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方法论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生态学方法论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生态学方法论范文第1篇
研究设计
1研究目的。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比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实验前后的英语写作成绩,验证该教学模式的有效性,最终得出立体化互动教学模式能够提高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
2研究对象。本研究所采用的受试群体为浙江宁波某高校的2011级非英语本科专业两个自然班的83名学生,其中一个班41名(27名女生,14名男生)作为实验组(EG);而另一个班42名(29名女生,13名男生)作为对照组(CG)。所有研究对象均参加了大学入学摸底考试、一次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3研究工具。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为该高校大学英语新生入学摸底考试卷(2011级)、一份大学英语四级真题卷、新视野大学英语在线教学系统,系统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提供。
4研究过程。2011年9月进行大学英语2011级新生入学摸底考试,选取写作成绩平均分最相近的两个自然班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一个班41名组成实验组,另一个班42名组成对照组。从班级的男女生构成及入学摸底时平均分没有明显差异来看,有理由认为实验结果的差异是由于不同的教学模式造成的。将这些学生参加大学英语入学摸底考试的写作分数记录下来作为写作前测成绩;这些学生全体参加了2012年6月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其中的写作分数作为后测成绩。为便于后面研究对比,前后测成绩出来后均调整为百分制分数。本研究的数据统计与分析采用统计软件SPSS17.0版本,采用的统计方法是t检验。实验组和对照组均由同一任课教师教学。实验组采用立体化互动教学模式,而对照组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
结果与分析
1实验前对实验对象的写作水平的比较与分析
从独立样本t-检验统计结果显示(见表1),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英语写作能力水平在实验前不存在显着差异(P=0.741>0.05)。
2实验后对实验对象的写作水平的比较与分析
在实验结束时,我们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了写作测试,并将结果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2)。表2结果显示,在实验后,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写作能力水平出现了显着差异(P=0.028<0.05),实验组平均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这表明经过立体化互动教学模式的实践,实验组写作能力显着提高。同时,我们进行了实验组实验前后的配对样本t检验(见表3)。在表3的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实验组在实验前后的写作能力存在显着性差异(p=0.010<0.05)。这说明立体化互动教学模式是有效的,可行的。通过以上实验结果,无论是从实验组学生的自身进步来看,还是与对照组传统教学模式结果的对比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通过立体化互动教学模式实践来促进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是可行有效的。
生态学方法论范文第2篇
认识论还原和本体论还原不同，本体论还原重点关注还原的对象是什么的问题，但认识论还原论关注如何实现还原的问题。一般科学哲学中，认识论还原论包含术语还原和理论还原两大研究主题。从还原论的发展来看，对术语还原和理论还原两大主题的研究一直呈交织状态。逻辑经验主义后期，物理主义所主张的学科还原是以语言的还原为基础。1958年，奥本海姆和普特南提出的“微向还原”虽然主要是指学科的还原，但其中较大篇幅提到了术语间的沟通。1961年内格尔的“桥接原理”主要是指理论的还原，尽管其只是指涉了术语之间的连接，但这种连接和术语还原也并非没有关联。内格尔关于这种连接是如何实现的，给出了三种可能：
1.两者之间存在逻辑关联，对于这一逻辑关联内格尔表述为“可能是通过同义性或某种单向衍推分析”；
2.两者之间是约定关系，即协调定义，但理论词项之间没有必然的意义关联；
3.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事实的，即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通过逻辑分析得出，而只能通过经验证据来支持。其中，通过“可能的同义性或某种单向衍推分析”是对术语间逻辑关联的要求，通过这种逻辑关联起来的术语可以视为是实现了术语间的还原。由此可见，该阶段学科或理论还原的研究中术语的研究占了较大比重。这种不同理论或学科的术语之间的连接成为术语还原的前提。1966年，亨普尔对术语还原进行了单独的研究。他认为术语间的还原是通过“描述性定义”实现的，即不要求定义项与被定义项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而只要求两者具有相同的外延或应用范围。例如，用“无毛的两足动物”来定义“人”，两者指称相同，含义可以不同。另外，他认为这种两个术语间的协调定义是通过科学发现而实现的。这种通过协调定义而实现的术语还原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这种协调定义的前提是理论术语具有一定的指称，或者说具有一定的实在论地位，否则便无法实现指称一致的还原。但是目前对理论术语的实在性尚存在颇多争议，简单通过协调定义的方式实现术语的还原也存在进一步探讨的可能。进一步地，如果理论术语具有一定的实在性，那么术语还原的问题便转换为术语的指称间的关联。实际上，指称间的关联并非简单通过科学发现而实现的。生态学术语还原包括实体、过程及属性术语的还原。生态学领域，术语还原也存在一些争论。例如，勒莱（Loehle）认为“多样性”和“演替”是生态学中两个较为成熟的术语，可以以此展开术语还原的研究。谢瑞德-弗瑞切特（K.S.Shrader-Frechette）对此提出了质疑，她认为一方面演替和多样性的内部机制并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术语不能作为成熟的术语进行还原，另一方面她认为术语还原无法克服高层次和低层次背后不同的分类系统所导致的还原鸿沟。前一点是质疑术语还原的非形式条件，后一点是质疑术语还原的形式条件。但是，谢瑞德-弗瑞切特的质疑也将导致两个问题：如果这两个术语的内部机制已经研究得足够透彻，可能其本身就表明了一种还原的实现，但至少不能通过术语有无被还原的事实来证明其可还原性。另外，如果高层次和低层次因为所处不同的分类系统，故而无法实现有效还原的话，这显然是在层次论的框架下进行的论证，但是许多的生态学术语例如演替等呈现出的是时间而非空间的制约性，其还原已经不能简单地在层次论的框架下展开，即她的质疑反映了一种预设，这种预设本身就包含了一种逻辑矛盾。理论还原主题方面，奥本海姆和普特南提出通过微向还原的方式实现理论间、学科间的还原。内格尔对理论还原做了较深入的分析，他重点关注学科间的异质还原，内格尔提出需要具备“形式条件”和“非形式条件”两类条件，这被称为是理论还原的“桥接原理”。“可连接条件”保障了术语的关联，结合“可导出条件”便实现了由次级学科理论到初级学科理论的还原。进一步地，“可连接条件”中两个理论词项间如何实现连接是理论还原的首要问题，这也涉及术语还原的问题。对于“可连接条件”，内格尔解释为“同义的或某种单向衍推分析”、“协调定义”、“经验事实”等可能的连接途径。如果通过“同义性”获得理论词项或术语间的沟通，那么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些问题：一方面，不同理论术语指称可能一致，但其意义却不可能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学科的发展将导致术语的含义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理论间无法通约。如果通过协调定义的方式实现理论词项间的沟通，这种协调定义和术语的连接显然是一种同语反复，而如果通过“经验事实”来说明理论词项间的沟通，却又无法保证这种经验事实的可靠性。对于“可导出条件”，如果将内格尔的理论还原模型可以简化为T1∧L辅T2，就可能出现多重悖论：
1.如果T1、L辅为真，那么T2为真，但这暗含了一种对理论真值的预设，可能与科学发展的事实不符；
2.如果T1、L辅为假，那么T2为假，即还原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这种还原可能与经验事实不符；
