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改造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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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改造的好处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中村；祥营村；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A715文献标识码： A
一、高新区城中村改造中的难点
1.村民传统思想的抵触
虽然村民们也十分向往城市的生活，但是由于村民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他们更习惯自家的独栋小院，而不愿意搬入小区居住。村民们认为城中村改造会使他们失去原有的土地和房屋，严重损害他们的原有利益，大多不愿意接受改造，甚至给政府提出很多过分的要求，加上村民相对来说理论水平低，对于政府的行为不理解，较难沟通。因此，如何说服村民接受改造是城中村改造中最大的难题。若能把村民的问题解决，其他问题也都迎刃而解。
2.实际运作中的困难重重
尽管城中村改造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相关政策也在不断地完善，但是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一些情况特殊的困难户，政府不得不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而这样又会引起其他村民的不满。一些有争议的土地、建筑如何赔偿。对于村民一些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如何处理等等一系列突发事件很难处理。可见城中村改造问题繁多、矛盾尖锐、关系复杂，并非易事。
二、高新区城中村改造存在的问题
1.村民与政府相互不信任、不理解
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村民和政府各执一词，村民表示对安置赔偿不满，拆迁后得不偿失，楼房不如自家小院，并且生活更加拮据。而且由于现在政府与开发商的负面新闻太多，对政府官员声誉造成了恶劣影响，村民对政府非常不信任，对政府承诺的一系列赔偿尤其是回迁安置时间表示怀疑。有不满也不愿与政府沟通，认为政府不会为村民考虑，反而会把自己被抓起来。而政府则是与村民完全不同的说法。他们认为村民欲壑难填，政府无论怎样做都满足不了村民无限的贪欲。政府目前给予的补偿已经相当合理了，拆迁后补偿给村民的住房远远大于村民的自住需求，随便卖一套都是一笔不少的钱。而且只要肯劳动，以后的生活根本不成问题。可见政府与村民相互不理解，并且缺乏沟通是目前高新区城中村改造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
2.改造后的社区管理不规范
以高新区祥营村为例，祥营村城中村改造采取分批安置的方式，部分社区已经建好。小区里环境虽然比原先的城中村好很多，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小区里多处扔着一些没人要的破旧家具，还有一些小孩子在上面玩耍。车辆随处停放占用了消防通道，违法小广告随处可见。一些村民反映，小区里的一些小高层电梯常常不能用，老年人爬楼梯非常的辛苦，天然气也只是摆设。小区管理非常不规范。政府人员却告诉我们，这些安置村民的楼要和安置之后出售的楼分为两个区域，分开管理，因为很难让村民缴纳物业费，并且由于村民的一些生活习惯很难改变，跟城市居民仍然有明显的差异，分开管理双方都比较容易接受。分开管理虽然避免了一些矛盾，但是村民居住小区的管理问题并没有得到改善，村民也没有得到与市民相同的待遇。
3.改造透明度与村民参与度过低
目前，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已经对城中村改造形成了统一的补偿标准，避免了产生因为补偿不公平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政府也比较公正，不会因为农民上访而提高补偿标准，也不会因为开发商寻租而降低补偿标准。这一点做得很好，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的透明度、村民参与度仍然不够，补偿标准没有给村民讲解清楚，造成一些误会。例如2012年6-7月份洼刘村拆迁之后，高新区工作组要进祥营村，想8月份对祥营村整体拆迁，祥营村全村党员和群众都不知情。这样，村民自然会怀疑政府、抗拒拆迁，很难支持政府工作。因此，虽然标准本身政府认为合理，但是需要耐心跟村民进行解释，以免村民认为政府是偏向开发商，对政府产生抵触心理。
4.村民自身素质偏低
