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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专科教育的课程设置主要是一年级的基础课学习,二年级的专业课学习和三年级的临床实践。由于时间紧,只能有侧重、有选择的进行课程开设,目标是培养应用性技能人才,但这样的缺陷就是导致学生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掌握不够深,也不够全,因此本科教育要弥补这个弊端。目前,大多数高校本科教育采取的也是“三段式”的口腔医学专业课程设置———基础课、专业课和临床实习三个培养阶段[1]。这种模式有着不可避免的弊端,那就是学年之间课程衔接不够清晰[2],造成学生专业知识脱节、实际操作能力不强等缺点。因此,我们在本科课程设置时既要考虑到口腔医学与医学基础课程的相关性,又要进一步加强学科之间的联系,调整教学计划,与国际口腔医学接轨,增加口腔临床专业课程的实验课程学时数,增设口腔医学专业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削减与口腔医学严重脱节或毫无相关基础课程的学时以实现口腔医学专业教育全程化。例如将专业课程部分前伸至相关的医学基础课程中后期开设,如在《无机化学》、《有机化学》课程的后期开设《口腔材料学基础》;在《组织胚胎学》、《病理学》中后期开设《口腔组织学基础》、《口腔病理学基础》;结合《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等课程进行《口腔生物学》教学等,构建交叉融合式口腔专业教学体系[3]。此外,还可以科学适当地增加专业选修课,这样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丰富充实学生的专业知识,如《口腔颌面美学》、《口腔常用设备的使用与维护》等口腔专业选修课。还可以在今后逐步增设《口腔专业外语》,来提高学生专业外语水平,使之更好的与国际化接轨,吸收国外先进知识。总之,我们要打破原有的“三段式”教育模式,实现专业教育全程化。
2重视基础教育的同时强化临床实践
以往我们过分强调基础知识的教育,造成口腔本科毕业生临床操作能力不强,直接影响就业率。口腔医学临床实习教学是口腔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把口腔医学生培养成口腔医生的整个系统中最关键的环节。我国口腔医学教育仍普遍采用传统的大课教育模式,实践和理论教育在时间上是分开的,缺乏启发式教育,国外则不是如此。丹麦哥本哈根皇家牙科学院注重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授课方式有大课、小组讲座、小组讨论等。瑞士伯尔尼大学口腔医学院的理论教学多结合实际病例进行讲授,学生可自由选择听课,由老师引导学生讨论临床病案,临床实习从第4学期开始,与大课穿行,训练中使用的一切器械和材料均与临床使用的相同。因此,实习阶段时,学生对各种治疗方法和材料均无陌生感[4],所以我们在培养学生时要注意训练学生实践技能,我们可以采取让低年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如让学生早期接触临床,从一年级起组织学生寒暑假、节假日和周末轮流到附属口腔医院,安排他们导医、预诊、协助拍X线片、做牙医助手、进行病案管理等工作,让他们早期接触患者,熟悉医院工作环境。并利用“爱牙日”、“六一儿童节”、“学雷锋”、“爱牙护齿大行动”等活动积极开展口腔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组织学生深入社区、企业、学校、敬老院进行口腔健康检查、预防保健知识宣传与咨询等社会实践活动。对高年级的学生则采取综合实验训练和综合临床技能培养。口腔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综合性、交叉性很强的临床医学学科,我们要提出“让每一位学生成为患者信赖的口腔医生”的教学理念,创建培养口腔临床医学实用型人才的教学模式,组成以训练临床综合技能为主的临床口腔医学课程群,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综合能力、交流能力和社区工作能力的培养,推动口腔医学的教学改革。
