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文化的理解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对政治文化的理解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范文第1篇

那么，我们的政治教师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努力，才能让学生学有所获呢?

1. 对教学组织者文化素养的思考 我们的政治学科准确地说应该叫思想政治学科，思想是政治学科的核心和灵魂，是政治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之处。知识可能会过时，方法可能会有局限，唯一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的是思想。在我们的政治课堂上，老师能够引领学生在思想的海洋中畅游，在学生心灵深处激起思想的浪花，让他们在这种思维活动中感受到生命的高度和精彩，帮助他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应该是政治学科教学的最高追求。

深度的思想当然来自于广泛深入的阅读，尤其是阅读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与思想、教育、文艺等领域的大家对话，学习他们的研究成果，逐步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与智慧。当我们反复啃读、咀嚼这些经典，我们的视野一定会大大拓宽，我们的思想高度也会大大提升，这样我们的政治课堂一定是“天远已无山可隔，潮来空见海横流”的境界，更是“活水潺流随处萧，东风花柳逐时新”的流畅。

教师的表达毫无疑问非常的重要，捷克的教育家夸美纽斯说过：一个能够动听地、明晰地教学的老师，他的语言必定象酒一样浸入学生的心田。每个人都有两种语言，通过阅读内心有自己的或丰富或浅薄的体会，这是第一种，然后再把这种体会用或幽默或平淡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第二种，如果我们政治教师的两种语言能力都很强的话，那么，他的课堂一定是信手拈来、妙趣横生、绮丽洒脱，让学生兴趣盎然、有如沐春风之感．有些人是天生的演说家，有些人就稍差一点，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加强语言能力，比如向电视主持人学习，多看一些风格幽默风趣的节目，比如周立波的立波秀，比如台湾江岷钦教授的时评，时间长了，耳濡目染，我们的表达能力应该有很大的提高。

2. 对教材内容合理解析的思考 一堂政治课的精彩和生动还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那就是教师在对教材知识体系深入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设计出能够引领学生思维的思考点和让学生清晰简单把握的内涵与体系。这要求我们的政治教师富有创造性地读透教材，然后带领学生灵活、开放地处理教材。在文化生活这本书的教学过程中，为了方便学生的认知和理解，我对教材知识的顺序做了调整：文化常识（文化的多样形式、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文化的力量（对人的发展而言、对国家的发展而言）了解中外文化（独特的中华文化、多样的世界文化、辨别选择优秀文化）创造先进文化（坚持先进文化的方向、立足实践、面向世界博采众长、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首先带领学生初步认识文化的多样形式及其作用；经过第一环节的学习，学生自然产生一种了解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渴望，师生一起简单了解中华民族历代的文化精华及英美日德等国家的优秀文化；我们国家要进步包括我们人的全面成长，文化的方面肯定不能躺在老祖宗留下的故纸堆上，必须不断创新发展先进文化以适应乃至引领新时代的发展；引导学生认识到文化的创新发展不只是国家或者文化创作者的工作，需要全体国人共同努力。

3. 对相关教学素材的思考 我们的教学内容应该是学生乐意去关注和思考的，这是我们的政治课堂能否具有生气的关键因素之一。这就要求我们的政治教师要深入了解学生，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接受能力和成长需要，适当选择教学素材。要善于选择紧扣教材并有一定的说服力的、形象生动的、可读性强的事例，做到知识与生活的完美链接，从而使枯燥的问题趣味化、抽象的问题具体化、繁杂的问题简单化、深刻的问题通俗化，为学生打开一扇明亮的知识之窗，让他们感受到一个真实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如：在文化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的作用的教学中，我们可以让学生了解一下中美的文化软实力的状况，从麦当劳、肯德基到迪士尼乐园，从迈克尔杰克逊、布拉德皮特到好莱坞，从菲尔普斯到耐克，美国文化价值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反过来，中国的文化在世界上的渗透程度比较低。中国文化的国际吸引力只相当于美国文化的三分之一。 总之，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教材的稳定性与现实的多变性决定教学中必须注重知识与生活相结合，要汲取现实生活中丰富的教学素材，及时地对素材内容进行补充，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4. 对营造适宜课堂氛围的思考 轻松和谐的课堂气氛能唤起学生的学习热情，愉快的情感体验会使人精神焕发、思维活跃。为了我们的政治课堂更加的轻松和谐，我们需要以平等的方式进行情感教学。

我们要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并且为学生的参与创造机会。可以借助模拟、辩论、表演等等课堂活动，让学生通过他们的语言、动作，把复杂的知识简单化、形象化，加强对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如，在学习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的时候，师生一起回顾中国历代的文化标志，请学生深情朗诵苏轼的浪淘沙、李清照的声声慢；在色彩斑斓的文化生活一课上，学生在课前准备的基础上进行关于“要经典还是要流行”的辩论。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范文第2篇

一、以自主阅读为基础，形成理性认识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中文化教育占了很大的比重。在知识获取方式多元化的今天，高中生已经充分具备了能够自主阅读和理解的能力和条件。在课程学习上，建议教师给予学生更多自主阅读的机会，让学生通过对课堂学习内容以及其它相关内容的了解，能够归纳出相关知识重点，进行学习。更重要的是，通过自主阅读进行归纳，这个从特殊推理出一般现象的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归纳能力，形成学生的理性认识。

