要素密集性的变化而引发的比较优势的转移作了论述，“动态比较成本说”提出了要素的动态开发可以扭转比较成本的劣势、创造比较优势的观点。因此，有必要对上述理论进行归纳，形成统一的要素理论。 转贴于

三、竞争优势论对比较优势论的整合与完善

从客观上看，在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方面，竞争优势论整合了比较优势论的观点，并有所补充和完善。

国际贸易优势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环境相对比较优势；国际分工；环境规制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6-0046-05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年第5期刊载了王奇、向筱两位学者的论文《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两大相对比较优势》（以下简称为王文）［1］。在该文中，作者认为由于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环境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是支持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这种“比较优势”还使得环境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我国转移，从而带来大量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笔者赞同作者对当前我国环境资源政策较宽松和我国环境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看法，但对其证明“环境相对比较优势”的方法以及认定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表现出“环境相对比较优势”的研究结论却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在理论上就资源环境对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影响研究没有定论，而且我国环境管制宽松不等于我国经济具有或表现出了“环境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所谓的“优势”是否真实存在，需要实证研究的检验。

1 对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表现出“环境相对比较优势”的置疑

王文认为，在现实的贸易过程中，可以从一国经济发展的环境资源消耗间接地反映出一国环境资源的相对比较“优势”。王文以我国SO2排放强度较高为证据，证明我国在现实贸易过程中反映出环境资源的“相对比较优势”。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将我国SO2排放强度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首先，我国的经济结构与发达国家不同，按照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理论，目前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阶段，这一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特点使得资源消耗量较大，相应地污染排放也较多；其次，我国的能源结构与发达国家不同，美、日等发达国家以石油作为主要能源，而我国的能源主体是煤炭，约占能源消费量的70%。与石油比较起来，煤炭燃烧时的SO2排放量多得多，而目前我国工业中的SO2排放中约90%来自于燃料燃烧，因此我国工业高SO2排放强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不能将其作为我国在现实贸易过程反映出环境资源的“相对比较优势”的证据。再次，在论证出口是否是环境资源密集型特征的时候，需要使用参与国际分工的经济部门的环境资源消耗数据。如果我国这些部门的环境资源消耗强度较国外相应部门的消耗强度大，则可以推论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环境资源的相对比较优势”，但如果环境资源的消耗主要用于国内经济部门，即使较大也不能用于证明“现实贸易过程”中的“相对比较优势”。王文中使用的SO2排放强度反映的是我国整体工业部门而不是出口部门的排放情况。由于我国的能源消耗量主要是用于国内经济部门，而不是用于出口产品的生产，相应地SO2排放主要是由于国内经济部门的活动引起的，因此笔者认为王文中用全国工业的SO2排放情况论证我国的出口的“资源环境密集型”性质是不妥的。Judith和Mary（2007）［2］计算了我国进出口产业的污染物排放强度，发现进口的污染强度明显高于出口。另外统计数据也显示，除锌及锌合金外，我国主要能源密集型资源产品的进口远大于出口（表1）。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在现实贸易并不具有资源环境的比较优势。

为了证明我国的环境比较优势，王文还模仿“工资利息比”设计了“环境收益工资比（EL）”和“环境收益利率比（EK）”两个指标。如果要利用这类指标衡量比较优势，需要得到环境、劳动、资本的边际收益水平。在市场均衡情况下，工资和利息分别是劳动和资本的价格，分别与劳动及资本的边际收益相等。但是“环境”与劳动和资本不同，它是一个包含许多方面内容的变量，没有均衡的市场价格，尚没有合适的指标计算其边际收益。在王文中采用单位环境投入的经济产出来表示环境收益（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倒数，即以单位污染物排放为代价取得的经济产出），这一指标计算的是环境投入的平均产出而非边际产出，因此根据这两个指标计算相对优势是不妥当的。此外，决定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因素很多：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环境投资规模、环境标准高低等都会对其产生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污染物排放强度及其倒数（单位污染物排放的经济产出）是“环境相对优势”（如果存在的话）的结果而不是相反。由此，笔者不同意“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看，与资本相比，我国的劳动力具有相对比较优势；而与劳动力相比，我国的环境要素更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结论。

