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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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法律体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协定；法律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5-0143-01
1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概念及其构建意义
（1）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协定的概念。自由贸易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初级阶段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根据关贸总协定（GATT）第24条第8款b项的规定，自由贸易区应为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税领土中，对成员国之间实质上所有产自该领土的产品贸易取消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如必要，按照第11条、第12条、第13条、第14条、第15条和第20条允许的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除外）。一般来说，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享有对非成员国出口的关税决定权和在自由贸易区范围内对原产地规则的遵守。
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s）指的是国家之间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FTAs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第24条和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5条。另外，FTAs还可依据GATT和WTO的“授权条款”签署，其较一般自由贸易区的安排更为宽松。
综上，自由贸易协定实质上是一种贸易安排，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即为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即为中日韩三国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自由贸易而作出的贸易安排，协定所形成的区域即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2）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意义。尽管中日韩之间因政治、历史等方面问题的困扰，加之贸易中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大量存在，给三国间的经贸往来蒙上了阴影。但总体上看，中日韩之间的贸易往来较为密切，中日、中韩、日韩的贸易增长均超过中、日、韩在全球的贸易增长。虽然三国在农产品、汽车和钢铁等方面存在贸易摩擦，但三国较高的贸易依存度，即在国际分工中明显的竞争和互补关系，为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很大可能性。另外，中日韩民间团体、企业和政府都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做出了积极努力。
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运作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一旦成立，必定会给三国提供更多贸易创造的机会，促进三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三国间相互投资的增长，有利于三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对于中日韩在能源、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以及政治、历史、外交纠纷等的化解也有着积极作用，进而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
2 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存在的国际法律问题分析
（1）从签署主体上看多边协定较双边协定的签署困难。从世界范围内看，由于WTO框架内多哈回合、坎昆回合以及中国香港回合谈判的不果而终，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进口中的贸易歧视措施的设定以及发达国家彼此间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使得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重重受阻。在这种背景下，东亚国家和地区将经济贸易合作的领域由“多边”转向“双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已成为其经贸合作最为重要的手段和形式。目前，日本对构建中日自由贸易区态度并不积极，加之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搁浅，中韩自由贸易区尚在研究之中，中日韩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较中韩、中日与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困难。
（2）从拟签署协定的内容上看自由贸易开放范围的谈判任重道远。鉴于区域自由贸易本身会带来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WTO对自由贸易区作出了两条限制。其中之一是必须是区域内全面的自由贸易，而不能仅仅是某些方面的优惠。即自由贸易范围的不完全开放性是不符合WTO框架下自由贸易协定规定的。这就意味着协定的签署需要缔约国在货物贸易、投资、服务、技术、知识产权、环保等领域达成共识。其中货物贸易所包含的农产品、纺织品、钢铁和汽车等产品的贸易，涉及三国的敏感产业。如果三国就各自的弱势产业坚持实施保护措施且互不退让，不能实现贸易范围的全面开放，很可能会使谈判陷入僵局。
（3）从拟签署协定中争议解决机制的规定看其选择适用的局限性。中日韩同为WTO成员，虽三国间贸易争议不断，但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解决的微乎其微，且中国多是以应诉者的身份出现。尴尬的是，在程序问题上，协定的缔约方因受WTO争端解决机制强制管辖权的限制，不能排除对其的选择适用。在实体问题上，WTO争端解决机制首选WTO体制下的协议作为法律依据，即使享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争端解决机构的法官在裁判时“造法”也显得十分谨慎，从而使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处于窘迫地位。由于WTO争端解决机制市场的缩小且效率较低，使得一种可供涉外争议较为高效、便捷解决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使用成为必要。
3 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国际法律对策
