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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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的方法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 目前我国的婚姻立法越来越多地将婚姻中的房屋界定为夫妻一方所有，其忽略了对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保护。鉴于婚姻住宅对婚姻当事人的重要意义，从呵护婚姻、稳定家庭的立法目的出发，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对婚姻住宅及其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明确的法律保护，即赋予婚姻住宅非产权方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居住权、处分婚姻住宅的同意权。在离婚时，法院应当根据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的贡献，确定其对婚姻住宅经济价值的份额，在非产权方配偶无住房且比产权方更需要住房或者需要抚养子女时，将婚姻住宅判决由非产权方配偶使用。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中国社会，由于房产的价值问题日益凸显，其往往成为夫妻离婚时的争议焦点。为统一司法标准，最高人民法院于近期颁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其中明确以下两种情形中房屋产权属于夫妻一方所有：(1)婚后一方父母出资购买，产权登记在出资方子女名下的；(2)夫妻一方婚前订立合同购买并支付首付款和办理银行贷款，婚后夫妻双方共同还贷，离婚时对房屋产权归属不能达成协议的，法院可判决该房产归产权登记一方。此外，夫妻双方婚后用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的，离婚时也不被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虽然此处的房屋并非属于夫妻一方所有，但由于另一方同样没有所有权，故本文在此一并讨论）。wWw.133229.cOM这些规定使得我国婚姻法前所未有地突出了夫妻个人房屋所有权的地位，其对“同居共财”的传统婚姻观念造成了猛烈的冲击，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1]
虽然《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的涉房条款规定有可商榷之处，但是只要有个人利益和房屋确权规则的存在，就总会有房屋属于夫妻一方所有的情形出现。夫妻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决定了婚姻法不可能将所有与婚姻有关的房屋都界定为夫妻共有。结合《婚姻法》及其前两部司法解释的涉房条款规定即会发现，虽然当前我国的夫妻法定财产制实行的是共同财产制，但房屋被界定为夫妻一人所有的情形却是越来越多了。[2]由于这种情况的不可避免，由此产生的如下问题即应引起人们的关注：如夫妻一方将其享有产权的房屋作为婚姻住宅（即家庭住所）而由夫妻双方共同居住时，非产权方配偶对该住房是否享有权利或者享有何种权利？享有产权的一方配偶能否像对待一般所有物那样对婚姻住宅仅依自己一方的意思进行出售或抵押等处置？其是否可以将配偶赶出住房不允许其居住？事实上，这已经成为很多家庭所担忧的问题。 网络上出现的诸如“一夜之间，丈夫变房东，妻子变房客”、“无产权者离婚将会被扫地出门”等言论就充分反映了人们的困惑和焦虑。实践中出现的妻子因对住房无所有权而被赶出家门的事件[3]使得这种担忧不幸成为了现实。为了消除疑虑，一些地方出现了非产权方配偶要求在婚房产权证上加名的所谓“房产加名潮”。[4]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制定目的原本是想让家庭财产产权更加明晰化，结果却使得和谐的家庭关系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究其原因，欠缺对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保护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5]这与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对夫妻共同居住的婚姻住宅予以特别保护，尤其对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特别规定的立法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本文试图在考察两大法系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对婚姻住宅上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法律保护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以期能够更好地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利益，纠正现行立法在适用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并促进我国婚姻法的完善。
二、婚姻住宅的法律界定及非产权方配偶利益保护的必要性
所谓婚姻住宅，在大陆法系也称为家庭住宅或婚姻住所，在英美法系则称为matrimonial home或family home，其中后者对其含义规定得更为明确。如苏格兰2006年《家庭法》第22条规定，婚姻住宅是指由配偶一方或双方提供的用来供家庭居住，或者已经成为家庭居所的房屋、房车、居住船或其他建筑。加拿大安大略省1990年的《家庭法》第18条规定，个人对其享有一定的利益，并通常被配偶双方作为家庭居所以共同居住的财产就是婚姻住宅。虽然上述表述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都表达出这样一个意思，即所谓婚姻住宅，就是作为唯一的或主要的家庭住所而由夫妻双方共同居住的不动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概念强调的是住宅的用途（即家庭住所）和其使用人（即配偶双方），至于该住宅的所有权人是谁则无关紧要。就此而言，婚姻住宅可以是夫妻一方所有，也可以是双方共有，还可以是一方或双方租赁的房屋等。虽然我国婚姻法上没有确立婚姻住宅或家庭住宅这一概念，但它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在现实中确实存在，其含义与国外的相关立法规定亦无本质的区别。就此而言，上述对婚姻住宅的理解也同样可以适用于我国。
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对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保护，主要基于如下理由。
其一，婚姻住宅之于婚姻家庭的特殊意义决定了法律应当对其“另眼相看”。在现实生活中，婚姻住宅是夫妻双方以及子女生活的基本场所，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也是实现养老育幼职能的基本场所，同时还承载着人们对婚姻家庭的情感寄托。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其并非仅仅具有财产意义上的价值，而是与人的生存、安全密切相关，与其他财产相比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6]就此而言，法律有必要对婚姻住宅予以特殊的规定。
其二，从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情况来看，由于很多家庭只拥有一套房子，在该房屋为夫妻双方共有时，任何一方都会基于所有权而享受应有的利益，包括对房屋的居住使用权、对房屋处置的决定权，以及在离婚时的分割请求权等。但在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的情形下，如果只重视房屋产权人一方的权利和自由，而忽略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话，则在前者擅自将婚姻住宅出售、抵押、租赁等时，或者在因感情破裂而以另一方配偶无所有权为由将其赶出家门时，作为非产权人的配偶往往会立即陷入无房居住的困境。由于受传统婚姻观念的影响，在我国特别是在农村，多数家庭都是由男方提供婚姻住宅，这使得可能陷入上述困境的多数是女性。现行法律制度的设计，不可避免地使其在执行过程中陷入困境。[7]其结果是削弱了婚姻家庭本身具备的对家庭弱者特别是女性的保障功能，从而导致我国《婚姻法》一贯坚持和倡导的“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原则无法得以真正落实。
其三，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基于维系夫妻感情和家庭的考虑，产权方配偶一般也都会允许另一方在其中居住，但如果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的权利仅仅建立在另一方许可的基础上，则不仅使得其利益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且也有可能导致其为了有一个安身之所而忍受来自另一方的不当行为甚至是家庭暴力。就此而言，法律有必要对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明确的规定。
