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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F063.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7-000-01
引言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我们在进行民族经济学理论研究之前应该对其研究方法有系统的认知,并将这些研究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具有理论价值。学习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运用其做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在系统掌握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之后,要将其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理论研究之中。
一、科学理论思维方法
任何一门科学都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效率,同时也体现着本学科理论研究的特质和侧重点。事实上,一门学科的研究过程是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要以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作指导。因此要将科学的理论思其贯通于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学科研究的全部过程中,以此来指导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不断发展。
在对一门新兴学科进行研究方法探讨时,在结合本学科的具体特点的同时,还应该将研究方法加以分类。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结构层次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 即理论思维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传统的民族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突出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观察与分析, 由此而形成了传统民族学的研究特色。然而,传统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是基本排斥的。只有将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理论思维作为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才能使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加趋于科学、完善。这是民族经济学对传统民族学研究方法的补充和发展。
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由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严谨的思维方法。要想在理论思维中全面的把握事物及其事物的各个方面, 就必须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要全面把握事物运动发展的整个历程, 就必须遵循由简单到复杂以及从低级到高级的研究方法。将这两种方法辩证统一于理论研究中, 才能达到科学理论思维的层次,从而也才能对民族经济学其他具体的研究方法具有指导意义。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指导方法,始终将这一研究方法贯穿到我们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全部研究过程中,才能保证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进而促进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不断地创新、发展。
二、田野调查方法
民族经济学是真正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紧密联系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的具体探讨。田野调查方法是在科学理论思维指导下的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理论均来自于实践,田野调查方法作为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要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进而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理论研究。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民族地区的实地情况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田野调查方法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田野调查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进行田野调查不仅能够增加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能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详尽的资料。
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对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也可以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论来指导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借鉴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来探讨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民族经济学的方法论不断得以丰富和创新,从而使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加系统化。
