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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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第1篇

摘 要：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都有关于货币理论的教学内容。文章认为，可通过运用比较分析法讲授货币理论内容，使学生了解不同的经济学家如何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考察经济现象，解释现实经济问题。通过分析比较，促使学生认真思考，发展学生的鉴别评判能力。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货币理论 比较教学法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当中都有货币理论的教学内容。货币理论是经济学当中最富有争议的领域之一。从货币的本质与作用到货币的变动对整个经济的影响等，这些内容都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一方面，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不但说明了货币是如何产生和演化的，而且阐明了在现实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关系下货币作为资本职能被虚拟化的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的货币数量理论重视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分析，深入研究货币数量作用于物价水平、国民产出之间的传导机制，为货币政策制定和评价提供可靠依据。

讲授这两门课的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这两门课程中的货币理论的差异？笔者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讲授，向学生展示两种理论对货币问题不同的解释。通过分析比较，使学生对货币理论的相关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

一、政治经济学中的货币理论

（一）货币的产生与演化

对于货币的形成和诞生过程，马克思始终围绕商品的内在矛盾及其外化这一中心展开。商品的内部矛盾，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表现为两种商品的外部对立。作为商品，它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而且价值是商品最本质的特性，但是它直接表现出来的是使用价值，它表现不出自己的价值，这就构成了矛盾。商品的价值形态只有通过商品与商品的交换才能得到表现。由此，通过简单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货币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论证了货币的产生。

价值形式演变历史，就是货币产生的历史。货币本质上就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它是从商品界逐渐独立出来的。马克思揭示货币产生历史过程背后的逻辑，又通过逻辑关系的分析再现历史过程。

在商品经济中，货币有五种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世界货币，它们共同体现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本质。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基本职能。所谓“一般等价物”，就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前者是表现商品的价值，后者是实现商品的价值。由于货币可以表现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可以买到一切商品，它就成了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具备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

货币在发展中逐渐脱离贵金属转化为信用货币。流通手段职能使得货币脱离开金银成为一种可能。作为流通手段，货币在人们手中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因素，所以人们关心的并不是货币足不足值，而是利用这个货币能否买到其他商品。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可以用贱金属代替贵金属，甚至用没有价值的纸币代替有价值的贵金属作为流通手段。交换当中不需要真正的足值货币，于是就产生了纸币。

货币支付手段职能也是信用货币产生的基础。货币的支付手段使得人们只要保证这个票据支付的可靠性，这时候用票据代替货币流通也是可以的。因此，在支付手段的基础上产生了信用货币。

（二）货币资本与资本主义信用

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下，货币还执行资本的职能，也就是说作为价值增值的手段执行的职能。货币本身并不是资本，货币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才成为资本。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互分离，货币可以购买到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商品，这个时候它才转化为资本。任何一种资本最初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总是以一笔货币的形态出现，所以称为货币资本。由于资本和利润之间有一种稳定的联系，即等量资本要带来等量利润，而资本的第一形态是货币，这样就使得货币获得了一种新的用途，即为它的所有者带来额外收益的用途。因此，货币就具有了借贷资本的职能。

货币的借贷资本职能是现代银行业及各种金融业的发展基础。在借贷资本运动的基础上，资本主义信用活动和信用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货币和证券等信用工具的交易使资本有了二重存在形式。一重是以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形式存在于职能资本家手中，另一重是以所有权资本或信用工具的形式存在于借贷资本家手中。有价证券也能为持有者带来收益，所以这也是资本，是虚拟资本。由于在经济当中存在信用工具，存在虚拟资本，就产生了围绕虚拟资本运动的活动，即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是没有价值基础的经济活动，它们可以在没有实体经济相应增长的条件下，仅靠虚拟资本价格的上涨而得到扩张。如果虚拟经济的价格普遍被高估，就会出现泡沫经济。