3重视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本科教育不同于专科教育,它的宗旨是在专科的基础上使学生的能力有一个质的突破,这就要加强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是提高学生科技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可通过开展第二课堂,及时补充新知识、新概念,以适应临床的需要。例如传授口腔牙种植术、烤瓷修复等新技术的基本概念,探讨目前广为关注的临床科研课题,如性病与艾滋病在口腔的表现,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及时跟上科学的发展。进入临床实习阶段后,同学们有了感性认识,对理论的理解更透彻,具备了科研能力培养的基础和条件。
【关键词】 骨肉瘤
骨肉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恶性骨肿瘤,约占骨原发恶性肿瘤的20%,80%以上的病人在就诊时就已出现肺的微小转移灶。以往骨肉瘤以手术为主要治疗方法,其5年生存率在20%以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剂量化疗应用于骨肉瘤的治疗中,使骨肉瘤的5年生存率明显提高。现在骨肉瘤的标准治疗模式为:术前化疗+手术+术后化疗相结合的综合治疗模式。化疗的引入使得骨肉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达到70%~80%。同时由于术前化疗的应用,使患者的保肢率在80%以上,并且其5年生存率与5年无病生存率与截肢病人无显著性差异。化疗成为手术以外影响骨肉瘤预后的关键因素。因此评价骨肉瘤的化疗效果就成为近年研究的焦点。对术前化疗的效果进行评估,才构成新辅助化疗的完整概念。主要包括:临床评估、影像学评估和组织病理学评估3种。本文仅对影像学评估进行综述。
1 X线片
X线平片在诊断骨肉瘤的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在评估化疗反应方面,肿瘤体积缩小,软组织中残存肿瘤出现钙化,髓腔及骨膜反应边界变得清晰曾被认为是好的预后因素。相反,软组织肿块不变甚至增大,肿瘤仍有侵袭性进展则提示预后不良。但是骨破坏、新骨形成、修复性钙化等变化表现多样,结果不确定,与病理评估得出的组织反应性没有相关性[1]。因此在评估新辅助化疗效果中,X线平片的作用有限。
2 血管造影
血管造影是根据化疗前后肿瘤血管分布的变化,来评估骨肉瘤对化疗的反应。Kumpan等认为血管造影比X线平片评估的效果要好,并将血管造影的反应分为四级,与肿瘤坏死率相比较,得出了较好的相关性。有人将血管造影和铊-201核素扫描同时应用于骨肉瘤患者,评估化疗反应,结果显示两者均有较好的作用。血管造影进行评估的优点包括:直接显示肿瘤血管,观察重点突出,评估较为客观。缺点包括:(1)不能评估有无残存肿瘤细胞,即使肿瘤血管明确地减少甚至消失,也不能排除有残存肿瘤的可能。(2)特异性不高,不能区分瘤周血管过多是因为残存肿瘤造成还是反应性增生造成。(3)不能直接观察肿瘤的变化。(4)为有创检查。有人认为,在监测新辅助化疗的各种影像中,血管造影应被废弃。MR血管造影可以显示:肿瘤断面,肿瘤滋养血管和正常血管。应用MR血管造影评估得出结论:化疗后肿瘤血管不变或增加,提示化疗反应不良;肿瘤血管明显减少,提示组织反应良好。因此,在评估新辅助化疗效果的过程中,血管造影评估作用有限。MR血管造影在评估中有一定的作用。
3 CT评估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应用CT评估骨肉瘤新辅助化疗的作用,CT可以准确的显示出肿瘤髓内浸润范围和软组织包块的范围,被证明是骨肉瘤术前良好的评估手段。一些研究表明,尽管CT不能区分是否存在活着的肿瘤细胞,但是有效的化疗可以在CT中出现相应的征象:肌肉间脂肪层重新出现,肿瘤边缘或中心钙化增加,髓内异常信号范围缩小;相反,软组织侵犯增加,进行性的骨质破坏以及髓内异常信号增加,提示化疗反应不佳。CT与平片相比较,具有很多的优点:(1)可以评估软组织包块的变化程度;(2)显示出化疗后重新出现在肿瘤与肌肉间隙的脂肪层;(3)鉴别肿瘤钙化增多是由于肿瘤边缘修复增多还是肿瘤本身的钙化增加。但由于MRI更加出色,CT在评估术前化疗中的地位逐渐被MRI取代。
4 骨肉瘤的体积
Bieling等通过研究发现肿瘤的体积与预后的相关性密切(p=0.0013),指出当肿瘤的体积小于70 cm×70 cm×70 cm时,5年的MFS是100%,没有1例发生了转移,肿瘤的体积在70 cm×70 cm×70 cm到150 cm×150 cm×150 cm时,5年的MFS是87%,其中有4例发生了转移,体积大于150 cm3时,5年的MFS是58%,其转移和复发率较高。