以人教版高中思想政治文化生活第三单元第六课《我们的中华文化》为例。这一课涉及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两个方面，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考虑到这一点，教师可以在新课教学开始之前，甚至是在课前预习作业的布置上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鼓励学生进行自主阅读。“中华文化的起源是在什么时候？”“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什么挑战？”在布置阅读之前，适当地提出几个问题，更加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想要了解什么就深入阅读什么，更可进行课外阅读的补充。通过广泛的阅读，对于中华文化的来源，学生就有了一定的理解，从一个个文化实例中，学生能够较为清楚地认识到中华文化发展的脉络，寻找到其中的一般规律，形成自己的理性认识。

二、以实际演绎为中心，总结文化特征

学生通过自主阅读，可以对高中文化教育知识形成自己的理性认识，在理解、归纳之后，运用于新课的学习中。而经过实际演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在交流合作以及互补中能够更好地总结出各种文化的特征，让学生学得更加透彻，也让教师教得更加放松。同时，这样的演绎过程，为学生创设了一个充分展示自我的平台，能够让学生尽情地研讨、发表以及质问各种学习问题，从而促进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

通过实际演绎，学生将自主阅读获得的理解进行归纳，同时加入自己的思考，在课堂上进行陈述。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后，对于“文化创新的途径”，学生就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三、以服务社会为宗旨，升华教育意义

走进社会，我们会发现文化世界的丰富多彩，文化也让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最终是为了社会的发展而存在的。所以在文化的学习与探究中，我们要始终以服务社会为宗旨，让文化教育活动能够为生产生活服务，并反作用于生活践，毕竟文化教育的最终意义是要服务于社会。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范文第3篇

关键词:政治文化;公共政策;公共行政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7-0042-03

一、政治文化与公共政策

文化就其核心来说,首先表现为包含思想、意识、感情等在内的精神形态,文化的民族性、独特性首先也是从这里展开的。“一个民族的文化系统,一经进入人类实践和实际生活过程,它们便首先显示出表现意义、指明目标和揭示价值等作用,使人能够理解其创造性活动的目的、动力和价值”[1]。作为一种观念范畴,文化一词一旦与另一个现象或事物结合,不但其本身是可以、可能认识的对象,更关键的是它总是起着认识论意义上的作用,为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架起桥梁,为描述、解释主客观世界提供一种分析框架、一种模式或一种图景。比如公民文化,它是建筑在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上的现代文化,它标志着人由自在自发的自然状态逐渐成为自由自觉的主体。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自主自律和自由自觉的理性精神;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个性、参与、创造、开拓;在共同体生活中,表现为社会责任和社会主义公共精神。[2]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政治文化属于政治社会的精神范畴,它是一个社会关于政治体系和政治问题的态度、感情、信念和价值的总体倾向。政治文化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常在两种情境下使用。一是被研究的对象,二是被当作一种分析视角或工具。在公共政策研究框架里,政治文化可以被定义为特定的社会文化中见诸于公共政策运行时所体现出的态度、感情和价值信仰,也即狭义的政治文化概念。其主要体现为三部分:一是态度,指人们对公共政策系统和活动的观念,包括人们对公共政策系统功能、作用、结构等的观念。态度可分为认识和评价两部分。认识是指人们对公共政策系统及其活动的知识,评价指人们对公共政策系统及其活动有效性的肯定与否定;二是感情,指人们对公共政策系统和公共政策运行的感情。感情可分为信任与肯定、厌恶与敌视两大类。前者指对公共政策体系及其活动的赞同性倾向,后者则是否定性倾向;三是信仰,指人们对公共政策系统和公共政策运行的信念、所持价值观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学说等。这种信念大体上可分为两部分:其一,公共政策目标方面的信念,这类信念确定了公共政策活动的原则和标准。其二,公共政策理想,就是希望公共政策系统和公共政策运行能达到统治者和社会成员所期望的某种状态。

公共政策是政府、政党或其他社会公共权威部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公共政策问题,制定并执行的一种行为准则或行为规范,是政策主体对社会价值的一种权威性分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公共政策研究派生于政治学,意在从规范意义上探讨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制衡,通过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原理及模型分析对国家、地方和团体层面的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进行研究,为高质量的公共政策提供咨询。公共政策涉及对行为的管制、组织官僚体系、分配利益行为等[3]。政策的运行受到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二、政治文化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

政治文化是社会发展的杠杆。政治文化是社会制度诞生的前提,是公共政策运行的基础。政治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种决策和制定政策的过程,政治过程的结果和最终成型产品是政策,政策受到政治文化的制约[4]。政治文化影响着公共政策体制的塑造,也影响着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调整、终结的运行过程。

第一,政治文化影响公共政策体制的塑造。从规范意义上说,政治文化是社会理想、信仰等见诸于公共政策时形成的政治理想、信念及学说,表现出特有的规定性色彩。这种理想信念直接并总是体现为公共政策应该是什么,应该干什么,政策目标如何确立,应该为哪些人服务,应该将什么资源、将多少资源分配给哪些人,公共决策体制在什么意义上建立,应当具备怎样的功能等。美国社会学家波普诺曾就此指出,研究政治要特别着眼于政府体制背后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过程的运转。特定社会的人们正是从自己的价值观、信仰、态度、情感等因素出发,来选择特定的公共政策体制、结构和运作方式的[5]。如果公平、无差别、信赖政府等理想信念是某个时期的主导性政治文化,通常该时期的公共政策体制表现为强力汲取-分配资源型体制。如果一个社会倡导自由、起点平等、个人选择优于集体选择,通常其公共政策体制会被塑造为注重参与、扁平化、倾向权力下移与外移的公共政策体制。如果一个社会奉行国家或政府只是一种必要的恶,则通常会设计以限权及监督等相应的制度安排。当然,任何社会的政治体制包括泛义的政策体制必然最终是由其经济历史地决定的,政治文化对公共政策体制只是具有相对的作用,而非决定性作用。

