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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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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趋势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国际河流;防洪协议;内容分析;跨境洪灾

中图分类号 X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12-0078-07

洪水是目前最常见且频发的水灾害,已为各国普遍关注[1]。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陆地降水骤增,河川径流量上升,洪水危害日趋严重[2]。水道的连通性、水体的流动性、流域的系统性以及利害的相关性增加了国际河流跨境洪灾防治的协作难度,加之各流域国开发利用诉求的差异[3],使流域国对跨境洪灾防治的态度难于趋同,削弱了防治合作的整体成效。

我国拥有110 多条国际河流,主要国际河流41条[4]。我国是多条重要国际河流的发源地,拥有对河流利用的天然控制权[5]。随着流域国对水安全更趋敏感,使跨界水资源问题具有政治、安全和战略意义[6],易使国际河流洪灾跨境影响泛政治化。因此,各国对跨境防洪合作既积极推动,也谨慎实践。

流域国间所签署的国际河流防洪合作协议能集中反映利益相关国的合作意图、行为和努力方向[7],因此,通过对国际河流防洪合作协议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国际河流跨境洪灾防治的一般性合作特征与演进趋势,对于比较我国国际河流跨境洪灾防治合作特征并制定相应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现状分析

流域国为维护流域各国社会经济利益,通过签订涉洪协议开展跨境洪灾防治的双边或多边国际合作,规定合作形式与内容,明确权利与责任。国际河流跨境洪灾防治合作内容主要有:构建洪水灾害联合机制或专门委员会;通知、磋商和协商洪水危险;汛期应急合作;交流涉洪信息、情报等[8]。

跨境合作已成为防控国际河流水灾害的主要趋势[9]。目前,国外学者已开始深入研究国际河流防洪合作。如Becker等认为,适当的机构设置是有效防治跨境洪灾的必要条件[10]。跨界河流委员会的能力与流域跨境洪灾治理效果直接相关[11]。此外,国际河流水文数据、信息共享是实现流域协同管理的重要前提[12]。可见,国外学者已意识到流域国联合防治跨境洪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研究范围广泛,涉及合作模式、合作影响因素、合作支撑技术等方面。

近年来,我国国际河流多次爆发大规模洪水,使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国际河流跨境洪灾。其中,既有一般性分析,如郝少英主张构建国际河流洪水灾害防治的法律制度[8];也包括具体性分析,如刘宗瑞等充分考虑界河特点,构建跨时段多层次的治理机制[13]。总之,国际河流防洪是未来国际河流管理研究中的重点[14]。

2 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与数据源的选取2.1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目前,国内外学者从广度、深度[15-17]与紧密度[18-19]等角度深入研究跨单位(组织)合作,形成了较完整的研究框架。因此,结合已有研究,从广度、深度与紧密度等维度构建跨境洪灾防治合作特征的分析框架(见图1)。

合作广度是指合作参与者类型的复杂程度,是跨单位(组织)合作的横向延伸。一些学者将合作伙伴的数量作为合作广度的测量指标[15-17]。因此,以合作主体数量测度跨境防洪合作的广度。

合作深度是指合作治理目标的专业化程度,是跨单位(组织)合作的纵向拓展。防洪合作目标的高度专业性有助于流域国间防治技术、知识的溢出与互补。因此,以合作目标的专业性测度防洪合作深度:①合作目标高度专业化的专门性协议(主要目标);②合作目标中度专业化的专门章节(重要目标之一);③合作目标低度专业化的零星条款(一般目标)。

合作紧密度是指合作参与者相互的联结程度,是跨单位(组织)合作的一体化整合。Sadoff等将国际河流涉水合作模式分为高、中、低三种,并认为,流域国采用合作模式层次越高,则跨界水资源开发合作的紧密度越高[20]。因此,以合作模式层次测度跨境洪灾防治的合作紧密度。

