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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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金融学科建设 金融资源意识 金融功能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论文摘要：金融学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说明，我国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需要建立金融资源意识，其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可以基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进行必要转换。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学界对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不断关注。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和发展，对比说明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具有的质性发展观。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是金融资源观，其研究基轴是金融功能的不断扩展与提升。

一、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针对金融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过较全面的论述。世纪之交，教育部设立了“面向21世纪金融学专业系列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改革研究与实践”这一研究项目，项目（张亦春、蒋峰，2000，2001）比较了我国和西方在金融学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给出了概括性的设想[1]。以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成员学校的“21 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给出了我国金融专业发展的学科定位，制定了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王广谦、张亦春、姜波克、陈雨露，2005），项目更强调了素质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资组合理论（Markowitz，1952），分离理论（Tobin，1958），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学（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为金融理论（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断提出和扩展，使得我国学者开始更多的关注金融专业教学内容的扩充、转变，更多的考虑教学与实际的衔接，学科发展和国际的接轨。王广谦（2001）[3]、张新（2003）[4]、封思贤（2005）[5]和张文颖（2006）等在各自的文献中都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另外，李芒环（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结合各自所处学校的特点，对金融专业的目标定位和课程设置等进行了整体性设计，提供了个案经验。张亦春、蒋峰（2001）[6]，何嵬（2009）专门针对金融专业和金融类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改进的思路、方法、经验，为金融教学改革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些借鉴手段。

我国现有针对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多是寻找差距，模仿和学习西方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学科体系和教学方法。然而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发展规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严重的会造成金融资源流失，金融主权丧失，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黄达（2000）[7]、白钦先（2007）关于金融学科建设、中国经济学金融学理论与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任务等进行了思考与论述，他们的论述从思想方面提出了独到观点，这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与金融发展理论的视角

1. 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思考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两年多时间，其造成的影响严重、持久和深远。这场危机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更是给我国的金融从业者提出了挑战和质问：即金融的本质是什么？怎样认识金融的结构、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发展？目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多局限于技术的层面，且争论颇多，莫衷一是。

要正确、准确地认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识在内的微观金融体系；而要抓住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本质，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又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微观金融的观察视角，要有金融资源的意识，大金融的意识和具备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为代表的数理金融理论的创立，西方的金融专业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为代表的微观金融的理论体系。金融学科逐渐数学化、模型化和微观化，而且往往将金融专业设在管理类学科之下，这与我国传统的以货币、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专业形成了较大反差。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学家（以我国学者白钦先（1998、2001）等为代表）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主权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契合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可藉以对金融本质进行更深化的认识。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下，我们能更清楚的知道，对各类金融资源的运用应以金融功能的扩展和提升为基轴，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实现为归宿，避免简单的金融量性发展观。如果我们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历程及其研究视角来审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市场）发展，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对危机的理解及对金融学科教学改革的推进会更加具有指导和针对性。

三、从金融发展理论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框架形成

1. 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金融发展问题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给出了金融

发展的定义，即金融发展是指一国金融结构的变化，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对金融发展进行了量性描述。作为对Goldsmith金融发展观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由于两个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同一问题，故一般可简称为“金融深化论”。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论”的理论背景是：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即政府过分干预金融市场，实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时存在着较高的隐形或显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生扭曲，致使利率、汇率不足以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严格的利率管制、高额存款准备金、信贷配给、高估本币汇率等。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就应该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个方面：提高或放开利率、放宽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建立与发展国内统一的资本市场、抑制通货膨胀、财政和外贸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但其在体系上比较粗糙，分析模型过于简单，包括因素较少，不具有动态特征，很多观点还停留在经验水平上，理论分析尚显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据Mckinnon和Shaw的理论框架，其认为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金融的发展也只能影响资本的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些也都较大地削弱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解释力度。

2.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一些经济学家汲取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发展理论模型中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因素，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1）“金融供给论”和“金融需求论”。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对国民财富的构成及使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货币供给带动下的金融发展战略。他强调，贫穷国家应当采取金融优先发展的货币供给带动政策，在需求产生以前率先发展金融。这种战略要求政府在短期无明显效益的情况下，坚持对金融进行投资和重点发展（陈岱孙、厉以宁，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是实际经济部门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市场的拓展和产品的增长必须更有效地分散风险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了一个更好地推动作用。此外，“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而对经济增长有着自主的积极影响，对动员那些阻滞在传统部门的资源，使之转移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并确保投资于最有活力的项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后者对早期的经济发展有着支配作用，一旦经济发展成熟，前者便发生作用。

（2）金融约束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认识到：对发展中经济或转轨型经济而言，金融抑制将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不仅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导致金融动荡，因此有必要寻找另外一条道路，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

金融约束论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同时，即使现实中存在这些条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行为等因素，这些因素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约束论认为，金融市场失灵本质上是信息失灵，它导致了金融市场交易制度难以有效运行，必须由政府供给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市场制度的充分发挥。政府可通过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并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有效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可预测的低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为金融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政府如何实施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框架。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抑制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而是对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转贴于

（3）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理论把金融因素作为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重要变量，研究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用与作用机制。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

体系形成和发展。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从效用函数入手，建立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之类的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作了规范性解释。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既放弃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又坚持了从金融与经济关系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立场，金融学家们试图建立一个一般金融发展理论。它带来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转变，使有关金融发展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令金融发展理论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学术界。但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坚持了金融发展研究的机构观，即从现有的机构出发来研究金融功能，导出其产生、发展和作用于经济的机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越来越密不可分，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性和主导性要素。这一切要求人们重新认识金融的本质以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有学者认识到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面向21世纪新的金融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金融理论的融合与升华，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扬弃与创新。

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作了比较全面、深刻论述的代表人物是白钦先教授。在其《论金融可持续发展》（1998）中，白钦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主权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发展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可持续发展是在遵循金融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体制，发展和完善金融体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从而达到经济金融在长期内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在其他文献（白钦先等，2001）中，白钦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从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切入，从金融发展的一般性出发，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了更系统的阐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即在两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发展。

在这一领域，白钦先教授一直关注并持续不断地研究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的演进和金融总体效应（功能）两个方面同时展开，针对西方学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两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结构理论，提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理论；针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变迁即是金融发展”的量性发展观，提出“金融结构演进（质性与量性发展相统一）即金融发展”及“金融功能演进（扩展与提升）即金融发展”的金融发展理论；并在发展金融学的整体框架内，梳理整合了“发展金融学是以金融功能为研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联结点，以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为其研究的基轴，而以金融效率为研究的归宿”。[10]

四、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

现代金融已成为包括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理论金融与实务金融、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金融观念与金融意识等众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经济与社会、财富与资源、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及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等众多因素的庞大的复杂巨系统。我们在研究金融，进行金融学科建设的时候需要始终具有这样的大金融意识，始终将金融问题与金融的功能提升紧密联系起来。