（1）实现从双边到多边协定的逐步过渡。根据目前的情况，中日韩之间可依GATT（1994）第24条第5项以及GATS第5条的规定，先签署临时协定，然后在合理期限内实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计划和进程安排。中国可以先同日韩签订三方临时协定，然后根据时机的成熟，分别签订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中日自由贸易协定、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有步骤地实现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建。
（2）拟签署协定的内容与WTO相关规则相符合。在贸易开放范围的具体安排上，可以参照《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先在货物贸易领域实现自由化，然后根据对外贸易实践在服务贸易领域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同时可以借鉴《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的内容，与日韩开展投资贸易自由化的商谈。
国际贸易法律体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法的统一化；国际经济组织；世界贸易法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 A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强,从各个方面推动了当代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发展就是,各领域的国际经济法律规则逐步取得了功能上的整合;与此同时,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国际法律规则开始连结,从而促进形成内外联系紧密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取代了临时适用近半个世纪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继承和发展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确立的贸易制度。这标志着现有国际贸易制度的正式确立。[1.韩立余：《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制度的完善与中国的对策》，载《法学家》2010年第2期，第148页。]随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之一加入WTO,世界经济贸易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又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国际贸易法，作为管理和协调国际主体间贸易关系的法律规范，也在一步步地向统一化进程迈进。[2.丁灿辉：《论国际贸易法的统一化进程》，载《中外企业家》2008年第4期，第90页。]在本文中，笔者基于国际贸易法统一化进程之动因与国际经济组织对国际贸易统一化进程的作用与影响的分析，指出国际贸易法统一化进程和的归宿。
一、国际贸易法统一化的必然：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全球化”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在发表于1983年的《市场全球化》一文中提出,用以描述此前20年间国际经济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主要指经济现象，即经济全球化。[3.See Leslie Sklair, 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World Systems Research, vol.5, No.2, Summer1999,pp.156~158.]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并无普遍接受的统一定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者和投资者的行为日益国际化,世界经济由一个单一市场和生产区组成,而不是由各国经济通过贸易和投资流动连接而成,区域或国家只是分支单位而已。”[4.UNCTAD, Informational Encounter o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Trade in a Globalization World Economy,
Jakarta, Indonesia, 1991, June, at19~20.]而在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看来,全球化“从根本上说,正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和人民更加紧密的一体化,带来了交通运输和商业成本的显著降低,并且瓦解了商品、服务、资本、知识和跨越国界的人力资源流动方面的人为障碍”。[5.[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夏业良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上述定义虽然不尽相同,但至少存在如下共识:第一,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过程;第二,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增长要素突破国界限制,在世界范围内更为自由流动的过程;第三,经济全球化是包括诸多不同层面和要素的复杂过程。这些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涵。
经济全球化在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其对法律的影响而言, 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调整对象的丰富化和综合化。全球化不仅带来了许多过去未曾有过的新现象、新关系、新问题,使得法律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调整对象日趋丰富,还使得不同法律部门间的联系、影响和融合增强。其次是规则内容的趋同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联系空前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国际协调不断增强。与此相适应,全球范围的法律规则也日趋整合,不仅表现在各国国内法,还表现于国内法和国际法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两套规则体系日趋融合。尽管理论界对于是否已经出现“法律全球化”尚存争议,但“法律趋同化”这一点应当是毋庸置疑的。
当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发展到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阶段时，其直接的效果是使以国家领土为主要界限的、分割的国家市场有效地连接在一起，使得原有的各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趋相近。经济体制上的相近势必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和执法原则与标准的趋同。否则，跨国经济交易便不可能在有序的条件下进行。由此可见，国际贸易统一化进程作为“法律趋同化”的一种表现，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对经济等方面变化的一种回应。经济全球化无疑是国际贸易统一化进程的动因。