（三）货币流通规律与通货膨胀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货币流通是保证和促进商品流通的必要条件。因此，为适应商品经济的需要，在流通中要有一定的货币量。因为货币是商品价值的表现，是交换的媒介，所以货币量首先取决于商品的价格总额。另外，在一段时间内货币要完成多个商品的交换，所以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等于商品的价格总额除以货币流通速度。如果用P表示一般物价水平，用Q表示商品数量，P×Q就是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用V表示货币流通速度，则流通当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可以写为：G=（P×Q）/V。

当货币由金银变成纸币时，货币创造起来很容易，纸币的发行量有可能超过流通当中所需要的真正的货币量，纸币就会贬值。纸币贬值使同样商品的价值表现为更多的纸币数量，出现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产生通货膨胀。

在资本主义证券市场发展的条件下，纸币不仅充当流通手段媒介商品流通，而且用于进行证券买卖。因此，需要对货币流通公式做出调整，用M代表所发行的货币（纸币及其他形式）数量，Q■表示金融资产的数量，P■表示金融资产的价格，用V■表示商品和服务的货币流通速度，用V■表示金融资产的货币流通速度，则扩展的货币数量公式可以写为：M=（P×Q）/V+（P■×Q■）/V2。

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虚拟经济的膨胀容易诱发通货膨胀。公式中，等号右边第一项属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膨胀起来不容易；第二项属于虚拟经济，这部分膨胀起来非常容易。如果虚拟经济部分发生膨胀，货币当局就需要增发货币满足社会上交易有价证券的货币需求。如果货币供给随着虚拟经济的膨胀而增加，当这个泡沫破灭时，这些货币仍留在流通当中，这时货币量就超过了商品交易当中需要的货币量，就会产生通货膨胀。因此，泡沫经济有可能诱发通货膨胀。

二、西方经济学中的货币理论

（一）早期货币数量理论

20世纪30年代之前，货币数量论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宏观经济理论。早期的货币数量论用来解释经济体系中名义变量的决定。有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数量论形式，第一种形式与欧文·费雪有关，第二种形式马歇尔和庇古的剑桥方程式。

费雪从社会的角度出发，把货币视为交易的媒介，从而探讨为完成一定的交易量，需要多少货币支撑。费雪的货币数量理论可以表述为一个交易方程式Py=MV，其中P代表一般物价水平，M代表流通中的货币数量，y为一国的实际国民收入，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其中V是由公众的支付习惯、使用信用范围、交通和通讯的方便程度等制度因素决定的，而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变化不大，所以V不变。Y是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的国民产出，短期内它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此V和y可以视为常数。这样的话，均衡的物价水平就取决于货币数量。

与费雪强调货币交易媒介作用不同，剑桥学派把货币视为人们持有财富的一种形式。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和庇古认为货币不但具有随时购买商品的能力，而且可以存储起来延期使用。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剑桥方程式”：M■=KPy。其中，M■表示持有名义货币余额的需求，K为经济行为人希望以现金余额和存款形式持有的货币占国民收入（Py）的比例，P表示一般物价水平，y是在充分就业水平上的国民产出。为了解释一般物价水平的决定，还需要引入货币供给。假定货币供给M■是由货币管理当局决定的，那么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为M■=M■，将货币需求方程代入均衡条件得到M■=KPy。由于K和y是不变的，因此M■决定P。这样的话，假如货币市场最初是均衡的，那么货币供给的增加就会引起不均衡，货币市场的新均衡只有在价格水平上升时才能得以恢复。

（二）凯恩斯的货币理论

凯恩斯在《通论》中首先批评了古典经济理论的充分就业假说。古典理论认为市场的调节机制能使国民经济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这种看法成立与否主要取决于古典利率理论是否成立。在古典利率理论下，货币利率取决于可贷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可贷资金的供给也即储蓄，可贷资金的需求也即投资，只要利率恰当，储蓄就必然全部转化为投资。

与古典利率理论不同，凯恩斯认为，储蓄和投资是分离的，两者之间并无逻辑联系，利率也不具备调整两者至均衡的能力。一方面，一国的投资量不完全取决于利率，而主要依赖于投资的预期利润率，只有当投资的预期利润率大于利息率时，人们投资才是明智的选择。另外，不确定性、风险、期望和投资者信心都会对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一国的储蓄量取决于国民收入和边际储蓄倾向。如果边际储蓄倾向递增，那么随着收入的增加，收入当中用于储蓄的那部分将会递增。因此，一国的储蓄量与投资量并不必然相等。

