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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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世界经济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结构调整、城市化、资本形成、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尽管受到非典冲击，但GDP 高速增长的趋势依然没有改变，今年将一举突破七上八下的格局，预示着整个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的景气周期。

1998年以来，国家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及相配套的银行贷款大规模投入到基础设施，使经济增长稳定在七上八下格局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枝独秀。5年来的发展，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基础设施的投入奠定了城市化的基础，工业化在消费和出口的拉动下在逐步升级。2003年，人均GDP 达到1000美元，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上比较公认的一个“增长加速”[2]的时期。增长的加速器表现在两大引擎上，即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配合着资金流程和资本形成的改变，经济增长加速，经济结构和资金配置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中国2003年强劲增长的第一动力仍是“投资推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加速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但理论上的解释和提出的政策却是差异很大的。从理论上看：（1）中国经济增长“不具备持续的动态改进的力量”（张军2002《经济研究》6期），以TFP 衡量的持续改进在1992年后就不显著了，中国存在着通过投入推动的“过度工业化”，这与克鲁格曼对东南亚经济发展的评价“东亚无奇迹”即主要是靠投入支撑是相一致的。（2）以经济所宏观课题组的系列文章为代表的观点认为，高增长依然是合理的，但由于制度障碍导致了两大问题：一是制度性的投资饥渴使“经济过热”导致波动；二是更多地集中讨论了转轨时期的体制对经济发展政策执行的障碍，如体系性紧缩就是对货币政策和传导机制的一种总结；（3）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中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变革和技术改进，代表作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强调了“高储蓄和高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指出了结构配置优化，“资本形成效率的提高对增长有重要贡献”，分析了资本形成和形成效率对增长的贡献（王小鲁、樊纲2000），《大调整：一个共同的主题和必然的选择》（经济所宏观课题组1998）、《中国经济走势分析》（刘树成等）、世界银行《2020年中国经济》，也都强调了结构变革的贡献和结构变革的方向。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来看，资本形成一直是经济增长核心，发展经济学早期中的“大推动”、“低水平陷阱”、“非均衡增长”、“结构化变革”等，也包括金融深化等的研究的都是通过一切手段提高资本形成推动经济发展。

传统发展经济学强调了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启动作用，而后的发展经济理论强调了公平、社会进步、市场机制和制度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针对发达国家提出了内生增长的“持续”理论，缺少对中国这样一个已经启动起来、要继续前行的大国发展的理论表述。从全球发展的历程看，结构变革，特别是伴随着非农就业增加的变革始终是发展的主线，资本形成是引擎，资本的配置效率是关键。

中国经济在高资本形成的推动下不断增长，其能持续的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变革和市场化的推进，提高了资本形成的效率。本课题从结构调整的累积效果入手，分析资本形成的持续性和效率性，特别分析其形成方式和配置方式中的制度障碍，试图再探讨中国经济的结构变革、可持续增长与宏观政策的选择基准。

一、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低价工业化和高价城市化双引擎

自1998年以来，政府大规模投资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累积效应，最明显的标志是由工业化这一经济增长的单引擎发展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引擎。2003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自主增长。

1.低价工业化

工业化始终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条主线。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开创了一条全新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上亿农民以低成本的方式进入工业部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导致劳动力配置对GDP 增长的贡献平均在1.5个百分点，这还不包括其对产业结构调整效益的贡献（林青松2000、王小鲁2000、世界银行2000）。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如果说80年代基本靠“老农”（即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那么90年代基本靠“老外”（即大量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发展以及沿海地区外向型产业模式的基本形成）。

低成本是工业化的核心竞争力，这包括劳动力成本低、土地价格低以及实际税收低。“离土不离乡”政策大大推动了低价工业化。农民工成本仅仅按“剩余劳动力”定价，并且不需要住房、社会保障等所有城市居民所需要的工资外成本，农民工的这一切都可以在乡村土地上得到解决。乡镇土地征用是“无偿”或低价的。没有了城市社会保障、城市土地与基建开发、基础设施的营运，与城市相匹配的高税收在地方上很多是减免的。在这里通过农村的“廉价”土地和剩余劳动力把工业化的成本给节约下来，不仅在早期的“离土不离乡”的乡镇工业上造就了低成本，而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则使中国产业继续保持了这一低成本优势，吸引全球的产业转移和采购，中国正逐步成为世界的“大工厂”。