二、国际贸易法统一化的加速器：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和影响
国际组织的众多成就之一就是推动了国际贸易法的发展。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促进国际贸易法统一化、丰富国际贸易法的内容、推进国际贸易法的合理化。
第一,国际经济组织对国际贸易问题十分重视。在国际经济组织中,不仅制定有符合联合国法律框架的法律规范,而且还有相应的执行国际贸易法律的具体机构。如国际贸易法的统一规范,世界贸易组织的一系列有关协议和贸易审查机制以及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欧盟法院等。所有这些组成了纵横交错的国际贸易的法律机制。
第二,国际经济组织以其特有机制为国际贸易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法律秩序和规范。其主要表现在:1、国际经济组织是国际贸易法制定的有效组织者、主持者及编纂者。由某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来主持某个法域的协商和立法在林立的国际社会是难以接受的。而国际经济组织却可担当起这个职责。如联合国贸易会议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涉及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不断主持的各种议题的协商与协议等。2、国际经济组织以国际条约形式将国际贸易法的规则、制度和惯例加以规范化和法典化。如1976年《仲裁规则》,1978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和1985年《国际贸易仲裁示范法规》等,这些对国际贸易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国际经济组织本身对国际贸易法的发展的促进作用。因为：（1）国际经济组织就是促进各国合作的一种法律形式,它的建立和发展,本身就是对国际法的发展。同时它还以其基本文件、决议、判例、法律地位以及准造法功能,[6.梁西:《国际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页。]促进国际贸易法的创设。(2)国际经济组织以其特有的机制发挥作用。首先,从制定国际贸易法主体来说,既有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也有非政府间经济组织,它的多种立法主体,使国际贸易法的立法常常反映新的国际经济立法要求,具有时代性,因而促进国际贸易法的发展;其次,国际经济组织在设置、实施国际贸易法时,其法规具有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的同时,往往使其法规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某些特定的价值观。
三、国际贸易法统一化的归宿：世界贸易法之路
国际贸易法仍在发展，对于它的未来，我们不可臆测。我们只能基于下列事实对国际贸易法的发展方向以及在此发展中国际组织能起何等作用作一番理论探讨。这些事实是：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法律上的体现就是各国民商法的趋同；人类社会存在共同利益——这表明既有必要又有可能采取统一法律规则。国际组织作用日益增强——WTO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联合国”。[7. 参见陈立虎、吴晓鹏：《简评国际组织对国际贸易法的发展》，载《法学评论》1999 年第6 期，第76 页。8. 有关世界法及法的世界化之探讨参见周永坤：《世界法及法的世界化探索》，载《东吴法学》1996 年号，第1-7 页。
9.任际：《全球化与国际法律意识》，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132页。
10.Pelly V. Royal Exchange Assurance(1757).Burr. p347.转引自[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文选》，赵秀文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由于以上事实，国际贸易法的统一化进程必然会持续下去，其发展的结果只能是世界贸易法。。虽然二者从字面上看仅存在两字“国际”与“世界”之差，但二者的内涵相差甚大。后者作为世界法的一个部门存在，主要形式是法律的全球统一性和普遍性。
国际贸易法律体系范文第3篇
摘要：现代商人习惯法是为适应和满足当代国际经济贸易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国际贸易法统一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国际商事仲裁的广泛采用．为商事习惯法的形成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是法律规范，其效力来源于国家认可与当事人的选择。它对国内法与国际条约起到补缺的作用，它的效力高于其他法律渊源。
关键词：现代商人习惯法 法律性质 法律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商事贸易关系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并国际商事法律领域的历史性变革。这一变革不仅表现为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载体的世界多边贸易法律体制或法律框架的创立，更表现为商人习惯法的复兴与发展。国际商事法律领域的这一重大发展——“旧”商人习惯法的复苏和“新”商人习惯法的产生即现代商人习惯法，在我国也有着积极的回应。
一、商人习惯法的含义
现代商人习惯法的概念和理论是借鉴了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概念提出的，因此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商人习惯法的历史源流。就拉丁语LexMercatorial，英文的对应词为LawMerchant形成而言，它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地域性的概念。我国国际贸易法的权威人士沈达明和冯大同教授撰写的《国际贸易法新论》(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则把它称为“商人习惯法”(该书第2页)。赵秀文在翻译《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时，将这一拉丁文译为“商人习惯法”。因此本文采“商人习惯法”的译法。我们认为，商人习惯法产生于中世纪商人阶层的国际商事活动，是调整他们之间商事交易关系的习惯和法律。
二、现代商人习惯法的沿革
商人习惯法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到12—13世纪，商人习惯法逐渐从地方性的法律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法律，并开始成为调整跨国性商事交易关系的支柱力量。当历史的车轮驶人16世纪的时候，商人习惯法的发展又进人了另一个阶段。自16世纪开始，延展至并主要是在18和19世纪，发生了商人习惯法的国内化的倾向。各国出于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采用不同的实施方法，把商人法纳人各国的国内法律体系中，从而使其在性质和内容上所具有的“公平”、“灵活”和“便捷”的特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并开始出现了衰落。