政府对村民评价也许有些偏激，但是村民自身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一些农民本身爱占小便宜，随便插个树枝说是自己家的树苗，弄个小土堆就说是自己家的坟，政府对于农民的这些行为十分清楚但是又没有办法，不得不赔。一些农民想靠拆迁一夜暴富，说政府给的赔偿少，农民吃大亏,要知道土地本来就是国家的，而不是村民自己靠劳动挣得的私有财产，不要再说不公平，城市里的居民是没有宅基地的，住房都是要靠自己一点点挣钱买的，国家对农民的政策好分给你们使用、建房。现在国家有需要，要将地收回是理所当然的，给的补偿也是让足够今后居住的，没有满足某些人一夜暴富的愿望，因此导致了这些人不满。国家也是不可能同意这些为了自己欲望而提出的过分的要求。
三、城中村改造的对策建议
1.政府干部深入基层，与村民加强沟通
调研中发现负责城中村改造的工作人员确实非常的辛苦，要处理拆迁前以及过程中村民很多棘手的问题，还要与村干部搞好关系，通常晚上10点多才可以休息。他们也经常与村民交流，但是，他们把与村民打交道当做一种应酬，通常是说一些违心的场面话，并没有真心的想要与村民沟通，解决农民切实关心的问题，甚至对村民有些反感，认为村民嘴里没有实话，没有从心里真正的尊重村民。出了问题把错都归到村民身上，认为政府做的很好，很完美，不需要改进，这显然是错误的思想。
2.不要逃避社区管理问题，逐步改善小区环境
村民的一些生活习惯，例如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等等，使得安置小区很难管理，物业收费更是会使他们不理解、不配合。加上城中村开发、建设的物业管理从业人员素质较低、专业水平不够，常常会引起业主和物业管理之间的矛盾。开发商可以聘请有成功管理城中村改造安置社区的经验的物业公司来改善这种情况，使村民真正转变为市民，和其他市民享受同样的物业服务。而不是放弃村民，把他们与其他居民分开管理。
3.城中村改造步伐不宜过快，使村民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郑州市高新区近年来发展相当快，不断地扩张使一些城中村改造步伐过急，没有做好足够的相关准备，没有考察村民意愿。直接下通知告诉村民要改造使一些村民在心理上一时难以接受。现在城中村改造一般都是先决定改造，然后再通知村民。实际上，如果政府在决定改造前，先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耐心给村民讲解改造后的好处，带领村民参观已经成功改造的城中村，让他们了解改造后会比改造前好，从心里接受改造。然后再开展拆迁改造工作，应该会容易一些。
参考文献：
[1]章晓航,曾 斌.城中村改造对策研究[C].城镇化研究.2007:22-24.
[2]刘丽华.城中村建设模式研究以郑州市为例[D].河南农业大学,2010.
城中村改造的好处范文第2篇
关键词：城中村；农民安置房；外来务工人员公寓房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042-02
1 城中村现象及其较难改造的主要原因
城中村现象是近些年来出现的一个棘手城市问题。它不仅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随着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城中村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在城市化进程方面关注的头等大事之一。 城中村对城市的危害很大，它不仅脏乱差、与优雅的城市环境极其不符，而且人口成分复杂、赌博及现象猖獗、严重影响社会的治安，还导致土地利用不经济、土地本身的价格大打折扣。 虽然城中村带来各种负面问题，但改造措施一直是各地政府头痛的问题。主要因为：一是，城中村一般占地面积较大，如果按照城市商业开发用地的价格购买，政府必须支付农民巨额资金，政府一般承受不起；二是，占据城中村土地的农民利用城中村土地和住所，能够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如果不能弥补这些好处，他们一般不会出让城中村土地。总之，收购城中村土地所需巨额的资金以及来自城中村农民巨大的压力是城中村问题之所以较难解决的两个主要方面。
农民之所以迟迟不肯出让土地的原因在于：一是，等待土地升值，以期卖个好价钱；二是，利用城中村的地理优势，靠出租房屋能够得到不错的租金；三是，由于城中村农民已无耕地，因此他们希望出售土地后能够得到政府的各项保障，尤其是工作方面的保障。
2 城中村改造的出路及其解决措施
2.1 农民安置房的规划
当农民交付土地后，政府要根据户数或宅基地数分配给农民住房，以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但政府传统的方法就是简单的给农民两套中型(一般约60-90平方米)住房。这不仅让一些人口较多家庭因住房面积太小无法居住，而且让那些想靠出租住房得到租金补偿的农民因住房面积太大无法出租其住房。因此，政府应该对城中村里的居民情况做出合理的调查，根据农民的实际情况对住宅小区的住房面积做出合理的设计和规划，以满足不同家庭的不同需要。政府尤其要对小户型住宅的开发给予重视，因为小户型的住宅能够满足农民出租其住房的要求，弥补其租金方面的损失。
2.2 农民的工作保障
