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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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区别范文第1篇

［关键词］本科教育；计量经济学；教学

［中图分类号］G6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6-0179-02

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并且下发了《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根据其中提出的“本科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改革”的指导思想,计量经济学首次被列为了经济学类本科专业的八门核心课程之一,不少学校也将《计量经济学》作为工商管理类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学及经济管理类人才培养逐步走向现代化和科学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对现代化管理人才需求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经济学研究和经济管理方法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计量经济学课程的设置必将对我国经济学人才的培养质量产生重要影响。然而,现实中的教学实践却反映出许多问题,该课程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很有必要对其认识与实践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认真探讨。本文拟对作者在教学实践中的现有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探讨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1 《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缺乏案例教学。计量经济学不同于其他的经济学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但其传统教学方式产生于过去的精英教育,目的是培养理论型、研究性人才,因而重视数学推导和理论演绎,强调理论知识体系的完整严谨。因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感到内容高深、枯燥。久而久之,就会因为听不懂而逐渐失去学习的兴趣。

第二,培养目标定位不明确。我国高校在扩招之后,本科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目的也随之转变为培养应用型人才。这就要求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应强化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培养学生运用理论方法来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应用能力。

第三,教学方式单一。目前多数院校的《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仍停留在教师“满堂灌”、学生“跟着转”的基本模式 ,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发挥不够。而且在教学中突出对计量方法和原理的介绍上,与现实经济结合不密切,结合中国国情的实际应用也明显不够。

第四,课程安排不合理。①先修课程与后续课程安排不合理,往往当教师走上讲台时,才知道学生对必要的先修课程还未学习,使得该课程的教学很难进行。②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安排不够合理。目前多数学校在课程安排上基本是先进行理论教学,等课程结束后才进行实验教学环节。这样就使得理论与实践环节分隔开来,造成学生不能及时消化理论知识,而且也无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五,忽视教学对象的差异。目前我国高校正在向素质教学转变,一些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也开设了计量经济学课程。但总体上可将学生划分为两大类――数学专业与非数学专业。针对不同的学生,教学方式也应该有所区别。

2 《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提高的途径思考

第一,《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目标的确定。作者认为,要想解决以上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必须明确《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只有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而且很多问题正是由于教学目标不明确才得以产生。大多数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本科生毕业后是从事实际工作,因此本科生最需要的是能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去分析和解决经济管理中的实际问题,而不是要去深入研究计量经济的理论与方法本身。因此,本科阶段《计量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应该是让学生掌握计量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与方法,具有初步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分析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第二,正确认识计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地位和作用。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它不同于经济理论,也不同于统计学和数学,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R.Frish)将它定义为经济理论、经济统计学和数学三者的结合。任何学科,定量分析都是以定性分析为基础的,并为定性分析服务的,不可将二者分割开来。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已经不能与计量经济学分离开来。但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数学只是工具和手段,应用数学方法来发现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规律(用定量关系表达)才是计量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所在。从这个角度出发,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淡化数学方法,突出培养学生应用能力,特别是经济学专业学生。

第三,改变教学方式,实施案例教学。所谓案例教学,就是教师根据教学目的,指导学生对案例进行调查、阅读、分析、讲解和讨论,在此过程中,传授分析、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从而达到学生对计量分析基本原理和一些概念的掌握,培养学生应用计量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选取案例时,教师应结合当前经济热点问题,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讲解案例时,教师应结合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使得学生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在案例教学中,应适当让学生就案例进行一定的讨论,如案例的选题、研究的步骤分析、假设前提、模型估计方法的适当性、模型的各种检验等。通过讨论,促进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加深对计量分析步骤的掌握。

第四,教学方式的转变。在教学方式上,应改变原来传统的“满堂灌”形式,除增加案例教学的方式外,还应改变理论教学的方式,同时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力求使课堂教学生动、活泼,从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①在教授理论课时,要将《计量经济学》与数学课区别开来。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应着重突出经济思想分析；数学方法的介绍应尽量简化烦琐的数学推导,着重讲解基本思想与原理；分析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应用领域。②在教学过程中,应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尽量做到深入浅出,可以使用图表以及一些贴近经济现实和日常生活的例子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降低课程难度。③适当布置课程论文,由学生自己根据兴趣选取课题,收集数据,设计实验方案,运用计量软件得到结果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让学生自己完成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全部过程。从而达到全面训练学生运用计量分析方法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应用和创新能力。

第五,根据教学目标确定教学内容及教材。根据培养具备应用计量分析方法分析和解决经济管理中的实际问题的教学目标,本科阶段《计量经济学》课程应以古典经济学为主要教学内容。在教学中应尽量减少或简化烦琐的数学推导,着重介绍计量分析方法的思想及应用范畴,做到经济理论分析、计量分析方法与软件应用的三结合。而目前国内本科计量经济学教材并不适应以上需要。现有教材不仅种类少,而且教材多数为计量分析方法及原理的介绍,所举案例与社会经济现实联系较少。因此应该在原有教材基础上,编写加强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应用计量经济学》教材，其侧重点为应用计量分析方法分析现实经济问题上。对于计量分析方法涉及的数学方法及公式,主要介绍原理及其应用。除十分重要的数学方法外,应尽量减少数学推导与证明。

第六,合理设置与安排课程。①根据《计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在开设课程之前,要求学生已经完成西方经济学、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统计学课程的学习。因为《计量经济学》是这些学科的交叉学科,如果不事前掌握相关知识,学生学习起来会很吃力。②课程安排上,应该使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在每一章的理论教学完成后,同步进行实验教学,让学生在软件上实现该章节理论知识的软件运用。由于计量分析的计算量很大,现在的计量分析基本都依靠软件实现,因此在学生完成一章的理论学习后,通过一些实际案例的软件分析计算,同时配合一定的习题联系,这样不仅能够使学生及时消化所学习的理论知识,而且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第七,根据学生的专业背景不同,在教学内容和方式上区别对待。如对于数学专业的学生,计量分析中的数学方法可以简单介绍,主要介绍经济分析及各种计量方法如何运用于经济问题；而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数学方法的介绍则占较大比重。

