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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带一路”国际航运国际贸易
1“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贸易与国际航运协同发展所面临的机遇
在“一带一路”的发展倡议中,我国国际贸易逐渐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局面。我国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支撑“一带一路”发展。“一带一路”的沿线城市和参与者可以积极借助本地区的国际物流资源和国际贸易传统优势,促进实现积极转型,增强对于全国辐射作用。“一带一路”落实离不开物流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支持,同时这种倡议计划也是国际航运和国际贸易协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国际航运主要是在国际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者之间互相影响,同时联系密切。第一,国际贸易是国际航运生存、发展的土壤。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不断扩大,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活动也更加频繁,国际物流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第二,国际航运对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逐渐进入了经济时代、知识时代和信息时代,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需求也逐渐朝着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从国际贸易层面分析,根据贸易区域、贸易主体等方面的差异,其对于贸易的需求也各不相同,在现代化的物流体系中,通过建设系统化、专业化和规范化体系,除了可以有效满足货物日常运输需求之外,同时还可以为贸易主体提供个性化服务,包括电子商务、物流保管、信息交流和个性化需求等方面的服务,从而辅助国际贸易单位提供良好服务。由此能够看出,国际运输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动力支持,随着区域内国际物流发达程度的不断提升,当地的贸易效率也逐渐增强,整体竞争力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2“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贸易和国际运输协同发展的问题
2.1境外投资风险大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沿线国家通常都是发展中国家,除了印度和东盟等国家之外,广大的东欧、中东、中亚等地区的政治环境都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存在国际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政局不稳定等问题,为此我国中的参与企业在这些地区和国际中进行经营投资的过程中,会遇到较大的安全风险。对于部分想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国际物流的中国物流企业来说,潜藏着各种忧患,其在现实操作运行中存在较多的顾虑。此外“一带一路”的众多沿线国家中,还存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导致国家之间容易出现贸易不同步的问题,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运输之间协同发展造成较大的影响。比如我国和中亚五国之间的铁路标准存在较大的差异,当国际物流发展到中亚五国区域当中时,需要转换标准,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际运输成本,运输效率得不到有效保障。通常情况下,如果某个国家中的政治环境存在较大的波动性,便会对周边国家造成一定的影响,威胁“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比如叙利亚爆发战争后,进一步增加了我国中东推广“一带一路”的难度,无法促进国际航运和国际贸易之间实现协同发展的目标。
2.2协同发展难度大
“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下涉及到众多国家,幅员辽阔,但是其中大部分国家的交通运输状况、航运基础和自然条件都比较落后,进而增加了货物运输的难度。同时国家之间的联系和关系还比较复杂,各自发展特点和环境特征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在发展过程中彼此的联系往来比较少。对于“一带一路”也拥有不同的看法,没有认清“一带一路”实施中自身的义务和权利。不同国家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协同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同的状况,整体来看难度较大,同时其沿线国家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无法统一运输方式和运输条件,想要将一个国家的货物转运到其他的国家,除了航运之外,还包括其他的运输方式,因此无法保障物流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比如如果可以经过阿富汗区域抵达中东,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减少运输路程。但当下阿富汗区域的环境比较复杂,不仅充满了战乱,同时该地的运输方式比较落后,根本无法满足运输的需求。中亚五国区域的贸易活动自主性较强,即其彼此之间的贸易交换便可以满足大量国际贸易的需求,因此在这种地方发展国际贸易的难度比较大。
2.3国际物流企业存在较强的不稳定性
对于物流运输企业来说,实施“一带一路”能够进一步拉近我国和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从而进一步扩展了我国的国际贸易市场,但从当下的实际发展状况来看,国际物流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较为明显的不确定性。我国物流航运企业对于国家运输领域的了解信息不足,因此还没有弄清,怎样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来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业务,各个国际航运巨头缺少合理的管理能力。比如怎样对国际运输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对我国发展国际运输业务造成一定影响。国际航运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初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整体运营成本增加,而中国的航运物流企业因为长时间处于国际物流链底部,因此都躲避投入大量物力、人力。而和国内已经发展成熟的物流企业相比,“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中尚未形成系统完善的物流产业,在进入到当地市场后,我国的航运企业无法获得当地消费者认可,进入影响了我国航运企业进驻“一带一路”沿线物流领域的计划。实施“一带一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国对外投资和向外发展的关键渠道,但也带有一定的政治意义,是一次有效的扩展。国内各个省区在实施“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其合作带有一定盲目性,主要体现出一种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的问题,各个省市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业务重叠现象,资源浪费严重,影响了国家航运的发展。
3“一带一路”背景下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协同发展的有效措施
3.1通过倡议认同促进贸易协同发展
想要进一步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协同发展的目标,需要先加强“一带一路”各个沿线国家的倡议认同。“一带一路”的本质是以政治共识为基础开展的各种经济合作,能够有效推动各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为此需要对于这一倡议形成基础共识。在各个国家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协调沟通机制,想要得到沿线国家认可,使“一带一路”成为各国航运和贸易发展的指导思想,需要做好国家之间的协调沟通。针对当下沿线国家之间民族文化和所属区域之间的差异,需要形成和上海合作组织相似的共同组织,形成一种固有对话机制,通过频繁的对话沟通,将“一带一路”相关理念思想有效传达给各个国家。形成统一有效的对话机制还可以提高对于发达国家抵制的抵抗能力,彻底打消沿线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顾虑,为“一带一路”的长久发展打好基础。此外,还需要形成可以覆盖全国的信息体系。在“一带一路”大环境下,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的协同发展需要在各个参与国之间形成信息区域网络,从而促进相关贸易和物流信息实现够共享发展。比如可以放宽外资准入条件,鼓励我国企业单位不断增加对于沿线参与国家的投资,从而强化国内和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来往,加强经贸合作,形成一种畅通的信息平台,方便国家之间的合作交往,促进国际贸易与国际航运之间的协调发展。在倡议认同基础上,加强贸易合作,利用倡议认同,促进贸易合作,从而变成国际贸易与国际航运协同发展的巨大动力[1]。
3.2创造良好的协同发展环境
从整体物流规划层面入手,创建合理、科学的航运环境,促进沿线各国贸易和物流之间的全面对接,为航运货物的安全转移奠定安全的环境基础。因为“一带一路”沿线途径国家数量较多,为此在发展国际航运的过程中可以把沿线国家划分成几个不同的区域,包括南亚、东南亚、东欧、中东和中亚等区域,并充分结合当地的实际发展状况、航运基础和国际贸易实际,合理划分运输区域,并寻找一个最为安全、经济、有力的运输航线。在亚投行的基础上,促进各个国家积极改善自身的航运条件。并以此为基础,促进我国交通条件之间的有效衔接,为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的协同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扩大选择空间。从长期发展角度看,需要形成能够覆盖整个“一带一路”沿线的航运运输网络体系,提高沿线国家国际贸易的综合实力,促进两者共同进步[2]。
3.3加强双边合作
首先需要利用有效的对外交往活动,加强各个沿线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认识,充分了解“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从而能够主动参与到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发展中来。在经济快速发展和政治环境稳定发展上,奠定坚实基础,消除各种障碍。此外,还需对“一带一路”各个参与国家中的航运状况、对外贸易和经济形势等状况进行全面把握,彻底消除各种障碍影响。充分掌握其贸易合作的难点和风险,从而将其融入到合作谈判中的重点内容当中,为了下一阶段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发展扫清障碍[3]。
3.4提升我国物流企业整体实力
