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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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定义范文第1篇
一、制度环境约束
(一)机构投资者超常规发展的独特起源
我国机构投资者的产生和发展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由政府出于自己的某种需要而推动的，是一种明显的政府行为。政府既期望机构投资者扩容带来市场资金的迅速增加又希望机构投资者能够达到稳定和规范证券市场发展的要求。这无疑在机构投资者背上放了一个包袱。
(二)限制性市场准入制度
中国管理层对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基金管理公司人市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表现为：一是对机构投资者的资格限制，使得不少机构投资者至今仍被排斥在股市之外，使得机构投资者之间竞争不充分；二是严格限制了机构投资者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和机构投资者整体入市资金，这些限制使机构投资者难以充分享有参与公司治理的规模经济效应而且使得证券投资基金规模过小，不利于其作为其他投资者资金人市中介功能的发挥，阻碍着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壮大与理财能力的提升。
(三)政策缺乏连续性、一致性
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目标是多元化的，既有政治目标也有经济目标。出于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政府在其认为必要时就会对证券市场管理与调控，干预的随机性使得某些政策明显缺乏长远考虑。此外，股市政策往往政出多门，各个部门目标存在差异，政策不一致甚至矛盾在所难免。这样的体制环境下，投资者必然高度依赖政策，竞相猜测政策的倾向和底线，在投资决策上表现出典型的羊群行为，市场的波动不可避免。
(四)缺少做空机制与多样化的避险机制
我国股市由于长期缺少做空机制，形成了单边盈利模式，即只有做多才能盈利。事实上，股市不可能一直上涨，当股市下跌的时候，那些持有大量下跌股票的投资者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资产从面前流走。与此同时，避险机制的缺乏，使得投资者后路断绝，身陷险境，不利于市场的长期稳定。
(五)退市制度的形同虚设
完善的退市制度有利于股票市场实现优胜劣汰，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有利于警示和激励上市公司管理层不断改善经营业绩，为股东谋取最大利益；也有利于倡导广大投资者树立价值投资理念，理性投资；更有利于管理层防止和打击上市公司大股东、管理层和一些机构庄家联手操纵股价、掏空上市公司的违法行为。虽然在我国股市存在为数众多的ST、PT类公司，但资产重组的朦胧魅力和上市公司“壳”资源的稀缺性，让ST、PT公司逐渐成为市场的宠儿，极少遭遇退市。因此股市中劣质公司沉淀的数量不断增加，投资者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投资者信心逐年下降。
二、资本市场层次单一
目前我国股票流通主要集中在沪、深两大交易所。沪、深证券市场彼此之间不具有业务、功能的分工，在交易品种、上市公司规模、交易和监管规则，甚至走势上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市场层次单一。表现在：一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可以让企业实现从非证券资本市场到证券资本市场，从场外市场到创业板市场、主板市场的进退。企业素质不同，所处市场层次也就不同。这样形成一种优胜劣汰机制，既有利于保证企业的质量与其所在市场层次相对应，又能促进上市公司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即使在企业面临退市时，也为其留出足够的空间和余地，大大降低退市风险。二是从资金供给方来说，由于风险偏好不同，投资者也是具有不同层次的。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数量众多、风险偏好不同的投资者群体，从市场资金供给方面提供了资本市场分层化制度创新的条件。但是在我国沪深交易所市场一统天下，公司上市和交易的风险标准是统一的，从而无法满足投资者多元化的需求。
三、投资者结构存在缺陷
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市场投资者结构与证券市场发达国家投资者结构相比存在很大差异。仔细分析这一差别，我们发现这一结构会给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注入不稳定的因素。
(一)个人投资者占据市场的特征依然明显
由于机构投资者在人才、资金、信息、经验、处理能力等方面存在先天优势，市场上大量个人投资者的存在，使得机构投资者“坐庄”的机会相对较多，股价容易被主力操纵。个人投资者则致力于“跟庄”，整个市场都弥漫着“炒气”，投机气氛浓厚，投资者投资理念错位。
(二)外国投资者及OFII比例过低
外资的引入可以一定程度上扩大该国的资本市场规模，促进资本市场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提升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力，但截止2008年底，我国QFII总数达76家，投资总额300亿美元，与整个人市资金相比显得微乎其微，因此现阶段QFII对中国证券市场难以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
(三)机构投资者内部格局一基独大，其他机构投资者发展滞后
这一格局使得在机构投资者间难以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投资者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市场投资者的同质化引致投资者投资决策行为的趋同，从而影响市场的流动性，放大了市场波动。
四、上市公司素质不高
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基石，是投资者获得回报的源泉，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规模偏小，长期业绩不稳定、盈利能力不强，财务状况较差、公司治理不完善等现象，另外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信息披露不规范、操纵利润分配、随意变更资金用途、轻视投资者的利益等问题。上市公司质量不高和行为不规范，使证券市场基础不稳、隐藏着较大风险。因此，我国机构投资者缺乏长期坚守的阵地。投资者往往只能采取短期投资的办法，以致股票换手率高，股票价格波动剧烈，股市动荡不安。
总的来说，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加上经济转轨这个西方资本主义证券市场发展未曾有过的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得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只能靠自己摸索。只有证券市场的稳定才能给与机构投资者提供一片健康成长的沃土，机构投资者的壮大定会加快证券市场走向成熟的步伐。
北京松岛菱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松岛菱电设备有限公司(简称松岛菱电)提出了“以人为本，产业报国”的经营理念。在现代化的企业中，人才是任何资源都不能替代的，所以人始终应居于管理的中心地位，并在企业中发挥主导作用。创新靠的是人才，管理进步靠的也是人才，企业的发展靠的还是人才。人，才是企业最丰富、最有价值的资源。所以松岛菱电把尊重人作为企业的经营之本，把培养、吸纳人才作为企业的发展目标。
中国电气市场是一块大蛋糕，全球众多的电气巨头纷纷来此投资合作，都想分得一块蛋糕。未来的市场竞争将是企业本土化、产业化、信息化和管理化的全面竞争时代。跨国企业面临的挑战是怎样逐步适应中国市场，怎样把他们的全球知识能力转移到中国。而中国企业最大的挑战是怎样充分发挥本土的优势，同时提升产业能力，并逐渐加强对产业演变的影响和控制。
随着竞争的进一步激化，只在某一方面“一枝独秀”已经远远不够了。既然是一个全面能力的竞争，那么在发现不足的时候能及时修补好自己的“短板”的企业就最有可能获胜。松岛菱电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从最初的销售型公司转变为集科研、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全能型企业，从一条腿走路，变成了两条腿走路。双腿的健全，使企业可以跑步前进，与一流企业同台竞技。
松岛菱电的发展靠的是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这就是松岛菱电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
做企业不能跟风，不能别人做什么自己就做什么，而应发挥科技优势，走“你无我有，你有我精”之路，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松岛菱电以“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技术创新意识，不断学习、不断跟踪、不断赶超国内外同行先进水平。在科技投入方面，松岛菱电今年拿出300万元用于新产品研发，所以公司的产品始终走在了国内同类产品的前列。
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必须打造包括技术、品牌、资金、管理、营销、文化等在内的核心竞争力，而品牌则是企业家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
国际政治的定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乌司他丁；奥曲肽；重症急性胰腺炎
【中图分类号】R57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949（2013）12-96-02