农民不仅希望能够卖出土地获得较高的价钱，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希望获得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保障。因此，政府应该在其管辖的各种工作的安排上充分考虑城中村农民的安置，比如，城市绿化工作、道路清洁工作、办公大楼的安保工作等。此外，政府应该划拨一部分资金用于对城中村农民的就业培训，同时和当地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安排这些人群在各企业从事一些低技能的工作。这不仅能够稳定社会治安，而且能够调动农民出让土地的积极性。
2.3 外来务工人员公寓房的建设
由于城市的发展需要很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因此城中村农民就依靠低廉的房价来吸引这部分人群在城中村居住，以收取租金，维持生计。所以，减少外来务工人员在城中村居住，将切断城中村农民的租金来源，增加他们出售土地的可能性。可采取的有效措施就是加大外来务工人员公寓房的建设。
建设公寓房的理论基础来自经济学。传统经济学把商品分成替代品和互补品。如果一种商品价格的上升(或下降)会导致另外一种商品的销售增加(或减少)，则这两种商品就是替代晶。而公寓房和城中村里的出租房正好互为替代品。当公寓房的价格下降时，由于公寓房的居住环境要好于城中村出租房，因此，就会有一部分追求优雅环境的外来务工人员去租用公寓房，使得城中村里的出租房的出租率下降，农民就只能降低租金去吸引租房者。租金的降低也降低了农民出售土地的门槛，减少了政府收购城中村土地的资金压力，加快政府的收购工作。过程见图2。
理想的情况是，如果公寓房的租金和城中村出租房的租金相等，且公寓房数量很多，能够满足外来务工人员的需求，则会导致没有人租用城中村出租房，农民也就没有了租金收入，农民就只有靠低价出售土地这一条道路来维持生计。从这个角度上说，大力兴建外来务工人员公寓将会成为解决城中村问题的良策。
政府在具体实施时，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公寓房的数量问题。由于公寓房的建设主要就是安置外来务工人员，因此政府应该首先做好对外来务工人员的预测和调查，比如人数、流动率、收入以及主要聚集地等方面的工作，然后根据这些基础数据对公寓房的建设数量做出合理的预测和规划。如果建设的数量不足，则当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涌人城市时，得不到及时的安置，又会导致这些人群去城中村里寻找低价住所，抬高城中村里的住房的租金，增加政府收购难度；而如果建设的数量太多，不仅会增加政府以及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压力，还会造成本来就及其紧张的城市用地的浪费。
(2)公寓房的价格和建设问题。由于公寓房和城中村里的出租房互为替代晶，所以公寓房的价格不能太高，否则没有人会租用公寓房。但租金不能太高会损害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使他们得不到建设的回报，甚至导致房地产开发商都不愿承担建设任务。因此，充分调动房地产开发商去建设低租金的公寓房成为问题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和公寓房的建设相比，城中村土地及其将来的开发和建设更是各大房地产开发商格外关注的焦点问题。因此，拿城中村土地未来的开发和建设权作为刺激物，将能极大提高房地产开发商建设外来务工人员公寓的积极性。因此，必须是那些在未来作为商业开发用地的城中村才能保证此措施的顺利实施。如果政府急切想收回某块城中村土地，而此块土地的规划不能满足上述条件，还可以通过合理修改土地规划和城市规划，以加快收回城中村土地的工作。
(3)公寓房的其他问题。
虽然数量和价格是建设公寓房首要的因素，但其他因素也要考虑。首先，公寓房和城中村中的出租房的最大区别在于公寓房的较为优越的环境，如果政府不能在环境方面让租房者满意，那么即使政府极大调动了房地产开发商的积极性，兴建的公寓房也不能起到较好的作用；其次，公寓房的整体规划也很重要，公寓房最好建在大型工业区附近或者某些大型工业园内部，以满足外来务工人员方便、快捷的上下班；最后，公寓房也应当有物业和管理等措施，以满足租用公寓人员的生活、安全等方面的要求。
3 小结
主要论述了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应注意的几点问题，尤其以公寓房的建设为重点。国家及其各地政府都有建设外来务工人员公寓的各种文件，但在实际操作中，各级政府在房地产业上的重点却都放在商品房的开发和房价的控制上，公寓房的建设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但本文通过较为详细的讨论得出公寓房的建设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困扰各地政府以久的城中村问题的结论，以期各地政府能够加强市场的调查、统计和分析工作，加大对公寓房开发和建设的重视，为解决城中村问题开辟一条崭新而光明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汪东梅．中国城市化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城中村改造的好处范文第3篇