工业化进程产生了两个结果：其一是推动了非农就业，把农村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先是“离土不离乡”的乡镇工业，而后是劳动力流动，到发达的地区去就业。其二是长期工业化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产能和资金。在人们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的情况下，因工业结构本身的调整尚未完成而出现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工业增长速度放慢就是必然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寻找新的增长引擎。城市化可以说正是上述工业化发展和累积的一个结果。

2.高价城市化

中国1992年进行了土地要素和资金要素的体制改革，特别是土地要素从无价变为有价，开启了城市化进程。由于“要素价格双轨制”（即土地和资金利率价格双轨制）以及微观主体的“软预算约束”，刚开启的城市化导致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等经济泡沫，形成巨额不良资产，国家开始调控、软着路。同时土地要素的价格改革得以初步完成，奠定了城市化的基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家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国债，投资于基础设施启动内需，城市化进程因此有了基本架构。1998年以来，国家一方面大规模地投资于基础设施以推动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启动住房消费信贷，将消费者与城市化进程对接，作为城市化最重要标志的房地产业成为支撑经济的重要因素。

2001年，中国人均GDP 约为1000美元，城市人均估计在2000美元以上；城市化率为37%，也就是说，有近5亿人口处在人均2000美元的城市化高速起飞点上。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化引致的投资，特别是住房、汽车、电子类耐用消费品、娱乐、金融、交通通讯等服务的升级将决定未来中国的发展。从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2003年城市化的主导将逐步从中央积极财政的推动转向地方政府推动。中央政府积极推进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形成了城市化的基本构架。随着中央财政赤字的加大和财政支出逐步转向再分配，城市化的基础设施将主要由地方政府推动。地方四级政府，省、地市、县、镇全面在政府履新年里积极“土地批租”融资，实施基础设施政府担保贷款等，加大城市化的投资活动，城市化引致的投资仍然是今年投资启动的重要部分。

与工业化相比，城市化是高成本的，这包括：（1）基础设施的高投入。如水电、燃气、公路和绿地都是高投入，需要政府的推动；（2）社会保障的高投入。一旦农民变为市民，社会保障就是必需的。大量的公共支出如教育、环保和城市运营等都需要政府财政支持，因此城市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为公共支出而征税??－较高税收不可避免。高价的城市化直接表现在：高的土地价格、高的劳动力成本（增加社会保障）和高的税收。城市化的第一阶段是基础设施投资；第二阶段，随着城市化过程，大量的农民变市民，核心支出就是社会保障。目前中国总体上的城市化处在第一阶段，但也开始遇到第二阶段的问题了。社会保障现在支出比较低，农民土地征用费用也较低，城市化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非常低。但从国际经验看，社会保障支出是城市化后的最大支出。

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得益于自9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政府推动的城市化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两大主推动力。双引擎的含义不仅是投资配置，更重要的是非农就业的双重配置，即工业化过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服务就业。当前的非农就业中服务业就业比重远要高于工业就业，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非农就业是迈向现代化的关键。

二、资金流程变化与资本形成

结构调整的成功源于资源配置的变革。与上述“从工业化到城市化”的结构变化相对应，中国的资源配置（主要是资金流程以及资本形成）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银行资金流程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此前主要是财政）。1990年代后，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开始破产，银行坏账问题凸现出来；加上1992、93年形成的房地产泡沫，银行坏账问题非常严重。1997年后国家四大商业银行开始了严格的贷款管理，出现“惜贷”现象。资金向国家集中，商业银行把存款放到央行和购买国债，货币政策尽管通过连降利率来扩张，但实质上是紧缩的，即政策上扩张和体制上收缩（宏观课题组，1999），货币放不出去。

1998年国家加大了对经济的刺激，银行放款有了新的渠道。而这些新渠道都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一方面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央发行国债，银行则提供国债配套资金投向基础设施领域；另一方面是与城市化消费相关的个人消费信贷的发展。这样调整的结果是，银行中长期贷款逐步从工商企业转向与城市化相关的个人消费信贷与基础设施贷款。