2 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环境相对比较优势”的实证检验

资源环境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Chichilnisk（1993）［3］的两国模型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如果某个国家具有相对丰富的环境资源，其环境成本相对比较低廉，那么它就具有“环境相对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它将更多地生产“环境密集型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较多自然资源或排放较多污染物的产品）以供出口。李国平、张云（2004）［4］也认为如果将环境（主要是环境管理的严格程度）作为一种投入考虑到国际贸易体系中，将会对传统贸易理论中各国的相对比较优势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生产的污染密集程度较高，环境标准也较低。但是，这是否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分工中体现出现实的“环境相对比较优势”，则还需要进行实证分析。

分析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分工中是否表现出现实的“环境相对比较优势”，学者们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一是用截面数据检验各国环境管理严格度与污染密集产品出口量的相关性，分析污染密集型产业在环境规制比较宽松的国家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如Tobey(1990)［5］、Van Beers和Van den Bergh(1997)［6］等人的研究。二是用历史数据考察某一国污染密集产品的进出口变化情况。如Kalt(1988)［7］、Robison(1988)［8］等人对美国上个世纪60～80年代污染密集产品的净出口变化的研究。三是考察资本输入国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与流入资本所投资的行业结构间的关系，或资本输出国流出的用于污染密集行业的资本是否更多地流向环境规制比较宽松的国家或地区。如Xing & Kolstad(2002)［9］、Leonard(1988)［10］、Repetto（1995）［11］和Eskeland & Harrison（1997）［12］的研究。笔者在这里结合我国的实际，从我国进出口产品结构变化和外国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特征来分析我国是否在国际分工中具有污染产业的比较生产优势及我国的产业结构是否有向污染加重的方向转变的趋势。

2.1 从进出口产品结构变化趋势来看，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并没有表现出污染密集产业的相对优势

在工业生产中，一些产业的污染密集度相对较大，被称为“污染密集产业”（Po 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PIIS）。目前，各种文献中对PIIS的确定各不相同，如夏友富（1999）［13］、世界银行（1999）［14］等分别有不同的认定。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出发，笔者从污染排放总量和污染强度两个标准，确定当前我国的PIIS包括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采掘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这些行业基本上属于原材料和能源生产部门，污染排放量和排放强度都大，与其相比，加工制造业的污染密集度小得多（侯伟丽，2005）［15］。

为了实证检验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笔者主要考察3个指标的变化趋势：我 国污染产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污染产业的净进口、污染产业产品的消费/生产比值。

（1）污染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如果污染产业的产值比重上升，说明我国的产业结构有向污染加重的方向转变的趋势。但从1983-2006年我国污染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可以看出，上个世纪80年代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产值比重趋于下降，这说明当时我国的产业结构没有向污染加重的方向转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能源、钢铁、有色金属、水泥、化工等行业迅速发展，污染产业的比重略有上升（见图1）。这种转变可能是对外贸易增长的结果，但也可能是经济结构演变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即我国正在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新的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制造业和重化工业成为主导产业。因此，要辨别20世纪90年代污染密集型产业产值比重的略微上升是源自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变化还是经济结构自身的变化，还需要进一步考察污染密集产品的净进口数量和污染密集产品的消费/生产比值。

（2）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数量。如果我国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在对外贸易中体现出比较优势，这类行业的产品将出现净出口；如果我国的比较优势有向污染密集型转 变的趋势，随着对外贸易的增长，污染密集型产业产品的净出口值将增长。但从近年我国海关进出口商品统计中可以看出，尽管污染密集型产品的进出口额都有较大增长，但在贸易中仍处于净进口状态。1992年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为103.48亿美元，到2006年增长为1 167亿美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呈快速增长态势（图2）。这表明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并不是污染密集型产业，在对外贸易中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向污染减轻的方向发展，对外贸易的增长没有引起产业结构向污染加重型结构转变。