重症急性胰腺炎是常见急腹症之一，致病因素复杂，疾病进展快，可短时间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严重恶化甚至因多器官衰竭危及患者生命。治疗方法以手术治疗和保守治疗为主，手术治疗可以根治性切除急性感染的胰腺，以免引起严重并发症，但许多患者因不符合手术指征或身体不能耐受手术，必须采取保守治疗，研究发现，在保守抗炎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乌司他丁和奥曲肽效果更明显，与单纯应用奥曲肽的患者比较，症状消失时间和治疗效果都有很大优势，现将临床应用体会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 2011年5月- 2013 年5月，重症急性胰腺炎患80例，排除发生穿孔不适合保守治疗患者，排除对使用药物有不良反应者。按抽签方式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组47例，包括男性22例，女性25例，年龄36-56岁，平均41.1岁，既往有慢性胰腺炎病史16例，本次发病病程0.3-4天，平均1.3天，有慢性胆囊炎和胆道结石疾病31例；对照组33例，包括男性15例，女性18例，年龄35-62岁，平均47.3岁，既往有慢性胰腺炎病史10例，有慢性胆囊炎和胆道结石疾病23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
1.2治疗方法：
入选患者先给予常规治疗，在入院后即禁止饮食，以肠外营养供应必要的身体需要，清空胃肠减轻对消化道的压力。静脉输注抗生素，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另开通静脉通道，输注治疗药物，达到镇痛解痉作用，抑制胰酶分泌。对照组加用奥曲肽，观察组加用乌司他丁联合奥曲肽，药物的用量用法分别为：乌司他丁，20万单位+250ml生理盐水或葡萄糖溶液中，静脉滴注，2次/d，病情稳定后1次/d。奥曲肽，0.5g/（kg・h）静脉推注[1]。10天为一疗程，观察治疗10天后患者的疗效和各检测指标恢复情况。
1.3检测项目：
治疗期间观察有无胸痛等不良临床表现，检测血、尿淀粉酶，记录腹膜刺激症、腹胀腹痛、恶心呕吐等症状消失时间，血、尿淀粉酶恢复正常时间，住院时间。
1.4疗效标准：
治愈：临床症状消失，血、尿淀粉酶恢复正常或与治疗前比，下降20%-50%；有效：临床症状大部分消失，血、尿淀粉酶与治疗前比，下降10%-20%；无效：临床症状和血、尿淀粉酶无明显改变或病情加重；死亡[2]。总有效率=治愈 率+有效率。
1.5统计学方法：
用SPSS13.0分析结果，计数资料用%表示，组间差异用x2表示，计量资料用±表示，组间差异用t表示，如果P
2结果
2.1症状消失时间、血尿淀粉酶恢复正常时间、住院时间比较 具体见表一：
2.2疗效比较 具体见表二：
2.3不良反应比较：两组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讨论
胰腺分泌和释放胰酶的正常功能被破坏，大量炎性介质释放，引起炎性细胞因子激活，是重症胰腺炎发作的主要原因，发病后病情进展快，穿孔后炎性物质侵及临近脏器，可造成多脏器损伤，甚至引起菌血症死亡。如果患者不符合急诊手术指征或没有手术的必要，保守治疗是治疗的关键。保守治疗的原则是抑制胰酶释放，本次研究的观察组应用的药物是广谱的酶抑制剂乌司他丁和抑制胰腺分泌、保护胰腺细胞的奥曲肽[3]，乌司他丁应用的糖蛋白是人体尿液提取的，可以抑制包括胰蛋白在内的多种胰酶，稳定溶酶体膜。奥曲肽是天然生长的同系物提取物，对内分泌和外分泌有广泛抑制作用，尤其抑制胆囊和胰腺的收缩，可以促进胆汁排空，促进胰酶分泌，减轻胰酶损害[4]。从治疗结果看，治疗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并且平均症状缓解时间少，住院时间短，死亡率低，各项观察指标均优于对照组，说明联合用药效果更佳。
参考文献
[1]韩少伟.乌司他丁联合奥曲肽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54例[J].社区医师杂志，2013，11（13）：48-49.
[2]付光春，杨连华，许建民.乌司他丁联合奥曲肽治疗急性重症胰腺炎的临床研究[J].中国社区医师，2012，14（14）：57-58.
国际政治的定义范文第3篇
受到经济学和文化学的猛烈冲击,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论战成为更加重要的学理论争焦点。”②
一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
国际政治的社会学倾向是一直存在的。二战以来,以哈斯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以霍夫曼和阿隆为首的法国学派,以怀特和布尔为代表的英国学派,都反映出从社会角度研究国际关系的努力。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始出现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转向”。③原因是90年代之前,国际关系学的重心在美国,主要学理营养来自微观经济学,从社会角度研究国际关系的成果没有在美国形成主导学术流派。当时,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理论继承行为主义革命以来的理论发展道路,关注点在于理论的简约和严谨,所以对社会学视角以及较难测量的非物质性概念不予重视,虽然批判学派和后现代学派早已开始侵蚀理性主义的理论大厦,但是,这些理论最多只是处于边缘状态,受到注意,甚至得到借鉴,但却无法进入主流。冷战的结束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面对冷战的结束这一重大国际关系事件,没有表现出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米尔斯海默的《退向未来》是冷战结束后现实主义最大胆的宣言,但也只是预测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国际关系会回归现实主义描述的状态。①不过,这个未来似乎比较遥远。自由主义的学者似乎开始注意非理性主义范畴内的概念,虽然对于他们来说观念因素仍然是一个与物质因素并列的变量,但转而注重观念的作用已经得到明确的显现。②此后,社会建构主义的温和形式或曰常规建构主义终于跻身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行列,并且成为时下西方最具活力的理论流派。③于是,出现了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之说。
所谓转向,大致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观念和物质的关系问题。理性主义理论更多地强调物质因素,比如新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结构就被明确地定义为国际体系中主要国家物质实力的分布。④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强调的是观念的重要作用。建构主义将国际关系的世界分为两个层面: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物质层面的存在是基本的条件,没有物质层面的存在,也就没有研究对象的存在。但是,建构主义更加强调物质层面的存在怎样产生意义、怎样形成观念,这就进入了第二个层面,也就是理念的层面。物质存在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有在人赋予其意义的时候,它才产生了意义。观念是社会现象,只有在人类社会中才存在有意义的观念和观念结构。⑤所以,对“那在(outthere)”的承认和对机械那在意义的否认就成为常规建构主义的特征之一,也是社会学转向中的第一表现。
第二,社会实践的重要性。既然物质存在的意义取决于人,那么,人是怎样赋予物质存在意义的呢?答案是社会实践,也就是主体间的互动。作为行动者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实践活动使客观存在的物质性因素产生了意义。美国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极端关注是因为这两个行动者之间的社会性互动确定了它们相对于对方的基本身份,这种相互敌对身份不仅使武器问题如此敏感,也使其他任何问题,包括双方的意图这类非物质性问题,都易于成为敏感问题。社会事实或社会互动建构起来的观念事实,如无政府性,其本身是会具有多种意义的,哪种意义产生作用,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的社会实践活动。强调社会实践产生社会意义,建构身份关系,模塑行为体利益,这是社会学转向的第二表现。
第三,文化的重要意义。文化涉及行动者对于他们自己、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或世界所持有的共同的知识,也就是共有观念。共有观念产生于行动者的私有观念,即行动者在相互实践活动之前独自持有的观念。私有观念的互动会形成共有观念,一旦共有观念形成,就不能再还原到私有观念。这种不能还原至私有观念的共有观念就是文化,比如国际规范和伦理。奴隶制、种族隔离甚至战争,这些曾经被视为正常合理甚至光荣的东西,现在或是被摒弃,或是被削弱。温特的三种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就是三种他所认为的国际政治的基本文化模式,由国际社会中行动者的相互行动所造就,成为共有观念之后,反过来塑造行动者的身份,并通过身份政治(politicsofidentity,也可用“认同政治”)影响其利益和行为。⑥
这些发展的先导实际上还是人随着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而发生的理念的转变,亦即哲学层面的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转变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表现,从根本上说是主体的存在这一本体论问题。从启蒙运动开始西方逐渐建立了主体性哲学体系,笛卡尔的先验自我(我思故我在)、康德的精神活动的主体性(人为自然立法)、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都是主体性哲学的重要表述。主体性哲学的本质是理性,理性的核心是对人的主体作用的肯定,表现是现代性。但是,这种肯定是在主客二元对立前提下的主体论,主体性体现在主体对客体的构造与征服关系上面。这种存在是主体的孤独存在,是对立于客体的存在。哲学的主体论转向强调了主体间性,强调了主体的存在是诸多主体之间的共存,体现在主体间相互活动之中。孤独存在变为社会存在,征服关系变为交往关系。①行动者之间的共同存在和相互交往是社会的根本特征,行动者在社会中的互动必然产生共有观念,亦即文化。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也正是表现了这样的理念。从更广泛的学术角度来看,新史学的式微、新经济学和经济伦理学的发展多有异曲同工之义。