【关键词】蚁族；广州；住房；就业；城市改造
一、他们是“穗蚁”
广州，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并散发着巨大活力的城市，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外来人口在珠江之滨生活工作，大量的高校也在广州安家，仅211院校就有四所。据2012年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广东省应届毕业生共有42.3万人，加上外省及暂缓就业的学生，预计有65万高校毕业生在广东求职，其中近50%的本科毕业生在广州和深圳地区就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可以预见，“穗蚁”的数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会不断增加。在广州，已经出现了较为集中的“蚁族”聚居点――“蚁域”或“大学毕业生聚居村”。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
根据我们从问卷调查得来的结果，大部分大学毕业生生低收入群体（约59.7%）是处在22～25岁的年龄阶段。这样的年龄，与大部分刚毕业大学生的实际年龄相吻合。而对毕业时间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其中占较大比例的是刚从学校毕业2年以内的蚁族（约68.1%）。
而从户籍分布的角度来看，问卷数据显示，广州的蚁族群中，外省城市户口比较多，占调查人数比例的24%。广州户口相对较少，所占比例为16%，省外农村户口、本省农村户口、本省城市户口（除广州外）都分别占了20%。其中，省外的人数占了调查人数比例的44%，省内是占了调查人数比例的56%，可以看出，广州对除了对全国各地的外来人口有极大的吸引力外，在岭南地区还有着鲜明的地域中心的特点。城市户口蚁族的占了60%，农村户口的蚁族占了40%。
就工作类型而言，全职的大学毕业生占了调查总人数比例的75%。其次是自由职业，占了调查总人数比例的10%。待业和兼职分别占了调查总人数的6%和7%，实习只是占了调查总人数比例的2%。数据显示略有结余的占调查人数比例的28%，结余较多的占13%，，而占调查总人数比例的39%的蚁族的收入与支出处于平衡态，表示“收不抵支”的人数占了总数比例的20%。
无论怎样总结，或是充满希望，或是现实迷茫，或是在困难中愈发坚强，但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人，生活在广州的土地上。是的，他们就是“穗蚁”。
二、广州“蚁域”：他们的巢
住房问题在近年来一直是最热的民生话题之一，而且也确实在普通人的生活和私有财产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作为主要由外来人口组成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住房无论是在他们的日常开销中还是在他们的人生计划里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对他们的住房情况的分析无疑是重头戏。
大多数受访者的居住地点位于天河区。同时，在广州其他区，如海珠区的赤沙、白云区的同和、以及越秀区、番禺区、萝岗区等也有较多蚁族聚居。
在住房的面积方面，问卷数据显示，绝大多数的被采访者居住在租住私房中，占到总访问人数的71%。有18%居住在单位的住房，自有住房和其他的比例分别为7%和4%。基本符合“蚁族”大都租私房这一特点。在选择现居住地住房的最主要原因中，选择“上班方便”的，占总数43.5%，而选择“租房价格”的占26.7%，选择“生活便利”，占18.3%；选择“生活环境”的占9.0%，其他占2.6%。房租和交通是最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广州“蚁族”往往居住于城中村中，这些城中村普遍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卫生条件差、地区治安令人担忧等，这些都对“穗蚁”的独特性的形成起着作用。
三、“穗蚁”的想法
关于这些现状，在广州漂泊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有什么看法呢？而对于未来，他们又有怎样的预期呢？这个特殊的群体的感受和心理状态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模式，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
