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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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经济研究范文第1篇
目前，我国研究渔业经济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渔业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及方法应用两方面。（1）在（海洋）渔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的基础研究上，沈佳强（2010）从哲学角度探讨了区域渔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并在对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子系统层面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基础上，构建了区域渔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模型；周井娟（2008）选择3个一级指标（渔业生产能力、渔民生活状况、渔村生态环境）、8个二级指标及29个三级指标构建成沿海渔业现代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层次分析法建立渔业现代化评价模型，但该方法操作较为繁琐，不易应用；高强（2011）建立现代渔业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涵盖了8个方面的一级指标（渔业投入产出水平、渔业产业化水平等）及32项二级指标，并探讨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熵值法三种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2）在（海洋）渔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实证研究方面，潘庆广（2011）主要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山东省蓝色经济区海洋渔业的发展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青岛海洋渔业的发展要远超其他六市，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各沿海城市提出海洋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鹿丽等（2011）以獐子岛渔业集团为研究对象，构建涵盖获利能力、经营能力、偿债能力等5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的渔业企业核心竞争力指标体系，并用主成分分析法在对大连市渔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进行分析评价基础上，提出注重创新、实施人才战略等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对策与建议；邵桂兰等（2011）构建20项山东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以及海洋生产力、海洋科技和海洋生态环境3个子系统，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山东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总体呈上升趋势。从现有文献看，我国学者对渔业经济方面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的研究较多，单独研究宏观渔业经济的少；二是对渔业经济评价指标基础理论研究多，实证研究少；三是对渔业经济发展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本文旨在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在定性研究基础上对我国29个省市区的渔业经济竞争力水平进行定量研究，试图对各省市区的渔业经济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我国渔业产业在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长久、平稳、协调发展。
二、研究方法及评价指标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青海和港澳台地区除外）渔业经济的发展进行实证分析。主成分分析法的思想是降维，即在损失原有数据较少信息的前提下将多个指标转化为几个综合性指标，这些综合性指标即为原有指标的主成分。每个主成分都是原指标变量的线性组合，且各个主成分之间两两线性不相关（时立文，2012）。
（二）评价指标及数据来源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构建16个渔业经济竞争力水平评价指标，包括X1—单位水域面积机动渔船总动力（万千瓦/公顷）、X2—渔港数量（个）、X3—渔业经济增加值占全国渔业经济增加值比重（%）、X4—渔业经济增加值占地区GDP比重（%）、X5—渔民人均纯收入（万元）、X6—单位水面水产品产量（吨/公顷）、X7—渔民家庭恩格尔系数（%）、X8—劳均渔业增加值（万元/人）、X9—水产加工比例（%）、X10—水产品出口比例（%）、X11—养殖产量占总产量比重（%）、X12—规模以上水产加工企业数量（个）、X13—渔业从业人员比重（%）、X14—渔业技术推广人员比重（%）、X15—未受灾养殖面积比重（%）、X16—非污染原因造成的水产品经济损失比重（%）。指标数据主要依据《2013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年鉴》以及《2013中国海洋统计年鉴》整理而成。
三、评价分析
（一）数据处理及主成分提取