新辅助化疗完成后,评估化疗前后肿瘤体积的变化,并与肿瘤切除后的病理坏死率相比较,可以得出骨肉瘤对化疗的反应程度。计算肿瘤的体积有多种方法。最简单常用的方法是建立骨肉瘤的椭球模型,骨肉瘤的体积(V)≈π/6×长度×宽度×高度。3个径线可以根据X线、CT或MRI得到,利用上述公式可以近似的得到肿瘤的体积。以上公式为骨肉瘤体积的近似公式,根据3条径线测量的准确程度不同,肿瘤的计算体积也有很大差异。X线测量最不准确,CT次之,MRI较为准确。比较精确的测量方法是应用三维核磁共振成像,所用扫描层面均应用数字化技术,扫描层面密集,最后应用三维重建软件,通过微积分计算肿瘤的体积[2]。应用骨肉瘤椭球模型进行评估,得出的结论为:骨肉瘤肿瘤体积增大与不良的组织反应相关性良好,但是肿瘤体积不变或变小,与良好的组织反应没有相关性。应用三维重建核磁计算骨肉瘤体积得出的结论为:体积不变或减小预示化疗反应良好;体积增大预示着化疗反应不良[2]。因此应用肿瘤体积预测肿瘤的化疗敏感性,与肿瘤体积的测量方法及准确度有一定的关系。另外,肿瘤髓内病变的范围,也就是肿瘤的“长度”,一般不受化疗的影响。肿瘤的横径,也就是软组织包块的水平径线,体现肿瘤对化疗的反应程度。因此测量肿瘤体积变化不能用来评估局限于骨内的病变。同时,由于骨肉瘤内有大量的骨样基质,术前化疗引起体积缩小的程度没有尤文肉瘤显著[3]。有人认为,实际上,即使骨肉瘤对化疗反应良好,其软组织进行性钙化,形成新的骨样基质,仍可以维持肿瘤原有的体积。这样就解释了组织化疗反应良好的肿瘤,在化疗结束后体积没有变化的现象。同时也有人认为:组织坏死后由于坏死液化其体积也有可能增大,因此组织学反应良好的肿瘤,也可能表现为体积增大[4]。这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尽管肿瘤体积增大预示着肿瘤对化疗的反应不佳,但是与患者的预后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5 核磁共振(MRI)
核磁共振可以很好地反应软组织的特点,评估肿瘤局部侵犯范围较为准确[5、6]。肿瘤经过化疗将出现多种变化,包括:坏死,出血,肉芽组织增生,纤维化机化形成假包膜等。通过影像病理比较,不同的影像表现有着不同的病理基础,但是不同的病理变化可以表现为相同的核磁影像。一些学者认为,当T2像提示瘤周水肿持续存在甚至增加,合并肿瘤体积增加,提示预后不良。但是瘤周水肿减少并不代表肿瘤对化疗的反应良好。另一些研究表明:肿瘤骨内T2信号改变,与肿瘤对化疗的反应无相关性,但是肿瘤骨外T2信号增加提示化疗反应差。由于普通MRI不能区分肿瘤周围的变化是残存肿瘤还是肿瘤坏死后继发的组织机化引起,因此普通MRI不能用来评估新辅助化疗后是否还有残存的肿瘤细胞。在化疗过程中,应用MRI监测和评估肿瘤化疗反应性的意义被局限化。
6 磁共振动态增强(D-MRl)
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是指在用团注法快速注射对比剂的过程中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内,对所选层面进行连续快速扫描,从而获得可反映时相特征的磁共振图像序列。它主要反映组织的血流动态变化过程、血液灌注情况及血管丰富程度,并借此用于诊断。在注入对比剂(Gd-DTPA)后,血管尚未成熟的肉芽组织,坏死区的新生血管,反应性的组织充血区与残存的肿瘤细胞,全部表现为高信号。骨肉瘤血管丰富,通透性强,与肌肉等组织形成鲜明对比,构成双间室药物代谢模型。因此在注射对比剂的早期肿瘤即出现强化,根据各种组织的强化时间不同,可以将肿瘤细胞区分出来。信号强度一时间曲线可以直观的反应这一变化。骨肉瘤在化疗前具有高的斜率,化疗后组织坏死,纤维化,其信号强度一时间曲线的斜率也随之降低。利用这一变化,可以得出骨肉瘤对化疗的反应程度。许多学者应用动态增强MRI进行分析评估,得出相似的结论:D-MRI评估骨肉瘤对化疗的反应与大体病理的Huvos分级或与患者的预后有显著的相关性[7]。应用D-MRI检查,动态增强曲线的斜率和峰值时间在肿瘤坏死区域以及存活肿瘤区域存在显著差异[8]。但是,仅仅完成一个周期的化疗,就应用D-MRI评估肿瘤对化疗的敏感性是不可靠的。本方法与病理学评估肿瘤坏死率相比较有以下优点:(1)为无创的检查方式,并可对不能手术的病人提供检查和评估;(2)可以反复多次检查,并对病人的整个治疗过程进行系统的检测;(3)可以在治疗的早期预测患者的预后,并对化疗反应不好的患者进行相应的治疗调整从而改善骨肉瘤患者的整体生存率。应用D-MRI也存在着不足:(1)一次扫描仅能定位一个或几个感兴趣区,不能反应肿瘤的全貌;(2)后续的计算处理复杂且没有统一的标准;(3)个体差异大,没有规范的判别标准;(4)肿瘤局部不能受外界的干扰(如穿刺或骨折等)。总之,磁共振动态增强扫描用来评估骨肉瘤新辅助化疗效果具有很好的敏感性与特异性,具有相当广阔的应用前景。作为一种无创的检查方式,具有与坏死率评估近似的应用价值,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完善后,必将成为病理坏死率评估以外重要的评估手段,为临床治疗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使骨肉瘤的治疗效果更上一层楼。