第一，强化金融资源意识，树立金融主权与金融安全意识，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发展中的经济体尤其需要有这样一些意识，并形成相应的对策措施。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对这些问题没有给出直接回答。而金融发展首先也是一国的金融发展，在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发展中经济体往往处于被动和被掠夺的地位，发展金融和金融发展，就必须给与它充分的重视和保护。

第二，对于我们国家这样正处于发展成熟中的金融体系来说，仍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逐步推进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我们要形成适合我们自身发展状况的合理的金融结构，在某些市场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业与部门，我们仍应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职能。金融倾斜并非是惟一正确的金融改革方向，其关键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发挥出金融相应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实现了经济金融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应鼓励创新，鼓励对外开放，但我们要有自己的时间表，要与健全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完善金融的监管体系同步。

第三，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需要适当转变，凸显人文价值观的认同。包括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的现代金融学科体系和大多数经济类学科一样，呈现出研究方法数学化、模型化的现象，这本无可厚非。但在金融这样一个充满风险因素的领域，在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强化的时代，我们应该，而且也不得不转变我们认识、发

展金融理论及其实践的思路，重新审视金融的本来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价值观又是什么？这对维持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对我们防止危机的发生都不无裨益。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在能够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的基础上，也应发展起具有我们自身特色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这不是简单的中国特色，而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中国化。[11]

当代金融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金融非中性，将“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引人金融学研究，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这一研究范式确立了金融学的最终研究目标，在最高层面上给出了我们进行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金融发展观；在方法论上，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有机结合，并突出了金融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实现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变革。[12]

参考文献

[1]张亦春，蒋 峰. 中外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比较及启示[J]. 高等教育研究，2000（5）：69-73.

[2] “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J]. 中国大学教学，2005（2）：6-18.

[3]王广谦. 正确定位加速金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J]. 中国高等教育，2001（22）：13-14.

[4]张 新. 中国金融学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J]. 金融研究，2003（8）：36-44.

[5]封思贤. 从金融理论变迁看金融本科教学改革[J]. 金融教学与研究，2005（2）：38-41.

[6]张亦春，蒋 峰. 金融学专业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进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1（3）：32-35.

[7]黄 达. 金融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0（9）：1-7.

[8]龚明华. 当代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及前沿[J]. 国际金融研究，2004（4）：4-11.

[9]刘 澄. 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演变简评[J]. 当代财经，2001（1）：35-39.

[10]白钦先. 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和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历程[J]. 经济评论，2005（3）：39-45.

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课程改革；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2-0189-0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金融业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随着互联网金融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中国金融业呈现出一幅百花齐放、群芳争艳的新局面，民资银行粉墨登场、利率市场化改革快速推进，存款保险制度破冰出炉，股票期权交易上市，等等，面对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挑战，传统金融企业必须应对这些改革带来的“颠覆性”冲击。与此同时，金融业的创新与融合的新形势也使金融人才培养与管理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高等院校的金融学课程体系设置和人才培养必须紧跟金融市场的变化，加快课程体系改革，着力培养适应互联网和大数据新时代需求的金融专业人才。

一、互联网金融新时代我国金融业发展特征

1.金融业务向网络化、电子化发展。2014年12月，我国第一家民营银行微众银行在深圳前海挂牌试营业。微众银行以“普惠金融”为目标、“个存小贷”为特色，致力于服务小微企业和普通民众。银行采取有别于传统银行的经营模式，无营业网点和柜台，完全依托互联网为目标客户群各类金融业务提供服务，这是一种全新的经营模式。同时，另外一家民营银行浙江网商银行也已经通过国家审批等待开业，其负责人近日透露，网商银行不经营现金业务，不设营业网点，“是一家纯网络银行”。这种模式不受时间、地域限制，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更便捷的方式为客户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民营银行的设立和全新的网络化经营方式，对传统金融服务提出了严峻挑战。

2.金融业务全球化、国际化趋势明显加速。2014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了《中国银行人民币国际化业务白皮书（2014）》，从中可以看到，我国金融业务的全球化、国际化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数据显示，2014年境外企业进出口过程中使用人民币结算比例超过15%的企业占比达26%，比2013年提升了10%，约有87%的境内企业和69%的境外企业打算在跨境交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或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在收付结算中的使用比例，分别较2013年的调查结果上升了110%和8%。我国跨境人民币结算量目前累计已经突破16万亿元，货物贸易以人民币结算的金额占同期海关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提高到16%左右，人民币成为中国对外经贸投资往来的第二大支付结算货币。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快速发展，金融业务即将延伸到全球各个角落。

3.借助互联网平台，金融衍生工具迅速发展。以保证金和杠杆交易为特征的金融衍生品，一直伴随着金融业创新而得到日新月异的发展，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每天成交的金融衍生工具合约金额高达数万亿美元。我国金融衍生产品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据银监会统计，截止2014年，我国银行业的金融衍生产品数量达到两千余种，各家银行不断推出新的衍生产品适应客户投资需求。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使得金融投资产品组合更加便利化，金融衍生工具已经成为大众化的投资工具。

4.互联网金融发展为金融风险监管提出挑战。互联网金融是金融与高科技网络的完美结合，它通过整合在线交易的海量数据，对客户资信进行快捷化的审查，以电子支付方式完成信用消费、资金支付，让客户享受到便捷及时的金融服务。互联网实现了无地域、无时限的全方位金融服务。但由于网络技术的限制，网络安全对互联网金融提出了严峻挑战，增加了金融业风险，其中包括信息风险、交易风险、监管风险等，迫切需要金融行业及监管部门强化风险管理意识，规避系统风险。近几年，互联网理财产品呈现井喷式增长，但其本质是借助电商平台与基金公司合作，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仍然受利率和货币市场的影响，如果盲目追求高收益率，可能导致血本无归的投资风险。

二、目前我国高校金融学专业本科生课程体系及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互联网金融新时代，金融业改革发展一日千里，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市场从分业经营趋向混业经营，如平安集团已经构建了全方位的金融投资平台。金融业发展不仅需要从事金融研究和顶层设计的高级人才，同时还需要大量从事基层管理和实物操作的技术人才，因此，客观上要求我国高等学校金融学教学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进行及时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设置相适应。但在现实中，我国高校金融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设置却存在着较大的滞后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课程体系建设滞后，培养目标定位不明确

1.课程体系设计理念不明确，培养目标没有准确定位。金融学的学科隶属于经济学还是管理学，这是我国学术界长期争论的话题，对金融学科发展定位不准确，就会影响金融学课程体系的设计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方面各具侧重点，需要在教学进度设计时重点考虑，但目前我国高校金融学课程设计的目标尚未明确[1]。

