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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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基层广播电视大学教学管理提升要依附于两个思路，即管理理念创新思路和服务意识树立思路，这是其教学管理水平提升的关键。

（一）要敢于打破现有局面，渗透新的管理思想和理念

在我国，基层广播电视大学大多都有较长的办校历史，这些基层电大在教学管理模式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既定思维，也已经拥有了一支相对稳定的管理队伍，管理人员在管理手段和管理思想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化的模式，他们依靠固有的模式按部就班的进行电大的教学管理工作。但是新时期，基层广播电视大学的发展必须要与时俱进，如果固守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模式，会阻碍广播电视大学的长远发展。具体来说，基层广播电视大学在日常的办学过程中要注重对管理人员进行新型管理思想的渗透和强化，对学校现有的管理模式进行反复分析，对新型的管理模式进行针对性的学习。要让电大的教学管理人员对当前电大的教育环境和面临的新的教育形势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激发他们主动转变管理理念和理念的自觉意识。鼓励管理人员树立新理念，转变自己的观念，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找准自己在新形势下的位置。鼓励和引导管理人员在工作中进行创新和尝试，让他们逐步接受新理念、新思想的改造。

（二）要关注服务对象，树立高度服务意识

基层广播电视大学是为社会和学生服务的，但是很多电大教学管理工作中都缺乏服务意识，不能够把学生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放在首要位置。新时期，基层电大必须要关注服务对象，树立高度的服务意识。要认真做好社会调研，搞清学生的需求，建立能够服务学生和社会的教学服务体系，为学生提供匹配的教学服务。

二、基层广播电视大学教学管理水平提升的具体策略

（一）实现教学管理理念的创新化，引入ISO900体系管理理念

ISO900体系是在总结前人管理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较为成熟的管理理念，它凝聚了成功的管理实践和经验，将这种管理理念应用到基层广播电视大学的管理中是十分有益的，有助于提高基层电大的教学质量，提升教学管理水平。在基层电大的管理中引入该体系，着重要体现两个理念的树立和创新：1.树立对学生自主学习的支持理念。依据ISO900标准的阐释，顾客是服务的焦点，对基层电大来说，学生就是其顾客。基层电大在教学管理中必须要关注学生，体现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管理理念。学校要本着服务学生学习的原则来组织教学。在现代远程教育模式下，学生自主学习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是学生自主学习不是让学生自己茫无目的的瞎学，相反，电大作为服务载体，应该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完善的支持服务，确保学生能够达到理想的学习效果。这就要求电大要积极了解学生自主学习需要的材料、指导方法等，由电大教学管理人员进行积极的研究，督促电大教师为学生提供需要的自学服务，满足他们的学习需要。2.树立全员参与管理的理念。ISO900标准提出了全员参与管理的理念，而事实上，电大的教学管理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电大作为一个整体要想实现管理的高水平化，必须要有一个系统的管理理念，而全员参与管理强调的是发挥集体的智慧，实现协同管理。基层电大在教学管理工作中要树立这个全员理念，要明确教学管理不是一个部门的事，也不是几个管理人员的事，而应该是全体教师和管理人员共同的任务和事业。只有全员共同努力，积极参与，才能推进教学管理改革的实施，才能促进教学管理水平的提升。

（二）确保教学管理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引入规范化流程管理

教学管理工作涉及面广，是一项需要标准制度来作支撑的工作。在教学管理工作中必须要制定规范化的制度，这样才能实现科学化的管理。例如，要建立教学管理限时完成工作制度，对教学管理中各项工作的完成时间进行合理控制，确保教学管理进度；建立教学管理工作差错处理制度，对教学管理工作中出现问题的环节要责任到人，根据制度规定进行相应处理，提高教学管理的效率和准确率；建立教学管理审批制度，对教学管理工作中具体事宜的操作进行审批，确保每项教学管理工作都是按步骤执行的；建立教学管理质量监测制度，对教学管理的效果进行监督，确保教学管理措施的落实；建立学籍管理制度，为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提供有效依据，确保学籍管理的规范化；建立考务制度，为教师和学生的考核提供依据，确保教学管理工作有据可依。同时，要引入规范化的管理流程，明确学生报考工作流程、明确考场工作流程、明确成绩登录工作流程、明确课程注册流程、明确毕业审核流程、明确学籍建立流程等。将流程管理引入到教学管理工作中，确保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提高基层电大的管理水平。

（三）教学管理手段的现代化，提高管理效率

新时期，电大教学管理手段应该更先进，更具时代特色，基层广播电视大学要依托现有的局域网，建立多媒体教室，教学管理人员要具备进行远程管理和维护的技能，要对课堂教学、广播教学和专业课程录制等进行全程监管。要具备建立在线教学管理系统的能力，给学生提供在线学习支持，给教师提供在线资源下载服务等。要建立针对教师和学生的考核系统，建立在线考试系统，充分挖掘网络资源，实现现代化的教学管理，节约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四）教学管理内容的细节化，确保管理无死角