随着现代航运管理理念、技术的创新发展,想要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的协同发展,可以积极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为此需要参与到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中的相关企业对“一带一路”中相关国家的文化和市场状况进行深入调查,充分结合行业领域内先进的经营模式和丰富的经营经验,促进参与人员综合潜力的不断提升,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之间实现协调发展。进行业务革新的过程中,还需要积极创新贸易内容,形成一种全新的航运贸易模式。即关于贸易、航线安排和货物装卸等方面的内容,需要和相关国家的贸易文化和贸易市场紧密联系起来,充分结合航运市场中的发展实际,签署中长期合作条约,加强风险控制[4]。
【作 者】张二震,1953年生,南京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主任,经济学教授。
得自国际贸易的利益大致可分为两类: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和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所谓静态利益,是指开展贸易后,贸易双方所获得的直接的经济利益,它表现为资源总量不增加、生产技术条件没有改进的前提下,通过贸易分工而实现的实际福利的增长。所谓动态利益,是指开展贸易后,对贸易双方的经济和发展所产生的间接的积极。静态利益偏重于一国通过贸易所获得的消费方面的好处(当然,这种好处与分工后生产力的提高有关),而动态利益则注重于开展贸易后对生产的刺激作用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其他诸方面的积极影响。如果说,静态利益是直接的贸易利益,那么,动态利益就是贸易带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利益。本文拟就国际贸易的发展利益以及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和条件等,作一深入分析。
一、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理论的演变
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为自古典学派以来的历代经济学家所重视。他们常常是自由贸易的热烈拥护者,极力宣扬扩大国际贸易的优越性。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贸易的静态利益,而且还包含有丰富的关于国际贸易动态利益(亦即发展利益)的思想。最早涉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问题的,应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提出的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余产品出口”(Vent for Surplus)模型,对以后的理论发展有重要影响。斯密认为,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分工的程度则受到市场范围的强烈制约。对外贸易是市场范围扩展的显著标志,因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斯密的这些论述包含了国际贸易具有带动经济增长作用的最初思想。斯密的“剩余产品出口”理论更是着眼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他首先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之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些多余的资源可以用来生产剩余产品以供出口,这样贸易就为本国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出路”。他写道,对外贸易可以“给国内消费不了的那一部分劳动成果开拓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这就可以鼓励它们去改进劳动生产力,竭力增加它们的年产物,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与收入”。[(1)]这种剩余产品的生产不需要从其他部门转移资源,也不必减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因而出口所带来的收益及换回的本国需求的产品,也没有机会成本,因而必然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需要说明的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是以国内充分就业和一般均衡为前提的,因此,出口部门的扩张是通过从进口替代部门转移资源来实现的,涉及进口替代部门缩减,就这一点而言,并不必然得出经济总量同时增长的结论。因此,“剩余产品出口”理论可与比较成本说互补。
李嘉图创立的比较成本理论,论证了贸易静态利益的基础。实际上,在他的著作中,也包含着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思想。他认为,对外贸易是实现英国化和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指出,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随着人口的增加,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会因土地收益递减的作用而逐渐昂贵,工资(劳动力的价格)也将随之上涨。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工资上涨将使利润下降,从而妨碍资本积累。通过对外贸易,如果能够从外国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就会阻止在本国发生作用的土地收益递减倾向,促使经济增长。总之,李嘉图认为,通过进口廉价初级产品,阻止土地收益递减、工资上涨和利润下降倾向,就可保证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2)]
较为系统地论述贸易的发展利益的古典经济学家,是英国的约翰·穆勒。他关于贸易对经济发展贡献的论述给后来的经济学家很大的启发。他第一次明确区分了贸易利益和发展利益。他认为,国际贸易具有两种利益,一种是直接利益,另一种是间接利益。直接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国际分工,使生产资源向效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从而提高产量和实际收入;二是通过贸易可以得到本国不能生产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该国经济活动持续进行所必需或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间接利益则表现在,通过贸易分工推动国内生产过程的创新的改良,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产品进口造成新的需求,刺激储蓄的增加,加速资本积累,等等。穆勒这样写道:“市场的扩张使生产加工过程趋于改善,一个为比本国更大的市场进行生产的国家能够引入更为广泛的劳动分工,能够提高机器设备的使用效率,也更可能进行生产过程的创新和改良”。“开放了贸易,通过使人们熟悉新鲜事物,有时可以使一个原先因缺乏精力和雄心壮志而造成资源开发不良的国家经历一次工业革命,驱使那些原来满足于微不足道的舒适和惰散的人更为勤奋的劳动,以满足他们新的偏好,以致鼓励了储蓄,提高了资本的积累。”穆勒还指出,贸易通过下列途径推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外国工艺技术的引进,提高了资本的收益率;外国资本的引进使生产的增长不仅仅依赖于本国居民的节约和精打细算,并且为本国居民提供了激励性的示范,向人们传输了新的观念。”[(3)]约翰·穆勒的这些精辟论述对后来发展经济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启发人们从新的角度来认识贸易利益问题。
受古典学家上述观点和的启发,后来的经济学家进一步探讨了贸易对经济的带动。与亚当·斯密“剩余产品出口”模型相似的有所谓“大宗产品”(Staple)出口带动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所谓大宗产品,主要指原材料或资源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的开发和新发现,常常导致国内大量剩余。这些剩余由大批量的出口吸收,便可减少国内资源的闲置和失业,增加国民收入和消费,提高储蓄和投资,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这一模式是加拿大经济学家因尼斯在30年代根据加拿大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史实中出来的,因此一般认为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这一思想还是有启发价值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有一个带动整个经济起飞或高速增长的领先部门。当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平时,就有可能成为这样的领先部门。
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与发展家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他把经济分为两大部门,一个是的、资本主义的部门,另一个是传统的尚未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农业部门。现代的工业部门采用现代技术,面向市场,易于接受变革。传统的农业部门技术落后,生产仅能糊口,没有什么产品流向市场,收入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现代工业部门运用再生产资本,雇佣工资劳动力,进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活动;传统农业部门由于受制度和组织形式及资源条件的约束,劳动的边际产品低,并且常常低于其平均水平,劳动力供给因而具有“无限”的特点。现代工业部门的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有吸收劳动力以扩张工业生产的积极性。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高,面对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工业部门只要提供略高于农业部门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便可得到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同时还可进一步增加利润。借助资本的积累,工业部门得以不断扩张,吸收源源不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要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出超过传统部门,整个经济就可以从劳动力转移中得到好处。尤其是在剩余劳动力尚未吸收完,资本主义部门工资不上升的情况下,利润和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将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将加速。如果资本主义部门即现代工业部门生产的是出口产品,传统部门生产的是进口产品,对外贸易的扩展无疑将有助于扩大现代工业部门产品的市场和需求,并降低劳动力的工资(因为食品的价格将因进口而降低),从而进一步增加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和积累,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以上观点,再联系到19世纪后半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许多国家利用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 for Growth)的观点便应运而生。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理论命题是D.H.罗卜特逊在30年代首次提出来的,50年代R.纳克斯对这一学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纳克斯在19世纪国际贸易的性质时指出,19世纪的贸易不仅是简单地把一定数量的资源加以最适当配置的手段,它实际上是通过对外贸易把中心国家的经济成长传递到其他国家,即中心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引起的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大量需求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理论认为,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是通过以下几条途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