首先,明确主体。在做研究时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明确主体,明确主体就是明确研究者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的阶级都会根据其主体的需要通过其思想代表将本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意识概括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来表达本阶级的利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来概括其阶级利益和意识,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的。民族经济学也要明确以各民族有自主意识的劳动者为主体。其次,重视矛盾。矛盾是主体之间的联系,在研究矛盾时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是辩证思维的关键,同时,在做研究时要体现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再次,概念运动。概念运动是《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核心,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以概念运动为核心,通过概念的规定、展开、改造和完善、转化等概念的运动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也要注意概念的运动。概念体系的建立是民族经济学的形成的标志。概念是不断运动的,伴随着概念运动,概念体系也会随之不断进行演化。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学科不可能只是某一个学说的概念体系,而应该有若干个概念体系相互支撑和补充。研究就是要创新,就要在对既有和新的现象材料进行实证的基础上不断抽象,进而规定新概念, 改造和完善旧概念,充实已有的概念体系,甚至创建新的体系。最后,构造体系。《资本论》的体系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非常严谨的,马克思将概念按照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在其论述体系中聚合了概念运动各个环节的研究成果,从而使《资本论》的逻辑思维更加严谨。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在进行理论研究时也要通过民族经济概念的运动来构造民族经济学的论述体系,使自己的研究有一个逻辑严谨、论述清晰的体系。
四、结语
我们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要在科学理论思维方法的指导下,加深对基本方法的理解,综合运用并借鉴民族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不断丰富、创新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并将这些研究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理论研究中,从而为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西方音乐史学;“中国视野”研究观点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
西方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从研究对象上讲,前者研究传统的、固化的音乐文化,后者研究现存的、鲜活的民族音乐;从研究范围上讲,前者主攻西方正统的音乐历史,而后者则专注于东方化、民族化的音乐形式;从研究方法上讲,前者多通过文献、典籍入手进行分析解读,而后者的研究材料则大多是通过田野考察获得的。但是,就这两种看似泾渭分明的学科,却在当前呈现出了密不可分的交融之态。
一、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相关概述
方法论,即看待事物、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主要包括“观世界”的范畴、方法、原则等。基于此,我们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对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进行概述。
首先,从民族音乐学的涉及范畴来讲。民族音乐学以全球视野为基础,致力于调查、研究在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民族文化影响下的民族音乐形式,并探索出其中隐含的规律、特点。在内容范畴上,民族音乐学涉猎比西方音乐史学要广泛得多,除了基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音乐类型外,研究者还对音乐产生年代的人文背景、社会背景、重大事件、器乐种类等进行研究。此外,与西方音乐史学主流、宏观的研究角度不同,民族音乐学更加重视与音乐相关的具体民族、具体人物、地方志、野史等细致化、针对性的研究对象。
其次,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来讲。与西方音乐史学“局外人”的研究态度不同,民族音乐学在研究方法上更提倡“敲开研究对象的门扉”,鼓励研究人员深入到民族音乐所根植的土壤中去,感受和了解当地的民族特色、社会氛围、人文思想,以此了解到音乐中所隐含的宗教象征、社会问题、情绪特征等深层次含义。例如,在研究新西兰的毛利族音乐时,研究者就要深入到毛利族人的生活之中,通过与他们对话、交流,和他们共吃、住活动,以此了解毛利族的民族迁移历史、多神论的信仰观念、严格的阶级制度、独特的刺青文化等,继而使研究者对毛利族音乐中蕴含的自然感、仪式感产生共鸣。