7 核磁共振弥散(diffusion-weighted MRl)
DW-MRI可以区分细胞丰富的区域和以细胞外基质为主的区域。从而将细胞丰富的肿瘤细胞区域与细胞稀少的坏死、水肿区区分出来。应用弥散系数可以定量的描述区域的弥散特点,提高了D-MRI的特异性[9]。这一技术已经应用于脊柱和骨肉瘤的动物模型,最近Markus等应用DW-MRI评估骨肉瘤术前化疗后的坏死率,发现肿瘤坏死率高的区域显性弥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升高明显,肿瘤坏死率低的部分则ADC升高幅度很小,得出结论:ADC的变化程度与肿瘤坏死相关[10]。
8 磁共振波谱(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MRS)
在正常组织中,代谢物在某种组织中以特定的浓度存在,当发生病变时,代谢物浓度会发生改变。磁共振波谱(MRS)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检查这种浓度变化的有效方法。31P-MRS可以用来研究肿瘤的代谢,检测骨肉瘤化疗前后的波谱变化。正常人体组织的磷谱有7个共振峰,包括骨肉瘤在内的恶性肿瘤与正常组织相比较,具有以下特点:磷酸肌酸(Pcr)水平降低,磷酸肌酸(Pcr)与三磷酸腺苷(ATP)的比值降低,磷酸单脂(PME)水平升高。骨肉瘤化疗结束后,磷谱会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与肿瘤细胞的蜕变有关。如果磷谱重新恢复异常表现,则提示肿瘤复发。但是以下缺陷限制了MRS应用于临床:(1)要获取整个肿瘤的波谱,必将受到肿瘤内不同成分的影响,从而影响波谱的准确性;(2)不同病人肿瘤波谱具有异质性,无法统一标准。
9 99mTc-MDP骨扫描
应用99mTc标记的亚甲基二膦酸盐(99mTc-MDP)进行骨扫描检查,其现象原理为骨骼羟基磷灰石晶体对膦酸盐的化学吸附和离子交换,由于高摄取区不能区分组织修复反应和残存肿瘤,因此用来评估骨肉瘤对术前化疗的反应特异性较差。多时相动态扫描是通过不同组织成分对MDP的亲和性不同,以时间来区分不同组织区域,与病理评估组织反应的相关性要好一些。在化疗结束后,99mTc-MDP的评估结果比较准确的反应了组织学的变化,与D-MRI相比较也没有明显差异。但是在治疗的中间阶段骨扫描和D-MRI都不能对治疗效果做出准确的评估。
10 18FDG正电子扫描(PET)
应用18氟脱氧葡萄糖(18FDG)作为放射源做正电子扫描(PET)。葡萄糖在体内磷酸化,与细胞结合形成18FDG-6-磷酸盐,然后在体内缓慢的去磷酸化。此时探测体内的放射活性实际上就是在探测18FDG-6-磷酸盐的代谢活性,骨肉瘤的代谢无疑是增强的,因此表现为放射性浓聚。这与99mTc-MDP骨扫描的化学吸附作用不同,是反应细胞的代谢水平,因此只有活的代谢旺盛的细胞才表现为放射性浓聚区。许多研究表明,18FDG-PET的评估结果与坏死率相比较在评估是否存在残存肿瘤方面有良好的相关性[11]。目前有人报道了应用18FDG-PET半定量的评估结果与随访所得的无病生存率也具有较好的相关性[12]。
11 彩色多普勒超声
彩色多普勒超声(CDUS)是一种无创的检查血流,辨别血流方向的检查方法。恶性肿瘤细胞内部血流丰富,方向紊乱,具有特定的超声特点。CDUS通过探测肿瘤滋养血管和肿瘤内部的血管对骨肉瘤化疗效果进行评估,滋养血管阻抗增加或滋养血管信号消失,肿瘤内部高频信号消失预示着骨肉瘤对化疗的反应良好;反之,滋养血管阻抗降低,肿瘤内部高频混杂信号增加,提示化疗反应差。但是,彩色多普勒超声具有以下不足:(1)CDUS检查要求骨肉瘤必须具备软组织包块;(2)在序列检查中,无法保存图像资料;(3)不同检查者之间的判断存在差异。