第二,政治文化影响政策运行过程。对于公共政策,其过程可界分为输入、转换、输出三个相互作用的阶段。输入和输出是政策制定系统同政策对象之间的交换,转换则是政策制定系统对输入信息的消化和对输出的执行。在输入阶段,进入政策制定系统的输入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要求和支持。要求是政策对象对政策制定系统提出的一系列需要解决和保障的问题,支持则是对政策制定系统的权威、合法性、能力等表示出的肯定与否定的一系列态度倾向。在要求层次上,政策对象所提出的问题总是与其所信奉的文化交织在一起进入政策制定系统的。比如股市高涨时,人们会担心政府打压。而当股市低迷时,人们又要求政府救市。在支持的层次上,文化所显示的意义就更加明显。支持彰显着人们对政策制定系统的态度,而此正是政治文化的表现。文化可以塑造顺从者、旁观者,也可以塑造参与者及批评者。对于顺从者、旁观者来说,政策制定系统得到的输入是支持。对于参与者,则具有两种可能:支持或反对。当政策制定系统符合、顺应了政策对象的意愿时,表现为支持;反之,则表现为反对。对于批评者,则总是对公共政策持质疑态度。

在转换阶段,对要求及支持的转换是在政策制定系统内部进行的。它以政策输入为始点,由确定目标、进行决策、组织执行等一系列活动组成。这些活动在行政文化的意义上,可以视为适应、消化、沟通等一系列过程。适应是对输入信息的反映,其有两种类型,一是顺应。即当输入信息同政策制定系统的规范、原则基本一致时,政策制定系统能够平滑地接受信息,并迅速转入消化阶段。二是冲突,即输入的信息与系统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实质是由于政策主体与政策对象即客体所居于的不同文化信息源带来的认同差异间的碰撞。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系统对政策对象所输入信息的适应就成为相互间在文化上的和谐化过程。当冲突转变为和谐后,政策活动转入消化阶段。消化即是对输入信息的进一步理解,是确定目标、进行决策的过程。由于输入总是与文化相联系,因此理解实际上也是在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政策制定系统对政策对象的文化意义理解愈深入,则对其输入的信息理解也愈深刻。

沟通可以视为政策的执行过程。在系统内,沟通意味着次级政策制定者或政策执行者对决策者指示的主动接受。在系统与对象间,沟通则意味着主体与客体间达成的和谐,以及客体对主体活动的认可;在输出阶段方面,政策输出实际是在两种情况下进行的:一是评价,即人们对政策结果的评价。任何政策活动总是为政策对象即客体服务的,否则政策活动就失去其依归和合法性。其服务情况体现为政策客体对期望的实现状况和需求的满足状况。人们对政策的评价总是在某种先在的观念基础上进行的。这种先在观念中的很大成份与文化成见相关。也就是说人们在看待事物时总是戴着某种眼镜。二是控制,即对输出在文化走向上的控制。政策制定系统作为国家意志的表现,公共权力运行的体现,其对社会文化的适应不完全是被动的,其输出总是在寻求适应社会文化的同时努力体现政策主体特别是高层决策者的意志。当两种观念发生冲突时,政策主体往往通过引导、说服、强制、动员、激励、约束等方式控制社会文化中的某些超限度增长、失调和变迁等情况,从而有效地控制冲突。

总之,政治文化因其规范性及历史的传承,影响、规定着特定社会的公共政策体制及其过程,从而对公共政策产生作用。

三、政治文化在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的功能

政治文化作为社会观念形态,不管其具体内容和类型如何,通常都体现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倾向,并据此形成政治文化的导向机制,制约和引导着社会政治生活走向和政治行为指向。上述主要是对政治文化影响公共政策的规范分析,论证的是其为什么能影响公共政策。基于上述讨论,就可以分析政治文化在公共政策中的功能,即它是什么。在公共政策活动过程中,政治文化体现为下述功能:

第一,政治文化具有认同政策体制机制的合法性与合理。政策体制及政策的合法、合理性是政策能否得到有效发挥的前提,而政策系统能否得到社会对其合法、合理性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系统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了政治文化,更具体地说就是政治文化蕴藏的政治从而行政理想所体现的那种特殊意义。正如阿尔蒙德所言:“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选择倾向的不同,可能来自不同的理想结果,或者来自有关怎样实现这些结果的不同理论,也来自对现实社会中现有社会条件的不同认识。”[6]

第二,具有沟通政策共同体关系的功能。政策共同体之间关系包含着政策系统与政策对象,政策系统内部团体与团体、人员与人员、团体与人员之间的关系等内容。政策共同体之间关系是保证政策系统及其活动正常运作的前提和基础,各种关系的沟通如何,直接影响着系统及其活动的有效性。沟通如何得以有效实现,与行政文化紧密相关。如前述揭示,政策系统开放性程度越高,沟通愈容易达到,诸政策主体与客体相互理解和认同感越强,则对政策系统及其活动的认可程度越高,沟通越容易实现。而开放性、认同感等都同社会理想、文化模式、生活方式等相联系。反之亦然。因此,政治文化是实现沟通的基础,也是沟通中的主要内容。