基层广播电视大学在管理工作中不能够顾此失彼，而应该树立全面统筹的管理理念，确保各个教学管理细节都被重视。要加强教师管理，对教师的教学资格要进行认真严格的审查，加强对教师业绩考核的管理，加强对教师评价的管理，确保教师队伍的素质。要加强对教学过程的管理，这个管理是从学生入学一直持续到学生毕业的，是一种全程管理，对学生入学考试、在校教育情况、教学计划制定和实施情况、学生所学课程设置情况、面授辅导情况、教师网上教学情况、学生网上学习情况、学生日常考核情况、学生实践教学情况等，都要进行有效管理；要加强学生管理，包括学生注册管理，学生档案管理、学生学籍管理、学生评价管理、学生成绩管理、学生毕业证办理管理、学生退学管理、学生考核管理等；要加强对教学资源的管理，包括对教学资源建设和使用情况的管理，对教学资源更新情况的管理等。

三、结语

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威廉・麦克尼尔属于典型的由某部著作声誉鹊起，终身受益的历史学家。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的兴起》，被公认为西方史学路径转移，开辟全球史写作的开创之作，博得包括汤因比在内的一系列学者激赏和公众赞誉，至今依然畅销。2010年，奥巴马在白宫为其颁发国家人文勋章，表彰他在西方文化与历史研究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

作为誉满天下的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对于自己的学术思想轨迹有着感性认识。有人以为，麦克尼尔的世界史著作代表着启蒙时代以来西方理性与进步思想的历史自省和不断超越，洋溢着特有的乐观精神，但麦克尼尔内心更认同自己扮演的是希罗多德的门徒，这是一位开启西方史学编撰新纪元的世界旅行家和博闻记录者。

麦克尼尔1917年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后随担任神学院教授的父亲迁居美国。作为虔诚的加尔文派教徒，父亲敦促他培养对真理和信仰的永恒追求。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麦克尼尔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此时的芝大正在年轻校长罗伯特・赫钦斯的带领下，开展人文经典通识课程运动，麦克尼尔一边服膺赫钦斯营造学生与教员论辩的浓厚思想氛围，另一边广泛汲取各类学科思想，芝大的哲学、古典学、文化人类学和欧洲中世纪史等，都给他灌输了思想活力。青年麦克尼尔推崇思想的原创性和对事物的想象推断能力，对那种堆砌史料而毫无观点洞见的研究很不以为然。这种思想偏好后来也波及到他对各位授业教师的评价，就这点而言，麦克尼尔称得上学术思想史上时常出现的“离经叛道者”。

“二战”期间，麦克尼尔终止在康奈尔的博士学业应征入伍。战争期间，他被推荐担任美国驻埃及使馆的武官助理，随后在欧战结束前夕调至希腊担任观察员，并领命为五角大楼撰写战后巴尔干地区政治分析报告。这段时期是麦克尼尔个人将历史文化知识与现实政治需求完美结合的黄金时期，他撰写的一系列关于战后希腊政治的书籍获得好评，同时他对国际事务敏锐分析的优秀素养亦得到汤因比垂青，邀请其参与由英国皇家国际研究所主编的《国际事务概览》撰写，该书系被奉为20世纪最为经典的国际关系史著作。值得称道的是，他所负责的“二战”期间美、苏、英大国关系史的分册是唯一一部由非英国籍学者撰写，但学术评价位居最佳之列的专著。假设麦克尼尔日后没有重返高校任教，他亦注定会成为冷战期间研究国际事务的风云学者。

战后麦克尼尔返回康奈尔完成博士论文。得益于赫钦斯的赏识和推荐，麦克尼尔重返芝加哥大学执掌教鞭，开启他服务芝大40年的学者历程。游历过世界各地，具有丰富观察经验的退役上尉麦克尼尔，其眼界已经超越众多同行而更具全球视野。麦克尼尔不满足于单纯讲解西方文明的历史，他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最好的选择就是写一部前人所未曾开拓、未曾突破的大部头著作。

《西方的兴起》正是这种个人发展与时代背景相融合的产物，麦克尼尔花了整整八年时间构思结构、处理史料、增删枝节，最后成文书稿近千页，出版即轰动。该书契合了战后美国式的文明发展观：承认非西方文明与文化的贡献和重要地位的同时，强调西方世界崛起背后的技术、科技、交通因素的排他性优势；把西方历史的发展阶段与其他非西方文明交错书写，各自碰撞，终而汇聚。

