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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的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学研究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后、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强化了文学理论的政治言说维度。对此,拉曼•塞尔登等人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实质,进人“后现代”时期的20世纪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政治化”。陆贵山先生指出:“正当中国新时期的某些学人着意淡化和消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时候,当代西方社会却掀起了这样那样的论述文艺和政治关系的热潮。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一、国外相关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文化政治”为关键词的研究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学、历史、音乐、绘画、舞蹈、影视、传媒、出版、教育、翻译、身份、种族、宗教、伦理、阶级、经济、法律、国家、建筑、医疗、科学等各种观念、现象和学科,为之提供全新的阐释和研究视角。但是,从总体上宏观地探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之关联的研究并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据笔者查阅,最早以“文化政治”为题名关键词的单篇论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写于1973年的((审美主义与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质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为理念的审美主义的纯粹性,即审美主义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米雪儿•巴瑞特的论文《女性主义和文化政治的定义》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该文强调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确意识到文化政治会涉及到意义之争。论文通过考察“女性主义艺术”与“艺术”、“妇女的艺术”的区别,认为艺术作品不能与媒体意识形态的再现艺术相混同,从而得出结论:任意扩大艺术的政治意义是危险的,我们不应该忽视艺术作品的虚构、想象和审美之维,艺术的许多方面不能缩减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渗透艺术领域的时尚之中能够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着实难能可贵。这两篇论文对文化政治文论的研究有首创之功,但都没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规模的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艺术渗透的研究出现于1990年前后。乔纳森•多利莫尔和阿兰•辛费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主编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丛书②,两位总主编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确认识到,在、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的冲击下,197()年以来英国文学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发生了“断裂”,新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式重点关注历史和文化语境、(文化)理论的方法、政治义务以及文本分析,因为“文化意义最终总是政治意义”,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们强调指出,作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不再伪装政治中立,“相反,它将其任务定位于改造社会秩序,这一秩序正在以种族、性别、性态和阶级的名义压榨着人民。
显然,这套丛书就是运用文化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并以发掘其政治含义为旨归。莲达•赫哲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现代的摄影、绘画、小说、历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关注它们表意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编码策略和意义版图的争斗,所以,此书所要探讨的正是文化政治与后现代艺术之间的密切关联。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论的实践: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和艺术史》‘,’一书以“表征”、“意识形态”、“作者”为三个关键词,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加以剖析,凸现出这些理论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传统的认识论艺术史观,而代之以符号学的建构主义的文化观、历史观:一者,处于历史语境中的理论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义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叙述和知识建构;再者,新的政治观和表意实践会使得文化价值、文化意义观变动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丛书的共同缺陷是: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战批评与怀疑论之政治》第一次从“怀疑论政治”的角度全面评述和反思了战后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作者认为,新近出现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新等政治化文论以“种族、性别、阶级”为三大主题,克服了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新历史主义批评局限于“学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贴近现实政治,但还是处于政治隐喻的言说状态,难以落实于实际行动。
