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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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范文第1篇

2013年7月《中国经济雷达月报》数据显示，当月中国经济指数与中国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同步变化，二者之间的弹性系数为1.4793。其中，中国经济指数为0.7041，环比下降0.0015个指数点，下降0.2126%；同期，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5008%，环比下降0.1014个百分点，下降1.3338%（见图1）。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指数继续下降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继续下滑，中国经济不容乐观。数据显示（见图2），当月美国经济增长率从上月1.8011%下降到1.7766%，下降0.0245个百分点，继续下降；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从上月的-1.1044%变为-1.0923%，放慢0.0121个百分点，降速放缓；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从上月1.9581%下滑到1.9426%，下降0.0155个百分点，世界经济由于美国和欧洲及中国三大经济体持续下滑，世界经济指数下滑，世界经济紧缩依然。在经济增长方面，当月中国经济增长指数为0.7545，比中国经济指数0.7041高出0.0504个指数点，表明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缺乏中国经济总体的支撑（见附表）。

在国内市场方面，当月中国价格增长率从上月的2.1523%上升到2.5477%，环比上升0.3954个百分点，表明国内市场明显扩张。

总的来看，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13个主要因子中，下降因子数量多于上升因子的数量，中国经济总体负面。 

数据显示，中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产业出现不同变化。

当月中国农业增长率3.0322%，环比下降0.3299个百分点，农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8470%，环比上升0.4585个百分点；贡献度为0.5886个百分点，环比上升0.0269个百分点，农业贡献率、贡献度双双上升。

当月中国工业增长率为7.5755%，环比下降0.1376个百分点，工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9.4513%，环比上升0.5410个百分点；贡献度为3.7092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0091个百分点，工业贡献率上升、贡献度下降。

当月中国服务产业增长率为8.2448%，环比上升0.0373个百分点，服务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2.7017%，环比下降0.9995个百分点；贡献度为3.2030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1193个百分点，服务产业贡献率、贡献度双双下降（见图3）。

总的分析，7月份中国农业增长率、工业增长率下滑，服务产业增长率上升，中国经济指数和中国经济增长同步下滑。其中，农业比重和贡献双双上升，工业贡献率上升、贡献度下降，服务产业比重和贡献度双双下降，农业产业在经济下滑中显露刚性，工业产业在经济下滑中衰退，服务产业随经济下滑而下滑。

数据显示，当月按照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口径计算的中国总需求为65993.2710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7.2785%，上升显著（见图4）。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当月中国消费增长率13.2219%，环比上升0.4870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2.9990%，环比下降0.9817个百分点，贡献度为5.9475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2473个百分点，消费贡献率、贡献度双降。

当月中国投资增长率20.2197%，环比下降0.0089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4.9146%，环比上升1.0415个百分点，贡献度为11.6997个百分点，环比上升0.0554个百分点，投资贡献率、贡献度双双上升。

当月净出口增长率43.9399%，环比下降34.2203个百分点，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2.0864%，环比下降0.0598个百分点，贡献度为0.3760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0153个百分点，净出口贡献率和贡献度双双下降。

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范文第2篇

自从200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筹备建设以来,中国和东盟的经济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中,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11984.74万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73144.32万亿美元,增加了5.1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6.2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94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5441美元,增加了4.7倍。同期,东盟10国的GDP总量由5986.23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1781.48亿美元,增加了2.6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1.36%,人均GDP由2000年的115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01美元,增加了2.1倍。同期,欧盟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由2000年的62557.9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22001亿美元,仅仅增加了0.9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5.72%,人均GDP由2000年的19850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9322美元,仅仅增加了0.98倍;北美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由2000年的112051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79267亿美元,仅仅增加了0.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99%,人均GDP由2000年的21412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455,仅仅增加了0.7倍[1]。