(1)较高的出口水平意味着这个国家有了提高其进口水平的手段。进口中包括资本货物的进口,而资本货物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是特别重要的。资本货物的进口使这个国家取得国际分工的利益,大大节约了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有助于提高工业的效益,它是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
(2)出口的增长也趋向于使有关国家的投资领域发生变化,使它们把资金投向国民经济中最有效率的领域,亦即它们各自享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就会提高劳动生产率。
(3)出口也使得一国得到规模的利益。国内市场加上国外市场比起单独的狭小的国内市场就能容纳得下大规模的生产。
(4)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会给一国的出口造成压力,以降低成本,改良出口产品的质量,并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出口工业。
(5)一个日益的出口部门还会鼓励国内外的投资,并刺激加工工业或附属工业以及运输、动力等部门的发展,并促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引进。[(4)]
澳大利亚国际经济学家马克斯·科登提出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率的。他的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将对外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进行,并且特别强调外贸易对生产要素供给量的影响和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科登认为一国进行对外贸易,对宏观经济将产生以下5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收入效应,即通过贸易,提高了收入水平,贸易的静态利益转化为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
第二,资本积累效应,当派生于贸易利益的一部分收入增加额被用于投资时,该国的资本积累就会增加。
第三,替代效应。如果投资品是进口含量较大的产品,则由于贸易的开展,会使投资品对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将导致投资对消费的比率提高。因为投资成本的下降,人们更多地将收入用于投资了。投资率的提高无疑会带动经济增长率的上升。
第四,收入分配效应。贸易的发生将会使收入转向出口生产大量使用的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的报酬大大提高。如果各个生产部门或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储蓄倾向是不同的话,则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化又会影响储蓄率的高低。例如,当收入更多地分配于储蓄倾向较高的部门或要素所有者,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储蓄率就会提高,因而提高了资本积累率。
第五,要素加权效应。假定生产要素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不一致,那么产出的增长率就可视为各种生产要素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当出口扩大,并且出口生产使用的是那种增长更快的生产要素时,出口生产的增长率往往会提高得更快。科登认为,所有上述效应都是累积性的,这意味着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将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强化。[(5)]
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创新作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
这一理论通过对增长因素的计量分析,指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应归功于生产率的提高。基于这一事实,新增长理论构造了一系列模型,将创新活动内生化视为有目的的和开发投资的结果——这一投资活动的显著特征是不仅能带来更高的利润率,而且有溢出效应和外部收益。在这里,创新是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新增长理论所揭示出的增长机制表明,如果对外贸易能够刺激一国的创新活动,便能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显然,创新活动与对外贸易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这种联系是通过更为广阔的市场、更为频繁的信息交流和更加激烈的竞争对创新活动的刺激而实现的。可见,从新增长理论中能够引伸出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新的依据。[(6)]
以上我们极其简略地考察了关于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理论的演变。可以说,随着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各国经济国际化的深化,人们对国际贸易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扩展,对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动态利益的认识,也更加深化了。开展国际贸易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互通有无”,亦不仅仅着眼于通过交换获取静态贸易利益,提高消费水平和增进国民福利、而更多的,是通过贸易的发展促进信息、物质、思想的交流,激发本国的创新机制,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当然,国际贸易能否对一国经济发展起现实的推动作用,这要取决于一系列内外部条件。稍后我们将作更深入的分析。
二、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
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的重要作用,我们称之为贸易的发展利益或动态利益,已为理论研究和经济生活实际所证明。但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是什么?贸易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带动经济发展?上面介绍的关于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的各种观点中虽都有所涉及,但都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下面试作些归纳性分析。
概括说来,国际贸易促进一国,是通过下述这些机制的作用而实现的。
1.开展国际贸易,必然使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刺激素质的提高,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一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贸易,实际上就是把本国的企业纳入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之中。一方面,持续的进口产品的激烈竞争将促使本国的企业提高效率。竞争必然加速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的过程,同时促使高效率的企业达到合理的规模,从而优化本国的市场结构,改善本国企业的实绩。即使本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仍然不得不面对国际竞争的压力,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出口企业不能不同外国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展开竞争。为了扩大在国外的市场份额,出口企业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生产出成本低、质量好的商品去参与竞争,并不断按国际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按国际标准生产,按国际营销惯例办事。这无疑会刺激企业素质的提高。企业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无疑是一国经济发展最本质的基础。
2.开展国际贸易,必然带来市场的扩大。国内外市场的不断开拓,无疑会有力地带动经济增长。
先看出口。出口企业往往是面对世界市场来组织生产,市场容量大,容易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成本会降低,从而提高经济效益。事实上,许多部门要求有适度的初始规模,具有规模经济的性质,如汽车、电冰箱、机等等,采用大规模生产的方式可以使成本降低很多。如果一国的企业在为国内消费者提供这一类商品的同时,还能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同类产品,那就不仅企业能提高赢利水平,而且国内公众也只需支付较低的价格。不仅如此,在出口贸易的带动下,一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又可以带动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发展,以致各种各样的从属的工业部门都建立起来。因为在经济运行中,各产业之间呈现出各种联系。所谓“联系”,是指一个部门在投入和产出上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有两个方面:一是后向联系,即某个部门同向它提供投入的部门之间的联系;二是前向联系,即某个部门同吸收它的产出的部门之间的联系。如果出口产业是“联系效应”大的主导产业,就可取得很大的“乘数效果”,带动其他一系列部门的发展,从而循环反复地连续推动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增加,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再看进口。从国外引进国内没有生产的产品,往往能起到开拓国内市场,引导新产业成长的作用。由于国内仍未生产,一时无法确定新产品会有多大的市场,即在一定的价格条件下需求量究竟是多少。当国内进口需求很大,以致即使高关税壁垒也难以阻挡进口时,国内企业就得到了明确的生产信号,进口替代的工业由此发展起来。实践证明,进口替代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家走向工业化的第一步。这个过程就是进口商品刺激国内需求,进而导致进口替代工业部门的产生。如果条件具备,进口替代部门还能转变为出口部门。进口国外的新产品还可促进一国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
