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经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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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制度;技术;客户;绿色管理;环境绩效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9-0084-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9.015

20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的绿色管理思想开始萌芽,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企业开始 将环境保护结合到企业的经营中来[1]。在此现实背景下,学者们从组织策略、绿色行销等不同视角运用各种方法对绿色管理问题进行研究。针对企业绿色管理及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渐增多,基础理论指出组织竞争性与正当性驱动组织向生态经济发展[2],法规压力、成本因素、利害相关人压力等因素成为研究的重点[3]。目前,国内有关绿色管理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营销与绿色生产方面[4],对于环境绩效的研究则集中在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模型的构建上[5],但对于影响企业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外部环境因素,多数仅停留在简单的理论探讨上,缺乏相应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尤其缺乏对外部环境、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整合性的研究[6]。Hussey等[7]2007年针对458家小型制造业企业调查表明,全球中小制造业企业环境管理绩效现状并不乐观,很少有企业去关注环境污染问题,去实施环境管理系统,利用生命周期管理或采取其他主动的环境管理实践。在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我国如何构建具有约束力的外部环境,促使企业加强绿色管理,提高环境绩效是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本研究以东莞的家具产业作为研究对象,探索制度环境、技术环境以及客户环境等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绿色管理(主动的行政管理)与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整合模型。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变量界定

已有研究认为绿色管理活动包括绿色营销活动、清洁化生产活动及主动的行政管理活动[8-12]。由于本研究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均为以完成海外订单为主的外向型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基本不涉及营销活动,清洁化生产在企业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本研究定义绿色管理为企业透过主动的行政管理,生产对环境友善的产品以降低资源使用和减少污染从而提高环境绩效的活动。主动的行政管理是指环保稽核、办公环保、员工培训、环保认证申请等行政上一系列与绿色管理相关的活动[12]。组织的绩效包含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13],本文为了解企业绿色管理对环境造成的直接影响,采用狭义的环境绩效,即一般定义都包含的资源使用绩效与减少污染绩效。企业的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Scott[14]认为企业环境包括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企业制度环境包括规范、法规及认知,而技术环境是指与组织投入、产出有直接关联的环境集合。Freeman[15]指出企业行为还受到利害相关者因素的影响,而家具产业中客户因素尤为重要。

1.2 外部环境与绿色管理

Scott[14]认为企业在面对环境的要求时,倾向于追求制度环境所认可的合法性,因此会针对制度环境的要求作出适当的调整策略。Porter等[16]研究发现,若能以适当的环境标准引导企业创新,企业就能更有效地利用原料、能源等资源。Bonifant等[17]进一步指出,当政府创新性的环保法规出台之后,企业的环保措施会明显由“管末处理”转向“源流减废”,这种理念的发展导致后来各国政府设立环保法规,鼓励生产可回收、低污染、省能源的绿色产品。秦颖等[18]在调研关于企业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时,发现有90%以上的企业认为严格的环境法规对解决环境问题很重要。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H1a: 制度因素与主动的行政管理呈显著正相关

张彦辉等[19]的研究表明,由于绿色管理会受到技术特性变数的干扰,企业通过选择不同的环境科技创新策略以适应环境压力。企业在引进绿色技术时,首先考虑的是所引进的绿色技术是否与企业现有的技术系统兼容,以及推行绿色技术的难度是否很大[20]。家具生产企业在推进绿色管理中所遇到的绿色技术的难度并不大,主要是绿色技术是否与原有的技术系统相兼容。Robertson[21]采用与已有做事方式的一致程度相定义相容性,即企业引进绿色生产方法或管理系统所涉及的硬软件知识,包括绿色制造技术、产品环保化设计与绿色管理工具等,是否与现有的技术系统有较高的相容性。相容性越高,企业采用该项技术的意愿就越高。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H1b:技术相容性与主动的行政管理呈显著正相关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顾客绿色消费理念不断强化,绿色消费者对生态保护日益重视。在欧美,有关调查显示82%的德国人到超市购物时优先考虑环保问题,77%的美国人表示企业的绿色形象会影响他们的购物欲望。Arora等[22]的垄断理论表明高收入消费者愿意把环境友好产品利益内在化,这样使得那些积极降低污染的企业愿意内在化其污染的不经济性,主动参与污染降低的活动。Henriques等[23]研究发现顾客的压力与企业环保规划的形成呈正相关。秦颖等[18]也指出,较靠近消费者的企业可能会感到更大的压力,认为从改善环境友好的名声中会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H1c:客户因素与主动的行政管理呈显著正相关