为消除数量级和量纲不同带来的影响，在分析之前首先对16个指标用公式进行标准化处理。其中，Xi为指标变量实际值，Xˉ为该组指标数据的平均值，S为标准差。根据Kaiser和Bartlett检验，KMO的值<0.5，Bartlett's检验显著性>0.05时不适合因子分析，因此在因子分析前要对各指标数据进行KMO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KMO检验统计量的值为0.728，说明进行因子分析的效果尚可；Bartlett's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概率值为0.000<0.05，所以拒绝原假设，认为各指标变量之间独立，表示这些指标适合做因子分析。利用SPSS19.0软件，将16个统计指标建立相关矩阵，根据特征值>1，累计贡献率大于80%的原则得到该相关矩阵特征值，并得到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如表2所示。从所得的特征值相关矩阵可知，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已达到81.879%，说明提取前四个主成分可以解释原有变量81.879%的信息，已经能够比较客观地表示29个省市区的渔业经济发展综合水平。为清楚表示每个主成分的指标，将其进行正交方差最大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第一主成分F1的方差贡献率为52.006%，所表示的指标因子最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成分。具体而言，其与指标X1、X2、X3、X4、X5、X6、X8、X9、X10、X11、X12、X13密切相关，主要解释了渔业投入与产出因素、渔业经济结构因素对渔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故命名为渔业经济效益因子。第一主成分F1除与指标X11相关系数为负值外，其他均为正值，说明渔业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会阻碍渔业经济发展，进一步表明渔业投入产出子系统与渔业经济结构子系统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应重视渔业投入对渔业经济的带动作用，同时应注意合理调整渔业经济结构；第二主成分F2拥有全部信息量的12.563%，充分表明在指标X15、X16上载荷量绝对值较大，主要解释了渔业环境污染因素对渔业经济竞争力的影响，故命名为渔业生态环境因子，表明由水体污染造成的渔业生态环境破坏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渔业经济的发展；第三主成分F3在指标X14上因子载荷量绝对值较大，且与渔业技术推广人员比重有较强的正相关性，说明渔业技术投入能够促进渔业经济发展，故因子命名为渔业技术投入因子；第四主成分F4主要与指标X7有关，是一个表征渔民生活状况的因子，故命名为渔业社会效益因子。通过以上分析，基本通过各主成分反映渔业经济竞争实力。表4是各因子的得分系数。根据因子得分系数计算出29个省市区渔业经济发展各指标的分数，并进一步得到四个主成分与每个指标对应的系数，分别表示如下：F1=0.085X1+0.108X2+0.104X3+0.099X4+0.075X5+0.090X6+0.022X7+0.105X8+0.113X9+0.0890X10-0.092X11+0.099X12+0.090X13-0.066X14+0.005X15-0.083X16F2=0.364X1-0.070X2-0.272X3+0.026X4+0.258X5+0.067X6+0.190X7+0.091X8-0.103X9+0.094X10-0.340X11-0.200X12-0.134X13+0.068X14+0.141X15-0.249X16F3=-0.084X1+0.044X2+0.108X3-0.092X4-0.046X5-0.144X6-0.150X7+0.128X8+0.134X9+0.151X10+0.033X11+0.210X12-0.255X13+0.437X14+0.451X15+0.114X16F4=0.147X1-0.120X2-0.126X3+0.311X4-0.265X5+0.194X6-0.425X7-0.116X8-0.123X9+0.057X10+0.044X11-0.243X12+0.257X13+0.207X14+0.372X15-0.165X16此后，依据各主成分方差贡献率占四个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计算各省市区渔业经济竞争力综合得分：F=0.635F1+0.153F2+0.120F3+0.092F4
（二）基于主成分的各省市区渔业经济竞争力水平分析评价
从综合模型得出的各省市区渔业经济竞争力水平F的得分与排名，如表5所示。按照本研究采用的数据处理方法，依据渔业经济竞争力水平综合得分进行分类，综合得分在0.30以上的为渔业经济竞争力较强区域，介于[-0.30~0.30]区间的为渔业经济竞争力一般区域，得分在-0.30以下的为渔业经济竞争力较弱区域。三类区域划分如表6所示。从表5可知，福建省是我国渔业经济竞争力水平最高的省份，海南位居次席，山东排名第三，排名最后的是河南省。该表明显反映出我国渔业经济竞争力地区结构发展极不平衡，总体表现为东部沿海城市渔业经济发展良好，但中西部内陆地区渔业经济发展落后。具体分析如下。
1.渔业经济竞争力水平较强的区域
（1）福建、山东、广东和江苏省虽然综合排名靠前，但是在渔业生态环境因子中得分较低，说明这些省市在进行渔业生产活动过程中受环境污染以及自然状况如台风、洪涝、病害等的影响较为严重。上述省市在渔业经济发展方面需要加快污染水域的改造进程、加强病虫害防治以及渔业基础设施建设。（2）海南和广西除渔业技术投入因子外其他各个因子的排名均靠前，说明这两省渔业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技术投入问题。广东和浙江省在渔业技术投入方面的得分也较低，说明这两个省份在渔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着重增加渔业技术方面的投入，如增加技术推广人员的数量、做好渔民的技术培训工作以及加大科研经费的支持力度。（3）山东、浙江、辽宁、上海、江苏等在渔业社会效益因子中的排名靠后，说明渔民不能充分享受渔业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
2.渔业经济竞争力水平一般的区域
（1）吉林、北京、内蒙古和黑龙江在渔业经济效益因子中的排名低于综合排名，说明这些省区应提高渔业的经济投入，经济、技术及生产环境得到保障，渔业产出将会得到提高。（2）湖北和江西两省在渔业生态环境因子和渔业技术投入因子中的排名靠后，而在其他两因子中的排名尚可，说明虽然这两省份的渔业经济和社会效益较好，但由于没有良好的渔业生产环境，加之渔业推广人员和经费的缺乏，导致这两省的综合渔业经济竞争力水平一般。（3）河北在渔业技术投入及渔业社会效益两因子中的表现拉低了它们的综合水平，说明虽然渔业具备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但由于技术投入不足，渔民仍不能从高效益的渔业经济中获益；渔民得不到应有利益，渔业技术就难以推广，进而影响渔业经济发展，并陷入一种恶性循环。（4）天津的渔业生态环境因子得分较高，但其他因子得分均不高，说明生产环境在渔业生产中首先得到保障，但技术推广不利及经济投入的不足使得该市渔业经济和社会效益较低。
3.渔业经济竞争力水平较弱区域
