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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核心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关键词:《资本论》;西方经济学;工资理论;比较
工资理论作为分配理论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形成部分,其结构和形式也就取决于生产结构以及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不断革新,生产结构有了重大变化,处于不同生产结构阶段的工资理论也发生着变化,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此外,基于不同价值理论,对工资理论的认识也存在差别。鉴于此就有必要对处于不同生产结构进程中和边际革命之前以劳动价值论与之后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工资理论做一个比较。
一、《资本论》中的工资理论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然而,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决定了“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它包括:(1)维持劳动者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2)劳动者养活他的家属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3)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费用。
马克思在阐述了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量的变化时指出了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即剩余价值率)取决于三种情况:一是工作日长度,二是正常的劳动强度,三是劳动生产力。并就其不同组合,对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相对量的变化作了详细的论述。
工资的运动规律。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论述中,指出在积累和伴随的积聚的进程中可变资本部分相对减少。并认为对劳动的需求随总资本的增长而递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和产业后备军以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更快的速度增长。并进一步指出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原因,即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被游离的程度。
二、西方经济学的工资学说
斯密在工资理论上体现着二重性。一是“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二是“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他认为工资的数额即劳动的市场的价格是资本家与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的结果。
李嘉图工资理论的特征是把工资理论和劳动价值论联系起来。他从劳动自然价格或价值上阐述决定工资数量的基础。这事实上已正确地确定了工资的自然基础。他也认为市场价格由劳动力供求决定。并认为货币工资有上涨趋势,但实际工资有下降趋势。
边际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学的工资学说中,马歇尔的均衡工资理论认为工资并不是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独自决定的。但对于一个既定的劳动供给水平来说,工资衡量边际生产力并且等于边际生产力。“当马歇尔说工资率是在边际上决定的而不是被边际所决定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主张生产力的边际是终极原因”。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针对大萧条时期的就业问题提出刚性工资理论。并用工会、集体谈判和长期合同来解释工资刚性。
新凯恩斯主义以经济面临总供给或总需求的冲击时,就业剧烈波动而工资却呈黏性这一经济现象为背景提出效率工资理论。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在1984年建立了一个效率工资的动态模型。效率工资理论最突出的理论特色在于注意到了物品不具有能动性,而劳动力具有。
三、比较
(一)价值理论基础
马克思将正确区分劳动力价值和劳动的价值作为突破点,第一次科学完整地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其对工资理论的阐述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并以其为起点。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结合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对资本主义工资的运动规律给以合理阐述。
边际革命之前西方经济学的工资学说,如斯密,因其价值规定上的二重性导致的其工资理论的二重性;又如李嘉图,不能认识到工资理论的本质,最终导致其学说体系解体。这些理论的不正确性都因其不能够正确区分劳动力价值和劳动的价值。
边际革命之前西方经济学的工资学说不能正确区分劳动力价值和劳动的价值,只能说明他们在揭开劳动价值论神秘面纱时走了弯路。而边际革命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的工资学说因其理论建构在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把客观的价值标准转向了主观的价值标准,表明他们走上了方向错误的另一条路。虽然其强调人的主观效用,但也消除了人的劳动在价值生产中的主体地位。
(二)生产结构
“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生产工具的分配,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这种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在马克思看来,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取决于生产的结构。从属于分配的工资理论也应是生产的产物,取决于生产的结构。马克思是把劳动力当做是商品来论述其价值,因此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同样由再生产它的劳动时间决定 ,亦即在生产中决定,并把劳动力的价格同剩余价值量相联系;而在考察工资时更是直接将其置于生产之中,并通过资本生产与积累的过程而造成的相对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来说明工资的运动规律。故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一般的,逻辑与规律相统一的理论。