虽然对婚姻住宅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保护势必会对产权方配偶的财产权利和自由构成限制，但任何权利和自由的行使都不是绝对的，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婚姻中的个人财产权利也同样如此。而从婚姻法的价值取向来看，个人自由在婚姻家庭领域不是也不应当是最重要的价值。虽然婚姻可以认定为是一种民事契约关系，但婚姻的伦理性决定了这种契约关系的突出特点是长期性、非计算性、全面合作、互相信赖和难以转让，美国学者麦克尼尔将这种契约称为“关系契约”。[8]这意味着理想的婚姻关系应当是一个长期合作、利他互惠的关系，这与以利己主义为基础的市场交易契约有着本质的不同。[9]婚姻的上述特质决定了婚姻法应当更多地鼓励夫妻间的合作互惠，并通过合理分配婚姻家庭利益来实现个人自由与正义的平衡，而不应当片面强调个人财产权利，更不应当在家庭领域推行所谓的私有财产神圣理念。尽管近些年来，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不断地受到市场经济的经济理性与成本理性观念的冲击，再加上个人自由与契约婚姻观念的嫁接，一些人的家庭生活观念日益功利化，家庭成员中“自我中心式个人主义”甚至“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的观念更是不断滋生。但是，法律应当体现主流的价值观即以促成美好婚姻、充分呵护家庭为己任的价值观，而不能以片面强调个人自由的价值观为主要价值取向。就此而言，对婚姻住宅产权方配偶的权利予以适度限制，注重发挥婚姻法稳定婚姻家庭关系的功能并更好地保护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
三、婚姻住宅上非产权方配偶利益保护的比较法考察
正是由于婚姻住宅对于婚姻家庭的特殊意义，两大法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对婚姻住宅予以了特别的保护，尤其是对婚姻住宅上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而各国对此种情形下配偶利益的保护也是相当宽泛的，不仅包括婚姻住宅属于夫妻一方所有的情形，同时也包括婚姻住宅系由夫妻一方承租的情形等。鉴于本文的主旨，以下只对前者的法律规定作一介绍和分析。
英美法系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婚姻家庭法都通过“婚姻住宅权”这一专门的制度对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特别的保护。如英国1967年的《婚姻住宅法案》、1996年的《家庭法案》，苏格兰2006年的《家庭法案》，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家庭法案》（2009年修正），爱尔兰1993年的《婚姻住宅法案》等均对这一制度予以了明确的规定。归纳起来，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的居住权。如根据英国1996年的《家庭法案》第30条的规定，在一方配偶基于使用权、所有权、契约或法令的继续占有授权而享有居住权利的住宅中，另一方配偶虽无上述权利或授权，但如果其正占有住宅，则享有未获法院指令不被其配偶逐出住宅或部分住宅的权利。如果其未占有住宅，则享有经法院许可进入并占有该住宅的权利。鉴于婚姻住宅权是一项确定的法律权利，为了便于认定，有的立法规定了婚姻住宅的确定制度。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家庭法案》第20(3)条规定，婚姻住宅应当在相应的地政机关予以登记。
二是非产权方配偶对他方处分婚姻住宅的同意权。如加拿大安大略省《家庭法案》第21(2)条规定，享有所有权的配偶只有经过另一方配偶的同意才能处分婚姻住宅，包括转让、抵押等。如果未经同意则交易行为无效，除非第三人能够证明其在交易时对婚姻住宅并不知情。在英国，根据1996年《家庭法案》第31条的规定，婚姻住宅权利在地政局进行同意公告的登记后，就可以对抗第三人，包括房屋的购买人和抵押权人等。
三是离婚时婚姻住宅的分割与分配。在英美法系，夫妻离婚时，婚姻住宅的分割与分配并不完全取决于何方拥有所有权。例如，在英国，所有权被区分为法律上的所有权（legal title）与衡平法上的所有权(equitable title)。在一方对婚姻住宅拥有法律上的所有权时，法院会基于另一方对婚姻住宅的贡献而认可其享有衡平法上的利益。而一旦确定非产权方配偶享有受益权，法官对于该利益的大小就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甚至可以改变所有权的主体。[10]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其家庭法则规定无论婚姻住宅属于谁所有，对于房屋的价值，配偶均享有平等的份额。即虽然房屋的所有权最终归属于一方配偶，但另一方仍可以得到房屋一半的价值。[11]而在决定婚姻住宅由哪一方予以居住或使用时，英美法系的法院更多地考虑双方的实际需要，一般而言，处于经济弱势者（一般是女性）特别是需要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通常具有优先权。[12]
与英美法系不同的是，大陆法系并不存在所谓“婚姻住宅权”这样的概念，在法律上也并无关于婚姻住宅权的体系化的规定。但是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亲属法对于婚姻住宅以及非产权方配偶的权利也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一是关于婚姻住所的确定及非产权方配偶的居住权。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15条第2款规定，家庭住所应为夫妻一致同意选定的场所。该条并未对家庭住宅的所有权问题予以专门的规定，据此推断，无论家庭住宅的所有权属于何方配偶，他方都有居住的权利。《瑞士民法典》第162条、《澳门民法典》第1534条等也作了相似的规定。
二是关于非产权方配偶对他方处置婚姻住宅的同意权。如《法国民法典》第215条第3款规定，夫妻各方未经他方同意，不得擅自处分家庭住宅据以得到保障的权利，也不得处分住宅内配备的家具。《瑞士民法典》第169条、《澳门民法典》第1548条第2款以及第1549条也作了与上述内容相似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需要经过配偶同意的行为不仅包括转让、抵押，也包括出租、出借以及在婚姻住宅上设定其他物上或债上负担的行为。与上述国家不同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法典并没有对上述同意权予以专门的规定，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是通过对配偶权利的一般限制性规定予以保护的。[13]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365条规定，婚姻一方只有在征得婚姻另一方同意后方得承担处分其全部财产的义务，婚姻一方如果未经婚姻另一方同意而承担此种义务，则必须征得婚姻另一方同意方得履行此义务。而在司法实践中，配偶一方的处分行为涉及不动产交易的，只要配偶一方除了该不动产之外仅剩动产，或该不动产占其全部财产价值的十分之七以上的，就可以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365条的规定。[14]这使得非产权方配偶对于婚姻住宅的权利得以保护。至于这种权利能否对抗第三人，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均未作明确规定。但在法国，学者一般认为原则上第三人在未经配偶一方同意处理婚姻住宅的案件中并不受保护。[15]在德国，学者一般认为，《德国民法典》第1365条规定的是“绝对的出让禁止”，因此不适用善意取得或者根据公信力的取得。[16]但为防止配偶对同意保留的滥用，《德国民法典》赋予了家庭法院在特定情形下替代另一方配偶同意的权限。[17]
三是关于离婚时婚姻住宅的分配。与英美法系相同的是，在大陆法系，婚姻住宅也可以由法院判决分配给非产权方配偶居住使用。如《法国民法典》第285条规定，在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时，在特定条件下（如另一方需要抚养子女等），法官可以判决将其租让给另一方配偶。《德国民法典》第1586a条第1款规定，考虑到在家庭生活中的子女的利益及配偶一方的生活状况，或者基于公平的考虑，法院会将婚姻住宅分配给更需要婚姻住宅的一方使用，配偶一方可以在离婚后要求另一方离开婚姻住宅，并要求作为所有权人的原配偶按照本地区的通常条件缔结租赁合同。此外，由于德国实行的法定财产制是剩余财产共同制，因此即使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在离婚时另一方也可就房屋的增值利益分得一定的份额。
通过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有关婚姻住宅及其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相关法律规定的介绍，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将婚姻住宅从其他夫妻共有财产或夫妻个人财产中分离出来而加以特别的规定。二是在婚姻住宅的所有权属于一人所有时，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均对非产权方配偶的居住权予以了规定，同时对所有权人对该住宅的处置自由予以了限制。三是在离婚的时候，即使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法院考虑经济弱者（主要是女性）以及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也会将该住宅的居住权分配给非产权方配偶，并会给予后者相应的财产份额。相比而言，英美法系赋予了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主要目的是实现一个更为公平的结果。四是各国及地区立法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法模式，有的国家和地区对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了直接的保护，如英美法系国家和法国、瑞士、澳门等；有的国家则予以了间接保护，如德国、意大利等。而就直接保护而言，英美法系国家系通过专门的“婚姻住宅权”制度提供体系化的保护，而大陆法系国家则是通过具体的条文提供保护；二是对婚姻住宅上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有的国家对善意第三人予以了相对的保护，如英国规定登记的婚姻住宅权即可以对抗第三人；而有的国家则更倾向于保护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如法国、德国在实践中一般认为对婚姻住宅的处分不适用登记的公信力制度。