内容分析法是对有明确特性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技术[21]。基于广度、深度与紧密度等维度,以防洪合作协议为样本,利用内容分析法,系统地计量合作主体数量、合作目标的专业性以及合作模式层次,发现国际河流防洪的合作特征及演进趋势。

2.2 数据源的选取

国际政治领域事件数据库数量可观,可分为两类,一是基于历史记录的数据库,二是依据全球新闻报道而形成的数据库。前者有冲突与和平数据库(COPDAB)、全球事件数据系统(GEDS)等;后者则包括国际广播信息服务(FBIS)、奈克斯新闻全文数据库(LexisNexis)等。但考虑到代表性、样本量与时间跨度等方面,以上数据库不完全适用跨境水资源问题分析。

(1)代表性不足。前文所述多种数据库的信息主题多元,覆盖面广,是通用型事件数据库,并非专门针对涉水争端,缺乏代表性。此外,以上数据库存储平台不同,数据库结构也有差异,并不适用于跨境水资源的专项分析[22]。

(2)样本量偏少。前文所述多种数据库部分事件内容不一致,难以提取数量足够且主题适宜的数据样本。

Conca等就指出,跨境水资源合作研究样本量偏少,难以准确发现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的主要特征[7]。

(3)时间跨度较小。限于成立时间与事件时效性,部分数据库所收集信息的时间跨度偏短,较难准确了解国际河流合作的发展趋势。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基于现有国际关系事件数据库,进行整合与标准化,汇编了跨界淡水资源争端数据库(TFDD),构建时空数据库记录历史水关系。目前,联合国下属机构(如环境规划署等)和有关机构(如世界银行等)已引用该数据库所收录的国际河流统计数据[22]。此外,TFDD已成为研究国际河流合作的重要数据来源,如Conca等[7]、Gerlak等[23]及周海炜等[24]。

目前,TFDD收录1820年至今约450条国际涉水协议,主题适宜,代表性突出,样本量较大,时间跨度较广。因此,以TFDD中的国际涉水协议作为数据源,同时,考虑到全球性协议的约束力较有限及20世纪20年代以前签订的协议数目较少等因素。由此,以1920年至今关于具体流域的合作协议为研究样本。经统计,满足条件的防洪合作协议184份,跨界河流协议120份,界河协议58份,同时涉及跨界河流与界河的协议6份。

3 合作特征及发展趋势分析

3.1 合作广度特征

河流洪水的形成与其所在流域整体水文地理特征存在必然联系,国际河流跨境洪灾防治须从全流域视角来看待[13]。跨境洪灾防治合作旨在流域国间互补战略性资源,包括涉洪水文气象信息、防洪技术等等。水文信息收集及评价是基础,是国际河流合作开发起点[25]。从外部组织获取差异化、多样化的知识或信息可以提升本组织绩效[26]。因此,一般认为,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主体数量越多,越能拓宽流域国间信息与技术基础的广度,使跨界合作信息源、技术源的种类多元。Fischhendler认为,相较于双边协议,多边协议易产生更深度合作[27]。

但数据表明,签订双边合作协议才是国际河流防洪合作的主流,占比约84%,远远高于多边协议。跨境防洪是跨学科、跨地区、跨部门且需统一协调、综合分析的系统工程[28]。由于流域国间在信息和控制体系决策过程上存在差异,需花费更多时间、资金以协调合作伙伴的治理行为[29],无疑会增加沟通、协调成本,反而影响了跨境防洪的成效。在一般情况下,双边防治合作在战略协同、管理协调以及技术协作等方面的难度低于多边合作,流域国更倾向选择双边合作协议。

