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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贸易利益理论分析的历程
贸易利益理论分析的历程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1.古典贸易理论中绝对利益论的分析。绝对利益理论分析的创始人是亚当斯密。他通过对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的分析,论述了社会分工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财富增值,以此为前提提出他著名的“绝对利益论”。其主要内容是指: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按照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彼此进行交换,则对所有交换国家都是有利的。各国都按照各自有利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物质财富。这种由生产上的绝对优势、成本上的绝对差异所带来的贸易上的绝对利益,正是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内在动因。斯密批评了重商主义的对外贸易财富观,认为对外贸易的利益并不在于金银的流入,并很直觉地给予了三方面的回答:(i)从使用价值的角度看,对外贸易利益在于“输出他们所不需要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其他物品,通过以剩余物品换取其他物品来满足他们一部分的需要并增加他们的享受”。[1](2)从交换价值的角度看,“对外贸易的.利益在于增加一国的价值总量,从而实现本国社会劳动的节省”。[2](3)—国在向世界市场开放以前,存在着国内没有需求的劳动产品。因此,出口贸易为国内的剩余产品解决了出路问题。
斯密的这一原理阐明了国际贸易的利益和格局,揭示了对外贸易利益的形成基础,拉开了国际贸易利益分析的序幕。
2.比较利益论的分析。绝对利益论未能解决--国没有产品在生产上处于绝对优势即在贸易上没有绝对利益的情况下,参加国际贸易是否能取得贸易利益的问题。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圆满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比较利益论的基本内容是:各国都专门生产对自己的自然条件较有利、成本较低的商品,不生产或少生产对自己无利或少利的商品,通过国际贸易彼此都会得到贸易利益。这种贸易上的比较利益,正是国际分工和各国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动因所在。比较利益论之所以能够在国际贸易理论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就在于它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包含了贸易互利性的科学内涵,从而为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树立了一个较好的理论模式。各国都生产自己具有相对有利条件的商品进行交换,就可以获得用相对较少的劳动耗费取得较多的使用价值的好处。
穆勒作为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集大成者,以其贸易利益观出发,借助国际价值论,进一步阐述了比较利益论。他认为,对外贸易可以为一国带来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回答了李嘉图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两国实际交换比例的决定因素,并指出:产生比较利益的两国产品交换比率的界限,是由各国国内的交换比率所决定的,要使两国间的贸易得以真正进行,必须在以上界限内有一个现实的使贸易双方都能得到比较利益的交换比率,即国际贸易交换条件。与供给因素决定交换界限相对,两国间的相互需求则对交换比率起决定性作用,它又具体表现为一国对另一国产品的需求弹性。
总之,古典贸易理论是把贸易利益问题作为国际贸易中心问题来加以探讨的。目的在于通过论证分析,对是否应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以及发展对外贸易是否与闭关自守存在利益损失等问题作出规范性的判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外贸在各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加强和提高,贸易利益也远远超出了静态利益的范畴。面对变化着的国际贸易,国内外经济学者对贸易利益的认识也逐渐超越静态,走上探索贸易利益动态化的历程。
3.贸易利益的现代分析。在古典经济学家对贸易利益作了规范性判断的基础上,马歇尔及以后的经济学家在对对外贸易作一般分析的同时,着重论证了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所带来的单向利益。
马歇尔首次提出了对外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利益问题,作出了“决定各国经济进步的原因是属于国际贸易研究的范围”[3]的著名论证。并从贸易结构和战略的角度来衡量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利益。本世纪30年代初和50年代末,罗伯特逊和R纳克斯分别提出和发展了“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命题。6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进一步补充了这一学说。他们除继承对外贸易静态的或直接的贸易利益论外,还阐述了对外贸易动态或间接的贸易利益。并认为,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出U的高速增长会带来以下几个重要的动态利益:(1)出口扩大意味着进口能力的提高。进口中的资本货物对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国内的投资流向发生变化,资本会越来越集中在比较优势的领域。(3)规模经济利益。(4)出口扩大还会加强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5)出口的不断扩大会鼓励外国资本的流人。(6)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激烈竞争会使国内出口产业以及与之相关产业改进质量,降低成本,从而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
(二)贸易利益理论下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理论基础
随着当今国际贸易的发展,贸易利益呈现增强的态势,在此情况下,我们应该客观地评价外贸易理论中贸易利益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实事求是的、客观的为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奠定理论基础。