在批评了古典利率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引入了非充分就业假设。他认为，在存在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古典的货币数量论需要做出修正，即一般物价水平P应为常数，而国民收入y会变动。也就是说货币数量的增加对P没有任何影响，而就业量从而国民收入y会和货币数量的增加所导致的有效需求做出相同比例的增长。这一过程将持续下去，直到实现充分就业。此后，货币扩张将产生“真正的通货膨胀”，这时“古典理论就会再次盛行起来”。

凯恩斯模型中更复杂之处在于货币数量的变化和有效需求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具体来看，一方面，凯恩斯认为人们对货币的需求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满足人们交易需求的活动现金余额Md1，另一部分是满足人们预防与投机需求的非活动现金余额Md2。Md1与国民收入y成正比，Md2与利率成反比。在这里，凯恩斯首次将利率作为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加入到货币需求函数当中。另一方面，货币的供给是由货币管理当局决定的。货币当局通过货币供给的调整，能够影响利率，进而影响投资需求，从而影响国民收入。

（三）现代货币数量理论

弗里德曼继承了马歇尔、凯恩斯等人的观点，把货币视为人们持有财富的一种形式。弗里德曼把货币需求当做财富所有者的资产选择行为加以考虑。他认为，影响人们货币需求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可以用一个多元函数表示货币需求函数：Md/P=f（yp，w，rm，rb，re，dP/Pdt，u）。其中Md/P表示实际货币需求；yp表示实际持久性收入，用来代表财富；w表示非人力财富与持久性收入的比例；rm表示预期的货币名义收益率，rb表示预期的债券名义收益率，re表示预期的股票名义收益率，dP/Pdt表示预期的价格收益率，u表示其他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

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表明货币需求对利率并不敏感，因为利率的变动往往是和货币的预期收益率同方向变化的。由于影响货币需求的是货币和其他资产之间相对预期收益的高低，因此当货币的预期收益率与其他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同向变动时，货币需求将相对保持不变。事实上，货币和其他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往往是同向变动的，所以影响货币需求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只是持久性收入，即Md/P=f（yp）。这就意味着货币需求是稳定的，进而影响一般物价水平变化的主要是货币供给。

三、比较与评价

政治经济学对货币本质、产生原因及货币价值尺度职能进行了详细分析。马克思之前，人们只是承认货币存在，但并没有说明货币是如何产生的。马克思从历史的逻辑出发，认为货币的产生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商品内在矛盾的外化。货币产生以后，商品的内在矛盾获得了一种外在表现，一边是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另一边是价值独立化的表现形式——货币。马克思指出了货币向纸币这种价值符号发展的趋势，自货币符号化以后，它的社会属性便更加明显，货币的虚拟化是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西方经济学货币数量理论为讨论货币数量问题提供了方法借鉴与思想启示，为货币政策制定和评价提供了可靠依据。凯恩斯批判了传统货币数量论“价格上升仅仅是货币数量增加的结果”的说法，从而否定了古典学派的货币面纱观点。凯恩斯认为货币通过利率对经济发生了实质性影响，这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打下了理论基础。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继承了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但同时也受到了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的影响。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则吸纳了动态因素和制度因素，使得理论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课堂中适当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教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领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深度及其科学性，另一方面，可以提出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理解的准确度，并认识到它的一些原理对现实世界有一定的解释力，还可以促使学生认真思考，发展鉴别评判能力。

参考文献：

[1]蒋雅文，耿作石，张世晴.西方经济思想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张彤玉，张桂文.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5]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尿毒症；皮肤瘙痒；HDF；HD