3.2 合作深度特征

在高专业性合作目标的指导下,流域国高度参与到跨境洪灾防治中,共享信息源、技术源,获取各自不足的深度信息与专业技术,带来良好的合作效果。高度专业的合作协议有助于确定洪灾防治合作的战略目标,明确流域国间的相互权责,规定防洪合作的主要内容与交流频率。在各方积极参与的前提下,流域国对防洪合作重要性、协同性等方面的认知、理解趋向一致,有助于各方政治互信的强化,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技术协作失误等原因而产生的潜在风险,引导合作行为,保证防洪合作效果。此外,当防洪合作目标专业性较低时,流域国间缺少频繁的互动与交流,导致合作经验不足,难以形成合作惯例与默契[17],使合作行为有较多不确定性风险,削弱了防洪合作成效。随着彼此间合作不断深化,合作惯例、默契逐步常态化,减少沟通协调成本。可见,合作目标的高度专业性可以通过强化正式的政治互信与非正式的惯例(或默契)保障防洪合作成效。

统计数据也证明流域国更倾向于保证合作目标的高度专业性。约39% 协议是针对防洪的专门性协定;约42%协议包含防洪的专门章节;约19%只有零星条款涉及防洪。流域国更倾向于签署专门性协议,或协议中有针对性的涉洪章节为主。由图2知,专业防洪协议与包含专门防洪章节协议的数量基本保持上升趋势。跨地区、跨部门的调度协调难度与跨学科、跨领域的技术协作要求促使跨境防洪合作走向高度专业化。

3.3 合作紧密度特征

在跨境水资源合作中,紧密的联结有助于改善流域国间的国际关系,强化政治互信。在此基础上,共享涉洪信息,交流防洪技术,促进跨境防洪合作。一方面,紧密的联结能促使合作单位(组织)间保持频繁的互动与密切的交流,以分享彼此的认知、理解,同时获得彼此所需战略资源[30]。可见,高紧密度的联结有助于提高流域国间涉洪信息交换的有效性与及时性,促进合作意愿的强化。另一方面,紧密的联结可以增强合作单位(组织)间的互信[31]。国际河流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决定了跨境防洪合作离不开流域国间高度的政治互信。高度的政治互信有助于增加流域国间信息传递及再整合的效果与效率[32],是防洪合作的重要条件。

紧密度较低的合作模式由成本分享数据收集和分析等构成,紧密度较高的中度合作模式以协商/共识型的项目合作等为主,而高度合作模式中则包括联合管理和运作等[20]。在样本中,约51%协议中采用了构建洪水联合机制或专门委员会的高度合作模式;近20%协议中未采用高度合作模式,而采用了预先通知、磋商与协商以及洪水紧急应急合作等中度合作模式;约29%协议中仅采用了涉洪信息、情报交流的低合作模式。可见,高度合作模式是防洪合作的主流选择。

跨界河流和界河地理形态的差异导致流域国地理位置相称性的不同,流域国间权利义务对等性不尽相同[33]。因此,将合作模式与河流类型结合分析(见图3)。数据说明,界河流域国间更倾向构建洪水灾害联合机制或专门委员会,跨界河流流域国间则更多选择交换涉洪信息、情报。可见,界河跨境洪灾防治合作模式高于跨界河流合作模式,界河流域国希望通过构建统一、透明、互信的合作平台。

4 我国国际河流防洪合作与国际总体趋势的比较分析 由于流域国间在防洪机制、政府管理、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如何开展有效合作已成为焦点。从合作广度、深度与紧密度等维度,比较分析我国国际河流跨境防洪合作实践与国际总体趋势间的关系:

(1)就合作广度而言,不同于国际河流一般性合作的主要趋势,目前跨境洪灾防治以双边合作为主,关于合作广度的研究预期未获支持。目前,我国几乎与所有邻国(包括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印度等等)签署了双边涉洪协议,与国际总体趋势相符;

(2)就合作深度而言,跨境洪灾防治合作的目标逐步明晰,专业性不断提升,是国际河流防洪合作的主要趋势。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高度重视国际河流水灾害防治,几乎与所有邻国签署了专门性防洪协议或在协议中明确有针对性的涉洪章节,符合国际总体趋势;