（3）污染产业产品的消费/生产比值。如果我国在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则我国将是这类产品的净出口国，消费/生产的比值将小于1；同时由于贸易增长较快，面向出口的生产应比面向国内消费的生产增长得快，污染产业产品的消费/生产比值将随时间而下降。受可得数据的限制，这里笔者考察我国能源的消费/生产比值，由于目前我国能源来源主要是煤炭、石油等非金属矿业部门，能源消费特别是煤的燃烧是产生SO2、烟尘等空气污染物的主要原因，使用能源的消费/生产比值可以作为污染产业产品的消费/生产比值的代表。图3显示1992年前我国能源处于净出口状态，1992年以来，能源的生产/消费比值一直大于1且不断上升（见图3）。这从另一角度说明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不是污染密集型产业，对外贸易的增长不是我国的产业结构污染加重的原因。

总之，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规模有了巨大增长，包括污染密集型行业在内的所有行业的产出都经历了快速增长。特别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污染密集行业有了更快的增长，但这种增长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国际市场，而是在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拉动下产生的，我国以“生产分割”（Production Fragmentation）的形式参与国际分工并没有促使我国行业结构向污染密集型方向转变。王文认为“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仍然表现出较强的环境相对 比较优势，具体表现为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高耗能和高污染等”在实际中是不存在的。

2.2 从外国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来看，流入的FDI并没有 偏向污染密集型产业，我国也没有成为“污染避难所”

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 FDI）在国际间流动，如果环境管制因素成为一个影响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因素，环境管制较严格的国家的污染密集型产业会迁出，而环境管制水平较低的国家会更多地吸引这些产业，因此，环境管制水平较低的国家的流入的FDI投资的产业结构会偏向污染密集型产业，使这些国家成为“污染避难所”（Pollution Haven）。根据我国2004年工业普查资料，FDI虽然在我国污染密集型行业有大量的投资，但与国内工业比较起来，外商投资企业行业结构的污染密集程度并不显得更大。从表2中可以看出，1996年全国工业中污染密集型行业的产值比重为39.6 %，同期“三资” 企业中这类行业的产值比重为25.7%。而且在我国加入WTO后，随着一些行业的外资进入壁垒减少和消除，外资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上升，相应地，2004年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较1995年也大幅度下降了，仅为18%。

3 结论与思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成本较大，但这主要是国内资源使用效率低下和消费升级、产业结构转变造成的。按照工业化发展的规律，在发展前期，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迅速发展，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产业结构由“一二三”型转变为“二一三”或“二三一”型；到发展的后期，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其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产业结构变为“三二一”型。而且，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也有阶段性的特点。在发展的初期，由于受技术、资本等条件约束，一般选择从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起步，然后是重化工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最后才是电子、生物技术等高技术含量的产业迅速发展。一般而言，第二产业比第一、三产业污染强度大，而在工业内部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和重化工业的发展也会产业较多的污染，从而造成资源和环境问题。因此，虽然目前我国的环境规制水平较一些发达国家低，但这并不能成为判断我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中具有和表现出“环境比较优势”的根据。决定各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因素很多，环境管制并不是一个显著的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发展并不会对自然资源造成很大压力，对环境的影响也有限。与环境标准较高的国家相比，我国吸引的FDI也没有在污染密集行业过多投资。为了解决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环境代价过大问题，需要完善污染者/使用者付费、开发者保护的制度，进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综合决策等一系列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而不应过多地强调对外贸易对我国资源和环境的不利影响方面。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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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udith M, Mary E. Trade Growth,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 and China’s Environment［A］. In R. Feenstra and S. Wei ed. China's Growing Role in World Trade［C］.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3］Chichilnisky G. 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Dynamics of Renewable Resources ［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993，(4):219～248.