最后,从民族音乐学的遵循原则来讲。第一,空间原则。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强调研究者在工作时,要将音乐作品与其产生的地理环境相挂钩。例如在研究我国江浙一带的民歌文化时,就要将视角置于当地环境之中,进而了解到水这一自然意向对当地民歌产生和发展的影响;第二,时间原则。同一个音乐作品可能会向听者传递出多种情绪,只有了解到其产生所处的祭祀时、结婚时、丧葬时等特定时间条件,民族音乐研究者才能确定音乐主体的情感基调,继而进一步做出针对性的探究活动;第三,人的原则。音乐作品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思维、情感、文化的具象化呈现,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在工作时,必须对音乐作者的生平经历、所属民族、所受教育、宗教信仰等展开全面研究,才能更好地还原出音乐作品的本相,挖掘出其中所蕴含的人文个性特点[1]。
二、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对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的影响
(一)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借鉴了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考察法
在著名音樂学家圭多·阿德勒的理论中,整体的音乐学研究被拆分成了两个部分,即体系音乐学和历史音乐学。据此我们可以发现,本文探究的民族音乐学和西方音乐史学分属在两个不同的音乐研究阵营中:前者属于体系音乐学,主要研究欧洲以外的部族音乐以及东方高等音乐文化等;后者属于历史音乐学,主要研究西方音乐史的进程。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民族音乐学和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工作是相互独立甚至相互割裂的。
受到实证主义等西方观念的影响,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基于历史文献、书籍等文本资料进行的。但是,由于时代不同,研究者对文本资料的分析与解读过程往往并不顺利,此时有学者提出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将民族音乐学方法论中的“社会语境”“实地考察”等概念引入到文本文献的研究工作当中,将史学研究环境拓展至音乐的原生土壤,以类似“民族志”的方式实现文献资料研究的田野化。这样以来,史学研究者结合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环境科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通过访谈、实地调查等田野实践形式,将第二手、第三手的史料内容转化为了切实可靠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为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开阔、真实的领域基础[2]。
(二)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维度概念向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延伸
民族音乐发展至今,在重视概念、行为、音声研究的同时,也从未停下探索历史维度的脚步。对此,美国民族音乐学第三代研究者赖斯层提出,要将“历史架构、社会维护、个体经验”加入到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体系内,使研究者们充分重视到历史经验对音乐实践的导向作用。据此,民族音乐学的历史观点在时空维度上得到了巨大的变革和发展,学者们抱着怀疑态度对历史提出了“历史究竟是谁的历史?”“除了男人的历史,有没有女人的历史?”“除了大事的历史,有没有琐碎的历史?”“除了正史,有没有野史?”等询问。
在民族音乐学方法论不断渗透西方音乐史学研究领域的过程中,上述问题逐渐被西方音乐史学研究者放到了台面上,一贯从史料文献视角入手的学者们开始正视其史料的真实性。首先,历史文本流传至今,常常表现出分散、片段式的状态,其内容无法清晰、有条理地反映出历史的发展;其次,在史料的收集、编写、整理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作者或研究者的主观性阐释,这些阐释对史料整体的真实性具有一定的歪曲作用。加之由于史料编撰者所处社会地位不同,其对历史事件的认知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也会导致研究者所察信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最后,音乐史对社会语境的依赖性是巨大的,在当前的社会时代背景下研究历史上的音乐,难免会存在实践观念和风格、创作理念上的出入,继而使当代研究者对史料典籍内词语、比喻存在误读、误解的问题。
在正视了史料中存在的不確定性之后,西方音乐史学研究者将工作重点和探究视角进行了从“单纯研究音乐本体”向“音乐与历史背景协同研究”的转变。这一新观点要求,学者们在研究西方音乐史时,要将视角置身于音乐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作者经历等史实环境之中,理清音乐文本资料与其历史语境的相互关系,从而剖析出历史文献传递出的真正内涵。
(三)民族音乐学方法论促使了西方音乐史学研究新时代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的西方音乐学界,受到批判性思潮的影响,反对“宏大叙事主义”、反对“历史实证主义”的“新音乐学”应运而生,并对传统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新音乐学”的代表人物、著名音乐学家科尔曼提出:“要将音乐史的研究批判地建立人类文化的角度上,同时要强调音乐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即在历史文献资料与现代文化和思想环境中建立起一座桥梁。
据此,在“新音乐学”观念支持下的西方音乐史学首先认同了民族音乐学方法论中关于“非主流文化”的研究思想,一改宏观、大众化的音乐史学研究理念,将视野主题延伸到性别、民族、个人等角度,例如,“女性主义运动即女性主义思潮与西方音乐史发展的联系”“在帝王、朝代等正统背景下,平民百姓对西方音乐的促进作用”等[3]。