希伯斯希望强化文化政治文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战批评”应当加强现实政治关怀,发挥实践功能。从全书来看,他局限于美国一隅,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当代文化政治文论把握得不够全面,且评价过低。格林•乔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阶级、性别、种族和后现代世界》‘川对“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较为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文化政治是文化产品在意义、价值、主体性形式和身份建构方面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关涉文化在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等社会区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过,他们放弃了文化的人类学含义,只是指艺术产品,包括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和电影。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理论开始,重点分析了文化艺术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性别、种族的分化和抗争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书的缺点是对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过于宽泛,按照他们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时期即已经存在文化政治文论,这就模糊了它的时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后现代解构普遍性、元叙事、主体本质和意义的稳固性的做法表示担优,因为后现代欢呼差异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会差异,在书的结尾,他们意味深长地反问道:我们是将文化政治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还是游戏?这种对后期文化政治逐渐脱离经济、制度、权力的忧虑,同晚期者,如詹姆逊、伊格尔顿、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等人的观点倒颇为接近。这也正预示着文化政治随同文化理论一起,在新世纪的“后理论时代”步人反思阶段。2000年前后,随着马丁•麦克奎兰等人编写的《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瓦伦丁•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阅读》、让一米歇尔•拉巴特的《理论的未来》、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现,西方文论进人了“后理论时代”。对于文学理论而言,恢复文学的审美、诗性、形式、伦理、价值等被“理论”所遮蔽的层面似乎又成为新的时尚。在“后理论时代”背景下,学界面临的任务是要正确估价和承接“理论时期”所馈赠的政治化文论的遗产,对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深层关联作出新的思考。#p#分页标题#e#
二、国内相关研究
“文化政治”概念在国内文艺学界为人所知离不开两位海外华人学者的引介和推广。一是谢少波,他所著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涉及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思想:“詹姆逊在这里提出的政治是用文化斗争来抵消旧的阶级战争,这不仅因为文化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而更重要的是,在当代的消费社会里,文化是阶级斗争的特殊的甚至是惟一的场所。谢少波认为,这是一种“新葛兰西式的反霸权政治”,也是对后现代微观政治的修正。二是张旭东,他是从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理解文化政治的,认为文化是一个“意义生成结构,人依赖于这个意义结构来组织个人和集体生活,形成‘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概念”,追问文化的社会政治内涵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追间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但此书并不以文学理论为论述对象,而着力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刘象愚等人译介的弗兰西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倒是对国内的西方文论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马尔赫恩认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了相反的方向,“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川孙盛涛的《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西方文艺基本问题研究》将西方从“阶级意识”向“文化政治”的转向追溯到卢卡奇和葛兰西,依据就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这种文化政治理念恰好打开通向美学的道路,使政治与美学的关联纳人文化研究领域的思想大平台,政治与美学的关联更加细密而自然。冯宪光的《在革命与艺术之间:二十世纪国外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也引用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但他认为,正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的后现代时期,西方的文学批评才提出了“文化政治”问题。从“新左派”文化政治角度研究西方文论的著作还包括:陈永国的《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马海良的《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吴琼的《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赵国新的《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等等。以上著作在局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未关涉到西方文化政治文论的全貌,在“文化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也没有达成一致。
当然,国内已有部分学者从总体上注意到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特征。童庆炳等人对文化研究影响下的西方文论政治化问题,有两点概括和担忧:一是它们的“反诗意”特征,二是“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认为,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有着共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价值立场,“这就是突出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与批判性精神”。,’。“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一权力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他还注意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少数族裔理论、生态理论等非常政治化的文论的繁荣,正是文化政治赐予文学理论以自主性和反抗性的结果。另外,近年出版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一书为“文化政治”概念编写了一个简短的释义,认为文化政治意指文化背后的权力关系,具体包括性别政治、阳性政治、视觉政治、同性恋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等类别,所以,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身份研究、性别研究等批评理论和流派,都具有文化政治的特点。周宪也撰文指出,当代西方文论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也就是从纯学术向“学术政治”的转变,其结果是将传统的人文主义、审美主义文论还原为意识形态的建构物,把任何文学研究都看作是“理论政治”的表征。姚文放甚至将文化政治文论形态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第三次转型”这一说法是否符合国情还值得商榷③,但他认为文化政治一维的加人对于面临全新语境的文学理论具有激活的作用,倒也符合实际。本文认为,以上对文化政治文论的概括性论述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只是有助于而不能代替全面而深人的研究。