1.3 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

Judge等[13]研究发现,企业的经营决策程序与环保行为相结合的程度与环境绩效呈正相关关系;Montabon等[24]较早前通过运用内容分析法、典型相关分析和多元数据分析方法证实了环境管理实践同企业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前许多学者也指出,采用事前的预防比事后的控制可以获得较佳的环境绩效[9,11,16]。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H2:主动的行政管理与环境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1.4 外部环境与环境绩效

基于假设一的3个子假设和假设二,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H3a:制度因素与环境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假设H3b:技术相容性与环境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假设H3c:客户因素与环境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理论模型(见图1):

李卫宁等:外部环境、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关系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9期图1 理论模型

Fig.1 Theoretical model

2 研究方法及假设检验

2.1 研究样本及问卷收集

本研究以东莞家具企业为研究对象,样本选取要求为:①独立经营核算,具有独立法人地位;②正在经营中的加工或制造企业;③包含整个家具产业中的家具成品生产企业(出口型)、家具配套材料供应企业、家具行业五金企业以及家具行业包装企业。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根据东莞家具产业的实际情况并参考高明瑞和黄义俊[12]的研究,设计出具有良好信效度的量表。调查问卷要求由企业高管填写,每个企业只填写1份问卷。调查中实际发放问卷231份,回收145份,回收比率为62.7%;扣除存在明显填写错误及填写不全的18份之外,有效问卷127份,占实际发放问卷的55%。样本企业中家具成品出口企业有54家,其他配套企业有73家;获得ISO9000认证者有103家、获得ISO14001认证者有9家、同时获得ISO9000与ISO14001验证者有9家;组织年龄最少1年,最高19年,平均10.50年;员工人数最少20人,最多1 000人,平均276.4人;资本额最低50万元人民币,最高 1 000万元人民币,平均 103.6万元人民币。

在问卷调查时,如果所有题项均由同一填写者填写,就容易出现同源偏差(Common Method Variance,简称CMV)的问题,本研究使用了答卷者信息隐匿法等事前预防的措施。同时,本研究还采用Podsakoff等[25]建议的哈曼(Harman)单因子检测方法检测同源偏差。在有效问卷的所有题项做因子分析,在未旋转(un-rotated)时得到的第一个主成份,占到的载荷量是35.361%,并没有占到多数,所以同源偏差并不严重。

2.2 信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14.0 For Windows)分析各变量(制度因素、技术相容性、客户因素、主动的行政管理、环境绩效)的Cronbach'α系数(0.741、0.736、0.698、0.762、0.715),结果都大于0.6,说明问卷对变量的设计和结果具有一致性和可信度。

2.3 相关性分析

在进行模型检验之前,通常首先要考察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以揭示各变量间统计关系的强弱,为进一步描绘和反映变量间数量变化关系提供依据。本研究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如表1所示。在变量的相关分析中,可以初步判断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的情况,一般认为如果相关系数在0.75以上,则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本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变量之间相关系数从0.156到0.364,均未超过0.75,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2.4 理论模型验证

2.4.1 整体模型检验

本研究用Liserl8.7软件对假设模型进行验证,整体模型的拟合指标如表1所示,综合各项拟合指标判断,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论整体模型拟合度良好,可以用以检验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论假设。

2.4.2 路径系数与假设检验

整体模型的路径系数与假设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2.4.3 中介检验

按照Baron等[26]所建议的方法,利用层级回归进行中介检验。结果显 示,第1、2步均显示制度因素、技术相容性以及客户因素对环境绩效和主动的行政管理都存在显著影响,但在第3步中,在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中加入中介变量即主动的行政管理之后,主动的行政管理的归回系数显著,而客户因素与环境绩效的关系消失,T值由3.50降低为0.95,不再显著,因此主动的行政管理在客户因素和环境绩效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制度因素与技术相容性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说明主动的行政管理在制度因素和技术相容性两者与环境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1 整体模型的拟合指标