2.教学内容方面，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内容比例不合理。我国金融学教学长期以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为两大核心课程体系，货币银行学课程体系往往注重宏观金融学方面的分析，以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为主干课程；而以国际金融为主干课程体系的教学，集中反映公司财务、企业融资、企业财务管理等微观方面的内容，课程设计主要围绕公司金融、以资产定价为核心的投资学等，更加偏重市场投资、企业资产管理，偏重微观金融的研究和教学。

（二）人才培养偏重理论教学，轻视应用能力培养

1.理论研究型人才还是实践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不准确。我国高校普遍存在专业定位及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的问题，理论研究型人才培养与金融业基层应用型人才培养方式和课程设置往往没有明显区别，人才培养缺乏特色目标，没有根据金融市场需求设计培养方案。造成高校培养的学生与市场需求脱节的原因，一方面是金融业产品研发和基层管理人才缺乏，另一方面却存在高校的大批金融学毕业生难以按期就业。

2.教学方法单一，学生缺少主动参与意识，实践环节薄弱。金融学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脱离实践应用价值的教学是舍本逐末，因此，金融学本科教学的基本目标是侧重能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应用的能力。但是目前高校金融学教学普遍存在理论内容庞杂、教学方式以灌输式为主、学生被动听课、缺乏主动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案例教学内容较少、讨论式或研究式教学学时偏少等问题，总体上缺失实践教学的设计与能力培养。

三、互联网金融新时代对金融人才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要求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背景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使得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全球每个角落。金融业的新变化对金融人才知识和能力培养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要求金融人才具备敏锐市场洞察力和较强的风险管理意识，同时具备多学科综合应用和分析能力，能综合应用计算机、英语、法律工具，具备较好的计量经济学分析能力。

1.具备扎实的金融学理论基础知识。互联网金融市场瞬息万变，要求金融从业者系统掌握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对金融理论发展的脉络有较深入了解，对现代金融理论及应用有充分认识，能够对宏观金融政策进行理论解读，同时具备微观金融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能力，运用金融理论分析金融市场。互联网金融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信贷市场紧密联系成一个整体，金融从业者要具备交叉性、跨市场风险监管的能力，具备把握系统性互联网金融产品风险检测的时机和能力。

2.具备敏锐的金融市场分析能力。大资管时代，金融机构展开了以金融理财为主导产品的市场竞争，需要金融从业者具备敏锐的市场分析能力。我国金融市场投资工具日益丰富，与此同时，金融投资和管理的风险难度也在不断增加，需要金融学专业培养的人才，要具备敏锐的市场判断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准确把握国家金融经济政策走向，必须把金融学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锻炼自己对金融市场的直觉和敏感性，具有良好的金融市场的洞察能力，具备风险预警和检测能力，对可能存在的投资风险做好风险提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具有良好的金融服务意识。

3.富有创新精神和持续钻研，多学科综合应用能力。互联网金融是社会科学创新的产物，网络金融新时代意味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将会更加融为一体，金融与经济将会互相融合、互相促进，金融对人们经济生活的影响将会更加普及，突破时空的限制。因此，要求培养的金融专业人才不可墨守成规，要具备创新精神，同时，要具备多学科综合应用的能力，能够将金融与统计学、数学、工程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互相交叉的边缘科学进行融合，这是互联网金融对金融行业从业者所具备的素养的基本要求。

4.具备基本的外语、计算机及法律应用技能。互联网金融使得金融迈向全球化、国际化的步伐加快。金融人才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要求金融人才熟悉国际金融理论惯例，具备熟练的外语技能和沟通能力的要求，同时，适应金融国际化要求，为金融市场电子化、信息化、工程化做准备；要求金融人才熟练运用计算机工具，进行文字编辑和大数据信息处理和计算。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尚未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存在明显的法律盲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面临诸多问题，而互联网理财业务本身也没有一个成熟的模式，其过度扩张将引发一定的法律风险。这一现状需要金融人员具备保护投资人利益以及较强的法律自律意识。

5.具有扎实的金融数学和计量分析能力。金融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借助数学和计量分析工具，因而定量分析在金融学科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最近推出的金融期权交易工具，对数学模型的分析依赖性更强，创新金融衍生产品，防范金融风险，进行金融产品精算，等等，都离不开金融数学和金融计量工具。这些都要求从业人员熟练应用数学工具，具备分析实践能力，具备扎实的数学建模能力和计量分析能力，这是现代金融业发展对专业人员素质的基本要求。

四、互联网金融新时代金融学课程改革及人才培养的建议

1.改革教学内容，增加互联网金融业务及风险管理课程的内容。为了更好地把握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培养新形势下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提升金融业管理水平，发展普惠金融，适应互联网金融信息更新和传播速度加快的需求，传统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无法适应快节凑的金融市场发展要求，必须加快改革。在教学内容上，改变原来以银行货币信用为核心，货币、信用、银行为主体的货币银行学课程体系，增加以金融市场为主体，以货币经济、金融经济、金融工程为侧重点的内容，以及金融产品精算、风险偏好测量、金融政策演变等方面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热点问题，让学生在尚未有成熟教材的情况下，用余额宝、P2P、众筹等经典案例分析互联网金融的营销模式及风险管理案例，通过分析我国第一家民营银行微众银行无网点、无需客户面对面的纯网络金融服务经营模式，让学生直观感受互联网金融的特点和经营流程[2]。

2.改革教学方式，适度增加案例教学和研讨式教学方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主要是教师灌输式教学，学生被动听课，很少主动参与到课程中与老师一起形成讨论和思考，这样难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难以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难以调动学生参与课堂、与教师互动交流。如今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为教师在课程中增加案例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教师可以先设定互联网金融的某一热点问题，让学生课后查阅资料，撰写案例分析报告，在课堂分享展示；教师也可以在课堂上将经典案例结合教学内容分享给学生，案例与讨论结合，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培养学生判断、处理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需要教师下较大功夫搜集整理经典案例，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将案例作为“导入式”或“总结式”，需要根据课程内容情景与案例的结合程度来设计，案例分析的情景及过程需要抓住案例内容的精华，不可断章取义，也不可花费太多时间讲解案情，要突出案例教学的“真实性”、“可学性”和“内涵型”，以提高案例分析和讨论式教学的效果。

3.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科学定位，着力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金融业快速发展，需要研发型和高级管理的金融人才，但是基层管理和业务实践型人才的需求量更大。因此，确定了培养金融业基层管理和应用性业务人员的目标，就会在课程设计和培养方式方面有的放矢，如课程内容增加实训课程，校外参与金融企业实践，让学生了解金融市场政策及环境现状，有选择地储备从事金融业的能力和资质，重点培养创新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综合素质；针对一些互联网金融热点和银行理财产品的经营实践，可以聘请银行业的专业人员走进校门开展讲座，让学生及时了解最新动态及发展方向。[3]