（1）山西省虽然在渔业经济效益因子和社会因子中排名靠后，但在其他因子中的表现良好，说明该省良好的渔业生产生态环境以及技术投入并没有带来较高的渔业经济和社会效益，这可能与资源环境没有得到充分、高效利用以及渔业产业结构不合理有关。（2）甘肃省在渔业技术投入因子和渔业社会效益因子中得分较高，但由于渔业经济投入的不足、没有良好的生产环境，导致该省渔业经济竞争力水平低下。（3）排名最后的河南省虽然靠近东部沿海地区，区位优势较大，但在渔业经济各方面因子表现均不佳，这与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地方政府重视传统农业而忽略渔业发展不无关系。其他在渔业经济竞争力评价中综合排名在中后位、且在四个因子中得分均不高的省市区，如安徽、宁夏、重庆、贵州、陕西、湖南及云南等应从渔业投入效益方面、渔业社会效益方面、渔业技术投入以及渔业生态保护方面给予渔业经济应有地重视。
四、提升各省市渔业经济竞争力的对策
（一）调整渔业经济结构，促进渔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众多中西部内陆省份渔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应该着力调整渔业经济结构。调整对象主要包括养殖与捕捞结构、养殖品种结构以及渔业产业结构等，并促进渔业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化转变，协调好速度增长和效益提高的关系（王世表等，2006）。另外，我国也应加大水产品对外贸易力度，针对加工出口企业，应给予政策扶持，如贷款贴息、提高水产品出口退税率等。同时，企业也应进一步提高精深加工的水产品质量，丰富出口水产品品种。
（二）相关省市要加大对渔业技术和科研投入
海南、浙江、广东和广西等省市区应尤为重视对渔业的技术投入。一是注重渔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增加渔业技术人员在渔业从业人员中的比重；二是增加渔业技术推广机构的经费，整合渔业科研院所的技术力量，加强高新技术科研和推广工作；三是注重渔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加强渔业新技术的应用，提升水产品的科技含量；四是对渔业新品种、新技术引进与推广、渔民培训等给予一定补贴或奖励。
（三）加强渔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渔业资源和环境保护
渔业经济研究范文第2篇
为了全面评价我国传统农业，还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它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水者，把传统农业作为它的土壤或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农史界，从文化角度审视农业史的，已故石声汉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是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注意研究农业文化史的人多了起来。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概述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层次和功能，并能中国农业文化作了宏观的评估。[6]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和影响，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32d]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一文，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的专门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转贴于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9]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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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经济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企业捐赠 企业经济绩效 企业社会责任
随着资本不断扩展引起一系列社会矛盾，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概念被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自己的股东以及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企业捐赠是企业履行企业公民的重要途径和表现形式。本文旨在研究企业捐赠与企业绩效的相互关系，从侧面反映企业应该加强其对社会目标的关注，从而实现目标和经济目标的统一，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作出重要的努力。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对于企业捐赠的研究大多基于利益相关者，大体包括企业捐赠的合理性解释，企业捐赠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但是，较少研究政府支出对企业捐赠的影响，本文将政府支出作为影响企业捐赠的影响因素，分析企业捐赠的动机和内涵。Fry，L.， Keim （1982）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广告费用与公司捐赠是形成公司声誉的互补性投入。Brown，Helland和Smith（2004）发现捐赠与广告费成正相关，管制企业和研发投资较高的企业比其他企业捐赠更多。山立威和甘犁（2008）等人基于“5·12”汶川大地震后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捐款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公司是以获取广告效用与提高企业声誉为目的发生捐赠行为的。因此，提出假设：
H1：捐赠与广告支出成正比例关系