3.如果T2为假，那么T1或L辅为假，这也可能与科学研究的经验事实不符。面对理论还原受到的种种质疑，还原论者纷纷对其进行了修正。沙夫纳（Schaffner）认为存在与理论T2强类似的理论T2′，理论还原模型也因此转换为T1∧L辅T2′。尼克（Nickles）随后将这一类似关系进一步精致化，认为逻辑导出关系发生在T1′和T2′之间。对理论还原模型的修正不仅未能就“可连接条件”和“可导出条件”给出合理的解释，反而引起了更多的疑问。一方面各修正模型均忽略了理论术语间的“可连接条件”，另一方面修正后的模型仍然是以理论的逻辑导出关系为前提，原来“可导出条件”所引起的逻辑质疑仍然存在，另外理论间的强类似关系也似乎很难去界定。可以说，内格尔理论还原所引起的种种质疑丝毫没有通过修正得以避免。维姆赛特（Wimsatt）认为这种强类似关系实际上是理论各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体现，即理论间的还原实质上是理论的一种演替过程，其中低层次理论对高层次理论起到了解释和说明的作用，是一种解释还原。舒纳尔认为群落生态学的理论可以还原为与种群或个体相关的理论，通过这种理论间的还原最终发挥理论对理论的解释功能，这一点和维姆赛特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舒纳尔主张通过机制论的方法实现群落生态学理论的还原，该方法主要将群落或种群生态学理论中的变量翻译为相关的个体理论的变量。由于这一还原方法强调理论变量之间的逻辑导出关系，实质上和沙夫纳一样维护了内格尔理论还原模型的内核。罗杰主张通过“协调定义”的方式实现理论间的还原，例如为了将Lotka-Volterra理论模型还原为生态位理论，可以将Lotka-Volterra模型中的关键变量环境容纳量进行重新定义，即通过资源供应量和个体的多度或增长速率对资源影响的比值来定义环境容纳量，然后对此进行微向聚合并最终还原为现代生态位理论。这一理论间的还原和内格尔的桥接原理一样，实际上是通过“协调定义”的方式获得不同理论术语间的“可连接性”，进一步通过微向聚合的步骤实现理论间的沟通。由此可见，生态学哲学视域下术语还原和理论还原仍面临许多的问题。目前，生态学哲学中的还原论思想正呈现一种逐渐弱化的趋势。认识论层面，这种弱化正体现为不再要求术语间、理论间的“可连接性”、“可导出性”，而只强调通过还原实现理论的解释功能，这无疑是对“科学的统一”目标的彻底放弃。
二、生态学方法论层面的还原论
方法论层面的还原论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作为研究策略的方法论，其二是作为研究方法的方法论。例如，植物群落的初级生产力与它们所吸收的辐射成正比，因此可以通过对植物辐射能分数的测定来计算群落的生物量，这反映了一种还原论的研究策略。另外，研究中对光合作用进行测定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往往体现了一定的还原论思想。这两种方法论既有不同也存在一定关联。一方面，作为研究策略的方法论更倾向于从微观世界中找寻原因，提出假说，并以此展开研究，这就涉及研究方法的选择。另一方面，研究方法是研究策略的具体体现。生态学方法论层面的还原论研究不仅要关注作为研究策略的方法论，也应关注作为研究方法的方法论。作为研究策略的方法论而言，主要体现为“分析”或者“综合”两种策略。自上而下进行“分析”的研究策略蕴含了一定的还原论思想，自下而上的“综合”研究策略则体现了一定的整体论思想。生态学研究中渐进式分析的研究策略体现了方法论层面的还原论思想。这种分析的研究策略重视对现象进行逐步分解，从而发现其中的内在机制，进而对系统行为进行解释。但是，这种下向的研究策略和认识论层面下向的认识策略是不同的。认识论层面，还原论主要体现为下向溯因的认识策略，而方法论层面主要体现为下向分析的研究策略。认识论层面认识策略的选择对方法论层面的研究策略提供指导，方法论层面的研究策略是认识策略的具体体现。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例如生态学实验也经常采取设置对照等方法来进行比对研究。例如，潘尼（Paine）在岩底潮间带群落中去除海星的实验，该实验证明了顶级食肉动物成为取决群落结构的关键种。这些实验方法均体现出一定的还原论思想。生态学方法论层面的还原论可以结合生态学相关研究进一步分析。以克莱门茨（Clements）为代表的机体论学派认为群落类似于一个客观存在的有机体，群落的演替过程类似于个体生物的发育过程。机体论学派还认为群落具有明显的边界，群落的分布通常呈间断分布的状态。格里森对机体论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群落并非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研究者为了研究方便而人为确定的一组物种的集合。这种集合并没有明显的边界，且呈连续分布的状态。个体论的这种观点是还原论思想在生态学本体论层面的体现。方法论层面，个体论学派也同样采取了一种还原论的立场。首先，个体论学派持有两个基本观点：1.构成群落的种群是独立的；2.群落没有明显边界，且处于一种连续分布的状态。这两种观点得到了惠特克（R.H.Whittaker）等生态学家的研究支持。惠特克的研究证明了群落并非一个具有明显边界的实体，该研究主要采取了一种梯度分析的方法。梯度分析方法是将一定区域内物种的组成情况和环境梯度联系起来的一种研究方法。具体而言，以植物物种的相对密度作为物种组成情况的主要指标，同时测定各个地点的海拔和干湿度作为表征环境梯度的两个指标。根据两方面的指标最终寻找环境要素的变化与群落的物种组成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物种组成和环境要素的变化之间具有密切关联，这说明每个物种都具有各自独特的生存方式，没有任何两个物种的分布是相同的。每个物种或种群都是独立的，根据物种属性的不同各自与周围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群落往往是根据环境梯度连续地依次排列，从而无法分辨出明确的边界。可以看出，环境梯度分析的研究方法侧重从物种层面进行群落属性的研究，这是一种下向分析的研究策略，也是还原论思想在实际研究中的体现。由于个体论学派认为群落仅仅是物种或种群的一组集合，构成群落的各个物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也将促使生态学家更为关注物种或种群的属性及特征，希望从物种的角度对群落构成进行解释。这一方面会促使相关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将促使研究者对一些适用于物种水平，观测尺度相对较小的研究方法的运用。
三、余论
生态学方法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 生态学 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随着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地发挥积极作用，非营利组织已经引起学者、政府、企业和普通群众越来越广泛的关注。非营利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许多方面的原因，它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由于非营利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源于如此众多复杂的因素，因此，无论是对其进行理论层面研究还是应用层面研究均需要基于非营利组织内、外部各种复杂因素及各因素的变化进行研究。而生态学理论的特质正好符合这种研究要求。正因如此，本文引入了基于生态学理论进行非营利组织研究的研究视角。
一、非营利组织与生态学相关内容
1.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英文表示为non-profit organization。目前，国际上对于非营利组织尚未形成具有完全权威性的统一的定义。因此，笔者参考各种非营利组织定义并结合自身研究结果对非营利组织进行如下界定：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服务于群众的志愿组织。
非营利组织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由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所产生的问题，是社会和谐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其不同于营利组织和政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许多问题。如许多非营利组织中存在非法挪用捐款的恶；志愿者与专业工作职员的激励问题；缺乏和募款对象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战略联盟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主要是组织内部及外部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失衡和失效所导致的。因此，如何科学、有效地界定各种利益相关者、对非营利组织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并确保这些关系的良性发展就成为非营利组织能否高效运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2.生态学。“生态学”一词是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1869年提出的。海克尔在其动物学著作中定义生态学是：研究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特别是动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有益和有害关系。后来，在生态学定义中又增加了生态系统的观点，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归纳为物质流动及能量交换。20世纪70年代以来则进一步概括为物质流、能量流及信息流。
生物的生存、活动、繁殖需要一定的空间、物质与能量。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对周围环境某些物理条件和化学成分，如空气、光照、水分、热量和无机盐类等的特殊需要。各种生物所需要的物质、能量以及它们所适应的理化条件是不同的，这种特性称为物种的生态特性。
基于其独特的生态学方法论，作为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现已发展形成了社会生态学、经济生态学、商业生态学及企业生态学等等。因此，基于生态学理论进行非营利组织研究具备理论和应用基础。