三、研究现状的不足
总的看来,到目前为止,文化政治对文艺理论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影响研究在国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文化政治与西方文论关系的研究在国内有所展开,但是,尚存在以下几点缺陷:
1.因为“文化政治”概念本身的内涵非常丰富、复杂,文艺学甚至政治学界至今都没有对其做出一个清晰的梳理,运用起来相当随意和混乱,这必然会影响对文论政治化问题的深入分析和思考。
[关键词]大众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指导
一、 大众文化的界定
对于大众文化的界定,首先应该看到,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与20世纪下半叶我国常用语“人民大众的文化”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人民大众的文化”主要是一个政治术语,用来指代表人口绝大多数的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而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则是一个文化术语,并且是在中性意义上使用的,主要是指一种由大众媒介传播的都市文化产业与公众日常消费文化形态。大众文化这个术语产生于西方,但对大众文化的定义还没有定论。大众文化一词究竟是用“mass culture”还是用“popular culture”去表述,至今缺乏公认合理的见解。但这两种用法各有其合理性,很难认定其中某一种为正确。同时它们之间在实际运用中还常常相互交叉、渗透,缺乏明显的界限。这一点本身就表明,大众文化现象历来交织着不同文化价值观以及争论,无论否定性还是肯定性用法,都传达出这一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此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邹广文的“从本质上说,大众文化产生于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张如伦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社会的文化”;孟繁华指出“大众文化是一种幻觉文化”。本世纪初大众文化研究学者金民卿在借鉴他人的基础上从文化和大众这两个构成大众文化的基本要素进行分析,得出比较成熟的大众文化概念,他认为“大众文化是反映工业化技术和商品市场条件下大众日常生活、在社会大众中广泛传播、适应社会大众文化品位,为大众所接受和参与的精神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
二、大众文化的影响以及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一)大众文化的积极影响
大众文化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改变了过去单一单调的文化生活状况,把文化融入到市场经济的总体格局中,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等级制,使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成为了现代社会文化的类型概念,使得独断性文化开始转向平等性文化,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平等地消费一切可能的文化成果,人们可以从大众文化中及时得到各种知识、信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发展了能力。
其次,大众文化培养了人们的开放心态和民主意识。这种民主化不仅表现在普通大众对社会文化资源共享得到真正地实现,更主要地表现在大众文化对社会文化层面上不断地增加发言权,空乏的文化承诺被实实在在的世俗文化生活所代替。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大众文化成为引导人们走出区域文化的“领路人”,帮助人们超越狭隘的乡土意识和陈旧的社会心理,将自身置于一个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新环境,通过大众文化来分享世界各种文化的成果,逐步形成和拥有现代化的开放心态。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尤其是企业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人们的工作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积极性被空前地调动和发挥出来,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文化不仅在建立公共文化空间和文化领域上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推动了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进程。
再次,大众文化赋予人们积极的主体意识。改革开放对人们的生活观念、价值标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禁区被打破,人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宽松和谐,而大众文化的兴起使这一局面进一步扩大,大众文化张扬个性解放,这为人们的个性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赋予了人们积极的主体意识,使人们呈现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理性精神“自主、自立、自信、自强”,这种新理性精神适应了现代社会生存竞争的需要,有利于发挥当代人们的创造性和开拓精神。
(二)大众文化的消极影响
同时大众文化对人们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当代社会的变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多个层面,各个层面的变革又相互缠绕和渗透,形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作为社会历史特定的产物,大众文化在获得历史合理性,对我国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同时,也由于其市场特质,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首先,大众文化导致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庸俗化。大众文化的市场特质,决定了其在迎合大众消费需求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以固定化的消费模式把自身推向平庸低俗,同时也把大众推向平庸低俗。表面上,人们可以通过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获得极大的满足,但实际上,在消费过程结束后,往往又陷入新一轮的空虚,从而使他们在沉浸于感官体验的过程中日益世俗化、低俗化和感性化,并表现为行为上的功利性。以致于有人借用在西方曾一度流行的“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颓废的一代”,“坏疑的一代”等说法来指称国内的一些人。其次诱发了人们“异化”的行为方式,大众文化包含了大量非理性成分,倡导张扬个性,释放冲动,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极易造成个体行为的偏激和社会公共秩序的混乱。受大众文化的影响,人们在审美价值取向上呈现感性化、世俗化的倾向。大众文化对影像化的追求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人们更注重对文化的直观体验而将“思”的意义放逐,从而导致他们的审美取向呈现感性化的特征。同时,大众文化对感性化与媚俗化的追求,也导致了人们审美趣味的世俗化和低俗化。通俗浅薄言情的文学作品在人们当中广为流行,通俗歌曲、流行音乐成为主要的娱乐消遣。