尿毒症是由于肾不能行使其正常功能，无法将机体毒素、废物经尿液排出从而导致体内有害物质的堆积而引起机体一系列严重病变的综合病症，而通过血液透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治疗和缓解尿毒症[1]。HD和HDF为常用的血液透析方法，为了研究两种方法对尿毒症患者的皮肤瘙痒合并症的疗效，文将30例尿毒症患者分为两组，分别用HD、HDF+HD的方法进行透析治疗，并测定患者治疗前后的PTH水平和瘙痒程度评分（以下简称PLG），将其加以比较，具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资料来源于30例2012年3月～2013年3月在我医院治疗的尿毒症患者，所有患者维持HD治疗，其中有16例男性和14例女性，年龄26～66岁，平均（52±12.1）岁，且患者均无严重的脏器合并症。透析时间在25～86月，皮肤瘙痒的症状持续26～70月，且难以治愈，患者均进行控制饮食、降压和充分透析约1月的调整，之后随机分为两组，两组患者的资料见表1，比较显示其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可进行比较。

1.2 方法

1.2.1透析方法 对照组：行普通HD，采用HD机，3次/w，4h/次，参数方面，透析液速度v=500mL/min，半透膜的面积S=1.5m2。观察组：行HD+HDF，普通HD同上，仅频次改为2次/w。HDF治疗：HDF机，1次/w，4h/次，参数方面，S=1.5m2，超滤系数L=50mL/h・ mmHg，血流量Q范围240～280mL/min，v=800mL/min，共24L～28L置换液。两组都采用相同的透析液。

1.2.2 护理方法和PLG 护理主要从心理疏导、饮食控制、皮肤保养和卫生教育几个方面进行，PLG借鉴文献的改良的评分标准进行评价[2]。

1.2.3 疗效评价标准 采用PTH的水平（免疫荧光检测）和PLG两个指标对尿毒症患者治疗前后的皮肤瘙痒症状的疗效进行评价，治疗后的PTH的水平越低，PLG的分值越低，则效果越明显。

1.3 统计学方法 SPSS13.0处理，计量资料（x±s）表示，组间t检验，组内单方差分析，P

2 结果

两组接受治疗的尿毒症患者治疗前后的PTH水平比较情况见表2，表2中，在治疗前两组的PTH水平无显著差异（P>0.05），而在治疗后，观察组的PTH水平明显降低（P0.05）。

注：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观察组PTH水平P#0.05。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LG比较结果见表3，表3中，在治疗前两组的PLG分值差异不明显（P>0.05），而在治疗后，对照组的PTH水平则无显著的降低（P>0.05），而观察组PLG分值降低却十分明显（P

注：与治疗前比观察组在治疗后皮肤瘙痒的评分#P0.05。

3 讨论

HD是基于半透膜原理，通过对流、扩散将毒物移至膜外，从而达到使血液净化的目的一种常用的透析方法。文中的数据表明，无论是在清除PTH方面还是减轻瘙痒症状方面，HDF的疗效十分明显，其主要原因是普通的HD清除中分子的毒素的能力很差，而由于HDF对于中等分子大小的毒素（如PTH）的清除完全、彻底，因此决定了它能更有效降低尿毒症患者的并发症的发生如皮肤瘙痒等。而在治疗的过程中，控制患者的饮食、增强对皮肤的保护、卫生的教育并给予心理疏导等护理方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治疗效果。

综上，HDF+HD的治疗组合结合适当的护理能使患者的PHT水平显著降低，且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皮肤瘙痒情况。