Tab.1 Fit indexes of the overall model

项目Item拟合指标Fit index模型估计Model estimates解释Explanation绝对拟合指数Absolute fit indexχ2(卡方值)351.25GFI(良性拟合指标)0.89好,大于0小于1RMSEA(近似误差均方根)0.064好,小于0.1相对拟合指数Relative fit indexCFI(比较拟合指标)0.92好,大于0.90IFI(增值拟合指标)0.92好,大于0.90NFI(规范拟合指标)0.91好,大于0.90简约拟合指数Parsimony fit indexχ2/df(卡方值与自由度的比值)2.811

表2 整体模型的路径系数与假设验证

Tab.2 Path coefficient and hypothesistesting of

overall model

路

径Path变量间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路径系数Path coefficientT值Tvalue对应

假设Hypothesis检验

结果Assessment1制度因素主动的行政管理0.444.74H1a支持2技术相容性主动的行政管理0.212.97H1b支持3客户因素主动的行政管理0.242.93H1c支持4制度因素环境绩效0.314.22H3a支持5技术相容性环境绩效0.242.50H3b支持6客户因素环境绩效0.140.61H3c不支持7主动的行政管理环境绩效0.363.27H2支持注:T值等于或大于1.96为显著,N=127

3 研究结论与建议

3.1 研究结论

(1)绿色管理(主动的行政管理)对环境绩效有直接正向影响。此研究发现印证了Judge等[13]企业的经营决策程序与环保行为相结合的程度对环境绩效有正向影响的观点,采用事前的预防比事后的控制可以获得较佳的环境绩效[9,11,16]。由于企业相比于消费者和政府,其对环境的影响最大而且最系统[9],因此对社会而言,对企业施加适当的外部环境压力,引导企业实施绿色管理,将能够有效地改善自然环境。

(2)外部制度环境对绿色管理及环境绩效均存在直接的正向影响,外部制度环境还通过绿色管理这一中介间接影响环境绩效。在本研究中,外部制度环境主要是指环保法规的约束,而数据显示,制度因素在绿色管理的三个影响因子中作用最大。可见,若能以适当的环境标准引导企业创新,可以更有效利用原料、能源等资源[16],企业为符合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法规也应该采取积极的环境管理[8,11]。东莞的家具企业以出口为导向,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市场,这些市场对进口家具设置了各种环保门槛,受访的厂商举例说部分国家对进口家具的包装有环保要求,但又不愿承担由此引起的成本上升,这种制度压力迫使企业要不断进行绿色创新。因此,适当的外部制度环境能够促使企业采取更积极的绿色管理并重视绿色创新以便降低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在当前全球反暖化的大背景下,这一结论对于我国更加重视并更好地利用环保法规这一手段来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绿色技术的技术相容性对绿色管理及环境绩效均存在直接的正向影响,技术相容性还通过绿色管理这一中介间接影响环境绩效。这说明企业在引进绿色技术时,会考虑绿色技术与企业的现有作业是否相容。因此,在今后的长期过程中,在我国加强绿色技术创新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保技术的预期不断增强的背景下,行业协会或政府环保部门在推动企业采用绿色技术时应充分注意绿色技术与企业现有作业的相容性问题。

(4)客户因素对绿色管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主动的行政管理这一中介间接影响环境绩效。这一发现支持了相关文献认为消费者压力能促使企业进行绿色管理,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观点。东莞的家具生产企业以出口为主,其面对的客户对产品具有较高的环保要求,这种客户的压力通过出口企业传导到整个产业,使得客户对家具产业的绿色管理产生明显影响,并最终影响了企业的环境绩效。Stead[27]发现西欧部分因环保出色而能够创造竞争优势的企业,是依靠发展绿色产品以实现差异化竞争,吸引了重视环保的消费者,在利基市场获取更大边际效率,最终达到成本的领先。但通过对东莞家具行业的外销企业与内销企业的访谈对比,研究发现客户因素对家具行业内销企业进行绿色管理的影响并不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消费者的绿色观念比欧美国家落后。但随着中国经济和消费者生活质量的快速提升,当消费者的绿色消费需求增加到较高水平时,企业能否对这种需求做出有效反应,将会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3.2 本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本研究尽可能采取比较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并取得一些有益的学术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和局限性。第一,实证研究中各变量测量问题数量和样本大小的限制,后续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量表和扩充样本规模;第二,实证研究样本选取地区和行业的限制,后续研究可以进行跨地区和跨行业的比较研究;第三,本研究仅考察外部环境对企业绿色管理及环境绩效的影响,后续研究可以引入内部环境变量,如组织特性;第四,本研究主要采用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续研究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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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nal Environment, Green