两大法系国家和地区对婚姻住宅及其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婚姻法之稳定婚姻家庭、保护家庭经济弱者以及子女利益的价值取向，值得我国借鉴。
四、我国婚姻住宅上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法律保护
如前所述，随着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颁布，作为家庭物质基础和生活场所的婚姻住宅被越来越多地界定为夫妻个人所有，而与此相关的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其过分注重对夫妻个人财产权利和自由的保护，而忽略了对婚姻家庭作为伦理共同体的特殊因素的考量，由此导致的弊端应当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笔者认为，我国婚姻法有必要借鉴英国、法国等国家的规定，对于婚姻住宅及其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明确的规定，以纠正机械适用现行立法有可能导致的偏误。
（一）关于婚姻住宅的确定
鉴于婚姻住宅对于婚姻当事人的重要意义，我国的婚姻法应当将其区别于其他婚姻财产予以特别对待，并借鉴其他国家的规定，在婚姻法中对婚姻住所的确定予以明确的规定，即规定婚姻当事人可以协商确定婚姻住所。而为了便于婚姻住宅的确定，可以借鉴加拿大的规定建立婚姻住宅的登记制度，即将婚姻住宅的情况登记在相应的不动产登记簿中。在目前情形下，法院可以根据婚姻当事人共同居住的事实确定婚姻住宅。
（二）婚姻住宅上非产权方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利益
在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时，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非产权方配偶应当享有如下权利。
1．居住权。即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享有居住的权利。具体而言，在其已经在婚姻住宅内居住时，产权方无权将其赶出住宅。在其尚未人住时，则有权请求居住，法院对此应当予以支持。应当指出的是，配偶之所以能够享有此项权利，是由婚姻本身所具有的伦理特性所决定的。因此，此项权利系非产权方配偶基于配偶的身份当然取得，不需要经过法院的认定，更不需要经过另一方的许可。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目前我国婚姻法对此尚未予以明确的规定，但基于以下理由上述权利同样应当得到认可：其一，婚姻住宅是夫妻二人共同确定的，因此无论房屋系何人所有，在合意中都有允许另一方配偶居住的意思；其二，我国《婚姻法》第20条第1款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而所谓扶养，在解释上不仅包括支付扶养费，也应当包括在配偶一方有能力时，须为对方提供相应的居住条件。
至于该权利的性质，虽然从内容上看其系对物行使的占有、使用的权利，颇类似于物权，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未对其物权性质予以明确的规定，基于物权法定原则，此项权利目前尚不能认定为物权，将其界定为配偶之间的兼具身份权与请求权性质的一种权利更为合适（但从保护家庭弱者的角度出发，今后有必要将该权利纳入物权的范畴）。[18]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此项权利目前不能被界定为物权，非产权方配偶仍然可以基于“占有”的事实而获得《物权法》上占有制度的保护。即在该房屋被侵占或遭受妨害时，其有权请求返还原物、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2．同意权。即房屋所有权人在处置婚姻住宅时，应当征得非产权方配偶的同意。此项权利主要是为了保护非产权方配偶的居住权而设，其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需要经过同意的行为。赋予非产权方配偶同意权的目的主要在于使其居住的权利不受妨碍，因此，需要同意的行为不宜界定过窄。应当既包括转让、赠与等使所有权发生移转的行为，也包括在其上设定抵押等物上负担的行为，还包括出租、出借等债权行为。
第二，同意的形式与作出方式。同意应当采用明示的方式但不必一定是书面形式。同意的意思表示既可以向配偶方作出，也可以向参与交易的第三人作出。
第三，未经同意的法律行为的后果。如果婚姻住宅的产权方未经另一方配偶的同意而擅自处置了婚姻住宅，则非产权方配偶有权向法院主张该行为无效。但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此项请求权应当有时间的限制。《法国民法典》第215条第3款将此时间界定为配偶知道此处置行为后的一年内或离婚后的一年内。此项规定值得我国借鉴。
第四，非产权方配偶利益与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冲突及解决。上述制度设计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配偶利益与第三人利益的冲突。即当与产权方配偶进行交易的第三人不了解前者的家庭情况或不知道交易未经另一方配偶同意时，该第三人能否受到保护？现行立法虽然未对此予以明确规定，但从立法价值取向上的确体现出保护善意第三人即保护交易安全的倾向。例如，《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1条对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有房屋时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予以了明确的肯定。[19]以此推论，在夫妻一方处分属于个人的婚姻住宅时，当然更没有理由不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但笔者对此持反对意见，因为民法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制度主要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而设计，而婚姻住宅的存在与否涉及到家庭安全，家庭安全也是一种需要法律保护的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比交易安全更为重要。诚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不动产上的利用利益，可分为资本的利用利益和生存的利用利益。资本利益所依据的是市场原理，生存利益利用的是生活原理，如果将生存利益按照资本逻辑的竞争规则处理，势必将造成社会弱者的生活处于困境。在资本的利用利益与生存的利用利益发生冲突时，法律应当优先保护生存利益。[20]因此，我国应当借鉴法国、德国的规定，优先保护另一方配偶的利益。上述理由和结论在婚姻住宅属于夫妻双方共有时也同样适用。
第五，配偶同意权的限制。为防止非产权方配偶滥用同意权，损害产权方以及第三人的利益，法律应当规定在特定情形下，针对婚姻住宅的交易被认为是有效的。这主要是指产权方与第三方的交易并不损害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而后者无充足理由拒绝的情形。例如，夫妻一方或双方尚拥有其他的房屋可以居住；因夫妻一方或双方无力承担婚姻住宅之上的债务（如银行贷款），需要出售房屋以偿还债务，且已另行安排了其他婚姻住宅等。
（三）关于离婚时一方享有产权的婚姻住宅的分割与分配
在婚姻住宅的分割上，我国《婚姻法》第39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据此，离婚时予以分割的只是夫妻的共有财产，个人财产并不参与分割。这意味着在夫妻离婚时，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配偶不仅不能对另一方所有的住房主张所有权，也不能请求对该住宅的经济价值予以分割。此外，依《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5条的规定，该配偶还不能对该住宅的增值部分请求分割。[21]根据该司法解释，非产权方配偶可以请求另一方予以经济补偿仅发生在以下两种情形中：一是婚前按揭购买的房屋被确定为登记名义人所有时，非产权方配偶可以就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要求另一方补偿；二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且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被确定为登记名义人所有时，可以请求对方偿还自己的出资。