参考文献：

［1］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舒尔曼.教师教育中的案例教学法［M］.郅庭瑾,译.武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经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区别范文第2篇

【关键词】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经济学研究

研究是通过各种研究方法对事实或材料进行加工整理，以获取新的可靠知识的思维活动。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和创新对研究工作至关重要。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家不断引进别的学科研究方法或开创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为之服务。这些研究方法的引进和创新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理论及相关科学理论的发展，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然而我们也必须正确的认识和运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研究方法，把握正确的尺度和方向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工作事半功倍。但由于经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关于经济研究中的两种分析方法即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哪一种方法更科学、更合理，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在经济学界，主张定量分析的观点认为，采用数学语言，遵循数学所固有的逻辑程序，有助于清晰地表达思想，使概念精确，论证富有逻辑性，避免曲解和混乱，混乱，如经济学家施蒂格勒认为这种转换不仅值得搞，而且非搞不可。其转换有助于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与其对立的观点认为，虽然严格地遵循数学逻辑程序，能使混乱的思想呈清，但数学只是经济认识的辅助手段，不能取代质的分析，滥用数学手段，也会产生许多谬误。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认为，这种转换不仅无益，而且涉及到一种陈腐的智力几何学。结合国内经济学研究中所出现的对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争论，本文试图就定性、定量分析的定义其各自的特点入手，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

一、定性分析的定义及特点

定性分析是认识事物的质、寻找事物的本质联系，是对事物或事件的性质和特点的分析。所谓质，即指事物成为其自身并使之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规定性。世间万物之所以能呈现出多样性，是其自身与他物相区别，具有自身的特定的质。只有正确地认识了事物的质，才能把不同的事物区别开来。而只有清楚地认识事物本身并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趋势，才能在实践中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而定性分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根据事物的现象、性质来确定概念，判断其未来的发展程度，对事物进行非数量化的分析。如对方针、政策的反映，某些商品的价格调整引起的生产和市场形势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对市场形势的影响，国际化贸易带动下购买力投向的变化等，这些都难以准确地用数量来表示，只能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做出估计和判断。定性分析是建立在经验和逻辑思维的基础上的，主要依靠个人主观经验和直观材料来进行分析，从而确定未来事件和趋势的发展性质、发展程度。它对长期远规划、重大问题的发展前景、市场形势的估计和判断，以及制定工作计划和企业经营活动，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经济研究中，定性分析主要通过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抽象方法，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现象的本质上，归纳影响经济运行机制的主要因素，然后通过对主要因素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回答各主要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各主要因素间的抽象关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比较适合个案在不同层面进行深入的和多侧面的分析研究。如专家调查法、主观概率法、意见集合法、相互关系分析法、历史经验分析法等等，都是属于定性分析的一些具体方法。

定性分析的特点是简便易行，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也可以加以引用。它的不足之处是，缺乏量的分析，是粗放性的，不够具体，有一定的主观成份因此容易受分析、判断者的情绪和形势气氛的影响。

二、定量分析的定义和特点

定量分析是指对事物进行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量是指事物的规模、发展程度、速度，以及其构成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等可以数量表示的规定性。它是用数量指标来分析研究事物的实践结果和发展趋势及其程度的。定量分析是建立在数学、统计学、计量学、概率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和电子学等学科的基础上，运用数字、方程、摸型、图表和计算机等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两方面。它可以应用于经济活动中的市场预测、经营决策、经营动态分析、商品调运分析、库存分析、成本核算、费用效益、经济效果、劳动效率、市场动态分析等各个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学研究中数理与计量分析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其作用将越来越大。因素量、时间量和比例量的分析都属于定量分析的范畴。定量分析的特点在于它的敏感性，精确性和客观性。定量分析相对于定性分析的主观性而言的，定量分析基于经验事实，可以通过数学或计量模型所具有的抽象性和逻辑结构的严谨性，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及状态趋势给予客观的分析，并立刻做出相应的判断。但由于并非所有的经济现象都能够以数量或数值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必然造成了定量分析的局限性。

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

综上所述，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引入数学的方法是具有其必要性的。早在“边际革命”时期，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瓦尔拉斯、帕累托、埃奇沃斯等人就大量的运用了数学方法对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分析。李嘉图在其代表作《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对等级地租、工资、资本周转和比较成本等问题的论述，就多次运用了数学图表分析。20世纪初，计量经济学鼻祖费里希・丁伯根也将经济理论、统计学和计量数学结合起来，运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周期，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数学的抽象性可以使复杂的经济关系变得清晰。数学的精确性可使经济范畴之间的数量关系得到精确的研究和描述，也有助于经济范畴得到精确的定义。数学的严密的逻辑性可使经济学理论的推理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且使理论中的错误得到一定程度的匡正。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数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数学方法毕竟只是一种工具，它的好坏全在于人对它的使用。同时作为进行量的分析手段，数学分析的运用必须以质的分析为前提。再者，在现实的经济领域中，有不少经济现象很难简单的运用数学模型加以解释和说明。强性使用数学模型将一些因素量化反会导致与经济想象的偏离、失真或者脱离研究的现实意义的状况。凯恩斯在其《通史》中，也批判了“将经济分析体系形式化了的符号伪数学方法”，认为“在令人自命不凡但却无所助益的符号迷宫里，作者会丧失对于真实世界中的复杂性与相互依赖的洞察力。”