第三,具有影响决策者行为的功能。在影响决策者的诸因素中,政治文化有很大的作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分析政府决策行为时,曾列举了七种决策者受制约因素:“他们当前的价值观、态度、期望和信息;他们早期的或更深层的态度、信仰、价值、意识形态、个性结构和倾向;与决策者有某种关系的其他人的价值观、态度、期望、信息、信仰、意识形态和个性;决策者达到其地位的选择、录用或进入的过程;他们遵循的决策规则、政治结构或体系、社会其他机构;通行的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影响文化、制度、结构的历史事件等等。”[7]这些因素很好地说明了政治文化对决策者所起的作用。政治文化影响着决策者的价值前提,也影响着他们的心理素质和决策的方式。

第四,具有影响政策执行的功能。政治文化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政治文化影响政策执行的组织性。政策执行者之间能否有效地协调一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文化。如果一种政治文化倾向于成员间具有强烈的合作意识,那么政策执行的组织性就很强,相反政策执行中的离心倾向就很大。或者呈现内耗格局;其二,政治文化影响政策执行的效率。政策执行受制于政策人员的热情和态度,而热情和态度与政治文化直接相关。在一个文化认同性强的政策系统里,政策人员的热情与态度同政策系统成正相关的关系,此时政策人员从事政策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强,行政效率高。反之亦然;其三,政治文化影响政策执行的运作规则。政策执行的运作规则与政治文化相关。在强调严谨、科学、程序、尊重知情权、重视权利主张和权利救济的文化背景下,政策执行往往是按照严格的程序运作的。而在因人行事、自由裁量权少受监督限制的文化背景下,政策执行的随意性往往很大。

第五,具有影响政策凝聚力的功能。凝聚是指人们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趋向同一的倾向,它与人们的信仰、态度、价值观等密切相关。当政策系统的原则、规范、要求等与政策主体及客体所持有的信仰、态度、价值观等一致时,政策系统就显示出一定的凝聚力,高度一致时则很强,基本一致时则比较强。相反,当政策系统的特性与政治文化间的距离很大,甚至相悖的时候,政策系统就缺乏凝聚力。政治文化对凝聚力的影响还表现在政策决策者与政策执行者之中,政策决定者作为政策系统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具有一系列特殊的原则、规范和要求,当这些要求与政策执行者所持有的观念一致时,或者说其要求能够被其成员所认可和接受时,政策执行者的影响力就增强,政策系统的凝聚力也就相应提高。反之亦然。这也可以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提供一种解释。

政治文化在公共政策运行中的功能作用表明,政治文化总是与一定时空条件下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文化以其自身所蕴涵的政治意识指向、政治心理倾向以及政治价值取向影响并制约着各个国家的政策运行并发挥其功能作用。因此,推动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政治文化创新与发展对于保持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燕.文化释义[J].哲学研究,1996(9).

[2]贺良林.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J].新西部,2007(9).

[3]戴伊.理解公共政策[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43.

[4]孙西克.政治文化与政策选择[J].政治学研究,1988(4).

[5]波普诺.社会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0.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范文第4篇

一、为什么要构建“以生为本”的政治课堂

1.传统课堂弊端的不断暴露。在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我们一直采取的是“灌输式”教学模式，导致学生一直处在被动的学习状态，严重不利于高效政治课堂的实现。而且，在这种思想下，学生会越来越看不到政治课的存在价值，宁愿在考试之前借助“死记硬背”来应对，严重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也不利于课程目标的最大化实现。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以生为本”的政治课堂，不仅能够将学生推向了课堂的主体地位，而且，对学生健全的发展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学生自我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单一的知识灌输严重影响了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也得不到发挥。所以，构建“以生为本”的课堂不仅能够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而且，对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以及综合素质水平的提高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然，除上述两点之外，还包括学科的发展，课改理念的贯彻落实等，都要求我们要改变，都是“以生为本”政治课堂构建的理论基础。

二、多样化方法来落实“以生为本”的课堂

“以生为本”是课改下所提出的新的理念，而如何借助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有效地贯彻落实该理念也就成为广大教师进行思考和探究的。本文以下面几种方式为例进行论述。

例如，在教学《文化在继承中发展》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影响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理解文化继承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等，也为了凸显学生的课堂主体性，有效地贯彻落实“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在授课时，我选择了“问题探究法”，首先，我引导学生结合教材内容思考了下面几个问题：（1）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相互矛盾的吗？（2）推陈出新就是要否定传统文化吗？（3）为什么说科学技术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组织学生结合教材内容自主思考上述问题，这样不仅能够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而且对加强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的课堂效率有着密切的联系。

又如，在教学《在文化生活中选择》时，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也为了凸显学生的课堂主体性，在授课的时候，我选择了“小组学习模式”，首先，我按照学生的学习情况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这样可以打破以往教师的一言堂，也能促使课堂面向全体学生，接着，我引导学生在小组内讨论“哪些是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腐朽文化”，目的是让学生在互相交流、彼此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教材内容，而且对学生文化的选择以及身心的健康发展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学生的自主讨论、自主思考也有助于学生课堂主体意识的培养，进而为学生健全地发展做好保障工作。

总之，在课程改革下，作为新时期的政治教师，要从思想上认识到“以生为本”理念的贯彻落实对学科的发展以及学生的发展的作用，也要从行动上给学生搭建自主学习、探究、讨论的平台，进而，为学生健全的发展做好基础工作。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多维互动；族际政治整合；机制

【作 者】陈纪，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讲师。天津，300071

【中图分类号】C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3-0005-007

Many dimensionality interaction：Research on mechanism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Chen ji

Abstract： Many dimensionality interaction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This kind of mechanism’s basic frame are constituted of the structure，trait，means，content of interaction among government，social organization，ethnic members. It has the important function of perception，understanding，faith，tolerance，and so on. Those function promote turnaround from the nationality identity to state identity for ervery ethnic group. Therefore，building many dimensionality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i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safeguard for carrying out the harmonious coexist，together development among many ethnic groups.

