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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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分析范文第1篇
引言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空前密切，关系也是空前复杂，国际移民数量日益增加，其方式和类型也在不断变化，人们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进行的移民活动，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一、国际移民的类型和特点
一般来讲，国际移民是指为了实现在其他国家定居的目的，而跨越国境流动的人群，包括暂时性居住在内；游客和短期商务考察者通常不计入移民之列。当今国际移民呈现不同的类型和特点，可分为以下几点：（1）工作性移民，指为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跨国迁移，为了获得更优质的工作条件、更高的工作收益的移民活动。其构成了目前国际移民的一大重要迁移类型，其中又可分为临时性劳工移民、技术移民等类型。（2）学习性移民，指前往国外求学的留学生或工作者。为了获得更好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条件，学生前往外国接受教育，还有工作人员到外国企事业单位学习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经验的特殊学习性移民。（3）家庭团聚性移民，指为了和已经迁居国外的人员团聚而进行的移民活动。（4）非法移民，主要是指未取得许可而通过非法途径进入另一国，或是有效证件已经过期，却仍停留在目的国而不返回祖国的移民，这些人大多是非法劳工。（5）难民与避难者，这是一群特殊的移民群体，由于受到种族、民族、宗教、政治迫害、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而被迫离开原国籍，迁往他国进行避难的移民活动。除开以上几种类型外，国际移民还包含半移民、两栖移民、回归移民等等[1]。
国际移民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从一个相对落后不发达的地区迁移到一个相对先进发达的地区，人们往往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经济资源等进行迁移，有很强的利己性，这也导致了迁移的地区不平衡性，发达国家的移民输入数量，一定是高于经济较落后国家的输入数量。发展中国家一般移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般移民环境优美的国家，劳工移民是国际移民的主体，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移民数量在近年来尽管比例仍在较少，但却呈增长趋势。
二、国际移民的成因
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各国经济政治联系的不断增强，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方便了各国的交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文化的传播、政治、宗教、科技以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都是造成国际移民的重要原因。
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全球化使世界范围的交互连接不断扩大、深入和加速，它不仅带来了贸易、资本、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人口的跨国界迁移浪潮。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国际移民从规模、范围、方式、原因、影响等方面，都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不论是经济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本质上都是国际交流与联系加强的结果，也就是全球化的结果[2]。
经济是基础，经济原因是国际移民难现象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国与国之间在收入、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移民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追求更高的收入，事实上，它的原因更为复杂，更稳定的工作环境、更多的就业机遇、更好的福利待遇等因素，都是吸引人们进行移民的重要原因。移民往往是由于贫困的原因导致的，工作性移民往往就是经济因素决定的。
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导致部分国际移民消极影响的原因。政治方面因素，诸如地区战争、外部强权的介入、政权的更迭、领土的变更、种族和民族矛盾、政治宗教迫害等，都会导致大规模的难民潮，国际难民、避难者和非法移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政治因素的结果。由于此类原因，人们仅仅为了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和较好的生存环境 而从原国籍迁出，进入输入国只为生存。
其他方面原因是国际移民的重要推动要素。科技的进步大大促进了跨国迁移，安全快捷的交通工具便利了人口流动，通讯技术便利了家人的交流。各国的移民政策也影响着国际移民的变化，对国际避难者的宽松，使得非法移民通过申请避难的方法获得合法身份，导致了国际难民的不断增加。
三、国际移民的影响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移民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与了解，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但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环境的恶化和国际关系的紧张。
（1）国际移民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国际移民即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因。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是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人力资源全球化等各种经济要素全球化的统一体，人力资源全球化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全球化进程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国际移民作为人力资源调动与培养的重要形式，为输入国提供丰富的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为输出国减轻人口负担，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离不开国际移民，没有国际移民，就难以实现人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就失去了必须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才基础[3]。