其次,西方音乐史的研究领域还逐渐与民族音乐学的涉及范围结合起来,出现了“中国视野”的新型研究观点。这一观点以民族音乐学方法论中“局内-局外”的理念为基础,致力于从非西方人的角度看待西方音乐史,从而将自身研究工作定位在西方历史文化环境外的客观角度上,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感受西方音乐、文化、历史变动发展的潮流。
三、总结
总而言之,从当前学科发展的综合化趋势来看,民族音乐学的影响和渗透,已经成为了西方音乐史学不断完善的重要动力源泉。分析可知,通过结合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理念,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工作实现了由主流到非主流、由局内到局外、由文献到田野的多元化、综合性转变,促使研究者积极投身到田野基础与社会语境之中,进而实现了对历史文本资料更加精确、完善的解读。最后,希望本文对日后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有所帮助。
作者:赵文秀
参考文献
[1]马琦玥.确立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整合生态观念[J].艺术百家,2015,31(S2):55-64.
摘要: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时代转型的今天,国内设计界民族化、本土化的呼声越发高涨。该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在保留以往教学方法优越点的同时,尝试将调研和创作等实践环节引入课堂,一方面切实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另一方面顺应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时代要求。
关键词:民族服装史 课程改革 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42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19-0037-02
“民族服装史”课程是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是一门史论性质的课程,以往各个专业院校多采取理论讲授、图片赏析、笔答考试等教学方法来授课。不可否认以上的教学方法有其周到、详实又不失丰富的优点,但是,其对学生自主研究、应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不可避免的限制作用。
伴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在全球范围内的日趋攀升,中国设计也引起了国际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设计民族化、本土化的呼声也越发高涨,这一点在近几年的时尚服饰设计领域趋势体现越来越明显。无论是国内服饰品牌策划和定位还是指引趋势的主流专业赛事,都把民族文化推向一波又一波的。本科阶段的教育实质不仅仅是打基础,更重要的是实践和应用。在“民族服装史”理论讲解的同时,在课堂上解决设计实践应用的问题,一方面可以使同学们在更为切实和明确的目标下学习,提高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可以使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和应用创新能力得到双重提高,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经三个学年的教学实践,积累了一定的教学方法和成果,阶段性整理如下:
一、课程理论部分的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
理论讲授部分以图片对比视频赏析为主,分析不同地域服饰样式异同的客观实用因素和个性审美因素,对各民族典型服装样式、工艺手法、饰品搭配等做重点强调。
2、款式临摹
常言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选择一本实物图片丰富的教材,课后适度布置民族服饰款式临摹作业,可以辅助学生深刻理解和记忆各民族服饰的特点,体会民族饰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在头脑中积累大量素材以便创作应用。
二、课程实践部分的教学方法
1、分组调研
知识不仅仅停留在课本里,更多的存在于生活中。民间民风民俗现象都值得我们去关注,都有可以成为创作设计的灵感来源。梁子重焕“莨绸”生机,就源于她探索和挖掘的精神。我们的学生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四面八方,每名同学的生活成长环境各不相同,因此可供调研的选题范畴较广。调研可以以小组形式开展,帮助每组确立课题,指导他们在当地采集、图书查阅、网络搜罗等方式开展调研工作,最后以调研报告和汇报答辩的形式验收调研果。
2、创作设计: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民风民俗是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在“民族服装史”课程的最后几节课,帮助学生解决“民族元素在现代服饰创作中合理运用”的现实问题,引导学生参赛时深度挖掘民族文化,将课程理论学以致用。这一环节完全可以与当时服装专业赛事的真题结合,创作完成的作品直接投稿以检验教学成果。
三、明确“民族元素”与“现代服饰”之间的关系
明确“民族元素”与“现代服饰”之间关系的问题,就是明确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问题。
1、坚决立足现实
现代社会发展讲究以人为本。服装是与人体接触最紧密的人造物之一,所以服装样式的发展更是要立足现实、以人为本。在将传统民族元素运用于现代服装设计时,要紧紧把握住现代人的运动生理需求、审美心理需求和社会角色需求。
2、适当借鉴历史
服装从远古走来,承载了人类的文明,记载了人类前进的脚步。服装样式对历史元素借鉴的重要意义在前文已经论述,具体方法可以落实到对历代服装结构、工艺、面料及配色等很多方面的研究和借鉴上。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现代服装样式对历史元素的借鉴在适可而止,切忌生搬照抄。吸取历史元素中的一个点加以变化、发挥和升华,赋予其全新时代的魅力和内涵为好。