3.开展国际贸易,必然会激发企业的创新机制,推动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从进口看,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将直接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其作用类似于创新对增长的刺激,而且还节省了创新的成本。从出口看,出口的扩大使得创新活动所能获得的收益上升,从而反过来刺激本国企业的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带动经济增长。
4.开展国际贸易能加速资金积累,促进经济增长。一般说,国际贸易从三个方面促进一国的资金积累。一是出口部门往往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能提高积累率,从而加速发展。二是外贸的发展为引进外资提供必要的条件。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最终是由该国的出口能力决定的。出口越多,在国际市场上筹措资金的余地就越大。另一方面,进口往往同国家之间的借贷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又可利用外国的资金来引进技术和设备等等。三是对进口竞争部门提供刺激。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企业往往满足于现有的市场,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不足。进口市场竞争的出现,使企业产生了提高积累率的巨大压力。无论什么情况,积累总是扩大再生产、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5.开展国际贸易,有利于促进一国结构的变动。经济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且结构优化还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题,是推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所谓产业结构的优化或合理化,是指一二三产业之间比例协调发展以及各产业内部的结构符合市场需求结构,以及各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转移。扩大对外贸易,无疑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积极作用。一方面,由于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实现绝对平衡的增长,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刚好符合,因此需要利用世界市场。当国内资源过剩而需求不足时,就面对国外市场组织生产;而在国内需求很大,但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条件时,就适当进口。另一方面,扩大对外经贸关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引进竞争机制,就必然要发展本国具有现实的或潜在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淘汰和放弃某些不合理的产业,以优化资源配置。进出口竞争的刺激和进出口结构的不断调整,又会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6.开展国际贸易,必然带来人员的交流、文化的传播和思想的交换,从而对一国的、文化和社会进步产生积极,从而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对一国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示范作用和某种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说比物质交换带来的利益还要大,它促进人们思想的进步、思维方式的改变和观念的更新。尤其是现代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孕育出来的精神文明成果,诸如效率观念、效益观念、服务观念、冒险精神、开拓进取精神等等,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尤为重要。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抵制资本主义固有的腐朽思想侵蚀的同时,大胆吸收一切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精神文明成果,使人民逐渐摆脱封建的、小生产的以及“左”的思想的束缚,抛弃了封闭落后、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精神包袱,大踏步走向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舞台,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
国际贸易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条件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的条件,也有国际环境条件;既有微观条件,也要有宏观条件。由于各国现实的经济条件呈现出多样化,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类型也呈现出多样性,没有统一的模式。
首先,国际贸易能否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起带动作用,要看该国的经济主体能否采取合理的行动,能否对国际贸易作出合理的行为反应,要看该国是否具备必要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从微观主体来看,如果企业缺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那么即使面对巨大的进口竞争压力,它们也会无动于衷,不会去迎接竞争而努力提高自身的效率。即使有进口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它们也可能不去充分利用这些技术和设备以增加产量和降低成本。当然,企业更不会积极谋求扩大出口而积极从事创新活动,不会谋求最大限度的规模经济,由出口而获得的收入和剩余也将得不到最有效的利用,更谈不上实现出口增加、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从市场发育状况看,如果缺乏完备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结构,生产要素在本国不能充分自由地流动,那么由进出口所引起的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和优化配置就无从谈起。就拿出口来说,它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大小与否,取决于出口部门与国内经济其他部门在生产、技术和市场交换等各方面的联系程度,这就要求有一个较为成熟的市场体系作为联系的“渠道”,这样,出口的增长才能通过市场这一中介向各个部门传递经济和技术的“信息”,通过出口的扩大而牵动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带动经济增长。如果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经济结构不合理,要素市场之间、商品市场之间、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之间的联系程度较低,即使出口形成了潜在的动力,但由于出口的增长向各经济部门传递动力的各种必要的经济和技术渠道不畅或中断,或者其他经济部门无力或无法作出积极的反应,那出口增长就无法带动经济增长,而且出口本身也会衰竭下来。另一方面,出口产品生产函数的性质对出口作用的大小也有很大关系。这是因为,使用不同投入系数、使用不同生产要素的出口产品往往具有不同的联系效果。出口产品的技术性质及其技术水平与其他部门技术水平的差异程度也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如果出口生产的技术水平与其他部门相差不多,或出口的扩张仅仅是外延规模的扩大,没有伴随着技术进步和创新,则其他部门从出口的发展中受益的可能就很小。
其次,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对贸易带动增长的作用也是一个制约因素。开展国际贸易,会引起本国生产要素收益发生变化。从短期看,贸易会引起出口行业的产品价格上升,因而出口行业的所有生产要素都会获益;同时,进口竞争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因而这个行业的所有生产要素都会受损。从长期看,贸易会引起生产要素在出口部门和进口竞争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引起生产要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影响到生产要素的价格和收益。所谓“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概括了这种情形,即:开展贸易后,会使出口行业(价格上升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而使进口竞争行业(价格下跌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降低。如果贸易引起分配格局的变化变得十分不合理或不公正,就会涉及的安定,影响经济的平衡增长。这样,政府就必须采取适当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和措施,比如利用税收、补贴等等办法,使任何个人或阶层都不因对外开放而蒙受收入水平绝对下降的痛苦。进一步,如果出口收入的国内分配有利于对国产品具有较高消费倾向的集团,其结果就会有效地提高对国产品的需求,从而带动本国的生产和就业。当出口收入的增加集中到储蓄倾向较高的居民手中,则出口的扩大又会给其他部门的增长提供资金,提高投资水平。反之,如果有较高进口倾向的集团或对进口品消费倾向较高的居民更多地得到了出口收入,则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力量就受到了削弱。当然,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都是间接的,但贸易引起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
再次,国际贸易能否持续地带动一国经济发展,还要看能否在总体上保持贸易收支的平衡。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对外贸易的基本功能是维持国民经济的总量均衡,而这一点会集中反映到进出口贸易的收支平衡上来。一方面,国民经济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从根本上决定着一国对外贸易是出超还是入超;另一方面,贸易收支的平衡状况又制约对外贸易是否有效的帮助一国经济达到总量均衡。实践表明,贸易收支平衡是外贸增长过程中的一个中心环节,对一国的经济运行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以经济增长而著称的西方经济学家哈罗德,把对外贸易收支平衡的变动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命题:一国经济增长率高于其他国家,可能形成入超倾向。这里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该国不能实现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贸易收支平衡,那迟早要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曾经因贸易收支逆差过大,外汇储备不足,不能支持高速增长的进口而实施紧缩,放慢经济增长的步伐。