Key word： many dimensionality interaction； political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mechanism

目前，国内对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即使对政治整合的研究，为数不多的文献也主要体现在制度建设、政策完善、利益协调、政治参与、文化教育等静态分析上，难以在实际操作中形成有效的整合机制。西方学者对政治整合的研究是在欧洲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逐步受到学术界关注的。普遍观点认为，有三种因素影响政治整合，即“态度(attitudinal)”因素、“物质(material)”条件因素和两者共同作用。①这三种类型的影响因素具有哲学涵义，成为后来学者建构整合理论的基础，产生了一系列政治整合的理论和方法。有研究者认为，族际关系的新变化要求对我国族际政治整合模式进行调整，并在此过程中构建一套完善的族际整合机制。②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不论是民族聚居区还是散杂区地方，族际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伴随着市场经济而产生的社会分化、利益分配、文化变迁、人口流动等诸多因素使我国的族际关系在新时期呈现出新的特点，原有的族际政治整合已经不能满足族际关系发展的需要。现阶段，不断增强的民族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矛盾、民族冲突、民族突发性事件等对原有族际政治整合提出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完善和改进原有族际政治整合，探索新的族际政治整合已经成为维护民族社会稳定、实现民族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西方学者的整合理论对我们研究中国的族际政治整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我国族际关系的实际特点决定了不能照搬西方理论。通过对影响我国族际关系之因素的深入了解与把握，本文将针对族际政治整合机制进行研究，它构成了族际政治整合的核心内容。鉴于此，笔者认为，多维互动是族际政治整合的一种重要机制，政府、社会组织、族员三者互动的结构、特点、方式、内容构成了这种机制的基本框架。其具有认知、理解、信任、包容等功能，这些功能促进了各族员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向。因此，建构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是实现各族员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政治保障。

一、多维互动：族际政治整合的一种重要机制

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也译作政治一体化，根据美国学者迈伦・韦纳的研究，他认为有五种用法：国家整合、领土整合、精英群众整合和两种含义的政治整合，即可以指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价值一致，是一个民族共同的神话、象征、信仰和共同参与的历史；也指一个民族为某个共同的目的组织起来的能力。③政治整合的界定因研究者关注点不同，其涵盖的内容、整合的范围也不同。收集资料表明，西方学者主要是关注城邦制国家之间、分裂国家和跨国界组织之间的政治整合，探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整合行为。本研究族际政治整合，是针对中国具体情况而言的，是把国家内部以族别身份为基础，因诸多因素影响而产生不和谐关系的多族群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力量统一为国家政治体系的过程，不和谐关系主要体现在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等方面的实际差距上。它既是手段，也是目标，要求族群对现行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要求以此产生的各种社会力量与国家政治体系相一致，且只能在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等范围内活动。需要说明的是，族际政治整合是一种政治行为，但不能仅理解为政治层面的整合行为，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的政治行为，这些领域的整合都具有特定的政治涵义。

现阶段，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族际关系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族员共同来完成，这三者成为族际政治整合实践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族际关系的性质、特点、内容等。因此，我们认为，从政府、社会组织、族员之间多维度互动角度出发，研究中国的族际政治整合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机制体现在政府、社会组织、族员三者之间互动中，具有自身的运作逻辑。政府是一个重要角色，是整个互动中的领导者、决策者，体现了国家的政策导向。然而，国家最低的政权组织，即城市的街道政府、农村的乡、镇政府，由于它们直接与族员发生面对面的互动，具有特殊的互动意义，所以，我们把基层政权组织也单独地作为一个互动角色来研究。为便于分析，我们把基层政府以上的政府称为上级政府。实际上的互动就应当包括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和族员这四个角色。具体表现在政府内部、政府与社会组织、政府与族员之间的互动；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基层政府与族员、各族员之间的互动；不同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族员之间的互动。在这些互动中，每两个角色之间互动是双向的，不局限于单方面的行为。另外，不同角色互动有较高层面的互动，如政府之间的互动；也有基础性的互动，如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一般都认同基础性的互动能够为较高层面的互动发展提供便利。④也就是说，基础性互动为较高层面的政府互动提供了基础合法性，没有基础性互动，较高层面的政府互动将很难在实践中取得整合效果。在互动特点上，主要体现为互动行为上的差异。即在两个角色互动过程中，角色一方对另一方使用的互动行为与后者对前者的互动行为是不一样的，源于各角色在互动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互动的方式体现在不同的互动结构中也不同，有官方的正式互动和非官方的非正式互动。非正式互动方式所产生的互动意义，或由此互动意义所生产的功能往往是正式互动在族际政治整合中不能获得的。互动主要内容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每一方面的族际政治整合行为共同促进各族员和谐共处，共同发展，实现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向。

米德认为，互动意义是经验的核心，这种经验成为一种“共同性”和“普遍性”的行动规则。互动论主义者主张互动意义对互动行动的指导作用，认为互动意义既是互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互动产生的前提条件。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在政府、社会组织、族员之间的多维互动机制中，他们之间通过多次互动，互动的意义或互动行为的普遍价值规范被逐步形成，并对下次互动行为产生指导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互动意义具有政治整合功能。可见，这种多维互动机制所产生的认知、理解、信任、包容等互动意义或价值规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族际政治整合任务，指导族员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成为他们行动路线选择的重要依据。在相互认知、理解、信任、包容等基础上族员能够达成共识，促进各族员之间团结友爱、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和睦共处，实现族员对国家、社会和其他成员产生政治认同感。有研究者认为，人们在交往活动中彼此互为主客体，相互理解、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相互改造，才能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得到调整、控制和优化。⑤因此，通过对族际政治整合这种多维互动机制的设计，我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对族群关系的协调、控制和优化，是实现民族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