笔者认为上述规定值得商榷。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即是完全沿袭了大陆法系“以归属界定利益”的绝对所有权观念，而忽视了这一理论在婚姻法领域适用的局限性。在大陆法系国家，所有权被明确表述为一种对物的完全支配权，其重要价值在于确定物本身的归属，并通过界定物的归属来界定利益的归属。但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虽然这种绝对所有权观念对于定分止争、分析既有的财产关系有着积极的作用，却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例如，在公司法人股产权、信托财产权等问题上，传统的所有权观念就会捉襟见肘，进而发生“所有权失灵”现象。[22]究其原因，乃在于传统所有权观念的适用有其特殊的语境，失去了这一语境，这一理论就很难发挥作用。[23]而在笔者看来，婚姻领域恰是该理论适用的例外之一。首先，传统所有权观念的目的在于解决物的归属，而婚姻强大的伦理性和公益性决定了夫妻财产制度的目的主要在于实现家庭的扶养功能，而并非仅仅在于确定物的归属；其次，传统所有权观念的语境在于个人主义，而如前所述，婚姻法的目的则在于促进夫妻间的互惠、合作，稳定家庭关系；再次，传统所有权观念是建构在个人完全占有物的基础上的，而对于婚姻住宅而言，其由夫妻长期稳定地共同使用，房屋经济利益的保值增值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夫妻双方的投入和贡献。换言之，房屋经济利益的实现与增长并非依靠所有权人一人之力，而是双方通力合作的结果。就此而言，传统绝对所有权观念之下的“归属与利益一致”原则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婚姻家庭领域。而基于婚姻住宅的特殊性，也不必强求用所有权理论来规范和解释，直接根据事实并基于公平的观念进行分析或许更为恰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离婚时婚姻住宅的分割，应当区分所有权与其上的经济利益（即房屋的评估价值）。所有权可以依不动产登记制度和相关法律确定为夫妻一方所有，但其上的经济利益应当在二人之间公平分割。[24]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经济利益的贡献可以根据以下事实认定：参与房屋价金的支付、参与共同还贷、为婚姻住宅的保值增值作出实质性的贡献（例如，通过家务劳动、装修等提高了房屋的价值）等。值得说明的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把非产权方配偶的参与共同还贷以及共同出资仅仅界定为一种“借贷”行为，这种理解不仅没有尊重既成的婚姻生活规律，有违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且抹杀了婚姻作为伦理共同体的特性，否定了夫妻通力合作的价值，使得美好的婚姻沦落为冷冰冰的契约关系。相比之下，将非产权方配偶的贡献推定为其对房屋经济利益享有一定的份额更为公平和恰当。至于非产权方配偶对房屋经济价值所占份额的比例，法院应当根据双方结婚的时间长短、共同还贷在房屋价值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家庭劳动等无形贡献对房屋保值增值的影响等因素确定。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规定的由夫妻共同出资购买、只是因为政策的原因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的房屋，如果没有证据表明该出资系对名义产权人的赠与的话，则虽然房屋的法律物权人是名义登记人，但夫妻双方作为事实物权人原则上应当享有房屋的全部经济利益。因此在离婚时，非产权方配偶应当得到房屋价值的一半。[25]但从作为名义产权人的一方父母那里享受到的福利，则应当予以相应的补偿。
在婚姻住宅的分配上，离婚时婚姻住宅原则上应当由所有权人居住使用，但非产权方能否请求继续居住？这个问题在我国婚姻法中也有所规定。例如，《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而所谓以住房提供帮助，则既可以是所有权，也可以是居住权。在司法实践中，请求住房帮助的一般有三种形式，即住房所有权、暂住权和无期限的居住权。[26]该制度固然有利于解决无住房者的困难，但在笔者看来，其尚不能给那些家庭弱者以充分的保护。因为该制度设计的基础是“帮助”，而能否提供帮助，在多长时间内提供帮助，取决于帮助方是否有帮助的能力，这就使得无房者能否继续使用婚姻住房具有或然性，其利益不能得到确定的保护。学者所作的一项调查发现，尽管在离婚诉讼中无房居住是当事人的首要困难，但法院判决直接以房屋形式予以经济帮助者甚少。如在北京市法院裁决准予经济帮助的63起离婚案件中，以住房所有权的形式提供帮助的只有1例，占1.6％；提供两年的住房居住帮助的有3例，占4.8％；提供住房无限期居住帮助的有4例，占6.4％。此外，还有一例判决提供住房至其有房或者再婚时止。[27]这说明在实践中，现行立法并未能解决无房居住者的住房困难。因此，如何在平衡当事人利益的前提下保护家庭弱者的利益，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课题。对此，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规定，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将一方所有的婚姻住宅分配给另一方居住使用的条件，其一是另一方存在住房及经济上的困难，且比所有权人更需要使用住宅；其二是另一方存在住房困难，且需要抚养未成年子女。在符合其中一项条件的情形下，法院有权将婚姻住宅的全部或部分判决给非产权方前配偶使用。但为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此种判决需要注意以下问题：（1）非所有权人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法院无权将婚姻住宅直接确权给居住权人；（2）非所有权人的居住应当设定一定期限。需要抚养子女的，一般至子女成年或能够独立生活为止。不需要抚养子女的，应当至其有住房、再婚，或有购买、租赁房屋的能力时止，但一般不超过10年；(3)在居住权人能够承受的前提下，可以允许所有权人向居住人收取一定的租金。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所论者系针对婚姻住宅属于夫妻一方所有的情形，但在婚姻住宅系由夫妻一方承租的情形也同样适用。即非承租方对租赁的房屋同样具有居住权，承租方配偶在作出转租、解除租赁合同等行为时，也同样需要经过另一方配偶的同意。在离婚的时候，法官根据双方和子女的需要，可以在承租期内将租赁的房屋判决由非承租方的配偶使用，一经判决，非承租方配偶即取得承租人的地位。
五、结论
在家庭价值日益多元化的当下中国社会，婚姻法不仅是裁判的依据，同时也起着正确引导人们的婚姻观念及婚姻模式的作用。因此，无论个体对婚姻有着怎样的理解，婚姻法都应当坚持主流的价值取向。鉴于婚姻家庭是国家社会稳定的根本和基石，婚姻家庭的稳定就应当是婚姻法及其司法实践的首要任务。而目前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特别是有关婚姻房屋的制度设计却过分强调了个人的财产权利，忽略了对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保护以及夫妻之间应负的义务，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法律及司法实践应当充分注意到婚姻住宅之于婚姻家庭的特殊意义，尤其要对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的利益予以特别的关注和保护，并同时对产权方配偶的权利予以适度的限制。具体而言：一方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赋予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的居住权，以及对产权方处分婚姻住宅的同意权；另一方面，在离婚时，法院应当根据非产权方对婚姻住宅的贡献确定其对婚姻住宅经济价值的份额。在非产权方配偶无住房且比产权方更需要住房或者需要抚养子女时，法院应当将婚姻住宅判决由非产权方配偶使用。
注释:
[1]参见国博慧编辑：《婚姻新法之博弈》,http：//chinalawinfo-com/fzdt/subjectcontent.aspx? code=436,2011年9月12日
[2]根据《婚姻法》及其前两部司法解释的规定，下述房屋也被认定为夫妻一方所有：(1)夫妻一方婚前的房屋；(2)夫妻一方婚后通过受赠、继承中明确的意思表示得到的房屋；(3)结婚前一方父母出资为双方购置的房屋且没有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
[3]参见河北电视台2011年8月22日《午间视野》报道，http： //v. ifeng. com/news/society/201108/d0e934cc-dacd-4a31-9946 -f647a8b47685.shtml,2011年9月10日访问。
[4]参见《婚姻法新解释引发房产加名潮 谁动了谁的奶酪?》,http：//book.qq.com/a/20110822/000040-2.htm,2011年9月10日访问。
[5]在当今中国社会，伴随着市场化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渗透，家庭的观念与其根本价值逐渐被经济理性和消费文化所侵蚀，进而使得金钱与商业关系逐步融入夫妻家庭经济关系之中，夫妻之间的家庭经济关系已经渗入了理性化、商业化的意识。参见方乐：《法律实践如何面对“家庭”？》，《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4期；潘鸿雁：《国家与家庭的互构—河北翟城村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6]参见孙若军：《家庭共同生活居住所需房屋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研究》，《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4期。
[7]参见陈惠馨：《法律与生命—一个女性主义法学者的观点》，《法官协会杂志》2004年第6卷第2期。
[8]参见[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潘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2页。
[9]参见巫若枝：《三十年来中国婚姻法“回归民法”的反思—兼论保持与发展婚姻法独立部门法传统》，《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4期。
[10]see c. m. v. clarkson, study on matrimonial property regimes and the property of unmarried couple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l law, european commission/directorate general for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 jai/a3/2001/03,pp.7-8.