Management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LI Weining CHEN Guido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0, China)

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 从我国农村环境污染中的收入与财富、主要利益主体以及价值判断进行微观经济分析，指出发展农业生态产业、扭转二元经济结构、加大农村垃圾处置力度是确保农村生态安全的必然选择。

世行报告指出的中国环境恶化的三项直接动因——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都与农村发展紧密相连。从总人口的角度，我国目前农村人口占主体，农村环境的好坏对我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有相比城市更重要的贡献；从农村占我们国家国土的份额看，我们国家环境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村环境而不是城市环境决定的；从环境改善的潜力看，与城市相比，农村毫无疑问具有更大的可塑性。

1农村环境污染的分类和根源

就农村而言，其环境污染问题在当前复杂的背景下，根据造成农村环境污染的污染物来源不同，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外源污染，二是内源污染。

所谓外源污染，指来自农村以外的污染。例如，城市中的垃圾运往离城市比较近的郊区，即农村进行填埋；为了城市环境的改善，对城市中污染比较重的工业企业外迁至农村等；还包括环境污染物的自然迁移至农村，例如城市工业企业产生的大气污染物（粉尘、SO2、CO2、NOx等）随大气迁移至农村地区，直接污染农村地区大气或是随降水进入农村土壤、水体等。

所谓内源污染，主要分以下4种情况：一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不合理使用。例如化肥的不合理应用，农药的不合理应用；二是农村生活污染。农村生活过程中产生废水、废气和废渣，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生活污染物，因为基础设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边环境中，造成严重的“脏乱差”现象：每年产生的约为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产生的超过2 500万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三是农村生产污染。这类污染是由于饲养用于生产或是经济用途的动物对农村的污染，这类污染在南方有散养牛、猪、鸡、鸭，传统的地区尤为严重。另外，还包括农业秸秆的污染，无论是在东北还是在中西部，都有农业秸秆污染问题存在，东北主要以玉米秸秆为主，而中西部农村主要是小麦和水稻秸秆；四是本地乡镇企业对农村环境产生的工业污染。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农村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COD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显著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

2农村环境恶化的微观经济分析

2.1农村居民收入、财富效应与环境变化的关系分析

2.1.1由收入效应引起的环境问题。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至少在短期内，意味收入的增加；而收入增加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增加对包括“环境”在内的正常物品的需求。由收入效应引发的环境问题，我们将农民面临的购买选择分为环境物品和非环境物品，经济发展使预算线右移，农民不仅提高非环境物品的消费，同时也增加环境物品的消费。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先发展后治理”，还是“边发展边治理”，在“发展”过后，几乎都会有反省“治理”不足的反应。

2.1.2由财富效应引起的环境问题。经济发展带动了产权制度、产权关系的调整，就一般而言，产权制度的演进朝逐渐明晰的方向发展。假设在产权制度调整之前，环境物品的产权归属是模糊的，“模糊”比较方便的理解是个人拥有的环境物品的价值被制度性低估了，政府强制性要求提高环境质量，政府只需要给予农民几乎为零的物质补偿。当农民拥有环境物品完整的产权，环境产权的明晰在经济上意味着赋予了农民更多的财富，而农民财富的增长会转变为对环境物品需求的增加。经济发展与产权制度改革相结合从根本上对环境保护起促进作用。

2.2保护农村环境的价值分析

2.2.1文化的价值。农村维系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城市传统文化的基因库。因此，欧洲国家激进、固执地保护城市边缘的农村，使之在强大的工业文明下得以继续生存。