二社会学转向中的文化问题
国际关系学的社会学转向具有重要的文化内涵,所以社会学转向的内在动力是文化的回归。虽然爱德华·泰勒对文化的定义仍然具有影响力,但其“最复杂的整体”这一文化概念几乎具有无所不包的内涵,②所以格尔茨较狭义的定义在文化回归的今天似乎更有实际的意义。格尔茨认为,文化是“从历史上留传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之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③根据这一定义,文化是人群的共有的意义系统,是人自己编织的意义网络,是人所创造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精神。它具有历史性、系统性和主体间性。对人的身份认同、利益认识因而也对人的行为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与温特定义的观念结构/文化—共同和集体知识—基本上是相似的。④如果将世界看做社会性存在,将国际关系和跨国关系视为社会关系,那么,文化研究必然成为世界政治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如果将世界政治行为体行为,尤其是战争/冲突与和平/合作行为,作为世界政治研究的核心议程,那么,文化作为群体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抽象和实际行为的方式、标准化的认知取向、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⑤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世界政治学需要文化理论。
冷战后国际政治领域关于文化的主流研究主要表现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文化冲突说,典型的代表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强调文明/文化的差异必然导致冲突。⑥但是,文明冲突论实际上并非文化研究,也不是从社会角度观察国际政治问题。虽然他承认文明的多样性和西方文明的非普世性,但他只不过是以文明的概念替代了意识形态的概念,以文明的单位替代了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单位。在文明冲突理论之中,文化只是一种物化的存在:有中心,有边界。在这种意义上,文明只不过是国家形态的变异。文明的界限换去国家的界限,界限分明的文明之间注定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在这种所谓的文化研究中,被忘却的恰恰是文化研究的核心——人。人完全被淹没在文明的大海里,人的能动作用不复存在,文明冲突的宿命性导致了人的失能甚至消失。对文化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人的研究,失去了人,也就无所谓文化或文明。进而,亨廷顿明显的主客二分的思维(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对抗)是典型的主体性本体论,从根本上忽略了文化研究的主体间性这一核心内容。亨廷顿所犯的是格尔茨所讨论的一种文化研究的谬误:“把文化想像成是一种独立自足的、有着自身的力量和目的的‘超有机体’的实在,即将文化实体化。”⑦尽管他的文明冲突论反映了冷战后世界政治中的重要现象,但是,他的理论不是文化理论。
第二类是社会建构主义。这是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的主流。无论是主流建构主义,还是后现代建构主义,都强调了社会实践性和观念的共有意义。不过,西方学者所说的社会学转向主要是指常规建构主义理论。常规建构主义在反思主义本体论和理性主义认识论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并沿着这一中间道路迅速发展,形成了以温特为理论代表,以卡赞斯坦、芬尼莫尔、江忆恩等一批学者为结合理论进行实证研究的建构主义研究群,遍布美国主要高校,研究内容主要是国际政治中的文化形态,研究方法也仍然是以经验方式为主。常规建构主义以其中间道路跻身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主流,后现代建构主义仍然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
常规建构主义包含了重要的文化因素,但建构主义理论之所以不能等同于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建构主义依托的是社会学,是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伯格和勒克曼的社会建构说。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人类的社会组织。正如赛德曼所说的那样,社会学是“局部的研究活动,其概念设计和主题观念都是针对局部而不是整体的社会内容的语言……。”①从这一角度讲,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化理论。尤其是在思考世界政治这一领域的时候,社会学以单一社会或亚社会为研究中心的局限就越发明显。第二,如果在世界政治领域使用文化的概念,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内容:法律、规范、机制、制度、信念、意识形态等具体文化形态。②到目前为止,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集中在机制研究和规范研究上面。
机制研究更多的是理性主义学者的贡献,所以对机制的讨论也更多地是从新功利主义视角而不是从文化视角对国际机制进行工具性分析。③建构主义的经验性研究成果则主要集中在国际规范对国家身份和利益形成的作用方面,亦即对文化功能的研究。④第三,由于前两个原因,建构主义还没有意识到要将世界政治文化范畴的内容进行统合性理论研究并使之理论化,成为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范式。虽然近几年来建构主义对于具体文化形态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广阔,研究的问题越来越深刻,研究的方法也越来越严谨,但是,世界政治领域的建构主义距离以整体主义方法论对世界文化进行系统性的理论集成依然遥远。要建立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则需要超越建构主义。
从1992年温特的论文《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论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发表以来,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思想交锋日趋激烈,到了1999年卡赞斯坦、基欧汉和克莱斯纳主编的论文集问世和温特理论著作的出版,建构主义如日中天,建构主义研究成果不计其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建构主义已经融入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行列,温特为其著作取名《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以对抗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名著《国际政治理论》,这一目标在国际政治学理领域已经基本实现。但在同时,建构主义思想锋刃的锐利性却开始出现逐渐钝化的迹象,更多的常规科学研究深挖细寻常规建构主义的各种理论命题,开始一一论证,这无疑是科学发展的需要,但同时,思想锐气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常规建构主义理论中文化营养的不足。因此,我希望结合对温特常规建构主义理论的批判和超越,提出建立世界政治文化理论的几点思考。
三建立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
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至少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文化的形成。文化理论不能等同于社会理论,行动者之间的交往可以有社会性而没有文化内涵,比如温特所举的西班牙人和克兹特人的初次相遇就是一例。⑤从社会行动到文化行动之间的过程就是文化形成的过程,也就是从私有观念到共有观念的发展过程。
第二,促进文化形成的动力,亦即下面要讨论的文化力。这是文化理论的动力部分,是文化理论的核心,缺此则无文化可言。第三,文化的功能,即文化对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的影响。目前,大部分涉及国际关系的文化研究采用的是文化功能主义模式,即首先理清文化中的基本特征,然后讨论这些基本特征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文化功能模式是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至多是文化理论的一个方面。
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世界政治文化理论体系,要建立这样的理论体系也绝非易事。关于文化功能已经有许多阐述,所以我在这里只希望根据以上预设的文化理论框架中的前两个问题提出三个重点考虑的概念,即:文化结构、文化单位和文化力。我的基本假定是:文化的形成势必包含文化结构和文化单位这两个因素,文化单位之间的互动通过文化力的推进形成文化结构和改变文化结构,文化结构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影响文化环境中的行动者。
1.文化结构
这里包含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世界这个大的空间概念中是否存在一个体系层面的主导文化结构呢?