企业捐赠与政府支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分析：从捐赠的需求方来看，政府支出以及企业的捐赠均可以改善企业所处的环境，即政府的支出会对企业的捐赠行为形成“挤出效应”；从捐赠的供给方来看，企业捐赠资金的流向一般是教育、医疗卫生、社区服务等公共支出。而政府对这些支出都比较关注，必然会加大对捐赠资金的监管。McElroy和Siegfried（1984）研究公司规模与捐赠关系，涉及到地方政府用于社会服务的支出，但是变量之间关系并不显著。Navarro（1988）认为，企业所处的良好环境会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而公司捐赠和政府相关支出均可以改善公司所处的环境。因此，政府支出就可以看作公司捐赠的替代品，政府支出水平会减少公司捐赠的数额。Day和Devlin（2004）对加拿大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司捐赠与政府支出正相关：政府支出挤入了公司捐赠，两者是互补品。接受捐赠、提供公共服务的慈善机构，同时也严重依赖于政府的直接资助或者依赖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因此，提出假设：
H2：企业捐赠与政府支出成正比例关系
关于企业捐赠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理论界仍无定论。主要包括：（1）理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股东的利益是最重要的。经理层利用自己对企业的了解以及信息管理上的特权，通过捐赠来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是不一定会给股东带来财富。该理论的前提是股东更愿意将利润用在其他方面，而不是进行捐赠。除非捐赠创造的收益大于成本。因此，理论认为捐赠会降低企业的绩效。（2）利益相关者理论。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应该注重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的均衡。不少研究表明，慈善在提升和改善与利益相关者关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因此，利益相关者理论支持企业应该承担更多的慈善责任。（3）资源依赖理论。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的慈善捐赠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企业捐赠可以使企业获得两者无形资源、提升企业品牌的知名度和声誉。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将自身获取的资源加以整合，形成某种经营模式，从而使得企业变得独一无二。这些资源是企业独特的历史和发展轨迹所决定的，故很难被模仿。这样，企业可以缓解竞争环境下的稀缺资源，增强自身的资源基础，从而获得竞争优势。Smipson和Kohers发现企业财务绩效对企业的社会绩效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山立威和甘犁（2008）等人基于“5·12”汶川大地震后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捐款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公司的捐赠行为是由其自身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能力所决定，即业绩好的公司捐款总数明显要高于业绩差的公司。因此，提出假设：
H3：企业捐赠对企业的经济绩效有正向的作用
大多数研究都得出企业的规模是企业捐赠的重要因素之一。Useem认为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捐赠水平的重要因素，大规模企业的慈善捐赠很多而不太注重企业利润。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衡量企业财务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资产负债率可以衡量企业的成本，资产负债率越低，企业捐赠越多。因此，提出假设：
H4：企业捐赠与企业规模成正比，与资产负债率成反比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企业社会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关系，本文以2007年重庆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7年至2009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排除了两家资产负债率异常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28家公司的数据资料。捐赠数据来源于财讯网和巨潮咨询网的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政府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三）变量定义 本文选取以下变量来研究捐赠与企业绩效的相互影响。设计的变量如表（1）所示。（1）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本文以2007年重庆市上市公司为样本，时间跨度选为2007年至2009年度的数据。捐赠数据和企业绩效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以企业广告支出、政府支出作为解释变量。分别检验企业绩效对企业捐赠的影响和企业捐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2）控制变量。由于不同规模、不同风险水平的企业在社会绩效与经济绩效方面存在差异，本文采用企业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控制企业规模，采用资产负债率控制企业的风险。
（四）模型构建 本文将3年的时间分为两个段，分别分析2007年企业的经济绩效对2008年企业捐赠的影响，目的是检验企业经济绩效对企业捐赠是否具有显著的前期影响；其次，分析2008年企业捐赠对2009年经济绩效的影响，检验企业社会绩效对经济绩效是否具有显著的后期影响。由于2008年是汶川地震，企业的捐赠是基于理性的，将捐赠作为企业日常决策的一部分，还是仅仅为一种非程序化的操作，任意性很强。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建立的模型为：
二、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样本描述性统计情况，见表（2）。
（二）相关分析 选取的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捐赠（dona）与经济绩效（roa）的相关性不显著，而与其广告支出、资产规模显著相关，说明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各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低，其中debt与roa关系显著，模型受多重共线性影响较低。