2中国和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实证研究

2.1样本数据选取本文采用GDP总量、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三个方面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模型中,用CGDP代表中国GDP、CRGDP代表中国GDP增长率、CPGDP代表中国人均GDP,AGDP代表东盟GDP、ARGDP代表东盟GDP增长率、APGDP代表东盟人均GDP,WGDP代表世界GDP总量、WRGDP代表世界GDP增长率、WPGDP代表世界人均GDP。2.2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相关分析是对中国、东盟和世界经济波动相关性强弱演进的历史路径的分析,考察中国、东盟和世界经济的协动性的强弱[1]。从相关分析来看[2~5],自2000年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逐渐增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逐渐增强,而东盟国家的经济开放性强,其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一致。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盟以及世界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导致了经济增长率呈现下滑的趋势。但中国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阻止了经济的快速下滑。2000~2011年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88和0.892(图1),比较分析说明东盟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高,经济开放程度较高。2.3中国、东盟经济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协整关系2000~2011年,根据Eviews中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中国GDP增长率是世界GDP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在5%的显着性检验区间获得通过,而东盟则在10%的置信水平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正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东盟经济和世界经济有着重要的正向关系,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表1)。协整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长期均衡的关系的统计描述。协整关系是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根据中国、东盟和世界的ADF检验如下。中国、东盟GDP增长率与世界GDP增长率,由WRGDP对CRGDP、ARGDP作回归的OLS估计,结果如下。模型公式表明,中国GDP增长率增长变动0.01,则世界GDP增长同方向变动0.4348;而东盟的GDP增长率变动0.01,世界GDP增长率变动0.9337。东盟的经济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大于中国经济的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2.4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0~2011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均呈现快速增长,其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呈逐年增长趋势,中国由2000年的0.35%增加到2011年的1.2%,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化不大。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受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都略有下降(表2)。

3FDI对中国和东盟经济的影响

图2和图3显示,中国和东盟对自身信息冲击具有正向反应,并且有逐渐加强的趋势。中国GDP对FDI的信息冲击,在第一年没有变化,而在第二年出现负向反应,随后一直为正向效应,且逐年加大。东盟对于自身的信息冲击一直为正向效应,总体呈逐年减少趋势。在中国和东盟,FDI对来自其自身及GDP的信息冲击都即刻做出正向反应,这表明经济的增长与FDI的流入密切相关。VAR模型方差分解显示,如图4和图5,中国GDP对来自自身和FDI的影响逐年减少,趋于稳定趋势,到2011年,仅仅只有40%的变化来自自身因素分解解释,来自FDI因素分解解释的达到60%。同时期,东盟的GDP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自身因素,达到了90%以上,而对来自FDI因素的影响虽然逐年在增加,但仅仅只有10%以下的变化来自FDI的分解解释。对于FDI,中国的FDI来自自身的分解解释达到60%,剩余的由GDP分解解释。东盟的FDI来自GDP因素的分解解释达到90%以上,其他的来自自身的分解解释。由此得出如下结论:①在中国,FDI的流入重要是靠自身的因素,GDP因素的影响弱于来自FDI自身因素;②在东盟,GDP对于FDI流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FDI自身因素影响很小。

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范文第3篇

世界经济现状分析转型新阶段影响

一、世界经济的现状

2014年，世界经济继续温和复苏，复苏格局分化明显。发达经济体中，美国、英国增速相对强劲，增长率分别为2.4%和2.6%；欧元区二、三季度增长疲弱，四季度出现好转，全年经济增长0.9%，好于上年；日本经济仍陷低迷，增速萎缩0.1%。受外部环境和内在经济结构调整双重影响，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中东局势动荡和非洲埃博拉疫情对本地区一些国家经济造成冲击，但整体经济仍保持较高增速；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率达到5.1%，非洲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经济增长6.3%。2015年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地股市不断攀高，但实体经济却面临不同程度风险。原油价格走低以及央行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有利有弊；美元汇率走高有助于改善美国的低通胀，但也会压制进口削弱经济，同时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动荡加剧。第一，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同步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不仅是经济增速在走低、下行，也是新旧规制、新旧动能在转换，旧的业态被打破，新的业态产生，旧的行业消失，新的行业产生，产生了非常快的替代关系。世界经济也进入了新常态，一方面是低速增长，在世界经济的底部，另一方面也孕育着新的突破，新的技术。