2.2.2生态的价值。农村不应在城市化过程中遭受破坏，相反应该从城市化过程中获得更丰富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好的城市化不是取代农村，而是使农村发展更好。以农村的农地为例，农地一般意义上的固有功能，如防洪、涵养水源和防止土壤侵蚀，传统的这些功能主要服务农业和农村；但是，伴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也开始受益于这些功能。此外，如净化和景观功能，随着城市化进程，近年来得到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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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保障城市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城市化绝非意味着消灭农村，而是要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农村处处赏心悦目，适宜于居住、郊游、体验、野营、观光等。城市的发展，使农村传统农产品生产基地的角色重要性下降了。总体上，农村需要实现从传统产品经济向新型服务经济的转型。我们认为，农村对我们国家环境保护的成败起决定性影响。此外，农村环境问题长期被忽视，国家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巨大环境投入，也很难维持“长治久安”的治理效果。由于我国农村污染治理体系尚未建立，环境污染不仅将迅速从“小污”变“大污”，而且已经“小污”成“大害”，给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3当前农村环境问题的对策建议

3.1加强环境保护教育，搞好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科学规划是合理建设与健康发展的前提。在所在区域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及环境建设总体规划的框架下，村镇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主要应遵循以生态学及规划理论为指导，与村镇建设总体规划同步制定，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应能不断提高村镇的生产生态位和生活生态位。村镇生态环境建设应立足于促进生产，方便生活，使生产区和生活区布局协调，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逐步提高。

3.2积极建设生态型产业体系，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地方政府的领导者可能从政绩的角度，在短期内，严格执行国家在农村地区的环境标准，甚至会超前发展。但只要农村基本的利益格局没有改变，经济发展一定是更大的政绩，地方政府的领导者会很快地转向“经济优先”。从长远看，建设“生态型”产业体系可能是解决农村生产垃圾减少的唯一出路。国家应从战略的高度，规划、组织农村地区的产业生态建设。在城市工业有计划地向农村地区扩散的同时，我们认为，应根据“产业生态”的原则，将经过组织的“产业共生体”成建制地向农村扩散。

3.3扭转二元结构下的农村边缘化

回顾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可以发现，刘易斯预期的通过城市部门的经济扩张改善农村部门的人地关系，并长期随着农村“单位劳动产出比”的上升，最终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会面临挑战：一方面，农村人均收入下降引起农村地区环境需求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公共物品的积累以加总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为基础，“富有”农民的退出会导致农村总的环境支付意愿呈“指数”下降，从而从供给的角度看，城市化引起“农村边缘化”，加剧农村的环境恶化。

3.4农村环境保护与垃圾处置的财政制度创新

根据城市的经验，逐年攀升的垃圾产出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垃圾处置，尤其是“垃圾填埋”，不仅仅是资金问题。由于需要占用土地，城市垃圾的基本出路因此大体可以描述为“城市向农村的迁移”。在垃圾堆场占地问题上，城市与近郊农村的矛盾越来越大。 改革现有环境治理资金筹措模式的时机和条件已基本具备。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在建设“零售附加”税收系统的同时，发展“环保政府债券”；系统梳理目前的税收体系，对不符合产业发展、污染严重的行业和部门率先启动“零售附加”；在政府财力允许的前提下，在引入“零售附加”的同时，取消、降低现存的一部分税收项目。在加入WTO以后，城市通过农产品补贴对农村回哺的政策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从未来农村主导功能转换的角度出发，将这部分补贴转向农村环境建设，建设以“农村景观与生态服务”为核心的新的农村支持系统，是中国未来农村环境政策的一个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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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范文第3篇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经济制度逐渐变成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的局面，这时建立了许多新型的公司，这些公司中有许多化工厂，也有许多重工业的工厂，这些工厂在最初的建立的时候，由于没有太多的经验，并没有注意环境的问题。这些企业在最初发展的也非常迅速，同时也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污染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土地盐碱化、空气污染等诸多环境问题随之而来。这一阶段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发展。随着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也开始管理企业的各种机器的排放标准，对一些污水和煤烟进行过滤在排放。这样的方法也起到一定成效，同时也不影响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一些不可再生能源的过渡开发，导致我国一些能源的短缺，这就是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反而限制了经济的发展。现在，我国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经济发展，保护环境和保护生态协调一致。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人类发展经济的时候，也要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对此，很多组织机构都加入到保护自然的行列中，进行植树，防止沙漠化；清理海边垃圾，保护海洋。我国的生态环境在近几年中也得到改善，经济也仍在不断发展。可以说，目前这一阶段，已经达到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目标，经济的发展是以环境的发展为前提的。

