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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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李斯特经济思想；来源；内容；影响

李斯特（List，F.1789-1846）是德国历史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保护贸易论倡导者，其经济思想直接影响了德国的统一和崛起。其代表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对李斯特经济思想的研究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从李斯特的经济思想中的保护贸易的思想，可以对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如何处理开放和保护国内市场的关系起到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李斯特经济思想的来源

李斯特经济思想来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德国当时的经济状况

英国古典经济学在李斯特生活的时代达到顶峰，在欧洲拥有众多的信奉者。德国经济学家将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当作是唯一的真理，深信自由贸易是使德国摆脱落后的农业国状态的最优选择。而当时的真实情况却是：1815年欧洲恢复和平后，英国在欧洲大陆封锁政策期间积压的大量工业品开始向欧洲倾销。德国实际上处于内部分割的状态。由于缺乏坚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对内不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对外无法实行统一的御外关税。李斯特“从自己祖国的实际需要，特别是1815年后德意志工场手工业的艰难处境出发”，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于教导人们“对某一特定国家来说，在特定的世界形势下，如何通过农业，工业，商业的发展来获得幸福和文明”。他指责斯密以及其后的经济学家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性，始终只是以整个人类社会利益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完全没有顾及各个国家的不同利益。他主张建立一种国民经济学，即“民族的立场出发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

（二）美国的贸易保护的理论和实践

李斯特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和借鉴了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观点。美国经济生活的实际加强了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李斯特流亡美国其间正值美国贸易保护政策日益升级之时，他不但亲眼看到了美国新兴工业在保护政策庇佑下的蓬勃发展，而且亲身参与了关于美国是否应该实行保护关税制度的笔战。1827年，李斯特以致美国一个工业家联合会主席的十二封公开信的形式发表了《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针锋相对地反对亚当·斯密地自由贸易信条。

（三）重商主义理论

重商主义晚期正是欧洲工场手工业发展的时期，各国为了保护本国工商业，抵抗外国的竞争，普遍实行高额进口税率以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对工业原料则不加限制，甚至以优惠税率鼓励输人。同时对那些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商品的厂商发放奖金或者补助金，以鼓励商品的扩大再生产和输出。这些措施都体现在李斯特的贸易保护思想中了，但是根据实际情况作了补充和改进。

二、李斯特经济思想的内容

（一）国民经济学说

李斯特把经济学划分为“私人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而且又把后者分为“世界主义经济学”（或者“万民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李斯特认为政治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种“国民经济学”，即教导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特有的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以及研究如何使某一国家在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明和力量的科学。它的任务是正确了解各国当前的利益和特有环境，指导他们摆脱落后状态。只有基于民族国家立场，根据本国的国情以及它所处的国际形势，通过适当的保护制度，使国家成长为一个工业强国，才能为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创造条件。国民经济学不脱离具体的国情抽象地谈论和教条地坚持某个原则，如国际贸易的自由和限制，是随着国家不同发展程度和时期而变化的。

（二）贸易保护学说

李斯特认为只有两个国家在工业发展阶段上大致处于相等的水平时，才能从自由贸易中双赢。否则，自由贸易只对先进国家有利，落后国家必须采取保护关税政策才能发展“幼稚”的民族工业。如果国家在新兴工业创建初期不予以保护，脆弱的幼稚工业在强大的外国竞争压力下必然夭折，本国的民族工业将无法建立起来。李斯特主张贸易保护，但并不是反对任何的自由贸易，他认为保护政策是受本国具体情况决定的历史性政策，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保护和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

李斯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农业、工业、社会、政治和内政上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而仍然以农产品与原料向国外交换工业品，那么它在这些方面发展程度越高，得到的利益将会越少。在比它先进的工业国对它的优势竞争中，它受到的伤害也就越大。而这类国家已经具备了一切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必要条件和手段，可以把自己建成工业国家，从而在文化、物质、繁荣和政治力量各方面达到高度发展，只是由于还存在着一个比它们先进的工业国家的竞争力量，使它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障碍。处于这样情况下的国家应当采取保护政策，这样有利于建立并发展本国工业，从而最终实现工业化。李斯特强调对工业的保护力度不应该一样，应当特别注意的只是那些最重要的部门，即生产最重要生活必需品的部门和对国家独立自主有着重大意义的部门。其它的部门可以适当让其参与国际竞争，从而提高其竞争力。