（2）国际移民推动了各国的政治联系
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国际移民作为一个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本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一方面有利于传播民族文化，将一国的风俗习惯、科学技术等传播到他国，加强各族人民的了解，另一方面，国际移民不单单是个人的生活问题，更是关系到输入国与输出国甚至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国际移民推动了各国的政治联系，深入国际对话，是当代国际政治交流的新话题和新途径，在跨国犯罪、国际难民和非法移民等问题上的探讨进一步促进各国对国际移民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
（3）国际移民的消极影响
国际移民在促进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同时，对国际社会同样带来了消极影响。非法移民的不断增多为人口输入国的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威胁着国家安全，消耗着各种资源，影响着社会治安，对输入国来说，人口的大量迁入致使大量资源的消耗增加，就业压力增大，民族、种族矛盾凸显，社会治安变差，环境压力增大，带来环境污染和疾病扩散等危害。对移民输出国来说，人口的大量迁出使劳动力资源减少，特别是技术移民造成的“人才流失”，致使输出国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国际移民还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更丰富，科技发达，经济进一步发展，而落后国家因人才流失等原因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处境更加不利，更加贫苦化和边缘化，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
结语
国际移民作为人类正常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新的变量，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国际移民在推动全球经济进步、国际对话与合作的同时，也对输入国与输出国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它带来的问题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兴趣。
参考文献
[1]徐华炳，奚从清. 理论构建与移民服务并进：中国移民研究30年述评[J].江海学刊，2010，（05）：107
[2]李明欢.国际移民研究热点与华侨华人研究展望[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01）：19
[3]向红蕾.国际移民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剖析[J].商业时代，2010，（15）：13
国际政治分析范文第2篇
【关键词】海洋；；冲之鸟；礁岛之争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006-01
一、“冲之鸟”的地理位置及基本情况
“冲之鸟”是日本领土，在这一点上，中日并不存在领土争端。“冲之鸟”是日本公布的四至点的最南端南，距离东京南偏西约1740公里、冲绳东南约1070公里、关岛西北约1200公里。位于北纬20度25分，东经136度05分，尤其重要的是它处在冲绳海槽的西侧。许多学者认为中日双发的争论焦点集中在“冲之鸟”是礁还是岛。
二、中日之间针对“冲之鸟”岛礁争议的意义
冲之鸟在地域面积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小的，几块礁石加起来总共面积不到十平方米。但是，就是这弹丸之地却成为了中日两国在东海利益争端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关系到的利益主要有三点，一是关系到中国东海大陆架的延伸经济界范围的长短；二是关系到日本能否在冲之鸟享有岛屿专属经济区的海洋利益；三是冲之鸟如果享有专属经济区将部分与中国依照国际法所主张的东海大陆架延伸区域重叠，侵犯到中国在东海大陆架的海洋利益。
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对岛礁的相关定义
在国际法的相关法律中有明确的关于海洋岛屿、礁石与专属经济区的定义。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有关岛屿制度的规定，岛屿是四面环水并在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并且在该条第三款规定，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
而且，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5条对专属经济区的规定，专属经济区是指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区域，受本部分规定的特定法律制度的限制，在这个制度下，沿海国的权利和管辖权以及其他国家的权利和自由均受本公约有关规定的支配。
四、“冲之鸟”的岛礁法律定位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冲之鸟的定位，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首先，冲之鸟是特殊的“岛”。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关于岛屿的定义——岛屿是四面环水并在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虽然，冲之鸟在涨潮时只有一点点露出水面，但是它确实是满足了国际法中对岛屿的定义，即在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所以，冲之鸟符合国际法有关岛屿的基本定义。
那么，为什么又应该定义冲之鸟是特殊的“岛”呢？这是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三款的特殊规定而考虑的。