《西方的兴起》出版后，麦克尼尔没有停下对世界史领域的探索，他开始更关注在宏大叙事与微小主题之间的平衡。他日后出版的《瘟疫与人》探讨的即是疾病、病菌对于人类社会的正反影响力；《追寻权力》则围绕不同社会中的军事制度和组织对于国家和文明的作用。退休之后的麦克尼尔依旧笔耕不辍，关注着世界史发展的最新动态。他和儿子约翰・麦克尼尔合著的《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代表着从全球史观和生态环境史观审视全球数千年间文明碰撞交错的视角。

麦克尼尔的世界史观始终是流动和富有想象力的。他在日后曾坦言在撰写《西方的兴起》时，他内心的西方文明优越感影响了写作的均衡，而冷战时代的东西方对峙也影响了他对非西方文明的观察态度。麦克尼尔并未真正摒弃被后殖民者主义者所批评的欧洲中心论色彩，这点他日后也并不讳言。

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继三年前访台后，史景迁、金安平夫妇再度联袂现身台北书展，向读者演绎两人的新书，并且进行罕见的对谈──变局中的儒家知识分子，让外界得以窥见这双爱智眷侣所激荡出来的灵魂火花。

携新书翩翩而来

史景迁的最新作品《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锁定了明代散文家张岱的一生。张岱出生于父祖家人均以考取功名、经世济民为首要之务的书香门第，却始终未曾中举。在他长达80余年的一生里，体验了改朝换代的局势下，知识分子内心的冲突、茫然以及思索。藉由这样一位中国文人的私历史，史景迁企图勾勒出大时代的全貌，也探讨儒家的传统，如何因受到政治递嬗影响而变化。

张岱不曾在明朝任官，以文学作品扬名，耗费后半生努力修纂明史。史景迁选择铺陈追索这样一位与他自己生命向度、心性都有些类似的中国文人，不仅饶富趣味，也颇具自况的意思。张岱文采非凡，观点卓而不群，写史不入流俗，史景迁恰恰同属此等人物，这使得书迷在读《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时，十分过瘾。最有趣的是，史景迁写作时，仍保持他一贯的谦逊低调与活泼顽皮，并不点破或明说，也让人有更多“张岱耶？史景迁耶？”的想象空间。

金安平新出炉的书则是《孔子：喧嚣时代的孤独哲人》。台湾最古老也最兴盛的孔庙位于台南，在台南安平出生、成长至12岁的金安平，是如何看待这位千古以来被奉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伟人思想家呢？而庞大的、环绕着孔子所构筑起的儒家体系，在一位拥有台湾经验的华人女性历史学者眼里，又是怎样的一种哲学？

夫妻擂台头一遭

史景迁笑着透露，两人在写作研究时，经常是对方的第一个听众与读者，但公开在许多人面前提出对彼此的质疑，却是破天荒头一遭。他对金安平理解的孔子感到好奇，想知道在她的观察里，孔子是怎样取得所谓的“天道”的？此外，史景迁也对孔子长达13年离乡背井、充满危险艰辛的困苦旅程感到不可思议：“投入这样的旅行与磨难是必要的吗？对孔子的思想有什么影响？”而在治学方面，史景迁也注意到金安平新书的文献，多提及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学者的数据：“为何特别看重这些考证考据，而不想引用以直接诠释经典为基础的宋明理学？”

对正史之外的文本，向来怀抱极高兴趣的史景迁，也直接问金安平，除了《论语》等“官方”经典，孔子生存年代所遗留下来的竹简，记录了当时人们的思想生活，是否可以帮助她更加理解孔子其人与思想呢？主张写史不可尽褒无评，臧否笔下历史人物不遗余力的史景迁，更是对孔子的崇高地位提出挑战性的麻辣问题：“从早宋至以来，孔子的言行化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以至于文人的仕进、功名利禄与儒家思想画上等号。你觉得科举造成的独尊儒术，对于孔子的儒家哲学，究竟是帮助成就，还是贬低呢？”

拥有密西根大学数学学士学位的金安平透露，历史与数学的共通点就是“思考”，她因此非常享受与史景迁辩证、脑力激荡的过程。小时候从父亲口中听到许多孔孟老庄故事的金安平，长大后对先秦诸子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谓孔子的“天道”，她认为是一种为学与做人密不可分之道，就像是孔子的教学与生活从未分割一样，“先秦甚至更早的哲学家，都深谙这个道理。”至于孔子周游列国的旅程，金安平认为对他的儒家思想体系影响至大，而且至关重要。“当世界处于混乱崩溃之际，孔子毫无选择必须离开他的家邦，他必须带着他的跟随者，也就是他的学生们，包括子路、子贡、颜回，沿路学习、相处，并且从中参悟天道。”金安平指出：“智慧与苦难相伴而生，虽然是看起来很老套的思考逻辑，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在别的文化里也适用。许多西方的圣贤或者哲人，同样会只身前往深山或荒野独处，以求思考透彻，体悟出人生之道。”