（三）生产力学说

李斯特的生产力概念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作为个人或者社会生产力意义上的那种生产力，而是“国家生产力”，它是由一国的科一学技术、国民个人素养、社会状况、政治状况和制度、自然资源及现有的物质生产条件等因素综合构成的。李斯特认为生产力比财富重要得多：“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国家财富并不在于交换价值的占有，而是在于生产力的占有，正同一个渔夫的财富不再与占有了多少条鱼，而在于不断地捕鱼以满足他的需要的那种能力和手段”。李斯特用十分简洁的隐喻对比了交换价值与生产力，不仅用生产力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作为财富的交换价值，而且使生产力概念上升到国民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地位。

三、李斯特经济思想的影响

（一）为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奠定基础

李斯特认为个人力量与国家力量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正如国家离不开个人一样，个人也离不开国家的力量。如果没有诸如国家的独立、安全、政治自由、宗教自由等方面的支持，就决不会有个人力量的充分发挥的外部环境，也不会有国家的工商业的繁荣。同时，由于存在着私人力量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国防、治安以及其它公共品的提供，只有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所以国家的作用是决不能忽视的。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实际上也肯定了国家干预的重要作用。虽然他的保护主义只是当时德国实现工业化的权宜之计，最终的目的是抛掉保护主义这根拐杖，实现自由贸易。但是，在市场的力量不足以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时，或者说市场失灵时，他主张的还是国家干预。更何况，李斯特定义的生产力里还包括制度的因素，这更离不开国家的调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为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奠定了基础。

（二）历史分析方法使李斯特成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

这种方法非常注重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据此来考察和检验经济学的前提，并且十分注意理论与历史经验，演绎与归纳，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说史的结合。他考察了英国成长为工业化强国的历程，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英国的强大与贸易保护的作用分不开。他还将经济按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分为五个阶段，并指出在相应阶段应该采取的政策，这些政策都是历史性策略。这些成为李斯特采用的历史分析方法的鲜明例证。这与“李嘉图恶习”直接相对，成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

（三）给制度学派深刻的影响。

在经济学说史上，他最先把国家制度和伦理道德等精神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看待的，强调在其它各方面都相同的情况下，一个政治修明、道德品质良好的国家和一个缺少开明政治、道德精神的国家，其生产力水平是截然不同的。这无疑为制度学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四）是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之一。

他是第一个站在弱势民族的立场上展开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的经济学家，并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他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若干在当今仍然极具价值的途径。比如主张关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落后国家争取工业进步，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利益，具有进步性，因而成为后来发展经济学的来源之一。

（五）生产力概念扩大了古典经济学的视野。

李斯特第一次真正把生产力概念引人经济学，并且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他认为在长期内提高生产力比短期内的财富的增长重要得多，为了提高生产力而放弃短期的物质利益也是值得的。他用动态的生产力概念置换了静态的财富，把动态分析引人到了成本—收益分析模型之中。他的生产力理论包含了私人与社会的成本—收益、短期与长期的收益的区分的思想，从而大大扩大了古典经济学的视野。

李斯特的思想不仅影响力德国崛起，也影响了日本的崛起。深入研究李斯特的经济思想，应该会对我国的崛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陈万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张乐.从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看李斯特的经济思想[J].经济研究导刊，2009（22）.

[3]余章宝.李斯特的经济理论及其贡献[J].厦门人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范文第2篇

不过，说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是经济学的时代，并不准确。在此之前，中国社会的主流思考方式就是经济学的，虽然那是另外一种经济学。在经济学界内外，迄今仍能听到两个名词：“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1990年代后盛行的是后者，并在学术界大体上替代了前者，但前者在学术圈之外仍拥有自己广泛的世界。因此，中国早就处于经济学时代，且保持着连续性。

哪种经济学?

1950年代以来，中国建立了集中经济体制，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政府成为经济性活动之直接控制与经营者。这体现于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通常是国有制，即政府占有资源，占有生产资料，开办工厂，开办商业、金融等企业。第二，这些企业也是国营的，也即政府直接经营这些工厂、企业，企业负责人由政府任命，其身份是国家干部，员工则是国家的雇员。第三，这些工厂、企业全部按照政府自上而下的全面计划，组织生产、商业活动。

这样的体制是按照当时的官方经济学中的制度蓝图建立起来的。因此，那个时代就已经是一个经济学的时代。每个人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反复接受官方的政治经济学教育――迄今依然如此。因此，当时思考问题的主流方式基本上是经济学的。那个时代也自然形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历史学领域的“五朵金花”，几乎全部与经济有关；即便在文学评论领域，人们首先关注的是作者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

当然，那个时代是比较特别的。从一个侧面看，那是一个政治的时代，但彼时的政治却是使用经济学的术语进行的。用当时流行的话说：政治的背后是经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构成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则是由生产力状况决定的。官方经济学正是以此为建立和维持国有、国营、计划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彼时的政府就是一个庞大的公司：政府像公司管理层一样统一指挥人们进行生产、消费、积累等经济性活动。