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其以后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技术革命因科学的发展和燃料问题的解决得以广泛地进行,生产力极大提高,生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的有机和技术构成日益提高。资本的地位也日益突出,资本支配和统治劳动更加严重。也正基于上述原因,以边际生产力工资为基础的一些理论相继出现。
(三)分析方法
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与边际革命之前西方经济学的工资学说更多的是在逻辑推理上对基于其价值理论的工资理论进行阐述,而边际革命之后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工资学说的数理分析方法不断改进和丰富。
参考文献: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有效需求 比较教学法
一、引言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当中都有有效需求理论的教学内容。一方面,依据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从资本主义为利润和资本积累而生产的性质出发探讨资本主义有效需求问题的本质。另一方面,凯恩斯理论以消费和利率为核心范畴,在有效需求框架下对消费、储蓄、投资关系进行综合论述。
同时讲授这两门课的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这两门课程中的有效需求理论的差异?笔者尝试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讲授,向学生展示两种理论对有效需求问题不同的解释。通过分析比较,学生对相关问题将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
马克思从商品概念入手,围绕商品的内在矛盾及其外化这一中心,通过价值形式演变发展过程论证货币的产生。通过论述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马克思研究从商品的流通到资本流通的转换。商品流通公式“W-G-W”到资本流通公式“G-W-G”的转换,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关键特征是货币的增殖,这是马克思分析所有现实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基础。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阶级对剩余价值,即货币增殖的追逐产生了有效需求问题。马克思通过其社会再生产图式分析社会资本运动正常循环的条件,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是产品的实现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主要通过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展开。
马克思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两个理论前提,是把社会总产品按照使用价值分为两大部类,按价值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社会总产品按照使用价值分为两大部类,就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Ⅱ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Ⅱ部类),这种划分指明了产品的最终用途;按价值划分,社会总产品分为三部分,就是用于补偿全社会生产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不变资本c),第二部分是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部分(可变资本v),第三部分就是剩余价值(m),这三部分分别形成相应的购买力。马克思以这两个前提为基础展开研究。
(一)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
要使社会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核心问题是产品的实现问题。产品实现问题就是产品如何在价值和物质上得到补偿的问题。所谓价值补偿,指产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何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所谓实物补偿,指社会产品价值的各个部分实现为货币形式以后,又如何转化为需要的商品。要具体分析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问题,必须分别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方面考虑。
为了实现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两大部类各部分的产品在价值上和实物上要得到补偿,就要进行三方面的交换。首先,第一部类内部(Ⅰc)的交换。第一部类提供生产资料,它需要的是生产资料,这部分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是吻合的,所以第一部类是可以通过内部交换解决的。其次,第二部类内部(Ⅱv+Ⅱm)的交换。第二部类提供消费资料,它需要的是消费资料,这一部类可以通过内部交换解决。最后,关键是Ⅱc和Ⅰv+Ⅰm这两部分,这两部分正好是互相对称的。Ⅱc的物质形态是生活资料,但是它需要生产资料。Ⅰv+Ⅰm这一部分的物质形态是生产资料,但是它需要消费资料,只有这两部分参与产品的交换,才能各得其所。因此,简单再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的一个关键实现条件是:Ⅰ(v+m)=Ⅱc。这一条件表明:只有当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供给和第Ⅰ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之间,以及第Ⅱ部类消费资料的供给和第Ⅰ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之间保持相等时,两大部类的简单再生产才能正常进行。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具有客观必然性。一方面,对剩余价值的不断追求,成为推动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资本家之间因利益关系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是迫使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外在压力。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这种规律强制性地使资本家阶级必然进行扩大再生产。