蚁族租房的费用占日常生活开支的比例大部分在二分之一以下，租金占日常开支四分之一以下的最多，达到了46%。在问及房租占日常开支的多少他们觉得合理时，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选择四分之一以下，有33%受访者表示能够接受房租占他们日常生活开支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间，还有8%的受访者表示能够接受租金占日常开销的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之间。而在交通方面，交通成本大体上也符合“穗蚁”们的预期。这样看来，广州在现有的硬件方面还是比较能够满足蚁族的需要的，那么到底哪方面最为困扰“穗蚁”们呢？
按照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既是一种消费，更是一种投资。每一位大学毕业生背后都背负着家庭巨大的希望以及为之而投入的大量金钱。在这样的压力下，对年轻人而言他们当然希望有更多的机会。更大的城市意味着更大的平台和更大的竞争。生活在广州的“穗蚁”在谈到如何改变目前的住房状况时，近半数（49%）将住房条件的改善的主动权放在自身。相较而言，选择由政府来提供帮助――“政府出台政策平抑房价”和“政府的保障性住房等措施的帮助”的所占比例约为10%和23%。此外，还有占总数近17%的“穗蚁”更愿意依赖于市场调节来改善住房条件。可见，大多数“穗蚁”在面临困境时充满年轻的自信，也隐约反映出他们对现实的不安全感。
四、“穗蚁”的特点分析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与全国各地的“蚁族”比较起来，不难发现“穗蚁”一些独有特点。当然，这些特点和广州市的一些特点是分不开的。下面就通过对调查的总结以及与其他地区的对比，来分析广州地区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的个性问题。
（一）分布地区不同
蚁域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城市的布局的。一般来说，越靠近城市的商业或文化中心，租住成本和日常开销也就越高。北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作为一个标准的放射型布局的城市，北京市的中心城区十分密集，在二环以内仅有的62平方公里土地上聚集了大量的政府机关、商业网点、文化旅游景点等等。 “蚁域”往往散布在外环地区。例如现在已经得到改造、之前作为著名“蚁域”的唐家岭，就位于北五环外；而小月河则在四环与五环之间。在这些曾经主要的“蚁域”被拆迁改造之后，“蚁族”们向更偏远的地方迁移。现在在北京，“蚁域”的分布更加分散，例如昌平区的七里渠、马连店、定福黄庄等，较以前更加靠近六环。
而在广州，则完全不一样。广州的蚁域主要分布在赤沙、上社、棠下、石牌、客村、东圃等地，主要集中在广州市经济的中心地区天河区。这与天河区的发展背景是分不开的。作为广州市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天河区起步较晚，1985年才正式成为广州市属行政区。2002年，天河区的珠江新城成为广州CBD所在地，天河区发展成为珠三角的经济核心地段。包括四所211大学在内的众多高等教育机构也都集中在天河区。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天河区都属于广州市市郊地区，许多城中村也保留了下来。在这些城中村中，物价水平和租住费用相对较低，又有着良好的交通区位条件――临近大学和工作机构，并且周边交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因此，天河区也就成了“蚁族”和其他外来人口的聚居地。
（二）面临的问题不同
在广州的城中村，存在这一些问题。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发现大多数“蚁族”最为忧虑的是治安问题，对于治安状况，满意程度在一般以下的达到了73.3%，而重视程度在一般及以上的占总样本数的份额高达91.9%，仅在一般以上的就高达69%，对治安高度关注的比例达到43.8%，超越了同样较为重要的交通和租金因素，最为“蚁族”所重视。
在这样的状况下，结合广州市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城中村改造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广州市市政府也高度重视。据了解，广州一百三十多处城中村都已经被纳入了改造的计划中。与在唐家岭改造时“蚁族”们的不理解不同，广州市的城中村改造还是得到了较大的认同。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对城市改造持较为积极的态度，约有30%的受访“蚁族”的看法是“期待，城市的发展对自己也有很大的好处”，而约又有30%表示“理解，为了将来搬回更好的环境，暂时不方便一点也可以接受”。这和我们上面提到的城中村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分不开的。