4.对教材选择和考试制度进行创新改革，适应互联网金融对专业人才基本素质的要求。金融市场快速发展，高校很难及时将反映市场特色的教材与课程相结合。因此要加快课程设置和教材配置步伐，教学方案和进度应该及时调整，教材选择在尊重真实、客观、准确反映金融学特征和规律基础上，具有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培养学生对学科的兴趣的效果。教材的难易程度和要求方面，既要继承发扬国外经典理论，让学生奠定坚实的金融学理论基础，也要有分析中国金融热点和事务的内容，要将二者真正结合起来。教师可以指定主要教材和辅助教材，弥补一本教材难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缺陷。

创新考试方式，避免高分低能的现象。要采用多种考试方式相结合，教师可以将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平时作业完成情况、小组讨论完成情况等均作为期末成绩的组成部分。比如在金融理财课程考核中，教师将3名同学分成一个小组，一人扮演理财师，另两位扮演客户，要求就家庭理财中某一问题咨询理财师。这样的咨询过程用手机录制成视频节目，作为期末考核的一项内容。学校应增加多种考核方式，注重过程考核环节，避免期末死记硬背，要综合考评使得考核结果更加公平合理，也突出了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和考核。

参考文献：

[1]史焕平，廖继胜.金融学人才培养与课程体系设置的若干思考[J].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06，（06）：45.

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业;金融人才;人才培养

一、背景分析

(一)金融学科的发展。起初货币是金融学科研究的核心，由于银行业的迅猛发展，与之相关的信用及银行成为新的研究重心。而当前伴随互联网金融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壮大完善，风险度量、风险规避、衍生品金融产品定价、金融监管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1．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呈现新的特点。我国高等教育已经步入大众化教育的发展阶段，加强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与研究是历史所趋。其中，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便是为了适应该需求而产生出来的教育类型，这与大多数民办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一致的。应用型人才在能力培养别突出对基本知识的熟练掌握和灵活应用，擅长解决实际问题，是把成熟的技术和理论应用到实际的生产、生活中的技能型人才。

2．金融管理与实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作为金融学科下的应用型人才，应当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良好的素质、敏捷的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能快速融入金融工作环境当中，成为拥有金融业务和企业一线管理工作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二)人才培养目前面临的问题与不足。

1．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滞后。人才培养目标是高等学校教育的工作方针。科学制定人才培养目标，是建设应用型大学的必需之举。课程设置是否符合行业发展与之紧密相联。分析发现，部分高校金融学科下的人才培养目标存在滞后，传统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与金融业的高速发展相背离，不能紧跟发展走向造成学生就业形势恶化，学生对金融业的认知和匹配度逐渐弱化。

2．僵化的教学质量评估机制使得教学内容脱节。传统的教学质量评估体制一般都沿用“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材”、“教学日志”四项一致的评估方法，由于课程设置的需要，大纲、计划和日志都是提前确定的，但是行业发展千变万化，尤其是金融行业日新月异，不能及时结合当前热点作出更新，造成教学内容脱节，加上缺乏有效的激励政策，进一步束缚了教师不断创新进取的热情和积极性，落后的教学模式和过时的教学内容达不到课堂教学预期效果。

3．金融学科人才培养供需失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缺失。为了适应社会对金融人才的需要，如今越来越多的民办高校都开设了金融专业。可是伴随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与金融衍生品相关的新兴行业不断崛起，金融专业的人才仍然无法满足其需求，尤其在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方面更是存在一大漏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落后所致。即使未来人才培养供需达到均衡，不转变人才培养模式仍会造成学生由于达不到金融机构招聘要求而就业困难。

4．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滞后。部分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讲求方法，照本宣科，按照教材的编排平铺，生硬死板，纯理论讲解，甚至大段念诵教材，不能调动学生听课积极性，学习热情低下，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即使在具备多媒体或实验室的良好硬件设施条件下，仍然无法物尽其用。

二、创新人才培养方案，适应金融业发展

(一)完善人才培养目标，实行人才培养机制。人才培养目标统领全局，对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质量评估的制定具有指导作用。在知识经济和就业环境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成为时代潮流，满足对金融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及时更新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唯一出路。

(二)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计。学生获得知识最主要的渠道是课堂教学，而课程和教学内容设计是否合理，恰恰关系到学生知识的储备和未来的就业，正是由于其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如今成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点和难点。由金融工作性质和特征影响，金融性人才一般需要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健康的体魄，爱岗敬业精神，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以及创新进取的精神。因此，课程体系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安排各门课程的学时和学分比重，重点突出金融专业必修课的地位，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充分利用实验实训课程，强化学生的模拟操作分析能力。课程设置要有针对性和应用性，紧跟社会所需，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完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提升培养人才的教育质量。

(三)教学方法改革。教学方法改革的必要性几乎不言而喻。传统模式下的“一言堂”、“满堂灌”、“填鸭式”教学已经成为过去式。尤其是科技进步提供了现代化、信息化、立体化和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改革，既能针对全班学生情况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又能区别学生个性给予特殊指导，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个体优势与潜力。为了实现这样的要求，就要在教学方法上废止“注入式”，实施“启发式”。一是问题导入法:教师提出问题和相关背景材料引导学生思考，由学生得出结论，教师再加以总结并给出准确表述的答案。二是重点讲解法:教师只详细讲解重要的基本概念、理论与方法，从各方面阐述其内容与意义，引导学生独立推演和理解其他次要问题。三是发现式教学:教师提出一些情景、现象和问题，然后由学生逐一追索并得出结论，使学生感觉是自己发现了真理，学习兴趣和信心大增。如何适当启发学生思维，参与教学过程，变被动为主动，决定于课程的性质与内容、学生的接受能力与程度、课堂的规模和教师的讲授艺术，是非常灵活、多样的，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此外，教学方法改革还涉及多种教学方式的运用和革新。包括课堂讲授与讨论、习题、实验、实习和课题研究等教学方式相结合，穿行;个体学习与集体研讨相结合等。

(四)强化实践教学环节。金融专业同其他专业一样，需要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社会性、创新性和综合性。教学环节是体现应用型人才教育的关键，而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关键还是在于实践教学是否完善合理。应用型人才培养决定了民办高校需要突出学生就业服务对象、突出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培养企业欢迎的一线管理人才。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前提是将其目标与理论教学培养目标有机结合起来，相互配合、相互补充。进而建立校内教学实践基地群平台和校企联合校外实践平台。校内平台包括实验室、计算机室、校内实践基地等。校外包括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的实习实践集教学实习基地。针对基础课程设置的实验主要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基本技能。如购买模拟操作软件系统，让学生通过虚拟参与股票、基金、外汇、期货等实验，锻炼学生的金融专业技能。同时突出校企合作基地的建设，让学生亲身参与其中，通过自身探索与思考进一步提升各方面能力。学校也可以聘请校外实践经验丰富的管理和业务人员作为学院的校外指导教师。