比如09/10春夏季流行的“非洲风”,羽毛、兽皮图案等非洲民族传统元素运用在现代服装的样式设计之中,深受人们喜爱。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民族传统元素的运用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将其作为现代服装样式的点缀,即符合现代人的着装习惯,又满足了人们对古老民族服装样式精华部分的怀旧情结,十化符合服装样式“一体化”进程和“多元化”发展需要的规律和方法。
3、充分预见未来
服装样式的设计,不仅仅要与时俱进,还要走在时代的前面,即具有一定的创意性。
现代生活用服装以时装为主,其具有鲜明时代感和时尚性。社会实事的发展时瞬息万变的,这些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心理。作为一名优秀的服装样式设计师,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预见力,为人们下一季节、下一年度甚至未来几年、几十年的着装需求作出提前的预判。在预见未来服装样式走势时要注意服装样式的实用性与装饰性、外观美与内涵美的多重突破和统一。
四、教改课程教学成果
“民族服装史”课程学习之后,指导08级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程思琪同学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经编设计大赛”,一举荣获内衣泳装组银奖。
本次赛事以“长河入海 花潮澎湃”为主题,“长”借指西安,喻古代文明;“海”借指海宁,喻现代时尚。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大赛组委会古今结合、呼吁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初衷。“花”影射的是2011年在西安举行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应时应景,就此确立了灵感题材。
中国传统纹样中,“牡丹”寓意富贵荣华,正与长安盛世的唐朝相得益彰;参赛作品中运用刺绣、手绘等传统工艺手法将富贵“牡丹”应用得灵活多变,整体营造一种优雅华贵的气场氛围;在结构设计上采用立体裁剪与平面裁剪相结合的手法,力求达到全体美观的造型效果;在色彩搭配方面结合国际流行趋势,比例调和方面充分运用形式美法则,使其更适应现代人的审美需要;音乐的选择上也充分考虑了古今中外的融合贯通,最终确定周杰伦的伴奏版《东风破》,进一步深化“传统”与“现代”共鸣的时尚气息。
总结:
应用型、研究型人才是当今国内高校人才培养的主旋律,在踏实完成史论课教学内容的前提下,适当融入实践应用环节是提高课程价值和顺应时代需求的举措,初步实践确已收获了较好的效果。在接下来的研究着重总结“民族传统元素在现代服饰设计中应用的方法和途径”上,以便更加快捷、有效地指导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创作,在学业和事业上给予学生更大帮助。
参考文献:
[1]民族/时尚/设计――民族服饰元素与时装设计,王培娜,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9。
【关键词】 宗教 民族学 发展 经济学
一、广义民族学理论的产生
针对于现实问题的解释,广义民族学在施正一先生的倡导下提出,应对的是跨学科的宗教民族问题,更好的、全方位的解释现实问题是宗教民族学的根本目的。广义民族学的并非来自虚无的理论,它有着现实的坚实基础,也并非毫无逻辑,也保有自己的独特方法论。它的方法论有三个层次,即:指导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方法论的建立,是一个学科建立的基本要素,也是该学科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基本要素。方法论是理论指导现实的具体操作步骤,是使得现实问题得以理论化的手段措施,把握住广义民族学的方法论才可以有效的将其应用于现实问题中,给予现实问题最恰当、合理的解释。
广义民族学是民族学的延伸和发展,而广义民族学自身的分支学科建设亦是其本身的发展。在施先生的《广义民族学》中设定了十四个分支学科。当然,施先生未“框死”广义民族学分支学科的发展,也赞同适当时机可以增加“政治民族学”、“都市民族学”等。这就足以说明两点,广义民族的内涵是丰富的,局限在某个人或者某个时代是无法囊括讲清其内涵的;另外,广义民族学也是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内涵和研究领域都要进行改变,这是学科的灵活性。
因此,无论是从现实需要,还是研究方法上,还是研究对象上看,我们都可以说明广义民族学建立的意义。首先,通过学习和研究广义民族学可以帮助了解什么是民族或者民族共同体。其次,通过对广义民族学的学习,可以增加有关民族学方面的知识,不仅能够了解国内有哪些民族,他们大体是如何一般样子。第三,可以全面的认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在实践中能够自觉地区分民族问题与非民族问题的界限,区分不同民族的不同性质,从而能够正确的按照有关法律去处理好不同的民族问题。第四,通过学习广义民族学可以充分的了解民族因素的重要地位,可以了解民族因素在国际社会交往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五,通过学习广义民族学,还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民族学自身的发展史,了解国家主要民族著作、主要民族学理论与主要民族学理论流派。
二、何谓宗教学及宗教民族学
关于宗教的定义,几千年来争论不休,一直未形成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可以确信的是,宗教并不是一个新的发明,它即使不是和人世一样古老,至少也和我们所知的人世一样古老。宗教一般的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物质生活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研究的宗教已经不再神秘,已经逐渐的走向了沙龙社会,成为人们思考文化现象的重要热点和视点。从如今的生活需要可知,研究宗教不仅成为了一种必要,而且是一种必然。
宗教成为一个学派,始于麦克斯・缪勒。英国著名宗教学者埃里克・J・夏普评价说:“在缪勒之前,宗教学领域虽然广泛而且充分,却是杂乱无章的。在他之后,人们看到这个领域已成为了一个整体,服从于一种方法,简而言之得到科学的处理。”这样的评价,对于缪勒来说是极其公正的。他不仅为宗教学奠定了研究方法和科学的研究态度,而且还清晰指出宗教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宗教学是什么,它在人的心灵中有何基础,在其历史成长过程里遵循着什么规律。