[11]see the ontario family law act, section 19.
[12]英国的法院经常通过居住令的形式对女方以及子女的居住利益予以保护。如法庭可以“米舍令”(mesher order)，根据该令状，女方与其未成年子女有权居住在原家庭住宅中直至子女们达到特定的年龄或完成全日制学业；法庭也可以“马顿令”(martin order)，该令状允许无房居住的一方当事人（通常是女方）在婚姻住宅里无期限居住，直至其死亡、再婚或者自愿放弃。see frances burton, family law, taylor＆ francis, 2007, pp. 253-255.
[13]see katharina boele-woelki, matrimonial property law from a comparative law perspective, amsterdam, 2000, p. 21.
[14]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德国家庭法》，王葆符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页。
[15]同前注[3]。
[16]同前注[14]。
[17]《德国民法典》第1365条第2款规定，如果配偶一方欲缔结或已经缔结的某法律行为符合通常的财产管理规则，而另一方无充足理由仍拒绝同意，或者因疾病或不在场而无法作同意的意思表示并且若迟延会有遭到损害的危险，家庭法院也可以代替另一方配偶作出同意。
[18]一些学者对我国物权法应当规定居住权制度有过较为深入的论述，参见周珂、梁文婷：《新时期居住权制度研究》，《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3期；曾大鹏：《居住权制度价值的理论争议及其评析》,http：// civillaw. com. cn/article/default. asp? id=34071,2011年9月15日访问。
[19]该条规定：“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0]参见段匡：《日本的民法解释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285页。相似的观点参见陈苇：《婚姻家庭住房权的优先保护》，《法学》2010年第12期。
[21]该条规定：“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22]法国学者勒内·达维德在其所著的《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一书中认为，在罗马法系各国中，所有权是指承认所有权人具有三种特权，即使用权、收益权与处分权，这种分析尽管是传统的做法，但却惊人地肤浅，信托财产迫使人们懂得这一点……当大家明白了对所有权内容分析的全部不足之处后就有条件懂得信托财产。参见黎晓平：《司法活动与法制发展》，《清华法治论衡》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23]近代大陆法系的“绝对所有权”概念的语境是“物的分裂”和“个人主义”，其无法适用于团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物的情形，以及无形物的拥有和流通的情形。参见梅夏英：《民法上“所有权”概念的两个隐喻及其解读—兼论当代财产权法律关系的构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24]事实上，我国婚姻法对该观点也是承认的。例如，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0条第2款的规定，在婚前按揭购买的房屋被确定为名义登记人所有时，非产权方配偶可以就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要求另一方补偿。其中“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指的应当就是房屋的相应增值部分，这实际上是认可了房屋所有权与其上经济利益是可以属于不同主体的。只不过该司法解释没有将此精神贯穿始终。
[25]关于法律物权与事实物权的区分与确定，参见孙宪忠、常鹏翱：《论法律物权与事实物权的区分》，《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
非遗保护的方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大学生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和智慧的结晶。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独特思维方式是捍卫国家文化和维护国民文化身份的基本依据。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发展我国先进文化，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大学生作为一国的高等人才，是社会文化传承的优秀群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应该在保护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界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为：“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展现、表达、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制品和文化空间；各社区、各群体为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为应对他们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也为他们自己提供了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由此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二是表演艺术；三是社会实践、仪式礼仪、节日庆典；四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是传统手工艺。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分析及保护原则
2.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
要做到正确认识并科学保护非遗，前提是必须了解其特征，一般认为有下述五大特征。
2.1.1无形性。
非遗是依赖于人的思维的存在，是无形的、抽象的文化思维，并会随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变化，如风俗、仪式、表演技艺等，所以究其本质，它是无形的。因此，一方面它无形可感，而不像物质文化遗产那样是有形可感的物质，另一方面它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而不像物质文化遗产那样具有稳定性。可见，非遗在传承上的特点必然是通过人的活动进行，而不能是通过物。
2.1.2多元性。
《公约》里关于非遗概念的界定和其所包含的五方面内容等，都表明非遗具有多元性，形式丰富灵活，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同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乃至在不同的传承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形态都是各不相同的，这是非遗的魅力所在。
2.1.3活态性。
非遗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种活的文化。它们的文化内涵不是通过物，而是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并传达给受众。这种“活态”充分表现在非遗的口头传说和表述中，也体现在风俗礼仪、表演艺术和传统工艺技能等遗产中。
2.1.4传承性。
非遗具有被人类群体或个体一代代享用、继承或发展的性质，它的传承也是无形的、抽象的，是一种人类对精神文化的传承，传承的载体与对象是分离的，通过人与人的精神交流来传承，如观念传递、口述、身体示范等形式。非遗是活态的人类文明遗产，是人类不断创新和叠加的历史文化记忆。所以，对这类遗产就不能只用博物馆法静态记录和保存，而应该用切合遗产发展和更新规律的动态方法与时俱进地传承和发展。
2.1.5社会性。
非遗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能脱离人类社会和社会生活，是人类的认知力、创造力和群体认同力的集中体现。非遗产生和传承直接表现在人类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性具有过程性特点，是人类实践过程的展现。
2.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原则
非遗是人类的特殊遗产，其保护要根据对其特征的认知，遵循一定的原则。
2.2.1原真性原则。
我们要保护的是原生的、真实的、本来的历史风貌，不能扭曲或遗漏，要保护它所遗存的全部历史文化信息。因为在实际操作中，非遗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外力造成的损毁或缺乏科学的保护技术，而是人们思想的偏差，如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或者政绩而使用一些错误的做法，导致造假或过度开发，就像现下泛滥的“伪民俗”等。坚持本真性原则可以帮助人们树立对非遗价值的正确认识，继而有效地防止“伪民俗”、“伪遗产”等占用宝贵的保护资源。