(三)大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的政治优势,市场经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而大众文化又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所以在转型期,迫切要求三者的有机结合。党的政治优势、市场机制与大众文化虽属不同的领域,但三者的关系决不是背离的,三者的结合具有客观现实性。从客观上说,党的优势与市场机制具有目标的共同性、手段的互补性、利益的一致性。从现实性上讲,党的政治优势有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最大的特殊性就是市场机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结合。而思想政治教育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手段。因此,大众文化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必然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产生关系。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向人们传输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价值观以及相应的法律、道德规范等,以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向着社会主义要求的方向发展。而文化主要是由符号和语言、价值观、规范、物质产品等因素构成。可见,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再次,大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共同的使命就是教育人,引导人,这种功能性的统一也必然使两者发生联系。“思想观念的改变能够带来强大的生活实践性力量,更能释放出强劲的文化创造力”金民卿的这句话也更好地说明了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由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暂时不能完全适应市场机制运行的特点,二者的磨合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其中出现的种种偏差、迷茫和困惑确实难以避免,由此大众文化既有其积极影响又有其消极方面。
三、大众文化影响下如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针对人的思想意识的活动,是在思想意识上建立基本的秩序,形成个体精神与国家核心价值观念的内外统一的活动。它以人的思想为工作对象,以了解人的思想、转变人的思想、统一人的思想,为其工作的主要目标,其根本特征是其意识形态性。它的这种意识形态性,决定其在本质上要求以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统一到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为工作目标,以个人利益目标服从国家、集体、组织利益要求为工作的基本职责,以凝聚各种精神力量,实现党和国家的根本意志为其工作宗旨。这种具有特殊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一致性和统一性要求非常明确,而大众文化的多元价值观必然与其发生冲突。面对这种冲突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进行弥合。
(一)以先进文化指导我国大众文化的发展
“任何一种文化其价值不仅在于展现人类历史过程中的生存状态,而在于它始终在一人生的选择”。大众文化以其娱乐性、流行性和大众参与性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文化形式。大众文化的主要功能是消闲和娱乐,但也不能远离道德,放弃“教化”的责任。应该给大众文化注入人文精神,使其承担起提升大众审美情趣和道德理性的“教化”义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大众文化应以主流文化为价值导向,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另一方面,主流文化也应借助大众文化媒体或形式,寻求在现代文化背景下传播的更广泛的空间。
思想政治教育是教师在课堂上宣传奉献精神,首先要从理论上说明什么是奉献精神,然后要介绍奉献精神的发展演变过程,还要联系现实生活说明为什么要提倡奉献精神,教育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学生接受奉献精神这种思想。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则不同,如电视剧《亮剑》、《士兵突击》,通过许多感人的画面赞颂了英雄们革命的一生,尽管一切看似那么平凡,平凡的人物,平凡的故事,平凡的语言,然而正是这种平凡带给我们一种强烈的震憾,让我们每一位观看者都经历了一次心灵精神的洗礼。大众文化在传播类的艺术作品时,其感染力和渗透力,确实是其他教育形式无法达到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将人们从繁重的劳动和学习中解放出来,是大众文化所提拱的精神食粮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社会学家奥古斯德所说:“闲暇是最重要的社会制度。”通过对大众文化的追随、参与,使青少年业余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从而在精神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从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二)通过大众文化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通俗性和可接受性
文化生活是世俗生活的组成部分,人民正是在丰富的文化生活中,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时代精神也正是通过文化生活的熏陶教化才能成为个体的意义世界。“大众文化由于商业化的运作方式,具有巨大的数量和广博的传播途径,大量地传播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对社会大众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力。”转型期的大众文化由于受世俗生活和商业原则的双重要求,表现出明显的世俗商业化倾向。这种世俗商业化倾向既使个体从神圣化的社会理想中解放出来,使每个个体得以回归到真实的现实生活中来,所以以大众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渗透力和可接受性,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广泛实现。大众文化具有渗透性强,影响持久以及形象、生动、直观等特点。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大众文化当中,会使思想政治教育更生动活泼,更具有吸引力,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就能更好地产生“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其内容的熏染。当然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调动大众文化内蕴的积极因素,以正确的价值导向引导大众文化的发展,推动大众文化向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一方面要通过弘扬主导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来消解大众文化对人们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要规范大众文化的发展,提升大众文化的品位,打击各种不健康的、低俗的、黄色的文化对人们的腐蚀与诱导,从而在全社会为人们构建一个积极向上、健康理性的社会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 林雪红:《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特质》,甘肃农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引 言