对发展家来说,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出现一段时期的贸易收支逆差,是难免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益的。[(7)]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且短期内难以大幅度地缩小这种差距。即使发展中国家出口部门的增长速度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一定时期内也不足以消除贸易入超的倾向。再者,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也会在一定时期内强化贸易入超倾向,因为外资的流入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通常会以进口的方式带进一部分投资品,使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规模扩大,而且投资引进进口需求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连续性的。尽管这种进口从短期看不需要支付外汇,但从长远看还是要靠出口来支付,还是会成为产生贸易入超的一个因素。一些外商独资、合资开办初期需大量进口关键设备、原材料等,会直接影响到短期的贸易收支平衡。
发展中国家在较长时期出现一定规模的入超,既是实行开放发展模式所必然带来的现象,又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不足,保持一定的贸易入超,实际上就是利用外部资源在国内搞建设。当然,若出现严重的国际收支平衡,则会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巨大的冲击,妨碍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入超规模不能过大。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要密切注视并具体分析产生贸易入超的原因。如果是因为进口过多的高档消费品等等而导致的贸易入超,对国民经济增长就有弊而无利。这种情况是极可能产生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贸易的“示范效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有刺激本国人民为实现经济增长、提高消费水平而奋发努力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它也有刺激“消费早熟”的负面效应。在经济开放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面对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强烈引诱,常常试图在低水平生产的基础上实现高消费,导致进口过大,从而对贸易收支形成强大的压力。如果贸易收支不平衡进入了非常严重的状况,那政府就应当进行干预。
最后,国际贸易能否发挥带动增长的作用,还要看一国能否选择正确的外贸政策和外贸战略,并能适时地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情况调整这种政策和战略。
注释: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9页。
(2)参见[英]大卫·李嘉图:《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五、六、七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3)上述引文转引自许心礼等:《西方国际贸易新》,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4)转引自姚曾荫主编:《国际贸易概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5)参见许心礼等:《西方国际贸易新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11页。
【关键词】金融发展,国际贸易,关系
国际贸易水平与金融发展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据有关文献阐述,各国金融发展能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即能为各国进出口贸易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而国际贸易的发展能带动金融企业进一步拓宽其上升空间。金融发展决定国际贸易模式的转变、国际贸易流量,反过来,国际贸易水平是决定金融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结合新世纪下国际市场发展的趋势,研究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间的关系。
1金融与国际贸易间的关系
在经济的发展中,各国的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简而言之,两者间具有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回顾性分析,各国金融发展推动了国内、外的国际贸易,而国际贸易的发展对金融具有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因此,两者存在互相影响,密不可分的关系。
(1)金融发展是各国外部经济的主要来源,具有比较优势,合理而科学的运用这一优势能让国家的经济水平得以迅速提升。金融的发展是国际贸易模式转变的主要因素,金融发展的走向影响着决策者改变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与区域结构。各国各区域的企业决策者根据国内外的金融发展趋势,分析目前国际贸易的走向,进而寻找利于国际市场竞争发展的商品结构,从而为商品项目的开发、商品销售而选择适宜的商,即区域结构。区域结构的构建需符合当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从而实现国际贸易的现实意义。
(2)从区域结构的角度进一步来看,因金融始终能支持国际贸易市场、分散服务与商品销售风险,进而体现了金融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金融发展越迅猛的区域,其国际贸易的发达程度可想而知。
(3)国际贸易是一个国家与别国合作、竞争的“集体市场”,国与国间的商务流通能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进度。各国领导层不断开拓进取,尽可能的创新商品开发项目,以适应于当今竞争激烈的国际贸易市场,进而实现国际贸易的进一步提升,从而推动国内外的金融发展。
(4)国际贸易具有规模能动性,贸易自由化推动金融发展,促进金融市场的创新,同时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加速金融市场对外开发的进度。因此,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是导致金融市场走向自由化、对外开放的决定性因素。
2深化研究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2.1金融与国际贸易存在互动的关系。互动是金融市场与国际贸易发展的杠杆,两者间实现高效互动能进一步拓宽各自的发展空间。以我国为例,因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从我国国情需要还是民生基础设施的角度出发,我国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都是提高国民经济的主要手段,进而促使经济水平得以持续提升。我国国内各行各业为拓宽其发展规模,不断在国际市场上与同行领域进行竞争、挑战,尤其是金融企业,金融企业规模的扩大是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目前,我国金融服务走向国际贸易化,其中包含了国际贸易结算、国际贸易风险规避与国际贸易融资,这些金融国际贸易业务为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希望。其次,国际贸易具有的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我国金融企业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秉承自由化的人文理念,在国际市场上不断提高与别国合作、竞争的实力,进而在国际市场上拓宽了上升空间,从而为金融企业的发展奠定了保障。
2.2贸易政策与金融调节。虽然,国际间提倡贸易自由化的理念,但这远远还不够,在新世纪下,国际仍需重视完善贸易政策,国际市场的正常、协调离不开贸易政策的支持。一个国家的发展需有法可依,同理,对于国际贸易市场这一衔接各国经济的发展平台而言,完善贸易政策才能共同促进国际市场的秩序。据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人员考究贸易政策的作用,证实其属于金融调整的重要手段,对金融状态的调整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根据当前国际贸易市场的形式制定适应发展的贸易政策是各国实现金融调整的有力保障,同时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促进金融体制的改革,使其不断优化传统的体制,体制的更新与进步才能适应竞争力激烈的国际市场,进而推动金融企业的发展。
2.3金融发展水平与国际贸易模式的更新。一直以来,金融发展水平对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与区域结构造成了影响,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与区域结构的形式转变得更加优化。
(1)金融发展能促进国际贸易结构发生质的飞跃,以金融企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为例,国家借助于对金融的依赖性进而面向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从而加大了产品对外贸易的数量,以便于拓宽出口。与此同时,在金融发展的影响下,国际贸易模式的结构出现了变化,商品结构促进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改善与进步,进而也促使金融企业的发展发生了变革,使国家发展与世界经济拉近了距离,是国家发展的有力保障。
(2)对于金融企业发展水平较优的国家,不言而喻,国际贸易模式的商品结构与区域结构势必会转换,利用金融发展水平这一有力条件提高进出口贸易的进程。
(3)为实现国际市场持续发展,国际贸易模式应尽可能的满足各国的需要,模式需应以能匹配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形势为依据,构建“大众化”的国际贸易模式是拓宽国际市场的主要手段。
(4)国际贸易自由化是各国参与竞争、合作的有力条件,金融市场的拓宽,其发展水平的提升能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理念,进而促使国际贸易模式变更后仍然以自由化的人文理念为核心思想,为决策者实现贸易模式的变革带来现实意义。
3结语
以上论述,金融企业的发展与国际贸易具有相互影响的关系,两者如同矛与盾,只有两者结合、共同作用才能产生相互效应,实现双向能动性。因国际间一直提倡贸易自由化的人文理念,在未来,国际贸易的政策与金融体制的改革势必会更加的完善,进而推动金融企业与国际贸易市场的发展,从而提升世界经济的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关键词:金融发展;国际贸易;作用机理