宗教民族学是广义民族学的分支学科,是对广义民族学乃至民族学的延伸与扩展。研究宗教民族学,首先要弄清楚何谓宗教民族学。关于宗教民族学的定义,费尔巴哈、泰勒、弗雷泽、马恩、缪勒等人都有具体的定义,但各家理论观点也未能得到统一。理解宗教民族学,切勿忘记它自身处于分支学科的交叉领域,这就决定了它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宗教民族学作为民族学的分支,作为宗教学与民族学相交叉的边缘学科,它是将宗教和民族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这一整体是民族学与宗教学联合起来成为的整体,它所研究的领域是二者学科单独所不能够完成的。
确定一个学科的基本定义,在未能够得到精准定义时,亦是可以从研究对象着手。宗教民族学揭示各个民族的民族特性,各民族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而其研究方法是结合二者之研究方法,既不局限于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也不限制于宗教学的研究方法,也在必要时加入了宗教民族学自身的研究方法,这是该学科的特色,也是其生命力的表现。
三、宗教民族学的优势何在
民族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该民族的宗教的认同,而宗教认同则保留了民族传统。从这点来看,二者并非是相互排斥的、相互对立的,二者是相互强化和共融的。就这样的社会现象来看,单方面的学科理论是难以做出诠释的,而这却是宗教民族学的优势之处。
首先宗教民族学是探讨不同民族的同一,如我国十个民族印象伊斯兰教。对同一宗教对不同民族间进行分析,是凸显了宗教对民族性的作用和影响,而伊斯兰教在十个民族中发展足可以说明宗教的发展带有了民族性。其次是不同民族的的多样性与差异性。需要指明的是,这一点恰恰是研究者最容易忽视和跳过的研究现象。单一民族中该民族独特的民族性对宗教的改造和融合,使得出现不同的或者同一的差异化。以上两点是宗教性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探讨,在具体的现实问题中的具体应用和分析。
在研究宗教与民族关系时,研究者往往视二者为严格对立关系,其实现实中并非如此。无论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还是世界范围内的少数民族,宗教的存在形式绝非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各大主流宗教,它们一样有着各自处于不同时期的。缪勒认为,宗教大致分为三种,即:可掌握的、可感知不可掌握的、不可感知的。其中可掌握的就如对石头、木头的崇拜,可感知不可掌握的就是犹如对水和山林的崇拜,不可感知的就是超自然崇拜或者说上帝崇拜。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也都逃不出缪勒的宗教分类范畴,且都有着自己本土的。对于研究外来宗教对本民族的影响时,不可对立视之。
笔者坚持认为这是一种融合的过程,而非完全的对立。融合之意在于,外来宗教的教义定然包含了本民族的民族性和生活观念等相同因素,这种相同因素在外来宗教中得到的反映远比本土宗教来的完善、明晰。换句话说,外来宗教之所以能在本土生根的真正原因在于本土民族性的需要,这是不排斥的。因此,从这点而言,研究宗教民族现象是无法单从某一学科理论来做分析,而需从交叉学科的理论来对宗教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做出恰当诠释。
四、对民族经学发展的启示
回顾民族经济学发展历程,从创学科之初至今,外界对民族经济学的质疑仍未消失,而民族经济学的内部又出现了各种意见争端,难以形成统一,最终导致学科建设停滞不前。本文立足于宗教民族学的梳理,进而对民族经济学进行反思,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从社会现实来看,存在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就应该存在从民族角度来探讨经济问题的学科,即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存在,研究视角的选择,研究目的的确定是一个学科称之为学科的根本所在,而这几点民族经济学都是具备的。除此以外,最关键的相似点在于,现实中存在这样的现实问题,而理论界就该有学科理论与之对应。
其次,对于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而言,研究工作仍然要有担当和责任。民族经济学老前辈们,之所以创立这么一门中国特有的经济学分支,很大意义上是一种社会的责任、民族的担当。就中国而言,少数民族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远远落后于东北沿海地区,而要实现中国的共同富裕目标,非要解决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问题不可。承担起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理论研究,是一种担当与情怀,这是区别于其他经济学分支所特有的情感因子。
最后,民族经济发展进入困难期,但研究工作仍要从最基本开始。学科发展中的困难,应该远不如学科创立之时的困难,民族经济学前辈在创立之初并未将核心理论定义框死,其中原因在于当时的学科积累不足。
综述所述,民族经济学与宗教民族学一样,都是跨学科的理论,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不具备生命力。随着社会发展,社会问题的呈现方式变的多样,因此从社会学科的不同角度来对同一社会问题或者社会现象进行诠释是跨学科理论的根本追求。民族经济学立足于当下社会的基石是,从少数民族的特性中探求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这是该学科的存在意义。该学科的发展至今遇到了阻碍,但是这种阻碍本身并不可能掩盖住学科自身的理论生命力。解决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问题,仍是国家热点问题,仍需大批后来有志之人共同努力,为实现中国的共同富裕而奋斗终身。
参考文献
[1] 施正一.广义民族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
[2] 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第一版.