我国商业银行开办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始于1980年代中期，但当时消费信贷发展缓慢，到1997年底，全国消费信贷规模仅为172亿元。1998年以来，消费信贷步入了快速增长轨道，特别是个人住房信贷成为消费信贷发展的重点，个人住房贷款占个人消费贷款的比重高达80－97%.1998－2001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分别为426.16亿元、1357.71亿元、3376.92亿元、5597.95亿元。2001年与1997年相比，增加了5425.95亿元，增长了32.55倍（见表1）。2002年，住房信贷增加的同时，汽车贷款增加迅速，新增超过了住房，个人消费信贷随着居民消费的升级，还会有一个较大的增长。对比1992年的房地产热，这次是居民真实的消费需求带动的，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市化水平非常高（邓宇鹏1999）。更为中性和科学的分析认为，按照国际经验分类，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工业化和城市化呈现明显的两阶段，第一阶段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第二阶段，工业化稳定或下降，城市化率的提高完全是由经济服务化导致非农就业的比重上升所带动，未来发展的关键仍然是非农就业（郭克莎，2003及表3）。

行业务完成了第一次转型，从生产型贷款逐步转向个人贷款、基础设施贷款和企业贷款，但过于集中在个人和基础设施贷款，导致风险集中，需要银行业务的再次转型，积极开展中间业务，形成新的收入来源，再次降低坏账比例。但这一转型取决于证券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在国家逐步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留下来的融资缺口需要新的融资弥补。加大企业的直接融资安排，提高结构效率十分重要，但从当前证券市场的发展状况看实现这一目标有很大挑战。

从中国居民储蓄增长、金融资产分配和意愿上看，基本的事实是：（1）高速增长的储蓄总量，2003年第一季度储蓄为10.86亿，每年增长20%；（2）金融资产分配有极大差异，2001年最高的20%的城市居民家庭占金融资产的66.4%，而最低的20%则只占1.3%，，富裕家庭对资产选择多样化的要求非常强烈（国家统计局2002年9月）；（3）居民金融资产希望获得中长期的保障和收益。在中国产能过剩，大量资金从产业部门析出，同时资金供应多，并逐步开放外国资金渠道条件下，如果不能更广泛地开拓资金运用渠道，在“限制下供应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必然够快增长（这既包括股票价格的上涨也包括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这就是日本的教训（见刘霞辉2002）。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大量资金搞建设，拓宽资源配置渠道和居民选择渠道才能合理分流现有的银行储蓄。

中国资金受到渠道配给限制，不能按资源-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去配置，导致了资本-价值创造能力的下降，资金价格不能真实地反映需求，特别是政府过度参与配置资源，扭曲了资源的需求和价格，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挑战。

四、保证持续增长的政策选择

城市化的推进以及与之相应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将中国经济带入了新一轮的景气周期，但高价城市化以及资本形成过程中政府过度参与所导致的种种问题（价格扭曲、结构、效率等问题）也给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挑战。此外，从增长必须伴随结构调整、而贯穿结构调整的主旨是“非农就业”看，如何有效地扩大“非农就业”将是未来的更大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即高价城市化、资本形成及非农就业的挑战，它们之间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中长期的政策选择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国土规划和地方政府改革，寻求降低城市化高成本的道路。

当前城市化高成本的最直接原因是多层次的政府体制，导致土地、基础设施和福利制度的不规模运营。寻求降低成本的城市化政策已经时不我待，重要的一条就是土地规划和地方政府改革，配合实现的手段就是集中，撤并乡镇，进而消减乡镇一级地方政府，形成中央、省和市三级，不但对于城市化有利，对地方、农村的财政改革也都具有战略意义。