金安平说，宋明理学，多属朱熹等各家批注孔子言行，清乾嘉学者不厌其详、多元精细的考据，提供了不同的孔儒思维，不再只是“指南式”地理解孔子与儒家思想，而是帮助建构另一套，或者允许人们看见与宋明学者诠释截然迥异的孔子儒家哲学，“开放对孔子与儒家哲学的想象空间。”

对孟子、荀子也有深刻钻研的金安平甚至语出惊人地表示，她发现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儒家思想的分别其实并不明显，许多政治或道德上的议题，先秦诸子百家都是殊途同归：“到汉朝才出现分歧相左的学派。”金安平主张，融会贯通百家争鸣的主张，取其精华，是现代历史学者的艰巨责任也是挑战。关于中国千百年来崇孔儒成科举八股之术，金安平认为：“是两面刃的做法。缺点是让孔子儒家思想流于求官禄的形式与功利，优点是，至少养成了中国文人表面上都必须以孔儒经世济民为本的治学观与处世态度。情操虽有高低之别，但存乎每个读书人的心里，书生自己可以取决要往上或者往下。”

处乱世，天道是他面对的最大重担与危机，“那么张岱呢？”金安平问史景迁，像他笔下的张岱这样一个文人，所面临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最艰难的抉择又是什么呢？

史景迁笑着回答:“其实，张岱所面临的，并不比孔子简单。”他指出，明朝灭亡时，张岱48岁。40岁以前，出身仕宦家庭的张岱衣食无忧，游山玩水，收藏古玩，谙园林布置、懂音乐、擅弹琴、制曲、品茗、赏戏，但在逐渐步入老年之际，张岱却得去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让张岱活得多姿多彩的辉煌明朝，被各种竞逐的残暴、野心、绝望、贪婪力量所撕裂而土崩瓦解，蒙羞以终，其藏书逸毁，亲朋好友也四散，张岱的心里发出疑问:“文人对国家的忠贞是什么？效忠自己的国家民族，是不容抹灭的天性吗？”史景迁指出，张岱身旁的好友与亲人纷纷选择自杀，成了张岱在心头挥之不去的痛，以及永恒的拉锯命题:“应该在异族的统治下继续活下去？还是干脆了结性命殉国？”最后，张岱选择不入清为官，但在野编纂明史《石匮书》，以自由的笔，与明代遗儒的知识分子姿态，描述书写他所眷恋深爱的故朝家国，夺回并保住对于历史的诠释权。

史景迁过去专研康熙、雍正年间的清朝盛世历史，但这位史学家坦承，张岱提供了汉族与“异族”交替、朝代更迭的历史新着力点，让史景迁对明儒发生兴趣：“也帮助我去思索四百年前的生活与美学。”

“张岱嗜读历史，也着迷于写史，但他对历史始终抱持好奇怀疑的态度。”史景迁认为，张岱开始书写那些让他传颂后世的小品文学，是因为读史之余，他发现也意识到自己想解决历史中的问题，这应该也是张岱日后投身历史编纂与书写的重要动力。

关于张岱笔下的历史，史景迁说，原本是以350万字洋洋洒洒记述盛明，后来不禁写到明朝衰亡，张岱披头散发，不做满清人打扮，拖携着厚重的手稿躲到山林之中，足见其护史之志切。

史景迁坦言，史家仿佛天文学家，历史书写也犹如月相盈缺:“纵使月有圆缺，仍不妨人们对历史全貌的了解。”史景迁说，张岱非常清楚自己修史的动机，并且意识到知识就是一种诠释的权力，知识如何呈现永远是最大的难题。“但皎洁的明月终究会回来，史家不必刻意弥补史缺，就像历史小说不是被承认的正史，但每个朝代，这样的文学作品都能某种程度的填补历史的空白。”史景迁说，身为一位史家，甚至必须主动创造历史的空缺：“意识形态永远都会让历史有空缺与待填补的空间。”

关于文人学者与帝王两种不同的人物，史景迁如何描述他们的差异？他表示，这两种纪传，其实很容易区别，因为可供查考研究的历史来源南辕北辙:“譬如康熙雍正这样的皇帝，自然会有许多来自官方的资料。而妇人王氏，就必须参考许多当时的地方志、税赋、震灾、法制史与犯罪史。”史景迁说，但他试图从帝王身上找到人性的部分，这是为何他偏爱康熙雍正或乾隆的原因:“他们固然是不可一世的帝王，但也都是很有天份的人。从他们创作的书法、艺术，甚至是以朱砂眉评批注的宫廷文件，都能观察他们的性格与行事作风。”史景迁透露，他只能透过山东地区的相关记载，得知当时的妇女死亡，仵作不得亲自验尸，必须透过地方上年长且具有公信力的妇女对尸体的观察转述，才能够判定死亡的原因。“对于王氏这样一个终生没有办法书写阅读的人而言，我根本无从得知她真正的感受，对于她被亲夫谋杀的原因也只能旁敲侧击的推测，想象空间很大。但是康熙雍正这些帝王，我不但能知道外界是如何看待、评价他们，还能从其闲暇逸趣之中，得知他们脑海里在想些什么。”