五、“穗蚁”的未来
对于未来，“穗蚁”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的。在谈到未来是否打算长期居住在本地这个问题上，有47.2%的人选择一定会，不一定的有37.1%，一定不会的有15.7%。而廉思先生在2010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显示只有23.1%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选择一定会长期居住。可见“穗蚁”对未来仍然有着很多的期许，而且广州市开放包容的姿态也加强了他们信心。谈到现状时，有4成受访者基本满意，还有四成受访者不满意但对未来抱有希望，不满意且基本不抱希望的只有9.9%。
英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划分社会层次结构的有三个标准，即财富、威望、权力。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他们有着较高的素质，未来也有着较高的可塑性。按照社会流动理论，垂直流动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实现个人的幸福都是极其重要的。和提供保障设施相比，更重要的是提供给“蚁族”们更多的机遇，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实现自我价值。
广州是一座发展中的城市，有着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大量的外来人口，也是广州经济发展的一针强心剂。而颇受关注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是其中素质较高也较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应当受到重视。愿“穗蚁”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 廉思，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
[2] 廉思，蚁族Ⅱ――谁的时代[M]. 中信出版社，2010，12
[3] 王静，“蚁族”心理围扰研究――基于北京市肖家河社区的调查[M].中央民族大学，2010，4
[4] 刘庆珍，“蚁族”社会因素透视[J].资治文摘（管理版），2010，02
[5] 付艳丽，蚁族现象探究[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城中村改造的好处范文第4篇
新模式
城市拆迁改造，有望不再由政府一手包办到底。2007年底，海南三亚以月川新城区近13亩的地块作为试点，推行以地块所在居委会成立公司组织拆迁的新模式。
试点地块位于月川新城，面积12.93亩，用途为居住用地，使用年限70年。不久前，三亚国土局发出公告，对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和拆迁安置捆绑挂牌出让。
据介绍，这种城市拆迁新模式是由村里或者居委会成立股份制的拆迁公司，经国家科学的总体评价后出台总体拆迁指导价格，土地竞得人可将土地拆迁工作承包给拆迁公司负责。拆迁公司所得利益可以用于社区发展经济，让老百姓获得实惠。
月川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林世耀说，去年6月，居委会及下属的7个居民小组集资50万元成立了河东月川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公司以股份制运作，可以配合土地竞得人进行土地拆迁。而这种拆迁模式与之前拆迁最大的区被就在于，拆迁费用的盈余部分和地价将拿出一定比例发展社区经济，让老百姓获得更多的实惠。
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地块竞得人负责出资进行该地块旧城改造的拆迁安置。就试点的地块――月川新城区而言，拆迁安置费大约为2731万元，土地在公开拍卖之后，由竞得人直接支付给拆迁公司。竞得人可委托三亚河东月川开发建设公司完成拆迁安置工作，同时也可以不委托三亚河东月川开发建设公司进行拆迁。
针对这个试点地块，三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严之尧说，这是一种新型的城市土地拆迁模式。严之尧表示，新模式运行后，政府将把部分地价款作为土地收益返还给月川开发公司，作为该公司在月川开发下一轮拆迁的费用，并拿出一部分发展社区经济和生产，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
在随后的10月29日下午，在拆迁安置费用2731万元的基础上，试点地块从39万元/亩开始挂牌，最后以220万元/亩成交。地价款加上拆迁费用，开发商铭远公司拿下这块地每亩的成交价431万余元。但是据介绍，铭远公司准备在比较其他拆迁公司的拆迁价格后，才决定是否将拆迁安置工作委托给月川开发公司完成。