（三）回归分析 （1）经济绩效对企业捐赠的影响分析。运用模型：DONA=a0+ a1ADVE+ a2 GOVE + a3 ROA + a4 DEBT + a5 LNAS +ε1，以2007年的ROA作为解释变量，对2008年的dona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检验2007年经济绩效对2008年企业捐赠的影响。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只有广告支出与企业捐赠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且系数为正，表明企业捐赠与广告支出成正比关系，假设1得到验证。没有得出企业捐赠与广告支出是替代品的结论，一方可能面因为2008年事突发事件较突出的一年，影响了企业的捐赠数，而与企业自身的广告支出关系不显著。另方面可能因为企业在广告支出的基础上，进行捐赠，是为了加强其广告效应，更好的宣传自身对慈善事业的支持。但是绩效、资产规模均与捐赠成正比，资产负债率与捐赠成反比，但是均不显著，假设3得到部分验证，假设4得到验证。 （2）企业捐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析。运用模型ROA =β0+β1ADVE+β2 GOVE +β3 DONA +β4 DEBT +β5 LNAS +ε2，以2008年企业捐赠作为解释变量，对2009年经济绩效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检验2008年企业捐赠对2009年企业绩效的影响。得到的结果如表（4）所示：企业捐赠与经济绩效成正比关系，但是不显著。而广告支出与绩效成反比关系，也不显著。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绩效成反比，而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假设4。企业资产规模与企业绩效成正比，而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假设4。以2007年至2009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相关系数为0.523，判定系数R2=0.273。F统计量为5.86，伴随概率为0.000，说明方程的设定合理。回归的结果如表（5）所示：政府支出和企业资产规模显著影响企业的捐赠。但是企业捐赠与政府支出成反向关系，表面政府支出挤出了企业捐赠。广告支出与企业捐赠成正比关系。验证了假设4。企业的企业捐赠额与广告支出的关系支持了Fry，L.，Keim（1982）、Brown，Helland和Smith（2004）以及山立威和甘犁（2008）等人的结论。但是企业捐赠与经济绩效成反比，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可能是因为企业的日常捐赠决策机制不健全，没有将其与企业的绩效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捐赠总比不捐好，捐多捐少是其次”的局面。万科房产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捐赠了200万元人民币收到了质疑。企业应该将慈善捐赠的决策纳入日常的机制中去，不能成为一种随机性较强的应急方式。企业捐赠与资产负债率成反比，假设4得到验证。因为企业的债权人首先关注的是企业的偿债能力，一旦偿债能力受限，则企业的捐赠行为会危及自己的利益。因此，资产负债率是企业捐赠的外部约束，或者说是一个限制。在回归时使用全部引入法，将广告支出剔除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经济绩效仍然不显著，回归的结果如表（6）所示。企业捐赠与资产负债率成反比，验证了假设4。而企业捐赠与绩效成反比，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企业目前并没有将捐赠与企业的经济绩效联系在一起，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明企业捐赠是出于临时性的考虑，没有纳入到企业日常的决策系统中去。国外的战略性慈善捐赠可能就很好的说明这一点，企业应当从长远的角度看待捐赠，因为捐赠会给企业带来一些稀缺的资源、竞争对手无法模拟的优势。
三、结论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给出以下建议：在国家层面，一方面，建立税收优惠政策，给予捐赠企业适当的政策倾斜，简化捐赠企业的审核程序和手续，减少其交易费用。另一方面，政府支出挤出了企业捐赠，政府在正确引导企业的捐赠行为时，可以将支出用在其他一些需要的领域，让捐赠企业积极的参与到日常的领域，从而实现捐赠与政府支出的效用最大化，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社会层面，良好的社会舆论引导和压力可以督促企业的行为。信号传递理论，可以激发企业的捐赠热情。首先要保证信息的传播要客观、及时、顺畅。其次，要让舆论形成一种价值取向。一旦企业的捐赠成为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统一的结果，企业捐赠事业才会健康发展，走的更长远。在企业层面，企业的捐赠行为可以在利益相关者间建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这个是企业捐赠最大的动力，企业应该在公司的年报、网站上披露自己所履行的责任，以便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进行区分，作出一些重要决策。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激发消费者响应的前提是其触发了消费者的经济理性或迎合了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同时还认为这种响应的动机来自利益驱使以及价值认同。文章的不足在于，选取的样本数据只限于重庆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1]马龙龙：《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管理世界》2011年第5期。
[2]山立威、甘犁、郑涛：《公司捐款与经济动机—汶川地震后中国上市公司捐款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11期。
[3]Fry， L.， Keim.， and R. Meiners，Corporate Contributions： Altruistic or for Profi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2.