首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顺应国际贸易的发生、发展的现实,客观地指出了国际贸易的利益。但我们不能永抱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受自然条件的决定,各国的贸易利益是永恒的。其次,这些经济学家大多是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来看待国际贸易的。事实上,决定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真实原因并不是因为传统的静态贸易利益,也不是由于间接的动态贸易利益,而是出于资本主义对外追求剩余价值,获取超额利润的要求。最后,比较利益论的创立者李嘉图主要是从使用价值的角度阐明对外贸易活动中产生的贸易利益关系,而以后的经济学家却撇开李嘉图贸易利益分析的正确引导,只是单纯地讲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很难为贸易利益尊定一个价值论基础。因此也难为对外贸易经济效益作出正确的评价。
关键词:环境法规;比较优势;产业漂移;污染避难所;向底线赛跑
中图分类号:F7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3-0071-05 收稿日期:2008-11-03
随者全球经济的发展,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比如气候变化、臭氧层空洞、森林植被减少以及生物多样性较少等。为此,世界各国达成了一系列的环境条约,如蒙特利尔条约(1987),旨在缓解臭氧层变化;巴塞尔公约(1991),旨在控制污染物的跨国移动;京都议定书(1997),旨在缓解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为了保证环境条约的实施,政府制定了许多环境法规,并且借助于贸易政策来促进环境法规的实施。所以,随着贸易壁垒的削减,环境法规已经成为限制自由贸易的重要因素。传统的经济学家已经提出,环境法规的实施不利于自由贸易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比如Panayotou(1999)指出,许多国家制定环境法规的目的并不是环境保护,而是进行贸易保护;Frankel(2002)指出,环境法规不但不会提高环境质量,而且还会造成贸易额和国民收入的低速增长。
一、环境法规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比较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是,随着贸易自由化,一国会专业化生产和出口其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比较优势来自于要素禀赋或者其他因素。在理论模型中,除了劳动力和资本以外,环境经常被认为是生产的第三要素。如果一国在污染密集型商品的生产上有比较优势,那么就说明该国有相对丰富的环境要素禀赋。环境法规会把污染控制和消除成本强加给生产者,所以相对于实施环境法规的国家,无环境法规的国家不需要支付额外的环境成本,从而获得了价格优势,并且专业化生产污染密集型商品。
(一)理论研究根据Richard理论,产品的相对价格决定两国之间贸易模式和比较优势。如果一国因为采取严厉的环境法规而使相关产业的生产成本增加,那么两国之间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就会发生改变,进而引起两国间贸易模式比较优势的改变。基于这个理论,经济学家做了很多研究。
Siebert(1977)构造了一个两种产品的开放经济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污染是副产品,产品的相对价格是污染物排放税的函数。通过比较静态分析,Siebert指出,产品的相对价格不仅依赖于产业的边际生产力水平,也依赖于产业的污染倾向、污染物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和对污染物征收的排放税。Baumol和Oates(1989)构造了两个国家相同产品的模型,即两个国家(A国和B国)生产相同的产品。Banmol和Oates认为,在局部均衡条件下,如果A国不采取环境保护措施而B国采取,那么A国的比较优势就会扩大,B国的比较优势就会缩小。Brock和Evans(1986)、Waller和Whitehead(1996)与Rhoades(1985)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环境法规还制定了许多新的技术标准,进而产生的技术革新成本会进一步影响产业的比较优势。Carraro和Siniscalco(1992)分析了环境法规规定的新技术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造成的影响。他们假设,在东道国采取强制的技术标准之前,国内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自由贸易,所有的国家都拥有相同的技术;技术进步会增加产品的边际成本。基于以上的假设,Carraro和Siniscalco指出,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下,技术标准将会降低污染产业的竞争力。
除了环境标准约束以外,政策制定者也把明确产权作为可选的环境法规来阻止环境恶化。Chichilnisky(1994)使用一个北南模型来研究国际贸易与产权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模型中,两个地区有相同的技术、资本和参数选择,不同的产权法律。Chichilnisl(v指出,由于南方没有制定产权保护法规,两个地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加剧了南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丧失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她认为,在开放的经济体中,最有效的保护环境的方式应该是产权保护。
国际学术界也有许多学者认为环境法规会对比较优势产生积极影响。比如Porter(1991),Porter和van den Linde(1995)提出了“波特假说”,他们认为严厉的环境法规会促使技术和管理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并且能够得到环境和经济的双重利益。Eliste和Frederiksson(1998b)为“波特假说”提供了理论支持。他们的研究发现,由于税收和补贴政策的改变,环境质量的提高可能会同时导致出口的增加和进口的减少,产业竞争力会上升。Frankel(2002)指出,如果将来世界商品生产都倾向于环境友好型产品,那么首先进行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国家将会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Slater和Angel(2000)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二)实证研究环境法规会对比较优势产生影响,但是现在并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指标来衡量这种效应,实证研究使用的方法也多种多样,很多分析都集中在微观水平,特别是个体产业。