因为官方经济学在公众、在政府、在教育体系中有那么深厚的基础，所以，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经济学热，也就不难理解。因为，人们早就已经熟悉了经济学的术语，也熟悉了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当然，此时流行的是西方经济学，因而，影响公众的经济学的内容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这个所谓的西方经济学，基本上是19世纪后期形成、在20世纪积累了深厚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罗宾斯曾经给这个经济学下过一个经典而简短的定义：经济学家研究如何有效率地配置稀缺手段。1950年代后盛行的官方经济学是论证政府控制、管理经济活动服务的信仰与知识体系，其理论框架中的经济活动主体是国家，或更准确地说是政府。西方经济学则实现了个人主义转向，将个体视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此个体透过理性选择实现其收益之最大化。这样的经济学或可称之为商人的经济学。在这个经济学理论体系里，只有相互竞争的个人，而没有政府，这一点与官方的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强烈对比。也因此，两种经济学体系之间曾经发生过不少观念、理论、政策建议上的冲突。

不过，在政府官员、公众的心智中，这两种经济学是混杂在一起的。官员、一般民众在学校学习的是官方经济学。在校外，比如在大众媒体上、在财经作者的著述中，接触的则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如果说1990年代确实是经济学的时代，那也是两种经济学体系的混合。只不过在不同的人那里，两种体系的搭配比例不同而已。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依据不同的需要而交错运用不同的经济学概念体系与思考方式，有时是无意识的，有时则是有意识的。

一个基本的搭配结构是这样的：人们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处理私人事务，在公共事务领域则运用官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在1990年代流行的最大社会后果，也许是对“私利”的启蒙：它对斯密的体系进行了割裂，以一种过分简单化的逻辑论证了：私人利益并不可耻，增进私人利益反而是光荣的。经过经济学的这一启蒙，人们开始光明正大地普遍信奉收益最大化的信条。人其实总有自利之心，但在以前，人们对此还是遮遮掩掩的。通俗作家笔下的经济学则说：自利就是美德。于是，实现自己收益最大化，就被人们普遍作为人生的道德指南。这一点，商人自不用说，普通民众、官员亦然。

民众可能会用官方经济学的话语来批评自己不满意的社会现象，比如，人们会依据官方经济学来批评政府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案。官员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更是本能地坚持官方经济学的基本命题，比如，他们仍然坚持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广泛、深入控制。今天人们看到的政府的公司化、商业化，不过是原有的政府直接控制资源、经营企业的体制的延续，而官方经济学对此是可以提供论证的。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可理解当下中国民众、尤其是各级政府官员的心智。毫无疑问，如果进行一番国际对比当会发现，当代中国人的心智之经济学色彩可能是最浓厚的。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小就接受了系统的经济学教育。这其中，官员的心智又是所有社会群体中最有经济学色彩的。他们自如地在两个经济学体系之间转换，让不同的知识为我所用。而中国当代社会的诸多严重问题，也恰恰渊源于此。

回归秩序的经济学

上述两种经济学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气质：物质主义。两者都强调对于物质利益的获取、占有、支配，并享有其好处。只不过，官方经济学里的主体是政府，强调政府对于资源、财产及其收益的占有，以增强国家的力量；西方经济学里的主体是所有的个人，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个人实现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策略，至少中国人是如此理解的。前者以政府为商人，后者则以个人为商人。

这样的观念体系，当然会导致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人不是商人，或者说，正常的人不应当只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计算机器。当经济学成为一种盛行的迷信，当利益最大化成为社会普遍的道德信条，把人们联结在一起的非经济性因素，就会被人们当作商业性质的问题来处理。比如，很多经济学通俗作家曾经用经济学分析爱情、婚姻、友情、孝道等等。此时，社会秩序必然趋向松动、扭曲以至解体。

同样，一个正常的政府也不能是商人。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说过：“论气质之不相容，无过于商人与君主。”商人可以以最大化收益、最大化财富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按照斯密的说法，在恰当的制度框架下，商人的这种努力将有助于公共利益。然而，政府如果也以最大化即时的收益和最大化资源占有、财富积累为目标，则必然使整个经济体系扭曲。或者是政府既为裁判员又

为运动员，而置非政府的商人以不利位置；或者是政府给予某些商人以特权，让其他商人处于不利位置；或者是政府让投资者、经营者作为一个整体处于特权地位，而令其他社会群体如劳工、消费者处于不利地位。简而言之，一个按照经济学的逻辑行动的政府，一个物质主义的政府，极有可能让自己成为特殊利益群体，或者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制造权利的不平等。当代中国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却面临种种问题，即是因为这种不平等。