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商事法律关系越来越复杂，以致国内法律体制在调控这种跨国性的商事交易时，愈来愈感到捉襟见肘，于是就不免使人回想起过去曾经存在过的商人习惯法规则在调整国际商事关系时的那种“便捷”、“灵活”和“公正”，这就在客观上要求重新建立和完善一种新的国际商事法律秩序，以保障从事国际商事交易的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维护国际商事关系的正常运转。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国际商事团体或机构为使其所从事的国际商事活动摆脱国内法的桎梏，就呼吁、提倡并通过自己的商事实践来推动一种带有“自治”性质的新法律的产生。这种新产生于国际商事领域的法律不论在渊源、性质和特征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根源于中世纪的商人习惯法。从某种角度来看，这种新产生的法律可以说就是中世纪商人法的复苏或再现。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称这种新产生的法律为“新商人习惯法”或“现代商人习惯法”。
三、现代商人习惯法的性质
现代商人习惯法不同于其他规范。比如道德规范只产生道义上的力量，而现代商人习惯法则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而是一种法律规范。在国际贸易实践中提及某一国际惯例时，其规范的内涵当事人均已清楚，无须国内立法或合同再予以详细规定。当其经当事人选择或经法院、仲裁法庭采用时，具有法律约束力，是法律渊源之一。而国际社会普遍实践，虽已形成一定的行为模式，适用时仍要借助国内立法或合同的规定或约定，法院和仲裁庭也无法在案件中予以适用。
那么，现代商人习惯法的法律性质究竟是怎样的?首先，它不是国内法。后者是一国立法机关依法定程序制定的。而商人习惯法的形成过程则没有国家的参与，不仅如此，商人习惯法的优越性正在于它超越了国内法的地域性。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一国国内立法即使与商人习惯法完全一致，也很难为他国当事人所遵循。在国内法基础上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国际民商秩序。
国际贸易法律体系范文第4篇
国际商会仲裁院对仲裁规则的这一修订体现了这样一种趋势：直接以不带有国家色彩而为各国所普遍接受的一些行为规范作为解决纠纷的依据。综合所有的情形，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对于实体的法律适用一般有这样两种：当事人依据意思自治原则自行选择特定法律规则作为解决争议适用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庭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作出裁决。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当事人未就争议的实体问题所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仲裁庭可以采用两种选择应适用的法律：一是自行选择冲突规则，在冲突规则的指引下确定该实体问题应予适用的法律；一是不援引任何冲突规则，直接适用他认为适当的实体法规则。在上述两种情形下，都存在着适用商事习惯法的可能：仲裁庭可因当事人的选择而适用商事习惯法作出裁决，也可以在未有选择的时候直接适用商事习惯法。
一、商事习惯法的性质
商事习惯法（Lex Mercatoria）作为一个十分古老的概念，原本是指适用于中世纪西欧商人中间的行为规范，也称为“Law Merchant”，随着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贸易的空前，出现了一种试图以适用不受国别限制的一般性行为规范解决贸易纠纷，以此取代过去的完全依从于特定国家的法律体系的方式。为同古老的“商人法”相区别，这种被适用的一般性行为规范被称为“新商事习惯法”、“商人法”，在某些著作中还被称为“跨国法”、“国际贸易法”等等。
关于商事习惯法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支持者与反对者各持己见，国际法学界主要存在“实证论”和“自治论”这样两种观点。“实证论”的观点以施米托夫教授为代表，认为商事习惯法只是一个在学术上存在的概念，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存在的手段，而并非真正独立于各国国内法之外的完整法律体系。商事习惯法依然要受到国家主权的限制。很明显，“实证论”的观点是从国际贸易的实际需要出发来看待被称为商事习惯法的这一类行为规范，对其合理性的着眼点是国家主权对该类行为规范效力的。“新的商事习惯法是由制法机关精心制定的，表现为国际公约、示范法，以及国际商会等组织公布的文件”⑴商事习惯法只有被一国国内法所承认，纳入其国内法体系中后，才能在实际上发生作用，因此它并不是一个自足的可以独立存在的法律体系。也就是说，商事习惯法在性质上是“在与国家无原则性利害关系的选择性法律的范围内，由不同国家制度中发展起来的调整平等当事人之间关系的统一法”，具有“跨国法”的特性：尽管不是由一个超国家的立法机构制定而强制加以执行，却能在事实上被普遍接受，事实上起到调整特定范围的关系的作用。
“自治论”的观点则是从商事习惯法的独立性出发，认为其存在的依据，也就是发生效力的依据并不在于国家对之的认可或者明确纳入其国内法体系，而是在于这一类行为规范被商业界所普遍接受和遵守。也就是说，在国家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之认可之前，商事习惯法就已经在事实上发生作用了。国内法强制力的作用仅在于保障商事习惯法的执行。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有丹麦学者兰杜、法国学者戈尔德曼等。
两种观点都承认存在这样一类行为规范，仲裁庭可以在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法律的时候直接加以适用。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实证论”认为商事习惯法的效力来源于国家的承认，在未经国家认可的情况下，商事习惯法就不能起到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作用；“自治论”则认为商事习惯法的效力来源于它自身，即使未经国家认可，仍然在事实上具有效力，可以由仲裁庭运用。
笔者认为，国家强制力仍然是商事习惯法最终得以的保证，因此它不可能脱离国内法而单独存在，它在体系上仍然难以自足。同时，商事习惯法并不具有一个明确的规则范围，在许多情况下必须与国内法相互补充，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与国内法紧密结合的。
二、商事习惯法的产生、内涵与外延
国际间经贸交往的日益频繁所引发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跨国纠纷成为各仲裁机构所需要解决的重要。而由于各国的不一致，同时冲突规则对顺利解决国际贸易纠纷实际上的阻碍作用日益为学者所指责，⑵国际统一私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商事习惯法是指可以不受国别限制普遍适用于国际贸易交往中的一系列规则或原则，它实际上也是国际统一私法的组成之一。