2.2.2活态保护原则。
不能把非遗从它所处的环境中单独分离出来保护，比如改变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或是使传承人离开他所处的原生环境，我们要让其在原生环境下继续生存发展，要为非遗特别是传承人营造一个更宽松也更适合其成长的生态环境。
2.2.3以人为本原则。
非遗因其“无形”，所以对它的保护，首先是对其传承者的保护；同时也离不开创造和传承这一遗产的群体对它的保护。《公约》明确指出，要“努力确保创造、保养和承传这种遗产的群体、团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这种保护是全社会的、经常性的，必须通过教育，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教育，认识到非遗保护的重要性。另外，还要加强科研和管理人才的培养，努力完善相关理论，提高保护技能。
3.大学生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
3.1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现状及局限
高校是进行高等教育的主要阵地，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也是文化传承和发展创新的重要平台。高校本应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头羊的作用，研究非遗文化，提高保护技能，培养从事非遗保护的人才。但是到目前为止，高校尚未认识到这个责任的重大意义，因此未对大学生的非遗教育给予应有的重视。
从高校专业设置来看，与非遗保护相关的专业没有纳入现行的本专科教育体系。从课程设置来看，高校很少开设非遗教育类课程，即使少数开设此类课程的高校，一般也是作为选修课，由于没有科学的教学目标和方法，教学效果差强人意。从师资队伍来看，由于非遗保护没有作为一个学科固定下来，高校没有相关专业开设和高级人才的培养，因此专业从事非遗教学和研究的师资严重不足；即使有教师愿意研究，也因它是属于冷门、偏门，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故而对引起并提高教师的研究积极性是极为不利的。从课堂外教育来看，如果没有系统的专业和课程教育，那么利用学生活动的方式让更多大学生认识并了解非遗及其保护的知识将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渠道，但事实上很少有高校组织与非遗保护有关的学生活动，就算有此类活动，也缺乏一个长效机制把活动固定下来，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3.2大学生参与非遗保护的意义
3.2.1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文化自觉。
大学生应该是全面发展和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的群体，其别不能缺乏人文素质的培养，而非遗教育有助于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培养他们的文化自觉。非遗内涵丰富，包含广博的传统文化知识，包含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包含着我们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等，对于大学生人格修养的形成、审美能力的培养、文化品位的提高和人文素质的增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2.2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提高爱国热情。
非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高校应充分利用非遗方面的教育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鼓励大学生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传统，提高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3.2.3培育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增强实践能力。
非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共同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并传承下来的，体现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非遗文化本身也体现着一种创造力。学习非遗知识能帮助大学生扩大知识面，开阔视野，提高能力，从而做到厚积薄发。创新源于知识的继承和积累，故而非遗知识的学习对于培养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都是有帮助的。
3.3大学生参与非遗保护的方法
3.3.1组建相关学生社团。
学生社团是目前情况下学生参与非遗保护的重要形式，也是最有效的方式。高校应积极创办相关社团，并给予其师资、财力等方面的支持，组织培养大批学生参与到保护非遗的大军中。这样既有利于非遗的保护，又能带给学生高质量的课余生活。比如常州某学院成立忆江南文化社，其主要活动之一就是研究常州非遗的保护和发展，社团组织学生与非遗传承人面对面接触，亲身到现场体验非遗的魅力，并在大学生中进行非遗知识宣传。
3.3.2在校园内进行宣传。
高校校园是一个很好的宣传阵地，可以在校园内加强宣传，让更多大学生了解非遗知识，更热爱本民族传统文化，形成文化自觉，积极参与非遗的保护工作，成为保护非遗的生力军。校园宣传的常规方式是使用海报、校园网、校报校刊等，还可以邀请专家举办相关讲座，或者举办专题展览，展览时甚至可以邀请非遗传承人到校园进行现场展示，还有的非遗项目和传承人可以到高校开课进行技艺传授。比如常州某职业技术学院就举办过此类展览，展示非遗的相关知识内容和学生的调研成果，图文并茂，在现场还准备了传统技艺类的非遗项目的体验，宣传效果显著。学院还举办了常州非遗保护的专题讲座，邀请了虎头鞋传承人来校传授学生传统的虎头鞋制作技艺，宣传效果显著。
同一地区的高校之间也可以加强校际交流，成立校际的非遗保护工作的专门组织，比如学生非遗社团联合会等，组织学生定期交流，共享研究成果，举办沙龙、辩论会或比赛，在交流中进一步增强对非遗的认识。比如常州市的非遗博物馆设立在常州大学图书馆内，供市民免费参观，常州各大高校相关社团就可以此为活动基地，积极开展校际交流与合作。也可以联合各校的力量，在常州市高校内举办非遗知识巡展，或协助政府部门做好相关宣传工作。
3.3.3面向社会进行宣传。
大学生要尽己所能，走出校园，面向全社会大力宣传非遗知识，可以依靠自身的科技文化优势，用现代的方式保护和发展。可以利用自己的学科优势，把非遗保护和所学的专业知识相结合。比如计算机类专业的学生可以建设专门的网站进行宣传；经济类专业和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可以把某些非遗项目开发成商品进行市场化推广，利用市场的力量让非遗项目发扬光大；传媒类专业的学生可以把非遗项目摄制记录下来，也可以举办相关的微电影比赛等，帮助非遗资料的发掘和保存；食品类专业的学生可以帮助某些非遗传统技艺类产品进行改进和推广；文学类专业的学生可以撰写相关文学作品，等等。
3.3.4与学生实践相联系。
高校可以建议学生选择非遗保护类的暑期社会实践项目，或由学校出面牵头组织一批学生进行这个项目的实践。学生可以对学校所在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考察，从而更深刻地了解当地文化。也可以回自己家乡进行实践，了解家乡的非遗项目及保护现状，深入发掘各地区尚未被发现的非遗资源，最后撰写暑期社会实践调研报告或论文等。一旦形成长效机制，大学生的参与就可以成为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非遗普查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减轻政府负担，更好地普及非遗知识。
高校还可以把非遗知识融入思想道德修养、传统文化等现有课程，使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有机地结合，学生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更系统更深入地了解非遗。