二、互动的结构、特点、方式、内容：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的基本框架

我们所研究的族际政治整合机制主要是指由其组织结构、运作特点、方式、内容等所组成的有机统一体。角色的双向互动，以及各角色的多层面互动，在反复发生多次的情况下，将逐步形成一种稳定的整合机制。本节笔者尝试从互动的结构、特点、方式、内容方面设计这种机制的基本框架。

(一)结构：多维度互动

20世纪初，西方学者提出，从某种意义上，社会结构最终是由个人的行为和互动所构成和保持的。⑥这意味着社会结构是通过角色之间互动，并彼此经过调适而建构起来的。互动结构是动态的，随角色互动意义或互动规则的变化，社会结构将被完善和重新调整。族际政治整合机制同样也涉及到一种局部情景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形成于政府、组织、族员三者互动之中，是多次互动的结果。如前所述，我们把政府内部、政府与社会组织、政府与族员之间的互动；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基层政府与族员、各族员之间的互动；不同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族员之间的互动分别称之为第一级互动，第二级互动和第三级互动。这种划分没有等级上的涵义，仅表示互动类别上的差异，也是便于研究的需要。

1.第一级互动

第一级互动结构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即，政府内部、政府与社会组织、政府与族员之间的互动，是族际政治整合机制的重要结构。无论什么时候，一个新整合努力只有被各个国家的精英赞同，结果才可能是较大的社会交流⑦。即，族际政治整合只有得到政治层面上的认可，或者说是国家的一种政治制度安排，其他几种互动结构才有可能真正发挥作用。我国有关民族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政治制度设计为族际政治整合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支撑，建立新的族际政治整合机制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

2.第二级互动

民族社会基层政府的民族工作实现了族际政治整合的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制度安排与具体操作的连接。它一方面是有关族际政治整合的政策、法律、法规、文件等方面执行者，即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又直接参与族际政治整合的实践活动，即基层政府与族员之间，以及由此产生的族员之间的互动。中国的族际整合的任务，大多是通过经常性的、大量的民族工作来实现的。⑧因此，基层政府与族员、族员与族员之间的互动具有重要的政治整合意义，是实现实践形态的族际政治整合的关键。

3.第三级互动

美国社会学家阿米泰・伊兹欧尼(Amitai Etzioni)在政治整合的组织理论中认为，这种组织有一个决策中心，能够在共同体中极大地影响资源和报酬的分配。⑨如果说上述第一级互动结构主要是较高层面的互动，那么不同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与族员之间的互动我们可以称之为基础层面的互动。这种组织性互动通过协调、沟通、交流、贸易、互补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资源和报酬在各族员之间分配，实施经济、文化等层面的政治整合行为。多元化时代的复杂性、多样性、局部性等特征决定了社会组织是连接国家和族员之间的重要桥梁，其纽带作用不可低估。经济、文化等领域内不同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及这些社会组织与族员之间的利益互动都为族际政治整合提供基础性支撑。它对缓解族员之间的利益分配、文化冲突、社会矛盾方面问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二)特点：不同的互动行为

政府、社会组织与族员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族际政治整合机制的基本框架。互动论者认为，互动意义决定互动行为。不同维度的互动行为是不一样的，这是由它们在互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社会学家特纳说：“互动总是一个暂定性的过程，一个不断地验证某人对他人角色的看法的过程”。⑩族际政治整合中各互动角色，尤其是族员，在互动中将逐渐调适自己的互动行为，逐步形成对政府、社会组织、其他族员行为的了解、认知、包容、认同等。在多次互动中，少数民族族员将会淡化族别意识，增强互动角色意识，从而实现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向。下面所述的互动行为是一种互动结构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可能在某些结构中也会出现。但为研究方便，我们在此突出了某些互动特征与某种结构的相互关联。

1.传达、执行、交流、参与、意愿表达

在第一级互动结构中，互动行为不仅仅是政府对社会组织、族员单方面地传达、执行有关民族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以及有关规定，而且也应当包括社会组织、族员与政府之间的交流、积极参与和意愿表达。它是一种双向互动。“真理”是通过反复讨论而达至的“共识”来界定。[11]各角色之间通过传达、执行、交流、参与、意愿表达等互动行为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共识才是科学的，才能真正地在实际操作中达到族际政治整合的效果。在纵向间政府内部互动中，下级政府积极参与、不回避问题、敢于说真话、说实话，以及在有关民族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或更为可行的办法是互动行为的关键所在，因为不同层级政府对族际关系的了解程度是不一样的。另外，横向间政府的交流、参与、合作等互动行为对于族际政治整合经验的相互借鉴与学习也是十分重要的。社会组织就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向地方政府或上级政府如实反映情况，提出对策建议也是协调族员关系、实现族员组织认同的互动行为。民族政治参与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政治过程的介入，其主要目的是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为。[12]政治参与本身就是一种互动行为，为政府与族员之间提供了互动平台。政府与族员之间的互动也不仅仅是单向地服从政策安排，而是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积极参与、表达意愿，通过多种互动行为对现行决策提出合理的建议。可以说，双向互动是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的核心。