其次，冲之鸟是没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特殊岛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三款——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对于像冲之鸟这样落潮时整体面积不及十平方米的自然小礁石，是不可能维持人类居住或者其本身经济生活的，所以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特殊规定，冲之鸟虽然是岛，但是它却不能享有专属经济区。
因此，综合考虑，冲之鸟应该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定性为不享有专属经济区以及其他相关海洋经济权利的特殊岛屿。
五、日本在冲之鸟礁的人工改造的国际法效力
近年来，日本政府投资700多万美元用来在此礁人工养殖珊瑚，企图以此来宣布，为其开发附近丰富的海洋资源提供方便。除了种珊瑚，还在礁的周围布置了消波站台和灯塔、建造了混凝土墙，甚至还筹划在礁上建发电厂，利用海洋温差发电。日本国土交通省还在礁上安装地址标牌，上写“东京都小笠原村冲之鸟岛一番地”、“日本国最南端的岛”、“冲之鸟岛由国土交通省管理”等。
日本政府在冲之鸟几座孤零零的礁岩上之所以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改造，又是种珊瑚，又是立地址牌，就是妄想改善冲之鸟礁岩被海水侵蚀越来越小实际情况，并极力证明冲之鸟是可以享有专属经济区的岛屿。然而根据国际法的相关规定，这些动作都是徒劳的。
因为，冲之鸟的弹丸之地并不能维持人类居住；一个珊瑚岛上的资源也不足以维持正常的经济生活。日本在冲之鸟礁岩上修建的建筑的使用和修缮还需要外部的供给。冲之鸟礁上的人工构筑的岛、建筑物、设施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具有岛屿的法律地位，对领海、排他性水域和大陆架的划分也不产生影响。日本的这一系列小动作也从反面证明了冲之鸟并不具备自身维持人类居住和其自身存在的基本条件。因此，日本在冲之鸟上的煞费苦心必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六、中日“冲之鸟”礁岛之争结论分析
国际政治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环境污染；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2）02-0113-06
经济增长往往和环境污染联系在一起，但为什么同样的增长，在某些区域污染比较轻，而在某些区域污染就比较重呢？这可能要从增长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入手。王永钦等把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的社会存在一个分割的结构，而其别重要的就是城乡间的分割，这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对于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有利于城市的资本积累；第二，中国是一个实行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国家，经济的分权（特别是财政的分权）给微观行为主体（特别是地方政府）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而政治的集权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与经济分权相伴随的负面影响；第三，在政治集权和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中，中国在传统社会下形成的关系型社会结构得以延续。本文以此框架为基础，从政治和经济社会角度分析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
一、城乡分割的社会结构与环境污染
林毅夫等人认为中国城乡分割的根源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策略。对工农产品实行价格剪刀差，并压低工业部门的工资可以为工业化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由于重工业大多为污染密集型行业，因此重工业优先发展是以消耗更多的资源和容忍更多的环境负效应为代价的。
在城乡分割下，城乡居民在政治谈判地位和政策影响力上存在严重的不对等，从而导致了有利于城市居民而不利于农村居民的环境政策。目前，城市环境质量越来越好，这里边有节能减排的功劳，但也不能否认，某些污染企业并没有减排多少，它们只不过是从城市搬迁到了城郊结合带或者农村。因污染导致许多地方不得不整体搬迁的新闻早已不鲜见，如陕西凤翔县长青镇重金属污染造成了企业周边至少1公里内居民须整体搬迁。与之类似，有湖南浏阳镉污染、山东临沂砷污染、湖南武冈铅污染……，长此以往，还有几处可供搬迁？
城乡分割也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关研究表明中国收入差距绝大部分可由城乡收入差距来解释。而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会产生影响，虽然这种影响目前还没得到一致结论。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有利于环境质量提高。Scruggs（1998）认为收入不平等会通过个人对环境质量的偏好增加环境保护。在给定的平均收入水平下，大的不平等意味着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假定对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为正，从穷人手中拿走一个单位给富人，会增加富人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但同时也降低了穷人对环境质量的需求，环境质量的净效应取决于需求收入关系是线性的、凹的还是凸的，如果需求收入关系是线性的，财富的转移不会影响环境质量；如果环境需求与收入之间是凸（凹）关系，财富转移会增加（减少）环境需求。一般认为富人比穷人更偏好于环境（如环境是高档品、富人更注重生活质量等），因此收入不平等对环境质量提高是有好处的。Ravallion等（2000）认为每个人对碳排放都有一个隐性的需求函数，他们把隐性需求函数对收入的导数定义为边际排放倾向，如果穷人比富人有较高（低）的边际排放倾向，减少不平等的重新分配政策会增加（减少）碳排放。因为低排放的商品需要较高的技术且价格较贵，最穷的人可能支付不起，因此可以假定穷人比富人有更高的边际排放倾向。
另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会加剧环境恶化。Boyce（1994）认为收入不平等从两个方面影响环境恶化：一是收入不平等增加时，穷人易于过度开采自然资源以及破坏环境，而富人不一定增加投资改善环境，而是转移财产到环境风险低的国家。二是不平等会造成环境政策的偏离。富人具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对政策制定只会考虑经济上的成本和收益，而环境成本则由占人口多数的穷人来负担，这样的政策无疑会造成环境质量恶化。Borghesi（2000）认为与公平社会相比，不公平社会更难达成环境问题的合作协议，因为政治人在很多社会问题上有更多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更大的不平等会增加环境恶化。Marsiliani&Restroom（2000）认为收入不平等会影响环境保护的政治决策，通过一个世代交叠模型，他们发现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污染税越低。李海鹏、雷鸣、杨树旺等的研究均发现中国的收入分配对环境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