Ugelow(1982)综述了20世纪70年代的10个实证案例。美国商务部研究发现,环境法规对美国短期的贸易模式和比较优势只有很小的影响;Walter(1982)和Robinson(1998)却认为环境法规对国际贸易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环境成本每增加1%,就会使美国的贸易均衡值减少65亿美元;OECD的宏观估计也支持Walter和Robinson的结论。Ugelow指出,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虽然很难去比较各种各样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表明了环境法规会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远没有预期的那么大。
Kalt(1988)研究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美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随着环境标准的不断提高而逐步丧失。Robinson(1998)检验了环境法规对美国污染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的影响,指出环境法规降低了美国污染密集型产业中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从而导致贸易模式的转变――进口污染密集型的商品。
在确定了环境法规会对污染产业的比较优势产生影响之后,许多学者做了后续研究,主要的研究方向转向了环境法规的松弛程度与污染产业出口量之间的关系。Toby(1990)首先使用(HOV)模型来检验环境法规的松弛程度与污染产业的出口是否存在线性相关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则的严厉程度和污染产业的出口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传统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对贸易格局的影响
更大。Sartzetakis和Constantatos(1995)以及Wang(2001)的研究发现,一国的环境法规会影响其厂商国际竞争力影响,并且国际竞争力的高低不仅与环境管制措施的松弛程度有关,而且还取决于环境管制的形式。
二、环境法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环境法规对国际贸易影响第二个方面就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转移,这涉及两个问题:松驰环境法规的国家能否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是否会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
(一)理论研究Siebert(1992)指出,比较优势的变化暗含了潜在贸易流、投资流和区位优势的变化。Copeland和Taylor(1995b)认为,在特定环境下,污染密集型产业会转移到环境法规较松弛的国家。所以。在开放经济中,环境法规不仅会对比较优势产生静态影响,还会对资本流动产生动态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再分配。这个学说被称为“产业漂移假说”。而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海外投资,一般会采取温和的或者中性的环境法规。所以,发展中国家一般会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
McGuire(1982)基于HOV的2X2模型,研究了由于环境法规引发的资本跨国流动。他把环境要素作为污染产业的生产投入要素,并使用环境要素边际生产力(MPEE)来衡量环境法规的严厉程度。研究结论表明,对于相同的劳动和资本投入,环境法规会降低污染产业的产出。因此,在严厉的环境法规下,如果商品的价格比率不变,资本将会在各个产业内重新分配。Rybczynski(1995)指出,在开放经济体中,假如外国的环境法规较松弛,东道国的污染产业将会转移到外国,直到其产量为0。
此外,环境法规对跨国公司的选址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Markusen、Morey和Olewiler(1993)拓展了两个国家两个企业(2x2)模型,揭示了环境法规对于公司选址的影响。他们指出,如果一国单边征收烟尘排放税,当税收超过某一点时,工厂的数量会减少,企业也会离开。Markusen(1997)使用了两个相似国家之间的垄断贸易模型,表明严厉的环境法规会使跨国公司既不会增加产量,也不会寻找新的投资地点。Kanbur et al.(1995)和Andonova(2003)研究指出,除非企业会得到额外的优惠政策,否则企业基本上不会在高污染控制成本的国家建厂。但是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Repetto(1995)指出,发达国家倾向于出口他们的“污染”产业,但只是在发达国家相互之间转移,并没有把污染产业转移到环境管制较松弛的发展中国家。Eskeland和Harrison(2003),Grether和de Melo(2003)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证据表明,跨国公司会把污染产业转移到有“污染避难所”之称的发展中国家。
(二)实证研究产业漂移假说产生了许多实证研究,包括Walter(1982),Leonard和Duerksen(1980),Pearson(1987),Leonard(1988),Lucas,Wheeler和Hettige(1992),还有Low和Yeates(1992)。
Low和Yeates发现,污染密集型产业在全球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从1965年的18.9%下降到了1988年的15.7%。对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而言,污染密集型产业占其总出口的份额也是下降的,从1966年的20.4%下降到了1988年的15.9%。全球范围内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规模在缩小。但是在1986年,发展中国家污染产业RCA指数大于1的国家有6个,1988年就上升到了12个,通过比较以上两组数据,Low和Yeates得出结论,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法规促使污染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