二、基于生态学的非营利组织研究思路
1.基于生态学研究影响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因素、各因素的相关性及相关系数。作为一个组织，非营利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内部有很多元素，如总裁、董事会、志愿者和专业人员等。同时，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非营利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中也有很多利益相关者。因此，必须掌握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
根据生态学理论，一个生物群落中的任何物种都与其他物种存在着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常见的有：食物链，居于相邻环节的两物种的数量比例有保持相对稳定的趋势；互利共生，如地衣中菌藻相依为生，以及蚁和蚜虫的共生关系等，都表现了物种间的相互依赖的关系。
非营利组织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处于同一个社会群落中，他们之间也都存在着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基于此，从生态角度出发，探讨非营利组织发展所需的各种因素、各因素的相关性及其相关系数是正确处理各种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一种途径，进而保证非营利组织在各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健康发展。
2.基于生态学理论实现非营利组织可持续发展。一方面，生态系统的代谢功能就是保持生命所需的物质不断地循环再生。例如阳光提供的能量驱动着物质在生态系统中不停地循环流动，既包括环境中的物质循环、生物间的营养传递和生物与环境间的物质交换，也包括生命物质的合成与分解等物质形式的转换。因此，非营利组织必须拥有并合理利用能够驱动组织中资源不断循环流动并创造价值的能力，始终保持系统内外的良性循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物质循环的正常运行，要求一定的生态系统结构。随着生物的进化和扩散，环境中大量无机物质被合成为生命物质形成了广袤的森林以及生息其中的飞禽走兽。因此，应该研究最适合非营利组织可持续发展的组织模型，以促进非营利组织创造价值能力的发挥。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存在意义的组织，其生存和发展都具有不同于营利组织和政府组织的特性，因此，开展适合其特性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而生态学由于其独特的生态理论可以在非营利组织的研究中起到极为重要的桥梁作用。本文仅仅是提出基于生态学理论进行非营利组织研究的一种思路，希望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赵黎青:非政府组织与可持续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李维安:非营利组织管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省略.生态学
[4][德]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文韬等译.东方出版社,1991
生态学方法论范文第4篇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亚洲动物考古的研究进展
(一)西亚的领先地位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西亚的动物考古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本土的专家，都非常重视现代动物考古学理论的应用，这一地区的动物考古研究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在某种程度上赶上了国际同行的步伐。从表2的统计不难看出，大多数动物考古学文章致力于方法和理论的探讨(82%)。其中生存对策研究文章占较大比重(33．7%)，其他方面比重较低，如驯化(14．5%)、宗教(12．2%)，埋藏学(9．6%)。有少量古DNA的文章发表(6．0%)。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18．2%，较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3．6%，中等层次的成果占60．2%，基础性成果占18%，而且研究主题具有多样性特点。因此，与国际同行相比，西亚动物考古研究的主体处于中高等层次。
(二)南亚及东南亚的积极努力从对南亚和东南亚与动物考古相关文章的一般统计来看，高层次研究成果占20%，较高层次的成果占2．9%，中等层次的成果占50%，基础性成果占27．1%。中等层次研究中生存对策相关研究占较大比例，达到34．3%，研究主题涉及面较广，表现出较强的学术进步势头。总体上看，本区高等及较高层次研究略逊于西亚，研究水平要高于东北亚和北亚，处于中等略偏高的研究层次。
(三)北亚的保守性基础工作基于表2的综合数据可见，北亚动物考古工作的主体多涉及方法论和理论领域，调查与报告约占文章总数的1/3。在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将近35%的文章属于生存对策主题，其中近1/4与驯化有关。也就是说，将近72．6%的工作已经达到中等水准，但是基础研究所占比重较高(达27．4%)，而且缺少高层次研究。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成果涉及的主题与其所覆盖的空间地域和所经历的考古学文化变迁并不相符，涉及的主题比较有限，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总体上处于中等研究层次。
(四)东北亚的提升空间从表2中的数据不难看出，东北亚动物考古工作有一半以上处于基础性研究水准，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基本生物学信息(33．6%)以及基本鉴定过程(11．2%)的积累。在东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1/3略强的工作与中等层次的研究密切相关。包括宗教宴飨、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在内的高层次研究成果仅占6．1%，较高层次的综述性研究占7．8%，而包括埋藏学、动物驯化、生存对策、环境学和适应行为时空分布在内的中等层次研究成果却占33．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础性研究成果足足占有52．6%。综上所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层次还很低，但是研究主题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却是本区动物考古活力和未来快速发展的预兆。总体上看，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水平要低于除北亚外的亚洲其他地区，更不必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了，因此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五)亚洲动物考古的整体观察基于数百篇国内外动物考古文献资料进行的有关亚洲动物考古工作成果的简单统计分析似乎毫无意义，但事实上通过这种量化分析会使我们易于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做了什么，处于何等研究层次，进而意识到为了与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步伐保持一致，如何尽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囿于篇幅的限制，笔者无法将所有成果一一列出，只能抽选极少数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列入参考文献名录，在此深表歉意。上述统计表中所列数据，是建立在权威性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大样本量统计和分析基础上得到的，具有统计学意义。亚洲动物考古工作主要开始于20世纪晚期，但是大多数高水平的研究结果出自21世纪头十年。一般来讲，目前西亚动物考古已经进入全球动物考古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南亚和东南亚主体动物考古研究成果已经处于第二阶段，也有部分成果属于第三阶段的较高层次;北亚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整体上却还停留在第二阶段，其动物考古理论与实践水平都有待大幅度提高(参见表1、表2的数据)。学者们对于西亚、南亚、东南亚和北亚有关生存对策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在东北亚就这一主题的研究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这是达到更高研究层次的坚实基础。另外，东北亚在生物学和古代环境信息方面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积累，这为深入的动物考古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基础性平台。与亚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已经开展的工作相比，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就诸如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等高层次的研究还很不够。但是在亚洲(尤其是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开展的古DNA考古，在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如来自加拿大的杨冬亚等)和亚洲本土学者(如日本的奥村、石黑等)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骄人的进展，为深入开展更高层次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自然科学基础。