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虽然已过不惑之年，但41岁的刘永明在敦煌学研究者的群体里还很年轻。然而，就是年轻、富有活力的刘永明，已经与敦煌这个神秘之地、和敦煌学这门相对冷僻的学科，结下了长达10余年的不解之缘。

2007年1月3日，刘永明的博士后论文《唐五代宋初敦煌道教的世俗化研究》顺利通过了由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评议委员会的评议，他也成为我国首位出站的敦煌学博士后。

热爱历史，结缘敦煌学

刘永明出身于甘肃省秦安县魏店乡的一个农民家庭，这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刘姓却是当地难得的书香门第，所以，家族中有一种久远的文化传承。刘永明从小在爷爷的历史故事熏陶下长大，高考时，他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兰州大学历史系，从此得以学习和研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并与敦煌学结缘。

刘永明大学毕业时，敦煌学被重新重视起来还时间不久。地处大西北，兰州大学在敦煌学研究方面可谓近水楼台，所以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敦煌学研究机构，形成了正规的敦煌学研究氛围，也汇集了一些卓有成绩的敦煌学研究学者。留校从事图书资料工作的刘永明终日与古籍相伴，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文献功底，并在与师长的沟通影响下，对敦煌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94年，刘永明在齐陈骏先生和楼劲先生的指导下，开始攻读历史系历史文献学(敦煌学)硕士学位。“是硕士研究生阶段使我进入了研究之门。”时至今日，刘永明仍旧感激这段岁月，感激自己的导师。

2003年，从南京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刘永明难舍乡土之情，回到母校工作，恰逢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敦煌学)博士后流动站成立，刘永明正式归队，成为第一位获准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人一辈子，总要选择一项毕生的事业。因为热爱，刘永明选择了敦煌学，而现在又成为率先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从而促使自己在学业上的长足发展，刘永明深深地感到：“结缘敦煌学是我的幸运。”

甘坐冷板凳，愿啃硬骨头

敦煌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自古就是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代希腊和波斯(现阿拉伯地区)文化的交汇地。“敦煌”一词，通常解释为“大而盛”，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进一步解释道：“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

上个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轰动了世界，藏经洞中发现的敦煌遗书包容了儒、佛、道、摩尼、祆教等多种宗教文献，也保留了多种文字，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宝藏，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但是，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绝大部分被列强劫夺而去，散落世界各地。现在资料虽然大多公布，但由于散乱、残缺、损坏、真伪混杂，以及年代久远等原因，资料的整理辨析十分不易。敦煌学研究之艰辛，可想而知。

在敦煌文献中，道教文献的数量仅次于佛教文献，所以敦煌道教的研究是敦煌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博士后阶段，刘永明以敦煌道教这一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为主攻方向，一方面考察唐五代宋初敦煌道教的曲折发展，一方面深入探讨道教向民间宗教、社会生活、民俗文化以及佛教等方面的渗透，将道教的世俗化问题落到实处。在研究中，刘永明在学界关于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出了一批敦煌道教文献以及与道教密切相关的文献，为敦煌道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同时将道教放到了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研究。

敦煌道教文献由于出自佛教藏经洞等局限性，反映本地区道教历史的资料缺乏而且矛盾重重。但刘永明心甘情愿地去啃这块硬骨头，因为他认定，作研究就应该去选择有难度又有意义的课题。

正是这样，刘永明从敦煌的故纸堆中一点一点寻找道教存在的蛛丝马迹，再根据自己的考察、分析，判断出最终的结论。有一件事情刘永明记忆犹新，神泉观是敦煌史料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处道观名，但是文献记载的神泉观详细位置居然有三处：分别位于沙洲敦煌县城的不同方向，而且描述都十分详细。“神泉观到底在哪里？”对此，学界未作深究。但刘永明一定要找出一个答案来。通过一段时间埋头研究《道藏》，刘永明终于从行文格式中观察出道观地理位置描述有误差的原因：根据教义规定，道士描述自己身份的时候，姓名前的地名为该道士的籍贯，而道观名被夹在籍贯与姓名中间，意为强调，与道观实际地址无关。由此他不但解决了敦煌道观地址方面的一些问题，而且进一步认识到了道教的发展变化和道教教义方面的一些矛盾，对道教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实际上，每一次选择，刘永明都会给自己一个挑战，以挑战促动新的进步。他认为，人原本是有惰性的，应该想办法克服它。