参考文献：

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第3篇

    由于采取了上述理论预设,博弈分析范式使人们能够在一个更微观、更精细的层次上来解析个体与整体、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较好地回避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二分带来的紧张与对立,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各类社会政治现象。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将其对社会科学的意义与微积分对经典力学与物理学的意义相提并论。〔8〕迈尔森更大胆地宣称:“非合作博弈论实际上实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统一,纳什均衡概念的提出是20世纪可与DNA双螺旋结构的生物学发现相媲美的理论贡献。”〔9〕金蒂斯虽然十分清楚博弈分析范式的弱点,但还是禁不住雄心勃勃地试图以之为一般分析框架来统一整个行为科学,因为在他看来,“博弈论对于理解各种生命形式尤其是人类变化过程具有核心作用”,并且,“忽视博弈论对一个学科来说是一件糟糕的事情。”〔10〕一旦人们将博弈分析范式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就有可能产生如下几项比较优势:其一,由于它的理论预设具有相当大的一般性、包容性和广涵性,凡研究者认为是理性个体(人、生物、计算机)之间策略互动的现象都可以置于博弈分析范式的框架之内加以探究;其二,通过将微观个体行为与宏观社会实在置于互动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和阐释,人们能够更好地化解个体与整体、行动与结构的二分与循环论证问题,在为组织、制度、历史、文化等宏观社会实在提供微观行为基础的同时也为理解后者赖以发生的各种约束和条件提供宏观的语境和背景;其三,通过对博弈情势进行数理建模,研究者可以对博弈各方所处物理环境、信息分布、主观信念、行动策略以及支付(收益)进行直观描述,从而对问题有更准确的把握;其四,由于大量使用数学语言,博弈分析范式为学术对话和交流提供了清晰、精确的形式化语言系统,为检验各种认识在逻辑上是否一致提供了一个基础,使研究者能够根据数学模型自结论回溯至假设,以便理解导致特定结论的假设条件。〔11〕其五,运用博弈分析范式进行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提出一系列量化的可检验的理论命题,以便人们根据经验事实对这些理论命题进行证实或证伪。

    二、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

    (一)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涵义

    我们知道,政治学研究始终具有海纳百川、包容并蓄的理论传统,十分注意借鉴、吸收、运用和发展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与理论成果。博弈分析范式也不例外,倘若政治学者接受它的理论预设,认为社会政治实在是有理性个人间策略互动的产物,就能够将其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使它的上述特点和优势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得到充分体现。需要说明的是,在国外学术话语体系中,人们通常将博弈论看成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2〕,或者干脆等同于理性选择理论本身,并不严格区分理性选择理论与博弈论这两个概念,也很少使用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提法。然而,国外学者所说的理性选择理论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指的就是以博弈论为核心组成部分或者说博弈论化了的“升级版”的理性选择理论。鉴于国内外学术话语体系的差异,对二者做一概念上的区分,将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从理性选择政治学研究中抽取出来做一相对独立的系统梳理与评析,仍然不乏积极意义。这样,一则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凸显出二者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既继承又发展的事实,二则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国外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更重要的还在于,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用语比理性选择政治学研究的用语能够更全面准确地传递出其作为一种主体间、理性主义与建构论式政治学研究的真实意涵和内在精神。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分化与杂化”和跨学科、跨子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日益发展〔13〕,政治学研究这一概念的涵义与指称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很难严格界定。宽泛地讲,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概念至少可以包含两层涵义:一是指政治学者所从事的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二是指具有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针对传统政治学理论议题所做的博弈分析。本文主要采用第一层涵义,即政治学者运用博弈分析范式的理论预设、研究方法、数理模型而进行的政治学研究。这样,一来可以将本文限定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之内,二来也能够将公共物品供应、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群体合作、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与道德习俗演化等跨学科研究议题纳入视野,以真实反映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发展现状。

    (二)三个发展阶段以及各阶段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

    毋庸置疑,博弈分析范式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推动了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形成与发展。然而,这一过程并非是一个政治学研究从属于或单向接受博弈分析范式的过程,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有其自身发展的脉络和逻辑,对博弈分析范式的丰富与完善也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贡献,因而有必要加以单独讨论。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这一过程大致划分为试探期、成型期和常规科学发展期三个阶段并侧重对各个阶段的发展水平、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进行扼要评析。