二、世界经济进入减速转型新阶段

经济全球化总趋势未变，仍然在发展，只不过进入了减速转型的新阶段，形式和内涵已经发生变化。

经济全球化总趋势未变，仍然在发展，只不过进入了减速转型的新阶段，形式和内涵已经发生变化。

上一阶段经济全球化的重大缺陷就是缺乏普惠性、共享性，因为它的利益分配是不均衡的。中如果能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新特征、新规律，我们依然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很多政策不仅有利于中国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而且对于全球经济增长也作出了贡献。“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等倡议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去配置一些长期资本，有利于提高全球范围内资本配置的效率。经济全球化总趋势未变，仍然在发展，只不过进入了减速转型的新阶段，形式和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全球化减速的原因：一是上一轮由科技革命推动的制造业领域产业分工的深化、细化，已经接近尾声，致使经贸活动减速。二是作为经济全球化最大加速器的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全球化进入一个转型新阶段，并提出了五方面理由：一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仍在发挥作用。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突破已在各领域呈现了生命力，已经或正在并将不断开拓网络经济新空间。二是新的国际分工体系正在形成，以新技术为核心的跨国公司已形成，新的分工体系推动了原来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强化以及内涵的变化。三是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起到重要力量的中国，将从被拉进新的经济地理版图到将他国拉进新版图，最典型的是“一带一路”这样伟大的创举。四是经济全球化的微观组织结构正在从跨国公司，尤其是制造业的跨国公司转变为以新技术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导致新的国际分工布局与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不同。原来的经济全球化收益完全由少数国家和跨国公司得到，而新一轮全球化将转型为普惠贸易和共享经济。五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多极化已经在形成。以前全球资源配置的货币工具主要是美元。

三、世界经济贸易的快速转型带来新的政策挑战

世界贸易组织7月18日的《2013年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的快速转型，将为各国带来新的政策挑战，而包括技术革新、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转变以及人口问题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将在塑造未来的全球贸易体系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

世界贸易的转型已进行相当一段时间，这一点在其参与地域的扩大以及国际产业链的兴起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从长期看，各国有关法制、良好治理以及环境问题的政策将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此外，人口结构的变化、基础设施投资、技术创新、能源等问题也是影响未来全球贸易的重要经济因素。

贸易对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技术革新是全球贸易转型的最为重要的驱动力之一。技术革新不仅给运输和通讯带来了巨大变革，还在其他领域产生突破性进展，如三维印刷，而信息通信技术持续发展也将带来更多的变化。

国际贸易环境瞬息万变，决策者应重新思考贸易合作模式，当今世界已经越来越难以将商品和服务、贸易及投资区分开来。贸易开放可创造新的、高品质的工作机会。但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威胁到非竞争性企业的工作机会，因此贸易改革后的调整过程可能导致失业率升高。然而，从长期来看，贸易开放仍将对就业产生正面影响

四、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转型，将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估计未来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率将保持在三成左右。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具体表现在产业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城镇化结构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消费结构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开放结构由货物贸易为主向服务贸易为重点转型等。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交织在一起，双向相互影响增强。一方面，未来几年全球经济仍将处于弱增长态势，世界经济格局仍在继续寻找新的平衡，这会给中国经济转型带来多重影响与冲击；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增大。估计未来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率将保持在25%至30%。

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范文第4篇

2013年8月《中国经济雷达月报》数据显示，当月中国经济指数与中国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同步变化，二者之间的弹性系数为20.0000。其中，中国经济指数为0.7127，环比上升0.0086个指数点，上升1.2214%；同期，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5438%，环比上升了0.0430个百分点，上升了0.5733%（见图1）。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指数出现上升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由降转升，中国经济趋势似乎好转。

数据显示，当月中国经济指数为0.7127，中国经济监测雷达显示黄灯（见图2）。 在《中国经济雷达》12个大类指数中，服务经济指数是蓝灯，是中国经济增长唯一正面因素；社会就业指数、风险预警指数绿灯，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因素；经济增长指数、农业经济指数、市场运行指数、人民生活指数黄灯，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资源环境指数红灯，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预警因素；国际贸易指数、财政金融指数、工业经济指数和世界经济指数紫灯，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危险因素。总的分析，8月份中国经济指数黄灯负面。其中，财政金融指数由红灯预警转为紫灯危险，市场运行指数由红灯预警转为黄灯负面。

在经济增长方面，当月中国经济增长指数为0.7517，比中国经济指数0.7127高出0.0390个指数点，表明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缺乏中国经济总体的支撑（见附表）。