(五)优化师资队伍。高水平师资队伍是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的重要保证之一。师资队伍结构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到师资队伍建设，影响到专任教师队伍的水平和学校的办学质量。民办高校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金融专业师资不足，“双师型”教师数量偏少，整体素质有待提高。一方面，民办高校可通过社会招聘或校企合作，引进专任、兼职教师，加强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及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以优化金融师资队伍结构。另一方面，加强对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通过教师参加企业实践锻炼、课程进修、鼓励学术交流或培训等途径，更新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升教学、实践和科研能力。

三、结语

金融学科日新月异，这是其他学科难以比拟的，尤其是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外金融学科的融合度越来越高，加快我国金融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是当务之急。同时，社会对金融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不断提高，复合型人才是历史所趋。民办高校必须加强教学方案改革与创新，培养优秀的应用型金融人才，从而为社会输送栋梁之才。

【参考文献】

［1］周德俭，莫勤德．地方普通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应注意的问题［J］．现代教育管理，2011，3

［2］邓志辉，赵居礼，王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重构人才培养方案［J］．中国大学教学，2010，4

［3］刘标胜，吴宗金．互联网金融下的高职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的探讨［J］．职业教育，2014，11

［4］沙园松．金融管理与实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探究———以广州华商职业学院为例［J］．经济视野，2016，26

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范文第4篇

关 键 词：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金融危机；金融脆弱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6－0121－08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奠定了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基础，由此也揭开了发展中国家以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的帷幕。与此同时，为摆脱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窘境，主张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成为发达国家金融改革的主流。于是，金融自由化就成为了世界金融改革的主流内容。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发，且主要出现在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由此人们不禁要问：金融自由化是否就意味着风险？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必然会发生金融危机吗？而政府又应如何推进金融自由化？

针对上述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的扩展、反对与完善M-S的理论、有关金融脆弱性的现论研究、金融危机理论与模型、金融自由化排序理论。本文依照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发展及其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系统介绍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进展。

一、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

麦金农和肖在格利和肖、戈德史密斯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格利和肖①是最早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一批学者，他们开创性地指出，发展中国家不成熟的金融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并得出结论：经济的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金融发展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1]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为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

1973年麦金农和肖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部著作中，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现状进行剖析，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麦金农的互补性假说揭示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内在原因，以及如何在不造成较大的社会与经济代价的前提下实现金融自由化。在两个经济学假设②前提下，储蓄倾向会强烈地影响实际货币余额的需求；而在任何确定的收入水平下，实际货币余额与投资之间存在互补性。麦金农认为，投资与实际利率水平也呈正相关。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实行利率管制，实际利率被压得很低，因此会出现因实际货币积累减少而阻碍投资进行的情况，从而使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肖的债务中介观不认为实际货币余额与投资之间有互补关系，而认为这种互补关系是经济单位局限于“自我融资”的结果，即只要金融中介发挥作用，经济单位就不会仅限于自我融资。他强调银行体系自由准入和竞争的重要性，并将此作为金融自由化成功的前提。肖同时也认为，发展中国家合乎逻辑的发展道路就是解除对利率的人为抑制，深入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3-4]

根据M-S模型，在利率受到压抑的情况下，储蓄水平下降，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不能获得，有效率的项目可能无法获得资金，从而使得经济总体水平无法提高，同时还滋生了银行业的腐败与低效率。解决这些相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取消利率管制，③让市场机制来决定利率水平，同时减少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度干预。麦金农和肖都倾向于实行金融自由化，并提出了系统的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的基本模式，主张应当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这是麦金农和肖金融深化理论的一大突出贡献。

但是，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只注意到货币在集聚金融资源中的作用，忽视了金融体系通过信息生产有效配置资源及管理风险等功能。在其理论中，经济依然被割裂为实质部门和金融部门，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金融发展只能影响资本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大大削弱了其理论的自身价值。

二、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的扩展

以1973年麦金农和肖的经典著作出版为标志，“麦金农-肖金融深化框架”正式形成。此后，许多经济学家在麦金农和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麦金农-肖金融深化框架”进行了诸多重要拓展。理论界将这些研究成果称之为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的扩展。④

1. 卡普和马西森的投资规模理论

Kapur（1976）和Mathieson（1979）的论述一改封闭经济状态的前提，主要集中在开放经济状态下，并且突出了金融机构在影响储蓄规模上的作用。此外，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经济增长及经济稳定这三者的关系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适当的经济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来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刻的阐述。[5]

2. 加尔比斯的投资效率模型

Galbis（1977）认为，即使总的实际存款对利息没有弹性，高利率仍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因为高利率能使资本存量在质量上得以改善。我们可以将其理论精髓概括为：金融自由化是通过改善投资质量来提高经济绩效的。[5]

3. 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⑤是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其基本观点是：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非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继罗默、卢卡斯之后，理论界掀起了有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讨论的，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高学术价值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新强调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了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都是内生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为进一步研究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Marco Pagano（1993），他运用“AK”模型对金融自由化后的金融发展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富有价值的研究，认为实施金融自由化（最初步骤是解除利率管制）可提高储蓄水平和投资效率，增加流向产业部门的可贷资金量，从而提高银行效率，改进资源配置效应，促进经济增长。[5]内生金融增长模型所探讨的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发展，对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情况下的动态变迁路径没有提供任何深入的分析，这是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

上述理论为金融深化理论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为金融深化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实践带来了巨大灾难――金融危机。理论主张与实践检验的巨大冲撞激发了人们对M-S理论的质疑，结果导致M-S理论的反对派――新结构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新制度主义等流派的相继诞生。随后，麦金农不得不对其理论重新进行修正，于1993年提出了金融控制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又产生一个新的流派――金融约束论与M-S理论相抗衡。

三、反对与完善M-S的理论

1. 新结构主义理论

为了能够多角度认识金融自由化实践的失败，以及对金融部门提供有益经验，新结构主义者Van Wijnbergen（1983）、Taylor（1983）和Buffie（1984）等对金融自由化的逻辑首先提出了质疑，开始分析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独特制度结构。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现代意义的正规金融市场（正规信贷市场）和落后的场外金融市场（非正规信贷市场）并存。由于正规金融市场要缴纳法定准备金，所以会发生资金“漏损”。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保护好已经效率很高的非正规信贷市场，而不要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6-8]

2. 金融约束理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由此Stigilitz（1981，1996）提出金融约束论，发起了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猛烈攻击。他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不完全信息或不完全市场，因此不具有帕累托效率。在那里，有限的政府干预能大大提高单个经济体的效率，因此政府干预不但能使金融市场运行得更好，还会改善经济绩效。他特别主张通过政府干预使利率低于市场均衡利率水平，并认为适当的金融压制反而能够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引起利率迅速上升的金融自由化不仅会导致银行贷款投资的恶化，还会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由此推论出，因金融自由化而导致的利率上升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罪魁祸首。[9-10]金融约束论提出后不久，1997年东南亚国家便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该理论立即得到了相当部分人士的赞同，但也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家特别是极力鼓吹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经济学家的批评。