一、我国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的总体概述
最早对“金融发展”这一概念作出定义的是Goldsmith
(1969),他认为金融发展其实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FIR)是Goldsmith(1969) 在《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中最早用来衡量金融发展的量化指标,FIR=(M2+银行贷款+债券余额+股票市价总值+保费)/GDP。 另一个指标是McKinnon(1973)提出的衡量一国金融深化的数量指标M2/GDP,有的学者简称它为“麦氏指标”或“经济货币化指标”,它反映了一国金融发展的深度和货币金融体系的支付中介和动员储蓄职能。如图所示就两个指标而言我国的金融市场的规模是不断增长的。
图1:1999年-2013年我国FIR和M2/GDP走势
从我国实际宏观数据来看,货币资产总量(M2)由1990年的119897.9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1106524亿元,增长了10倍,M2占GDP的比重由133.7%上升到194.52%。截止2012年底,我国黄金储备达到3389万盎司,外汇储备33115.89亿美元,相比2010年分别增长167.48%、1900%。社会融资规模由2002年的20112亿元上升到2013年的173168亿元,增长将近9倍。从证券市场基本情况来看,截止2013年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数(A、B)已达到2489家,境内上市外资股公司数达到106家,境外上市公司达到182家。股票市价总值239077.19亿元,较2010年增长5倍。国债发行总额15544.01亿元,增长4倍,企业债券发行额到2012年底达到37366亿元。保险公司总资产达到82886.95亿元,较2002年增长13倍。
国际贸易方面,到2009 年中国的外贸度额就已达到 2.2 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其中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0亿美元增长至2013年的22096亿美元,在世界出口额所占比重也从1978年的不足1%增长至2013年的11.8%,到2009年我国在世界贸易的位次上升为第1位。中国连续保持着出口总额位列世界第一,进口总额位列世界第二,中国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已经确定。
图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额情况
二、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机理分析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金融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大发展,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是否有影响,国内外学者也通过相应的实证方法得出一国良好的金融发展有促进国际贸易的作用。主流的贸易理论主要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资源禀赋理论。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学者提出了偏好相似理论、技术差距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等。20世纪80年代又提出了内生分工与专业化贸易理论。相关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国际贸易的基本动力是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和技术的差异是决定国际贸易分工方式和贸易结构的主要因素。所以比较优势、要素禀赋、技术等都是影响国际贸易的因数。
Rajan and Zingale(1999)认为金融发展可以改善一国的资本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来促进国际贸易结构升级。相关学者用AK模型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作用机理,从资本的储蓄和投资关系出发,他们认为金融发展提高了储蓄率与储蓄向投资转化比率,从而增加了投资,投资的增加又扩大生产使产出增加;同时投资资本的供给增加,使得成本降低。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水平则取决于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的提高有利于技术创新和风险分散,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优化一国的出口商品结构,进而促进贸易的增长。另外,良好的金融体系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引导社会资本向技术创新环节投入,促进内生技术进步,对技术进步的金融支持越强,从技术外溢中获得效果以及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越强,进而影响一国与他国的技术差异,该国将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进,金融发展通过促进技术进步间接影响对外贸易产业升级而改善贸易结构。
Baldwin(1989)以风险管理的角度,从金融中介和金融工具两方面着手,认为金融发展带来的结果都有利于对外贸易中的不确定风险的管理。国际贸易中往往会出现一些风险比如:信用风险、汇兑风险、价格风险、商业风险、运输风险、政治风险等,这些风险的存在构成了进行国际贸易的障碍。金融发展能够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通过相关国际贸易融资工具(打包贷款、出口信用证押汇和出口托收押汇、福费廷、保理等)、出口信用保险、出口信用担保等金融服务,可以有效地规避、减少国际贸易中的各种风险,便利交易。
Kletzer&Bardhan (1987)、Baldwin (1989)、Rajan&Zingales
(1998)、Levine (2000)、Beck(2002) 、Manova (2005)等研究了一国金融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贷限制较低的国家会专业化于使用外部融资的产业,信贷市场限制较高的国家将专业化于不需要外部融资的产业。Jinjarak(2004)、 Joshua Aizenman (1991)、Jeremy I. Bulow (2002)、Tomz(2004) 也认为一国好的金融制度可以形成良好的融资成本机制,一国(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使本国经营者获得完整的市场信息的成本降低,同时能为企业提供更多A外部融资渠道,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融资成本也更低,由此形成比较优势,提高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汇率制度也会对国际贸易产生重要的影响,一国货币贬值则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货币升值,会抑制出口,增加进口。同时,资本在国际间可以自由流动,一国货币汇率的变化对两国资本的相对价格的长期趋势没有影响,但本币汇率的升值提高了国内的工资利率比,改变了国内的相对资源禀赋,进而影响贸易商品结构。
综上所述,金融发展可以通过资本、技术、风险管理、相关金融机制等各个方面影响一国的禀赋、比较优势、进出口商品结构从而作用到国际贸易上来。
参考文献:
[1] 梁莉.我国贸易开放度与金融发展关系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 2005,(7): 143-149.
[2] 张旭.金融发展指标体系及其在实证分析中的应用[J].财政金融,2002,(2):66-69.
[3] 熊德平.中国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关系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9):31-35.
[4] 郭云峰,刁德霖.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近期研究进展述评[J].商场现代化,2005.
[5] Levine, N. Loayza, and T. Beck.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growth: Causality andcaus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46(1):31~77, August 2000.
[6] Rajan and L. Zingales. The great reversals: the politic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69(1):5{50, 2003.
[7] Barkoulas,J.T.,Baum,C.F.,Caglayan,M.,2002.Exchange rate
effects on the volume and variability of trade flow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1,481~496.
在新常态下,地处“海上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处的宁波主动对接融入国家战略,积极建设“港口经济圈”,充分发挥港口物流竞争优势。文章主要研究了宁波港口物流发展对其国际贸易的影响途径和影响效应,认为宁波港口物流主要通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以及物流服务水平等途径对其国际贸易产生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并进行相应实证分析,得出宁波港口物流不断发展可以扩大其国际贸易规模,并优化国际贸易结构,最后提出充分发挥宁波港口物流发展对其国际贸易促进作用的对策建议,重塑宁波港口城市的竞争优势,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桥头堡作用。
[关键词]
宁波;港口物流;国际贸易;影响;对策建议
1引言
在我国新时期“一带一路”国际战略构想指导下,宁波港主动对接融入国家战略,抢抓重要战略机遇,港口物流得到快速发展。作为我国重点开发建设的深水中转港之一,宁波港在地理区位、发展潜力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与世界上600多个港口建立了通航关系,对促进宁波国际贸易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宁波国际贸易不断发展,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外贸开放新格局。2014年宁波位居我国外贸百强城市第十名,全年实现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6432.2亿元,累计实现贸易顺差2251亿元。本文主要研究了宁波港口物流发展对其国际贸易的影响途径和影响效应,最后提出建设宁波现代国际强港的对策及建议。
2影响机制研究