在国内市场方面，当月中国价格增长率从上月的2.5477%上升到2.7130%，环比上升0.1653个百分点，表明国内市场明显扩张。

在生产供给方面，当月中国农业增长率3.0150%，环比下降0.0172个百分点；工业增长率为7.6379%，环比上升

0.0624个百分点；服务产业增长率为8.3414%，环比上升0.0966个百分点，工业增长率和服务业增长率上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率上升，农业增长率下降未改变中国经济增长上升趋势。

在消费需求方面，当月中国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率13.2882%，环比上升0.066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20.1967%，环比下降0.0230个百分点；出口增长率为1.0538%，环比下降1.3656个百分点；进口增长率为4.0098%，环比上升0.7243个百分点，消费、进口上升增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

在货币政策方面，当月人民币利率保持不变；货币增长率仅为14.4461%，环比下降0.0556个百分点，远远低于18%的正常水平，货币政策减弱中国经济增长。

在财政政策方面，当月财政支出增长率为3.0975%，环比下降6.7126个百分点。财政支出增长率出现下降，财政政策效应已经式微。

在税收政策方面，当月财政收入增长率为10.4542%，环比上升2.044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上升导致财政收入增加。

总的来看，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13个主要因子中，下降因子数量略多于上升因子的数量，中国经济总体稳定。

2013年8月《中国经济雷达月报》数据显示，中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产业出现不同变化。

当月中国农业增长率3.0150%，环比下降0.0172个百分点，农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3708%，环比上升0.5238个百分点；贡献度为0.6315个百分点，环比上升0.0429个百分点，农业贡献率、贡献度双双上升。

当月中国服务产业增长率为8.3414%，环比上升0.0966个百分点，服务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2.7019%，环比上升0.0002个百分点；贡献度为3.221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0.0183个百分点，服务产业贡献率、贡献度双双上升（见图3）。

总的分析，8月份中国农业增长率下滑，工业增长率、服务产业增长率上升，中国经济指数和中国经济增长同步上升。其中，农业比重和贡献双双上升，工业贡献率、贡献度双双下降，服务产业比重和贡献度双双上升，农业产业在经济上升中显露刚性，工业产业增速减缓比重下降，服务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按照支出法统计，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2013年8月《中国经济雷达月报》数据显示，当月按照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口径计算的中国总需求为65616.6543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8.7629%，上升显著（见图4）。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当月中国消费增长率13.2882%，环比上升0.0663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2.3953%，环比下降0.6037个百分点，贡献度为5.7595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1880个百分点，消费贡献率、贡献度双降。

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范文第5篇

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著增加，如今已达到13%。[3]

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

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同样会带来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实力与其在全球经济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极不匹配，这种情形在未来必将得到改观。未来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能够适应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这一不争的事实，促进国际合作减少保护主义和货币争端，减少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波动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在如今的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即使对于其国内立场而言是适当的，也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带来灾难。对于1980年代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难辞其咎;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毫无疑问加剧了墨西哥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比索的崩溃。美国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同样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如出一辙。[12]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经济政策需要与保持货币价值、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与全球贸易平衡相一致，如果这些目标发生冲突，风险就会加剧。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该货币体系是由市场信心来支撑的，历史上正是这种情形最终击垮了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英镑。如今的美国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形。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机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度缩减，但是危机过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预测到2015年，其逆差将达到6381．7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29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2．1%，2011年恶化趋势明显，前半年赤字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全年财政赤字会将达到1．48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69．4%，仅利息开支就达到GDP的1．49%。美国正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将会受到“双赤字”(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的影响而日趋走弱。目前的担忧是美国可能正在接近曾经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都曾经历过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上美元的过度发行导致全球对美元和美元资产信心的丧失。历史经验表明，美元统治的终结将如其他国际货币一样不可避免。[13]

新兴经济体的情形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良好，债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大规模增加，国际投资地位显著改善。2010年底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跃升为5．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储备的66%。美国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主要的债权国。2009年底，美国的债务几乎超过一半由新兴经济体持有。[14]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外汇储备逐渐在国际资本市场显示出影响力，其中以中国、东亚和其他中东国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银行预计至2025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将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为61%，而美国进一步下降为－69%;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将大幅度提高。在不远的将来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权将更大程度的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新兴经济体中的强势货币将随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实力的增长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外部性，国际化程度随之提高。世界银行预测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三种情形:继续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和欧元以及某一亚洲货币三足鼎立、单一储备货币(SDR)。根据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演化的结果将是多极化的出现，通过市场的自然选择将会逐渐建立一个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其中包括实力仍然超群的美元。与单一世界货币相比，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劣势是损失了一定程度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的收益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货币体系与如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相比将提供更大的稳定性。[15]