地方政府改革，特别是县以下地方政府的全面改革将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传统体制下设立的公社，和后来形成的乡镇一级政府，主要是与统购统销联系在一起的，现在职能基本上已经消失，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乡镇政府的历史功能应该结束，这样有利于节约土地和创造有规模经济的城市；另一方面也能解决好农民负担问题、基层人满为患和财政破产问题。事实上，不撤销乡镇一级政府，农民问题、土地较大范围规划问题和基层财政破产问题是难于解决的。中国正面临着城市化发展的期，解决好与城市化相适应的政府体制是十分重要的。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扩大非农就业。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不断转移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非农就业是良性的，否则会出现“人口漂移”，即人口从农村漂移到城市，形成城市中的农村和“贫民窟”。非农就业不仅要依靠工业化的发展，更要依靠城市化进程中服务业的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发展的规律是独立于工业发展的，城市发展的道路是服务，只有通过深化服务才能提高城市的整体竞争力，否则随着地价上升，企业的营运本上升，产业转移是必然的。中国当前很多发达的中心城市仍然拼命地通过补贴发展“工业园区”，对提升服务业品质投入不足，这是需要扭转的偏向。

国家这几年放松了第三产业的管制，大量非公企业的投资热潮，极大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这是非常正确的。服务业要向高附加值的深化发展与人力资本的提高是密不可分的，教育是服务业深化发展的关键。城市发展应加大城市发展规律的探索，而不应重复“同构的工业化”。

（3）完善金融体系，通过间接杠杆调整货币政策。

配合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金融体系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因为正如前述分析，金融体系是提高资本形成规模和效率的关键元素。

金融体系的完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发展资本市场，将其居于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融资的最主要渠道，这包括股权和债券融资以及资金配置。在证券市场中，债券市场是发展的重要部分，特别是企业和地方政府债是发展的核心。二是体制改革，推进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权多元化的改革，将坏账逐步剥离后上市，改变银行体制，同时加大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而股票市场的问题是“国有股”的体制改革，增量改革是比较可取的方法。三是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不仅仅是银行体制，证券市场也应该建立起多层次的服务体系。只有金融体制的改革和结构的调整才能提高资本形成的效率，资金的价格才能合理地反映出其稀缺程度，否则要素价格的扭曲，会导致资源的误配置（misallocation ）。

在货币操作上注意运用间接手段，目前运用间接杠杆的条件基本成熟。1998年后中长期贷款均开始抵押，如个人抵押贷款、房地产开发的抵押贷款和基础设施的收费权抵押贷款，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非常成功的方面，形成了贷款抵押比例调节的手段，其调整是非常迅速和有效的。另一个就是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和公开市场操作的改革。通过这些市场方式调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将比较平稳。

（4）实行税制改革，促进资本形成与产业升级。

出口退税制一直是中国刺激出口、扩大外需的一个成功手段。不过，出口退税也带来一定的财政负担。今年出口退税的欠款已达到2500亿左右，负担过重。去年以来美元贬值，提高了中国出口竞争力，应该是逐步减少出口退税的好时机。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进入以城市化为带动的景气周期，给以消费带动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机会，特别是机械装备工业的升级。从现阶段发展看，重振中国内需，特别是装备工业产业升级需要税收上的激励；另外，现阶段出口主要是制成品的出口，加工工业的升级也需要增值税的改革。

因此，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应逐步从“出口退税”激励，转向“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的减税方案。当前的生产型增值税，投资品不能抵税，而采用消费型增值税，就只对增值部分征税，所有购进价值（包括投资品）都可以抵税。这种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化，将直接刺激国内企业的更新改造，扩大投资，从而促进资本形成，带动工业产业的全面发展（经济所宏观课题组，2000）。从财政改革看，由于所得税的不断提高，创造了流转税的改革时机。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到消费型增值税尽管每年会减少国家税收500-600亿，但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从长远看，这样的税制改革，可以促进资本形成与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为结构变革与长期增长提供了可能。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处在一个增长周期中，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其发展的两大引擎，资金流程的变化是有利于增长的，通过进一步政府、金融体系和财税改革必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和非农就业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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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克莎，2003，《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分析》，发表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国家统计局，2002，“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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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2002，《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转轨的特征》，《经济研究》2002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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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2002，《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注释:

当前的世界经济范文第2篇

一、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出现分化

美国经济发展在2010年上半年连续两个季度放缓后，三季度出现反弹。但是，2010年美国新增就业112.4万人，与奥巴马政府经济刺激计划新增300万个就业岗位的目标相去甚远，2008~2009年两年美国共失去836.3万个就业岗位，2010年12月失业率仍然高达9.4%。产能利用率处于较低水平，私人消费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有限，三季度消费信贷仍在收缩，外贸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连续两个季度为负。2010年11月，美联储又推出总额为6000亿美元的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

欧盟经济受部分国家债务危机影响，经济复苏力度弱于美国和日本。二季度在德国经济带动下，欧元区季度增速环比达到1.0%，但三季度明显回落。为了应对希腊、爱尔兰等经济体出现的债务危机，欧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出台了附带条件的金融救助计划。在欧央行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债务风险较大的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等国家被迫紧缩财政赤字。欧洲就业状况仍在恶化，2010年11月份欧元区失业率仍然维持在10.1%；其中，西班牙和爱尔兰失业率分别高达20.6%和13.9%，部分国家劳工退休制度改革导致频繁的罢工。

2010年,日本受益于亚洲经济快速增长，二季度减速后，三季度明显回升，前三季度经济总体表现好于美国和欧元区。由于通货紧缩、内需疲软和日元升值，二季度经济减速，失业率上升；8月份公布了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9月中旬日本央行直接干预汇市，10月初将政策利率进一步下调到0~0.1%，继续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三季度经济回升，就业状况有所好转，四季度通货紧缩出现好转迹象。

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减速，通胀压力增大

2010年上半年，新兴市场国家印度和巴西保持了强劲增长，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增大，但三季度以来工业生产开始明显减速。印度前三季度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9%；经济快速增长使得今年1月份通货膨胀率高达16.2%，印度央行自去年3月份以来6次加息，将基准利率由3.25%上调到11月份的5.25%。通胀率11月下降到9.7%，但工业生产增速回落到2.7%，为2009年6月以来的低点。

巴西2010年二季度经济开始减速，三季度增速下降到6.7%，通胀压力增大。4月份通胀率达到5.3%，4月以来3次加息，将政策利率由8.75%上调到10.75%。但9月份开始，物价又开始上涨，12月通胀率达到5.9%，为2009年12月以来的高点。2010年4月以来，工业生产不断减速，7月份下降到10%以下，10月份下降到2.1%，11月份也仅有5.3%。

俄罗斯2010年上半年开始复苏，但三季度明显放缓，增速回落到2.7%。8月以来通胀率开始上升，12月份通胀率达到8.8%。相对于俄罗斯过去两年的通胀，目前仍处于温和水平。6月以来俄罗斯工业生产明显减速，增速降到7%以下，11月仅有6.7%。

三、全球流动性泛滥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美国、欧元区和日本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全球货币供应量大大超出实体经济的需求，导致流动性泛滥，国际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上升，股市虚假复苏和波动，风险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

美联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美元贬值，美元指数再创历史新低。金融危机前，由于美元长期持续贬值，2008年4月美元月度指数下降到84.0081的历史低点。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收缩幅度小于欧洲和日本，美元指数曾于2009年3月份回升到96.6990。此后美联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美元指数走低。2010年上半年，欧洲部分国家债务危机爆发，美元指数再次走强。尽管三季度美国经济明显好转，但随着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美元指数再次走弱，11月份创出到83.9754的历史新低，12月美元指数仍处于84.6904的低位。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波动中上升。2010年1~4月，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全球经济快速复苏，石油、金属和粮食价格指数分别上涨9.2%、14.0%和3.1%，铁矿石季度价格指数更是上涨65.3%。此后，欧洲部分国家债务风险扩散，市场信心受到影响，加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美元走强，能源资源产品价格下挫，6月份，石油、金属和粮食价格回落到年初水平。三季度以来，随着美元贬值，石油、金属和粮食再次开始上涨，12月石油、金属和粮食分别比年初上升16.7%、25.2%和27.5%，铁矿石季度价尽管四季度有所回落，仍比年初上涨80.2%。