[关键词]吉首大学民族学;人才培养;创新模式;“校地合作”
[DOI]10.13939/j.cnki.zgsc.2020.22.191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创新和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国内外高校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合作培养模式对于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参与意识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有很好的促进作用[1]。为此,文章以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生人才培养为例,探索和研究民族学研究生人才培养创新模式,进而提高研究生培养的质量。
1吉首大学民族学基本概况
吉首大学民族学学科创建于1982年,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成为吉首大学的龙头学科,催生和提高了与“民族学”相关的边缘交叉学科的发展,如生态人类学、环境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民族舞蹈学、民族建筑学、民族设计艺术学、历史民族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医药学,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等分支学科或学科研究方向,形成吉首大学学科研究的特色与优势。
吉首大学民族学学科为湖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仅有的两个文科优势重点学科之一)。学科已经形成民族学、生态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与民族地区生态扶贫等稳定的研究方向。尤其是生态民族学方向已经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生态环境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挂靠单位,获得了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的博士人才培养项目——生态扶贫博士点。该学科目前拥有国家民委重点研究基地——生态民族学研究基地;湖南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武陵山区生态文化研究中心;湖南省唯一的文科重点实验室——武陵山区生态文化与居民健康营造和研究中心;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陵山区扶贫开发研究中心;以及湖南省首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民族学研究基地等。该学科还在国内中西部民族地区建立了25个田野工作基地,保障了该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研究。
目前,吉首大学民族学学科团队有研究人员32人,有正高职称者14人,副高职称者9人,讲师9人;有博士学位者17人,在读博士5人,硕士学位者12人;该团队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人,湖南省学科带头人4人,国家级学会会长、副会长3人。
学科以多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交叉、整合为创新源泉,形成了“文化制衡理论”和“终端验证”的研究方法。目前正在朝着“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总体目标奋进,并以此为契机造就出国内一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湘军”。
2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
合作的意识和能力是现代人才特别是研究生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如何在研究生教育中强化其合作意识与能力是当代教育应探讨的问题之一。[2]近年来,为强化研究生人才培养,吉首大学民族学不断探索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培养理念。在我国,传统研究生培养模式多重视课堂教学,认为教学就应该在教室里传授知识,给学生布置好阅读任务,教师备好课,教师教好,学生学好,就可以了。这样就导致在教学上只重视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以及师生之间在课堂的和谐交流就可以了,就可以确保教学的质量了。遗憾的是,这种传统理念长期主宰了我国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
为改变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提高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吉首大学民族学不断创新培养模式,提出了硕士研究生培养的“三位一体”模式,即课堂教学、专家讲座和田野实践的校地合作培养模式。
2.1课堂教学
毋庸置疑,课堂教学是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中的主要环节。针对课堂教学的重要性,吉首大学民族学除了高度重视课程设置之外,还特别重视课堂教学的创新手段和模式。按照传统教学方式,一门课程基本由一位教师授课,并完成这门课程所有的教学任务。这样的教学模式固然能很好地保持师生之间的沟通,还能确保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和讨论。然而,每一门课程的内容设置是多样化的,而且有的涉及多学科的知识。即使不是跨学科知识,但也是民族学学科中多方面理论知识。具体到高校任课教师,又都往往是研究某一领域或某一方向的人员,都不是全能型的教师。即使任课教师能做到认真备课,都无法保证这门课程的每一章节和知识点达到高质量的教学效果。在讲授一些不擅长研究的章节或知识点,可能出现了一些应付教学的行为,难于让学生实现跨学科或跨领域知识的理解和把握。