二、总结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为了地球的子孙后代而考虑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类也应当注意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我们人类的生存是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所以在对自然改造或者利用自然的时候，人类应当注意生态平衡，从而使经济快速发展。

作者:姜雨辰 单位:山东省东营市河口一中高二年级（11）班

【参考文献】

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范文第4篇

引言

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Kuznets[1]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收入不均现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的曲线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Grossman，Krueger[2]和其他经济学家在实证研究中发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也存在倒U型的曲线关系，即随着经济增长与收入水平的提高，环境开始变得恶劣，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环境恶化的趋势达到顶峰，之后环境质量开始改善，这种关系类似于Kuznets提出的收入不均现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因而被命名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国外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早。Panayoutou[3]运用了3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82―1994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验证了EKC的存在性。List，J.A.and Gallet，C.A.[4]运用了1929―1994年间美国各州的二氧化硫和一氧化氮排放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州际水平上，人均污染物排放和人均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关系。然而参数估计表明，由于先前的学术研究假定随着时间推移个体情况不发生改变，很可能呈现统计上有偏差的结果。Dasgupta[5]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能使经济增长的每个时期污染排放水平都低于没有规制时的排放水平，使EKC变得比较平坦。MarzioGaleotti and Alessandro Lanza[6]使用全世界超过100多个国家近25年的数据，检验了CO2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证明了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

国内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包群等人[7]采用中国30个省市1996―2002年的环境指标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以及估计方法的选取。随后，包群等人[8]在之前估计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影响污染排放的控制变量，如人口规模、技术进步、环保政策等，对环境―收入曲线进行重新估计，加入这些控制变量后，有些环境―收入曲线发生形状的改变，这说明这些控制变量对模型能够产生影响。邓柏盛等人[9]使用了SO2这一种污染物，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他们使用时间序列数据时，得出正U型曲线的关系，而使用面板数据时，得出倒U型曲线的关系。沈锋[10]以上海为例使用CO2作为污染指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上海污染与收入存在倒U型的关系。韩玉军等人[11]将165个国家分为四类。他们发现，“高收入、高工业”国家出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趋势，“低收入、低工业”国家只是呈现轻微的倒U型趋势，“高收入、低工业”国家存在“～”型趋势，而“低收入、低工业”国家是环境污染与收入增长同步。丁焕峰等人[12]在加入了控制变量的基础上，采用变量的对数形式，使用30个省市1998―2007年的环境指标数据，构造了带三次项的环境收入简约模型，重点研究控制变量对环境状况的影响，他们指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加大环保科研投入、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加强对FDI的环保规制、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是促进我国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保障。之后，丁焕峰等人[13]考虑了区域污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双向作用机制，构建了联立方程模型，继续进行EKC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各种控制变量产生的影响有所改变。

从国内外的学术研究来看，库兹涅茨曲线较广泛地应用在了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领域，学者们构建的模型也越来越合理，越来越完善。可以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前人的实证研究成果难以表现经济发展现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需要用最新数据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在本文中，我们用人均SO2排放量作为污染指标，检验了在过去的8年（2004―2011）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此外，计量模型中控制变量的系数反映了这些变量对污染程度的影响，我们据此向政府提出了加强污染物排放管制以及增加国际贸易来降低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的政策建议。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本文使用了2004―2011年一共8年来自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数据来源由国家统计局数据库（http：//stats.gov.cn/）整理计算而得。选取的各个变量如表1所示：

二、理论模型

为了探究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我们检验中国人均GDP与人均SO2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国际上根据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产生的计量模型有两大类：一类是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的模型，这类模型不含有对数形式；另一类是基于面板数据分析的模型，这类模型含有对数形式，而且加入了GDP以外的影响因素。由于我们的实证研究是基于2004―2011年共8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我们选择面板数据分析模型作为理论模型基础。除此之外，我们在模型中加入5种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密度、环保政策、贸易开放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我们实证研究的理论模型如下：