总之,多种影像学技术可用于骨肉瘤对化疗的反应的评估。其中动态增强MRI和18FDG-PET,在评估骨肉瘤对新辅助化疗的反应中,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但是,目前为止肿瘤坏死率仍然是评估新辅助化疗效果的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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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阴阳学说;基础理论;中医教学
《素问・生气通天论》中指出:“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1]。”《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亦指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1]。”张介宾就此作出发挥:“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故证有阴阳,脉有阴阳,药有阴阳……设能明彻阴阳,则医理虽玄,思过半矣[2]。”阴阳学说作为中医学最基本的理论,是入门者的必修科目,它所蕴含的哲学文化思想及其与西方哲学的异同,都是初学中医者亟需掌握的。
作者认为,阴阳的概念当有广义、狭义之分。本文先讨论广义阴阳。
1广义阴阳的涵义
广义阴阳,将事物的一切存在形式都归结为“阴”,而事物发展变化和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内在动力和规律,则属于“阳”。以生命之源――水为例:液态水、冰块和水蒸汽都是水分子的存在形式,都属阴的范畴;三态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转变的过程和机制,则属阳的范畴。依此类推,阴代表构成一个生命个体的一切物质要素的总和,阳代表这个个体维持其生存、成长、蜕变等生命活动的能力。《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将此概括为“阳化气,阴成形[1]”,《 素问・阴阳离合论》称之为“阳予之正,阴为之主[1]”。
2广义阴阳与西哲之唯物论的异同
2.1广义阴阳与唯物论的相似点
古人认为世间万物皆由“气”构成。“通天下一气耳[3]”(《庄子》)。这里的“气”,即包含物质性的“阴”和功能性的“阳”这两大要素,二者缺一不可,须臾不得分离,孤阳不生,孤阴不长,“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1]”(《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这与西哲之唯物论确有共通之处,后者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本性,物质是运动的载体,任何事物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2.2广义阴阳与唯物论的不同点
在看待前述两大要素的侧重点上,中国古代哲学家却与西方唯物论者有着质的区别。唯物论更侧重物质因素,虽然它也强调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但“存在决定意识”乃是其核心思想。阴阳学说则着重突出阳一方面的作用,《易经》对此可谓开宗明义:“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4]。”“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4]。”乾卦代表纯阳、至刚,坤卦代表纯阴、至柔,六十四卦以乾、坤二卦为基础。从两卦的《彖》辞可以看出,乾对坤而言处于主导、支配的地位,坤对乾则是从属、配合的关系。阳给了生命以起点,阴才能对之孕育、培养。这种阳始阴成、阳主阴从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至深,自然也成为中医理论思维的基石。
3试论广义阴阳对中医基础教学的指导意义
3.1指导学生形成研习中医的正确思路
广义之阴,即生命的物质基础,亦称为“形”;广义之阳,即生命的各种机能及其活动规律,亦称为“神”。神不单指大脑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而是人体全部生理功能和心理活动的总和。古人对神机的重视程度显然超过了形质。“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5]”(《荀子》)。“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物亡。此之谓神明[6]”(《淮南子》)。