亚洲动物考古的未来之路
根据2010年8月23日至28日在巴黎召开的第11届国际动物考古会议的议题，结合上述有关动物考古研究层次的分析，可以将目前的主要研究议题归纳为下述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这也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努力的重要参考。
(一)较高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与宗教活动相关的葬礼用牲动物研究，国家形成过程中动物资源的强化利用状况研究，就动物考古对人类社会探究所做贡献的综述性研究，鹿科动物、猪、马、牛、羊(绵羊和山羊)等对经济形态转型(如跨时代畜牧业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影响和作用研究，动物考古的专业性研究，动物遗存所反映的人类社会地位研究等，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所涉及的较高层次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投入更多精力加以深入研究。
(二)中等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外来贸易与生物入侵研究，副产品开发研究(如副产品革命新标志、乳制品制法的发展等)，方法论研究(如形态测量与相似属种比较相关的动物资源管理水平研究、利用同位素和痕量元素生物地球化学的动物迁徙性研究、与现代人类起源研究相关的各个氧同位素阶段的人类狩猎行为多样性探究等)，古代人地关系研究(通过动物遗存开展的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度研究等)，与遗址形成过程密切相关的埋藏学新探索，与人类迁徙问题相关的岛屿动物地理考古研究，更新世至早期全新世旧大陆古人类的生存对策研究，动物和人类食性与人类行为和食物加工技术相关性的综合分析，动物资源获取方式研究，地貌景观、环境及其变化研究，生存对策研究等等。这些是今后应当加强研究的中等层次动物考古学问题。
(三)基础性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按地域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如全新世非洲动物考古，环极地动物考古，新热带区动物考古新进展，旧大陆各时段动物群时空分布总结与研究，中东欧动物考古研究)，按动物类别进行的专题研究(如旧大陆的骆驼、古寄生虫、软体动物考古，猛犸绝灭的环境与人为因素研究，鹿科动物与社会)，数字化动物考古，实验动物考古等成为未来应进一步加强的基础性研究。其他常规的基础性研究包括畜牧业基础信息、信仰系统食物加工以及食谱和营养性疾病状况、文化交流等。上述相关的基础性研究的加强，将有利于亚洲动物考古水平的稳步提高。四、结语总体上看，亚洲动物考古的发展在时空两个方面都还表现出相当的不平衡;来自不同国家的同行之间通过共享数据库进行的交流还远落后于快速发展的动物考古的需要;动物遗存基本鉴定的训练以及国际通用语言的运用也显得很薄弱。目前高校中动物考古知识的教育与技能的训练还无法满足该领域未来发展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求。这些不利因素都制约着亚洲动物考古的健康发展。鉴于拥有农业起源和动物驯化发祥地的重要地位，亚洲就经济形态转型为主题的动物考古研究应当以综合研究范式的方式得到进一步加强。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层次，我们应当结合对来自考古背景的文化遗存的分析，充分利用生物学和古环境重建信息的积累(其中富有遗址形成过程的大量信息)。在埋藏学研究方面，文化层和自然地层应当同时加以考察，并尽量配合成系列的测年数据，以便于在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下，更好地了解从生存组合到发掘所获材料经历的变化过程。中亚和北亚是需要我们投入更多努力的区域。在这样广大的地区，亟待就更广泛的议题开展国际合作性动物考古研究。尤其是从晚更新世到早全新世人类生存对策转型以及马的驯化这些重大考古学问题的探究，就更仰仗于结合与周边地区的大量比较所开展的多学科、多遗址、跨区域、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动物考古研究。鹿科动物遗存广泛出现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很长时间里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古生态环境重建，还是狩猎经济的主要狩猎对象，都离不开对这类动物的深入研究。中国的鹿科动物遗存的深入研究，必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形态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等高层次考古学问题的研究。
生态学方法论范文第5篇
思想、观念与方法
当人们迫不急待地落下20世纪的帷幕而兴匆匆跨进21世纪的大门，"文艺学研究向何处去?"就变成了一个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直接地源于文艺学界对20世纪(更直接地讲，是对20年来)文艺学研究的整体成果的理性反思。
李春青与王修华在其《对当前文艺学研究的几点浅见》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文艺学研究除了根本观念的更新之外，也就没有剩下多少值得夸耀的实绩了。尤其是在基本理论建设方面远远比不上观念的进步"，"我们20年来的文艺学仅仅是完成了观念的更新而已，至于方法的建设可以说还没有真正起步。""由于缺乏有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所以人们都不敢涉足文艺的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了，但是一个学科要真正有所发展却恰恰有赖于在基础理论研究上的突破。"重新探索文艺学研究的方法，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重新审视"观念"与"方法"。
在我们的习惯性思维里，观念与方法似乎没有多少区别，观念就是方法，方法亦即观念。解决了观念就是获得了方法，获得了方法也就解决了观念。这种习惯性的看法，是既对又不对。其理由在于：
第一、从认识论与实践论的角度看，"观念"与"方法"是有所区别的：所谓"观念"是意指我们看待世界、观照事物的基本态度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或者说是我们认识世界、思考事物所获得的特定的思想(思维成果)，这种特定的思想展开为我们看待世界的基本态度和评价事物的基本倾向。而"方法"则意指我们求取解决思想、说话、行动等方面的问题的门路、程序。这正如我们面对一件具体的事物，它首先涉及可不可以做的问题，然后涉及到--如果可以做，将怎样去做(好这件事)?不可以做，又该来如何处理(它)--的问题。前者，属于观念的范畴；后者，却属于方法的范畴。如果从思维角度看，观念侧重于思维的形成，而方法注目于思维的操作。所以，"观念"属于认识论的范畴，而"方法"却属于实践论的范畴。
第二、从本体论角度看，观念与方法又具有同构性。这在于："方法"作为我们人求取解决(思想、说话、行动等方面的)问题的门路、程序，它的思维构成要素是其基点性(即求解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视角性（即面对问题的特定处境性和求解问题的特定角度）、视野性(即求解问题时其思维可以达及的空间域度和最后极限)和层面性(即求解问题所能达到的深度)。从这个角度看，基点性、视角性、视野性，层面性--此四者构成了"方法"的生命整体状态，在这一生命整体状态中，方法的基点性是人选择方法和和运用方法的立足点，或者说人求取生存、看待生活、开创生命的基本立场，和解释对象、破译世界、解答困惑的思维出发点；方法的视角性是我们认知事物、探求事理、思考问题的思维高度；而方法的视野性是我们看待世界、反省自我，理解生命的思维广度；方法的层面性则是我们领悟生命、洞识生存的深度。
而任何方法都是人的方法，所以，从方法的人本本质角度看，任何方法都首先体现为一种有关于人的生存态度，一种属于人的思想和智慧，一种赋形于对象（世界、事物、人、问题）的基本思维框架和价值判断体系(即世界观)。
第三、能够把观念与方法融为一体的方法，是本体性方法，或者说称之为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不仅是一种思维的方法，它首先是一种思想的方法。在其最高的层面上，哲学的方法就是一种思想的方法，这种"思想的方法"被传统地称之为"世界观"，而作为思想的方法的"世界观"要转换成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践操作方法，其间必须面临一个中介的贯通，这个能够贯通此二者的中介就是认识论层面的"观念"，这个认识论层面的"观念"是由世界观演绎出来的看待对象的基本态度与价值取向，它包含了其生成这个"基本态度"的世界观的特定思维基点、思维视角、思维视野和思维层面。它在我们的习惯性意识里面叫做"方法论"。这即是说，对思想方法的思考就构成了哲学本身；而对"态度"和"价值取向"的思考则是方法论，而对思维操作技术(方法)的思考，则是实践论。