    1.试探期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出版以后,着名政治学者多伊奇(K.Deutsch)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理论动向,对其应用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可能性予以肯定:“在一定范围内,该方法与一些政治学理论问题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14〕经济学家赫维茨(L.Hurwicz)也认为:“两位作者用以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具有充分的一般性,因而适用于政治学、社会学甚至军事战略学。”〔15〕他们的乐观预测很快得到验证。进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里克尔(W.Riker)、谢林(T.Schell-ing)、罗尔斯(J.Rawls)、诺齐克(R.Nozick)、谢普斯尔(K.Shepsle)、奥德舒克(P.Orde-shook)、奥唐耐(G.O’Donnell)等人开始试探性地应用博弈论的概念、方法和模型对政治联盟、组织行为、策略投票、议会过程、国际谈判、军控与核扩散、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政治发展与民主转型等理论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也随之崭露头角。里克尔1962年出版的《政治联盟理论》被公认为经典之作。〔16〕里克尔在书中提出了“社会法则是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这样一个在当时还显得比较大胆和超前的命题〔17〕,并运用“核”(core)这一合作博弈论的重要概念提出了着名的最小获胜联盟理论,在政治联盟、组织行为、议会过程等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政治理论家谢林不但首开先河将博弈论应用于国际谈判、军事冲突、军控与核扩散等问题的研究,还提出了“聚点”(focalpoint)均衡和“可信承诺”(crediblecommitment)的重要思想,对博弈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因此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18〕比较政治学者奥唐耐通过分析阿根廷各党派之间的联盟与博弈对该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而将博弈论引入比较政治发展研究〔19〕,带动了后续民主转型研究的分析范式转型。博弈论对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政治哲学研究也产生了直接而有力的影响。在构建公平正义学说时,最大最小法则(maximinrule)这一严格竞争博弈(零和博弈)的纳什均衡决策法则是罗尔斯推演差别原则的关键,也是人们批评差别原则的一个重要切入点。〔20〕此外,我们看到,罗尔斯从卢斯和雷法合着的《博弈与决策》以及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加以明晰化的冯?诺伊曼—摩根斯坦期望效用理论中获益匪浅。〔21〕罗尔斯本人也承认:“正义论也许是理性选择理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22〕诺齐克对博弈论的运用就更为明显和彻底。在论证最小国家理论时,诺齐克依据的正是囚徒困境这一经典博弈模型。〔23〕有意思的是,罗尔斯等人对理性选择和博弈论的运用将传统的社会契约论改造为精致的道德几何学论证体系,引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形成一个庞大的所谓的“罗尔斯产业”〔24〕,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复兴与繁荣。总体上看,由于博弈分析范式自身还不十分成熟以及政治学者对其还普遍比较陌生,因此从人数、成果数量和理论影响等几个方面看,该阶段还属于少数政治学者试探性地从事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早期发展阶段。

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第4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政治学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学术交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30年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反思我们30年来的发展道路，结合现实的实际形势，我们不难看到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与国外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斯诺命题”与跨学科整合研究的缺乏

斯诺是英国的物理学家、小说家，他提出“两种文化”，构成了后来所谓的“斯诺命题”。所谓“斯诺命题”指的是，由于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新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方面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不仅相互鄙视，甚至还不屑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如陈振明教授所言，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基本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西方长期以来存在的“诺斯命题”的超越。当前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还固守着传统的政治学规范研究的信条，对于如何吸收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及较少。这既与当前一些政治学者传统文本和经验崇拜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我国大学教育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片面强调专业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忽视基础型教育;重视课堂基础理论，忽视方法论教学;重视理论灌输，忽视社会实践环节。认为传统政治学的一些提法就是金科玉律，学科界限是严格划清的。认为政治学是一门纯净的高尚的科学，决不可引入其他的一些杂质进来。甚至认为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会使政治学逐渐丧失独立性的地位。

2.规范性研究、经验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不足

科学性的研究是规范性研究、经验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的有机统一。规范性研究侧重于理论建构和理论阐释;经验性研究侧重于发现和提出现实中的一些迫切的问题，运用理论加以阐释和分析;对策性研究则是利用理论和经验寻求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来说，还存在很大的问题。王浦劬教授认为“我国政治学的研究目前大多仍然遵循着哲学思辨、经典解释、规范性定性研究、制度和机构描述以及历史探索的方法。”孙关宏教授则认为现阶段政治学研究在规范性研究、经验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都存在不足之处，对策性研究缺少了理论和事实的支撑。这三种研究的不足，一步一步传导到现实政治学研究中，使得我国政治学的研究偏离了科学的发展轨道。