温特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所设定的霍布斯、洛克和康德文化都是世界体系层次的理想类型主导文化,并且预设了一种进化式的发展过程,即从霍布斯文化发展到洛克文化,最后达到康德文化。他还逐步走向了一种单向建构关系,即国际体系的主导文化结构塑造了国家的身份,确定了国家的角色,因而也就界定了国家的利益。①如果要建立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前提是存在世界空间范畴的文化结构。所以,世界政治文化理论假定存在世界体系层次的文化结构是合理的。
其二,假定存在体系层面的主导文化结构,那么单位文化结构也是同时存在的。进而,如果承认国家是世界体系的基本和主导单位,国家作为世界政治的主导行为体,其身份是自身文化结构建构的还是世界体系文化建构的?温特的建构主义体系理论强调后者,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理论强调前者。②显然各有道理。但如果体系文化结构和单位文化结构都会发生作用,什么条件促使前者或后者发生作用就成为需要梳理清楚的问题。
其三,如果我们承认两种文化结构是共同存在的,那么体系文化结构与单位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单位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常规建构主义理论虽然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但却没有解释这一问题,似乎也没有考虑过这一问题。可以设想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整体的存在不是个体的消亡,个体是整体的部分和缩约。也可以采取本体论平等的概念对不同单位文化结构加以诠释。但是,建构主义的世界主导文化结构显然不是如此。建构主义设定国家层面的观念是私有观念,国际体系层面的观念是共有观念,这在以国际体系为分析层次的研究设计中无可厚非,但需要澄清的是世界性共有观念与世界文化单位的共有观念这两种观念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所以,文化结构是文化理论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科尔曼在对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有过一个观点,即,社会科学各分支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之间的联系十分薄弱,未能解决微观到宏观或宏观到微观的转变问题。③这可以被称为缺失的中观理论。如果要建立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中观理论作为沟通宏观和微观的渠道显然不能缺失。
2.文化单位
如果存在主导性体系文化,什么是世界政治的文化的基本单位?国际关系学界在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这一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罗斯诺总结说这是国家中心论和多元单位论之争。④新现实主义坚持国家是国际政治的研究单位,跨国主义理论和各种新自由主义理论则将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在研究重点之内。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不是文化理论,但却提出了一个不同于现实主义和跨国主义的文化单位:文明(儒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所以,我们有着多种可能的文化单位,包括:次国家行为体、国家、跨国行为体、文明。
到目前为止,主流体系理论都将国家定为研究单位。常规建构主义在建构其自身的体系理论大厦过程中,终于回归到国家,将国家确定为中心行动者及观念体系的主导行动者。如果仅仅希望研究单向的国际体系结构(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物质的)对国家的影响,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解体之前,这样预设的确是最简约的方式。但如果将国家定为世界文化的基本单位,则排斥了其他文化单位,而在某些条件下,正是这些其他文化单位,比如非政府组织和超国家组织,在建构世界文化体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如果采用多元文化单位的方式,又怎样进行理论建构、达到理论所要求的简约和严谨呢?这是一个两难境地,但却是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无法回避的问题。
3.文化力
文化力涉及世界政治的文化内容,私有观念是否能够上升到共有观念,主要取决于文化力。从现在的研究来看,普遍道德、国际制度、国际规范、战略文化以及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等等都可以作为世界政治文化研究的内容。这些内容是如何成为共识的?必然有某种力量的推进。在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中,我们可以将文化力定义为:使某些私有知识成为共有知识,成为世界主导文化的基本内容,形成世界文化的结构框架,并推动主导文化传播和扩散的力量。所以,文化力研究是文化理论的核心。
什么构成了文化力?有人说是权力。权力又有软硬之分:硬权力是强制性权力,它可以帮助推进文化观念,如二战后日本的“刺刀下的民主”。软权力根据奈的定义是同化性权力,国家具有的让其他国家心甘情愿地去做自己希望它做的事情。奈定义的软权力是靠对其他行为体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产生作用的。软权力也可以推进文化的传播,如现在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自由贸易制度。但是如果将软权力定义为对其他行为体价值观念的影响,那么并非只有国家才可以垄断这种权力。①
国际政治领域的建构主义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
虽然他们没有称其为文化力,但是根据他们对其功能的表述,应该是类似的动力因素。温特提出了一种元理论陈述,认为微观层面上的私有知识可以通过行动者的社会性互动,依据各种不同的路径,形成宏观层面上的共有知识,亦即文化。由于存在多种路径,微观层面上的知识可能产生多种形态的宏观层面共识,并且一旦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则不能再行还原为原来的私有知识,于是便形成了宏观层面上的观念结构(文化)。②温特从元理论角度解释了文化力问题,将这一动力的源泉定位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但是他没有说明为什么在存在多种路径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使私有观念通过某种路径而没有通过另外的路径,是什么力量使私有观念成为体系层面的某一种共识而没有成为另外一种共识。费尼莫尔和斯克金柯提出了一种经验理论层面的陈述。她们在讨论国际规范形成的时候,借用了一个规范的“生命周期”的说法,认为国际规范的形成要经过一个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有着三个阶段:兴起阶段、普及阶段、内化阶段。规范兴起阶段主要靠规范倡导者的宣传鼓动和规范倡导机构的促进并得到国家的支持,将规范推至临界点;规范普及阶段主要是广大行动者对规范的接受,一旦规范超越了临界点,就会迅速扩展;规范内化阶段是行动者对规范的内化,使之成为自我身份和认同的一部分。③费尼莫尔和斯克金柯虽然讨论的是规范形成的动力,但由于规范是文化的一种形态,所以,也可以看做对文化力的一种解释。
她们的解释是可以操作的,但是,对规范动力的阐述只是在第一阶段最为突出。在第二阶段,则更像是一种通常的社会化过程(效仿)和无理智从众心理(随潮流)相结合的结果。而在第三阶段,则被描述成一种似为必然的惯性。所以,这一生命周期在后两个阶段越来越失去了活力。并且,如果说文化的推进在于对成功行动者文化的模仿,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入主中国的少数民族虽然成为中国的统治者,而自己却被中华文化所同化?④文化力的研究是文化理论的关键。问题很多,比如,文化只有靠权力才能推进吗?文化力与权力是什么关系?再如,什么力量使微观层面上的观念通过某些畅通路径成为宏观层面上的文化结构?又是什么力量(可称之为文化阻力或反向文化力)阻断了微观层面观念的上升?什么力量改变了原有的文化结构,使其核心观念分崩离析?又如,文化力是国家的垄断物吗?现在世界上的许多得以广泛接受的观念,有些是国际组织,有些是由非政府力量,有些则是个人首先提出和倡导的,在其提出和倡导之时,既无硬权力强行推进,也无软权力诱惑引导,更不是国家首先发起,而最后终于修成正果,成为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其推动力到底在何处?如果文化力不等同于国家权力,那么国家是否应该是世界政治文化理论的惟一基本单位呢?个人在世界政治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又是什么?