［4］李国平,张云.附加环境因素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扩展［J］..2004,14(4): 6～10. ［Li Guoping, Zhang Yun. Extend of Traditional Comparing Advantage Theory with Attachment Environmental Facotr.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2004,14(4): 6～10.］

［5］Tobey James. The Effects of Domestic Environmental Policies on Patterns of World Trade［J］. Kyklos, 1990, 43(2):191～209.

［6］Cees van Beers, Jeroen C.J.M van den Bergh. An Empirical MultiCountry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Foreign Trade Flows［J］. Kyklos.1997,50 (1)：29～46.

［7］Kalt J P The impact of Domestic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Policies on U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M］. Cambridge, MA. Harper and Roe, Ballinger.1988.

［8］Robison, H D. Industrial Pollution Abatement: The Impact on Balance of Trade［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8, 21 (1): 187～199.

［9］Xing Yuqing, Kolstad D Charles. Do Lax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ttr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2,21(1): 1～23.[ZK)]

［10］[ZK(#]Leonard H. Pollu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 Product［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Repetto R Jobs, Competitiveness, and Environment of Regulation: What are the Real Issues［R］.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1995.

［12］Eskeland. G and A Harrison. Moving to Greener Pasture?［R］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1997.

［13］夏友富.外商投资我国污染密集产业现状、后果及其对策研究［J］.管理世界.1999,3: 109～123.［Xia Youfu. Status Quo, Result and Countermasures for FDI invest in PIIS in China［J］. Management World. 1999,3: 109～123.］

［14］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M］. 1999.

［15］侯伟丽.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91～95.［Hou Weili.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China［M］. Beijing：the Science Press. 2005:91～95.］

Does China Show Environmental Relat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Discuss with Dr. Wang Qi

HOU Weili

(Center for Populatio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Research,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China)

国际贸易优势范文第4篇

我国人口总数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全国总人数的49.68%。拥有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我国消费市场的潜力无限，因此投资吸引力居世界首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居民消费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企业经营战略中的重要战略目标，吸引了大批外商的投资，极大的推动了我国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发展。

二、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明显

我国的主要出口地是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出口产品多属纺织类等制造业。美国海关统计，2012年美国自中国纺织品服装进口份额为39.2%，欧盟市场上来自中国的产品占40.3%，我国在全球纺织品贸易中优势明显。其他发达国家出口的产品主要是高新科技、金融服务类等产品，从这一角度看，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在出口商品的分类上，可以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互补。海关总署数据，2012年中国外贸进出口额38667.6亿美元，同比增6.2%，出口、进口分别增长7.9%和4.3%，全年贸易顺差2311亿美元。

三、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

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一是自主创新能力低。我国科技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出口商品主要集中于加工制造业，但在国际贸易中，主要的利润集中于产品设计，运输营销等后续环节中，贸易竞争集中于第三产业中。这样看来，我国出口的产品构成需要进一步完善，产品中的科技含量需要进一步提高。

2.二是管理理念与营销手段落后。在全球化经济的激烈竞争中，技术，设备，管理落后的企业注定不能走的长远。我国企业传统的经营管理方式中，忽略了品牌概念，不重视人力资源的投资，自主研发能力差，只在一味的模仿加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只有先进的思想，以全球的视野看问题，才能在全球化竞争中站稳脚跟。随着我国开放度的提高，国家为了吸引外资而制定了一系列优待政策。大批国外企业的进入，极大的考验了我国企业的市场营销能力，迫使我国企业不得不思考如何在国外品牌的层层夹逼中占住市场份额。

3.三是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劣势地位。发达国家拥有全球一流的技术与人力资源，他们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有明显的优势，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竞争中倍受挤压，只能以低成本低价格来开展贸易，而这样低回报的模式又造成了高技术项目的资金短缺，难以开发高科技产品，发展空间受限。

四、我国进行国际贸易的对策

基于以上优劣势的分析，以下两点是我国现阶段需要重点投入的环节：

一是加大人力资源的投入。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想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就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提高劳动力素质。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创造高劳动生产力，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将是我国产业结构转型面对的主要任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国人力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而不是只依赖廉价劳动力所创造的微薄的利润。