第四、一种哲学必然产生一种本体性方法(即"世界观")，这种本体性方法必然蕴含着具体的思维观念(观念性方法)和思维方法(操作性思维工具)。但一种哲学的本体性方法却往往可以生发出多种认识的观念和操作的方法，因为，看待世界和事物的基点和角度可以是相同的，而其"看"的视野和层面则完全可以不相同：一种本体性方法可以演变出多种方法论和实践论来。如唯物主义的本体性方法，则可以产生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等方法论和实践论；再如结构主义、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科学的方法论，都可以说是物质主义的哲学方法孽变出来的理性思维成果。
第五、一种哲学的本体性方法，可能生发出许多的认识论观念和思维操作技术(即解决问题的具体思维方法)；而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则同样可以孽变出多种思维操作技术。但无论是哪种性质与情况的"生长"，都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具体的对象，即任何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方法要转换成具体的求取解决问题的实践论意义上的方法，都必须要所求取解决的具体对象的参与，否则，其对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方法的运用也就变成了生搬硬套，这种生搬硬套虽然有表面上的热闹，却最终无益于问题本身的求真正解决。20世纪80年代文艺学界的方法论热以及后来一直持续不断的对其它领域的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的标新立异，却最终只获得了"观念更新"的效果，而对文艺学的基本理论建设没有带来任何有益的帮助的深层次原因，也就在于如上的思想的混乱所造成。
由此不难看出：第一，文艺学的思想可以某种哲学的思想为武装，但文艺学的思想绝不可以以某种科学的(认识论)观念来代替。第二，文艺学的方法论可以来自于外部，但并不等于说文艺学的方法论就必须是外部的--外部的方法论在有时可以帮助我们更新观念、打开视界，但如果一味地依赖于外部的方法论，则有可以从此迷乱我们的心智，朦胧我们的视野，模糊我们研究的具体对象，使我们找不到真正求解问题的途径。第三，任何外部方法论的导入文艺学领域，它的不可置疑的功能是观念的撞击，但这种被导入的方法论观念要成为研究文艺学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还必须经过文艺学的研究对象的消化与溶解，否则，如果生硬地、盲目的、一厢情愿的把某种科学的方法论(观念)视为研究文艺问题的最佳思想指导(本体性方法)和具体的思维操作技术(方法)，那只能给文艺学研究带来新的迷茫与混乱、浅薄与荒疏，最后将使文艺学走向名存实亡的"空壳"状态。
生态化综合：两种传统精神与方法的融统
加强文艺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之所以首先要寻求研究方法的构建，就在于构建文艺学方法，实际上是寻求构建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的学术话语平台。如何构建中国文艺学的话语平台?这必然涉及到对文艺学研究的传统的正确看待与选择。
文艺学的研究传统之于我们有两个：一个是西方传统，一个中国古典传统。这两个传统既具有许多方面的同构性，又具有文化风格、或者说思维路径和思维方向上的差异性。
"中西方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很早就把理性当作内在自主的活动，所以理性包含着一个辩证的过程，其自身的发展受历史发展的影响不大，它的发展代表理性的不断突破，也就是方法意识的不断突破。科学的发展就是个证明。与此相反，中国哲学中方法潜藏在本体意识中，并不把方法脱离本体意识加以独立考虑。只有在外在的社会、政治因素需要时才显现出来。所以中国人的方法往往是要解决问题，受现实条件的影响。中国人的方法和思考都是一个整体，跟西方的分析哲学正好是个对比。中国的方法论是由现实问题造成的，否则对思辩和理性的反省就会被认为没有意义，所以就过去看，中国的逻辑没有很好发展，就是这个原因。"
西方人的理性思辩的文化风格，不仅推动了西方科学的繁荣，而且开辟了分析主义和技术操作主义的道路，或者说由于西方文化的思辩风格，开辟了西方人的分析主义和技术操作主义航向，由此，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与繁荣。在这样一种思维与文化操作背景上展开的西方文艺学，也就自然体现出了两个基本的倾向：一是文艺学研究的分析主义道路，二是文艺学研究的科学主义方向。前者展开为一种局部动力学的思维倾向和文本主义情结；后者表现为理论构建的体系化和理论探索的解构性--即文艺学研究的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消解，往往不是以其所研究的特定对象范围内容的演变为直接的动力，而是以科学发展为催化剂。
与此相反的是：感受直观是中国人的文化风格，在这样一种文化风格的规范下，体验性构成了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倾向。体验往往动力于现实，局限于现实，体验同时又倾向于整体--或者说企图从现实出发来对整体的直观把握。"中国人是本体的，西方人是分析的。发挥一下也可以这么说：中国人重视整体的和谐，西方人重视分析和差异。中国人的这种思想主要来源是易经哲学，其中有一个要点，整体思考并不是表明它没有辩证性，它强调从多归结到一，统一的观念非常强烈。相反，西方哲学是按分析差异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由一到多进行分析。要了解一个事物，首先要了解它的结构，层层深入。以上不仅是方法的差异，也是本体的差异。中国人的本体是整体。"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和思维框架的规范下，中国文艺学研究也同样展开为两种基本倾向：一是文艺学研究的心灵主义道路：二是文艺学研究直观经验主义方向。前者展开为一种神秘主义的整体动力学思维倾向和行为(过程、状态)主义道路；后者表现为经验描述的非体系性和理论探索的筑塔性--即文艺学研究注重于个体体验与经验的直观和直观的经验的发散性记录，这种以对经验直观和直观经验的东西的发散性记录，更多的不是同中求异，而是基于异中求同。这就是中国古代文艺学之博大精深--而又缺乏严密的逻辑体系的原因；这同样是中国古代文艺学更倾向于筑塔性，而较少解构驱动力与激情的原因。
进一步地看，西方文艺学之所以要走一条存同求异的思维道路，就在于它以科学为直接动力源与催化剂--科学的深层动机与终极目标是在存同求异的解构，科学存同求异的基本方法是分析。而中国文艺学之走了一条存异求同的道路，就在于它以现实的伦理准设和政治规范为直接的动力源与催化剂--伦理准则和政治规范的深层动机与终极目标是追求存异求同的筑塔，伦理与政治存异求同的基本方法是经验直观或经验直观。换句话讲，西方文艺学的发展走的是一条理性主义的科学道路，而中国文艺学的发展走的是一条经验主义的生活道路。这就是20世纪中国文艺学从很大程度上悬置自己的文艺学传统，一厢情愿地踏上西方话语主义的道路--这一相对漫长的过程中，除了观念的频频更新之外，难以获得自身研究方法的建立和基础理论的深入探索的根本原因。
客观的认识传统，其目的是正确的选择与运用传统。当我们粗疏地清理出中西文艺学的整体性思想原则和思维路向，就不难发现：西方文艺研究的基本思维传统是科学理性，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是分析与综合；而中国的文艺研究传统是人伦化的生态理性，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整体领悟与经验直观。因此，客观地看待传统与正确地选择传统，不仅要客观地看待西方文艺研究的传统，更指客观地看待中国的文艺研究传统。21世纪中国文艺研究要有所新的突破，要能获得更新的思维视野，必须要从这两个传统中吸取精华，综合其西方文艺研究传统中的科学理性精神和分析与综合的研究方法，与中国古代文艺研究传统中的人伦化的生态观念和整体领悟与经验直观的方法--于一体，形成具有时代精神特征的新思维、新方法。这应该是21世纪中国文艺学研究走出自我困境，寻求方法与理论重构的基本思维路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化综合方法之作为文艺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成为可能，正是对文艺学研究的两个传统的基本精神和研究方法的融统与提升。
生态化综合：对象的要求性与学科使命的融统
无可讳言，文艺学是以文学为其研究的基本对象的，文艺学研究的思维路向、思维视野、思维方法的生成，从根本上受制于研究者对文学的认识与定位：对"文学"本身的认识与定位，也就目然生成起文艺学研究的特定视野、观念与方法。
就其一般意义上讲，文学是一种话语行为。文学之作为一种话语行为成为可能，就在于其有"人"：文学是人的话语行为和有关于人的话语行为。前者揭示了文学是人为的--文学是作家的话语行为；后者展示着文学的为人性--文学是有关于人的历史、人的现实、人的理想的话语行为：文学是扎根于人的存在历史、立足于人的现实生存境况并着眼于人的理想生活的话语行为。因而，文学是人对人的话语行为--文学既是现实生存中的人对理想状态中的人的话语行为，更是理想状态中的人对现实生存境况中的人的话语行为。这就是人们历来把文学称之为人学的根本原因。
文学应该是人学!但"文学是人学"中的"人"，既不是抽象的政治的人，也不是片面的伦理的人，更不是观念意义上的文化的人，而是历史语境和现实生态困境双重挤压中的生物文化人和文化生物人。因而，文学就是以一种特殊的(即虚构的、陌生化的和形式化的)话语方式，来对生态过程中的人的人性美丑的形象咀嚼，生存的沉痛体验，社会历史的美学反思和诗学批判。文学作为人学，是对人的生存的启蒙、塑造、新生与开辟，是对人的存在的展布与照亮!