国际政治的定义范文第4篇
现实主义理论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派别。斯坦利霍夫曼认为，这一理论学派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因为他用一个特殊事件去描述国家行为的永久逻辑川。众多学者在谈到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时，都把它作为一个既定称谓，把它与国际关系理想主义理论相区别，而极少去关注这一名称的真正含义。英国有学者认为，现实主义表达的是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的一系列命题，它包括:(一)国际政治领域是关于国家行为主体和非国家行为主体之间互动的领域，它与国内政治有着显著的区别。(二)国际政治领域被定位为无政府状态的特征，在缺乏某种超级权威的状态下，存在着对权力、利益和安全的竞争性追求。
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以权力一利益为两纬向度，他把权力界定为利益，认为这样界定的权力是普遍有效的客观范畴。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他认为政治权力是权力的行使者与被行使者之间的一种心理关系。行使者对被行使者思想上加以影响，进而实现对其行为的控制。在摩根索看来，权力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尽管他没有明确给出国家利益的概念，但他认为把权力界定为利益的概念是客观的、有效的。因此在他的理论框架下，权力是自变量，利益是因变量。摩根索还认为，国家追求权力，或表现为尽量维持现状，或表现为极力改变现状，不管怎样，都将必然导致权力均衡的状态。而其他因素如国际法、国际道德和世界舆论，只是国家权力的制约因素，缺乏其本身独立的本体地位。
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直接从无政府状态跨越到权力决定论，舍弃那些对塑造国家行为起同样作用的因素，是不符合国际实践的。事实上，国际行为体在行为取向上既有对权力的需求，又有对秩序的需求。
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关键的弱点，具有非历史性和前社会性的特征。只要无政府状态存在，古典现实主义就不能克服它的这个弱点。因此，对它的批判，首先从质疑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开始，发展到理性主义对制度规则和国际法的重新认识。本质上，国际法只能存在于主权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假设民族国家的主权成为历史，超级权威机构代替了它，那么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差别就会随之消失。由于不存在高于民族国家主权的超级机构，这样无政府状态就可以继续存在;而各国在相互交往中又有对共同规范的需求，因此国际法将会一直存在下去。
二、结构现实主义视角下的权力规范与国际法规范
沃尔兹以第三意象为立论起点，以结构作为体系层次的独立变量，并通过对结构的准确定义，创立出一种可以对国际政治进行系统性分析的理论框架，即国际政治的结构现实主义。
沃尔兹利用微观经济学方法，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出发，认为无政府状态就是在主权国家之上不存在拥有合法垄断武力的公共权威，体系下的国家具有功能上的趋同效应，即各国都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安全，国家是自助的。在自助体系下，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自身安全。在功能上，沃尔兹认为只要无政府状态存在，国家在功能上就一直是相似的。在结构上，他认为国际结构随着其组织原则的变化而变化，如果组织原则不变化，则随着单位实力的改变而改变。单元之间功能上的差异是不变的，只有单元之间的权势分布状况是变量。沃尔兹用他的简明理论表明:要考查体系层次的变化情况，只要考察国家之间的能力分布情况，尤其是几个主要大国之间的能力分布情况就可以了。
结构问题是关于体现各部分排列的问题。华尔兹认为，国内政治体系是等级体制，具有集权性、垂直性和同质性。这体现在国内有最高权威的存在，政策按照纵向的纬度来实施，国内各部门在共同的法律框架下行使自己的职责，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国际政治体系是中央权威的缺失，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各单元之间具有分权性、水平性和异质性，国家具有最高主权，在国际法中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与古典现实主义强调权力不同，结构现实主义强调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国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权力获取安全。一个国家的权力要保持适当的量，太大或太小都有危险。
沃尔兹对层次分析法的最大贡献，在于通过给结构下一个准确的定义，首次将体系层次的结构和单元层次的变量明确区分开来，从而建构出一种简明的国际政治系统理论。但是他只选取体系和单元两个变量，而把过程排斥在结构定义之外。这样国际法、国际道德等对国际社会的重要作用就被否定了。
三、权力规范与国际法规范的新范式跨学科合作研究
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的跨学科合作研究，最先是由肯尼思阿伯特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倡的。他最先呼吁国际法学者要首先研究机制理论，以便服务于国际法研究。他把综合了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研究的这一新型领域称为共同学科。后来，也有学者把这种跨学科的合作称为学科间合作研究。
出现跨越两个学科的合作研究，有两个原因:一是学科外部环境都在不断变化，这些发展变化包括:国际合作机制的扩展，全球化现象，跨国主义的出现，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国际政治经济的相互依赖，国家主权的转移或让渡等。二是学科内部动态发展的需要，这是对法律规范现实性缺陷做出的反应，这种缺陷就是法律本身是不完善的，它转向其他社会科学，与具体的社会科学相结合才能完善其自身叹
这种跨学科合作研究的任务，不仅要描述两个学科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关系，还要超越从一门学科对另一门学科进行陈述。因此，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已经突破了外界所认为的它们二者是实证对规范、政治对法律的相互分离的学科界限，它们真正相互发现了对方，变得相互依赖。
在研究方法上，这种跨学科研究大多数采用比较分析法，即对国际法与国际政治、国际法与国家关系进行横向比较研究。
首先，二者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国际法律和国际政治关系都从属于国际关系的范畴叫;在实践层面上，国家之间的关系既有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也有国家之间的政治互动关系。国际法是在国际关系中形成和发展的，而国际政治关系需要国际法规范来调整，国家之间的交往产生了建立国际法律秩序的内在需求，正是这种需求决定了国际法存在的价值。
国际法与国际政治之间存在着二元互动的关系。这主要表现为国际政治催生了国际法，国际政治的演变推动国际法的演变。而国际法对国际政治有规范性作用，这种作用包括:为国际政治的运行提供制度性架构，规范国家的行为，建立价值标准等。还有，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从国家出发，而它们追求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即国际和平与安全、人的尊严和社会公正等。
其次，两个学科存在着区别，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的研究侧重点不同。国际法研究国际行为规范，侧重于对法律规范的探讨，因此它属于价值层面的内容，具有反映性和主观性。而国际政治学科研究国际关系的事实，侧重于对国家交往活动的探讨，属于国际社会事实层面的内容，具有先在性和客观性等属性。
在实践层面上，国家所做出的优先考虑也不一样。通常情况下，国家在对待国际政治问题时，往往首先考虑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问题，而不会首先考虑法律上的是非判断。在对待国际法问题时，国家主要从法律上的是否原则来判断，而不是先考虑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问题。
国际法与国内法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没有外部的强制力作为保障。这就为信奉物质权力的现实主义者们提供了怀疑的借口。西方法理学家认为，人们遵守法律，并非由于他们慑于强权机关的权威，而是由于他们同意至少是默许法律的实施与运行。以凯尔森为代表的规范法学派认为，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是协定必须遵守的基本规范，因为次级法律规范的效力来源于更高一级的法律规范，最高级的法律规范就是法律的基本规范同意与默许，再加上国际法的内在合法性，共同构成了法律得到遵守的原因。
四、新范式研究的意义
跨学科新范式的出现，在继承国际政治理论的基础上，突出了国际法对国际社会的重要贡献。这些贡献包括:
1.国际法为国际社会提供秩序。现实主义者以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为假设前提，认为国际社会是战争状态。国际法的原则和规范可以调整国际行为体的个体行为，促使国家进行多重博弈，制定游戏规则;违反规则可能带来链式反应，这种后果是各国都不愿意看到的。
国际政治的定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多边主义;一体化;相互依赖;合作理论;建构主义;结构自由主义;全球治理