当然，在现代工商社会，在政府必须承担大量公共品供应、因而需要充沛税源的社会，政府无法抛弃经济学。但是，明智的政府会远离形形的物质主义的经济学、商人的经济学，而坚守斯密所讨论的“治国者之经济学”。

斯密写作《国富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把政府从商人变回政府。斯密集中批评之对象是重商主义体系，这个经济学体系就是一种物质主义的经济学体系，它指导君主为了积累国家财富而对工商业进行控制、管制。斯密提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则是反物质主义的。他在第四卷《论政治经济学之诸体系》卷首写道：“被当作国务活动家或立法者之科学之一分支的政治经济学，为两个不同的目标而运思：第一，为人们提供丰厚的收入或必需品，或者更准确地说，让他们能够自己向自己提供那样的收入或必需品；其次，向国家或共同体提供足够公共服务之需的收入。政治经济学为使人民和国家同时富裕而运思。”

也就是说，治国者也是需要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乃是治国者所应当掌握的一门学科。这门经济学确实关注“国民财富之性质和源泉”，但斯密告诉治国者：创造财富是国民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向自己提供收入或必需品。因而，斯密眼里政府的三大职能，不包括资源之直接占有与财富之直接创造，仅限于提供公共品，维持秩序。换言之，斯密所设想的作为治国者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财富无关，而与秩序有关，与正义有关，它是一种秩序或正义的经济学。它讨论的主题是：政府如何维系社会创造财富的秩序，此秩序本身是国民基于分散的知识自发地合作、交换而形成的。

斯密的治国者之经济学原理让我们联想到儒家的教诲。儒家关注财富问题，它提出政府要“富民、养民、教民”。但孔子又明确地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样的教诲曾遭到西方经济学的中国信徒的广泛讥讽。然而在当下，这一教诲的价值已然凸现出来。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科学性；中国经济学；经邦济世

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门类中的皇冠，其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学，尤其接近于作为科学典范的牛顿物理学的研究范式。在20世纪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并没有太大差异。但是，凯恩斯的《通论》和后续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以及阿罗、德布鲁、萨缪尔森等人的综合性工作开创了利用数学工具来进行经济研究的新境界，主流经济学在数理建模、计量经济等迅速完善的工具的辅助下突飞猛进。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灿若明珠，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开设更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接近于自然科学的学科。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学与西方在理论经济学、实证方法等方面的研究相差甚远，经过30年来的学术交流、学术引进等活动逐渐逼近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前沿。

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上，需要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关于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应当具有的作用和地位的认识问题；二是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和定位问题。

经济学在萌芽之初的作用十分狭隘，在古希腊时期的根本意义主要集中于贵族和平民家庭的经营问题上，后来发展为城邦经济的研究，直到国家成型才开始将政治作为基本出发点来研究“政治经济”。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实际是从18世纪中期的法国重农学派兴起才开始的。从“政治经济学”的字面表述可以看出，经济学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政治意义上的智慧和知识，而政府在进行决策的时候采取的策略更接近于艺术，而非科学。1932年，罗宾斯对经济学的定义使得科学性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要求以数学表述的形式确定下来，数理建模逐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关于学科的科学性曾经产生过许多经济学哲学、方面的探讨和争论，经济学是否应当向自然科学的科学标准靠拢的问题到今天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牛顿物理学作为研究程序和范式方面的科学典范作为一个极端，其他学科在科学性方面并没有呈现出一致性，相反却表现出对牛顿物理学的不同程度的偏离。如果牛顿物理学作为最“硬”（solid）的科学学科，那么其他学科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软”（soft）科学的性质，如生物学、经济学，而人文与艺术作为另一个极端则表现出最“软”的性质。这种学科体系是由于各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不同造成的，生物学由于其研究的不可逆转性和在种群范围内的不可试验性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软科学性，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人以及由个人组成的各种规模、范围的团体以至社会的经济活动，更加上现实中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的联系又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学相对于生物学也表现出软科学的性质。这些特点决定了经济学研究不可能照搬牛顿物理学的机械论观点，将个人作为社会机器中的齿轮来研究。如果强行采用纯科学（pure science）的标准来要求经济学研究，那么经济学在精确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天平将过度偏向前者以至于失掉了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