就中国而言，农村居民在工作稳定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助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地位，一方面造成他们的储蓄倾向较高，以应付养老需要；另一方面为了在年轻时挣够足够积蓄，他们往往不顾恶劣的工作环境（可能是被动的，也可能是主动的），总体来说，农村居民的工作（除务农外）环境要劣于城市居民的工作环境。中国农村居民对城市生活有一种天生的向往，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这种向往越强烈，对恶化的环境质量承受力越强。这种追赶效应将导致环境质量恶化。而对于富裕群体而言，由于各地出于吸引投资、加速城市化等目的，对人口迁移、人户政策越来越宽松，只要购买符合指定面积的住房即可解决户口问题，在房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这不仅是一种投资，更使富裕阶层丧失改善环境的动力，而改“用脚投票”，当国内没有适合居住点时，移居国外可能成为他们新的选择。
此外，收入差距在某种程度上与“权力嵌入”有关，在不健全的法制及“熟人社会”下，“权力嵌入”下的高收入阶层更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使环境规制力度与效应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表1列出了1991～2009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数据。由表1中数据可知，城乡收入比从1991年的2.40增长到2009年的3.33，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从1991年的1165万吨增长到2009年的1865.9万吨，虽然两个变量在增长中有所波动，但总体上来看，二者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因此，就所选择的环境指标而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环境保护。当发展权和环境权产生冲突时，几乎所有政府都要优先选择发展。
二、经济分权、政治集权与环境污染
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构成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全部激励，而这一激励最重要的影响渠道是政府之间的锦标赛竞争。在锦标赛竞争激励下，GDP及其增长率就成为众所周知的竞赛指标。因此地方政府的目标与社会目标并不完全一致，相对来说地方政府的目标更短期化，更注重能够很快在经济增长上获得效果的工作，而对其他长期目标则相对忽视。这种激励模式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
在锦标赛模式下，地方政府主要的工作就是招商引资。在某些地方，招商引资成为一项政治任务，甚至成为下级官员考核的指挥棒。在这根指挥棒下，环保评审未批先行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去搞所有手续，政府说可以动了，项目就开工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环保总局既不能直接叫停项目，罚款也不能超过20万元，不能撤官员的职，连自己的地方部门也管不了，怕它什么？就让它在媒体上喊两声吧，反正喊也是白喊，我们该干嘛还是干嘛。这就是现实。3年来，每当我看见违规的项目在补办手续后，用各种方法拖延兑现环保承诺；看见新的污染项目违法开工后，又打着‘不能让国家受损失’的名义补办手续，心里十分沉重。”在引进外资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专题政策研究课题组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1995年投资资源消耗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外商占外资企业数的30%左右，而到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4.19%。与此相比，环保产业的外商投资比例不到0.2%。众多研究认为，宽松的环境管制是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因素，具有一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特征。
在计划经济时期留下来的地区间雷同的“小而全”产业结构在锦标赛竞争下得到强化，不仅造成地区间市场分割，还加剧了总量投资过剩和产能过剩。这一点直接体现在各地区轻重工业失调，2008年全国重工业比重为71.33%，但重工业比重在70%以下的省区市仅包括浙江、福建、山东、广东、重庆、四川、，绝大部分省区市重工业比重均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上。而重工业中占绝大比重的又是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因此很多人把节能减排的源头归为结构节能、结构减排。
另外，在企业与居民环境权益关系中，由于与企业相比，居民在创造GDP方面处于绝对劣势，地方政府偏向企业。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经济增长或政绩目标而默许企业的污染行为，甚至干扰居民的维权。
与地方政府相比，中央政府的目标更是多任务的，除了关注经济增长外，中央政府还要关注收入分配、环境污染、社会保障等等。在环境污染问题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是一种合约关系，该合约的履行情况取决于二者的谈判能力。当中央政府更关注经济增长时，地方政府的谈判能力更强；当中央政府更关注其他目标时，地方政府的谈判能力就弱。因此二者的谈判能力随中央政府目标着重点的变化而变化，从而环境污染也较重或较轻。比如，在2008年迎接奥运会时期，中国政府提出了“绿色北京、绿色奥运”的口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较典型的有《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区域限批等。区域限批可能是最严厉的环境规制措施，所谓“区域限批”，是指如果一家企业或一个地区出现严重环保违规的事件，环保部门有权暂停这一企业或这一地区所有新建项目的审批，直至该企业或该地区完成整改。这是环保部门成立近30年来首次采用这一行政惩罚手段，反映了中央政府强调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了中央政府在环境污染博弈中的强势地位。地方政府为了避免“区域限批”，也对下级政府或企业实行“区域限批”，以保护本地发展的整体利益。在下达减排指标或设置污染税标准时，各地标准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博弈结果，一般情况下，经济发达地区的标准较高，经济落后地区的标准较低。如Dean等（2009）研究表明：北京、天津、广东、江苏、辽宁、上海、浙江、山东、新疆的水污染税在13元/吨以上，福建、河北、黑龙江、湖北、吉林、陕西、安徽、河南、云南的水污染税在8～13元/吨，甘肃、广西、贵州、江西、四川、湖南、内蒙古、宁夏、青海的水污染税在8元/吨以下_1引。图1显示了2009年各地区单位生产总值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粉尘排放量，由图1可知三种污染物波动情况基本一致，经济发达地区排放量较低，而经济落后地区排放量较高。