2000年，刘永明到南京大学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继续自己原来的研究方向，而是选择了道教医学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道教医学需要将“道教”和“中医学”跨学科交汇到一起，研究难度很大。刘永明这样解释他的选择，“如果我继续敦煌道教研究，成绩得来更加容易，却失去了当初选择到南京大学读博士的初衷。我的意图就是要在新的环境中需求新的收获。所以，我强迫自己在博士期间进行全新的研究，我没有太多的功利心，只希望自己的视野更加开阔。”2003年，刘永明最终以《道教炼养学的医学理论创造――脑学说和身神系统》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事后，刘永明回想起来认为，如果没有当时的机会和勇气，这篇论文就不可能产生。

《道教炼养学的医学理论创造――脑学说与身神系统》的出笼，不仅让刘永明顺利获得博士学位，而且拓展了他日后的研究方向。道教医学的研究还让刘永明体会到：“中国人应该懂些中医知识。”医学书看多了，刘永明已粗通医理。现在他能从大夫开出来的方子里判断出治疗思路，家人有个头疼脑热，他也能自己开出方子，他笑称父亲吃他的方子最灵了。

刘永明现在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教授，他常教导学生，做学问必须不怕艰深，学术研究课题应该选择难度大的做；只有深入其中，才能发现被忽视的内容，做出新意来，“只要下功夫做事，时间长了一定会有收获。”

“学问需板凳甘坐十年冷，敦煌学研究面对如此繁复的历史资料，更要格外吃苦。”刘永明说敦煌学研究其实比人们想象中的还要枯燥、艰苦。记不清多少个夜晚孤灯相伴；记不得多少个假日于敦煌遗书、敦煌道藏对面而坐；记不清多少次苦心拼凑残片，使研究得以继续；在敦煌的实地考察，也远非旅游观光那般悠闲自得，“但是，作为敦煌学研究者，就是穷尽

毕生精力，也要还敦煌文化以真实面貌，这是敦煌研究者的责任和义务。”十几年的研究生涯，刘永明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在敦煌道教这个较为冷僻的领域里艰难跋涉，又乐在其中。他说，做学问最痛苦是在钻进去的阶段，过了那个阶段会眼前一亮。好比陶渊明《桃花源记》里所说：“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为敦煌的明天而坚守

“敦煌学者，今日国际学术之新潮流也。”学者陈寅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敦煌学的评价，时至今日也不为过。“敦煌所藏的资料多是唐五代以前的书卷，内容丰富，而且作者多为普通人。阅读这些书卷，就像直接倾听古人的声音。这是经过文人雅士加工过的传世文献中所没有的。这也是敦煌文献的独特价值所在。”

从道士王圆打开敦煌以来，到现在已是百年之久，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内忧外患不绝，竟然连自己的珍贵文化遗产无力保护。所以，才有当时陈寅恪先生的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时至20世纪80年代，还出现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虽然这段话的真实性已遭质疑，但刘永明坦言这还是给中国研究者很大压力，“很多外国人已经把敦煌的珍贵作品原件掠走，今天我们自己要研究只能屈辱地买微缩胶卷，那么，现在掌握在我们手中的真迹，就不能再从我们这一代手中滑落。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必须保卫它。”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敦煌学越来越受到国家和学者的重视，经过20年的研究，中国的敦煌学在世界上已经不再落后，并日益走向领先地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之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研究基地，唯一的敦煌学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便是这一学术发展的标志。

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全书以此为线索，遴选出三位年龄相当、履历相近、乐风相映，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国际音乐舞台上各执牛耳、独具，但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独具特色的汉文化，尤其是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作曲家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跨时空、多维度的文化比较和深层的音乐创作思想研究。这三位作曲家分别是创造了“主要音技法”的德籍韩裔作曲家尹伊桑（Isang Yun，1917―1995）、自称为“蓝领”的旅欧日裔作曲家武满彻（Toru Takemitsu，1930―1996）和“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Chou Wen-chung，1923―）。这部中央音乐学院博士论文系列作曲理论编的首部作品已于2013年10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该书作者宝玉是一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博士，师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亚洲爱乐国际乐团驻团作曲。

从结构上看，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对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渊源及文化互动进行鸟瞰；分析比较三位作曲家的文化观念和艺术理念；对三位作曲家因各自不同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产生的不同的音响观念进行综合阐释。最后，作者就具体作品分析过程中，在其作品中所能反映出的文化气息与创作手段的内在联系作进一步的理论及理念的总结概述，进而得出结论及其展望。