我们对经济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根本目的是为了理解现实世界，发现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律，进而扩展人类的活动范围、增加有效率的活动手段，最终减少人类生活面临的不确定性、提高生活质量。因此，无论哪个学科的知识创造和积累都必须立足于现实经验，即使学科本身具有非常高的演绎性，在对人类生活的意义上也必须与现实经验相合，否则在学科发展历史上便不可能具有立足之地。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满足这个要求，即将经济理论和各种实证的经济研究与中国经济、世界经济的现实相结合。中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对这样一个庞大且相对欠发达的经济体而言，“经济”二字所涵指的“经邦济世”的意义正是合适的。

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传统的客观价值论的政治经济学，二是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主的主观价值论经济学，其中后者的迅速引进和人才的大规模培养、引进逐渐成为国内经济学研究的主流。然而，比较主流经济学研究在中西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研究相对单调，更多偏向于技术和文献导向，而西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机制方面，以机制设计、评价和问题的发现、分析为主，技术和文献的研究为辅。此外，西方经济学界除了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几种重要的经济学流派，如奥地利学派等注重思辨的政治经济学派，演化经济学派等注重学科融合的新经济学流派等，这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新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

现阶段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将中国经济学发展方向从技术和文献导向转为问题导向是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必然要求。仅仅从技术应用和文献总结方面进行的经济学研究无法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提供支持和指导，只有从中国经济现实经验出发，考虑中国的特定经济、政治制度环境来进行研究才能得出有意义的成果。

从经济理论的一般性而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大部分建立在一般均衡框架内，以价格体系的均衡作为核心来分析资源的效率配置，并对相应福利水平进行测度。近年来动态分析方法的盛行虽然将时间和不确定性的因素加入进来，但并没有对原有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拓展，只能看作是在原有分析框架内进行的数理模型的创新。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核心依然是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这对在中国经济研究中的应用造成了很大的限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价格的“双轨制”改革，努力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但从总体上来看，经济活动中有许多关键价格依然处于管制之下，且缺乏明确、透明的价格管制规则。对基础价格的扰乱导致整个价格体系的大范围不确定性，是主流经济理论应用上面临的最大阻碍。因此，中国经济问题必须在转型经济特定环境中进行研究，对微观问题以及以微观分析为基础的宏观问题分析必须要将特定的制度约束作为理论分析的假设条件。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契机。

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在二战之后发展很快，在技术工具和分析方法上也进行了大范围的创新，但从整体上来说仍不成熟。经济学研究可以采用的方法是多元的，数理模型、计量实证等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国内对数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能力相对于西方发达经济体而言存在大量的不足，完全依靠精确性标准来进行研究不仅得不出建设性的结论，而且有可能得出与现实相悖的认识导致错误决策。现实中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可信性等存在问题，而现代经济过程中政府、企业等经济相关主体对数据又存在很大的需求。在此压力下，国内经验统计数据方面的建设必定会有所发展。换个角度来看，如何在数据不足或不可获得的情况下进行经济学研究又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了压力和动力。国外文献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上已经出现了许多尝试性的方法创新，而国内在这方面的发展则相对落后。

21世纪初的10年，世界经济增长极发生转变，新兴经济体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全球经济将进入“双速增长”时期。相对于其他转型经济体而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绩效尤为突出，这也使得中国经济成为全世界经济体中十分特别的研究对象。中央政府发起的改革开放以及地方政府自主进行的大规模经济试验是转型过程中最突出的特点；中国广阔的疆域、久远的历史和庞大的人口也使得中国不同地域的经济活动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曾经表现出如此的复杂性，也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经历过如此大范围的有意识的经济试验。对于经济学整个学科的发展而言，这也是少有的实验机会。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范文第4篇

以考克斯为代表的葛兰西主义的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学派的理论是西方最有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考克斯是这一学派的公认最著名代表。考克斯的《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一书是具体应用这些方法和概念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世界秩序的最重要成果。

一、考克斯的理论渊源。

葛兰西思想是考克斯思想的理论渊源。考克斯把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和政治思想应用到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之中，在批判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葛兰西思想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且用这一理论批判性地分析了全球不公正的政治经济秩序，探讨了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考克斯一般被公认为是广义批判理论的先驱，其直接的思想基础是葛兰西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与一些强调科学客观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所不同，在“实践本体论”的基础上，它更多地强调主观能动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在社会变革问题上，葛兰西认为，物质力量和基础的变化只能说明带来社会变化的可能性，但是变革并不总是可预测的，需要人的主观努力。建立在这一哲学体系上的葛兰西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任何阶级建立社会的领导权、霸权不只是物质上的优势支配，还包括意识形态的认同。葛兰西的革命道路是一种主观革命的方向，在这一点上与马克思的革命道路还是有区别的。