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增加，全球股市出现分化。2010年，美国股市在波动中上涨，截至12月16日，道琼斯工业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分别上涨9.6%、11.3%和16.5%，美国主要股指的变动与美元贬值也呈现一定的相关关系。欧洲德国和英国股指与美国类似，同期分别上涨17.5%和8.6%；而受债务风险困扰的国家股指大幅下行，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葡萄牙的跌幅分别为在31.8%、19%、12%、5%和3.7%。同期，秘鲁、阿根廷、泰国和印尼股指上涨超过40%，俄罗斯和韩国也超过20%，印度超过13%。其他主要经济体日本、法国和巴西股指则略有收缩。

全球经济不平衡复苏使得各国财政货币政策明显分化，短期资本流动不确定性增大，抵消了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应。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失业率高居不下，市场缺乏信心，仍然需要宽松财政货币政策支撑。而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通胀压力增大，很多国家需要紧缩货币政策。主要经济体经济和货币政策分化，导致资本更多地流向增长较快和通胀压力较大的新兴经济体。一方面，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美国国内经济的刺激作用减弱，新增的货币供应大约有80%流向国外；另一方面，全球流动性向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集聚，增加了这些国家管理通胀的难度。

四、贸易、经济和货币摩擦相互交织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积极协调、共同努力，使得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并未爆发，但贸易摩擦也未有效减少。世界贸易组织（WTO）2010年11月份《全球贸易回顾》年度报告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10月，WTO成员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例增长低于预期，涉案金额占全球进口总额的1.01%，产品集中在农产品、金属及制品、机械设备等领域。2009年11月~2010年10月中旬，WTO成员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数量尽管有所下降，但涉案金额占全球进口总额的比重上升到1.20%，产品集中在金属及制品、机械设备、矿产品和交通设备。

各类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均有下降，发展中国家成为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发起者。2010年1~10月，WTO成员国共发起反倾销调查120起，同比减少63起。其中，印度和巴西分别发起32和24起，欧盟发起13起。同期，WTO成员国共发起反补贴调查7起，同比减少19起；发达国家是主要发起者，美国和欧盟分别发起3和2起。这一时期，WTO成员国发起保障措施共18起，同比减少5起。其中，印度尼西亚和乌克兰分别发起7和3起。

卫生检疫和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增多，发展中国家使用频率上升。2009年11月~2010年10月，WTO成员国共使用卫生和动植物检疫一般措施990次，同比增长381次；紧急措施77次，同比仅减少3次。其中，发展中国家使用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比重达69%，同比上升7个百分点。2009年11月～2010年9月，WTO秘书处共收到1329起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通知，同比增加58起。其中，80%来自发展中国家。

美元持续贬值和世界经济不平衡复苏，使得部分国家被迫直接干预汇市，导致汇率摩擦加剧。2010年下半年，美元进一步贬值，给很多国家带来了压力。9月份，美国众议院更是以压倒多数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旨在对来自汇率低估国家商品加征特别关税，为美元贬值提供借口。为了减缓美元贬值导致日元不断升值对日本经济的不利影响，日本政府9月15日通过其海外商业银行实施6年多来的首次外汇干预。巴西、南非、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等国财政部或央行也已表示，会采取措施避免本国货币大幅升值。

当前的世界经济范文第3篇

【正文】

增长减速

为了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增长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看美国在整个“二战”后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最初的20年，美国全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间的增长率与1950-1970年间的增长率相比，明显放慢。减慢的意义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长率不持续地减退，那么美国经济在2000年将比其实际水平高出大约20%。

这种显著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般工业国的增长率普遍下降；(2)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出现负增长。

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

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当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时，公司会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每一个大公司在竞争的持续推动下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斗争，最终使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减少其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

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实际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好处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如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作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偿还私人债务总额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3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经济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到衰退阶段消费部门债务仍在增长，这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家庭债务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赌博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一。另一出路是投机，实际上，这只是赌博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产凸显出衍生市场已变得多么大。圣地亚哥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Partnoy)说：“不规范的场外交易衍生市场，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0年）前并不存在，现在却构成了总衍生市场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险……安然在1985年创立时仅仅是一个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为一个胀破肚子的场外衍生交易企业。仅在2000年，它的与场外衍生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上升了5倍多。”