商事习惯法在上经历了国际-国内-国际这样三个过程，具体而言，首先在中世纪西欧商业开始发达起来的时期，商事习惯是适用在商人间的习惯性做法，它是超越国界、由商人自行管理并主要以公平合理为基本原则来发生作用，这一类习惯性做法发展到后来成为惯例。当这种惯例为各国权力机构所认可、以成文法律的形式加以肯定的时候，便成为其国内法的一部分，商事习惯因而发展到国内法的阶段。二战后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为便利交往，以国家为主导制定国家间的统一性规则、标准合同的风气日盛，由制法机构精心构制并公布的各种公约及示范法等法律文件在减少争议、促进纠纷解决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有学者将商事习惯法的适用描绘为一个过程：仲裁庭通过对若干不同法律制度的国家国内法的考虑，选择可以为各国所普遍接受的原则、规则，这一个选择的过程以及最后对选定的行为规范的适用，就是商事习惯法的适用。⑶也有学者认为，商事习惯法是适用于二战以后日益发展变化的国际贸易关系，能够反映国际贸易活动特征的法律制度。由于商事习惯法是适用于国际贸易中平等主体间的行为规范，它是体现在商人之间的国际合同、国际商事惯例、国际公约、统一示范法以及体现在国内法中的一些被普遍接受的法律原则和规则的总称。其主要内容包括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诚信原则、契约必须遵守原则等等。
三、商事习惯法的主要表现形式
如上所言，国际商事习惯法主要以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一般法律原则为法律渊源，也将国际格式合同及统一示范法包含在内。
1.国际公约。国际公约是商事习惯法的突出特征。正是由于国际贸易交往的需要，各国有意识的以国际公约的形式对平等的商事主体的行为加以规定，这种由制法机构精心构制的行为规范体系明显不同于古代自发形成的商人法。凡是接受了该公约的国家，其公民在从事国际贸易的时候，如果没有明确排除该公约的适用，则公约可以自动适用。
2.国际贸易惯例。普遍认为国际惯例是与商事习惯法相重合的，它构成了商事习惯法的主要部分。国际贸易惯例在国际商事交往的过程中缓慢形成，成为调整商人行为的主要行为规范。而后来国际专业组织将其成文化、固定化，摆脱了最初杂乱无章的状态，因而成为现在商事习惯法的重要渊源。国际贸易惯例由于在贸易活动中的广泛采用而在商事习惯法的所有渊源中居于一个十分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3.一般法律原则。仲裁庭适用商事习惯法的出发点及目的是为了更为公平合理的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因此为各国所接受的具有公平性质的原则也是商事习惯法的一部分。这些原则主要体现在各国国内立法中，正是由于为各国国内法所承认和接受，仲裁庭才能得以有效引用。同时，仲裁庭依据公平正义原则所作出的裁定也极少会被推翻，尽管这种引用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并不多见。
4.国际格式合同。在国际专业范围内广泛存在的统一格式合同也是商事习惯法的重要内容。但在当事人没有明确选择的情况下究竟可否参照其内容适用，仍然存有疑问。
5.国际统一示范法。以示范法的形式对国际贸易行为进行规范日益得到各国的赞同，以存在的示范法得到国家认可而应用的情形也愈加多见。特别是《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作为一部典型的示范法，在规范国际合同行为并提供合理依据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商事习惯法的法律适用是国际商事仲裁与实践中受学者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也是引起争议较多的一个话题。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对商事习惯法内涵的不同表述，对外延的理解，商事习惯法是否独立的法律体系及他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是否有独立的作用等等。由于商事习惯法本身就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动、完善中的规则群，众说纷纭也就不足为怪。同时，也应以一种开放、务实的态度对待这一类行为规范，认同它在国际贸易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也要正视它必须依附于国内法，尚难以自足的现实。
注释：
⑴施米托夫著，赵秀文译：《国际贸易法文选》，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7页。
国际贸易法律体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 政策保护性 贸易保护
中国加入wto后，应正确认识wto这一多边贸易组织的性质，在宏观政策上制定出相应符合wto的原则，反映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笔者就如何构建中国的国际贸易政策保护性进行了阐述。
一、国家贸易政策保护性的表现
1、“公开型”的贸易保护
“公开型”的贸易保护，是指在关贸总协定和wto下的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的谈判过程中还未涉及的领域，或是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再加上谈判达成协议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以及协议中的一些规则的例外而引起的保护措施。还未涉及的领域，指某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暂时把某些行业的自由化搁置起来不予谈判；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是指某些“敏感行业”，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差悬殊，如果完全放开会导致本国产业的“严重损害”，故在多边谈判中暂时将这些行业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谈判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指根据承诺减让表现在还未兑现的部分；谈判达成的协议规则的例外，是指协议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规定的，但无论哪项协议，都是由一些规则和规则的例外拼凑起来的，这些规则的例外实际上就是承认这些方面的适当保护。这些保护都是公开的，这实际上也是国际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实力较量的结果。
一般认为，在wto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的“敏感行业”，是自由化较缓慢和最不彻底的行业。如农业、纺织业、服务贸易领域，一直是各主要发达国家“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的领域。
在wto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型”贸易保护的手段有两种：一是运用高关税限制进口；二是利用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国内的价格支持就是常见的公开型保护措施之一。国内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国内补贴、价格管理、出口补贴和绿箱(green box)政策等等。