二、相关概念的解释。

考克斯这本书以生产为研究的出发点，他认为，生产是普遍的人类活动，决定着人类所有其他的活动。生产不仅为生活的物质需求提供满足，而且还创立制度和关系，它规范着人们的生活，管理着为维持权力和权威而进行的资源积累，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历史结构的产生加在一起，构成了社会的物质繁衍。

1.生产概念和组成因素。

生产为一切形式的存在创造了物质基础。考克斯在此书中把广义上的生产归结为具体的概念，用以表现历史上生产的各种组织形式，即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各种类型。三个主要客观因素影响了生产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背景（社会的权力结构）、生产的过程和生产报酬的分配。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个主观因素：主观间的思想（生产的道德和理性）。具体的制度则体现和维持着这种方式中主客观之间的配合。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类是反映社会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社会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的实质和基础就是所有制关系。另一类是在具体组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中，即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可以称为组织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反映在生产中就是各种生产要素具体的组织形式。

2、劳动。

要探讨生产关系这一概念，离不开对劳动的分析和解读。考克斯把劳动定义为旨在满足人的需求和愿望的改变自然的行动。劳动所改造的自然既包括大自然也包括人的自然性。生产关系就是管理着劳动关系的社会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劳动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劳动某种意义上是个人的劳动，但更多的是一种集体劳动。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每个人的劳动特点不同，劳动的社会特点决定了其身份特点，每个人都在生产关系下进行劳动。这种关系包括主导和从属关系。

3、国家的概念。

虽然生产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但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国家。国家为某些社会关系的方式创造了条件，使它们占主导地位，凌驾于其他方式之上。国家还有意无意地建立了积累过程中的主导——附属关系。因此，国家决定了生产的整套复杂结构，然后，从中榨取足够的资源，是他借以继续行使权力。葛兰西在借鉴和吸收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广泛的国家的概念，他说：“国家=政治社会+公民社会，即强制力保障的霸权。”国家的性质就是由国内社会力量之间的权力关系决定的。

三、生产、国家与霸权国际秩序的构建。

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人类活动是在一个有三种力量组合的历史的框架中进行的，这个框架不是直接而机械地决定人类的行为，而是对行为形成压力和限制；个人和集团在这正压力下反抗或限制。当人类开始对这种既有的框架反抗，则证明新的框架形成的开始，即新的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开始了新的组合。

1、 国家与霸权。

什么是霸权？在考克斯看来，霸权是权力、观念和制度的三维一体。

霸权的世界秩序是由世界主导国家的社会关系向世界扩张的结果。只有一个国内实现了或正在实现社会霸权的国家才能建立世界霸权秩序。一个正在形成中的社会霸权在巩固自己力量的同时，其扩张性的能量也向外部世界发展。

2、 霸权国家秩序建立的基础。

引发世界秩序变化的根源是什么？ 考克斯认为，世界秩序结构的改变是一个复杂的进程，同时涉及四个方面的情况：主要国家相对力量的改变；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社会间生产能力的重新布局；社会内部各群体间相对力量的变化和新历史集团的组成；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即新的生产社会关系的建立，以及新的资本积累机制的成立。

历史集团是霸权的物质和意识基础。霸权通过历史集团中的物质条件、制度、共同的利益和意识来表现。霸权的衰落和替代表现为历史集团的主客观分裂以及霸权阶级损害从属阶级的利益而导致的社会分裂。霸权是建立在国家的国际化的基础之上的，国家的国际化并不只是制度力量使然，它与战后的生产国际化以及生产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是紧密联系的。战后的生产国际化是通过直接投资发展起来的，直接投资最大的特点是资本对技术的控制。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范式社会科学范式范式结构

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知识进步增长的基本单元不是具体理论，而是“一般理论”或“伟大的理论”。为此库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学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纳方法论”理论，劳丹提出了“研究传统”的概念。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我认为，若奖“范式”的思想观点扩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它对于社会科学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问题是现代科学哲学的重要主题。库恩认为科学进步是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学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语法中词形的变化规则，可引伸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库恩对范式有许多解释。英国的玛斯特曼认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这二十一种含义可分析为三种主要意思：(1)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种信念、一种有效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一个新的观察方式、一个指引感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则，是某种决定广大实际领域的东西等等。(2)社会学范式：范式是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象一个公认的法律判决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书或经典著作，是一些供给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认为，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向前发展。研究纲领由三部分组成：(1)“硬核”。“硬核”是相对稳定的，是作为研究纲领未来发展基础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2)保护带。硬核外部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助假设构成，遇到反常时可通过调整保护带以保护硬核；(3)方法论规则。包括反面助发现法和正面助发现法。反面助发现法告诉我们应当避免哪些研究途径，禁止将矛头对准硬核。正面助发现法体现长期研究方针，提示、暗示如何改变、发展该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保护带。正面助发现法还提出一个纲领，此纲领开列一系列模拟实在的越来越复杂的模型，科学家遵循这个模型进行研究。[2]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一个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组普遍的假定，这些假定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的假定，是关于在这个领域中研究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定。”[3]