(3)就合作紧密度而言,高度合作模式是跨境防洪合作的主流选择。界河流域国更倾向于高合作模式,跨界河流流域国则更多选择低合作模式。目前,在跨界河流遍布的西南地区,我国主动与下游国交换涉洪信息、情报;在以界河为主的东北地区以及界河、跨界河流交织的西北地区,我国已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共同设立合理利用和保护跨界水联合委员会。可见,我国国际河流跨境防洪“不对称性”合作实践(asymmetry)[34]与全球总体趋势相符合。

总之,就广度、深度与紧密度而言,我国国际河流防洪合作实践与国际上防洪合作的总体发展趋势有高度一致性;与全球其他国际河流的防洪合作进展是基本相符的。

5 对我国国际河流跨境洪灾合作的启示

由上知,就合作紧密度而言,跨界河流与界河流域国在合作模式层次的选择上是有明显区别的。但河流所在地区政治、自然以及区域合作程度等方面的差异[35]则使不同地区防洪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具有各自特点。因此,我国应充分考虑到东北、西北、西南地区国际河流实际,科学评估国际河流跨境防洪的主要价值,从合作广度、深度和紧密度等维度完善国际河流的防洪合作策略。

(1)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是我国5个洪水灾害影响区域[36]。目前,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中俄已将防洪纳入流域水资源治理战略,从中央到地方就东北地区主要国际河流洪灾防治建立了多层次的成熟合作关系[13]。因此,未来防洪合作应着眼于合作深度的强化。一方面,根据东北界河干、支流并发的特点,制定全流域洪灾防治的整体规划,另一方面,应将干流大中型控制性水利工程建设明确列入东北地区跨境防洪合作的主要目标之一,以提升全流域整体防洪能力。我国应积极与邻国沟通,通过正式的官方外交与非正式的非政府交流,加强政治互信,为界河控制性水利工程建设奠定基础。

(2)西北地区。在气候干旱的西北地区,跨界河流与界河交织,入境河流与出境河流并存。西北地区洪水以融雪型、融雪叠加暴雨型两类为主[37],因此,我国应明确合作目标,重点防治流域融雪型、融雪叠加暴雨型洪水,考虑到西北地区水资源稀缺的现实,要重视洪水资源化。同时,考虑到霍尔果斯河(界河)、阿克苏河(入境河流)等河流的特殊性以及阿克苏河流域绿洲作为新疆优质棉、粮食生产基地的重要性,优先治理霍尔果斯河、阿克苏河等流域,长期合作目标是打造中亚地区国际河流防灾减灾合作的示范区。

西北地区洪水峰高量小,持续时间短,但流速大[38],加之多山地的地貌使其具有突发性强、陡涨陡落、易成灾等特点[39]。因此,在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联合委员会的战略指导下,启动汛期流域联席会议或临时防洪小组,协调流域跨境防洪问题,提高流域防洪合作的灵活性、应急性与协同性,强化防洪合作的紧密度。

(3)西南地区。目前,中南半岛与印度半岛水患严重,以布拉马普特拉河-恒河流域(印度)、贾木纳河流域(孟加拉国)等为甚,有碍“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推进,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自然风险。鉴于沿岸国国力贫瘠,无法大规模兴建防洪基础设施,因此,在西南地区,我国应将合作目标定位于扶持下游国涉洪基础设施建设。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的背景下,我国应发挥多边国际金融平台的优势,为中南半岛与印度半岛设立涉洪基础设施专项资金。

在西南地区,我国与下游国间的跨境防洪合作以双边低度合作为主。因此,就合作广度与合作紧密度,我国与周边邻国应逐步探索多边高层次合作,推动流域整体水灾害防治合作。我国可先与印度、越南等邻国开展双边合作,在汛期成立流域联席会议或临时工作小组以指导跨境防洪工作。条件成熟后,尝试建立全流域水灾害防治委员会,力争形成全流域多边防洪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南半岛,地区合作呈现“外部主导性”,出现“机制拥堵”,增加了政治谈判成本与交易成本,破坏了统一的集团身份认同,妨碍合作深化[40]。因此,我国应积极与缅甸以及湄公河委员会沟通,整合多种合作机制,明确不同合作机制的层次与功能,规范不同合作机制的范围与领域,构建从中央到地方、兼容官方与非政府的多层次、有秩序的合作格局,合理控制流域合作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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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趋势范文第2篇