圣经文化即与《圣经》和基督教有关的文化事物和文化现象,包括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各个方面。《圣经》与圣经文化对美国社会精神文明的影响已远远不只在宗教领域,更是深入到价值观、内政和外交等诸多方面。
董小川教授在《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一书中把宗教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归结为:从社会政治出发,宗教是美国国家的意识形态;从宗教的社会价值出发,宗教是美国政治生活的添加剂;从民族精神出发,宗教是美国事业的精神支柱。而在美国诸多宗教中,基督教和《圣经》所起的作用已远远超过其它宗教的影响,这就是圣经文化在美国社会中的特殊政治地位。
1.0 圣经文化与美国建国
16世纪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派剥去了不平等思想的宗教的合法外衣,为新教创造了社会心理条件,促进了致富的竞争,加速了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与此同时,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认为人世间的幸福就是实践“福音书”中的教诲。改革的目的则是建立一个人间的上帝之国,用“长老制”来管理政教合一的城市共和国。这种长老制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受到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西欧各国的欢迎并广泛传播。加尔文宗在英国称“清教”。
从1620年“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开始。圣经文化就正式开始了对美国的影响。而此前为了预防无政府状态,由威廉姆·布雷福德发起而签订的《五月花公约》实际上是一种教会盟约式的民主协定,它显示了初来殖民地的移民对民主自由的渴望,以及希望政府是来源于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这一愿望。这一公约乃是北美殖民地乃至当今美国政治社会规范的基础。随着英国的清教徒为躲避宗教迫害大批来到这里,一位名叫罗杰威廉斯的英国神职人员于1636年创建了罗得岛殖民地。他主张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两大原则,这就为美国的建国理念奠定了思想基础。
与文艺复兴时期相比。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的思想、学说更加系统化。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已经构成他们心目中“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宏伟蓝图。其中,洛克的分权理论经孟德斯鸠的改造以及美国的实践,形成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组织形式。孟德斯鸠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上帝的存在是有好处的”,这就为美国宗教的长期存在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的《论法的精神》与“三权分立”思想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人民主权说”对杰斐逊和潘恩都给予极大的鼓舞:杰斐逊根据国家起源于契约的理论,认为王权来源于人民的权利,他在《独立宣言》中发展了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而潘恩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来论述自然权利理论;作为有神论者,他们都将《圣经》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演化为“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的思想对美国影响极大。后来的美国民主政治制度基本上是遵循着他们设计的政治蓝图建立和发展而来。
虽然,美国在建国时就已将政教分离写进宪法,但是宗教始终与美国历史的进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无论现世主义者如何否认,都否定不了美国这个国家是始于基督教的事实,美国的国民性以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霸权主义皆建立在这个观念之上。
2.0 圣经文化对美国人价值观的影响
从新大陆发现后欧洲殖民者越洋奔赴北美大陆并定居起,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就被部分的“移植”过去。从而为以后慢慢形成的美国人的价值观深深打下了第一个烙印。新教伦理指导下的美国民众都重视物质成就的追求与获取,这就促使美国民众从一开始就在潜移默化中铸就了他们的实用主义思想。基督教文化不排斥经济,甚至鼓励人们通过自我奋斗获得财富,但从过度的追求“人权”“独立”开始,圣经文化已为美国民众悄悄埋下了个人主义的种子。虽然早期清教徒移民的求知和实用精神、拓荒好探险精神等在工业化的推动下逐渐形成整个美利坚民族尊重科学和理性的现代人文传统,但殖民时代清苦的生活致使人们长期以来喜欢新奇刺激和追求物质享受,于是享乐主义和金钱至上也将成为美国永恒的话题。
3.0 圣经文化对美国内政的影响
关键词:拇指文化;大学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拇指文化”是随着手机媒体的诞生和普及而来的,它已经开始改变并且会越来越影响大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方式。怎样正确认识“拇指文化”的内涵和特点及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应当成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高校大学生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拇指文化”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挑战
1.大学生过分依赖“拇指文化”,思想政治不要求进步。手机在给高校大学生提供更为宽广的认识和发展空间的同时,也对大学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由此许多大学生养成了不良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作风。一方面,在课堂上,用手机发消息聊天、看电子书、玩游戏等打发时间的现象在大学生中并不少见,直接影响了大学生对知识的获取。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大学生的手机依赖现象也日渐严重,很多大学生可以说是“机不离身”,这已经严重影响了高校大学生的正常生活。