不仅自然科学存在科学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也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过程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认为：“社会学理论象任何其他科学的理论一样，它的巨大基础是未说明的假定。……这些假定包含社会学家对他们的主题的基本意象、他们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调查而对具体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4]我们认为，所谓社会科学范式，是指隐含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过程中，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的一组基本观念。这组基本观念包括：

[1].关于研究对象属性和作用过程的本体论社会历史观观念；

[2].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认识论方法论观念；

[3].由[1]和[2]所影响决定的作为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出发点的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以及

[4].研究领域和理论的兴趣主题；

[5].（某些学科中的）基本政策纲领。

无论科学家是否承认或有没有意识到，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哲学思想和方法论观点对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响。虽然某些人宣称拒斥形而上学，然而实际上哲学从前门被赶出去又从后门或窗口偷运进来。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两者在关于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性质以及认识论方法论观点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倾向。科学主义以实证哲学、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于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受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和比较法等，从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出发，描述社会现象的外部联系，研究和发现社会历史领域的普遍一般规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释义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价值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一种个别的、……仅仅一度发生于一定时间内的事件。”与自然科学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断”不同，社会科学的目标是“单称的实然判断”。因此，社会科学是运用“个别化方法”去研究对象。[5]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扩展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韦伯则提出了“移情式领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说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更多地表现为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不同认识，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则由主要反映在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论整体主义以新黑格尔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迪尔凯姆客观社会学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社会规定制约着个人的活动。一个社会事实只有通过与其他社会事实的整体联系才能得到解释。因此，他们主张应该通过社会的整体来研究社会的理论，对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或个体现象，而是社会的法则、倾向和运动等等。他们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客观性，社会科学能发展客观规律进行科学预言。方法论个体主义受到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社会历史观的影响，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是其哲学基础，以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个体的存在、活动必然先于、高于社会整体的存在和活动，这种个体及其属性又往往归属为某种特定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所以，现代个体主义往往表现为心理主义。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单元是个人活动，而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所以，应从主观动机、人的人性等着手去解释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只具有从属意义，应从个人行为、个人心理动机出发去建构社会整体。两次大战以来，社会科学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很主要的内容是研究方法论的变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为主发展为定性定量方法相结合，由以前的分析归纳为主转变为走向系统综合研究。总之，本体论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方法论观念是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从感性认识中抽象出反映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谈到科学抽象时说：“抽象使我们能够从一种观点观察一个对象或一组对象，而抛开对象的所有其他特性。”[6]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抽象过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研究对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符合科学条件和要求的假设条件，往往构成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一般地说，各种理论之间的区别往往是基本理论假设的区别，而新旧理论的更替也首先表现为基本理论假设的变化。例如，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经济自行调节、自动均衡等人们拥有完全知识能进行理性预期这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而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摧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最基本的假设。对此西蒙说：“研究纲领的转变已成为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在经济学中，人们开始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利用更为现实的（和心理的）假设，即承认人类理性的限度以及这个限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取代传统经济学中过于简单化的假设。”[7]在社会学领域，G.里茨尔认为社会学有三种基本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而这些范式的区别的基础是基本的理论假设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是认为社会与有机体一样，社会制度和过程都有它们的生命。而互动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同，他们认为社会和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过程的产物。可见，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说是存在着许多“不可完全通约的”范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区别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着眼点和理论兴趣主题的不同。例如：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现实包括个人层次、人际关系层次和社会结构层次等不同层面。不同的范式往往关注不同层面的社会现象。象征互动理论和交换理论主要关注人际关系层面的问题，而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兴趣主要放在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边际革命”的边际效用学派与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区别，是研究重点或兴趣的转变。他们一反传统经济学着重研究供给（生产）的传统，转而注重研究经济现象的需求消费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经济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行为如个别的消费行为等。同样，在凯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题的变化，从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个人、厂商的经济行为以及个别市场、个别商品的经济问题等微观分析，转变到全力考察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分析上，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在历史学领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突破封建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研究主题，把史学研究领域扩大到人类生活和各个方面，特别是重点研究与现实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史学问题。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论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时，把研究兴趣的变化列为重要方面。[8]英国经济学家W.哈奇森分析社会科学革命构成因素时认为：“兴趣或研究重点的变化理所当然地也应该算做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9]所以，范式应包含研究主题这一因素。