缘由
三亚市政府缘何如此积极地推动这种拆迁的新模式？
众所周知，三亚近几年的城市建设，用突飞猛进来形容可说是恰到好处。迅猛发展的城区建设背后，大范围的城市拆迁安置工作正处于矛盾重重的处境。
非法买卖土地、违法抢建乱建、拆迁过程中的暴力冲突……在城市拆迁改造过程中，这一系列的问题并不少见。
如何调节拆迁中的社会矛盾，如何在拆迁中兼顾政府、开发公司和被拆迁户的利益？对此，正在面临大量拆迁工作的三亚作出大胆的设想：让当地村民或居民参与到政府旧城改造和拆迁中，从而改变过去以政府为拆迁主体的旧模式，换之以居委会或者村里成立的拆迁公司，开发公司将一定的合理的拆迁费用支付给这个拆迁公司。
在此次拆迁试点之前，土地拆迁都是由政府部门负责，面对复杂的情况，无形中给政府增加了很大的拆迁成本，也带来治安隐患。在新模式下，政府能减少社会矛盾，获得和谐平稳的社会秩序和环境；开发公司得以顺利完成拆迁工作，进行项目开发；被拆迁户可以依靠当地居委会或者村里成立的产前公司，在拆迁中获得发展的实惠、良好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水平。
业界评说，新模式试点运行后，可以大大减少政府部门和被拆迁户之间的对立，对调节社会矛盾、促进和谐拆迁将起到积极作用。
至于为什么会将试点放在月川？林世耀介绍，试点地块约13亩，拆迁面积约2.1万平方米。当地居民仅80户300多人，绝大多数都依靠出租房为生，在此居住的外地人口近1900人。
居民居住的大多是混合结构的简易房，居住环境简陋，不大的地方还分布着一个私人经营的废品收购站。房子盖得密密麻麻，没有绿化和居民公共活动场所。据介绍，如果发生火灾，消防车根本进不去。由于众多外来流动人口的存在，社会治安也存在很大的隐患。
从城市发展而言，月川居委会是三亚最大的城中村，属于三亚旧城区，又是新城区的规划范围。月川居委会拥有城中村改造的共同难点问题：居住环境脏乱差亟待改善、流动人口未登记存在治安隐患等。如果啃下了月川这个硬骨头，三亚旧城改造将出现一个崭新局面。
严之尧表示，目前试点工作的规章细节正在完善中。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新型模式进行拆迁，减少社会矛盾，加快旧城改造，改善市容环境，提高被拆迁群众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让社会治安和城市建设得到改善。
另外，月川居委会所在的城中村，是未来三亚主城区发展的方向。以上这些，都是三亚选择月川居委会作为试点的原因。
思考
三亚的做法，是将土地的使用权和拆迁安置捆绑挂牌出让，事实上是把一级开发、二级开发一揽子出让，但是在土地出让扣除拆迁费用之后，政府又对拆迁部分实行了“次市场化”处理――拆迁费用必须“经政府科学的总体评价后，出台总体拆迁指导价格”，拆迁操作又多半必须交给“地块所在居委会成立的拆迁公司”。
这样的改革思路，确实前所未有，其优点也是明显的。其中最大的好处，是政府不再和一家一户的被拆迁户打交道，转而交给地块所在居委会办的拆迁公司。而这种公司运作拆迁事务，最大的优点是人头熟、地面熟，哪一家的违章建筑是什么时候建的，怎么建起来的，是否应该付给拆迁补偿，他们往往比政府部门更清楚。更重要的是，由于其主体地位是“公司”，节约出来的拆迁费用可以“拿出一定比例发展社区经济”，因此与拆迁户讨价还价的动力要比政府人员足，从总体来讲将会节余拆迁费用。
但如此改革令人担忧之处也有不少。其中最大的担忧，还是上述的“次市场化”处理。人们有理由质疑：既然政府将土地的使用权和拆迁安置捆绑挂牌出让，也就意味着拆迁费用要由土地竞得人自己来出，而这样的“政府制定”是否涉嫌以公权插手市场呢？
城中村改造的好处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改革；基层经济；城乡二元结构
一、特区政府固定资产投资体制的现状
这里要所要谈的经济特区体制内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指特区政府固定资产投资体制的问题。特区政府进行了大部制改革之后，市政府的权力大大增强。区一级政府的项目土地审批权上收至市一级，市区税收分成比例为3∶1，国土基金分成比例为6∶4，街道一级政府基本也只剩下执行权。市级政府的集权，好处很明显，资金和权力的集中，更加有利于办大事，投资重大项目，在城市的宏观规划上可以做得更加清晰和条理，此外，还可以防止基层政府在重大项目上的舞弊现象。但是，市级政府的过度集权，弊端就马上转移到了基层政府上面，包括区级、街道及社区三级行政部门。
首先，如果市级政府过度集权，必然会大大打击基层政府的积极性。审批手续过多，卡位现象严重，信息接收没有基层政府及时，人力也不足，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对基层的了解上级政府往往没有基层政府了解得透彻，因为基层政府站在第一线，最清楚基层最需要发展、和投资些什么。由于区级政府事权和财权不对称的问题，区级政府很多想建的项目和想做的工作难以完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区级政府的发展，实际上也会拖了全市发展的后腿。因此，市级政府应该在特区扩大后，在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项目布局上向区级等基层政府倾斜。这样才有利于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才有利于将来基层经济反哺上层经济。一些旧改项目迟迟获不得上级政府的审批答复，最终只能搁浅。如果这些旧改项目能够顺利进行，城中村的环境也将会大大改观，可惜这只是一种理想中的状态。既然这些关系到基层民生的市政设施都不能建成，那么保民生这个想法，似乎也是空谈。