2、“隐蔽型”的贸易保护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开型”贸易保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隐蔽型”贸易保护。“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是与“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相对应的，以“反倾销壁垒”为代表，还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这类壁垒的特点是它们往往本着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原则制定出来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则”、“保护生态和人类健康”等原则，这些原则本意确实是好的，但现实情况则是它往往会成为某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保护贸易政策的依据。事实上这种“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措施，现在已经成了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工具。“隐蔽型”的贸易保护的手段包括两类：一是征收高额关税，如加征高额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二是禁止进口甚至就地销毁，这主要是不符合国家的检验检疫标准、环保标准等而采取的措施。
二如何构建中国符合wto规则的保护性贸易政策措旋
1、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的必然性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处于不利的地位，贸易利益相对较小。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条件下，各国的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不能幻想wto会真正无私地给中国一个稳定的、自由的贸易环境。wto下的保护更具进攻性、系统化、法律化，更加难以对付。加入wto后的中国，首先，在保护国内市场方面应该好好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制定出中国的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对中国国内各产业来讲，加入wto对它们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入世承诺，而忽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协调，必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协调入世对各行业带来的利益不对等也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律措篪，在wto框架下采取适当保护措旆，而且这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取的对策。
2、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体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规则的例外给各个国家制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因此中国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保护贸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协议和规则并不十分严密，存在漏洞。这使得国家可以根据这些存在漏洞的协议制定本国的很容易成为保护措施的贸易法律，如反倾销协议的模糊性漏洞，就成为各个国家贸易保护的工具。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些协议的不完善来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法规。
第三，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标准、绿色壁垒、技术标准壁垒等)，我们的技术水平差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利用技术手段，也可以利用别的优势建立中国特有的壁垒前些年中国肉鸡产业受到外国的极大冲击，当时就有人提出要对肉鸡的进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据规定每只肉鸡的鸡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为中国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鸡毛渣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用机器拔毛后剩下的鸡毛渣要少，这样的规定对我们是有利的。
总之，wto不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许“合法”地保护，而且它使贸易保护更加系统化、法律化。
3、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在wto条件下，关税手段和“传统”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终要取消的，于是各国纷纷转向“新型”(“隐蔽型”)的非关税壁垒。加入wto后的中国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努，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以加强和提高反倾销、反补贴的能力建设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关税壁垒(ntb)作为保护措施方面，发达国家早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侧重点早已转向以反倾销为代表的“新型”的、隐蔽性强的ntb。根据中国加入wto法律文件，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和进口招标这3种传统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将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应以加强反倾销能力建设为核心。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对反倾销的规定，到l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再到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应该说，中国在反倾销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的反倾销队伍还有待加强。
反补贴也是比较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也成为各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1989～l993年期间发起的反补贴案数目占全球反补贴总数的比重高达93．2％。中国最近也颁布了《反补贴条例》，但是，至今中国的反补贴尚无实际操作经验，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