2.指导、入户、情感、照顾、凝聚

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互动同样不能是上级政府的单向行为，需要前者对后者在族际政治整合的制度安排、政策设计、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建议。同时，通过两者之间互动而形成的有关民族政策为基层政府的族际政治整合提供实际操作依据，为实践形态的族际政治整合提供指导原则和行为导向，保证基层政府的民族工作在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有研究者认为，互动主义的妙处就在于抓住了情感对互动过程的影响。[13]基层政权组织与族员之间实践形态的互动政治整合机制体现了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像入户工作、情感交流、优先照顾、凝聚各族员等互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族员对基层政府、其他族员的认可，是族员对国家产生政治认同感的基础性政治行为。通过这种互动行为，有利于国家的基础合法性在族员中获得。社会自我作为互动理论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詹姆斯认为，社会自我是指“由于同他人交往而形成的个体的自我感觉”。[14]在基层政府与族员之间、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族员之间的互动中，族员形成了对基层政府和其他族员的自我感觉。这种自我感觉影响族员的社会行动，有利于国家认同之行动路线的选择。

3.学习、借鉴、合作、协调、教育

社会组织主要是指非政府组织，它们之间互动主要体现在经济、文化方面，属于一种中间层次的互动整合。迈克尔・哈斯(Michael Haas)认为，政治整合可能成连续状排列，从在相邻国家之间增长的合约(低度整合)延伸到政治统一(高度整合)，还有中间层次的整合。[15]高度政治整合往往是以政府为中心的结构所进行的整合，基层政府与族员族际整合则属于低度整合，中间层次整合基本上属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行动。这里对层次的分类并不是说族际政治整合存在等级上的差异，只是为了反映不同类别的互动行为。这些政治整合行为相互作用，共同形成族际政治整合的互动网络。社会组织之间互动行为的主要特点是相互学习、借鉴、合作，为族际政治整合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社会组织与族员之间互动往往能够起到协调各种利益，缓解族员矛盾冲突，达到教育族员的效果。例如在文化组织互动过程中，“群体参与不仅可以产生文化增殖，而且可以形成社会文化意识”。[16]这种意识对教育族员，实现不同族群文化的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和谐共处具有重要意义。

(三)方式：正式互动与非正式互动

上述的三级互动结构都具有政治意义，但在互动方式的侧重点上是不同的。在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中，我们把正式互动界定为官方行为，非正式互动主要指非官方行为。这两种互动方式在不同的互动结构中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第一级结构中，主要是正式互动，但也存在非正式互动，如政府官员之间私下的非正式交流。第二级中基层政府与族员之间的互动，以及第三级互动结构中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与族员之间的互动，主要以非正式互动的形式来完成的。

迈克尔・哈斯(Michael Haas)认为正式的政治整合需要非正式的政治活动来支持。[17]其主要含义就是指正式互动方式的政治整合需要非正式互动方式的政治整合提供支撑。非正式互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实践形态的经济、文化方面的整合，这些往往是正式方式的整合所不能实现的。非正式互动是正式互动的催化剂，是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的有效手段。正式方式常常是非正式方式得以运行的前提条件，而后者却是前者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在国家内部族员之间非正式互动越多，越可能在实践活动中实现族员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向。

(四)内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政治整合的互动至少有政治、经济、文化这几个方面的竞技场。[18]因此，我们认为，族际政治整合不能简单理解为仅为政治内容的整合，也不能理解只有政府参与的互动行为。这种政治行为应当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中，共同筑建族际政治整合机制。

首先，政治内容上的互动是首要条件。这主要体现在第一级互动结构中。在上下级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政府与族员之间，就有关民族政策、规定、决议等，应当在相互沟通交流、政治参与、意见表达基础上，通过多次互动而产生。政治内容上的互动必须得到国家的肯定，或者说是国家的一种政治安排。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文化内容上的互动具有意义。也就是说，如果国家政治层面不支持族际政治整合，那么无论经济和文化上的整合多么努力，也很难实现族员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向，也不可能有和谐的族际关系。国外的许多事例已经证明了此点。杜依奇(Deutsch)的互动主义把政治层面的“整合”界定为创造统一习惯和制度的过程。[19]即，通过政治内容上的互动，把此种互动模式进行制度化的过程，这种形成过程实质上也是族际政治整合的过程。当这种政治上互动的制度化得到国家统治者的肯定时，其他内容的互动将成为可能。

其次，经济内容上的互动有助于协调利益分配。这点首先必须要有政治上的安排，由第一级结构中的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互动来完成。从而为民族聚居地区和散杂区地方的少数族群提供经济支援、技术资金、政策倾斜、生产设备等，帮助他们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共同发展，缩小利益分配上存在的差距。第三级结构中的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与族员之间的互动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在经济合作、经济资助、技术帮助、人才提供等方面也起到协调利益分配的作用。经济水平的提高直接影响族员，特别是少数族群成员的生活状况，此点是族际政治整合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

最后，文化内容上的互动有利于形成共识。文化内容上的互动体现在三种互动结构中。政府对不同族群文化的宣传、基层政权组织文化活动的开展、社会组织之间的文化交流、社会组织与族员之间的文化互动等等，这些为不同族群文化互动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运作空间。借助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多种媒介，使少数族群了解汉族文化，同时也使汉族认识少数族群文化。在互动中达成共识：互相学习、互相吸收、互相尊重，在承认各自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实现文化和谐共处。参与活动既是社会实践过程，也是文化互动过程。[20]参与互动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各自文化互相接触的过程，为不同族群之间提供了文化交流的机会。以文化为内容的互动将能使各族员形成共识，这对缓和文化冲突，淡化民族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认知、理解、信任、包容：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的功能