国际贸易优势范文第5篇

关键词：自由化，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

一、相关概念界定

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指的是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的政府在其对外服务贸易过程中，为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以提高经济效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经济目标，通过国家协议、立法对服务贸易和与服务有关的人、信息、资本等要素在国际间的提供或流动，放松对服务贸易的管制，逐渐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建立并维护服务贸易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规则的过程。

二、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新趋势产生的必然性

1.服务贸易自由化在国际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下逐步展开

贸易壁垒一直长期存在并危害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二战后不少国家试图减少本国的服务贸易壁垒，从而推进其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在GATS主持的前七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参与国都围绕着货物贸易的自由化这一方面进行谈判与磋商，但是服务贸易体制无法与迅速发展的服务贸易相适应这一客观因素的确影响了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而之后在以美国为首的服务贸易发达国家的竭力提议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下才达成了最终的GATS，这其中历经了成员国长达七年之久的艰辛谈判和磋商。

2.成员国市场准入原则的促进作用

成员国政府在进行多边贸易谈判过程中，就具体服务部门的市场准入标准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通过多次的谈判，在互惠互利的原则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服务业发展状况，提出了能够进行谈判的服务部门，并给予了相关的承诺。由此，各成员国以不同的服务部门为标准，作出了明确列入各国的市场准入减让表的标准，并提出符合各国立法规定的限制条件，以保障相互之间的权益。

3.服务贸易壁垒降低带来的服务业国际化程度提高

随着近年来，国际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剧，服务贸易壁垒开始显示出下降的趋势，世界范围内服务贸易壁垒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出口，使其在服务贸易许多项目上的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降低。对此，发达国家不仅在积极开拓其服务贸易的出口市场范围，减少自身建立的过高服务贸易壁垒措施，而且还加强了与各贸易伙伴国家之间的交流，积极的推动伙伴国降低其服务贸易进口的标准。

4.GATS为发展中国家参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提供有力保障

GATS在很多条款中对发展中国家都提供了很多照顾性的特别规定，尤其是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逐步自由化等方面。有力地保障了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的参与度、扩大服务贸易出口、加强服务业竞争力方面顺利进行，发展中国家地位日益上升，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参与会使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进展更加顺利。

三、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新趋势的表现

1.技术知识密集型程度提升的国际服务贸易结构

随着建立在的以高科技为载体的技术知识型服务产业日渐发展，近些年来，一些原来难以或不能进行的服务正逐渐由低成本、高效能的通信设备，数字化网络体系与先进的集成软件系统所替换。具备知识技术密集度高等特点的服务业，其报酬也存在独有的递增性，进而加剧了各国对该领域的投入和竞争。

2.显著的贸易竞争的服务贸易信息比较优势

信息比较优势是指各国在信息的生产、传播、反馈和使用能力上的差异以及一国所能获得信息的数量、质量、时效和稀缺程度。一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政治地位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包含基础设施、产业规模比重等综合因素在内的信息化发展程度的极大影响。为保证本国在激烈的知识经济竞争中不落后，各国都果断加大了对这两个领域的投入，以获得竞争优势。1933年，克林顿总统提出对美国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即“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日本、韩国、新加坡、甚至欧盟都开始纷纷效仿。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要参与者的世界信息服务贸易的争夺战由此拉开帷幕。

3.贸易政策的进一步自由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及国家化趋势的强化，国际服务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服务贸易自由化从最初由少数发达国家推动的，在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态度上，发达国家出于对在国际服务贸易的整体利益分配中明显优势的驱使，基本都持积极倡导态度，而发展中国家则因受益相对较少而持保守态度。即便如此，自由化在理论和现实中都是适应当代国际服务贸易发展需要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符合各国根本利益的，具备一定的必然性和可行性。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一味地自我保护、固步自封，将会严重束缚一国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以更加自由的贸易政策参与全球贸易分工是达到更加安全、持续自我发展的必经之路。（作者单位：南昌工程学院经济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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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涛.应对国际服务贸易自由之策[J].中国财经，2009，（11）：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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