3. 新凯恩斯主义理论

对于金融自由化理论的科学性，凯恩斯主义也提出了批评。该理论反对实行以高的实际利率为核心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主要从有效需求的观点来反驳M-S理论。该理论认为：高的实际利率因增加了企业筹资成本或超过企业实际利润率而必然抑制投资，投资的缩减将通过乘数效应降低经济增长率；实际利率提高后，实际储蓄可能增加，从而导致居民的实际消费下降，减少社会消费需求；金融自由化往往伴随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放松和自由化，外资流入追求高收益，通常会导致汇率高估，抑制出口，使出口需求下降；实际利率提高可能使银行减少项目融资或促使银行从事高风险项目融资，这样容易引发银行亏损，增加金融业的不稳定性。[11]

4. 新制度主义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麦金农和肖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理论，坚持的仍是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活动中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而作为金融市场中降低交易费用的经济组织形式――金融机构，在金融深化过程中的作用被严重地忽略了。也就是说，M-S理论忽视了制度的作用和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新制度学派区分了需求引致型金融和供给主导型金融。他们认为，金融供给及金融机构能够自主地促进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特别是对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更是如此。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是否一定导致资金来源短缺、投资不足等问题，还取决于银行行为和市场结构。新制度学派认为，在利率不上升的情况下，金融深化也可能出现，从而否定了金融自由化的必然性。[12]

5. 金融控制论

鉴于拉丁美洲国家激进式金融自由化的失败，麦金农对其金融自由化理论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提出了“金融控制论”的观点。其核心思想是强调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应适当控制节奏，要循序渐进。然而，并非所有的新古典主义学者都同意这一观点。雷特和桑德勒简（1990）提出，采取渐进式自由化改革会导致自由化自身的扭曲，并且增加这个过程中政治支持能力的难度。更为普遍的观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政治意愿将会衰减，因此，在改革的政治热情尚未退却时立即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效果会更好一些。[12]

新结构主义等流派的诞生及金融控制论、金融约束论的提出，对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金融危机爆发，从外因角度有了一定的解释力，但又有各自的局限性。这些理论假设比较贴近现实，提出的政策主张比较符合各国的实际，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理论研究和金融发展实践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但这些理论对金融体系发展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金融发展不当所导致的危害认识不够，既没有很好地研究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没有研究金融发展转化为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的机理。随着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金融危机不断爆发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传统的从外部宏观经济角度来解释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越来越缺乏说服力，这迫使人们从内因的角度即从金融制度自身来解释新形势下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金融脆弱性概念应运而生。

四、有关金融脆弱性的现代研究

金融脆弱性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20多年来对该问题的研究虽日益深入，但尚处于一个比较初期的阶段，对金融脆弱性的含义、分类存在着不同的看法。Minsky（1982）最先对金融脆弱性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解释，⑥形成了“金融脆弱性假说”。他认为金融内在脆弱性是金融业的本性，是由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所决定的。[13]这在早期得到了理论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狭义的金融脆弱性，以区别广义上的金融脆弱性。⑦

Stiglitz and Weiss（1981）、Bernanke and Gertler（1990）、Mankiw（1986）认为，有关经济出现严重信贷紧缩以及作为其结果出现的经济紧缩现象，都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14]1991年Mishkin提出“不均衡信息论”，认为借贷者之间的信息不均衡将导致债务契约、名义道德公害和反向选择等问题。Hellman、Murdock and Stiglitz（1994）在探讨了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内在原因后指出，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进入壁垒所引起的银行特许权价值降低，导致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从而带来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15]Davis（1996）提出“监测预警论”，认为金融脆弱性可能导致信贷市场或资产市场架构和流量发生无法预测的变化，使金融公司面临倒闭的危险；这种危险反过来又不断地威胁着支付机制及金融体系提供资本的能力。他建议引进更多的金融监测和业绩评估系统，以避免由于个人投资决策失误而引起金融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16]Kaminsky和Reinhart（1996）认为，在多数情况下，金融自由化伴随着对资本管制的解除。由于从国际市场上借入外币资金并将其贷给本国借款者，本国银行就承担了外汇风险。[17]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对金融脆弱性的研究出现了新的。Kregel（1997）引用了“安全边界说”（Margins of Safety）来解释金融的内在脆弱性。他指出，即使银行和借款人都是非常努力的，但这种努力也是非理性的，对于金融脆弱性也是无能为力的，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理性运作的自然结果。[18]Krugman（1998）认为道德风险和过度投资交织在一起，导致了银行的脆弱性；而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的隐形担保和裙带资本主义，也是导致脆弱性的主要原因。[19]Mckinnon and Pill（1998）的研究强调了过度借债的作用，特别是当非银行部门出现盲目乐观时，会出现信贷膨胀导致宏观经济过热，从而导致银行系统的不稳定。[20]Corsetti、Pesenti and Roubini（1999）则认为，投资者意识到银行与公司债务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才会引发金融危机。[21]Demirg-Kunt and Detragiache（1998）的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降低了银行特许权价值，进而加大金融脆弱性。[22]Stanley（1998）指出，资本流动可能会不断地引发金融危机。Krugman（1999）提出“金融过度”（Financial Excess）的概念。他认为，在金融市场中存在着市场操纵，从而形成金融过度。金融体系在金融不稳定中发生崩溃，并非是由于先前投资行为失误，而是由于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导致金融体系可能发生崩溃的直接原因，是低边际进口倾向和相对出口而言的大规模的外债。[16]Koskela and Stenback（2000）构造了银行信贷市场结构与风险关系的模型，认为通过贷款市场的竞争来降低贷款利率，不但有利于投资规模的扩大而不增加企业的破产风险，而且有利于银行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也使社会净福利得到增加。[23]

形形的金融脆弱性研究，对人们认识金融危机的内因提供了较好的认识渠道。但是，现代金融脆弱性理论的研究是以实体经济波动规律为基础的，虽然对解释传统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可贵的价值，但是随着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金融运行模式的改变，金融脆弱性理论难以解释新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它们既无法解释虚拟经济中经济主体的异常行为，也难以说明影响金融脆弱性的各种短期因素的作用。随着原有理论解释力的不足，现代金融脆弱性理论面临着新的挑战。

由于近代金融危机频发，原有理论已无法解释危机引发的复杂性，由此理论界提出了第三代、第四代金融危机模型。它们均是以“脆弱论”为核心，来研究危机爆发的原因。

五、金融危机理论与模型

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一直比较平稳，没有发生过较大的货币危机，所以危机理论一般围绕着“经济危机”开展，关于货币危机的理论则是零星而不成体系的。