对族际政治整合机制的构建，目的是通过这种机制实现族际政治整合的功能。这种功能来自于互动意义的形成，而这种互动意义主要体现在互动中角色形成的角色领会。罗斯认为，角色领会意味着个体交往者在其内心深处想象接受者是如何理解交往的。[21]这种想象当成为互动行为的规则时，它将成为行动者采取何种行动路线的依据。因此，角色领会的过程也就是互动意义产生的过程，这种互动意义将会成为互动角色发生互动行为的价值规则。在族际政治整合中形成的互动意义同样也会成为族员对政府、社会组织、其他族员采取何种行为的价值规则。当这些规则一旦稳定下来，并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行动法则时，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的功能也就产生了，即，互动意义相对稳定后，便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机制功能。通过分析和研究，我们发现族际政治整合的结构经过多次互动，形成了认知、理解、信任、包容等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族员对互动角色，特别是对政府的认同，促进族员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向。

(一)互动机制的功能构成互动继续的条件

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的功能是多次互动的结果，这些功能也将构成以后互动行为得以发生的条件。认知、理解、信任、包容等功能符合互动中各角色意愿，这种互动将成为一种期望，继续互动行动将成为可能。因为在这种互动中，族员能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利益。如果多数群体成员在群体的大多数交易中感受到利益，对群体领导和成员之间增强了信任态度，那么群体内的互动可能是“不能取消的”( irrevocable)。[22]不论是正式互动还是非正式互动，在这种多维互动过程中，实现了族员利益，特别是少数族员的利益，这为族际政治整合提供了重要保证。族际政治整合的关键是对族员认同的整合，他们是否愿意互动成为衡量这种机制有效性的重要条件。

(二)互动机制功能成为族员行动的社会规范

布鲁默认为，“社会客体的意义来自于社会互动，而意义则是在解释过程中获得和改变的。”[23]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在认知、理解、信任、包容等功能(或互动意义)基础上也会形成一整套的惯例、规则、信念、价值观、思维方式等，它们成为族员行动的社会规范。通过这种多维互动自发形成的社会规范，能够很好地在实践中指导族员的社会行动。例如，在互动中产生信任的机制功能，不是外在因素强制的结果，而是族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多次互动产生的结果。因此，以此形成的规范将对族员社会行动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当这种信任功能发挥作用，保证了族际政治整合的有效性。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彼此不信任和人心不齐会使社会变为一盘散沙。[24]族员一盘散沙的状态将无法形成彼此认同，更谈不上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因此，多维互动机制所生成的社会规范将成为族员进行社会活动的重要依据，这对促进族际关系的良性发展，缓解冲突，消除紧张具有重要作用。

(三)互动机制功能实现了族员对国家的认同

族际政治整合机制在不断的互动中，不同维度的互动结构采用不同的互动行为和不同的互动方式，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整合，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族员之间的关系。这种互动机制对我们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良好族际关系的形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族际政治整合实现的过程。这种机制所具有的功能实现了族员与其他角色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并达成共识。这种基于互动意义上的共识是族际政治整合的关键，没有认知、理解、信任、包容等机制的功能实现，将很难获得政治整合的基础合法性。运用互动意义这种方法，角色就能够评估、权衡，从而形成最为合适的行动路线。[25]借助于互动意义，或者说这种机制的功能，族员能够在互动情景中进行自我界定，从而在自身与其他角色的互动中协调社会行动，达到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目的。在这种互动中，族员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互动中的角色，从而淡化了自身的族别意识，实现了族员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向。

参考文献：

①Haas，M. . Paradigm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Unification： Applications to Korea[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 21，No. 1. (Apr.，1984)，p.48.

②周平.中国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研究[J].政治学研究，2005，(2).

③潘小娟，张辰龙主编.当代西方政治学新词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463.

④Haas，M. . Paradigm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Unification： Applications to Korea[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 21，No. 1. (Apr.，1984)，p.55.

⑤姚纪纲.交往的世界――当代交往理论探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3-64.

⑥[美]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2.

⑦Haas，M. . Paradigm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Unification： Applications to Korea[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 21，No. 1. (Apr.，1984)，p.55.

⑧周平.中国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研究[J].政治学研究，2005，(2).

⑨Amitai，E. . Political Unification[M]. New York： Holt，Rinehart，Winston.，1965，p.19.

⑩[美]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50.

[11]转引自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74.

[12]周平著.民族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73.

[13][美]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97.

[14]James，W. .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J]. New York： Henry Holt，vol.1，1890，pp.292-299.

[15]Haas，M. . Paradigm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Unification： Applications to Korea[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 21，No. 1. (Apr.，1984)，p.54.

[16]司马云杰著.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83-284.

[17]Haas，M. . Paradigm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Unification： Applications to Korea[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 21，No. 1. (Apr.，1984)，p.56.

[18]Haas，M. . Paradigm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Unification： Applications to Korea[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 21，No. 1. (Apr.，1984)，p.56.

[19]Deutsch，Karl W. . Political Communiry at the lnternational Level. Garden City[M]. N.Y.： Doubleday.，1954，p. 3.

[20][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7.

[21]Rose，A. . 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Proces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Press，1962，p.8.

[22]Ralph，M. ，Goldman，A. . Transactional Theory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Arms Control[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63，No. 3. (Sep.，1969)，p.725.

[23]转引自毛晓光. 20世纪符号互动论的新视野探析[J].国外社会科学，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