笔者认为，该书的“创新”与“独特”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创新之处――

“311定理”在音乐分析当中的创造性运用

作者根据俄国画家康定斯基的抽象派绘画理论――点・线・面――而提出的“311定理”（其公式为：3+1=1）进行“三点一线一面”的分析。即：个人、祖国、西方（三点）；音响观（一线）；作品风格（一面）。此举不同于一些常见的音乐作品分析理论范式（如“结构――功能理论”、“接受美学”、申克分析法等），“311定理”是作曲家产生作品的客观存在和人文背景，它不是一种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方法。于润洋先生曾提倡音乐理论研究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他说：“坚实的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历史知识是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两块基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会对现实有一个真正清醒的认识和评价。”①而“311定理”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从作曲家相关的历史、文化、社会事实出发，勾勒出三位作曲家各自别具一格的肖像。然后，作者再具体到某一部作品，进行譬如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音响形态分析等技术层面上的分析，并重点论述了对作曲家“独门绝技”，比如对尹伊桑的“主要音”及“主要音响”的观察，还有对武满彻“音色音乐”与“点描配器”的整体观察。

独特的视角之一――

对文化与艺术关系的高度重视

1969年，英国著名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1928―1990）在其长文《人类经验中的音乐价值》中，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音乐评价思路。他认为，音乐的价值必须在其所存在的语境（context）中考察：“音乐应该作为社会或个体的产品来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可谓挖到了作曲家的根，因为它把作品分析放到与作曲家本身不可割裂的文化大背景当中。作者对中日韩历史文化溯本探源，以期对当下音乐创作领域内颇为复杂的民族性与西方现代性的主客体关系的再认识，以及对如何以西方现代作曲技术反映本区域或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精神，进而通过研究东亚三位作曲家的人文背景和音乐历程以及独有的美学构架，从而梳理出具有现实意义与应用意义的理论手段。

当我们面对一棵大树的时候，通常只留意上面的枝叶，而很少看到树之“根”，以及它所在环境中的土壤、周遭的空气，所以就不可能理解这棵“树”（作曲家）为什么长出来的是这样的“枝叶”（作品），而不是别的样子。比如，为什么尹伊桑的作品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那是因为他的作品一定是他从本民族文化中悟化的东西。该书认为我们在评价一个作曲家的作品时，不仅是要看其表象，还要追其本质，还要回头去追溯这个作曲家为什么是这样；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然”就是要回到他所身处的文化、他的生平、世界观，所有这些都可能决定“作品”这个结果。

另外，本书从实用性的角度去看待作曲技术，具有正本清源的价值，而不是按常规的做法，单纯地将其归纳成某一种技术公式。从技术本身来讲，理论家习惯把它归纳成一种公式，这样也许便于教学与传播，但试问这些大师中有多少是带着这样一种公式去创作的呢？也许他们只有一种开放的精神和躁动的心灵，从而导致他们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这种冲动促使他找到一种表现方式，而这种方式与其他公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武满彻的技术分析就很难归纳，什么“十二音”、“音集集合”都不是，就像画家对于油彩的驾驭都是由形象思维决定的，而不是说遵从了某种模式；又比如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第一组曲中的《晨曲》与北欧的冷空气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对艺术家的具体探讨一定要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剥离了文化，便成了无源之水。

独特的视角之二――

这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

与一些非作曲专业人士的“隔靴搔痒”的作品分析而言，本书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显然这样更地道。要知道，日前在个别地方综合类院校作品分析领域里存在一种“一犬吠影，众犬吠声”的现象，其后果就是使作品分析脱离了音乐本质，成为一种“玄学”，甚至一部“科幻剧”。因为缺乏专业的工具，分析的层面只能停留在华丽辞藻的堆砌上，始终不能深入挖掘，读者自然看不出其中的门道。没有与之匹配的钥匙怎么打得开这把锁呢？作曲是一门学问，不懂技术如同没有钥匙，所以打不开“这把锁”。我们不能把毕加索的“胡来”不能等同于一个普通人的涂鸦。

音乐评价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认知能力、经验知识和评价标准的制约。②作曲家本身积累的丰富的听觉经验、良好的作曲技术，以及个人的音乐、非音乐知识为其在做音乐评价与分析的时候，提供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作者在书中对三位作曲家音乐风格做出了精准的概括：玉树临风――踔厉乱画――好好做自己，精炼地点出了他们的“形神”所在。

关于“玉树临风”的尹伊桑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③、《浸染则会东方文化观念中的“主要音技法”――简评尹伊桑的创作》、《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④等十几篇，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以“主要音”作曲体系为研究对象。

与其他两位相比，国内对武满彻的研究相对活跃一些，相关论文四十篇左右，文章主要集中在对作曲家早、中、晚期音乐创作的研究⑤，还有一些对其生平和传统文化元素对其作品影响的研究⑥；对某一部具体作品的研究⑦，以及对武满彻和声技法的研究⑧，对电影配乐的研究⑨等方面。

作为20世纪美籍法人作曲大师埃德加德・瓦雷兹的挚友，在其逝世后成为他音乐财产的管理人和权威解释者，美籍华人周文中为中国青年作曲家提供在美国事业发展的空间，并为中美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⑩关于“好好做自己”的周文中的研究论文也有十几篇，对作曲家音乐风格和作品的剖析的论文主要有：《周文中：其人其乐》{11}；《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12}；《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13}等。而近年来把东亚三国作曲家放在一起研究的，只有青年韩裔学者刘贞银（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方向的博士）{14}。