多边主义是一个直到最近20年才广泛流行起来的概念，因此，如果翻阅较早以前出版的辞书，甚至找不到这个词汇。关于多边主义，存在着许多定义，按照罗伯特·考克斯的说法:“要确定多边主义的含义，必须首先评估世界体系现在和未来所处的环境，其所具有的权力关系赋予多边主义以具体的意义。”〔1〕尽管人们对多边主义有多种定义，但是从总体来说，多边主义有两个层面的基本含义，〔2〕并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同。从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主权国家———的层面来说，它是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一种理念、指导思想和政策工具，指的是一个国家更倾向于在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或国际组织中进行磋商、协调，以解决彼此关心的问题，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它通常是与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等理念相对立的。在这个层面，人们往往把多边主义与多边外交画上等号。从国际体系的层面来说，多边主义意味着一种有关国际秩序的组织原则，它指的是“基于普遍性的行为准则之上用来协调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3〕是一种“概念化了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结构，它决定着各种人群之间(国家间)的行为方式和权力关系。”〔4〕随着与多边主义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兴起和日益普遍，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将这种使国际关系的性质出现了新的变动的现象纳入了研究视野，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与此有关的现象进行了阐释，形成了各种与多边主义有关的理论。〔5〕
一体化理论
最早涉及多边主义研究的是一体化理论。它是一种研究国际社会协作与聚合过程的理论。有关一体化的定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主体结合为一个新的行为主体的过程。当这个过程完成时，可以说它们被一体化了。尽管一体化追求一种比多边主义更高层次的制度目标，但是，它在寻求一体化的可能性和途径方面可以说是与多边主义基本重合的，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对此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体化理论从总体上说可以分为三大基本派别，它们分别是早期机能主义学派、新机能主义学派和通讯理论。
早期机能主义学派以英国学者戴维·米特兰尼(DavidMitrany)为主要代表，他认为，现代行政管理体系的日趋复杂，大大增加了各国政府面临的技术性或非政治性任务。这些任务不仅在国家一级上提出了对训练有素的专家的需要，而且在国际水平上造成了大量的技术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专家们的合作，这使各种职能性国际合作组织机构的建立成为必要。职能性合作组织可能逐步取代或淘汰过去的政治性机构，这样就可以大大限制、甚至消除潜在的冲突。同时，由于在一些领域，技术性、职能性问题上的合作必定是有限的，那么，如何指望在这种有限的基础上实现国家间的全面合作或一体化呢?为此，米特兰尼提出了著名的“分枝理论”(doctrineoframification)。他认为在某一技术领域合作的发展会导致其他技术领域的合作。这样，一个部门的职能合作或一体化便可以分枝、长杈，扩大到其他许多部门。例如，几国间建立了共同市场后，就会产生一种压力和要求，推动它们在价格、投资、运输、保险、税收、工资、银行、以及货币政策方面进行合作。这种职能合作行动将会改变国家行为的方向并有助于世界和平，此种职能合作将会逐渐渗透甚至同化政治部门;经济的统一即使不至于废弃政治部门，也会为政治领域的合作奠定基础。
新机能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厄恩斯特·哈斯(ErnstB.Haas)、利昂·林德伯格(LeonNLindberg)和约瑟夫·奈。新机能主义在很大程度将其理论建立在对欧洲共同体实践经验的考察之上。在理论上，该学派主张将政治问题与经济福利问题分开，前者叫做“高级政治”(highpolitic)，后者叫做“福利政治”(welfarepolitics)。在“高级政治”领域，“权力”扮演了主要角色，权力斗争依然是核心问题。而在“福利政治”领域，各国之间的人民有着较多的共同利益，容易实现较高程度的合作和一体化。战后西欧社会，福利政治占据了支配地位，这是西欧一体化能够取得很大成功的有利条件。新机能主义十分强调超国家组织在国际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这是把他们与早期机能主义区别开来的主要特征。他们认为超国家组织而非职能专家机构是对国际一体化过程加以领导的政治机关，它运用某些政治技巧，寻找和确定扩大一体化新的问题领域，帮助各国政府和利益集团确定一致的目标并采取联合行动，对一体化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加以弥合和调节，从而推进一体化的“分枝”和“外溢”，并使各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得到增进。尽管新机能主义把“福利政治”和“高级政治”分开，但他们并未完全割断经济与政治的联系。他们一般把经济领域的职能合作视为通向政治合作的一个步骤，而不是要以之取代政治合作。特别是到后来，一些新机能主义者根据实践不断修正自己原来的某些想法，逐步抛弃了那种以为绕过政治问题(高级政治问题)，甩开政治部门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幻想。
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s)的代表人物是多伊奇。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某一政治系统所以能够获得并保持其凝聚性，是其成员广泛共享某些价值，并对该系统的结构表示一般的赞同。这样的系统是建立在合意(Consensus)之基础上的。这种一致性程度越高，政治系统就越趋于一体化。而要使成员享有共同的价值，沟通的作用至关重要。沟通是构成组织的结合剂，只有沟通能够使社会集团一起思想、一起观察和一起行动。为此，他把各种形式的政治单位都视为一种信号交流的系统。输入、输出、反馈，这一切都有赖于该单位内部以及它同外部环境之间的沟通渠道。以沟通理论为基础，多伊奇对各种政治共同体的形成条件作了研究。他把政治共同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混合政治共同体，它不仅把维持共同体的和平，而且把其他方面的多样性目标的实现当作自己的任务。这种共同体需要具备12项必要条件，包括主要价值的相容、提供了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对紧密的经济联系及其好处抱有预期、参与者的政治和行政能力显著增强、与共同体外部相比获得显著利益、共同体内形成了实质性和不可割断的社会沟通、共同体内政治精英分子扩大、人员的地理和社会交流增加、相互沟通和交易渠道多样化、将要一体化的诸单位之间沟通与交易中的报酬的全部补偿、诸政治单位中间各种群体角色相当频繁的某种互换、相互行为有较高程度的可预测性。同时，出现下述六项因素中的任何一种，这种共同体都可能解体:共同体及成员所受各种负担急剧增大、社会变动和政治参与过快以致超过共同体在各方面的同化速度、各种差异迅速增加、行政机构和政治精英的能力严重衰减、政治权贵相对闭塞、政府与社会权贵不能按照民众的要求实行必要的改良和调整。〔6〕还有一种共同体叫多元安全共同体，它以争取和维持和平为主要目的，加入这种共同体的诸单位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种共同体比较容易建立和维持，它只要具备三个条件就可以了:主要政治价值相容、各成员国的政府以及相应的阶层相互之间拥有对信息和行动做出迅速适当和非暴力的反应的能力、相互之间对有关方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可预测性。〔7〕
相互依赖理论
这种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是基欧汉和奈。该理论对多边主义兴起的原因作了最为深刻的阐释。所谓相互依赖代表着国家或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广泛的、普遍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8〕这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广泛领域中得到表现和展开，而在经济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说经济的相互依赖构成了当代整个国际相互依赖关系泛的、普遍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8〕这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广泛领域中得到表现和展开，而在经济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说经济的相互依赖构成了当代整个国际相互依赖关系的基础。该理论认为，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和政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当代世界出现了三个重要特征:(1)多渠道的社会联系，包括政府间的非正式联系和正式的官方安排;非政府人士之间的非正式联系;以及跨国性组织的内部联系。在今天，无论哪一种渠道，都使国际间的联系和依赖大大加强，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跨国组织的作用。(2)多种问题进入国家间关系的议事日程，它们没有明确的先后次序排列，军事安全问题不再始终居于议事日程的首位。(3)在相互依赖占优势的某些地区和问题领域，一国政府不再对其他国家使用军事力量，但这并不排除在其他地区和其他问题上把军事力量当作主要手段来使用。这些特征使得国际关系中零和博弈占完全支配性地位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实现双赢的空间有了很大增加，各国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日趋密切的连动关系，它们之间协商、合作的领域大大拓宽。
为此，相互依赖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战后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本质，因此，人们有关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基本观点和看法也应作相应的转变。原先国际政治的基本观念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这就是“权力政治”，这种国际政治观在相互依赖的时代已经不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了，因此，应当倡导一种新的国际政治观，具体来说就是“问题政治”(IssuePolitics)或“议程政治”(AgendaPolitics)。所谓“问题政治观”(issuepoliticsview)把国际政治看作是一系列问题领域(issuearea)，围绕这些问题领域形成国家间的合作和竞争。这些问题领域的形成根源于当代世界的复杂性质，而非仅仅由国家追求其民族安全和政治影响的权力动机所派生。比如，促进国际贸易、避免金融危机、解决种族冲突等问题都可能导致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当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并变得利害攸关时，就可能导致国家间的冲突;如果这些问题朝着解决的方向有所前进，和平就可以维持。问题政治观认为，与其说国际领域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是由国家对安全的关心和国与国之间的不信任引起的，不如说是由一定国际条件下发生的多种价值与利益差别引起的，从而问题政治观不再象权力政治观那样，把国家安全问题视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和首要问题，而是把没有先后次序的多种问题引入国际政治的议程，在这种议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线索和途径。当一个重大国际问题产生后，应尽可能想办法去解决，在这方面国际法、外交实践和国际组织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基欧汉、奈等人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尽管问题政治或议程政治还不能取代权力政治，但是，它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将是不可避免的。