1. 第一代、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⑧

克鲁格曼于1979年提出了关于货币危机的第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流派，并由Fload和Garber在1986年建立了线性模型加以完善。⑨该理论较好地解释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拉丁美洲的货币危机。该理论认为，政府过度扩张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会导致经济基础恶化，它是引发对固定汇率的投机攻击，并最终引爆危机的基本原因。[24]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投机性资金流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越来越大，往往在经济基本面还比较健康时，也会引发货币危机，于是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投机者之所以对货币发起攻击，并不是由于经济基础的恶化，而是由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所导致的。固定汇率制是否能够维持，是政府和投机者各自权衡成本收益比较分析的结果。[24]

2. 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

针对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新特性，理论界提出了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该理论开始跳出汇率机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宏观经济分析范畴，着眼于金融中介、资产价格变化方面，强调金融中介在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的作用。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还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其主流观点有以下五种。

（1）道德风险论。在金融危机中，“道德风险”⑩表现为政府对存款者所作的担保（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使金融机构进行风险很高的投资行为，造成了巨额的呆坏账，引起公众的信心危机和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危机，最终导致金融危机。麦金农和克鲁格曼是这种观点的重要代表。道德风险论的结论是：政府隐性担保导致的道德风险是引发危机的真正原因，货币价值的波动只不过是危机的一种表现而已。[25]

（2）基本因素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理论界对传统的基本因素论进行了修正，增加了其解释力。Dominick Salvatore和Corsetti、Pesenti、Roubini等学者就是这一学说的重要代表。其基本论点是：第一，一国的基本面因素是决定危机是否会爆发的最关键的因素，是导致危机蔓延和恶化的根本原因；第二，基本因素的恶化包括外部不平衡和内部不平衡，可以由多重宏观和金融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进行量化，据此可预警危机的爆发；第三，基本面因素不能准确地预测出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但能表明危机的趋势；第四，在许多条件下，投机攻击、政治危机或政治问题是金融危机的催化剂。[25]

（3）金融恐慌论。Dybvig-Diamond（1983）等经济学家指出，“金融恐慌”{11}会导致并恶化危机。美国经济学家Steven Radelet and Jeffrey Sachs在1998年对金融恐慌论进行了修正。新一代金融恐慌论认为，恐慌源于一国的基本面恶化，由一系列突发性金融和经济事件引发，并由于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危机的处理不当而不断膨胀，导致大规模的资金外流，最终导致并恶化危机。同时，金融恐慌论还提出了政策建议：要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以防患于未然；国际金融市场必须由一个公平有效的组织充当最后贷款人，及时防止金融恐慌的爆发和扩大；政策制定者必须全面而又谨慎地制定和采取措施，并在危机初现端倪时采取微调的手段，防止因短期行为对市场情绪产生不利的影响。[25]

（4）危机传染模型。危机传染模型强调金融危机的传染性，这类模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银行同业市场中流动性危机的传染。Chen（1999）的模型说明，由于需求存款合同所导致的收益外部性和信息的溢出效应，即使帕累托最优均衡或基于协调失败的银行挤兑均衡不会发生，流动性危机也会在银行之间进行传染；Freixas、Parigi and Rochet（2000）的模型说明，就银行系统的传染风险而言，“分散借贷”结构比“信贷链借贷”结构有更强的稳定性；Dasgupta（2000）认为，债权人银行将来的收益是债务人银行经营绩效的函数，这种溢出效应使得银行之间的传染成为可能。二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传染。Kodres和Pritsker（1998）认为，信息不对称和跨市场套期保值能力是金融危机传染的根本原因；IMF（1998）认为，大型全球性机构在许多不同市场和国家进行经营，产生了在似乎不相关市场之间出现溢出效应的潜在可能性，而该效应是金融危机传染的原因；Masson（1999）则在简单两国模型的多重均衡基础上，讨论金融危机的传染机理，证明了“季风效应”{12}和“波及效应”的存在；Hausken and Plümpler（2002）认为，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与流行病在人群中的传染有相似的机制。[26]

（5）“外资诱导型”货币危机模型。World Bank（1997）和Calvo（1998）提出了由外资导致的货币危机模型，认为大规模外资的流入、波动和逆转是导致货币危机的重要原因，强调外资通过银行业信用过度扩张这一传导机制，使本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业脆弱性增强。[27]Chang and Velasco（1999a，1999b）提出，当一国经济有外国资本输入时，短期外债是国外投资者之间协调失败的根源，使经济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均衡。[28-29]

3. 第四代金融危机模型（雏形）{13}

2000年初，克鲁格曼和Aghion先后在第三代危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他们认为，如果本国的企业部门外债的水平很高，外币的风险头寸越大，资产负债表效应越大，经济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第四代危机模型可能是一个更一般的金融危机模型。这一模型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指出了对国内资产价格的信心效应，就可以导致由自我实现的悲观主义引发的投资崩溃和金融危机。[30]

第一代、第二代危机理论由于各自所存在的缺陷，虽然对当时所发生的金融危机有着一定的解释力，但对于经济全球化下所发生的金融危机则无法解释。从总体上看, 第三代模型虽还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分析范式，尚不能对金融危机有全面的经济解释，但在发展倾向上存在一些共性：把金融危机置于一个完整的宏观经济周期框架中来理解，这对于理解现代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复杂性有着一定的解释力。不过, 这些新的理论大多把政府的政策目标外生于理论模型, 从而同样不能解释清楚金融危机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四代金融危机模型虽然还只是一个雏形，但其可能会是一个更一般的金融危机模型，这对分析及应用来讲将会更加方便。

从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来看，理论本身的解释从简单一般――复杂――更加一般化，正是适应于经济发展所引致的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愈益复杂性。因此从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理解金融危机现象，多方位分析，正是今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的方向所在。从危机理论的发展还可以看出，新的危机爆发会引致新的危机模型的产生，而每一个模型也都只限于事后对危机作出解释，却无法预测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理论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六、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又一发展――金融自由化排序理论

20世纪80年代南美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失败，引发了在决策圈和学术圈内激烈的辩论，以确定这一失败的原因到底是由于政策设计本身，还是由于改革的排序有误。而90年代前后东欧转型经济体的改革浪潮，使这一辩论再度为人瞩目。

Funke（1993）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总结。[31]关于经济改革和政策措施排序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大多数学者把财政与货币的稳定放在第一位，同时有学者还把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放在了第一位；除Lal（1987）把资本账户自由化放在第二位外，大多数学者均把资本账户自由化放在改革的最后一位。对于转型经济国家来说，大多数学者把体制改革置于改革首位，同时认为财政与货币稳定也应首先启动，而资本账户自由化应最后启动。经济学家对转型经济国家的建议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对于存在金融压抑的一般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内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中心任务；而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而言，改革还要包括放开价格、私有化以及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发展等内容。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在进行国内金融改革之前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无论是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对转型经济国家都如此。