2.“拇指文化”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导地位。随着“拇指文化”的发展,大学生在很多时候会比教育者更早、更快、更深地了解前沿信息,这就使得高校大学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知识依赖程度大幅下降,使教育者的主导地位及工作的权威性受到巨大冲击,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带来了“权威危机”。
3.“拇指文化”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复杂性。虽然大学生能利用手机获取有益、进步的信息,但大量愚昧、有害甚至是违公德的信息和思想也充斥在手机媒体中并泛滥蔓延。高校大学生还未正式进入社会,大多数思想单纯,有害信息必然会对他们的鉴别能力和筛选能力带来严峻的挑战,稍有不慎就会受到手机媒体上有害信息的影响,如果没有及时有效的引导,他们难免会做出一些不道德的甚至是违法的事情。
二、“拇指文化”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机遇
1.“拇指文化“的使用主体大众化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象更加广泛。由于手机媒体具有便携的特点,给大学生及时获取信息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利用“拇指文化”这种新兴的教学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契合大学生乐于接受新鲜事物这一特点,易于被大学生所接受。只要有手机,受教育者就可以接收到有关教育内容,这无疑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更加广泛。
2.“拇指文化”创新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方法。在“拇指文化”环境下,思想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电子书的形式,将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资料加以整合,学生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随时随地查阅相关信息。可以说,这些方式都是切实可行的,同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会只局限于“书本模式”和“课堂模式”中了。
3.“拇指文化”有利于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在层层传递中难免会有信息滞后和失真的现象,同时信息扩散的范围和速度也会受到影响。在“拇指文化”环境中,大学生可以通过手机网络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资讯。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手机将信息通过多种方式如手机短信、手机微信等形式将教育内容传达给受教育者,使教育内容更加全面、准确。从“拇指文化”的传播学意义上来看,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效率和针对性。
三、如何运用“拇指文化”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高校要积极搭建“拇指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平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充分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机传播平台,可以利用微信朋友圈、微信公众号、手机QQ等方式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学校也应作出相应的努力,如对专职思想政治教师进行培训,让他们了解、熟悉这种新的教学方法,从而更好地应用于教学中。
2.大学生需要加强自我教育意识,养成良好的手机媒介使用习惯。手机媒体要真正成为能够帮助大学生成才发展的工具,关键还要依靠大学生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大学生要清楚地认识到在手机媒介的使用过程中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坚决抵制不良的手机文化,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
总之,“拇指文化”的出现和发展,为当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平台和难得的机遇,但也对传统的教育方式和管理手段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师既要抓住时机,了解其特点,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扬长避短;同时也要从中找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观念、新途径、新方法,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1]王萍.传播与生活,中国当代社会手机文化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2]戴静.手机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2013.
关键词:微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1 微文化的概述
微文化主要是指随着互联网盛行而兴起的一种网络潮流,微博的盛行是它形成的开端,并且随着一系列的网络微应用的出现而风靡,尤其是在当前年轻人中间更为流行。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以网络、手机、电脑等为载体,利用微信、微博、博客等媒体用户进行虚拟信息的、交换、反馈,最终影响人们精神和行为的文化生态形式。
2 微文化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
微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给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发展机遇,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
(一)“微文化”促进教育形式多样化
之前新媒体还没有被广泛用于课堂教学,老师授课仍旧坚持面对面讲授教学,使得教育环境受限,老师不能及时发现和解决学生的问题,最终导致教育效果并不理想。新媒体的应用打破了时空的局限性,教育双方可以随时随地利用微信、微博工具进行文字、图片、视频等内容的传输,并通过“点赞”“评论”“留言”等互动交流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同时,老师可以针对学生遇到的各方面困难进行线上解答和疏导,及时发现学生思想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采取解决措施。
(二)“微文化”提升了教育的实效性
虽然“微文化”扩展了教育平台,使教育双方打破了时空限制,不仅局限在课堂进行灌输式教育,利用微信、微博互动也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但影响和制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和质量的关键在于培养师生之间的信任感。“微文化”的交流互动是基于虚拟环境的,在线上交流双方彼此不可见,这样大大缩小了人际交往的心理距离,增加学生对老师的信任,更容易倾诉学习生活中的困惑。此外,“微媒体”的使用对老师也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要求教育者需抛弃课堂上单调乏味的理论话语,且熟悉当下流行的网络用语和表情,活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新潮语”,激发学生关注社会时事的兴趣,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三)“微文化”帮助教育理论和实践融合