合作理论〔9〕
该理论主要是针对国际经济领域出现的“市场失灵”的现象而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在国际经济自由竞争和市场放任的情况下，国家可能无法使效用最大化，原因是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的环境下，每个国家以自身的利益所驱动的行为可能会对整个国际市场的秩序产生很大的扰乱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在国际间创造一种制度安排，向所有国家提供充分的信息和必要的管制。合作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环境保护和经济制裁等领域。例如，在缺少国际制度的情况下，国家可能无法管理贸易问题，因为它所涉及的不止是一方或双方的事务和意愿。单位国家所能做到的，充其量是设计和实施一个有效的关税制度。然而，如果其他国家都抵制这种关税制度，那么情况就会非常糟糕，这种行为导致的可能不是效用的最大化，而是最小化。如果单位国家实行自我克制，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其他国家并没有仿效这种政策的意愿，结果同样也会很糟糕。这样就在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市场失灵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建立国际制度和规范，于是世界各国就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以此来确立贸易的公平标准，裁决不合理的贸易行为以及贸易壁垒，监督国际贸易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解决产生的各种争端。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是冷战结束后兴起的新兴国际关系理论。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彼特·卡赞斯坦(PeterJ.Katzenstein)、玛尔萨·芬那莫尔(MarthaFinnemore)和约翰·拉格(JohnG.Guggie)等，这一理论将西方社会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文化、认同和规范等引入国际政治研究，对国际关系理论所涉及的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进行社会学分析，从本体论问题、认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到基本理论问题包括施动者与结构的关系、均势问题、国家利益问题、国际体系问题、国际体系的转换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以至具体的概念如实践、国家、身份、利益、权力、主权、制度等，都进行了社会学意义上的重新解释，从而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创立了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列的哲学范式。
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认为，身份认同不是社会行为体在单位层次上单纯自我设定，而很多情况下是社会互动与社会承认的结果，因而呈现出一定的系统性或社会性。社会行为体的社会认同与其利益设定息息相关，当某行为体的观念认同与身份认同发生转化时，它对利益追求的类型、目标和程度也会重新加以界定。〔10〕将这一基本认识应用到国际政治领域，那就是，国家的身份认同是基于国际社会承认之上的国家形象与特征的自我设定，它随着国家间互动样式的变化而变化，国家间互动在一定阶段固化为国际规范，国际规范反过来规定着各国的身份认同和利益，当国际规范发生变化时，这些国家的认同也会随着变化。建构主义认为国家与国际社会是相互制造、相互建造或相互构造，国家通过他们的行为组成国际社会，而由于国家了解自己和相互了解，国际社会就通过他们的共同行为构造了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11〕
建构主义也将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了有关多边主义的研究，认为国际组织、国际规范也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一种对拥有一定身份行为体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盼，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创造出行为模式。国际规范不但能够因果性地影响国家的外在行为，而且同样“构成性”地影响着国家的认同。例如，当某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它不仅必须遵守其中的规则，而且由于加入已经改变了自身以前的认同和利益，成为国际市场经济社会的合法成员，其国际身份也随之变化。同时，建构主义理论在研究多边主义的时候，非常关注有关集体身份和集体认同的形成问题，认为，在社会互动频数急剧增加和相互依存日益发展的时代，集体认同和集体利益生成的可能性增大，国家之间会产生更大的认同，并最终改变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无政府逻辑，建立多伊奇提出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建构主义认为，最好的和平不是来自霸权下的强制约束，也不是源于收益 成本计算而来的社会契约规范，而是来自各主体间的互信和集体认同，如果这种互信和集体认同能够形成，就会在各国之间造就一种浓厚的共同体感，产生出不以战争手段解决彼此争端的共识，从而彻底摆脱“安全困境”。
结构自由主义理论
这种理论分析了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建立起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原因，认为一种具有很强“胶粘力”的制度在具体的环境下，可以把许多国家“锁定”在稳定和持续的联系之中，它可以对其中各国权力的应用加以某种限制，进而减缓由于无政府和权力转移而导致的不安全，并建立一种稳定和持久的秩序。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伊肯伯里(G.JohnIkenberry)。伊肯伯里认为，制度是一种结构和约制，是一种根植于更广泛的政治秩序中和限定行为者活动“场景”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规则、惯例和实践。制度结构影响到了一个政治体内权力在个体和集体中的分配方式:给一些人提供优势和资源，同时限制他们的选择。制度不仅促进合作，同时还强有力地约束参与国的选择和行动。〔12〕
按照伊肯伯里的具体解释，战后西方秩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主导下西方国家之间一个交易的过程。霸权国美国得到了根据其意愿塑造的建立在一致赞同原则和制度基础上的合法、持久秩序，它的领导权得到了二等国家和弱国的默认，为其长久保存权力留下了制度化空间。与此同时，由于霸权国同意约束和限定，根据与弱国和二等国家一样的规则和制度行事，将自己暴露在一个制度化的政治过程中，受到其他国家的监督。这样的弱国和二等国家也可以积极地向霸权国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不必担心遭到强权的压制。从收益转换和平衡的角度来看，霸权国放弃战后早期的一些利益以换取保证其未来稳定收益的制度和规则。弱国和二等国家在战后早期得到较有利的回报和对强权的限制，但他们的长远利益却可能受到一定的损害。但从总体上看，双方的得失应该持平。
这种西方内部的秩序在制度上有三个突出的特点:(1)捆绑机制。通常来说，国家间在建立制度安排和合作时，一般会保留退出的选择。然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战后的做法恰恰相反:它们缔结了很难退出的长期经济、政治和安全承诺，在主权国家可以做到的范围内“锁定”了相互承诺和联系。捆绑机制内容庞杂，包括条约、联盟的组织机构、共同管理责任、相互关系中的一致标准和原则等等。这些机制提高了制度的退出成本，为成员国创造了发言机会，降低了成员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13〕(2)渗透性霸权(penetratedhegemony)。结构自由主义认为，西方国家之间建立的这种制度与其中的霸权国的自由民主体制密切相关，并以此带动了西方国家之间跨国关系的显著增长。美国国家体制的突出特点是它的决策分散化构造———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政策上，有大量的决策通道和制衡方式。“这种体系向其他国家提供了透明的画面、通道、代表权、通讯方式和建立共识的机制，从而提供了表现和满足它们利益的方式。”〔14〕这“使得它的西欧和日本盟友能够参与整个西方制度的塑造过程。其结果，美国的霸权具有很高的合法性，从不受到任何质疑和挑战。在这种体制下，美国好像是一个‘受邀的帝国’，二等强国自愿追随而不是抵抗领导国。”〔15〕(3)公民认同感。结构自由主义认为，西方内部秩序所形成的制度是建立在共同的公民政治认同感之上的。这种共同的公民政治认同感“采取了两种相关联的形式:其一，在所有西方国家内部，人们认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其二，在上层精英那里对整个体系的政治认同。这种公民认同感取代了更加狭隘和敌对性的传统国家认同意识。当现有的制度构造与上述认同感相吻合时，制度本身便更加持续有力，并且反过来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认同。”〔16〕
全球治理理论