3.“西洋化”和“本土化”的取舍问题

自从维新变法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了一场新“西学东渐”的热潮。经过近30年的积累和发展，中国政治学研究到了一个该重新思考未来发展方向的十字路口。从理论上来说，要确定自己的核心领域，形成自己的特色。从现实来看，西方的政治学说不是“普适性真理”，引入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时要注意与本国国情相符，要防止“水土不服”。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中还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凡是国外的东西都是好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都是过时的、不合时宜的。这既与个别学者盲目崇拜国外的心理有关，也与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体系不够完善，理论创新不够，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有关。

4.理论与现实的脱节

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行为主义革命，是对传统政治学将理论与现实割裂开来的一种回应。它主张“关联和行动”，以问题为导向，关注社会现实。理论与现实的理想状态是两者在源源不断的循环过程中实现和谐发展。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还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即沉醉于对经典的研读和注释，埋首故纸堆，对于现实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却充耳不闻。这虽然体现出了学者刻苦钻研的执着和对真理的敬慕之情，但是脱离现实问题而只谈主义，最终理论也只是“空中楼阁”而被束之高阁。理论如果得不到实践的检验，也谈不上科学，难以在实践中广泛应用。

5.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人为割裂

人文精神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情感态度等价值性因素，注重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科学精神强调世界的客观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要 求个体要遵循客观规律。政治学本身是一门人文色彩很浓厚的学问，如果片面割裂人文关怀，片面的追求科学精神，只会陷入“工具理性”的怪圈无法自拔。中国政治学界目前还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无法实现统一。

6.传承与创新的内在困境

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在传承过程中不断沉淀下来，后人不断地汲取前人的优秀成分，并结合自己的现状，不断地创新。这样使得人类的文明越积越多，越来越发达。中国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其中很多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恩泽后世，很多被其他国家吸收。然而当前政治学研究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还存在谬误，存在两个极端，要么是全盘接受传统文化，将其神圣化和教条化，要么是将传统文化看的一文不值，对其贬低和蔑视。这两种倾向都违背了辩证法全面的发展的看问题的要求，只会“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这种传承与创新的内在矛盾越来越成为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一大障碍。

对中国政治学未来发展的展望和具体建议

正如学者王绍光所谈到的，中国政治学在经历了长期的“取经”、“效仿”、“自觉”三个阶段之后，应该大胆地进行本土化研究。中国未来的政治学研究要注意结合现实国情，大胆地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和经验，加强本土化研究，增强学科的规范性、科学性、现实性，更多的关注民生，体现更多的人文关怀。具体说来，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破解“斯诺命题”，加强跨学科交叉融合

当前中国政治学界要想打破“斯诺命题”的束缚，不要固守本学科的界限，要加强与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的交流与合作。引入人类学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可以全程跟踪被调查者的行为，从而能够把握政治活动者活动的规律;引入经济学模型和假设，可以了解到政治活动者更加真实的行为动机;引入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可以控制研究对象的行为，从而确定哪些因素具体影响政治活动者的行为。正如行为主义者所倡导的“实质性的模糊优于没有意义的精确”，过分强调学科的精细化，只会使学科的研究范围越来越窄。

2.加强规范性、经验性和对策性研究及其相互联系

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要强调学术规范性和科学化标准。经验性研究要注意假设前提的准确和逻辑推演过程的科学，要注意问题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对策性研究要着眼于现实社会关注的焦点，注意对策建议的具体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三者构成“理论—问题—对策”的闭合的循环回路。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要分清研究路径，规范性研究要严格遵循逻辑推演步骤，主要运用思辨方式，强调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经验性研究要遵循科学调查程序，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强调数据资料的真实性和时效性;对策性研究要以问题为导向，主要运用分析归纳的方法，强调对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3.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加强本土化的研究