然而，当今的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对于量的认识和处理出现了不少的偏差。国内外许多学者由于在经济学研究上很难迅速出成果，就纷纷在数学形式上大做文章，而忽略了所研究经济现象或事物的本质，缺乏对经济现象的直观判断和价值的认识，只注重数学分析的花哨的表面和模型的复杂性。更有甚者，为了使论文和研究满足数学逻辑一致性，编造经济数据，并拼凑参数范围，从而得到“理想”的实证结果，最终不是使经济研究的内容脱离现实或失去研究的真正意义。定量分析虽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它本身只是对大量样本的部分特征的精确研究，所以只能对经济现象的比较表层的、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但无法对其深层的原因和具体的细节进行深刻剖析。经济研究的正确取向应建立在对经济学本身的内容和研究对象的本质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两个方面，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体。质是具有一定量的质，量是在一定质的基础上的量。不同质的事物拥有不同的量和量的界限范围。一方面，质决定着一定的量，规定着量的活动范围。另一方面，质必须以一定的量作为必要条件，它决定于数量的界限。量变超过了数量的界限，事物的质就会改变。所以，质和量是互相结合、互相规定的，并形成事物质与量的统一体，即度”。同样的，在经济研究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实质上是同一认识过程的两个方面。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是认识的起点。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深化，是认识的精确性。定性分析主要是通过理解和解释，来把握教育现象的整体意义和价值关系的，它揭示的是教育现象中的价值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提出、理论建构、假设验证、结果评价都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的。定量研究中的逻辑命题、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都自然应当建立在对基本问题或理论假设的理解和解释基础之上。定量方法研究的是事物的量变过程，并通过研究事物所具有的度，即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限度和范围，来把握事物相对稳定的本质特征。因此，经济学研究中，不应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应把它们统一起来，通过对经济学现象本身的量变以及数量关系的分析，来达到对于经济现象本质规律的认识。

四、结论

总之，经济学实质上是一门研究在既定资源约束下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科学。人的行为往往具有盲目性、社会性和主观性等非理性特征，不是所有都可以用理性逻辑来进行量化分析并加以解释的。同时人类社会又是一个多变量、多因素和多层次的复杂的动态系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不能单一，而应该容多角度的不同侧面进行求证分析，经济研究需要更加精密的研究理论加以深化。因此，决定了经济学必须兼容其他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作到定性与定量分析想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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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其昌.经济学研究工作要自觉地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J].前线,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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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区别范文第3篇

一、对信息混淆与信息滤波概念的界定

对于现实经济生活,信息混淆与滤波问题研究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经济行为的一个理性选择是对信息的偏好,如对知识、数据、计算机、网络、新闻消息等各种信息的依赖。与此相伴生的是,现代生活所提供和生产的信息量增长速度迅猛。这样,必然的一个结果是,人们在利用这些信息进行相关决策时必须首先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大量的信息中分辨、剖析、寻找到最满意的信息,以备使用。然而一旦考虑到信息在经济生活中具体存在的形式,实际的选择并不会轻易地得到。

信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多是以混淆的形式出现的,对于混淆的信息,人们是无法用肉眼、感觉等去进行直接分辨的。混淆在一起的信息,是以单一信息的面貌出现的,而这一信息虽然是以一个单元出现,但实质上则包含着若干个不同单元的单一的信息。例如,一些产品销售具有周期变动的特点,其销售周期就可能包含了销售的趋势因素、季节因素以及不规则的变动因素等。混淆的信息,它围绕于人们的经济生活周围而存在,其中一些信息是有用的和非常重要的,而可能更多的信息则根本是无用的。人们面对众多混淆的信息又怎会轻易地找到自己满意的信息,以供使用和相应决策呢?

因此,在对信息经济的研究中,对信息混淆和信息滤波概念的界定便成为首要的工作。

信息混淆,我们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它就好比通讯中受到各种噪音干扰后最终接收到的信号,是混有噪音的一样,人们观察到的最终的信息也是混有噪音的信息集合。由此,信息混淆也决定了信息存在于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独特的方面。但限于这一认识,则是不够的。对混淆在一起的信息,必须要能够对它们进行识别,就如同人们必须滤除通讯中的噪音一样,将失真的信号还原为原来的信号,我们也必须将经济生活中混淆信息中的噪音滤除,从而达到充分利用那些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带有混淆性质的信息。因此,这就进一步提出了对信息混淆进行滤波处理的客观要求。对信息混淆进行相应处理,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技术,通过这种技术,将混淆的单一单元的信息,按经济实质过滤出混淆前的原来的信息。这种技术,就被称为信息滤波。根据对信息混淆定义的类似方式,信息滤波被界定为:信息滤波就是将信息单元(a)消除作用力,还原为以前信息单元(b)的技术。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信息滤波是针对信息混淆问题产生的一个方法问题。与信息混淆相比,信息滤波则明显具有技术方法研究的特点。如果说,信息混淆是对信息表述方面的研究,信息滤波则是对信息处理方法方面进行的研究。

二、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发展

对信息滤波方法进行较为理论性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信息科学中对通讯信息的研究,其后,这一研究则蔓延到经济领域。

滤波思想在信息科学中由最初提出,进而发展为其主要学科分支——控制论中的一般滤波处理方法。信息科学的研究指出:信息由信源发出,在传输过程中,由于内部环境和外部噪音的干扰,常常会出现种种失真的情况,为了尽量减少信息的失真损失,达到较优的传输和接收效果,在信息论的具体研究中就提出了滤波理论。因而,一般滤波思想主要针对的问题是通讯与控制中的信息干扰处理。具体来讲,指的就是从获得的信号与干扰中尽可能地滤除干扰,分离出所期望的消息,或者说,是通过对一系列带有误差的实际测量值的处理,得出所期望数据的估计值。

一般滤波处理方法的研究中,较为典型的有维纳滤波理论和卡尔曼滤波理论。而在这一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主要有维纳(wiener)、柯莫哥洛夫、雅格洛姆、卡尔曼(kalman)和布西(bucy)等人。维纳滤波理论比较集中地表述在维纳-辛钦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馈方法,用于滤波处理。卡尔曼滤波理论是本世纪60年代初提出来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学者卡尔曼和美国学者布西提出了递推滤波算法,成功地将状态变量方法引进滤波理论中来。

尽管滤波理论的提出,最初并非出于经济学的目的,然而有关一般滤波理论的思想及对信息处理的相应方法,在经济学中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对信息混淆状态的分离、辨析,一般滤波理论提供了一套方法论。经济学中所指的信息尽管同通讯、控制中的信息不同,然而在对信息所反映现象的本质上,两者却有着非常类似的描述,在这一点上,两者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差别不过是所反映的范畴不同罢了。因此,经济学中的信息处理,同样可以将通讯、控制中的滤波思想和方法吸收过来:经济活动中所获取的各种经济信息变量中,排除信息混淆状态,分离出所期望的信息变量。