历史证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储备货币可以同时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尽管英镑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在欧洲大陆仍然被广为使用。如今美元成为主导，然而欧元、英镑和日元同样作为储备货币而存在。在主导货币之外始终会存在类似“辅币”的币种，它们作为人们一种分散风险的自然选择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欧元占比27．4%，英镑占比4．3%，日元也保持着3%的比例。[16]未来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人民币毫无疑问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望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币种。从历史上看，储备货币从一种货币向另一种货币转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当时市场普遍预期英镑将退位，不过该过程比预期缓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货币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撑带来的惯性等必然是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维持至今。如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充其量只处于初级阶段，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还很少进入各国的储备篮子，因此在国际金融领域新兴经济体可以大有所为，但任重而道远。

四、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新兴经济体持续多年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乐观的同时不应忽视当前新兴经济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首先关于其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在过去的200多年世界经济史中，只有产生了爆炸性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领先生产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剧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决定的。爆炸性的技术创新会带来一系列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技术，刺激生产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快速提高，对经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之后这些新技术将在国内的各个行业之间推广，并打破国家的界限向周边国家扩散，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对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从1965年至今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从196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所推动，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也出现相同的趋势。但是在拉美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南非，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不明显;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贡献率甚至出现了负值(平均值分别为－8%和－37%)。①这些TFP的数据是没有区分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在中国和印度，技术对于增长的巨大贡献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模仿而非技术创新，在这两个国家创新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数量的增加，[17]

这种现象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通病。中印较高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可以从经济赶超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随着中印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缩小，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消失之后，它们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还能否持续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利用国内市场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协调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出现是最重要的。无论最初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依赖自身的国内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作为国内生产决策的出发点，保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才能有效地将本国消费者的偏好传递给生产者，国内市场成为了创新的主要来源。如今新兴经济体大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巴西和拉美依赖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罗斯经济原料化现象严重、面临现代化的迫切任务;新兴经济体国内消费市场受到严重挤压，消费相关的服务部门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而技术创新活动出现的几率远远小于欧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培育技术创新的火苗，是新兴经济体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重中之重。

2.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与贸易实力相符的金融实力，其实质也是要求其本国货币逐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扩大本币的外部性，向当前仍然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美元发起挑战。美元的信誉无可置疑地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政治稳定和良好的通货膨胀控制记录(如今已经受到侵蚀)，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高效和开放。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8]首先，历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话，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选取一种给定的货币，由于这个原因多重稳定均衡决定世界交易货币。其次，贸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种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货币具有一种自然优势。再次，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最后，对货币价值的信心，价值不会不规则波动。如今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潜力的人民币也仅仅部分满足了第二个条件。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实力仅仅是有限的提升。[19]

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内部支撑，目前我国仍不具备深度且有效的资本市场。通过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场过度落后于实体经济无疑会阻碍货币国际化的进程;资本账户的控制使得人民币无法在国际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网络。因此，逐渐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达到输送国内流动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国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国法治建设还较为落后，只要我们不能在这一最为基础的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外国投资者就会迟疑于投资在岸人民币资产。新兴经济体在看到伴随国力上升本国货币逐渐成为多极货币体系中的一员时也应当注意到伴随而来的不利因素。就国内而言，首先，更大的货币需求波动，中央银行会特别担心国际化将造成对货币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难。其次，货币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政府曾经担心如果允许外国居民获得本国资产，资本流入将导致货币升值，使得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这种担心使得他们不愿推动本国货币扮演更多的国际角色。在国际领域，在美元衰落和新兴经济体中某些货币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必然加剧，因为在公共机构中并没有看不见的手来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出现，各国缺乏某种形式的协调时将会使全球金融系统在达到稳定均衡的过程中出现较为激烈的博弈。从经济角度看，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敌对关系，由此逆转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从政治方面来看，货币竞争可能转变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市场驱动的通货竞争会改变全球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导致更多的紧张和不安全，并对全球稳定和合作的大好机会产生潜在威胁。[20]因此，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充分的对话和协调、增进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3.全球治理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