20世纪90年代中期，更重要的争论是发生在John Williamson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之间的、关于经济改革的大震荡方案和渐进改革方案的争论，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对渐进改革持肯定的态度（Ries and Sweeney，1997）。[32]Williamson（1997）特别指出，过早开放资本账户还会引起资本的大量外流，而大规模的资本外流会把本国利率抬得过高，以致大部分企业无法获得融资，从而无法生存。他强调，把资本账户开放安排在改革后期进行是正确的。[33]

但Guitian（1997）对此不予赞同。他认为，排序归根结底取决于初始条件和一国的经济结构，如果外部条件稳定而国内政策健全，则可以不按先后次序，而是同时实行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开放；如果一味等待条件成熟，可能会导致永久的资本管制，因此资本账户开放应没有先决条件。[34]Wihlborg和Dezseri（1997）认为，对于完全可兑换的限制因素，主要来自于市场失灵和政策失灵。他们反对那种认为应在结构改革和贸易改革已经完成、金融部门已实行自由化并能有效地配置信贷、财政政策变得灵活、经济体已达到有公信力的稳定之后才开放资本账户的观点，并认为最优的政策应当是逐渐地放松管制。[35]

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自由化排序理论又有了新发展，综合改革日益受到重视。Johnston等人（1997）的研究，对资本账户自由化与金融危机的关联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认为，资本账户自由化应当融入到结构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中；证券资本流动的自由化，要同国内金融部门的自由化和改革相协调。在金融体系较弱的国家应在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之前或同时，解决结构性的弱点。这种综合性的改革战略，也要求确立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政策的配合。[36]Nsouli and Rached（1998）进一步指出，如果一国存在对内和对外的大规模失衡，应优先采取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信贷和汇率政策。在处理结构性问题时，必须考虑到各项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促进性，以及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及其执行时所需的先导时间。[37]在Toye（1999）提出的排序规则中，也体现了协调改革的思想。[38]

亚洲金融危机后，学术界也逐渐达成一些共识。正如Edwards（2002）指出的：在大部分情况下，应首先处理财政上的重大失衡；在改革刚开始的初期，便须达到最低程度的宏观经济稳定；在贸易自由化已执行之后，进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在一个有效的现代银行监管框架建立以后，才进行金融改革；在改革中应尽早放松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等等。[39]

最新趋势把金融体系的改革作为了自由化排序的中心问题。Johnston（1998）提出了评估排序战略的方法，即对各种不同排序直接按其对金融改革广义目标的贡献来评估。[40]此外，Ishii and Habermeier（2002）的最新报告也主张，资本账户的排序应基于对资本管制、宏观经济和金融部门的脆弱性来评估，并以此来设计资本账户自由化和金融改革以及其它政策之间的排序。[41]

对具体排序的研究是排序理论中的一项新进展。Nsouli、Rached and Funke（2002）认为，排序牵涉到在部门间推行改革的次序，以及在某一部门内进行改革的次序。[42]Ishii and Habermeier（2002）指出，排序一般应遵循的原则为：强调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性、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优先进行旨在支持宏观稳定的金融改革；必须对资本账户自由化和其它金融政策加以协调；要考虑到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的初始条件，以及管理与国际资本流动有关的风险能力；评估现有资本管制的有效性，识别并执行同改革有关但要有较长先导时间的应变措施；努力保证改革的持续性和自由化过程中的透明度。[41]

最新发展的自由化排序理论脱开了僵化的排序要求，更强调在金融自由化中政策次序与实际情况的协调，所以理论上并无一个通用的次序提供给各国的自由化开放（张志超，2003）。[43]

七、结束语

如上所述，金融自由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始终处于社会实践需要的推动中。从以上对金融自由化及其相关理论的概括中可以看出，这些理论从内因和外因、宏观和微观多角度对金融自由化进行了研究。但对于实践来说，理解金融自由化的关键就是：为什么频发的金融危机主要出现在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这是一个复杂而广阔的问题，要理解它，就要动态地、多方位地进行研究。总之，从整个金融自由化发展的进程中多角度地来理解金融自由化，而不是单纯地用任何单一的方法来研究这一复杂的课题，应当是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发展方向。

中国金融自由化所采用的渐进方式，虽也取得了许多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其所导致的众多疑难问题的堆积，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而到了亟待解决的地步。而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自由化推进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全面对照西方经济理论的不可行。因此，今后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深化和推进，需要我们在汲取国际上金融自由化及其相关理论可用之处的基础上，吸取各国金融发展的实践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深化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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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早在1955年9月格利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1956年5月肖在美国《金融杂志》上发表的《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两篇文章中，就已经从全新的角度对经济和金融关系、各种中介机构在信用创造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② 麦金农的模型采用了两个经济学假设：（1）所有经济单位都局限于自我融资，储蓄者和投资者没有实质性区别；（2）投资支出具有不可分性，因此在进行一项投资之前必须进行较大规模的储蓄和积累。

③ 金融自由化理论框架中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利率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

④ 卡普和马西森的投资规模理论和加尔比斯的投资效率模型属“麦金农-肖金融深化框架的第一代拓展模型”。以帕加诺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被学术界称之为“麦金农-肖金融深化框架的第二代拓展模型”。在第一代拓展模型中，影响最大的是Kapur-Mathieson模型。这个模型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

⑤保罗・罗默（Romer）1986年的论文《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和罗伯特・卢卡斯（Lucas）1988年的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的相继发表，标志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形成。

⑥ 1982年Hyman．P．Minsky在《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假说》一书中，对金融脆弱性问题作出了解释。Minsky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可以解释这种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特征：一个是代际遗忘解释；另一个是竞争压力解释。

⑦广义上的金融脆弱性，指一种趋于高风险的金融状态，泛指一切融资领域中的风险积聚，包括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

⑧奥波斯特菲尔德（Obstfeld）是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因此我们又把该模型称之为奥波斯特菲尔德模型。

⑨该模型后来被合称为“克鲁格曼-弗拉德-戈博模型”，简称克鲁格曼模型。

⑩所谓道德风险，是指因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不相匹配而可能导致他人的资产或权益受到损失。

{11}所谓“金融恐慌”（Financial Panic），是指由于某种外在的因素，短期资金的债权人突然大规模地从尚具有清偿能力的债务人那里撤回资金，这是一种集体行为。

{12} “季风效应”，即指一国对一次经济冲击所作出的政策调整可能迫使与之有紧密联系的国家采取相似的政策。这样，危机就很有可能在两国间传输。

{13}第四代危机模型尚有待完善，因此称其为第四代金融危机模型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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