经济滤波的研究,是将上述对信息科学中的信息滤波处理的思想引入到经济领域中的结果。这也可视为是一般滤波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扩展应用。但是,即使我们将经济滤波视为一般滤波在经济领域的扩展,经济滤波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是一般滤波在一块“新的土地”上的翻版,因为:第一,信息科学中的信息论,本身是统计学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一个分支。统计学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和科学,它不仅在自然科学中得到应用,而且在社会科学中也得到广泛应用,信息滤波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因为,方法论是具有一般性的。第二,一般滤波理论在经济领域中被引入后,某些方法出现了新的创新,比如,时间序列的理论和方法出现后,既推动了对一般滤波在信息科学领域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增加了将滤波方法和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研究的可能性;第三,一般滤波与经济滤波在研究对象上虽都是信息,但信息在信息科学与经济科学中所实指的具体含义毕竟是不同的,因而,滤波处理的思想虽是相同的,但滤波处理的技巧和方法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目前,对滤波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穆斯(muth)和卢卡斯(lucas)两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理论基础上进行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信息滤波问题。在弗里德曼的研究中,可支配收入可以分为两个分量:一个是持久收入,另一个是暂时收入。穆斯将这一研究结论系统化,并提出了从可支配收入变化中观察持久收入变化的原始滤波方法。穆斯(1960)总结为,一些经济现象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持久现象,另一部分是暂时现象。根据穆斯的结论,人们能够得到的观察,只能是持久现象和暂时现象的合成现象,而不能分别观察到持久现象和暂时现象。如果要从合成现象的变化中,观察它的两个分量的变化,这就构成了一个滤波问题。卢卡斯在自己的研究中,则从区分相对价格变化和一般物价水平变化着手,考虑信息混淆与滤波问题。他在继承魏克赛尔(wicksell)价格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价格变化也应区分为相对价格变化和一般价格水平变化的重要观点。就企业产品价格,卢卡斯指出,可分为两个分量:一个是相对价格变化分量,另一个是一般物价水平分量。企业的决策是依据相对价格分量的变化做出的,因为只有相对价格分量的变化才能提供市场供需的信息。

值得指出的是,穆斯和卢卡斯对信息混淆和滤波的研究,并不是出于直接目的,他们都是在对理性预期的研究中,接触并进入到这一领域的。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信息混淆和滤波的研究,是出于对形成预期的要素研究的需要。出于这种目的,信息与预期被联系在了一起。穆斯在对预期概念的定义中,直接就将信息的充分利用作为一个界定条件。

三、对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认识

尽管信息混淆与滤波处理理论的相关思想已在经济学中明确提出,然而,在经济研究的实际中,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及动态性的高度关联,对信息混淆的滤波处理在现实中仍然很难确凿把握。不过,在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已趋一致:

1.动态的经济系统与动态的信息系统。尽管信息作为客观的表象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存在就能被充分发现。经济系统是动态发展的,人们对信息混淆的认识,不能只看到其静态的存在,对其价值释放也不能只做简单的概括。而且,人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所面临的问题实质是“有效信息”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原始的信息集合中,分离出应该能够反映这种变化及需求的信息预期变量,谋求其能量的释放方式。由于信息作为系统的存在是呈动态性的,混淆也是呈动态特性的。简单地将信息混淆划分为可观测的变量及不可观测的变量,这种方法虽然很有效,但并非是科学的完全概括。

2.信息混淆的内涵可能是多样的。经济理论的发展,从一般均衡到动态均衡,取得了质的飞跃,这种飞跃的实质是理论的探讨对经济生活本质描述的复归,但这种描述可能还远远不够。可以说,现代经济理论的难点仍然是对经济生活本质描述的细致性探讨。信息经济学的崛起,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方法。从信息的角度,对经济现象抽出其主要的线条,这可能会使经济学的探讨更接近于本质,更具有规律性,使复杂的问题(信息集合)分离成众多的单独信息变量,而且更宜于操作。作为信息集合的分离难点,显然首先来自于信息混淆的确切类型,其次才是滤波处理的具体方法。信息混淆内涵无论被归纳为长期信息与短期信息的混淆,还是被描述为名义值与实际值的混淆、内生变量影响与外生变量影响的混淆,这实质上都是反映信息混淆的某些类别,除此,还可能存在着上述概括以外的大量信息混淆类型,而涉及后者的判别,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涉及与不确定性相关的领域。然而,人类的认知及相应处理的方法,在此显然是不够的。

3.由于信号作用而产生的信息混淆。已有的分析,基本着重于各种因素对信息的信源和信道的影响,从而造成信息混淆。如果从信号分析着手,那么在经济学方面,信号所传递的最基本内容,应该包括价格信号与质量信号这两类信号,当然,除此还有其它一些内容。若对价格信号与质量信号这两类信号进行干扰,则由此而造成的信息混淆便是价格信号混淆和质量信号混淆。对于价格信号及其混淆,我们是比较常见的。由于市场的作用是建立在价格机制充分发挥效能的基础上,因而,价格作为信息符号,作用着供需双方,从而影响均衡态势。如果价格信号产生混淆,供需同样受到冲击,进而冲击均衡。价格信号混淆的典型例子便是蛛网波动。质量信号一般都被忽视了,阿罗(arrow)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并未走得太远。可喜的是,我们看到近几年来,人们在这一方面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如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

4.对信息混淆进行滤波处理是具有机会成本的。滤波理论对信息混淆的处理较侧重于对信息量的分离上,对每一信息所包含的内在价值并未重视。信息是具有多维性的,出于单一的目的,对信息采取滤波处理,在精确分辨的同时,必然导致同一信息在其他用途方面的损失。