[4]Helland， E. and J. K. Smith， An Analysis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Practies. Working Paper，2004.
[5]Navarro， P. Why Do Corporations Give to Charity？ Journal of Business，1988.
[6]Day， K.M.， and R.A. Devlin， Do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Crowd Out Corporate Contributions. Public Finance Review，2004.
[7]Friedman，M..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New York Times Magazine，1970.
[8]Amit，R.，&Schoemaker，P.J.H..Strategic Assets and Organizational R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3.
[9]Simpson GW， Kohers T .The Link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 Evidence From the Banking Industry .Journ al of Business Ethics ， 2002.
渔业经济研究范文第4篇
一、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中的初选样本为2009年10月30日至2011年12月31日在深圳创业板首发公开上市的公司，剔出数据缺失或者异常的，最终有效的样本总量为231家。会计事务所排名数据来自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主承销商单项排名数据来自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经手工整理计算得到综合排名，风险投资机构信息来源于清科创投研究中心。本文的数据取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和巨潮资讯网。
（二）变量的设计和说明1.被解释变量。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的特征，本文选用盈利能力指标来衡量企业业绩，作为被解释变量，选择股权收益率（ROE）来衡量企业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则用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2.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主承销商声誉（REPU）、会计事务所声誉（REPC）和风险投资机构声誉（REPVC）作为解释变量。声誉排名衡量了金融中介机构在本行业内的实力水平和服务质量。由于声誉具有滞后性，所以使用公司上市前一年的会计师事务所排名情况来考虑声誉排名，即依据2008-2010年的排名来衡量声誉。对于主承销商声誉排名，本文借鉴Cater和Manaster（1990）提出来的C-M综合指数法，求出近三年平均承销金额排名、平均承销数量排名，将计算出的承销商声誉得分按照从高到低进行排列，排在前十名的承销商为高声誉组，其他的承销商为低声誉组。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会计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强信息》计算审计机构的声誉。排名在前十位的会计师事务所为高声誉组，其他的为低声誉组。对于风投机构声誉，借鉴陈见丽的研究方法，参阅清科研究中心从2006年开始每年一次公布的风险投资机构年度排名，将入围该排名的风险投资机构即前五十名认定为高声誉的风投机构，未入围的则为低声誉组。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了上市公司规模（Lnsize）、募资规模（Lncash）和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Leverate）作为控制变量。
（三）模型的构建Operate-performance=β0+β1REP+β2Leverate+β3Lncash+β4Lnsize+ε新股上市后的经营业绩（Operate-performance）将分别使用发行上市公司当年、上市后第一年、上市后第二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0、Growth1、Growth2）和净资产收益率（ROE0、ROE1、ROE2）来替代，金融中介机构声誉（REP）用主承销商声誉（REPU）、会计师事务所声誉（REPC）和风险投资机构声誉（REPV）来替换。
二、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表2是对IPO公司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在公司的资产负债方面，声誉较好的中介机构背景公司于声誉较差的公司负债率差异明显，因为声誉好的中介更担负起责任控制公司的风险程度，要求公司有更严格的控制措施，降低资产负债率；在公司规模和募资规模方面，公司规模越大，募集资金越多，IPO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声誉较好的金融中介机构。表3是IPO公司经营业绩描述性统计。业绩指标方面，ROE波动较小，说明企业之间投资回报率差异较小，相比之下，Growth指标的变动较大。不管是净资产收益率还是营业收入增长率，有声誉的风投机构支持和有声誉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的均值都高于无声誉支持的风投机构和无声誉会计事务所，可以初步判断高声誉的风投机构和会计事务所对企业的业绩有一定的帮助。而承销声誉对企业业绩影响的描述性统计数据表明有无声誉的承销商辅佐对企业业绩的两个衡量指标的影响存在差异。高声誉的主承销商的净资产收益率均略低于低声誉的主承销商。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假设。
（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在多元回归下，虚拟变量主承销商声誉与净资产收益率三年的系数分别为0.005、0.034、0.028，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924、0.608、0.665，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虚拟变量会计事务所声誉与净资产收益率三年的系数分别为0.12、0.069、0.102，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59、0.300、0.127，也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限于篇幅，我们不将Growth等回归结果罗列出来，通过分析回归结果与ROE的回归结果得出的结论相同，综上所述，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与金融中介机构声誉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但是线性关系不显著。通过回归结果也可以发现控制变量与经营业绩指标的sig值都小于0.05，说明这些变量与经营业绩指标呈现显著地相关关系。