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之间的产出交换仍包括三个基本方面:首先,在第一部类内部通过交换而实现;其次,在第二部类内部通过交换而实现;最后,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是关键,它使第一部类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使第二部类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增加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服务得到满足。因此,扩大再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的一个关键实现条件是:Ⅰ(v+v+m/x)=Ⅱ(c+c)(剩余价值分解为资本家消费的部分m/x,和资本家用于追加投资的部分c+v)。这个条件反映了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时候,两大部类是互相制约的,一个部类的扩大就必须有另一个部类相应地扩大以支撑。
(二)社会再生产中货币的作用
马克思说:“当再生产(无论是简单的,还是规模扩大的)正常进行时,由资本主义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的货币,必须流回到它的起点(无论这些货币是他们自己的,还是借来的)。这是一个规律。”[1]P511总剩余价值即总利润无论是在简单再生产中全部作为消费收入花掉,还是在扩大再生产中作为投资和消费两部分花掉,最终投入流通领域的支出总要以利润的形式回到资本家阶级的手中。
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所有剩余价值都用于非生产性消费,但同时资本家通过从货币贮藏当中取出资金支持非生产性消费,以实现这些剩余价值。整个资本家阶级起着关键作用:“在这个场合,我们假定,资本家到他的资本第一次流回为止,为了偿付他个人消费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额,恰好同他生产的并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相等。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随意的假定。但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这个假定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必然是正确的。它所表示的不外就是简单再生产这个前提所要说明的,即全部剩余价值并且只有剩余价值被非生产地消费掉。”[1]P371
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它对于货币流通不会提出什么新的问题”[1]P381。不同之处仅在于投入循环的货币现在包括以生产为目的的预付资本部分。“就追加生产资本执行职能所需要的追加货币资本来说,它是由一部分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提供的,这部分剩余价值是作为货币资本,而不是作为收入的货币形式,由资本家投入流通的”[1]P381。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的实现是由资本家的投资和资本家的消费决定的,从而资本家的利润现在取决于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投资支出。
(三)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
马克思认为:剩余产品的实现问题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面发展才能解决。工人的需求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但很明显,它远不能解决产品实现的问题。有效需求部分通过工人们花费他们的工资收入表现出来,但是可变资本总是少于处于流通中的总资本,所以工人对消费品的购买对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永远都是不充分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取决于资本家的需求,解决方法在于资本家的消费。这包括两种消费:一部分剩余价值被作为收入而消费掉,但是另一部分,通过再投资进行生产性消费,剩余价值进一步被投入扩大再生产中。流通过程面临的产品实现问题,最终通过更大规模的生产得到解决。同样的,不但对于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的实现是这样,对于整个产品的实现也是这样,因为劳动力的消费是由资本家雇佣劳动力作为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所花的开销派生出来的。
但是资本家阶级生产的动力不是消费,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资本家不把他要购买的商品当做使用价值,而是当做扩大资本的手段。如果他看不到可以利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获利的机会,宁可什么都不做,以货币形式持有他的资本,从而打断流通,潜在地引发危机。也就是说,生产如果过剩,其原因不在于需求,而在于增殖。
马克思认为,一旦确认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以货币流通为媒介,并且从属于以货币为形式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占有,局部生产过剩和普遍生产过剩之间的区别便随之消失。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意味着,如果一种商品卖不出去,那么所有商品的流通将都被打乱,以致一种特定商品生产过剩的可能性直接意味着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
三、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凯恩斯从萨伊定律、市场自动出清和货币中性三个角度对古典学者发起了全面挑战,确立了一种总量供求理论的核心就是有效需求,由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宏观理论体系。
(一)对储蓄等于投资的批判