摘要: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处在向创新驱动转型,加快打造世界制造强国的发展阶段。制造业发展呈现出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信息技

>> 我国机械制造技术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 浅谈宽松货币政策给我国影响及发展趋势研究 我国机械制造的智能化技术发展趋势 全球制造业发展趋势及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试论我国先进机械制造技术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浅谈我国机械制造业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我国现代机械制造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浅析 浅谈我国机械制造技术及发展趋势 简论我国机械制造业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 我国液晶显示产业发展趋势及政策建议 论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趋势及干预政策 我国新的社会阶层发展趋势及政策完善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 发展趋势及政策展望 我国酒精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产业政策及发展趋势 我国煤炭产业发展趋势及政策建议 我国机械制造的智能化技术发展及趋势 我国档案管理智能化发展趋势研究 我国煤矿安全培训体系构建及发展趋势探讨 浅析我国先进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 我国广告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4年3月11日。⑤马岩:《发展潜力巨大智能制造亟待构建统一标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17年2月13日。⑥刘垠:《二一七,科技任务清单“连连看”》,《科技日报》2017年3月6日。⑦杨帅:《我国产业融合创新发展趋势及其政策支持体系》,《中州学刊》2016年第4期。⑧左世全:《我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世界制造技术与装备市场》2014年第3期。⑨孙立:《工业大数据对智慧云制造的推动与创新》,《科技管理研究》2016年第13期。

Abstract:At present, China is in the crucial stage of quickly building a powerful manufacturing country.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showing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gr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consumers. China′s current finance, taxation, innova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policies had been unable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cosystem. The future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manufacturing service system,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policy support system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as the goal, and with the market mechanism as the core.

Key words: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trend; policy constraint; policy support system

国际政治趋势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制造业 产业区位 产业地理集中 实证研究

引言

产业集聚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明显的产业集聚现象,逐步形成了东、中和西部三大经济带。与此同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日益加大,许多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国产业集聚的变动趋势,验证现有的理论解释,既具有理论意义,又能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传统的增长理论以及比较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产业集聚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克鲁格曼、藤田昌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借助D-S模型来解释产业集聚现象。M.Amiti(1998),J.I Haaland等(1999),Brülhart,Marius(2001)等的研究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欧盟国家大多数产业的地理集中度明显增加。对于我国产业集聚的研究,Young(2000)的研究认为:1978-1997年中国行业区域聚集程度呈下降趋势。范剑勇(2004)、罗勇和曹丽莉(2005)等的研究结果大致相同:20世纪80年代,我国多数产业地理分布趋于分散,进入90年代之后,我国产业地理集中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

对比国内外文献发现,国外实证研究主要以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具有研究期间长、视角多、数据详实等特点,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明显不足。国内实证研究文献存在着研究期间短、使用横截面数据、研究视角单一等缺点。本文研究贡献在于:使用1980-2011年25年时间序列数据,同时使用产业相对和绝对地理集中指标,既研究了我国制造业整体,又对三种不同类型产业的地理集中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

研究方案设计

(一)区域界定及样本选择

本文以省份作为区域单元,选择全国31个省(市)的数据,为了数据前后一致,将重庆数据并入四川省,海南数据并入广东省。

根据行业范围一致性和数据可得性两个原则,本文选择19个制造业二位数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并采用以下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第一,将1994年以前食品制造业和饲料工业两个行业数据合并,对应1994年以后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合并数据;第二,将1994年以前石油加工业和炼焦、煤气及煤制品业两个行业数据合并,对应1994年以后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第三,将1994年以后普通机械和专用设备两个行业数据合并,将2002年以后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两个行业数据合并,对应1994年以前的机械工业。数据处理完以后,研究对象由19个变成17个,分别是: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C13+ C14)、饮料制造业(C15)、烟草制品业(C16)、纺织业(C17)、造纸及纸制品业(C22)、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C25)、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C26)、医药制造业(C27)、化学纤维制造业(C28)、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1)、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C32)、金属制品业(C34)、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制造业(C35+C36)、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C37)、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C39)、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40)、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C41)。