有学者提出,合作教学理论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富有创意的教学理论。[3]吉首大学民族学针对研究生教学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采取了多教师合作授课的模式,即一门课程由两到三位相关研究领域的教师承担授课任务,其中教学大纲、教学任务、考试考查内容由教师们统一制定。吉首大学民族学这种合作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有效解决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以笔者主讲的“生态扶贫与经济发展”课程为例,课程内容涉及民族学、经济学甚至是生态学的相关内容。实施多位教师合作教学,就能够扬长避短,在授课过程中,发挥教师的专业优势,从而有效保证了研究生课堂教学的质量。
2.2專家讲座
校地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对于专业学位教学是一种有益的教学模式,对学生与教师都有好处。[4]为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凸显民族学专业人才培养特色,在实行多位教师合作教学的同时,吉首大学民族学还定期邀请校外专家学者来校讲座。邀请的校外专家学者不局限于民族学学科,还包括其他学科的著名专家学者。例如,在2019年,吉首大学民族学就先后邀请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的专家学者来校进行讲座,学术讲座达到了30余次。校外专家学者的讲座,提高了研究生的理论知识和学术视野。
另外,吉首大学民族学还邀请校内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讲座。在讲座中,专家学者与聆听讲座的学生围绕民族学的研究前言、研究观点、理论学派等进行了互动和交流,提高了学生们的专业知识和学术兴趣。
此外,吉首大学民族学还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和座谈会,给研究生们更多的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通过与外校研究生的学术交流和对话,有利于研究生看到个人的学术优势与不足,进而激发个人提高学术能力的动力。
2.3田野实践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吉首大学民族学遵循“从田野中来,到田野中去”的学科理念。基于民族学的学科性质,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生人才培养重视田野调查,重视田野实践的作用。为了有效推动田野实践,吉首大学民族学从2001年开始,先后在西南地区建立了25个田野实践基地。
为确保田野实践的质量,在研究生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吉首大学民族学要求研究生必须参加田野实践,并把田野实践视为一门课程,计入学分。对于没有进行田野实践或田野时间不够的研究生不予毕业。培养方案规定研究生在田野点的时间不少于60天。为强化研究生田野实践质量,吉首大学民族学长期聘请田野基地的村民精英作為田野指导专家。这些村民精英包括村党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村委会成员、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以及乡村种养能手等。这些人熟悉乡村并具有一定的教育经历,长期生活在乡村,熟悉乡村的情况,而且对乡村发展与乡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还具有一定的想法。聘请乡村精英作为田野指导专家,能够很好地指导学生进行田野调查。在乡村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研究生一到田野点就可以很好地开展田野工作。
笔者调查发现,由于部分研究生来自外地,不懂少数民族语言或汉语方言,而且还具有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恐惧症,以至于在田野点无法顺利地开展田野工作,甚至在田野点待不到两三天就匆匆地回到学校,无法完成田野实践的要求。聘请了乡村指导教师以后,改变了研究生田野工作的盲目性,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田野实践的效率和质量。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有效帮助研究生消除田野恐惧症。在乡村指导教师的指导和带领下,研究生进入田野点后,能够很快地融入田野点的生活,也容易与村民打成一片,为田野调查奠定了扎实的感情基础。二是有效帮助研究生解决研究问题。以往的田野调查,由于缺少本土指导教师的指导,研究生只有通过外人来联系田野点。到达田野点后,由于人生地不熟,往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去熟悉研究对象,导致难以开展田野工作。另外,即使通过熟人介绍,但由于没有工作上的责任和义务,做事也难以尽心尽力。乡村指导教师就不一样,他们能够带着一种责任和义务,尽心尽力地帮助研究生完成每一个田野环节,特别是能有效地帮助研究生解决研究问题。三是有效弥补田野中的不足。在田野实践中,乡村指导教师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组织研究生进行田野实践,向研究生介绍田野点的基本情况,帮助研究生一进入田野就能掌握田野点的情况。此外,乡村指导教师还可以给研究生实地解答田野中遇到的众多问题,特别是一些在参与观察中无法获得的信息。与此同时,乡村指导教师还负责研究生田野调查的效果鉴定,研究生的田野实践分数主要由乡村指导教师打分。这样就可以确保研究生田野调查的质量,也提升了田野实践的应用能力。
总之,吉首大学民族学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为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实施了“三位一体”合作培养模式。这种模式有效地推动了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和建设,有利于推进我国高校民族学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