5.搜寻理论实际是滤波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体现。斯蒂格勒(stiger)放宽完全信息假设,提出的“搜寻”理论,试图说明买卖双方若要查明市场价格,需要提供一定的代价,即所谓搜寻成本。在该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即为价格信号。价格信号的分散,使寻找必须付出成本。在这里,寻找的过程,实质就是对信号混淆进行滤波处理的过程。另一方面,滤波处理是有成本的,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对滤波处理的方法选择或其在实际中的运用进行了约束。而约束边界的有关问题,是需要借助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来完成的。搜寻理论充满了滤波的思想,主体要对分散的价格信号进行优化选择,就得去对信号进行处理,这种处理直到搜寻成本等于预期边际收益为止。

四、统计滤波理论的提出

从传统信息滤波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该理论对于信息混淆的处理,多是从经济理论范式进行的探讨。现有的滤波理论着重于对实际测量值进行修正,以期得到有关信息变量以及变量值,这种思路和继之的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明显不足是,具体的滤波处理技术缺少量化方法的支持,并且这种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因此,在对信息混淆滤波处理的研究中,就提出了统计滤波理论。

统计滤波理论,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的一种滤波理论。依赖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统计滤波理论从经济统计角度人手,对信息混淆的处理进行了量化突破,并形成一个相对系统的滤波处理体系。相比传统信息滤波理论而言,统计滤波理论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经济生活中的信息所做的观察更为系统和全面,进而对信息混淆进行的滤波处理更完整些。由于sna严格按照复式会计原则及经济帐户的方法对包括国民收入诸量进行核算,以相互连接的平衡结构方式对现实经济进行描述,从而系统地、完整地反映国民经济的流程和运动。.这保证了统计滤波对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宏观经济信息进行系统量化的基础。不同于传统信息混淆及滤波理论的根本地方是,统计滤波对信息的描述和对信息混淆所做的相关工作及进行的滤波处理,体现在国民经济运行的流程描述中。并且,这种滤波处理更明确地体现在,对国民经济的研究,首先是对经济活动行为进行的不同分解或模拟上,这实质上是起到了改变信道环境的作用。

如果将统计滤波理论视为基础性的宏观经济滤波理论,很显然,该理论对传统信息滤波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发展。它不仅使信息滤波理论更系统化,也使滤波处理技术变得更有操作性。

参考文献:

①j.e.stiglitz,1985. information and economic analysis:a perspective,the economic journal.

②john f.muth,1961.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econometrica,vol. 29,no.6.

③王雨田:《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经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区别范文第4篇

关键词：碳排放；外部性；CO2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1-0182-03

一、 研究背景

1.全球气候变化与温室气体排放。自从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分工有了新的形态，社会生产力也开始狂飙突进式地发展，与此同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也前所未有地扩大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1]。统计学意义上的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值和气候离差值出现了显著变化，如平均气温、平均降水量、最高气温、最低气温，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等的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 “气候变化”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这个定义旨在将因人类活动而改变大气组成的“气候变化”与归因于自然原因的“气候变率”区分开来，本文所涉及“气候变化”的含义都依据此定义。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近百年来，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虽然不显著，但区域降水变化波动较大；近五十年来，中国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2]。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指出，近五十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自从1750年以来，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大气中CO2及CH4氮氧化物浓度显著增加，目前已经远超过了工业革命之前的值。全球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上升到了2005年的379ppm。温室气体，是指大气中那些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和人为的气态成分，《京都议定书》明确针对六种温室气体进行削减，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及六氟化硫（SF6）。其中以后三类气体造成温室效应的能力最强，但对全球升温的贡献百分比来说，二氧化碳由于含量较多，所占的比例也最大，约为55%。在现行的国际碳排放交易活动中，交易的对象也都是CO2，因此本文所说之温室气体即指CO2而言。

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于1992年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1994年正式生效。为完成《公约》的目标，1997年签订了《京都议定书》，其中规定工业化国家确保二氧化碳、甲烷等六种受控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2008―2012年的第一个承诺期内比1990年的排放水平减少5.2％，2001年的COP7上通过了《马拉喀什协议》，为《议定书》的执行制定了细则，铺平了道路，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

《京都议定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际法的形式对污染物排放量做出定量限制。也是继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第三个影响世界发展格局的国际新规则。为了帮助发达国家各缔约方减轻其承担的减排义务负担，在《京都议定书》别规定了三种减排机制以确保减排目标的实现，其中包括：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和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e，ET） [3]。这些机制的共同指向在于通过按照规定程序核证的减排单位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即构建国际上有效的碳交易形式。

2.理论与实践。各国的工业和经济活动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外部性，就是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而国际碳排放交易旨在建立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在确定总的环境容量和各经济体排放限额的前提下，各排放单位之间可以通过货币的方式互相调剂排放量，从而达到减少排放的目的。它对企业的激励在于，超量减排的企业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他的排放权剩余，以获得保护环境的经济补偿，而增加排放的企业必须付出经济代价。通过市场交易的机制使CO2这种无色无味的气体资本化。

1960年，英裔美国经济学家科斯[Coase，Ronald （Harry）]提出排污权交易理论概论；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Dales）于1968年首次提出排污权交易制度安排[4]。并于20世纪70年代首先被美国环境保护局（EPA）用于大气污染源及河流污染管理，而后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相继进行了排污权交易的实践。2000年以来，中国在部分两控区省市也开展了排污权交易试点，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8年，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以及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纷纷成立。2009年8月16日，昆明环境能源交易所挂牌成立。

温室气体的排放本身是一个环境问题，但排放交易机制确实一种经济安排，而排放限额的设定又涉及国际政治格局博弈，因而需要跨学科的综合视野。同时，国际排放贸易区别于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成为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形态，因而引起经济学者的极大兴趣，以这一课题为主体的环境经济学也于近年来成为经济学研究最为活跃的领域。本文即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经济学家针对CO2排放交易这一新贸易形态所作出的经济学解释作一系统梳理。