因此，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政治结构很可能造成“一放就乱，一紧就好”的环境质量周期波动，尽管每次周期波动的触发机制可能有所不同，但肯定是来源于中央政府。
三、关系型治理结构与环境污染
中国的治理结构本质上仍是关系型治理。Li（2003）区分了基于关系的治理和基于规则的治理两种合约实施方式：前者是通过固定主体之间的长期博弈来自我实施的，后者则是通过第三方（如法庭）来实施的。关系型合约是一种隐性合约，这种合约的维持仅要求双方知道合约变量的局部信息并且对结果有着共同的预期。中国长期是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社会，人们长期世世代代居住在某个固定的地方进行长期博弈，另外中国的户籍制度降低了社会的流动性，使得长期博弈成为可能。
在环境污染的治理上，关系型治理也从各个渠道产生作用。从执法角度来看，当产生某种纠纷时，大部分中国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诉讼，而是问“有没有人”，这种情况为执法人员创租和抽租提供了条件。创租就是政府官员利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来增加企业的利润，人为地创租，诱使企业向他们“进贡”，以作为得到这种“租”的条件；抽租则是政府官员故意提出某项会使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迫使企业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与政府官员分享。这种创租和抽租实际上是政府官员主动设租以寻求参与既得利益分配的腐败行为。这种政治寻租行为的扩散，会严重扭曲决策层的真实意图，造成环境的恶化。
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上，关系型治理更多体现为相互扯皮，而不是相互配合。如法律法规授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的部门有环保、公安、交通、建设、林业、农业、海洋、渔政等部门，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被肢解和架空。由于“统管”与“分管”职权不明，管理体制不顺，结果是有的方面几个部门同时在管，争权夺利，互相扯皮；有的方面无人负责，互相推诿，造成漏洞。
从公众参与的角度来看，关系型治理下居民的公众参与意识不高。根据《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绿皮书2007》，公众的环保意识总体得分为42.1分，环保行为得分为36.6分，环保满意度得分为44.7分。这表明公众的环保意识总体水平较低，环保参与度也不高，环保满意度令人担忧。这和国人的处世观有很大关系，由于居民流动性较小，居民之间以及居民和企业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博弈关系，遇到污染事件，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都在社会上混，谁不求谁啊”，甚至遇到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污染情况时，很多人的选择或者是“忍”，或者是“逃”，要么不开窗户，要么干脆把房子卖了换个地方。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曾经一度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后来允许有限制地燃放，这本身就是关系型社会在起作用。
表2列出了1995-2006年污染问题情况，由表2中数据可知，来信数、来访人数、来访批次、各级人大政协环保方案提案数逐年增加，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关系型治理的缺陷。
四、提高环境质量的对策
根据上文的分析，提高环境质量可从城乡收入差距、政治体制、关系型治理三个层面展开。
1.从城乡收入差距层面
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一要增加农村的教育投资，提高农业人力资本水平。农村劳动力主要承担的是低技能的工作，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加速其从非技术劳动力向技术劳动力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转变，提高工资收入。二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技术工人一方面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另一方面享受到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非技术工人尤其是农民一方面获得平均收入水平以下的收入，另一方面长期游离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以外。在制度设计上应倾向于非技术工人，使他们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并尽可能享有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三要增加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的比重。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农村居民收入以劳动报酬为主，改革分配制度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从政治体制层面