"他们应该相信，恐惧是存在的一切事物中最可憎的东西：一旦相信了这一点，他们就应该永远抛弃恐惧，而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只留下人类心灵的古老理想--爱情和荣誉，怜悯心和自尊心，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精神，没有这些，文学就被了，被扼杀了。只要他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的工作就会被人咀咒。"
"人相信，人不仅能挺得住，他还能嬴得胜利。人之所以不朽，不仅因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他才能发出难以忍受的声音，而且因为他有灵魂，富于同情心、自我牺牲和忍耐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正是描写这种精神。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们站立起来。诗人不应该单纯地撰写人的生命的编年史，他的作品应该成为支持人、帮助他巍然挺立并取得胜利的基石和支柱。"
文学存在与展开的这种自我规定性，事实地构成了文艺学研究的思维起点，并历史地构成了它的研究视野与方法：文艺学研究既是对文学话语行为何以生成的审美规律的研究，同时又是对人的历史性存在和现实生态境况与未来生存希望的研究。文艺学研究不仅要具有人的历史眼光，更应该具备人的生态视野。而历史不仅仅是一种过程，它首先是一种状态，一种境遇，一种存在向生存展开的场运动。同样，生态不仅仅是个别、是具体，而首先意味着整体状态。所以，当我们从文艺研究的对象--文学自身出发，将人的历史眼光与人的生态视野融统起来，也就形成了生态化综合的研究方法。
如果站在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人类(当然包括民族)进步与文明的标志是文化的创生与繁荣，而创生文化与繁荣文化的基本方式（与途径)有三：一是科学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二是哲学、思想的追问和美学精神的鼎新：三是文学、艺术的创造。在这三种文化创生的方式中，文学艺术是其先锋形态，科学、技术是其中坚力量，哲学、思想和美学探索是其殿军力量。文学和艺术作为人类文化创生的先锋形态，是其感性形象的。这种感性形象的文化创生行为的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恰恰哲学、思想和美学精神，同时，这种感性形象的创生行为又为特定的时代性哲学、思想和美学精神的创生源源不断的开辟着新的道路、方向，开阔出新的视野、疆域。这样，文艺学也就在文学与哲学、美学以至史学与文化学之间架通了桥梁。
概括地讲，文艺学的自身定位，客观地层开为三个方面：第一，研究的对象定位--历史化的时代文学的人本生态规律与演变发展的文化态势：第二，研究的范围定位－－文艺学研究的范围是生态中的人性困境对文学的激励与文学对在生态困境中突围的人的人性塑造；第三，研究的功能定位--文艺学研究的基本功能是承担起沟通、连终作为先锋文化的文学与殿军文化的哲学、美学的桥梁：通过文艺学研究，把时代哲学、思想和美学理想作为最新鲜的营养输送给文学，使它永远保持文化先锋的强劲创生力量与智慧，为时代生存更新更广的精神生存空间；与此同时，通过文艺学研究，为时代哲学、思想的超越性突破与美学理想的整体性刷新，提供新的视野，新的范式，新的人性探索的参照系。
从这个角度看，文艺学研究，不仅具有跨学科、跨领域的整合形态，更具有网络具体与抽象、现实与理想、个别与整体的生态整合功能。
"1、理论是跨学科的--一种具有超出某一原始学科的作用的话语。2、理论是分析和话语-一它试图找出我们称为性，或语言，或文字，或意义，或主体中包含了些什么。3、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4、理论具有反射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它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
美国文艺理论家升纳森．卡勒这段关于"文艺理论"枸成的条件的论述，非常清晰告诉了我们：
第一、文艺学应该是一门理论，由于它是"一门理论"，所以它应该有其专门性--即专门的研究对象，专门的研究范围，专门的研究方法，专门的思维形式，专门的话语系统。
第二、文艺学作为一门专门的理论，它应该是跨学科的，而它的跨学科性，从根本上讲是由它所研究的特定对象使之然--即文学作为人类文化创生的先锋形态，对它的研究本身就需要借助于跨学科的思维、视野、方法、材料。
文艺学的"跨学科性"不仅是指文艺学研究具有哲学的内涵，也不仅仅指文艺学的研究具有美学品质与诗学功能，更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文艺学的研究具有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视野；而且，文艺学的研究回避不了语言、历历史、宗教、生物物种性--文艺学的研究同时也具有语言学的、历史学的、宗教神学的以及生物物种学的性质，必须要获得和具备一种语言学、历史学、宗教神学和物种学的视野；并且，文艺学研究更不可能无视文学的存在问题、生存问题和生态问题，所以文艺学研究还应该具备一种生态的视野、对存在的关注和生存的历史倾向性。
当我们这样来看文艺学的"跨学科"的学科性质，也就不难得出：文艺学研究的思维路向、视野、方法，不仅应该是综合化的，而且必须是生态化的。
第三、文艺学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理论，它的构建，是在对人类生存精神的一种特殊的话语体系的构建。这套话语体系应该是既有别于文学艺术话语，又应该相区别于其它所有的人文科学话语。文艺学研究的话语体系构建的这种独特性，正在于它的存在本身决定了它应该而且必须成为文学艺术和人文理论(尤其是成为文学艺术与哲学、美学、宗教)相磨励、相照亮、融通的精神甬道。
第四、文艺学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理论"，它真正的文化学作用、美学功能和哲学价值，最为集中地表现在它对思维的思维--即对人类文学艺术思维何以生成、嬗变、发展进行思维，对文学艺术话语创造提出质询，对人们在具体的生存运动中基于各种各样的功利而对文学艺术所形成的形形的、并且往往是自以为是的"绝对正确"与"正当"的常识性观念与企求提出反省与批评。因此，
第五、文艺学的基本文化创建任务是：1、捍卫文学与引导文学--并通过捍卫文学和引导文学而促进人类时代文化的繁荣、创造与更生：2、启示美学与激励哲学，并通过启示与激励而促进人类时代人文科学的生态建设与繁荣。文艺学研究要担戴起如此的使命，其研究的思维路向、视野、方法，必须获得一种生态整体的精神支撑和生态化综合的方法引导。
网络化生存：生态化综合方法的整体视野
"“后现代诗人一直在试图揭示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方式，以便使价值得以被视为内
在变化过程的结果，因为在这些过程中，人也像某个物体一样是创造力的动因……“