综上所述，在充分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基础上，大学生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积极参与到非遗保护工作中去，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最适当的传承，保护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王文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论文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2]康保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刘魁立，张旭.非物质文化遗产精要[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非遗保护的方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移动终端；色彩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在中国遭遇过不愉快的经历。比如：韩国从“端午祭”的抢注成功到“暖炕”的申遗失败。事件表明，韩国对“非遗”的理解超出我们的想象，可见邻邦对中国的“非遗”窥视已久。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中，这些司空见惯的常态化生活，哪里值得去大费周章地与文化扯为一谈？正是大多数人对非遗文化理解不深，以及对文化保护的不重视，才导致韩国一而再地抢注我国的非遗文化符号。申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将如何扭转非遗保护被动局面？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移动终端让今天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同样离不开移动终端的应用，目前市面上已有非遗类移动客户端，但全民的参与度不高，互动性差，无法吸引年轻使用者。如何将非遗的发展与当下移动终端策划进行有效的衔接，并通过色彩学进行应用设计，经过调研与分析，总结以下参考思路。
1移动终端浏览中色彩应用简化非遗的归类管理
移动终端设计就是为这些移动终端设计第三方应用程序，通常有IOSApp、androidApp、WindowsPhoneApp等。每个移动终端应用都伴随着视觉设计过程,其中色彩设计更是最为关键的一环,细节决定成败,色彩是视觉第一性的,因此探究移动终端与非遗应用的视觉感受要着眼于色彩设计原则，简化非遗复杂性推广。从专业角度来讲，由于非遗系统的复杂性，可以利用色彩学的方法将其简化，将多元的信息分类，数据归属，从中找到其色彩设计之规律,进而研究出移动终端的色彩设计特性；从研究意义上讲，不仅能为移动终端与非遗的链接找到突破口，也能促进艺术设计色彩学与科技、文化的商业对接。
2移动终端策划改善非遗两种被动的尴尬局面
一种非遗的认知尴尬在于：只可远观，高高在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从2006年起，国务院决定将每年6月的第2个星期六设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1]。至此，我国已经有了“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标志”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歌曲”等[1]，然而这些内容并未给大众留下记忆。如今，我们可以借助移动终端的策划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参与到保护之中，而无需限定在某个日子。学习西方商业策划模式，比如利用艺术设计创意手段，舞台艺术、服装设计、包装创意设计、动画设计、产品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等形式，给非遗穿上时尚的嫁衣，多设计周边产品，让非遗文化焕发出时代光芒。另一种非遗的认知尴尬在于：司空见惯，文化理解片面化。遗产保护起源于欧洲，自1790年法国国民议会设立遗产保护机构，列出清单算起，国外遗产保护已历经200多年的历史[2]。很多国家都具有较成熟的保护理念与经验，其重视程度远超过我国，在中国，非遗的各项保护实践与理念在亦步亦趋中探求与摸索。我国大众对非遗文化教育是缺失的，特别是在研究理念上。如何将民间文化转化为非遗文化，过程性与互动性的观察视角将成为今后非遗研究的重点。如何有效酝酿出一批较有现实意义的成果，契合非遗实践，进一步深化其应用价值。譬如：中国古代有许多的传统娱乐风俗被今日的快节奏生活掩盖，但这些传统瑰宝，只需要进一步去发掘和继承，重新包装，就可以呈现更美的光芒。利用新时代的互联网终端技术，把非遗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进行有效的对接，让人们体会到非遗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
3移动终端数字化保护的非遗保护注入新鲜血液
申遗成功不等于保护，我们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非遗。加强民众参与意识，搭建人们喜闻乐见的互动平台。在非遗的移动终端的视觉设计中重视色彩设计，简化管理。借鉴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新理念，密切结合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地方性经验，通过移动终端平台，拓宽研究视域，提炼富有创新性的理论与方法，建立非遗研究的本土化体系，引导我国非遗保护的走向[5]。非遗研究的目的是让这些宝贵的遗产得以永存与新生，让非遗紧随时代，越来越璀璨。
参考文献
[1]彭冬梅.面向剪纸艺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技术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8:137.
[2]谢菲.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研究述评[J].贵州民族研究,2011(3):93-98.
[3]彭冬梅,潘鲁生,孙守迁.数字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手段[J].美术研究,2006(1):47-51.
[4]王建明,王树斌,陈仕品.基于数字技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研究[J].软件导刊,2011,10(8):49-51.
非遗保护的方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音乐类非遗保护；传承；保存
一、保存、保护和传承
民间音乐保护的基本模式就是收集、整理、研究、传承，它们常常由不同层面，不同身份的人员来完成。在保护和传承方面，涉及到歌种、乐种、剧种、曲种，以及各级传承人，具有不同的难度。在保护的同时，传承也十分重要，从总体看，传承可以分为较专业的传承和普及型的传承。按照目前中国式的传承方式，一种就是相对传统化、较原始式的表演，另外一种就是新创作式的表演，即旧瓶装新酒，这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很普遍，这也是中国民间文化传承的一种标志性形式。近几年，在许多地区，利用中小学校进行一些普及型的传承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和运用，即让学生表演传统的音乐，但常常已有大量的改变，因而也只是一种局部的、片段式、形式化的传承。“非遗”真正意义上的传承在今天已十分艰难，历史上的家族式、师徒式的传承方式已逐渐消失。人们常常将保护与传承一起陈述，事实上这二者之间在具体操作时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和方式，因此对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必须区别对待。
如果说保护就是将“非遗”材料收集、整理、出版的话，那么传承的问题则要困难许多，目前在许多地区都面临这样境遇。事实上我们也应该思考：为什么一定要传承？今天的社会环境与历史已天壤之别，客观上有许多“非遗”项目很难传承；即使一些今天看来似乎还能传承的项目其实很快就会中断，这也符合这些文化遗产的自身生存规律。而目前大量的伪传承、假传承，事实上是走向了传承的反面。
二、保护和研究层面
目前主要的“非遗”活体的保护力量主要是文化机构和基层文化干部，而且后者是保护的主体力量，是具体的工作者。但客观地说，其中的一部分是流于形式，只是应付前者下达的任务。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较多，首先在许多地区，“非遗”的内容和项目并未得到理解和尊重，缺少具备基础知识专业的人员，基层文化干部的编制性质、经济待遇、专业知识均有多种问题，另外行政结构的多层次使保护经费的大量流失，导致经济杠杆缺失，这些因素直接影响“非遗”的第一级保护，使得基层的具体保护不能真正落实，举步维艰。
当“非遗”成为某种项目或课题时，相应的研究也会开展，研究者有文化干部，也有高校教师，特别是后者，他们是目前“非遗”研究的主体力量。但由于“非遗”研究其实是一份专业性十分突出的工作，因此研究质量难以保证。目前的理论研究者较多，但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一些研究者与最基层的文化干部之间缺少联系，与“非遗”缺乏应有的情感沟通和联系，即使是采风也是走马观花式，只是将“非遗”作为科研的项目，而不能真正体验“非遗”生存的历史感、空间感，因此难以真正接近“非遗”，也就不能真正认识它们；另外研究者自身缺少必要的学科训练，只是通过历史资料的梳理、音乐材料的基本分析、传承人的口述采访等等的综合，结论所面对的非遗项目。这样的研究方式目前带有很大的普遍性。
“非遗”的保护方式之一是活体保护，也就是传承人的保护；目前传承人根据“非遗”项目的性质、成就，以及专业水平而划分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客观的说，目前现存的传承人基本上还曾经得到过真正“非遗”传统的传授，也就是得到过真传的，以后将很难再有这样的传承人。针对目前各种观点和情况，对各级传承人进行音像资料的收集和保存是最合理的选择，这与发展和传承的任何观点也不冲突。但这样的音像资料收集应该由一个相对专业和规范的机构部门来完成，审核的程序很重要，所以设立完善的制度十分必要。