二、目前的理论研究现状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源稀缺和有效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因而用边际效用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在自由市场机制下，可以自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新古典主义在解释全球气候变暖的碳排放交易问题上遇到了困难（沈小波，2008）[5]。其一，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市场是完备的和信息是完全的，而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这两个假设都不存在，各国的环境容量与减排能力等相关信息并不是完全的，目前也并无完备的市场机制来安排这一交易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考察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时，遇到的是跨期选择下的不确定性问题。其二，新古典主义认为市场上交易的都是私有物品，而非公共物品，但CO2这种气体本身即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其三，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不存在外部性，而温室气体排放本身却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失灵，一国生产的发展带来的是全球温度的升高。基于以上原因，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国际碳排放贸易的形成机制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这一全新的交易领域的魅力又的确吸引着众多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因而，不同的经济学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企图对此作出新的解释。

（二）外部性理论和公地悲剧

1.庇古税。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是一个外部性的问题。在经济中，每一个经济行为人都关注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带来了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外部效应，当外部性出现时，市场机制不一定会是帕累托有效率的[6]。Sandler和Hartley（2001）认为，此时一个国家的行为使其他国家获利或受损，且无法通过市场来进行弥补[7]。福利经济学认为，当私人成本小于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时，政府应该发挥作用，以使外部不经济内部化。美国经济学家庇古（Pigou，Arthur Cecil，1877―1959）提出应通过税收或者补贴的办法将外部性内部化，这就是著名的庇古税（Pigouivaintax）。庇古税属于直接环境税，它按照污染物的排放量来确定纳税义务，因而是一种从量税，单位税额的确定按照一项经济活动的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均衡点来决定。其实质是，通过政府的作用来矫正私人成本，以使其等于社会成本。庇古税实施的难点在于怎样准确计量温室气体的排放，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温室气体不仅是一种厌恶品，而且是一种公共厌恶品，换言之，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并非是外部性的一个简单推广，因为温室气体的排放所造成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国境，而不再局限于那些产生这些问题的国家。还有，外部性理论的讨论目前只是集中于消费的外部性，而没有涉及生产的外部性。

2.公地悲剧。科斯（Ronald Coase）[8]认为，如果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话，外部性就不会带来什么问题。但如果产权界定不明确的话，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将毫无疑问是无效率的。在产权明确界定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机制给人们提供谈判的机会，那么人们就可以交换他们产生的外部性，前提是交易成本为零。因而在科斯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阻止污染，而是对公共厌恶品产权的界定。

在科斯条件下，政府是没有必要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科斯定理强调明晰的、可实施的产权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设想一下，在一个法律不健全、腐败盛行、偷盗成风的国度，当有人随时可能以非法方式抢劫属于他人的合法财产时，谁还会愿意进行投资并付出劳动努力呢?因此，得到法律保护的明晰产权，是保证资源被用于最有价值的用途，进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排放权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因而从产权理论的角度来看，气候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原因是排放的产权没有得到明确界定，或者虽然有明确规定但无法有效实施。

大气是一种全球公共物品（Global PublicGoods，简称“GPG”），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无法进行转让。结果是各经济体必然大肆排放。

3.排放权交易。假定当前环境资源的配置是帕累托无效率的，现在存在着某种帕累托改进的方法，此时所有成员都应该能够接受这种改进，更重要的是，更好结果的出现与谁拥有排放的权利没有关系。如果A国有权利排放温室气体，但B国愿意向其支付的金额比A国减少排放的成本更高，那么A国会削减污染，全球的福利都改善了。反过来，如果B国拥有享受清洁空气的权利，而A国愿意向其支付，以换取有权利排放一定量的CO2，只要这种支付在边际上超过了A国排放对B国造成的损失，那么B国会允许A国排放，全球的福利也同样改善了。所以不论谁拥有排放的产权，他们都会讨价还价，直到在某一点上，额外排放对排放者的边际收益正好补偿了对被受害者的边际损害。

基于科斯定理的上述证明，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Dales）首先提出“排放权交易”的设想。这一设想试图从生产的外部效应的角度来解决排放的问题，但这种机制实现排放总成本最小化的必要条件是各厂商之间控制排放的边际成本必须相等。但所有厂商的排放成本信息是很难得到的。因而政府很难估计出各厂商适合的排放限额。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科斯定理要成立，交易成本必须为零，而在现行京都体系之下，各交易方都面临着巨大的时间成本与谈判成本。

另外的问题是，由于前面论述过，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一种全球的公共物品，因而在所有国家都加入《京都议定书》体系之前，就很难避免“搭便车”的行为发生。“搭便车”的行为阻碍了防止气候变化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如果这种行为得不到有效矫正，那么就很难在全球变暖问题上达成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这也是对《京都议定书》达成后的后续减排目标谈判如此艰难的一个经济学解释。在此方面，西方经济学者Maler（1990）、 Cline（1992）、Carraro和Siniscalco（1993）以及Barrett（1994）相继从博弈论的角度对此给出了解释，其中Barrett（2008）还提出一种“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的方法，这种方法只需要少数几个甚至单个国家就可进行，避免了“搭便车”的问题，但关于技术的管辖权仍需妥善解决[9]。

三、结论

国际碳排放贸易，是一种新的贸易形式，对于其产生的经济学解释，目前国内外有许多研究。综合起来看，这些研究着眼的大多集中于对贸易形式本身的解释，且关注点多在需求侧。从目前现有的资料看来，还没有从供给观点出发来解释这一现象的。CO2的排放本身源于生产环节，其与供给活动息息相关。因而从供给侧对其发生机理作出恰当的经济学解释，并由此提出一种系统的分析框架，或许将开启这一领域新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Z].

[2]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Z].

[3]京都议定书[Z].

[4]戴尔斯.污染、财富和价格[Z]，1968.

[5]沈小波.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政策工具及前景[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8).