Lucas,Hettige和Wheeler(1992)检验了OECD国家的环境政策是否会促使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作者用两个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第一个模型:用污染物的排放密度对单位资本的GDP贡献和时间趋势做回归。第二个模型:用污染物排放密度的增长率对单位资本的GDP增长率和经济结构做回归。结果显示:在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中,污染密集型产业发展地更快。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结果与“产业漂移假说”相联系。
从上述的研究可以看出,存在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的证据。同样,也有很多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出环境法规与污染产业转移之间的相关关系。Leonard和Duerksen(1980)通过分析投资和贸易数据,发现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投资额的增长率低于其全部投资的增长率,指出污染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增长率也低于其他类型产品的进口增长率。
Grossman和Krueger(1991)估计了美国产业的污染消除成本对美国――墨西哥贸易模式的影响。结果显示,污染消除成本的统计结果并不显著,这表明墨西哥松弛的环境政策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流的影响不大。
虽然学者们做了很多的实证研究,但是只有很少的证据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同时也很少有证据证明,发达国家进行对外投资的动机是为了逃避严厉的环境法规。
三、国际贸易对环境标准的影响
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贸易自由化带来了商品的生产、消费和运输的扩张,同时也引起了环境的进一步恶化。Sturm和LHph(2002)指出,贸易自由化使政府更加注重本国在全球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而忽视本国的环境保护问题。Dua和Esty(1997)指出,伴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各国会降低自己的环境标准以维持或增强竞争力,出现环境标准“向底线赛跑”的现象,进一步发生生态倾销。Frankel(2002)指出,在开放经济中,如果国内严厉的环境法规使企业的销售量、投资等减少的话,企业就会在面临国外竞争时失去竞争力。所以,国内生产者就会给政府施压,以降低环境成本负担,Barrett(1994b)指出,当环境政策规定的污染消除成本很低时,生态倾销就会出现;这就会使污染消除成本不能补偿污染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从而引起了生态倾销。
自由贸易的反对者担心“向底线赛跑”会使某些国家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Esty和Geradin(1997)指出,因为较低的环境标准和松弛的环境法规会使某些国家形成一批国际竞争力较高的污染产业,所以经济一体化将会带来更多的污染避难所。Wheeler(2001)以美国、中国、巴西和墨西哥的空气质量变动为分析样本来验证“向底线赛跑假说”,其结论表明这4个国家的空气质量都呈下降的趋势。
Beghin(2000)认为,环境法规的不透明性和污染产业转移现象,会促使“向底线赛跑”的发生。但是他也指出,几乎没有实证证据来支持这个假说。Bhagwati(2000)给出了两个原因,来解释为什么有
些实证研究不支持“向底线赛跑假说”:(1)跨国公司不会降低环境标准;(2)民主国家也不会通过降低环境标准来获得市场竞争力。
四、环境法规与国际贸易相互协调
过去的20年间,许多政府和其他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的环境条约,比如华盛顿公约、巴塞尔公约、蒙特利尔条约和京都议定书等。但是因此制定的相关环境法规会降低缔约国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等,所以环境条约的缔约国会对非缔约国采取一系列的贸易限制。Stiglitz(2006)主张,欧洲、日本和其他支持《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应该严厉控制从美国进口产品或者对美国商品征税,来弥补欧洲、日本等国因为采取措施而引起生产成本的上升。美国众议员Lautenberg提出第2887号法案,禁止美国把特殊贸易条款给没有达到美国环境标准的国家。此外,其他的国内措施也会影响商品的自由流动,比如德国的包装循环法案等。但WTO/GATT致力于取消国家之间的贸易限制,这就引发了环境法规与贸易的冲突。
有些学者支持使用贸易政策来实现环境目标。由于环境控制成本只占全部生产成本的一小部分,其他方面的比较优势可以弥补环境标准引起的比较优势的损失。Whalley(1991)指出,道德舆论并不会保证环境目标的实现,必须要使用贸易政策保证环境条约的实施。Shrybman(1990)也认为,如果一国既要保持高的环境标准又要避免产业竞争力的下降,那么该国就要对污染密集型进口产品征收关税或者补贴自己的污染密集型产业。
环境保护的反对者认为这些措施在控制污染方面是无效率的,阻碍了自由贸易。Low和Safadi(1992)认为,只有当贸易政策用来实施国际条约时,贸易政策才是达到环境目标的最好选择。Subramanian(1992)提出,大部分的环境问题不是由国际贸易引起的,环境问题主要来源于市场失灵和外部性。所以他建议,解决环境问题要从生产和消费水平进行干预,从而达到环境成本内部化。
国际贸易和环境法规的实施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是单边的贸易协定和单边的环境协定都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Steininger(1994)支持在国际范围内协调环境法规,从而解决因为环境问题导致的产业竞争力的下降,但是很难在两者之间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Ulph(1996)指出,不可能存在协调国家之间环境法规的理论,解决全球污染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国家之间的合作。Sorsa(1992)和Young(1994)建议使用新的国际机制,促进国际贸易机构和国际环境机构的合作,从而获得环境和贸易的双重利益。
总之,随着贸易和环境之间冲突的发生,忽视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合理的。在定义效率概念时,要同时考虑贸易和环境因素,而且要避免双重标准。如果国内环境政策并没有歧视进口商品,那么就不能把一国严厉的环境法规当作非关税壁垒。同样,当贸易措施有利于减少全球污染时才能允许被使用。