现阶段中国政治学研究在引进西方的理论时，要注意其适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的社会条件，与国内的社会现实进行比较，从历史中找到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作出理论适用性分析和改进意见，以此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本土化的研究关键是不要脱离社会现实，当前中国政治学界加强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公民权利保护、国家和安全、国家与社会等方面研究，不能因为这些方面政治敏感性强、改革难度大就避而不谈，中国政治学者要勇敢地站出来，敢于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为当前的改革探索新路。

4.树立“问题导向”意识，加强对现实的关注

当代政治学者要走出书斋，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现实，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心存经世治国的博怀。政治学者作为靠近国家权力中心的群体，他们的一举一动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他们必须心系百姓，胸怀天下。当代政治学者要深入农村和基层，多做些田野调查，找出一些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和最现实的事关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行的突出问题，写成观点鲜明、论证严密、资料详实、对策明确的调研报告供领导决策参考。这样就把基层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以一种最有力方式表达出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实现人生价值。

5.促进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通

当代政治学者要加大对人文的关怀，不要把政治学仅仅看做冷冰冰的统治工具。要增加人文关怀就要时刻以天下为己任，心系群众，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在自己的研究中，除了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外，加大对人的关注，注重社会价值判断。在自己的理论、政府的政策性报告和提案中突出对人民群众利益的尊重和保护，在群众利益受损时敢于秉笔直书和仗义直言，体现出一位当代政治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在考虑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一些涉及少数群体利益时，要多关注少数弱势群体的利益。整个政治学界要自觉抵制一些歪风邪气，形成士气高昂、思维活跃、思想进步、心系百姓的进步思潮。

6.在传承中超越，在超越中传承

中国政治学所取得一系列的成就是无数政治学者薪火相传的结果，我们在传承中不断超越。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政治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理论服务，为政治学宝库增加了新的财富。

近30年来中国政治学发展迅速，特别是引进国外一些先进的理论，对于国内一些先进的文化特别是传统优秀文化的研究相比还是很少。在今后的研究中，中国政治学界要加强对于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思想经典著作的研读和注释，结合现实国情民情，形成富有中国传统文化气息、体现时代背景的新思想和新理论，不断充实和完善当前中国政治学理论和研究。

比较政治学方法范文第5篇

1.准人方案设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选课的学习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准人课程可以设置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准人标准为:在第二学期结束时，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开设的所有通识通修类课程。本院学生第二学期结束时须完成上述6J’丁专业准人课程的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外院系申请准人的学生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至少取得4个准人课程，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2.准出方案设置

准出标准为:首先必须修完下列基础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学、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其次，完成全校通识通修类课程、准人课程、专业准出课程，并取得所有学分。

3.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办学目标，应严格按照专业学术类、跨专业复合类以及就业创业类这三种类型的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运作和施教。首先，认真培养从事本专业学习和深造的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术氛围，为他们将来能成长为本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做好准备。该类学生除了要认真学习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课程之外，推荐选学本专业的选修课程，并且鼓励选学一级学科选修课。其次，积极支持学生们从事跨学科的、跨专业的学习和深造，在他们完成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之外，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社会的需要自由地选学其他学科、专业的课程。在选学过程中，系里将提供一定的专业咨询和指导。

二、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课程模块设置

根据上述培养目标和培育方案的设置，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可分为三大课程模块:

1.通识通修课程模块

这一模块的目的是加强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基本的哲学、逻辑学等思维。课程包括学校统一安排全校公共课和文科公共基础课，例如: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军训、军事理论与军事高科技、大学英语、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大学计算机应用、简明微积分、体育等。

2.学科专业课程模块

包括所在院系的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课程包括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公共行政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

3.开放选修课程模块

包括专业选修课、一级学科选修课、跨学科跨院系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该模块的课程，应该在院系的指导下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社会的需要自由选择搭配。课程包括政治学专业英语、政府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公共财政与预算管理、城市与社区管理、行政伦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西方行政学说史、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公务员职业能力与职业发展、数字化政务信息管理、政治心理学、政治认同导论、中国行政改革与发展、台港澳政治与行政、社会实践。跨专业选修课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公共经济学、公共管理的量化方法、国际法、国际组织、国际经济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