(二)产业地理集中指标选择

本文同时使用产业相对和绝对地理集中指数两个指标来展开研究。产业绝对地理集中指数主要衡量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绝对集中程度,其公式为:

(1)

其中:SAk为k产业绝对地理集中指数,H为赫芬达尔指数,m为区域的个数, Ski表示k产业在i地区总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份额。

产业相对地理集中指数主要衡量某产业的地区分布不同于平均分布的程度,其公式为:

(2)

其中:SRk为k产业相对地理集中指数,其中m为区域的个数,Ski 同上;Si 为i地区整个制造业占全国的份额。

(三)研究数据及来源

国内外文献一般使用就业、工业总产值或者工业增加值数据计算产业地理集中指数。本文采用工业总产值现价数据,理由:就业数据质量差;工业总产值能更好地反映生产总规模;所选指标是计算份额的变化,价格水平的影响可以不用考虑。所有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历次工业普查数据。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制造业整体变动趋势

按照公式(1)、(2),计算了17个产业1980-2011年25年的绝对和相对地理集中指数,用这17个产业的简均值和加权平均值来衡量制造业整体的地理集中变动。如果用a和r分别代表绝对和相对地理集中指数(下同),则我国制造业整体的地理集中指数趋势如图1所示。

通过分析发现:首先,我国制造业的绝对和相对地理集中指数的走势基本一致,但是简均值的走势更为平滑。其次,我国制造业的地理集中变化情况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1991年,制造业的地理分散趋势明显;第二阶段1992-2005年,制造业的地理集中程度不断增加,集中趋势明显,相对和绝对地理集中指数分别在2005年和2006年达到最大值;第三阶段2006-2011年,制造业的地理集中程度出现下降趋势。1980-2011年我国制造业的地理集中变动呈明显的倒U型,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预测一致。

(二)不同要素密集型产业变动趋势

1.产业分类。进行产业划分最常用的指标有两个:第一个指标是人均固定资产,用固定资产净值除以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该指标越低,表明产业劳动密集程度越高。曲(2010)使用这个指标进行了研究。第二个指标是劳动密度指数,其公式为:

LAB=(Li/Vi)/(L/V) (3)

其中Li为i行业的就业人数,Vi为i行业的总产值,L为整个制造业的总就业人数,V为整个制造业总产值。一般将1作为分界点,如果LAB>1,则该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反之,则属于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吴三忙、李善同(2010)使用这个指标进行研究。

本文指标选择和数据处理情况:第一,同时采用劳动密度指数和人均固定资产净值两个指标。计算劳动密度指数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历次工业普查资料。计算人均固定资产净值指标数据全部来源于陈诗一(2011)。第二,采用二分法。将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所有产业中分离出来,本文将产业分为三组,分类原则为:劳动密集指数≥1.2的行业,属于高度劳动密集型产业;0.8≤劳动密集指数

2.典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变动趋势。典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金属制品(C34)、仪器仪表(C41)、电气机械制造(C39)、纺织业(C17)、非金属制品(C31)、通用设备+专用设备(C35+C36)。其相对和绝对地理集中指数趋势如图2所示,字母a和r分别代表绝对和相对地理集中指数(下同)。

3.中度劳动密集型产业变动趋势。中度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农副加工+食品制造(C13+ C14)、造纸业(C22)、计算机通信设备(C40)、交通设备制造(C37)、医药制造(C27)、饮料制造(C15)。其相对和绝对地理集中指数趋势如图3所示。

4.典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变动趋势。典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包括:化学原料(C26)、黑色金属加工(C32)、化纤制造(C28)、石油加工(C25)、烟草加工(C16)。其相对和绝对地理集中指数趋势如图4所示。