五、结束语
第一,理论文献指出,在开放经济体下,环境法规是决定贸易模式和资本流动的因素之一。所以,不能忽视环境法规对贸易的影响,并指出市场工具应该是消除环境法规对贸易负面影响的第一选择。
第二,在环境法规与国际竞争力关系方面,现有研究文献既没有在理论方面提供有说服力的分析,又没有提供可信的实证研究。有研究表明,环境法规会降低厂商的国际竞争力。但是有的研究认为,严厉的环境法规会促进厂商创新,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强竞争力。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三,从实证研究中并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支持“产业漂移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和“向底线赛跑假说”。这说明,贸易模式和资本流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未来的研究者应该构造一个包含所有重要因素的框架来分析环境法规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论文摘要: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都是以粗放式发展道路为主:出口产品高耗能且附加值低,且某些进口资源过度依赖国外市场。粗放式发展道路与循环经济产生了诸多矛盾,面临着很多制约因素,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在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循环经济的国际大背景下,要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是一条紧迫而有效的路径。本文在深刻剖析我国传统外贸增长方式与循环经济的种种矛盾以及所面临的外贸环境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以实现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
一、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的内涵研究
1、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位于流通环节,它要求一国通过制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相协调的外贸战略与政策,促使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高度统一,实现对外贸易的长期、持久、稳定、健康地增长。
2、循环经济的内涵。循环经济就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建立在资源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以资源重复利用、循环利用、永续利用为核心,以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从而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
二、循环经济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1、循环经济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一致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自己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后提出的全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生态的可持续性保持是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标志,它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而循环经济是人们在可持续发展思维的引导下产生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的指导思想是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为代价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发展空间,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因此可以说,发展循环经济就是实践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战略,循环经济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一致的。
2、循环经济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循环经济追求的是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统一,它强调资源的重复利用、循环利用。循环经济一方面通过减少资源的使用量和废弃物的资源化减轻了经济系统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压力,使得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另一方面通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量,降低环境的污染程度,把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从而保护环境,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是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为目标。可见,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强调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的最小化。
三、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1、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长期以来,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实施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的数量型发展模式,外贸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引导下,一味追求规模和速度,很少考虑环境保护和资源消耗问题。这种增长方式导致了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对环境的肆意破坏,造成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以及发展后劲的削弱。