阿尔提埃里还详细探讨了反文化：“上帝代表当代人而显现为一种能量，即内在力量的强烈表现形式“；然而，他那后现代的“人与自然“的合一并非传统语词意义上的超越，自我和客体寻求的是在具体世界中的统一，而非超越的形而上学的统一：“后现代诗人试图使宇宙具体化，他们把特殊视为玄秘超然的，而非象征的“""用理查德．沃森的话来说，桑塔格声称，“新的世界把手段和媒介扩展到了科技界，扩展到了通俗艺术领域，并且摒弃了过去的特征“(沃森1974：1190)，他接着引用桑塔格的原话：“有了新的感觉这一有利条件，机器的美，或解决数学习题的美，雅斯帕．约翰的油画的美，让一拉克．戈达的电影美，以及披头士乐队的品格和音乐美都同样可以理解。……正如尤根．派普在对桑塔格的概念所作的卓越探讨中所言，“艺术、科学和行为技艺熔为一体了“。同时，这种整体感以某种使人不安的方式揭示了马尔库塞所谓的“单维向度“和品钦的“熵“概念。"
学科的存在，始终要受其存在领域的规定性：学科的发展，却无时不受其学术思维的制约。而学术思维(思维路径、思维视野、思维方法)的生成，既具有其历史性特征，更具有其时代性倾向。而学术思维生成的这种时代性倾向，是既来源于学科本身的时代要求性，也来源于学科研究对象领域的时代演变与更新，更来源于时代社会生存的整体状态与生态境遇。
20世纪之于人类，既是一个踌躇满志又沉痛于种种灾难与痛苦的世纪。在这样一个世纪里，人类中心、物质霸权与经济理性获得了登峰造极的同时，权力与权利、物质与精神、人类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生态平衡滑向了严重的失衡。这种生存状况必然迫使人类走向一条自省自救的道路，加之技术的加速度进步，绝对化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和生存状态被迫于衰落，全球生态一体化的政治经济格局和生存状态逐渐形成。20世纪的阵痛与潜在变革，为21世纪的人类生存开创了新的存在平台与生存前景：21世纪生存的突出标志是：第一，世界的地球村化--即个体(人、国家、民族)生存的全球化和自然生态化：第二，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网络信息化。在这一刚刚拉开惟幕的新千年新世纪新时代里，最惊心动魄的还不是经济、政治的全球化，也不是科学技术的全球化，而是文化、思想的全球化，精神、情感的平民化，人格、理想的个性化。在这样一种生态境遇中，思想的霸权开始走向自我的颠覆，文化精英的学院化和精英文化的经院化逐渐被平民文化所解构，文学的贵族气派日益衰落……文学、思想、文化，以及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开始走向了平民化：信息的网络化，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生存形态和生存样式--网络生存。网络生存的突出标志是：精神生活与精神创造的平民化!这正如美国后现代主义批评家费德勒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标志着一种与现代主义作家的精英意识的彻底决裂。它放眼未来，几乎(根本)不对伟大的现代主义的历史抱任何兴趣……后现代小说将从西部小说、科幻小说、以及其他一切被认为是亚文学(Subliterary)的体裁中汲取养分，它将填平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它基本是以通俗小说为主，是“反艺术“和“反严肃“的，此外，它的方向是反现代主义和反智性，它致力于创造新的神话(尽管并非正统现代主义的神话)，致力于“在其真实的语境中“创造一种“原始的魔术“，它还将在一个机器主宰的时代对神奇的部族化做出贡献，从而“在机器文明的空隙“造出上千个小小的西部地域。"
信息的网络化，造就了网络生存：网络生存的全球化，造就了全球化语境的到来，而全球化语境的生成，又加速了网络生存的时代步伐：信息网络化是网络生存的时代性动力源。网络生存构成了时代的生存状态与生态化的背景：而全球化语境是时代生存的主题话语和生态化的话语权力疆域。而将网络生存与全球化语境连接起来的恰恰是生态整体的视野。或者说网络生存向全球化语境的生成的内在支撑点是生态整体的视野。
面对网络生存的生态现实，文艺学的传统生存空间面临着解构，并在解构中重构：文艺学研究的空间疆域与对象内容，不能再局限于精英文学，更不能囿于精英文化，它必须走向网终生存，面对网络生存，富视网络生存：它必须以网终生存为舞台为背景，正视平民文学。走向平民文学，探索平民文学的人本生态化的美学规律和诗学范式：它必须正视网络文学，重视网络文学，探索网络文学的人性方向与人文道路。
面对网络生存的生态现实，文艺学研究的思维路径，必须从历史化的时代生态倾向、特征出发一一而走向整体：文艺学的研究方法，必须获得一种生态整体的生存视野：生态整体的视野，将构成文艺学研究方法--生态化综合的思维出发点与整体构架。
生命化的具体整体：生态化综合的认知方向
当以一种生态整体的视野来审视文艺学，其生态化综合也就进入了文艺学的视野。生态化综合方法就是站在历史化的时代生态层面上，对宇宙自然学方法和人类文化学方法与社会历史学方法和物种生态学方法进行的新综合。简单地讲，生态化综合方法是指以生态的态度和整体的眼光去看待时代人类文学--并整体地和生态地去探索人类的时代文学的人本生态规律和演变发展的美学理想的思维视野、思想境界、价值取向和行动原则。
生态化综合方法非常强调"整体"，这里的"整体"是指生命意义上的具体整体。这是生态化综合方法与结构主义和系统论等思想的根本区别之一。结构的方法和系统的方法也是一种整体的方法，但这些都属于共相整体的方法，它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追求对事物的观念共相类比。这种方法人为地奄割了事物的独特性，取消了生命的个体性与个性化。共相整体的方法之所以要走上一条无视于具体的人和生气活泼的生命的道路，是因为它片面地追求观念共相的绝对重要性，过分地夸张事物的稳态性和生命运动的线性化，因而它即不得不停留于意识的肤浅层面，注目于事物的表面，盲目乐观地自信事物的结构、层次、等级以及对这种结构、层次、等级的观念组合，从而把事物的种种未决性、潜在性和其变化不居的多向性武断地强行塞进一种硬化的己决性（观念）框架中，绝对地夸张了事物表面的稳态线性(结构、层次、等级的有机组合)对事物的本质规定性，从而实现了对事物进行二元的类型化分有--的某种程序化的操作技巧模式，并且通过对这种两两相对的类型化程序操作模式、技能的运用，就可以毫不费力气地把活的对象世界(宇宙，自然，生命、人、生活)予以静态的肢解。与此相反的是，生态化综合方法所强调的"整体"，是一种具体的整体。这种具体的整体是建立在世界的生命化和生命的具体化基础上的。
所谓"世界的生命化"是指整个世界都是具有生命的，都充满生命的活力。这个生命化的世界的运动，是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这种内在化的生命规律是可以认识、可以掌握的，但是绝不可以人为地抽象为干瘪的条款，也不可能按照人为的意志来进行所谓的"有机组合"，更不可能用"系统"、"结构"、"层次"、"等级"等等观念来规范和肢解。所谓"生命的具体化"是指凡事物都是一种具体的生命形式，任何生命形式都是一个自组织与自解构的整体形式，它具有不可分割性，一旦进行分割，生命也就不成其生命而走向了反面。