其中SO2 it代表第i个省在第t年的二氧化硫人均排放量；

gdpcapitait代表第i个省在第t年的人均GDP；

popdensityit代表第i个省在第t年的人口密度；

invit为第i个省在第t年的环保政策，用治理废气投资占GDP比重表示；

tradeit为第i个省在第t年的贸易开放度，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表示；

rdit为第i个省在第t年的技术进步，由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重表示；

firstit代表第i个省在第t年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secondit代表第i个省在第t年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对系数符号的预测如（1）式中所示。如果β1>0 且β20并且β2 和 β3均不显著。我们同样预测了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的符号：

popdensityit的系数为正：人口密度越大，与污染物排放相关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也就越多，因而污染排放越多。

invit的系数为负：我们用治理废气投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来衡量环保政策的力度，如果政府对环保关注越多，治理污染上的投入越多，那么废气排放应该越少。

tradeit的系数为正：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倾向于将污染较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而贸易开放度衡量了其他发达国家在贸易中对中国的影响程度，贸易越开放，就会有越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进驻，从而污染越严重。

rdit的系数为负：技术进步对环境质量改善有间接效应。技术进步可以推动经济增长转型，优化产业结构，从而污染少的高科技产业增加污染严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减少，污染排放会相应减少。

firstit和secondit的系数都为正：在经济发展初期，发展中国家往往依靠工业发展经济，导致污染严重，环境质量下降。随着经济增长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服务业的比重逐渐增加，此时不再依赖于能源消耗与开采，而是技术进步与生产力提高，因而工业带来的环保压力大大减少。第一、二产业的比重则衡量了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

我们用α，和分别代表随个体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随时间不随个体变化的时间效应和随时间以及个体变化的模型扰动项。

三、估计结果与分析

我们用计量经济学软件STATA对模型进行估计。为了准确估计模型，我们首先检验了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发现不存在完全线性相关性。随后我们估计了包含29个截面虚拟变量（以北京为基点）和7个时间虚拟变量（以2004年为基点）的模型。通过检验联合显著性，我们发现截面虚拟变量在0.5%的置信水平上联合显著（F（29，210） = 2.619），而时间虚拟变量在10%的置信水平上联合不显著（F（7，232） = 0.2408）。但是由于dt2 和 dt3各自分别在0.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我们仍然决定在模型中考虑时间效应。

对于计量模型的选择，首先我们倾向于固定效应模型而不是随机效应模型。由于每个省的个体因素如地理位置、文化习俗都不尽相同，且与当地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因而不可观察的个体效应必然与解释变量有关而不可能是随机效应。Hausman检验的结果支持了我们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比较了固定效应模型和一阶差分模型。通过直接对模型做混合OLS回归，可以得到uit的估计值。为了检验自相关，以uit估计值作为因变量，以模型中所有变量以及uit-1估计值作为自变量做回归。回归结果中uit-1估计值的系数为30.92，p值为0.000，因而模型中存在自相关。接着我们用Δuit估计值对 uit-1估计值和所有解释变量做回归来检验单位根。uit-1估计值的系数在20%的置信水平上不显著，所以我们拒绝原假设并认为模型中不存在单位根。因此，我们选择修正自相关的固定效应模型而不是一阶差分模型作为理论模型。

最后，我们检验到了回归中存在异方差，因此我们选择修正了自相关和异方差的固定效应模型作为最终模型。由于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足够多的控制变量，不太可能出现因为遗漏变量而导致的估计误差，所以，我们认为E（uit|Xit，ai）=0在模型中成立。因此，回归估计出的系数至少满足一致性。

以下是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如（2）式中所示，lngdpcapitait，（ lngdpcapitait）2和 （lngdpcapitait）3的系数都十分显著，而且由估计结果得出lnSO2和lngdpcapitai的关系类似于倒N型，这与我们之前的预测的线性关系大相径庭。该如何解释估计出的曲线形状呢？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有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趋势。正如韩玉军等人[13]指出的，“高工业、高收入”的国家EKC曲线的形状呈现出倒U型，而这恰好就是倒N型曲线的后半段的形状。因此，我们认为是模型使用的最新数据所显示出的中国经济的变化导致了估计结果和预期的差异。

popdensityit的系数为负且统计上显著，说明保持其他变量不变，人口密度的增加会带来人均SO2排放的减少。这表明，对特定的污染物，我们预期的人口密度对于污染排放的促进作用并不存在。然而系数只有-0.000 5，在实证上并不显著，说明人口密度对SO2排放量的减轻作用很小。