宁波港口积极对接“一带一路”以及长江经济带等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整合港口物流资源,开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航线,港口物流产业优势不断彰显。2014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5.26亿吨,位居中国大陆港口第三位,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为2.9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为1870万标箱,排名跃升至全球第五位。宁波港口物流不断发展通过降低港口物流运营成本、提高港口物流运营效率、完善港口物流服务水平形成宁波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首先,宁波港口物流发展具有范围经济的外部优势和规模经济的外部优势,降低了港口物流运营成本。在“一带一路”、“国资整合”等国家战略背景下,宁波港口物流企业进行资源的深度整合,积极推进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宁波—舟山港2012—2030年总体规划》指出将合并泗礁、绿华山两个港区,新增白泉港区。港口物流企业间统一运营、协作分工,充分实现技术互补和资源共享。港口物流企业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建设港口经济圈,不断扩大生产能力,降低了企业的平均成本,提高了企业的收益率。
其次,宁波港口物流发展不断形成柔性供应链,提高了港口物流运营效率。2014年以来,一批由世界500强企业投资的供应链服务项目相继在宁波保税区投运,新型电商在此加速集聚。柔性化的港口供应链运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资源的浪费,提高了宁波港的核心竞争力。宁波港通过采用先进管理的技术,港口物流企业能够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策略,达到供应链整体和港口物流企业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港口物流企业间共享信息、共担风险,最终实现宁波“三位一体”港口物流体系运营效率的最大化。
最后,宁波港口物流不断发展完善了港口物流服务水平。目前,宁波港通过整合资源不断推进由“装卸型港口”向“物流贸易型港口”的转变,以及由供应商主导的简单静态市场环境向由顾客主导的复杂动态市场环境转变,从而实现宁波港口多功能、一体化的全球综合物流服务。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分为不同层次,包括以货物装卸为主的初级服务,在特定货场完成的辅助服务,以及多元化、全方位的增值服务。宁波港口物流企业不断开发创新优质服务,为客户提供更加便利的全程物流服务体系,以满足客户高层次、多样化的需求水平。综上所述,宁波港口物流不断发展降低了运营成本,提高了运营效率,完善了物流服务,对宁波国际贸易产生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最终实现宁波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国际贸易总量效应主要体现在降低国际贸易成本、改善国际贸易条件、产生国际贸易乘数、实现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国际贸易结构效应主要体现在国际贸易产品结构、国际贸易方式结构、国际贸易市场结构等方面。因此,宁波港口物流发展促进了其国际贸易快速发展,成为国际贸易的新增长点。
3实证研究
港口物流发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新兴经济现象,相关统计数据尚不全面,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指标能够全面有效地反映港口物流发展情况。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相似性,本文主要从港口物流投入力度来对宁波港口物流的发展水平进行衡量。选取宁波1991年到2014年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GKJ)、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GKB)和港口岸线长度(GKA)作为港口物流投入力度的衡量指标,较为全面地衡量对宁波港口物流发展水平。在国际贸易总量的实证分析中选取宁波国际贸易总额(JCK)作为衡量宁波国际贸易发展水平的指标,并将其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消除价格变动对国际贸易总额的影响,以1991年CPI为基期对国际贸易总额数据进行平减,得到实际国际贸易总额。在国际贸易结构的实证分析中,判断国际贸易结构是否合理,主要考察国际贸易产品中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工业制成品在宁波国际贸易产品中占主要部分。因此选取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贸易总额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宁波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港口协会网站等。
3.1国际贸易总量效应的实证研究由于数据的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为消除原始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因此对GKJ、GKB、GKA和JCK四个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并用In(GKJ)、In(GKB)、In(GKA)及In(JCK)表示自然对数形式的宁波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港口岸线长度和宁波实际外贸总额。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先要利用ADF单位根检验来对In(GKJ)、In(GKB)、In(GKA)和In(JCK)及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现实中很多时间序列是不平稳的,选取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回归分析将会产生“伪回归”现象。为避免这种现象的产生,对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就显得十分必要。根据AIC赤池信息和SC施瓦茨准则,通过软件进行滞后阶数的选择,同时选择显著性水平5%作为判断标准,变量In(GKJ)、In(GKB)、In(GKA)和In(JCK)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况下都是非平稳的。经过二阶差分后,变量都变成了平稳时间序列,即ADF统计值小于临界值,拒绝零假设。因此In(GKJ)、In(GKB)、In(GKA)、In(JCK)都是二阶单整序列,In(GKJ)~I(2),In(GKB)~I(2),In(GKA)~I(2),In(JCK)~I(2)。所以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Johansen和Juselius于1990年提出了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autoregression,VAR)的多重协整检验方法,即JJ检验法。本文采用JJ检验法对变量In(GKJ)、In(GKB)、In(GKA)、In(JCK)进行协整检验,得出In(GKJ)、In(GKB)、In(GKA)、In(JCK)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向量。根据唯一的标准化协整向量可以确定唯一的协整方程:In(JCK)=-8.3935+1.1941×In(GKJ)+0.9029×In(GKB)+0.8301×In(GKA)+σX(1)在上述回归方程中,β1=1.1941,β2=0.9029,β3=0.8301,说明在长期内,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的国际贸易额弹性是1.1941,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的国际贸易额弹性是0.9029,港口岸线长度的国际贸易额弹性是0.8301,即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增长1%能带动国际贸易总额增长1.1941%,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增长1%能带动国际贸易总额增长0.9029%,港口岸线长度增长1%能带动国际贸易总额增长0.8301%。然后再对回归方程的残差σX进行单位根检验,不含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由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滞后期比较敏感,因此根据AIC准则、SC准则和似然比检验等方法确定变量最优滞后阶数为2,残差σX在显著水平为1%的情况下是平稳的,拒绝零假设,不存在单位根,即σX~I(0)。因此In(GKJ)、In(GKB)、In(GKA)和In(JCK)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利用软件对变量In(GKJ)、In(GKB)、In(GKA)和In(JCK)进行格兰杰检验得出表1结果。从表1可以看出,从滞后1期到滞后3期,宁波港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港口岸线长度和宁波国际贸易总额是彼此的格兰杰原因。同时,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与宁波国际贸易总额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即宁波国际贸易总额的变化始终是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的增加并始终未显示对宁波国际贸易总额的增加有推动作用。在滞后2期和3期的情况下,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是宁波国际贸易总额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在相对较长的时期内,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的增加可以推动宁波国际贸易总额的增加。这种因果关系也印证了俞雅乖(2012)的结论:不同地区的物流业对当地外贸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
因此,从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得出,港口物流发展对宁波国际贸易的影响总体上达到了期望水平。要分析它们之间的短期波动关系,则需要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误差修正模型ECM是由大卫德森、亨格瑞、斯巴和耶在1978年提出的,也称为DHSY模型。这种计量经济学模型具有特定的形式,将协整方程的残差加入变量一阶差分的回归模型中。经过比对和筛选后,本文的误差修正模型转化如下方程:。在误差修正模型结果中,变量ΔIn(JCK)、ΔIn(GKJ)、ΔIn(GKB)及ΔIn(GKA)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误差修正项ECMt-1的系数是负的,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因此从短期来看,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每增加1%,会引起国际贸易总额增加0.6183%;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每增加1%,会引起国际贸易总额增加0.5715%;港口岸线长度每增加1%,会引起国际贸易总额增加0.5101%。上一年的非均衡误差以0.3162的比率对本年度国际贸易总额做出修正,将偏离均衡状态拉回到长期均衡状态。