美国公司包括金融机构债务的大规模扩大显然是和这种广泛而日益增长的投机活动相关联的。安然只是这种情形的一个放大的例子。结果是，如果作为基础的经济变衰，或推迟结算日子到来的金融工具新形式没有经常地引进，那么金融结构就越来越摇摇欲坠，越来越易于酿成灾难。

无人知晓这将导向哪种结果。最好的情形是，债务堆积和债务结构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将限制经济从周期性的下滑中摆脱出来。最坏的情形是，一个严重的金融崩溃可能进一步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生产能力过剩和金融不稳定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几乎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经济学家》杂志2001年8月25日载文说，“这一次全球衰退”和前半个世纪的衰退有如下方面的不同：“和以前衰退不同，这次衰退面更广。例如，1991年‘世界衰退中，美国经济下降，但是日本、德国和新兴的东亚继续繁荣，从而缓和了世界需求的不足。到今天这次衰退还不深，但是它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多国家同步发生的衰退。这中间有很大的风险。近些年，通过贸易和投资，经济越来越连为一体……由于美国和日本投资崩溃，这些国家大幅削减从东亚的进口。但是东亚国家脆弱得多的需求导致它们相应地削减不仅从美日而且从欧洲的进口。一个更长时期的美国（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地增加了。”

处于体系边缘的穷国在世界经济的普遍危机中受到的伤害将最严重。如前所示，不发达国家在过去20多年中人均经济增长率停滞了（除极少几个例外），这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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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世界经济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公路；经济效益；影响因素；对策

中图分类号：F5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1

一、公路经济效益受到制约的主要因素分析

公路系统受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的主要因素制约，但是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员工在思想认识上略有欠缺。目前，整体公路管理体制的条条框框都受到了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因此导致公路相关部门的员工思想存在一定的“缺陷”，不能够彻底地摆脱旧时期的传统观念，无法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从而没能够树立出正确的市场经济观念，在公路有关部门中，很多员工都存在靠、要、等的落后思想。这也使得公路相关的部门难以发挥出其主观能动性，也导致员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也受到了“传统”的压迫。

（二）没能将公路系统的管理体制理顺。从目前我国公路系统的体制来看，依然采用的是半下放的管理形式，公路的建设与养护中所花费的资金拨付都是通过省厅实现。省厅对公路行业管理进行直接的管理，地方仅仅是对于人事、行政和党群做出相应的管理。如此，能够将地方以及公路行业的积极性充分的调动起来，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点：这一种体制对公路系统的建设以及养护无法满足省里的计划要求，也无法满足其地方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公路建设以及养护的标准。

（三）在公路建设以及养护方面的资金投入不足。由于每一年计划中所投人的费用不足，再加上相应材料价格大幅度的上涨（养护公路所需），也大大增加了公路养护成本，逐渐形成了公路部门的挂账资金，因此，也只能够通过负债的形式来支持公路的建设以及养护的运行。

（四）公路部门人员超编现象严重。随着最近几年来公路系统当中各个部门的人员在快速的增长，从而导致过剩的情况逐渐地显露出来，甚至出现了“人吃路”等情况。另外，相对较差的市场竞争力也成为公路经济效益增长受到制约的因素。

二、提高公路经济效益的相关对策

在当前的公路系统中，“两科效益”也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所以想要扭转现状，就需要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充分的发挥出内部经济效益以及社会经济效益。

（一）提升思想认识。作为公路系统部门的有关人员，不能够一进部门就感觉到有了稳定工作，没必要学习了。应该不断地增加专业方面的学习，将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提高到新的台阶，用新型的市场经济观念代替以往旧的观念、旧思想，从而通过有效的措施让公路的建设、管理与养护等能够有序、协调的发展下去。

（二）增强运营效率，健全管理制度。就目前的公路工程的运营管理来说，需要考虑到：其一，在内部设置健全的管理机构和健全的组织；其二，根据不同的特征，从而制定与公路运营相互匹配的管理制度。只有如此操作，才能够确保公路工程组织机构能够具备权威性、科学性。作为运营管理来说，如果能够创新管理制度，那么就能够让整理管理系统充满无限地活力，并且相应的工作也能够按照制度顺利的进行下去，如此，才能够保证公路工程最大化的经济效益。