作曲家宝玉正是基于对上述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分别选取了尹伊桑的《穆瓦克舞蹈幻想曲》、武满彻的《幻影》和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三部作品，进行了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和音响形态分析。这三部作品都是以西洋管弦乐为音响载体，虽然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乐队规模略有变化而且稍小一些，但三位作曲家都是以西洋管弦乐编制为主体来幻化东方之声。这是作者选取分析对象的共性。

独特的视角之三――

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独到见解

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欧洲民族乐派是欧洲音乐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为音乐的浪漫主义运动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气。20世纪初，西方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曾对亚洲的传统音乐发生强烈影响。东亚三国迅速接受了西方音乐，但西方元素和传统元素基本处于并置状态，作曲家孜孜不倦地寻求着民族文化身份。20世纪下半叶，西方现代音乐技法和观念的传入使亚洲作曲家找到了新的资源，在探索本民族现代新音乐的征程中更进了一步。可见，东西方音乐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带来的是各国文化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诉求。

人们通常认为：只有抵抗西方现代性才有自身民族性，一旦全盘接受现代性的话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性了，宝玉并不认同这个观念，而是通过对三位作曲家的作品研究与分析，并结合文史资料的阅读，从而找到与西方现代性相承因的东亚现代性，以及东亚现代性与东亚古代文明融合的历史渊源关系，进而提出并证实：现代文明是一个经起源、融合、发展，变异为相互关联的一个综合系统。并在结论中胆识、有主见地提出：

“问题的关键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和胆识直面处于‘主场’的西方，而不是‘避实就虚’地绕过西方；有无自信通过西方音乐技术理论进入本民族传统进行国际化的文化梳理及艺术改造。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穿过西方现代性一步步回到自己的传统，而后再将经过整合后的、具有‘普世’价值的音乐作品带向西方以至于世界音乐舞台。”

结 语

音乐分析的途径是多样的，该书既有对作品的形态分析，如对音高、节奏、曲式、配器技法的分析，也结合了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法。无论何种分析，其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即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音乐，并发现其隐含的价值。最后，笔者想借用标题“岁月的凝聚 时空的润融”来结束本文：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作曲家对岁月沉淀之物的凝聚与表达，同时经过了时间、空间的润色、交融。读完此书，也许我们能更理解书中“所谓作曲家的音响观是因其自身所具有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形成的”这句话了，而作者提及的东亚裔作曲家对东西方文化采取的“解构”态度值得世人参考借鉴，令人不禁顿悟：原来我们怀揣的“东方艺术及艺术精神”是如此值得珍惜的瑰宝！

①于润洋《肖邦音乐的民族内容――纪念波兰杰出音乐家肖邦诞生一百七十周年》，《音乐研究》1980年第1期。

②柯杨《有限的相对主义――论音乐的价值、质量及其评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博士论文。

③傅文《“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上海音乐学院2012年5月，硕士论文。

④罗新民《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32―43页。

⑤相关论文主要有[日]渡边未帆《1950年代的武满彻――从五声音阶到意识流》，周耘译？熏2007年第2期；许志斌《论武满彻中期创作》，《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09年第1期，第81―87页等。

⑥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节奏及实践过程特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0年第1期，第113―120页；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音响的“空间构型”及其“时间塑形”功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1年第2期，第83―95页；郭元、郭艺《“树的镜、草原的镜”映射下的日本当代音乐》，《音乐创作》2013年第3期，第146―148页等。

⑦相关论文主要有童昕《〈多利亚地坪线〉的音乐结构――兼论音色在现代音乐中的表现和结构力作用》， 第15―21页；马莉《试论长笛作品〈voice〉的现代演奏技法》，2008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杨一博《东西交融的梦――武满彻作品“吾听水梦”的创作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4月等。

⑧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II〉中的音集技法及音高组织特征》，《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第91―95页；王馨密《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的技法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5月；魏扬《武满彻〈诗篇幻想曲〉和声排列的三维构架》，《音乐研究》2012年第2期，第99―109页；陈默默《谈武满彻作品〈雨树素描〉的和声技法及和声语言特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123―125页等。

⑨刘嫣《武满彻电影配乐的理论研究――以电影〈怪谈〉和〈乱〉为例》，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硕士论文，2010年6月等。

{10}孙铿亮《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音乐美学》第59―62页。同类论文还有陈钢的《早春二月柳色新――记周文中教授与美中文化交流》。

{11}尼古拉・斯洛尼姆斯基《周文中：其人其乐》，朱建翻译，《艺苑》音乐版1996年第2期，第54页―59页。

{12}侯太勇《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乐府新声》2012年第1期，第84―89页。

{13}邹昊《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音乐创作》2013年第2期，第109―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