5.结果分析。通过对上面结果进行分析发现:

第一,产业相对地理集中指数起伏较大,而绝对地理集中指数走势较为平滑。

第二,典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绝对和相对地理集中指数的走势一致,1980-1991年,两指数震荡下行;1992-2004年,两指数开始不断上升,2004-2011年,两指数出现下降趋势,呈现分散-集中-分散走势,表明典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已经发生,特别是2004年以后,产业开始进入分散状态。

第三,中度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势出现分化, C13+ C14、C22、C40三个产业呈现分散-集中-分散走势,而C37、C27、C15的产业相对和绝对地理集中指数波动比较小,相对平稳。

第四,典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化纤制造(C28)在1980-1991年,两指数不断下降;1992-2011年,两指数开始不断上升,目前仍处于上升过程中,呈现分散-集中走势, C26、C32、C25、C16四个产业的两个指数走势平稳,看不到明显的产业分散和集中现象。

结论

对于我国制造业的地理集中变动情况,本文研究结论为:

第一,我国制造业的地理集中变动呈现分散-集中-分散走势,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预测一致,与美国制造业长期走势一致。因此,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促进我国产业发展。

第二,典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理集中变动呈现分散-集中-分散走势,表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已经发生区域产业转移。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通过引导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来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观点。

参考文献:

1.范剑勇.市场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趋势—兼谈对地区差距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4(6)

2.罗勇,曹丽莉.中国制造业集聚程度变动趋势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5(8)

3.曲.制造业产业结构变迁的路径分析—基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J].世界经济文汇,2010(6)

国际政治趋势范文第4篇

One of the grand strateg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s 'realist in orientation, organized around containment, deterrence,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①During the Cold War, USA led the power to balance with a strong Soviet Union. On the other hand, as part of its "liberal" grand strategy, USA has been promoting a democratic, integrated economies and open markets. 'Bush the elder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ansatlantic community and articulated ideas about a more fully integrated Asia-Pacific region.'②

A paramount aspect of the U.S. asian pacific strategy can be found in the postwar alliance with Japan. As of 2004, the United States takes up 22.7% of Japanese exports, and supplies 14% of its imports.' ③At some point along Japan's path to a postwar miracle, it became more meaningful and necessary economically for the U.S. to further build on the alliance since 'between them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oduce about 40 percent of the world's total output of goods and services, a serious dispute between the two economic superpowers could be ruinous for everybody.'④As part of the security partnerships that survive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Japan also gained 'security protection as well as a measure of regularity in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s leading military power.'⑤

Japan is, of course, not the only alliance that the U.S. ha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alliances with the Republic of Korea, Australia,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have served their purposes in providing peace and stability for over a half-century. Additionally, Indonesia, Vietnam, Mongolia, New Zealand, Singapore, Malaysia, and India have also become the regional partners of the U.S. To broaden the engagement with these alliances and partners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Obama Administration's Asia-Pacific strategy.

Some of such alliances go back to the Cold War when a number of asian countries relied on U.S. defense and aid. In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from the end of the Korean War in the early 1950s. This was recovery from "hot" war but it was taking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persisting cold war between the communist Soviet Union and China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West,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everal Asian countries were beneficiaries. One or two became forward bas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pent heavily to help them reconstruct.⑥When the Cold War was near its end and U.S. aid was declining, some of the asia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Little Dragons") were able to continue their growth in their own ways.

Engag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outh Asia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associated with its Pakistan-centric policy. But U.S. has also built an ever-evolving strategic partner with Pakistan's unfriendly neighbour - India. This was in part due to Pakistan'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hich was in turn a result of the India-factor and Pakistan's fears of being completely controlled by the U.S. on the middle east and anti-terrorism issues.