在一些应用性鲜明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中，理论研究往往与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理论研究为政策纲领提供理论支撑，而政策纲领的实践效果则检验其依据的理论学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认为：“大多数经济学说不仅是拉卡托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纲领，而且也是政治行动纲领。”[10]例如凯恩斯经济理论。他在理论上否定了传统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也坚决反对自古典学派以来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才能确保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赤字财政、通货膨胀等具体经济政策。政策纲领是应用性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会科学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纲领。由于社会科学范式包含政策纲领，这就给评价范式带来特殊困难。社会科学理论会影响人的意识和行动，特别是转化为政策纲领加以推行，其本身成为改变社会现象和运动进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凯恩斯理论为例。两次大战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和根据这一理论提出的政策纲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在整个社会推行，从而大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得经济周期的频率和幅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出现了象滞胀这样前所未有的现象。随着这种政策的宣传推行，公众对国家政策由开始时的毫无预期逐渐转变为理性预期，结果导致了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纲领的失败，公众和国家对经济学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凯恩斯理论本身虽不是唯一因素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可能出现一个范式既是“进步”的科学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纲领，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况，从而使得社会科学范式的评价更为复杂。

社会科学范式是上述五个方面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有序整体。本体论观念和方法论观念是范式的核心，它们影响决定着其他因素，而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政策纲领则体现着本体论和方法论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体论与方法论观念对基本理论假设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例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哲学基础，以伏尔泰、爱尔维修、边沁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为理论基础。洛克从感觉论出发，认为经验的标准是欢乐和痛苦。爱尔维修宣称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是趋乐避苦。在方法论上，他们受到方法论个体主义思想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作为他们经济理论基础的基本假设：无数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在一双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从事着对整个社会有益的活动。斯密说：每个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论假设，对研究主题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基本理论假设规定了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基本特征和逻辑起点，因而常常逻辑地包含着理论的主题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无数个“经济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动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因此，他们的研究主题是个人、个别厂商的经济行为。凯恩斯认为人们不能完全预期经济现象，否定了供需自动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发，他自然要把研究视线投向国民经济的总体宏观问题。如前所述，社会学中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与互动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不同，因而它们关注的问题也不同。互动理论从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的产物的基本假设出发，把理论视点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层次的问题。

政策纲领是以整个理论学说为基础，因而范式中其他四个因素对它都有影响作用。由于政策纲领与理论的具体观点内容联系紧密，而基本理论假设和研究主题对理论的具体内容观点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相对地说，基本假设和研究主题对政策纲领更具影响。以上分别对社会科学范式五个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其实，在实际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中，范式的五个因素的相互联系、互为影响是错综复杂的，每一因素还受到其他条件比如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科学家的气质、个性等等的影响。因此，范式五个因素之间，不存在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一定采用某种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又一定提出某种理论假设这样简单的推衍关系。

社会科学范式与具体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每种范式都与若干具体理论相联系。范式体现在存在于这些具体理论中，这些具体理论则说明或部分构成范式，例如：科学主义范式，在社会学中包括孔德的实证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等，在历史学包括结构主义史学理论、科学主义史学理论，在经济学中包括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绝大多数流派等等。范式对具体理论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规范着具体理论的研究范围，指明哪些理论和问题是恰当的，哪些观点和问题是不恰当的等等；范式对建构具体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能为具体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对具体理论还具有辩护作用，从更高的层次说明具体理论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范式的转换是社会科学理论演进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体理论也有区别。首先，两者的内容结构和表现形式不同。具体理论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并系统地加以陈述的命题所构成的系统，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及其规律。在具体理论的各种载体（如理论论著）中，理论的具体内容被明确地详细加以表述和论证。而范式是由一组基本观念组成，它本身不是对具体社会历史现象的陈述和解释，在具体理论的载体中，这些观念常常没有被明确地加以陈述和讨论，而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理所当然”的自明公理而隐含在具体理论中。其次，两者的作用目标不同。具体理论对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为人们认识、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因而，具体理论原则上是可以直接检验的。范式则不同，它不是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也不预测未来的经验现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具体理论和研究工作的影响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经验现象直接地检验范式。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范式是由本体论社会观观念、认识论方法论观念、基本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基本政策纲领等五个因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整体，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页、第171—178页。

[3]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页。

[4]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2月第1版第61页。

[5]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3年8月第1版第67—68页。

[6]转引自科普宁《认识论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09页。

[7]转引自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71页。

[8]参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页。

[9]同[7]第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