中医受此影响,非常重视对生命机能的调护。《黄帝内经》判定健康与否的最高标准是“得神者昌,失神者亡[1]”,评价医工水平高低的基本准则为“粗守形,上守神”、“粗守关,上守机[1]”。
中医脉诊,首先要体察脉象有无神气,亦称胃气,即和缓从容、严整有力之象,《黄帝内经》称之“胃脘之阳[1]”,体现人体维持生机、抵抗疾病的能力。病家只要神机不散乱,皆属可调治之例;若见纯阴无阳之脉象,《黄帝内经》称其为“真藏脉[1]”,亦称“悬绝[1]”,此等无神之脉“见则为败,败必死也[1]”,故“别于阳者,知病处也;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1]”(《素问・阴阳别论》)。
神与形的主次关系,在传统体育运动中表现得也很明确。“聚精在于养气,养气在于存神,神之于气,犹母之于子也”(《摄生三要》)。所谓“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即指修炼气功由浅入深的不同层次;而“以意领气、以气贯形”作为太极拳的练功要领,也着意于神对形的驾驭作用。
就养生保健而言,中医并不刻意追求摄入营养的全面丰富,更反对过度依赖药物以图防病延年的做法,而是强调新陈代谢的顺畅和机体内环境的稳定,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言:“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1]。”“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1]。”这一点在儿科显得尤为重要。儿童因为初生,所以生命机能旺盛,中医称其为“纯阳之体”;因为初生,所以形质娇嫩、功能脆弱,中医亦称其“稚阴稚阳”。中医历来有“小儿无冻饿之患,有饱暖之灾”的古训,哺育儿童须注意避免其脏腑摄取营养元素和排泄代谢产物之功能超负荷运转。
总之,通过对广义阴阳的学习,使学生建立起“形神统一,形随神聚”的思维框架,为更进一步学习中医理论打下坚实基础,也会对未来的临床、科研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3.2指导学生正确认识中、西医的区别
中、西医两大医学体系,是在各自所根植的哲学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相比较而言,中医着眼于宏观整体,侧重广义之阳,因而擅长调治各类功能失调性疾病。所谓行气活血、利湿消肿、泻火解毒、温阳散寒等治疗手段,都是为恢复人体脏腑经络的正常功能,而非直接针对各种毒素和病变本身而设的,如果组织器官发生难以逆转的实质性病变,就尽可能维护其残余功能。西医则重视从微观上探知人体的奥秘和疾病的本质,对人体生理学、病理学和药理学的研究早已达到分子生物学水平,且善于通过手术对发生病变的组织器官进行切除、移植、置换等根本性的改造。中医固然可以为很多心脑血管病、糖尿病患者减轻痛苦,可以让部分癌症患者带瘤生存,还可以使某些急危重症患者脱离险境,但有的宣传资料中所谓中药在抗血栓、抗肿瘤、降血糖等方面足以完全取代西药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初学中医者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当细菌、病毒等外界致病因素侵入人体时,中医主张调动机体卫外功能,将之逐出体外;西医对人类的一大贡献则是抗生素的发明和使用,其目的在于消灭而不仅仅是驱赶致病微生物。当外感病出现高热、剧烈咳嗽等症状时,宜因势利导,以祛风、解表、宣肺为大法,强化机体防御职能以驱邪外出,病情严重者可以配合应用抗生素。倘若对中医一知半解,只关注表象且混淆中西医理论,滥用清热解毒、清肺泻火类中药,非但不能抑菌杀毒,反而只会削弱人体防御功能,如再配以敛肺止咳、养阴润肺之品,更会引外邪深入体内,触犯开门揖盗、闭门留寇之戒。
因此,实现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要将传统中医理论完全纳入现代医学体系,更不能以西医理论指导中医实践。相反,笔者主张把中医与西医、传统与现代置于同一平台,双方取长补短、互通有无。这一理念应该贯穿于中医教学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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