在协整检验的回归方程(1)中,Durbin-Watsonstat=0.438289。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况下,n=21,k=3(不包括常数项),查表可得dl=1.026,du=1.669。因为Durbin-Watsonstat=0.438289<dl,所以回归模型存在一阶序列正相关,要对其进行改进和检验,得到表2结果。对上述结果的残差序列进行LM检验,得到Obs×R-squared=2.9307162。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况下查表可得,自由度为2的χ2分布的临界值为7.81。由于2.9307162小于7.81,所以AR模型检验结果的残差序列在显著水平5%的情况下不能拒绝同方差原假设,即不存在异方差,回归结果是有效的。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港口物流发展对宁波国际贸易的增量作用。自1991—2014年,在其他条件一定的前提下,宁波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对国际贸易总额的弹性系数是1.0812,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国际贸易总额的弹性系数是0.8601,港口岸线长度对国际贸易总额的弹性系数是0.7962。弹性系数均大于0,表明宁波国际贸易随着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和港口岸线长度的增长而增长。即当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和港口岸线长度以1%的速度变动时,将会引起宁波国际贸易总额分别以1.0812%、0.8601%和0.7962%的速度变动,对宁波国际贸易发展有正向推动作用,促进了其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和港口岸线长度对宁波国际贸易的弹性小于1,表明宁波国际贸易发展对港口物流业的变动反应不是非常敏感,物流拉动贸易发展的力度有待提高。港口物流规模的扩张应该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从更深层次上优化国际贸易发展。
弹性分析法可以研究不同时间段内港口物流发展对宁波国际贸易的影响程度。即当宁波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及港口岸线长度变化1%时,所引起的国际贸易总额的百分比变化。说明随着港口物流近几年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其对宁波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同时,2002—2014年的区间标准差均大于1991—2001年的区间标准差,说明了弹性值在第二阶段分布更为分散,波动前一阶段较大。可以解释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速,宁波港口物流及国际贸易发展越来越受到更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它们之间的作用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不是非常稳定。此外,港口物流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其原因在于:一是在宏观管理方面,由于宁波港口物流属于新兴型服务产业,所以相关管理体制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制约着港口物流的进一步发展;二是从微观角度分析,宁波港口物流与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港口物流相比存在着一定差距,港口物流发展水平和层次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从宏观及微观层面提出加强港口物流进一步发展的措施变得非常重要。通过以上数据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AR模型和弹性分析法对宁波港口物流的国际贸易总量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港口物流发展对宁波国际贸易的影响总体上达到了期望水平,对宁波国际贸易总量有增加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宁波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和港口岸线长度对宁波国际贸易的弹性小于1,系数值相对不是很高,表明港口物流发展拉动国际贸易的推动作用还须要进一步强化。港口物流规模的扩张应该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从更深层次上优化外贸发展。
3.2国际贸易结构效应的实证研究由于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宁波国际贸易产品结构中所占比重较大,所以运用灰色关系分析法通过关联度的大小和排序判断港口物流发展是否有利于宁波国际贸易产品结构的优化,从而为今后政策方针的制定提供现实依据。灰色关联度分析对样本量没有过高的要求,解决了数据不多、信息不完整的问题,因此实用性较强。本文选取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作为母系统,选取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和港口岸线长度作为灰系统指标。首先将母系统数列设为Y0,即目标对象为Y0,灰色系统因素数列设为Xi,i=1,2,…,n。将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数据序列分别用字母A、B表示,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和港口岸线长度分别用X1、X2、X3表示,外贸总额用Y0表示。通过计算X*i和Y*0的关联度为γi得到如下结果:首先对计算所得的γi(i=1,2,…,n)进行排序,yi的数值越大,则Xi*和Y0*的关联度越高。分辨系数σ取值0.5,所以计算得到的γi如果全部大于0.5,则结果就可信。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灰系统各因素与母系系统的平均关联度均大于0.5,所以宁波港口物流发展与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关联度较大。而且港口物流发展指标与两种国际贸易产品外贸额的几何曲线有较高的相似度,和实证分析的结果一致。所以实证分析所选的影响国际贸易产品的港口物流指标较为合理,实证结果比较可靠。对机电产品的关联度进行排序,可以得出:γAX2>γAX3>γAX1。从排序结果可以看出,与宁波机电产品国际贸易关联度最大的是X2和X3,这两个港口物流指标的关联度分别为0.94和0.9,说明X2和X3是影响宁波机电产品国际贸易的主要港口物流因素。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与机电产品的关联度相对较低,究其原因与机电产品自身单位价值大有一定关系。所以有可能导致机电产品在集装箱运输量不是非常很大的情况下产生较多的国际贸易额,因此,机电产品的国际贸易与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相比其他两个港口物流指标相对较低。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关联度进行排序可以得出:γBX1>γBX3>γBX2。从排序结果可以看出,与宁波高新技术产品国际贸易关联度最大的是X1和X3。对于高新技术产品而言,这两个港口物流指标的关联度分别为0.97和0.86。说明X1和X3是影响宁波高新技术产品国际贸易的主要港口物流因素,是典型的集装箱运输产品,加工层次多、附加值大,因此表现出较大的关联度。综上所述,运用Granger检验、弹性系数、灰色关联分析等方法对宁波港口物流发展与其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到,港口物流发展对宁波国际贸易的影响总体上达到了期望水平,对宁波国际贸易总量有增加作用。同时,港口物流不断发展有利于宁波制成品贸易的发展,从而促进国际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
4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研究可以看出,宁波港口物流发展与其国际贸易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并且宁波港口物流发展可以优化其国际贸易结构。鉴于以上结论,从宏观及微观层面不断创新与探索,走出一条符合宁波港口建设的新路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宁波港口物流发展应结合自身优势,同时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更好地发挥港口物流发展对国际贸易的推动作用,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桥头堡的作用。在宏观方面,首先加强宁波港口基础设施和集疏网络建设,加大对码头基础设施建设、港口物流机械、物流系统工程等方面的投入力度,鼓励国内外企业积极投资宁波港口物流建设,拓宽融资渠道,加快港口物流经济核心圈、覆盖全的形成。同时宁波政府要为港口物流发展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充分发挥政府在宁波港口物流发展中的作用,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提高准入门槛,积极搭建国际贸易合作平台,不断推动宁波港口经营管理的国际化进程。在微观方面,首先应加快“智慧港口”建设,加强技术创新,探索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不断推进宁波港口物流智能化与标准化建设,真正实现港口物流运营模式的新变革。其次建立港口物流产战略联盟,寻求港口经济圈联动创新优势,获得资源整合优势,提高港口经济圈内物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最后加快对高素质复合型港口物流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缓解港航物流方面人才短缺状况,为宁波港口物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积蓄力量,不断推进宁波港口物流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宁波港口物流和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田惠敏,田天,曾琬云.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J].中国市场,2015(21).
[2]厉以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J].中国流通经济,2015(9).
[3]钱学锋,范冬梅.国际贸易与企业成本加成: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15(2).
[4]黄伟新,龚新蜀.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物流绩效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4(10).
[5]陈林,罗莉娅.中国外资准入壁垒的政策效应研究———兼议上海自由贸易区改革的政策红利[J].经济研究,2014(4).
[6]裴长洪.进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规律与启示[J].经济研究,2013(7).
[7]盛斌,毛其淋.贸易开放、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1985—2008年[J].世界经济,2011(11).
[8]荣朝和.交通—物流时间价值及其在经济时空分析中的作用[J].经济研究,2011(8).
[9]陈正林.企业物流成本生成机理及其控制途径———神龙公司物流成本控制案例研究[J].经济研究,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