古典学者认为,在均衡利率下,储蓄等于投资。一方面,古典学者将利率看做节制或节约的实际回报。利率越高,人们越愿意以储蓄形式持有资产,储蓄与利率正相关(S=S(r)),而储蓄的流动在资本市场上代表着可贷资金的供给。另一方面,投资与利率负相关(I=I(r))。利率越高,意味着资金成本越高。厂商的投资支出取决于利率和预期收益率,只有在预期收益率大于或至少等于资金成本(利率)时,厂商才愿意投资。投资支出代表在资本市场上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利率会达到均衡水平,从而储蓄会等于投资,即S(r)=I(r)。以上述假定为前提,并且由于一方面居民的全部收入不是用于消费支出就是用于储蓄,即Y=C(r)+S(r),另一方面总支出包括两部分:来自厂商的投资支出I和来自家庭的消费支出C,即E=C(r)+I(r)。所以总支出必定等于总产出,从而总需求永远不会不足。
凯恩斯对上述观点持反对意见。在凯恩斯看来,国民收入取决于总需求,总需求取决于总支出,总支出由消费支出(C)、投资支出(I)构成,Y=AD=E=C(Y)+I(r)。这里,凯恩斯认为消费支出取决于收入,消费函数可以写成C=a+bY,式中b指边际消费倾向(0
(二)对工资价格弹性的批判
古典学者认为,经济中的工资和价格具有可伸缩性。可伸缩的工资和价格将保证市场能迅速做出调整。比如,由于总需求不足,货币工资和价格将下降,这样就会恢复充分就业。工人总是愿意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企业家愿意降低商品价格以扩大商品销售量。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可以使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所以造成失业和产量减少的任何扰动必然是暂时的。
凯恩斯对上述观点表示反对。在凯恩斯看来,垄断和工会这样的刚性力量会阻碍工资和价格的调整。他相信工人处于“货币幻觉”中,即他们的行为与货币工资(W)而不是与实际工资(W/P)相关。工人会拒绝接受货币工资的削减。而这是对古典的工资率调节机制的直接否定。
(三)对古典货币数量论的批判
古典学者认为,供给自动创制自己的需求而不考虑价格水平,绝对价格总是与货币量同比例变化。假如货币市场最初是均衡的,那么货币供给的增加就会引起不均衡,货币市场的新均衡只有在价格水平上升时才能得以恢复。传统货币数量论“价格上升仅仅是货币数量增加的结果”的说法,支持古典学派的货币面纱观点。
凯恩斯对上述观点持反对态度。在凯恩斯看来,人们对货币的需求(Md)取决于人们的流动性偏好,流动性偏好取决于三种心理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引起的货币需求与收入水平有关。投机动机引起的货币需求与利率有关。可以把货币需求表示为收入和利率的函数。货币供给(Ms)是一个外生变量,它由中央银行决定。在存在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够降低利率,这样投资就会增加,进而通过乘数效应刺激总支出,就业量与国民收入也会增加。
四、比较与评价
(一)分析危机的可能性
在分析危机的可能性方面,马克思与凯恩斯有相似的地方。马克思解释了为何资本家希望保留货币,增加货币贮藏量。答案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赚钱,当其预期无利可图时,他们就持有货币,而这会导致生产过剩和工人失业。正是在这一点上,在马克思和凯恩斯关于消费不足的危机爆发可能性的观点之间,出现了重叠。凯恩斯认为,资本家投资的多少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及对未来的预期。“资本边际效率已经崩溃到如此彻底的程度,以至于利息率下降到现实上可能做到的水平都无济于事……要想恢复资本边际效率并不那样容易,因为,资本边际效率在目前系由无法控制和不听控制的工商业界的心理状态所决定。用普通语言来说,在个人行为自己做主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信心的恢复远非控制所能奏效”[1]P328。
(二)批判萨伊定律
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对萨伊定律进行了批判。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身需求”,产生于物物交换的经济中。持有这种信念的古典学者认为,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的调节机制会有一种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趋势。这意味着总需求和总供给会一直保持相等,从而劳动力市场是均衡的,而货币只是掩盖经济中潜在的实际力量的面纱而已。
马克思从批判李嘉图开始,李嘉图认为普遍商品过剩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萨伊定律成立。李嘉图将交换行为简单地看做物物交换行为,因此,每一个销售都对应着一个购买,所以生产和投资不受有效需求不足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只是便利交换的手段。货币和交换“在他的经济学中只表现为纯粹形式上的要素,他从未研究过中介形式”[2]P288。马克思认为,货币不仅是交换的媒介,“而且是使产品同产品的交换分解为两个彼此独立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离的行为的媒介”[3]P572,这一分离表现为货币和交换行为分离,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样可以发挥价值贮藏和支付手段的作用。建立在买卖分离基础上的商品形式,以及由于价值获得一种独立于交换行为之外的具体形式而使买卖分离得以发展的货币形式,揭示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且规定了危机必然采取的形式。现代危机不但与商品和货币形式联系在一起,而且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
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批判不是基于物物交换经济,而是基于对古典利率理论的反对。在凯恩斯那里,产出和就业由有效需求决定,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不能确保充分就业。利率是由货币市场决定的,而不是靠储蓄和投资决定。投资边际效率的变化通过乘数效应引起实际产出的变化,而且最终通过收入变化,储蓄适应投资。因此,储蓄不会全部自动转化为投资。在消极的需求冲击下,工资和物价水平存在刚性,其调整不能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通过这一论证,凯恩斯有效地反驳了萨伊定律。在凯恩斯就业不足的均衡世界中,需求创造供给。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蒋雅文,耿作石,张世晴.西方经济思想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关键词】经济学;教学;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发展,在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当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力逐步提升,甚至有学者提出应当将西方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流指导思想。而经济学在日常的教学当中已逐步被忽视,出现了边缘化的倾向。因而,开展相关的研究与探讨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价值,应当引起相关经济学教师与研究人员的重视与思考。据此下文之中将主要就,当前我国经济学的教学现状进行简要的分析,并针对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以及意识形态与分析工具等问题进行详细的阐述。