在政治体制方面，在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中国要作的调整只是在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框架下引入更多更有效的政治竞争和权力制衡。一是改变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将环境、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列入考核指标。二是改变地方政府官员任命办法，采用上级任命和基层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在西方政治民主模式中，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主要来自本辖区的选民，而非中央政府。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官员是由上级任命的，由此产生了“向上负责”而不是“向下负责”的政治激励与治理模式。在上级任命模式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政府评价和民众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对于民众评价不合格的，一律不得晋升，也不能异地为官。我们既然能有效地选举人大代表，也就能有效地评价地方官员。三是改革现行户籍制度，提高民众“退出”能力。四是让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政策决策过程，削弱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能力。
国际政治分析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贸易竞争指数
[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7-0007-04
[作者简介]陈文科（1986-），男，汉族，湖南娄底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投资。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不断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各国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在外部需求有所放缓和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正面临严峻挑战。在全球制造业调整的过程中，如何发现、培育以及发挥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向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发展，对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提高世界竞争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
（一）规模已居世界第一位
（二）人均增加值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吸收外资规模逐年扩大但所占比重波动下降
（四）装备制造业发展迅速
加入WTO以后，中国装备制造业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2000 年，中国装备制造业总产值144 万亿元，2005年4 万亿元，2010 年达到14.38 万亿元，2000—2010年年均增长25%；据统计，2009 年中国机械产品销售额达到1.5 万亿美元，超过日本（1.2万亿美元）和美国（1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位，成为全球第一大机械制造销售国，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85%。且在太阳能面板、无线电通信、煤电设备、铁路车辆和风能与电力传输五个行业中均有中国企业进入世界前五名。
（五）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明显增加
2011年，中国规模以上高新技术制造业总产值达到9.2万亿元，比2006年翻了一番，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二位，移动电话、彩电、计算机等主要高新技术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已达到5488亿美元，占全国外贸出口的39%，居世界第一位 。
三、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将国际竞争力定义为“一国或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并且形成了基于国家或地区层次的国际竞争力评价原则、方法和指标体系。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将产业国际竞争力定义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背景下，在产业发展的特定阶段，一国产业通过对各种可利用资源的不断整合和创新，在国际市场上相对他国竞争对手能够向客户提供更多、更快、更好的产品或服务。本文用相对出口优势指数、贸易竞争指数和国际市场占有率来分析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一）相对出口优势指数
从2001—2011年的指数变化趋势看，各产业的指数没有明显大幅波动，中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是电脑及办公设备、办公和通讯设备、电信设备、纺织品和服装，这是中国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成果，其中服装的指数是唯一一个呈下降趋势的，说明劳动力成本上升正逐渐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出口产生影响。竞争力较弱的产业是钢铁、化工产品、制药和汽车。虽然中国是钢铁生产大国，但却没有铁矿石等原材料的定价权，这在无形中推高了中国钢铁生产的成本，且高品质钢铁的生产量较低，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制药和汽车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全球化的生产、销售和品牌管理，整个产业已经逐渐形成由少数跨国公司垄断的局面，中国企业正处在发展阶段，可以在中药和新型能源汽车等领域有所创新，形成独特的国际竞争优势。
（二）贸易竞争指数
（三）国际市场占有率