[6]哈尔・R.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7]Sandler，T.and Hartley，K.“Economies of Alliances:The Legson8 for Collective Action.”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经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区别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发展区域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F061.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12－0019-05

一、问题的提出：发展视野中的区域经济发展

对于区域经济学所探索的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本来就涉及到在一国和世界各个区域存在的地方性失业、人均收入增长差异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不公正、城市化问题、刺激经济发展问题、冲突的处理和环境污染等等内容。对于区域发展差距日益扩大以及区域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生态环境恶化、三农问题、贫困问题、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农村工业化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城乡关系问题等等，则需要研究者引入发展经济学的新视角进行有益的创新性探索与重构。本文所探讨的正是这样的新问题――发展中区域的发展问题，亦即笔者所着手构建的发展区域经济学体系框架及其主要研究内容的拓展。发展视野中的区域经济学框架体系整合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新问题，并且需要为人们提供研究发展中区域新颖而积极的方法和思路，以此使它区别于相关的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笔者力图界定发展中区域进而确立发展区域经济学，其目的是为许许多多钻研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规划和城乡研究以及研究和关心区域发展中人口贫困、生态恶化、经济发展等等问题的人们提供交流平台。非常清楚的是，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诸多研究者在很多领域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成果，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发展中区域的研究和探索发展视野中的区域经济学整合问题。

二、反思与检讨：已有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简要回顾

众所周知，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在近180年的演进中，大体经历了主要以研究企业、产业的区位选择、空间行为和组织结构方面而形成的区位理论，主要利用计量化和模型化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政策问题而很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发展理论这两个重要阶段。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新经济地理学派、新制度学派以及区域管理学派的创新研究，使得人们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区域经济学已经成为具有确定研究方向的正日趋成熟的经济学科之一。与此相应，20世纪50年代后以研究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劳动力转移、资本形成不足、技术落后、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城乡分割、人口过度增长与贫困等问题，提出大推进理论、新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非平衡发展战略等学术思想，进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学者如普雷维什和辛格也曾提出了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反思并检讨已有的诸多研究及其现有成果中笔者发现，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带有激进主义倾向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思路基本上是以发达国家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经验为基础的，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更多地停留在理论层面；另一方面，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快速发展，其面临的新问题也不同于以前，尤其是区域经济的加快发展是以前未曾遇到过的区域经济发展现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就其背景而言，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如中国东、西部区域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本质上是一个发展中的区域发展问题，加之特殊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发展中国家如何加快发展和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是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经验的。特别是二战以后纷纷走上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实行非平衡的发展战略，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发展中的区域发展问题愈加突出，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发展中区域的发展问题上。然而，对于发展中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其针对性明显不足。

当前，各类区域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竞争日益加强，这些巨大的变化给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提出了较过去更为复杂化的问题。为了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拓展区域经济理论的传统思维以及为促进发展中区域的发展问题提供理论借鉴和现实基础，笔者突破区域经济学对于区域的传统认识，准备提出并界定“发展中区域”这一概念，认为以发展中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探讨发展中区域面临的人口与贫困、资源与环境、资本与技术、市场与政府、结构优化与制度创新、农村发展与城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重要关键问题，就可以创建从而形成区域经济学的新的学科分支――发展区域经济学。笔者认为，若把这样的想法与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奉献给人们，至少对理解发展中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和解决现实中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难点问题会大有裨益。

三、研究的对象：发展中区域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区位是为某一主体或事物所占据的场所，具体可以标识为一定的空间坐标；区域则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以经济活动的区际异质性和区内均质性为标准划分的经济区，或者说包括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影响的自然、文化、社会等因素在内的综合性区域。佩鲁吸收现代数学理论成果，采用拓扑空间的概念将区域分为三类：统计学上同一或均质的经济空间、作为势力场的空间和计划经济空间或政策运用的经济空间；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吸收前人研究框架和地理学中的区域思想，将区域分为三类：即某一区域内各变量一致性最大而区际分异也最大的均质区域、地理空间中地方化的异质连续部分通过围绕区域增长极的相互关联而相互依存的极化区域、为一定管理目的而创造的政府计划和政策实施而实际存在的计划区域；列昂节夫等人在“世界经济的未来”的研究报告中，按人均收入水平及社会性质将世界经济分成四个发达的市场地区、两个发达的中央计划地区、六个发展中市场地区、两个中等收入地区。中国经济学者根据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带，有力地揭示了区域发展不平衡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影响。综上分析不难发现，现有研究依照不同的目的对区域进行了划分和阐释。但是，一方面，区域经济学的中心任务始终是研究并揭示区域发展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区域发展战略的选择，为了保障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实现区域发展，实施有效的政策措施，即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任务也正是由区域发展中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决定的；另一方面，传统的对于区域界定并不能完全反映区域发展实际，均质区域、极化区域和计划区域的划分在区域规划实际中面临诸多操作性困难，不同类型的区域之间也存在交叉重叠现象，加之经济区域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而不能无限划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其界限的模糊性与自身发展的开放性、系统内部的非均衡与非线性等内在规定会使原有的结论不一定成立。因此，面对区域之间、各子系统之间及其单元在功能作用方面的非同等性、非均匀性，为促进不同区域之间的功能互补、资源整合、结构优化、重组协作和实现区域势差的动态作用，揭示区域经济活动的自组织和区际经济联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区域决策，深刻认识区域结构、区域经济活动自组织、区际分工与联系、区域空间结构组成单元等问题，重点强调发展中地区区域的特殊性问题与发展路径，必须对已有的认识进行适当修正以适应区域发展的实际。因此，把发展中区域作为区域空间的一种组织单元来进行研究，并在打破传统的对区域的认识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区域，强调区域内部的差异性和可分割性与联系性，重视发展中的区域的差异等各类问题研究，就会形成一个涵盖特殊区域空间的发展区域经济学。同时，笔者之所以特别强调发展中区域的发展问题，也是基于这一类型的区域在发展中面临着比发达区域更为复杂的问题，况且世界各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多数区域都处于发展中区域，发展中区域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困难更大、更多，也更需要我们从发展中区域的实际出发，探求其不同于发达区域的特殊发展路径。

基于以上判断，笔者认为发展视野中的区域经济学就是以发展中区域为独立研究对象，研究发展中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及其规律的科学，它属于区域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发展区域经济学以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为主要理论依据，充分借鉴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城市化与工业化、技术进步与传统农业改造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和规律，通过分析发展中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和基本约束、要素流动、经济分异的过程与动力机制、产业分工与联系的机理，探讨发展中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特殊性，研究区内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组合以及区内经济的运行规律，为制订区域经济协调政策和促进发展中区域较快发展服务。发展区域经济学把发展中区域的特征分析作为研究的起点，把结构调整与战略规划的编制作为研究的主体，把区域经济政策制定和区域经济管理实施作为研究的归宿，并把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区域经济管理的实施看作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区域区情、战略、规划深入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之上。