目前,大学教育鼓励学生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单纯的进行理论灌输教育已经不能够满足社会对于大学生的要求,真正的大学教育需要把学到的理论切实应用到实践过程中,这种教学模式能够充分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与科学性。话虽如此,可真正能将“理论和实践”融合可没有这么简单,传统的教育方式明显起不到作用,而微媒体的使用可以将两者巧妙结合,比如在具体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学生可以把教育内容通过微视频的形式来进行具体的实践展示,在巩固所学知识的基础上提高实际运用的能力。当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新闻等途径,获取必要的信息资源,从而达到开阔视野、高效学习的目的。
3 微文化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
微文化作为信息时代的产物正一步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在微文化背景下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我们关注并加以解决。
(一)“微文化”考验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养
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有敏锐的媒介洞察力,掌握微时代网络信息传播的规律, 及时发现学生兴趣的变动。如果教育者不能完全理解“微文化”,熟练使用微媒体,那么就会与学生的思想产生严重的脱节,进而无法了解他们内心的真实情感,严重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现在,大学生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创造了许多“网络流行语”。
(二)“微文化”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威性
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教育的权威性和导向性是毋庸置疑的,其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一直是党和国家执政理念主旋律的映射,尤其是在政治观和道德观的教育方面,其权威性尤为明显,保证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方向。但是随着微文化的盛行,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接受多种多样的信息,这些信息良莠不齐,不少负面思想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学生往往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选择信息浏览,可能会遭到带有个人主义的思想洗脑。 微时代信息的负面影响常常导致学生产生叛逆心理,从而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加了难度。
(三)“微文化”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难度
微文化的盛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产生极大的影响。以前的课堂教育中,学生和老师面对面交流,可以直接观察学生状态,比较集中不分散。相反,在微课堂教学中,大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想要顾及每一个学生,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此外,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然蕴含着一些传统文化的内容,而传统文化和微文化相结合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当代大学生面对着这些冲突必然受到一定的影响,教育双方如果都不能完全适应二者的结合,将导致教育工作无法顺利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能不能真正转变学生思想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工作是否能够做到位,而增加了管理工作的难度,无疑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累赘。
4 微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议
“微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根据微文化背景下教育出现的状况,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与意见显得尤为重要。
(一)提升大学师生微文化素质
微文化素质就是能适应微文化环境下产生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的知识和技能。老师和学生作为教育工作中的核心元素,其微文化素质影响了整个教育质量,可见,提高大学师生的微文化素质刻不容缓。首先,教师必须拥有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和学习精神,善于发现最新网络动态,熟悉网络知识的和运用网络技能,努力缩小与学生之间的代沟。其次,对于大学生提高微文化素质,关键在于培养他们的批判精神和自主判断能力,当代大学生应该主动提高自身的微文化素质,保持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进而能够在微文化中汲取对自身有益的成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二)优化微文化下的教育内容
在微文化时代,学校要时刻根据社会需要,不断优化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保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时俱进。首先,需要对传统的教学模式继承和发展,在原有的灌输教育的方法上创新教育内容的呈现方式,以微动画作为辅助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升课堂的活跃气氛。其次,教育内容要坚持社会性与政治性相结合,形成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补充,及时重大时政新闻,激发学生关注国家事务,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最后,教育内容要坚持理想和信念相结合,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既要回顾过去的历史,又要立足实际,展望未来。所以,教育内容的选择上要具有社会理想性,不仅强调社会价值的内容,而且考虑个人价值现实性的要求,这样个人和社会才能向前发展。
(三)合理利用微文化传播手段
先进的网络传播工具为微文化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合理地使用这些新媒体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传播效率和水平,进而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微文化传播方式的合理利用,能够使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表现的更为生动和形象,易于学生接受。
参考文献
[1] 周宪.时代的碎微化及其反思[J].学术月刊,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