三、研究结论及建议
渔业经济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产业集聚度 经济增长 格兰杰因果检验 新疆
一、引言
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逐步落实，自然资源禀赋优势突出的新疆也形成了一个个产业集聚区，区域经济增长稳步提高。石油、天然气资源是新疆的优势资源之一，石油预测储量为208.60 亿吨，天然气储量为10.3 万亿立方米，分别约占全国陆上石油、天然气资源预测总量的30%和34%。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新疆全区规模以上独立核算的石油石化企业达253家，就业19.6万人；完成工业总产值2430亿元，工业增加值1210亿元，约占全区工业增加值的67%，实现利税占规模以上工业的89.5%。至2009年，新疆全区原油产量2513万吨，居全国第三位；天然气产量245亿立方米，全国第一；油气当量4500万吨，全国第一。石油石化产业无可争议地成为新疆第一大支柱产业。因此，探讨石油、天然气产业集聚度与新疆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对新疆乃至国家制定相关产业发展政策、促进新疆经济高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对行业集聚度的测量指标主要有CRn指数、H指数、Ellison·Glaeser指数、区位熵等，如胡健等就是采用前三个集聚度指标对中国油气资源开发行业的产业集聚程度进行实证研究的，区位熵则是对行业集聚度进行测量的最为传统和运用最为广泛的指标。关于产业集聚程度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国内学者多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聚类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进行。如吴楠通过构造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研究了环渤海地区产业集聚与工业经济增长关系；付青叶采用聚类分析法对新疆经济增长的产业集聚进行了实证分析；王立恒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对中国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刘彬等运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方法对江苏化工产业集聚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惠宁等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陕西的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省的单个产业，且研究的变量仅涉及两个，不适于选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故本文选用区位熵为石油、天然气产业集聚度指标，人均GDP为区域经济增长指标，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1988—2010年23年间新疆石油、天然气产业集聚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一）区位熵
区位熵LQ又称地区专业化指数，是指一个给定区域中产业占有的份额与整个经济中该产业占有的份额相比的值，它能够测度一个地区生产结构中某个产业与全国水平相比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其计算公式为：
在该公式中，i为第i个产业，j为第j个地区，Xij表示第j个地区的第i个产业的产出指标，指标可以工业总产值、企业单位数、从业人员数等为依据。LQ＞1，表明该产业在该地区的专业化水平较高，超过区域水平，也意味着该产业在该地区相对集中，具有相对规模优势，发展较快；如果LQ＜1，表明j地区i产业的集中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处于比较劣势；LQ＝1，则说明j地区i产业的集中度处于全国平均水平。本文选用区位熵指标来衡量新疆石油、天然气资源产业集聚度，对新疆石油、天然气资源产业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二）人均GDP
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本文选用人均GDP来衡量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状况。1988—2010年，新疆区域经济发展迅速，人均GDP呈上升趋势，见图1。
（三）新疆石油、天然气产业集聚现状
通过查阅统计年鉴，本文收集了1997—2009年的全国各省区市的相关数据，对全国各省区市石油、天然气产业的区位熵进行计算，得到了各省区市石油、天然气产业的集聚度区位熵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新疆石油、天然气产业集聚度为全国平均值的4.3倍，一直稳居全国前列。可见，新疆的石油、天然气产业专业化程度较高，具有一定的产业集聚优势。从产业经济学角度而言，产业优势对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区域经济的发展又会反过来促进地区产业的发展，新疆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产业优势和新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否也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则需要进一步进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三、实证分析
作为集聚程度在全国名列前茅的石油、天然气产业，是否与新疆当前较好的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相互关系，本文通过如下步骤进行实证研究。