二、现今固定资产投资体制给基层所造成的影响
基层政府无形中被弱势化，基层政府已缺少决策权，说话权，换来了更多的是事故发生后的责权，进一步压制了基层的积极性。这正导致了街道、社区等基层干部逐渐变成了夹心层阶层。再好的政策与规划，关键还是在于人的执行，而在于当前中国政府体制之下，执行者就是基层干部，如何激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是特区能否迎来第二次飞跃发展的重要因素。
街道一级政府公共社区配套缺乏，例如医院等公共设施有着迫切的需求，但由于项目审批权限不在区级政府，只能向上放映至市级政府，审批手续繁琐，时间特别长，市级政府还要派专人下来调研，还要和法定图则相配套，建一所镇级医院要通过三级政府的协调才能勉强通过审批，更有甚者好几年下来医院的动工仍然不见起色。强镇与弱镇，与东莞镇级政府的经济管理模式相比较，深圳特区的镇级政府已经远远落后了。市中心区CBD繁华的背面，却是一片片混乱不堪的城中村，造成交通拥堵、公共设施配套不完善、脏乱差等多种突出问题。这已经是属于一种城市发展结构的畸形。权力过分上收，并不能真正遏制基层腐败，而往往会事与愿违。城乡本来就不平衡的二元结构进一步加剧。
三、对于特区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改革的一些建议
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行政部门之间的博弈，要认识到基层发展的重要性，市级层面一揽所有的规划、投资发展，表面上理论理想，但实际上执行起来并不可行。"半计划经济化"，造成了信息不畅，行政效率低下，信息的传达及信息的失真，街道决策权和规划权被剥夺，仅剩下执法权，更多的工作重心只是放在综治维稳，安全生产、查违等非生产性的工作任务上，对于基层地方最迫切需要的公共社区配套例如道路建设，医疗教育等固定资产投资街道一级政府可以说毫无办法进行。仅仅能以综合整治、立面改造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方式来进行城市改造，造成基层发展非常缓慢。另一方面，市级资金重点投入规划的地方，非常繁华，与基层城中村相比，是两个世界，头重脚轻的发展现象，已经在特区存在了多年，至今仍不得改观。
城市的统筹规划，重点发展，需要市一级政府的协调，但是市一级政府权力过分集中，必然会制约基层政府的发展，导致发展的不平衡。但是，如果下放过多的权力给区级以下政府，又会导致发展紊乱，城市没有统一规划，甚至会促发基层政府的腐败现象。因此，如何平衡市级政府和区、街道等基层政府的权力分配，是以后特区政府体制改革的重点。
能够在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方面进行改革，赋予基层政府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更大的弹性，例如可以仿照深圳前海管理局的模式，让基层政府的投资建设更加具有话语权，更加具有主动性。而市级政府只需要加强监管，和资金保障。这样才能解决特区政府发展头重脚轻的现象，才能促进特区更快的一体化，促进全市的和谐统一发展。而有了基层经济强有力的支撑，基层经济才能刺激消费的增长，特区才能实现另一轮跨越式发展。
当年，沿用"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获得了成功，如今"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仍然不能抛弃。基层不稳，地动山摇。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再好的理想也是枉然，也只能是现代版的马谡，纸上谈兵。深圳拥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如今正面临着大特区一体化建设发展的历史机遇，在拥有如此“天时”、“地利”之下，深圳正应该放开手脚、大干快干。然而，在这发展的大好形势下，特区竟然自己在行政体制上开倒车，自己束缚了自己发展的手脚，岂不让人笑话？可谓“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只要特区意识到现今体制上的弊端，及时、大胆地进行体制改革，改革的东风仍然会不请自来。当然，这需要当前执政者发动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参考文献：
[1]姚中秋.政府的本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