2.低层次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在出口结构方面,我国出口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工业制成品。近年来,我国出口贸易额最大的五大行业分别为:机械、电子、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化工原料及化工制成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和采掘业,其产品出口额占当年出口总额的2/3以上,这些行业大都是污染严重的行业,并且,各行业在出口迅速增加的情况下,环境污染程度有所上升。在进口结构方面,进口商品中能源和原材料不断增加,如原油、化工材料、铁矿石、钢材等,这些作为投入品的原料型产品都是高能耗的,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危害。更为可怕的是,近年来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我国陆续发生进口工业垃圾和有害废物的事件,给我国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四、发展循环经济以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
面对我国传统的外贸增长方式与循环经济之间的种种矛盾以及在循环经济下我国外贸所面临的环境,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在循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通过发展循环经济而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面临着国外循环经济发展趋势的外在约束。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协调我国对外贸易与循环经济的关系,以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1、正确认识循环经济与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关系。这是正确处理对外贸易与循环经济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一部分,我们应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思想,把贸易与循环经济协调发展纳入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统筹考虑,追求贸易、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提高环境质量,促进科技进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从而促进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从整体上来看,要逐步改进大进大出的粗放式贸易战略,调整我国外向型经济政策,在重视对外贸易工作的同时,要加快国内贸易和国内市场的建设,加快培育国内循环经济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2、调整我国的产业政策和产品结构,逐步改变资源型出口导向战略。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途径。对出口产品来说,就是要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对进口方面来讲,就是要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减少对石油、铁矿石等的进口。整体来看,就是要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减少对外贸易发展中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一是要遏制对部分地区和行业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二是要加快低耗能、低排放产业的发展。三是政府要制定环境保护产业发展规划,确保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培育环境保护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四是政府要制订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的倾斜政策,比如政府直接投资、信贷优惠、税收优惠、出口退税、加大研发投入和鼓励环保科技创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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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美债务危机将恶化纺织企业出口环境。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各种不确定性,欧美经济低迷债台高筑,各新兴国家增速放缓,各国决策者都在争相寻找对策,但又无奈地陷入两难与分歧,对全球经济复苏的“掌控”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近期轮番上演的欧美债务危机使出口纺织服装企业外围经济环境压力加大,考验下半年企业运行。而经济不振将导致消费下降、西方政府更倾向于采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措施等,这对处于疲态的纺织服装行业是不小的压力。因而在此种多空因素交织的局面下,中小纺企下半年出口形势仍很严峻,或将继续在疲乏中坎坷行进。
2、纺织业的国际贸易形势依然严峻。近年来,中国成了遭受国外贸易救济特别是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等最多的国家,而纺织品正是最被针对的几种产品之一。虽然经过艰苦谈判,中国最终解决了纺织品贸易争端,签署了纺织品备忘录,但并不意味着类似配额争端的事件不会再发生,有关纺织业的国际贸易形势依然严峻,寻求突围的路漫长而艰辛。
3、中小纺织服装企业竞争力不足。原材料成本无优势和用工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利空因素叠加作用,压制出口订单短期难有增加。在动荡的全球经济大背景下,消费信心难以提振,加上部分大众产品出货处于盈亏边缘,个别小型企业低档产品出现亏损,资金问题困扰,纺企运营压力较大,整个纺织行业复苏困难重重。部分中小纺织服装企业外单承接相对不足。中小纺织服装企业本身竞争力不足,而又遇现金流短缺、人民币升值等多重不利因素,再加上部分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压缩,赢利较为困难,这使行业内各中小纺织服装出口企业信心加倍受挫,部分中小企业悲观预期增加,这种悲观预期或将加重未来中小企业经营困难。