和我们的预期不同，invit的系数为正并且在统计上和实证上都非常显著。可能的解释有以下三点：首先，治理废气的投资对于环境质量的改善是一个长期过程，很难在短期内探测到；其次，政府只保证了对治理废气的投资而缺乏对污染排放量的限制，导致许多企业为了保持收益不变弥补环保投资带来的成本增加选择扩大生产，污染排放不降反升；再次，我们应对数据的真实性保持怀疑，所谓治理废气的投资也许并非真正应用于治理废气。

tradeit的系数为负而且显著，说明贸易的开放可以减轻SO2的排放，这和我们的预期矛盾。我们在前文论证贸易开放会导致劳动密集型企业进驻发展中国家，引起污染物排放增加，然而我们忽略了贸易增加的正面效应，一方面，与环保有关的贸易协议间接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开发与使用，另一方面，贸易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从而引起污染物排放的减少。

与我们的预期一致，rdit的系数为负，但它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技术进步对于环境质量的影响是间接的，所以短期内无法显现出来。所以比如说，技术进步是通过首先改变产业结构和生产率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在衡量技术进步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时，我们必须考虑到这种间接效应。

firstit的系数为正而secondit的系数为负，但是它们均不显著，说明产业结构对SO2的排放量没有显著影响。

四、结论

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范文第5篇

前言：随着社会的稳步发展与进步，能源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能量来源，是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随之而来的还有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严重的阻碍了社会的长远发展。直至二十世纪末，低碳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四大经济形势的相继提出，为人们改善上述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向。不同的经济形势所产生的效果也有所差异，只有充分了解各个经济形势的相应内容，并制定出合理有效的发展规划，才能从根源上改善经济发展的现状，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我国目前经济形势的研究来看，展开对各类经济形势的研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经过不断的了解、调节才能够更好的协调好各个经济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的稳步发展。

一、低碳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之间的区别

1.研究角度不同

所谓生态环境的研究角度，其主要是针对于两个方面：一是生态系统，二是经济，其更倾向于宏观经济发展的转变，其对生产、消费、废弃有着严格的要求，即密闭循环；而循环经济则与之不同，其更加注重于循环、生态效率，其能够使同一项资源得到反复使用，达到资源节约的目的；绿色经济更注重以人为本，其在各个领域中均以实现绿色生产、绿色环保等为主要目的，其可以使人们实现精神、物质的双向满足；低碳经济的研究角度与目前的环境状况有直接的关系，如能源匮乏、全球变暖等，其提倡实现低碳生活[1]。

2.实施控制环节不同

在对其进行控制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环节，一是自然系统；二是经济系统，两种系统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作用。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的侧重点均是资源，一个是资源的输入端，而另一个则是废弃物的输出端，同时循环经济更侧重于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与开发。绿色经济则主要注重环境保护，其也是经济活动的输出端。低碳经济与绿色经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均在为改善或保护环境做着不同的努力，但两者之间不同是，后者属于经济活动输入端。

3.核心内容不同

对于生态经济而言，实现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是其最为关键的，而循环经济重点在于物质，其需要将所有有使用价值的物质进行反复使用，显著提升资源效率；再观绿色经济，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其希望能够为人们创造出更为舒适的生活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因此其核心内容在于实现以人为本；低碳经济与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理念相符，其需要不断地技术创新来改善或改造消费观念，该方面创新主要表现在能源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创新方面[2]。

二、低碳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之间的关系

1.理论基础相同

目前来看以上四种经济均立足于两大理论系统，一是生态经济理论，二是系统理论，且最终要实现的目的是有机统一，使经济、社会、生态三种系统协调发展，其所要研究的系统囊括的范围一致，即整个生态大系统，以生态学为基础，对物质、能量等进行转换，将资源与环境能够共同发展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其在发展的同时也注重探索人力经济活动、自然生态两者的关系，以上几种经济在发展中均布倾向于个体研究，而是将多种元素融合一处[3]。

2.技术手段相同

生态技术是其主要的手段之一，其中囊括了社会作用、科学技术功能等多个方面，同时也会对科技伦理、科技价值等方面展开研究。所谓生态技术，其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生态经济规律为辅，最终实现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并节约能源的目的，能够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方法均可以归纳其中，并且该技术也使得整个社会趋于较为完整的有机体。在此种技术的支持下，我国势必能够实现自然环境优化、经济实力提升的双重目标[4]。

3.目的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