一、当前经济学教学现状的问题
在我国逐步迈向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产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出现了经济学被逐步边缘化的倾向。有许多学生甚至是经济学的授课教师以及相关的研究学者,不自觉的将西方经济学作为我国主流的经济学指导思想。出现这种状况问题的原因,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外部因素,我国的经济制度在由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过程当中,一些人误以为我国这些年来所取得的发展成果,均是由西方经济学带来的。其次为内部因素,在此方面所牵涉的问题较多,总体而言大致可归为三类,第一,教学目标问题。我国各个高等院校在进行经济学教学的过程中,对于教学的方向与目标不甚明确。第二,教材问题。所选用的教材往往不能够同社会的经济发展形式相适应,内容还不够丰富,数量也不够充足,未能够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三,教师队伍问题。当前我国对于经济学,教师队伍的培养力度逐步降低,而在高校当中对于经济学教师的培养投入也较低。
二、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问题
在经济学教学当中,关于教学模式的讨论,目前被热切讨论的“国际化”与“本土化”问题源于有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学者。他们认为,经济学不存在国界问题,基础的经济学理论内容都体现了人类所普遍共存的规律,不存在东西方经济学理论之分,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普遍适用的。有一些研究学者就提出,在经济学当中对于学术理论当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问题,根本实质是对于理论性内容,同一些地区性的特殊问题两者间的关系;国际化的过程即为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内容相适应,逐步向西方化的经济学理论靠拢,而本土化则是要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加以相应的结合。并且还提出了能够因为地区性的问题而否认了基础理论,这些西方经济学当中的基础性经济学内容是普遍适用的。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经济学理论内容的“国际化”在本质上也是“本土化”化的过程。将的理论内容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是需要长期的实践努力的。而那些鼓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其所理解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是要将边缘化。所认为的同国际接轨的本质,是在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内容,同中国实际国情进行结合,所采用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应当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对于这种思潮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与思考,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便决定了我们必须要将经济学理论内容作为我们经济理论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而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应当仅做参考之用。
三、意识形态与分析工具的问题
经济学的教学活动不但是意识形态上的教育,同时也是对于分析工具的教育。然而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教学当中,往往大部分的人都认为,经济学的教育仅仅是分析工具的教育,同意识形态的教育完全无关。但是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学是一种社会学科,而并非自然学科,在自然学科当中无关意识形态的问题,因为自然学科通常都是关于分析工具的问题,不存在国界、利益等方面的划分。而社会学科则却存在这些问题,社会科学必须依存于一定的利益集团、社会阶级之上,反映了相应的社会阶级与利益集团,对于各类经济状况的认识与理解,而在经济学当中,对此也丝毫不避讳,并且也十分重视对于经济问题的分析方法。因此,经济学的教学活动,不但是分析工具的教育,同时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同理,对于同为社会科学的西方经济,必然也会牵涉到意识形态的问题,因此在经济学的教学活动当中,不能够刻意的回避意识形态的问题,也不能将经济学教学去政治化。
在经济学当中,所重点阐述的即为研究与叙述方法,这当中便包含了历史与逻辑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所采用的即为历史与逻辑方法,在经济学的研究当中要遵从逻辑与历史的规律次序,要具有历史层面的价值评价,并将之结合起来,不但要重视对于经济学当中逻辑抽象内容的认识,同时还要重视历史的价值评判。
四、结束语
本文所重点讨论的为经济学教学当中的,理论领域、教育领域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等方面的问题。政治经济学,不应当、也不能够被西方经济学所取代,意识形态的问题不仅涉及政治、文化、军事等相关方面,在经济领域当中也牵涉有意识形态的问题,并且异常重要。在经济学教学当中要牢牢把握,基础理论内容,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才能够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保持正确的前进道路。
【参考文献】