三、研究性保护
在音乐类“非遗”的保护形式中，研究是目前较为普遍的方式。针对民间音乐的多元组成，研究者们一般关注音乐遗产中的基本理论、民歌歌种（准歌种）、器乐乐种（准乐种）、戏曲剧种、说唱曲艺曲种、宗教祭祀类的仪式音乐，另外还有相当的研究则关注与这些民间音乐相关的民俗、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研究方法方面，一种是以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手法为主，即重视“非遗”的音乐形态的研究认识，一种则是以民族音乐学的方式进行，即重视“非遗”中的音乐对象与文化、历史、民俗、仪式等元素的关系。二种研究方式的侧重点不同，但都从不同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解读，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目前音乐类“非遗”研究范围在涉及面较宽的局面下带有某些不平衡：一是民族范围不均衡，即汉族地区居多，少数民族的研究少，原因是少数民族音乐本体研究的困难、方言复杂、研究者科研经费少、时间缺少、研究周期长、少数民族地区科研力量缺少等；二是地域不均衡，平原地区多，山区少；三是体裁不均衡，声乐形式多，器乐体裁少；特别是关注民歌类的多，戏曲说唱类的少；四是具体音乐形态关注少，关心民俗的多；五是关注目前生存状态的多，对其历史功能认识的少；等等。目前的研究成果包括：专门著作、各级课题论文、研究生及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杂志发表的论文、研讨会提交的论文等形式。
目前学术界在全国范围内关于音乐类“非遗”的学术活动包括：各级文化部门定期举办的“非遗”新项目评选、新传承人评选，由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中国民族音乐学学会、艺术研究学会、高校等学会部门组织的各种学术会议。与许多研讨会一样，这样的会议常常是将一段时间内的研究成果进行小范围的交流，但事实上很难交流，发言者一般是自说自话，与会者也很少了解其他的“非遗”项目，所以一般只能起到信息互通。所以现在常常设定会议的主题，从而使得每一个问题的认识得以交流、上升，以获得一定的结论。
目前的“非遗”研究中间，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是对音乐的研究少，特别是对具体音乐形态的研究更少，这个现象的发生有多重原因：一是基本的音乐训练不合格，不能记谱，不能分析既有的音乐材料；二是过分强调文化、历史、民俗，事实上离开音乐本体去谈及文化本身就存在较多的疑点；三是不了解基层的具体情况，特别是面临的实际困难，而一味简单地强调保护、传承；这样的结果往往并不能为“非遗”贡献任何作用。以上所陈述的现象其实也是研究者所存在的困难。针对这样的现状，对研究者的培养机制有待形成和完善。
非遗保护的方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世界遗产；保护；发展；福建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罕见的、无法替代的，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狭义的世界遗产包括“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和“文化景观”四类。广义的世界遗产，根据形态和性质，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记忆遗产、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景观遗产。本文研究的是狭义概念的世界遗产。
福建省现有世界遗产三处，分别是武夷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福建土楼世界文化遗产和泰宁丹霞地貌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仅有的两个同时拥有三类遗产类型的省份之一。
一. 福建世遗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1.管理体制较为混乱
世遗管理缺少专门的管理机构，多头管理现象严重。依据世界遗产资源的状况，遗产地分别归属建设、林业、文化文物等部门管理，但各管理机构均不能担负世界遗产的主要管理职责，甚至因为利益分配机制不顺，发生利益冲突、互相扯皮的现象。例如武夷山双世遗地域面积大，资源种类多，管理部门多，市政府成立的世遗办，风景区成立的世遗局均无法进行统筹管理。
2.法律法规尚需健全
福建省虽然先后出台了对各世界遗产资源的保护办法。但这些法规涉及内容以明确保护对象、保护内容与方法为主，广度与深度不足，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机构设置、保护资金保障、发展利用方式等均无具体规定，可操作性不强。
3.保护资金明显不足
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经费来源渠道单一，仅靠有限的财政拨款，总额较少，使得世界遗产保护资金缺口大。尤其是武夷山遗产地面积大，其核心区域—武夷山风景区内有26个村庄，涉及人口多，上游生态保护区364平方公里的保护地带，如进行生态补偿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现有财政投入对世遗保护需要的资金量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
4.缺乏有效监督评估
世界遗产保护的行政监管有待加强，没有建立世界遗产保护的监督评估机制，专业技术监督系统、数字化管理也有待完善。武夷山世界遗产地至今还没有建立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
二. 加强世界遗产科学保护与和谐发展的建议
1.完善世界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和体制
制定出台具有操作性的世界遗产保护条例实施细则，明确遗产地的管理体制、责权归属、利用方式、财政支持、收益分配、监督方式等具体内容，为世界遗产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依据和操作指导。对相关的机制体制进行健全也非常重要，可以参照国内外其他世界遗产地的成功做法，设置世界遗产保护管理部门，统筹协调各行政管理部门的分工与任务。如整合武夷山现有风景区世界遗产局、市政府世遗办等机构，成立切实承担起世界遗产保护管理职责的独立机构。规范和引导土楼旅游市场，减少福建土楼旅游开发的无序竞争。
2.加大对世界遗产保护的资金投入
加大对世界遗产保护必要基础设施的投入。通过立法形式，确定在世界遗产地景区门票收入和内部特许经营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探索世界遗产地旅游开发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在资源国有化和经营市场化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世界遗产保护发展，促进世界遗产的有效保护，实现世界遗产的独特价值。
3.加强世界遗产品牌的宣传推介
开展世界遗产保护宣传，加强对世界遗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宣传与教育，普及世界遗产保护基本知识，提高公众保护意识。注重寓教于游，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提高游客对世界遗产的认识，培养良好的旅游方式，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世界遗产保护的良好局面。
4.提高对世界遗产保护的监管能力
建立科学合理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形成专业技术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并行监督机制，规范世界遗产的开发利用。成立专业的技术监督机构，长期跟踪研究世界遗产发展进程，为世遗发展提供科学技术支持。推进世界遗产地数字化管理，完善世遗的信息管理系统，强化对世界遗产地的动态监测。鼓励社会公众参与世界遗产的保护监督，建立公开透明的舆论监管渠道和信息沟通机制，加强世界遗产资源保护的民间监督。
三. 结语
2012年11月，国家文物局公布更新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福建省有海上丝绸之路、闽浙木拱廊桥、厦门鼓浪屿、福州三坊七巷、闽南红砖建筑等五个项目列入其中。此外，连城冠豸山等也在积极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未来一段时期，福建省的世界遗产队伍有望不断壮大，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将面临更高的要求。只有建立更加完善的管理系统，在法律法规的保障支持下，寻求一条保护与开发相互促进的路径，才能使世界遗产成为最为璀璨的明珠。
参考文献：
[1]陈耀华，赵星烁.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4）：572-578.
[2]张朝枝，保继刚.国外遗产旅游与遗产管理研——综述与启示[J].旅游科学，2004（4）：7-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