产品市场占有率是竞争力强弱的直接体现，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制成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基本呈上升趋势，2011年中国制成品国际市场占有率从高到低依次为：电脑及办公设备（3950%）、服装（3729%）、电信设备（3296%）、纺织品（3215%）、办公和通讯设备（2957%）、集成电路及电子元件（1410%）、钢铁（1043%）、化工产品（576%）、汽车产品（292%）、制药（240%）。服装、纺织品、电脑及办公设备和电信设备上升幅度最大，分别代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表现出良好的国际竞争力，占有率一直较低的是化工产品、制药和汽车产品。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制造业迅猛发展，制造业产值和增加值以及制成品出口额占世界总额的比重越来越高，但制造业人均增加值仍然较低，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有着较深影响。中国依然保持服装、纺织等传统优势产业的竞争力，并逐渐培育出电脑及办公设备、电信设备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但化工产品持续出现逆差，制药、集成电路及电子元件和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依旧很弱。反映出我国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仍不高，生产效率较低，还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如何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和产业调整中抢占先机，获得更多收益，对增强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提高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1加快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知识和技术对提高竞争力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就需要改革科研体制，营造公平竞争、具有激励和充满活力的创新环境，建立健全科技评价体制和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强调以企业作为自主创新主体，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力度，广泛吸收社会资本参与企业科技创新，形成科研投入来源多元化，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企业、行业协会之间开展深入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科学研究与生产应用有机结合。
2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得益于将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外商投资、技术以及市场相结合，通过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和就业，逐渐提升产业结构。目前国内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而印度和东南亚国家以劳动力优势异军突起，中国传统的比较优势正在衰退。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不仅可以为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创造增长的市场需求，也可以为产业技术链条循环和技术结构升级提供技术基础，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深加工和细加工，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实现从轻型制造向高附加值加工制造转化。
3提高引进外资质量，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
外资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绝大多数制造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011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230亿美元，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是81%，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中国需要引进更多高质量的外资，特别是吸引跨国公司把高技术水平和高附加值的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使国内企业能够零距离学习，尝试开发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而对于有实力的企业，中国应该在对外投资核准制度、外汇和资本账户管理制度、金融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鼓励其“走出去”获取战略资源，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获得知识、技术、管理、营销和研发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并打造国际品牌，在全球配置生产过程中延伸价值链并逐渐主导价值链，达到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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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分析范文第5篇
一、财政转移支出政策未能有效缩小我国贫富差距
（一）财政转移性支出未能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问题突出，农村在经济建设、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始终处于弱势一方，这给社会稳定和农村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财政转移性支出作为体现社会公平的政策工具，理应在缓解城乡贫富差距中发挥关键作用，应将更多的资源配置给农村。但是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1999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转移性收入一直远远高于农村居民。1999年，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1257.17元，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114.08元，两者差距达11.02倍。随后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且在2003年达到最大值14.74倍。2004年，随着我国全面免除农业税，并逐年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开始逐渐缩小，但至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分别为5708.6元和701.35元，差距仍高达8.14倍。