[1]范超.浅谈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5(21)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市场经济学,对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概括和理论总结,被认为是主流的、发端于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学习西方经济学,主要是学习基本方法,通过行为假设、模型分析市场经济行为主体及经济现象。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将西方经济学设为经管类各专业的必修基础课之一,一般在低年级开设。这门课对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认识市场运行机制,及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都具有重大意义。
贸易经济专业是我国的新兴专业,自设立专业以来,受到广大学子的青睐,短短十几年,发展成为各高等院校招收学生人数较多的大型专业。贸易经济专业与其他经管专业一样,将西方经济学设为基础必修课程之一,在学习完西方经济学后再接受贸易专业理论的培养。因此,西方经济学对贸易经济专业有重要的影响。那么关于贸易经济专业中西方经济课程教学要注意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贸易经济专业为什么要开设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是基础和启蒙课程,通过学习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培养贸易经济专业学生的经济学素养,提高他们的经济分析能力。贸易经济专业开设西方经济学主要是为了奠定学生的经济基础,巩固专业基础。西方经济学基本方法对贸易经济专业的重要意义。
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设定行为假设,市场经济行为主体是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对于贸易经济专业学生学习贸易专业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与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绝对优势理论相似,按照绝对优势理论,每个国家都出口本国占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本国的绝对劣势的产品,以满足本国居民的消费需求,获得利润的最大化。西方经济学里的供求模型分析,利用消费者偏好曲线、预算曲线、生产者生产函数,生产可能性曲线等分析市场的供求关系,在国际市场也适用,有助于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生对国际市场进行相关分析。
西方经济学当中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为贸易经济专业学生分析当今国际市场的贸易状况和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同时也是贸易经济专业学生学习贸易理论,掌握贸易专业知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西方经济学采用模型化的方法研究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对影响经济主体市场行为的因素抽象化,例如,微观经济学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但通过消费者偏好和预算约束来进行研究,生产者的市场行为则由生产可能性曲线及生产函数来进行研究,等等。
第二个问题是,对于贸易经济专业教师怎样进行西方经济课程的教学?
首先,作为贸易经济专业教师要明确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在讲授西方经济学内容的同时与贸易专业相关知识联系,注重对学生的研究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教授好这门课程,让学生对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及其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运用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使课堂教学内容与国际贸易实际业务部门实践相联系。综合利用各种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如“启发式”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讲授法、案例法和讨论法等,达到西方经济课程的教学目标。
其次,西方经济学课堂设计根据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不断翻新的原则,把课程分为理论讲解和实践分析,不断地把学科理论的最新发展、国际市场上的热点问题传授给学生,资料不断更新。经济理论必须来自现实经济,在国际市场特定的前提假设下,借鉴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国际贸易的实际问题,并提炼出与国际贸易理论相符合的前提假设,对经济学相关理论进行改进,归纳出符合国际贸易的理论内容,进而形成有贸易经济专业的理论体系。
最后,课堂教育与国际贸易理论紧密相连,教学不仅要偏重于各个知识点以及经济原理的讲解,而且要进行国际贸易相匹配的案例的分析,一方面采用经典的贸易经济学案例,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另一方面加强案例的国际化和前沿化。即教会学生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理论来认识国际市场上的经济现象,解决国际市场现实中遇到的经济问题。此外,教师在课程教学上应有重点地补充当前世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前沿和动态。
第三个问题是,贸易经济专业学生能从西方经济学课程学到什么?
贸易经济专业中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不在于让学生记住一些具体的经济学理论结论,而是在于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教会学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因此,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生能从西方经济课程中学会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国际贸易问题。教师在讲解西方经济学时不仅要讲解有关经济学理论的结论,教学生如何求解经济学模型化的计算题,还要让学生切实理解经济学模型的具体假设与条件界定,同时联系国际贸易市场的经济现实对模型的假设、条件界定进行比较分析。作为一名在高校从事贸易经济学教学的教师,有责任、有义务用正确的方式来讲解西方经济学,教会本专业学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