随着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国际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全球性问题的兴起，使得以民族和领土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受到冲击，这种变化引起了人们探求新的国际社会制度安排的热情，在这种背景下，“治理”(governance)被引入了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治理”的概念最初出现在市政学中，用以指如何更好地解决城市和地方上公共政治方面的问题。从总的情况来看，有关全球治理的理论都没有给治理这个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N.罗西瑙(J.N.Rosenau)把治理定义为“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withoutgovernment)，指的是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规章制度，它们虽然并未被赋予正式的权力，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17〕奥兰·杨(OranYuang)也从制度研究的角度出发，指出治理就是建立和实行一套社会制度，以解决冲突，促进合作，从广义上讲，就是减少集体行动给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造成的问题。〔18〕奥托·切姆佩则把治理看作是在没有法律效力可借助的情况下办好事情的一种能力。〔19〕在所有有关治理的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获得较为普遍的认同。该委员会在1995年名为《天涯若比邻》的报告中认为:治理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各种相互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这个过程包括授予公认的团体或权力机关强制执行的权力，以及达成得到人民或团体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利益的协议。〔20〕这样，治理的规定性特征就显现了出来:它是一个过程，涉及公、私部门，是以调和而不是以支配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有赖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持续的相互作用。这些就是各种治理理论关于治理的主要观念，在这里，“参与”、“谈判”和“协调”构成了治理活动的主要内容，“项目规划”、“伙伴关系”和“意见一致”构成了治理的三个关键词。〔21〕
全球治理理论认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而且具有“公共化”的特征，例如，在军事安全领域，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安全已不再仅仅是国家安全，同时也更多地被看作是世界安全的问题提了出来;在国际经济领域，汇率的频繁波动、资本跨国流动的日益增加、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贸易的不断扩大等更多被看作是一个世界层次的问题而不是国家层次的问题;在环境领域，臭氧层的损耗、温室效应与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沙漠化等都对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威胁。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边的联合行动，需要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全球协调和规划。由于世界政府的观点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证明可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那么为了解决当前迫切的全球性问题，可行的选择或许就是通过政府间、社群间的互动，实现某种程度的治理。在治理的角色方面，全球治理理论主张民族国家、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有影响的社会运动等都应当在解决国际问题中发挥作用，这种理论排除任何中央集权的组织和控制，强调行为者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主张将各种层次的子系统纳入重要的政策网络，通过跨国网络处理国际关系。在治理的途径上，这一理论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国际机制，国际机制与全球治理紧密相连，它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法治的方法，通过制度安排改变强调大国管理全球事务的传统思想，同时也使得国家在国际系统的决策和行动越来越处在国际制度的框架之内，从而使国际社会与国家层面的法治社会更加接近。
通过对上述有关多边主义理论的梳理，我们发现，它们大多是从多边主义的第二个层面即国际体系的层面对多边主义加以阐释的。所运用的基本理论范式既有现实主义的，也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所应用的研究工具包括了结构性分析、战略性分析、功能性分析和社会性分析。它们分别从国际制度的生成和维护、多边合作的条件、国家和国际制度的关系、国际社会中身份认同以及以集体方式解决世界性问题等多种角度对多边主义进行了探讨。尽管这些理论不能涵盖多边主义理论的全部内容，但是它们从一些主要方面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多边主义的了解和认识。
[注释]
〔1〕RobertW.Cox，“MultilateralismandWorldOrder，”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April1992)，No.2，p.161.
〔2〕关于多边主义两个层面的划分主要参照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
〔3〕JohnGerardRuggie，“Multilateralism:TheAnatomyofanInstitu tetion，”JohnGerardRuggie(ed.)，MultilateralismMatters:TheTheoryandpraxisofanInstitutionalForm，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p.11.
〔4〕KeithKrauseandW.AndyKnight(eds.)，State，SocietyandUNSystem:ChangingPerspectivesonMultilateralism，UnitedNationsUniversityPress，1995，p.247.
〔5〕秦亚青认为，国际关系学主要理论很少有专门研究多边主义的流派，多边主义的研究大多是在国际制度框架中展开的。见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和方法》〔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本书在介绍多边主义理论时，参照了他的分析思路。
〔6〕卡尔·多伊奇著、周启朋等译:《国际关系分析》〔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 338页。
〔7〕同上，第345页。
〔8〕RobertO.KeohaneandJosephS.Nye，Jr，PowerandInterde pendence:WorldPoliticsinTransitio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p.5.
〔9〕对合作理论的介绍主要参照了王逸舟对这一理论的阐述，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8 529页。
〔10〕AlexanderWendt，Social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Cam 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pp.159 178.
〔11〕PeterJ.Katzenstein，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ormsandIdentityinWorldPol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6，NewYork，pp.33 75.
〔12〕G.J.Ikenberry，“TheMythofPost ColdWar sChaos，”ForeignAffairs，May June1996，p.90.
〔13〕JohnG.Ikenberry，“Institutes，StrategicRestraint，andthePer sistenceofAmericanPostwarOrder，”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3，No.3，Winter1998 1999，pp.43 78.
〔14〕PeterCowhey，“ElectLocally—OrderGlobally:DomesticPoliticsandMultilateralCooperation，”inJohnRuggie，ed.，Multilate ralismMatters:TheTheoryandPraxisofanInstitutionalForm，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转引自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490页。
〔15〕GeirLundstad，“EmpirebyInvitation?TheUnitedStatesandWesternEurope，1945 1952，”inCharlesMaier，ed.，TheColdWarinEurope:EraofaDividedContinent，NewYork:Wiener，1991;G.J.Ikenberry，“RethinkingtheOriginsofAmericanHe gemony，”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104，Fall1989.转引自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89页。
〔16〕王逸舟，前引书，第492页。
〔17〕詹姆斯·N.罗西瑙:《世界政治中的治理、秩序和变革》，载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8〕OranYuang，InternationalGovernance:ProtectingtheEnviron mentinaStatelessSociety，Ithaca，NewYork: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4，p.15.
〔19〕奥托·切姆佩:《治理与民主化》，载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