生态化综合的"整体"的第二层含义是指世界存在的整体性。世界之所以是世界，就是因为它存在着。世界存在的整体化，并不是以我们的"看"来界定的，我们的人力所"看"到的世界，只是这个存在着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没有"看"到的或者我们的人力所不及"看"的那一部分仍然是世界能够存在的所不可缺少和不可分割的内容。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世界的整体化，是指对我们人力所"看"到的和我们没有(比如说不愿"看")"看"到的世界和我们的人力所不及或不能"看"到的世界的整体表述。
世界不仅是存在着的整体，而且还是生存化的整体。就其本质讲，世界的存在是以其生存的方式而展开的：世界是以场的方式来展开其自身的生存的。在这个相互依存的生存之场中，宇宙的生存有赖于地球的生存，地球的生存有赖于物种的生存，而人类的生存则有赖于整个世界的生存处境。以此来研究文艺，其视野、其境界、其所看到的或发现的：当然就不再是诸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的那些东西了。因为，"宇宙学的最新发展明确的指出，我们日常的条件是无法离开宇宙中遥远的部分而存在的，如果脱离宇宙的遥远部分，那么我们关于空间和几何的概念也就完全错了。我们的日常经验，甚至在最小的细节上都是与宇宙的大尺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根本不可能设想这两者可以分离"
第四，这里的"整体"，还包括精神整体的解构性。人类之所以自以为是文化的人，就在于他有属于自己的精神构架。从表面看，人类的精神构架，即是他关于存在的意识和关于如何地生存的价值敢向；但深入地看，人类精神的内在品质恰恰是他的感受、意识、认知、评价世界和自我的思维模式、思维意向、思想方法和情感、意志品质。人类精神是一个活的、舒卷流动的生命整体：这不仅指人类精神的张扬是整体生命化的；也指人类精神的生成是整体生命化的；更指人类精神的吐骨纳新同样是整体生命化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主义之所以走向衰落而被后现代主义所取代，就在于观代主义在人类自我精神探索的过程中走了一条类型化、领域化，科学化和专业化的片面性道路。后现代主义之可能构成为21世纪的人类精神探索的全球化语境，就在其精神生成与解构的整体性。精神生成与解构的整体性，这是人类精神探索的本来状貌。中世纪宗教哲学家托马斯，阿那奎说："对于智慧、理性来说，某种永恒的定律在于上帝的头脑之中并统治着整个宇宙。"阿那奎在这里所讲的"上帝"，如果不做望文生义的解释的话，那就是指世界的整体精神!正是世界的整体精神，才生成丁人类精神的整体性，才推动着人类精神探索之路中的解构的整体性。
从一粒沙看整个世界，
从一杂野花看整个天，
用手掌把握无限，
在一刻中把握永恒。
威廉。布莱克的《天真的预言》，或许可以形象地表达生态化综合方法中的"整体"的全部含义!如果以此整体观来重新省视20世纪中国文艺学，它又怎么可能突破其思维的禁锢而获得基础理论的突破性进展呢?而如果以此整体观来重新研究文艺，其开创新世纪文艺学的灿烂前景，不正获得了广阔的思维奠基?
在生态化综合方法中，其生态化的和综合化的思维构架，不仅强调其思维视野的整体性，而且更强调其思维视野的生态化：生态化综合方法，是指我们感受、体验、认知，思考，质询文学时，应在获得一种整体化视野的基础上，具备一种生态地"看"时代化的人类文学艺术的理性方式。
在生态化综合方法中，其"生态化"首先是指自然化，即以一种自然的眼光来打量我们所赖以存在着的这个文学世界。因为，无论就其浩渺的宇宙太空，神幻的银河星系，还是为我们所熟悉的地球，都是一种自然形式：世界就是自然!人就是自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产品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财富(如科学、思想、艺术、文学)都是自然的杰作，都蕴含了自然的精、气、神、灵，不然，我们何以解释"地灵人杰"?不然，我们何以理解"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不然，我们何以破译文学艺术与宇宙世界、文学艺术家与自然生态之间血肉关联性?人类永远是文化的使者，是文明的化身。但人类对文化的创造，对文明的提升，绝不可能脱离自然、超越自然、并无视自己的自然性：人类的文明并不单纯是人类自身的杰作：而是整个世界精神和力量的外显形式；人类文学艺术思想的创造，绝不仅是文学艺术家、思想家的天才创造，而是整个世界精神力量在他们身上的无言涌现与照亮!
第二，"生态化"还指行为化。人类所赖以存在的世界是生命化的，而人类的存在同样是生命化的。生命的存在性，就在于它生气活泼的行为性，生命的行为性展开了生命自身的过程性一一这就是生命的生存化!
面对生命（无论是宇宙生命，还是地球生命，亦或是物种生命和人类生命）的生存化，我们只能以一种行为的态度来投身于其中，否则，生命的形式将不复存在。另一方面，由于生命化的整体世界的行为性，我们无论是在感受宇宙的浩渺，还是体验月落日升，或者面对芸芸物种生命的自然生存，亦或是观照、认知、思考、反省自我的存在和生存，都不能以一种静止的、僵化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必须以一种动态的、流变的、展开的和发展的眼光来"看"一切。还有，生命总是具体的，面对行为化的世界和人类自我，任何共相的、抽象的、分裂的态度和方式，都将带来感受、体察、认知、思考、领悟上的盲动与盲昧!我们常常以"一千个哈姆莱特有一千个读者"、"一部《红楼梦》道学家看见，才子佳人看见缠绵悱恻，政治家看见排满"等美谈为托辞来消解理论的无力与无能，但我们却忘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解读文学、解读作家、解读作品的理论，是一种只见文本，不见行为的理论，因而，用这样的理论为指导来解读文学、作家和作品，也就自然有其五花八门的浅表性、片面性甚至无聊化了。
"生态化"更指历史化。人类的存在和生存，至始至终地展开为历史的谱写，而文学则是人类历史谱写的形象的历史，因此，具备一种历史的眼光，才能真正"看"到世界，"看"出人，"看"来非堕落的文明和世界精神的健康展示，"看"明白人类文学艺术的创生规律与时代化的生态精神。
这里的"历史"并不指对过去的经历的记录，也不是对流走了的生活的想象性美化与描绘。它是指世界生命的整体化展开的永恒过程。因此，"历史"在这里，具有了三层特别的含义：
"历史"就是生命的过去、现在、未来的首尾相连--"过去"联结起世界生成之点，这是一个无法得知和把握的生命源头；"现在"展开了生命的行为，然而，每一个"现在"都是一个瞬间的点的消纵即逝；而"未来"却把生命引向了浩淼茫茫的"虚无"状态。因而，历史的态度恰恰是一种整体的态度，过程的态度，生命化的行为的态度。任何企图以一种单一、静止的眼光来"看"生活和生存的观念，都不是历史的观念；而任何企图以过去的经验或成就来沾沾自喜的看待现在、或者以现在的自我满足与自傲来看待世界、看待人、看待所有一切需要我们去"看"一一的态度，都不可能真正获得一种真实的历史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