（三）科学管理，挖掘潜力为了促进公路社会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就需要科学的管理公路系统，强化公路的建设与养护工作，此外，还需要公路系统的好路率满足指标规定中的要求。此外，公路内部存在无限的潜力，我们也要对其进行深人的挖掘，在养护公路时，需要做好资金、人员、设备等各个方面的准备，才能够确保顺利的进行公路养护。此外，在建设与养护上，也需要做到有设计与规划，在均衡合理、科学编制的原则之下，利用有限的资金来获取最大的投资效益。

（四）多种经营方式的发展。在公路经济活动得以发展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进行中的公路经济活动是否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以及发展规律，并且也需要适当的调整公路系统内部结构，转换经营机制，让非养护单位也能够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与发展新型的公路经济增长点。

（五）降低运营管理成本。在我国，由于公路工程投资主体多元化，导致运营工作缺乏统一的、有效的行业管理，造成机构重复设置，设备重复购置，人员岗位设置随意，导致人员、设备利用率偏低，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影响效益的发挥。为实现统一的、有效的公路工程运营管理，可以探讨在省内组建一个公路工程运营管理机构，对省内公路工程运营项目进行统一的行业管理。首先把一些能合并的机构进行合并，切实把岗位、人员压减下来。其次把养护、工程等专项工程推向市场化，引入竞争、激励机制。通过多种措施盘活固定资产，提高设备的使用率，降低负债经营率，降低运营管理成本的投入，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六）尽快实现全省联网收费，提高公路工程通行效率。随着公路工程的不断发展，联网收费将成必然。它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路桥收费站数量，规范收费行为，杜绝收费人员贪污作弊的漏洞，降低运营管理成本，提高物流、人流效率，方便人民群众，具有很好的提高公路工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功能。

三、结语

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交通运愉业是基础性的产业，也是现代化经济的重要支撑载体和标志，在交通基础中，公路是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但是，随着公路财政投入的不断加大， 那么相应的经济效益的回报是否能够与财政投入相对应呢？在经济腾飞的时代，公路运营条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众的关注。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才能够抓好公路经济效益，就成为公路有关部门的首要解决问题。实现公路经济效益最大化，才能够促进行业的快速发展，才能够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才能够进一步的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陈玉红.公路经济的制约因素与解决措施浅析[J].现代营销（学苑版），2012（05）.

当前的世界经济范文第5篇

包装设计在一定意义来说也属于工业产品设计的一个重要部分，所谓包装之前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商品的磨损，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商品市场竞争的加剧，人们对于商品的个性化需求也与日俱增，于是产品的包装设计也越来越明显。在当前商品利益的驱使之下，好的包装设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更好的体现商品的价值，最大程度上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于是商品的包装设计功能就成为刺激欲望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之中，不仅工业产品的设计功能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重视，工业产品的包装功能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因此，这就迫使工业企业在提升自身的产品素质之外也要提升产品的包装质量。

2工业产品设计与包装在促进工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1工业设计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源头。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技术的发展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进步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工业设计的发展也为经济的发展进步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工业设计的进步也使得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正式踏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工业产品的设计具有极大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于是当前的世界经济已经展现出由物资投资转向智力投资的势头。当前的企业家都在加强设计部门的投资，将产品的设计视为为了企业发展的生命所在。未来的工业设计也在引导着人们消费趋势的转化。消费也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的巨大发展。产品包装也在跟当前的消费者发生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获得巨大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产品也逐步走向了世界市场，参与到市场竞争当中来。

2.2工业设计与工业包装是提高产品附加值的重要途径。

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使得大量的工业产品进入到了千家万户中，近年来，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人们在要求产品质量过硬的基础之上也对商品的可观赏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赏心悦目的商品即刻价值倍增，越来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包装精美的商品进入到消费者的手中，经济利益大大提高。这不但提高了商品的附加值，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艺术魅力。

2.3工业设计与产品包装是应对当前市场竞争的重要对策。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的经济在发展中面临着各种新型的挑战，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我国降低进口关税，我国的工业企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因此，面对技术实力并不是相当雄厚的轻工业集团，就需要我们不断地提高我们的商品层次来面对外面市场的竞争压力。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