4、国际宏观经济动荡加剧,出口订单接单回缩。国内纺织业出口订单接单不足,欧债危机的持续恶化令全球市场严重受挫,近期受国际宏观经济动荡加剧,市场恐慌情绪拖累致使部分中小出口纺企外贸接单下降;另一方面,国内货币调控政策方向继续,临近9月底,银行信贷势必再度收紧,成为限制纺织企业资金周转的重要因素,致使出口订单接单回缩,部分中小纺织企业开机率下滑。国外经济环境不容乐观,今年以来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能源成本和运输费用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造成产品成本逐年增高,致使大量纺织服装外单向其他东南亚国家转移。因东南亚工人工资低廉,更加剧了下游订单的流失,导致市场需求疲软,大众产品积压现象局部凸显,资金周转困难加重。
5、部分纺织品出口环比下降。本期棉及其混纺面料、化纤长丝面料、化学短纤面料、簇绒织物、日用家纺面料、窗帘帐幔、针织钩编物外贸景气指数不等量下滑,拉动总类外贸景气指数环比下降。
二、2011年9月份外贸价格指数环比下滑
1、国际经济环境疲弱。赢利空间相对压缩。自2010年6月人民币重启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升值,至2011年9月30日1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为6.3549元。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升值,汇率风险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压低纺织服装出口利润,对于外需市场势必造成负面影响。纺织业当前成本压力突出,劳动力持续攀升,信贷政策逐渐紧缩,产品终端价格传导相对滞后和不畅。国际经济环境疲弱,外销市场需求逐步放缓,中小出口企业外单不足,赢利空间压缩,致使9月份外贸价格指数环比下降。
1.1 对外贸易风险的概念 对外交易风险具体到中小企业中,就是指中小企业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出现的与贸易相关的、最终导致对外贸易的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出现不一致的、没有预料到的变化的风险。
1.2 中小企业对外贸易面临的风险种类 对外贸易是涉及到多个国家法律制度、经济政策以及交易习惯的商品交易活动,因此对外贸易的过程中面对的各种风险也是比较繁多,根据中小企业对外贸易的过程分析,中小企业对外贸易面临的风险主要有:①外汇风险。在对外贸易中不可避免要使用外汇进行交易,但是由于外汇汇率是不断变化的,因此需要企业在交易的时候及时了解交易方之间的汇率变化,避免出现经济损失。一般情况下外汇风险主要包括交易风险、经济风险和融资风险等。②信用风险。随着我国企业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我国外贸企业的拖欠款现象非常严重,这些问题的发生主要是信用风险。对外贸易需要买卖双方经过多环节的接触与交流,在此过程中双方就会可能发生经营变化,而对此这些变化企业可能会采取隐瞒的方式,导致货款的拖延、拒收货品等。③企业财务风险。中小对外贸易企业为了能够在对外交易中获得足够的市场份额,它们就会以赊销的方式扩大企业产品的营销,而在赊销的同时也会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企业过大的财务风险会导致企业的坏账率上升,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④国际环境风险。国际环境风险主要针对的对外贸易国家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以及社会环境所说的,对外贸易国家如果出现任何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度,都会对贸易产生极大的影响,并且这些风险存在着一定的不可以预测性。
当然中小对外贸易面临的风险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述的集中风险之外,中小企业还面临着企业管理风险、企业运输风险、企业融资风险以及国际经济环境风险、国际金融货币风险等等,只是这些风险在具体的中小对外贸易过程中会根据不同的条件所产生的影响效果不同,因此在制定中小对外贸易风险防范措施时要根据影响中小企业主要的风险因素制定具体的措施。
2 中小外贸企业风险防范措施
中小企业由于受到经营规模以及信息来源渠道相对单一的限制,中小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常常处于劣势一方,它们面对的贸易风险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近几年我国发生因为中小企业没有防范对外贸易风险而导致经济损失的案例非常多。因此中小企业制定对外贸易风险防范措施显得很重要。
2.1 加强风险防范的体制建设 首先中小企业要根据企业的发展规模、结合对外贸易的情况在中小企业内部设置专门的对外风险防范机构,提高企业应对风险的防范意识和提高企业的管理能力,如果中小企业的经营规模不大或者其没有必要专门建立风险防范机构的话,其可以采取建立风险防范管理委托制度,通过委托实现企业风险的转移,规避企业的对外贸易风险;其次建立客户信息调查机制。中小企业要根据对外贸易的情况,建立客户信息调查机制,掌握交易对象的经济信息情况,及时发现交易对象的经济问题,避免交易风险的出现。
2.2 加强外贸人员的素质建设 首先中小企业要积极引进高素质风险管理人才,高素质风险管理人才可以帮助企业在对外贸易中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促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健康发展;其次加强外贸人员的专业素质建设。建立和完善培训体系,提升企业员工的专业素养,保证企业员工在各个交易流程相互间协调,避免贸易流程的顺利进行受阻;最后开展专门的风险防范管理教育。通过宣传教育的形式,使企业内上至领导决策层下至普通员工都树立起风险防范意识,时刻做好抵御、防范外贸风险的心理准备和措施准备。
2.3 政府部门要大力确保外贸出口稳定增长 政府要确保出口贸易的稳定增长是妥善防范外贸风险的源泉和基础。首先,确保已出台的鼓励措施顺利实施,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对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进行适时调整;其次,通过引导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帮助企业做好融资和担保安排、支持企业参加各种展销会或者构建国际电子商务平台开拓国外市场等手段确保外贸企业出口稳定增长;第三,确保欧美等传统市场保持稳定,拉美、非洲、东盟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能保持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