四、发展区域经济学：几个重点问题与关键领域

1. 人口、资源环境与贫困――发展中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这一问题的研究重点在于从生态建设入手，将生态发展、生态―经济―社会重建结合起来，从技术层面上建立各类人工生态―经济耦合系统，以有效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选择来促进发展中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尚属空白。发展中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重建主要的研究内容是以解决贫困为目标，着重研究发展中区域“三农”问题，农业特色经济发展与产业化、农业企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等；发展中区域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问题。发展中区域生态环境重建的关键环节是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通过约束人为过程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重点研究以生态发展推动经济发展途径与对策。对自然过程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通过生态恢复来解决，重点研究生态恢复的途径与对策。另一方面，发展中区域最突出的生态经济问题之一是水土资源的紧缺与空间分布的不均衡造成了大批的生态难民，给发展中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因此，这一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还应包括发展中区域生态经济问题与资源开发利用的变动轨迹及其原因、政策、体制人文因素的资源环境效应、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阈值、体制与政策；生态经济与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体制与政策因素分析，生态经济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机理与对策等。

2. 非正式制度约束、民族问题与社会进步――发展中区域民族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以来，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由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及各异，因而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民族制度文化和地域制度文化体系，该体系除了一般制度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性、群体性、稳定性、渐变性等特征外，与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相比还具有明显的非正式制度文化约束特征。因此，发展中区域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内容在于发展中区域民族地区政治发展与民族自治制度的法制化，民族地区对外开放与社会稳定的对策措施，发展中区域民族地区安全稳定与周边国际环境，保障发展中区域边疆安全的国家政策；民族贫困成因、特点及反贫困战略与政策创新，旅游业发展类型与发展模式，民族关系问题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成因以及对发展中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民族地区城市化过程中社会分化与贫困问题、人口迁移与流动问题、民族文化变迁问题等等。

3. 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发展中区域自组织系统形成与结构变化的动力源泉。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是发展中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发展中区域寻求增长的初始阶段，经济增长需要市场给出明确的需求导向，而这样的市场本身在这一区域并不存在，这便构成了发展的困境，即落后经济或传统产业很难突破自身发展的起点，相反地它落入了区域恶性循环状态之中：……收入水平低―消费水平低―市场需求小―产出供给少―利润率低―工资水平低―收入水平低……如何突破发展的困境，跨越落后的门槛，使之产生持续增长的经济力量，需要在这一框架外寻求答案，实现发展中区域增长的良性循环。既然劳动积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并非独立的生产要素，它们从属于区域发展的过程，那么，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是如何实现技术进步进而推动发展中区域经济增长的就成为我们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对于发展中区域而言，从劳动积累到资本积累、再到技术进步是发展中区域在更高形式上实现的增长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转变过程中相应地要求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经济效率和人口素质的极大改变，需要区域自组织系统的内在作用机制，而这本身就需要物质和技术积累，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的积累过程。发展中区域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内在逻辑要求我们在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时立足于区域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立足于两者的互动与制约关系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增长动力以更好地促进发展中区域的经济发展。

4. 城市化与工业化、市场化与信息化――发展中区域的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化演进是以经济自身的发展为依托的，不是超越经济自身的无规律运动；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发展以及工业化的不断推进总与发展中区域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企业的发展和企业集群的形成始终是工业化推进的中坚力量。同时，在现代经济技术与传统生产手段融合发展的条件下，发展中区域的工业化进程呈现出与信息化、知识化相融合的新格局，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二元叠加中，充分认识并及时抓住反映后工业社会特征的信息化和新经济发展的机遇，对于发挥信息经济在发展中区域国民经济中强大的支撑效应、渗透效应和带动效应意义重大。发展中区域如何通过城市化与工业化拉动现代化，如何通过市场化和信息化实现区域现代化，如评价现代化的标准，到底在何时和何种程度实现现代化以及通过何种途径达到区域现代化的目标，构成该问题的研究主题。笔者认为，发展中区域的现代化建设，既面临着已实现现代化国家和区域的示范效应，又面临着自身固有的一系列实际情况及其与外来示范之间的矛盾关系。因此，以什么为参考系来取向，对发展中区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在理论层面上，发展中区域如何从已有的现代化理论中提取合理内核，准确把握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政治、社会体制和运行方式等方面不断更新的连续过程；在经验层面，如何吸取世界各区域现代化进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在实践操作层面，如何立足于自身的特性，从自身所处的各种环境出发，以区域城市化与工业化、区域市场化与信息化互动关联选择适合的现代化路径，构成发展中区域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要点。

5. 政府管理创新与区域政策支持――发展中区域的公共管理体系与重大公共政策。从根本上缩小发展中区域与发达区域的发展差距，推动发展中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要素投入效益，逐步降低对发展中区域投资的机会成本和成本风险，就应当围绕发展中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目标，构建发展中区域公共管理体系，着手解决几个重大公共政策问题；重视发展中区域社会发展的公共管理支持及其战略意义，公共管理主体结构的协同机制与运行规范，公共管理体系的中组织、体制、运行机制及其构建目标和策略，政府战略、能力与发展中区域发展，公共管理体系下的重大公共政策，包括反贫困政策、人口与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要求的公共设施投资政策、资源开发与环境治理政策等。在这些系列问题的研究中，要特别重视政府公共财政补贴与金融支持、转移支付、基础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重视政府对于发展中区域的支持力度与实际效果，从制度与体制层面解决因市场自身的作用而导致的发展差距，保障居民具有公平的就业机会，尤其是重视妇女参与自身发展与促进社会进步的权利，防止发展中区域的边缘化倾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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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olow， Robert M. "Investment and Technical Progress，" in Kenneth J Arrow， Samuel Korbin and Patrick Suppeseds， Mathematical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1959， pp89-10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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