从1999年至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增速情况看，2004年以前，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的增速一直高于农村，这使得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自2004年起，由于政府通过税费改革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同时增加了对粮农的直接补贴，使得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大幅增加，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支出增速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但由于在绝对数上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差距过大，至2011年，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高达5000元。由此可见，整体看十余年来我国财政转移性支出并未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而由于其资源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均衡而使收入分配矛盾加剧。
（二）财政转移性支出未能有效缩小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
财政转移性支出是缩小不同阶层贫富差距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我国高收入阶层获得了较多的转移性收入，低收入阶层反而获得的较少。以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收入数据为例，按照五等分法将农村居民按收入高低分成五组来考察人均转移性收入情况，2002―2011年，高收入群体获得的转移性收入一直高于低收入群体，并且收入阶层越高，所获得的转移性收入也越高。2002年，农村低收入户人均转移性收入为23.72元，高收入户人均转移性收入为297.02元，后者为前者的12.52倍；2011年，农村低收入户人均转移性收入达到了265.04元，同期高收入户人均获得转移性收入1263.35元，后者与前者的比值下降到了4.77倍，但高收入户获得更多转移性收入的不合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从增速看，2003―2011年，农村地区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获得的转移性收入增速一直高于中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但数据表明只有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在2004年至2011年的人均转移性收入增速呈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相反，高收入户和中等偏上收入户的增速明显上升。因此，无论在绝对量还是增速上，公共财政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性支出都应保持政策连续性，避免不同阶层收入分化的加剧。
（三）财政转移性支出未能有效缩小不同地区间的居民收入差距
一般认为，财政转移性支出是缩 小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政策。然而，2005―2011年我国较发达的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居民获得的转移性收入，普遍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从各省市区的情况看，2011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5708.78元，全国共有23个地区该数据在平均值以下，其中人均转移性收入最低4个地区都没超过5000元，而收入最高的6个地区都远超过7000元，其中城镇人均转移性收入最高的北京是收入最低的的7.12倍。
2011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563.32元，全国共有17个地区该指标在平均值以下，其中人均转移性收入最低的8个地区该项指标不足400元，而收入最高的7个地区则都在700元以上，其中北京和上海的农村人均转移性收入一枝独秀，分别高达3440元和2257元，农村人均转移性收入最高的北京是收入最低的广西的9.5倍。
二、加强财政转移性支出调节收入分配作用的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加快建立健全规范的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及必要的“对口支援”等横向转移支付，充分发挥其作为有效的财政均衡制度的功能。我国的财政补贴项目基本原则应为：一是集中财政补贴主体，明确财政补贴管理权限；二是全面清理财政补贴项目；三是制定全国范围内统一的、科学的财政补贴标准；四是调整财政补贴环节，改变财政补贴方式。
应逐渐改进目前多因素法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中央主导的人均财力因素公式法转移支付。中央确定原则，按地区人口和财力状况，以全国平均线为基准，超过平均线的地区做出贡献，超过越多贡献越多，相反低于平均线的地区被帮扶，低于平均线越多获得帮助越多。未来一段时期改革的重点是，继续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减少专项转移支付比重，建立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的制度体系，同时最大限度降低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要求。
（二）动态调整我国政策性补贴和专项基金项目
对一些争议较大的专项资金进行撤并，减少项目支出的交叉、重复，严格控制新设项目，必须设定的项目要做到资金安排和制度建设同步进行。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主要用于地方重大公共基础设施补助以及重大灾害和突发事件、老少边穷地区特别补助等。
根据现实经济形势，调整政策性补贴支出结构。在政策性补贴支出中，应该保持在农业补贴、粮棉油价格补贴项目上的投入，以保证农业生产活动、农民收入以及人民基础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稳定。
在通货膨胀加剧、价格指数特别是食品价格指数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应该增加肉食品价格补贴和平抑物价等补贴支出在财政补贴中的比重，物价上涨对中低收入者的冲击远大于高收入者。
完善转移支付的量化公式，针对不同主体功能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对农业区域、生态保护区域的转移支付政策，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三）地方政府优化财政转移性支付的投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