The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is somewhat more complicated. Yet it is no doub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n the entire world. Due to the economic growth, China's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ower is rising to a height like never before in modern time. Not only is it changing the balance of power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potential economic challenges such as the trading gap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China's increasing political assertiveness, and the frustrating disputes on issues such as Human Rights are all raising serious concer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Yet it is over-exaggerating to compare the current Sino-US relation to that betwee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the U.S. because the nature of conflicts in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 is mostly drawn on the the realistic interests instead of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For one, it is not China's plan to break the current world balance of power by replacing certain party; there is no sign, in fact, of China changing its position or strategy yet. Secondly, there is a huge gap in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region. The web of power set up by the U.S. and its Asia-Pacific allies and partners is strong and constantly stabilized. Despite the conflicts, the two nations have all the reasons to work with each other on regional as well as global issues of various kinds.

Going further south to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re as important to the Asia-Pacific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U.S. foreign policy as ever. Australia has always been a close ally with the U.S. since World War II. To some extend, Australia trusts the U.S. more tha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close relationship has been kept till this day, during which period Australia has relied on the U.S. military technology to secure its place in southern Pacific Ocean. What has changed, however, is the volume and nature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that Australia is now having with Asian countries, especially with China. For its own interest Australia keeps its own agenda when it comes to China-related issues, which is not always aligned with America's China policy.

注释:

①Ikenberry, J.,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2002, pp.44.

②Ikenberry, J.,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2002, pp.44.

③"Japan - United States relations",Wikipedia, 25 October 2005, Wikipedia, 29 July 2011.

④ Jones, E. L., "Modern Japan and the Little Dragons", in E. L. Jones, Coming full circl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Pacific Rim,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10.

⑤Ikenberry, J.,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2002, pp.44.

⑥ Jones, E. L., "Modern Japan and the Little Dragons", in E. L. Jones, Coming full circl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Pacific Rim,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13.

国际政治趋势范文第5篇

根据《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财政部令第55号),财政部对《港澳台地区居民及外国籍公民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统一考试办法》(财会[2008]4号)进行了修订。现将修STN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居民及外国人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居民及外国人参加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和《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以下简称港澳台地区)居民及按照互惠原则确认的外国人(以下简称外国人)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港澳台地区居民及外国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高等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的学历;

(二)已取得港澳台地区或外国法律认可的注册会计师资格(或其他相应资格)。

第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一)因被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报名之日止不满5年者;

(二)以前年度参加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因违规而受到停考处理期限未满者。

第五条考试划分为专业阶段考试和综合阶段考试。考生在通过专业阶段考试的全部科目后,才能参加综合阶段考试。

专业阶段考试科目为会计、审计、财务成本管理、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经济法和税法。综合阶段考试科目为职业能力综合测试。

考试范围在各年度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以下简称财政部考委会)的《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大纲》中确定。

第六条报名时限、地点,具体科目考试时间在各年度财政部考委会的考试报名简章中明确。

第七条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试题文字使用中文简体字。答题应使用中文,简、繁体不限。

第八条报名人员报名时需交纳相应的考试报名费。

第九条报名人员可以在一次考试中同时报考专业阶段考试6个科目,也可以选择报考部分科目。

第十条财政部考委会为报名人员集中设定考场,组织考试。

第十一条应考人员答卷由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财政部考办)集中组织评阅。考试成绩由财政部考委会负责认定,由财政部考办通知应考人员。

每科考试均实行百分制,60分为成绩合格分数线。

第十二条专业阶段考试的单科考试合格成绩5年内有效。对在连续5个年度考试中取得专业阶段考试全部科目考试合格成绩的考生,财政部考委会颁发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试合格证书。

综合阶段考试科目应在取得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试合格证书后5个年度考试中完成。对取得综合阶段考试科目考试合格成绩的考生,财政部考委会颁发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全科考试合格证书。

取得全科考试合格证书者,可以申请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

第十三条报名人员可以按互惠原则签订的互免协议免予部分考试科目。

第十四条应考人员及组织考试相关人员,应当遵守本办法、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的相关规则、守则等,违者按照《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违规行为处理办法》予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