（一）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现象发生，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前需判断变量序列是否不含单位根。本文借用Eviews软件，运用迪克和福勒提出的著名的单位根检验法（ADF检验法）先后对两个变量的原始序列和一、二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未差分前，变量人均GDP的ADF检验值均大于各个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变量经过差分后，人均GDP、LQ值时间序列在二阶差分条件下同时达到平稳，表明新疆人均GDP和新疆石油、天然气产业集中度均属于二阶单整序列，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二）协整关系检验
由于本文所要研究的协整关系涉及两个变量，因此本文采用Engle-Granger方法对新疆石油、天然气资源集中度LQ值和人均GDP进行协整检验。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主要包括两个步骤：一是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天然气资源LQ和人均GDP之间的方程；二是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残差序列的平稳性。通过对新疆石油、天然气资源产业集中度LQ值和人均GDP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残差序列的ADF值小于显著性水平为5%和10%的临界值，可以认为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因此新疆石油、天然气资源区位熵LQ和人均GDP两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一结论符合产业经济学中产业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原理。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指出，当两个变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时，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如何，可以通过对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来判断。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在滞后期为1时，LQ是人均GDP的格兰杰原因，但之后LQ对人均GDP的影响变为不显著的，说明1年前的石油、天然气产业的集中度LQ值对新疆人均GDP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在滞后期从1—5的过程中，人均GDP都不是LQ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人均GDP没有对新疆石油、天然气产业的集中度产生显著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对新疆石油、天然气产业集聚度和人均GDP两个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方面的结论：
第一，通过对新疆石油、天然气产业集聚度LQ值和人均GDP两个变量之间进行协整检验，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表明新疆石油、天然气产业集聚度和人均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第二，通过对新疆石油、天然气产业集聚度LQ值和人均GDP两个变量之间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当滞后一期时，LQ值是人均GDP的格兰杰原因，表明新疆石油、天然气产业所具有的专业化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对新疆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且前一年的产业集聚度对新疆人均GDP的影响作用尤为明显。
（二）建议
新疆作为国家能源的战略储备基地，如何把静态的资源比较优势最大化地转化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竞争优势是摆在资源富集地区发展面前的一道难题，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完善能源工业产业链，做强传统特色优势产业
把握新疆工作会议这一重要战略机遇，充分利用新疆的能源优势，整合已有资源，加大产业布局调整力度，着力完善能源工业的中下游产业布局，着重发展一批大型的能源炼制和加工企业，形成基于能源优势的上下游产业集群，努力提高资源利用率，大力增加资源附加值。通过上下游产业的联动，完善产业链，降低生产成本，强化整体效应，真正做强传统能源产业，提升竞争实力，实现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的转变，发挥能源产业对新疆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
2、以能源为依托，推进国际能源合作，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
新疆地处亚欧腹部，是继北美经济圈、欧盟经济圈和东亚经济圈后的全球第四大经济圈——中西南亚经济圈的重心区，是21世纪重要的能源大通道。要利用好设立喀什经济特区这一重要历史机遇，以能源实力为依托，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合作，以能源带动经济，围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加速和强化国内外技术引进、转移和扩散，吸引国内外资金和人才，在更大的范围内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让新疆充分享受到资源全面开发、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努力将新疆打造成为中西南亚国际经济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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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吴楠. 环渤海地区产业集聚与工业经济增长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5）
③付青叶. 关于新疆经济增长的产业集聚的实证分析[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5）
④王立恒. 中国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给予空间经济学视角[J]．科协论坛，2010（5）
⑤刘彬，陈圻，王志华等．江苏化工产业集聚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商业时代，20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