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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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的保护措施范文第1篇

关键词：古徽州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措施

一、引言

得益于独一无二的自然条件，古徽州孕育了个性鲜明的徽文化，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传统民俗活动和节日等都十分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它既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见证，又是宝贵的文化资源。但由于其存在的特殊性和本身的特性，随着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本文从古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近况入手，深刻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摧残”的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关保护措施，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难题是发展和谐社会，提高文化竞争力的必要手段，有利于更好地传播中国文明。

二、现状概述

（一）古村落的存续受到威胁

古徽州的村落具有聚集性，主要集中于黄山市的三区四县及江西省的婺源和宣城市的绩溪。这些村落代表了一个时期的具象，具有非常厚重的历史参考价值。但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快餐文化”悄然盛行，人们更倾向于消费新型旅游热点，再加上略显生硬的新农村规划，古村落的存续正逐渐受到威胁，它的核心价值也在逐渐消弭。另一方面，现代人秉承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原则，有些利欲熏心的不法分子便把其中的重要建筑构件倒卖到外地，或者缺乏保护意识的村民随意变卖精美的装饰，古村落丢失其完整性。同时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很多古村落已不复原貌。

（二）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现象

建设性破坏是指为了构建新城市，只关注短暂的利益而不惜破坏原本的历史遗存，而保护性破坏则是表面上打着振兴、恢复的口号，实际上违规拆除、造假等，古徽州的很多地方都存在类似问题。过度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比如古民居。这些民居由于缺乏资金进行固定整修以及历史性老化，很多都已经无法修复，无序的翻新修建也破坏了原有的古风貌。同时，旅游经济的发展无形中给其带来了开发性破坏。

（三）地方保护意识淡薄，保护人员缺乏专业知识

一些地方保护意识淡薄，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利用，轻深入研究；重经济效益，轻文化内涵；重一时举措，轻长期规划。根据走访古民居群众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人对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对我们有何意义，怎样保护都不甚了解，并且在认识上存在很大误区，在态度上表现出随意性，认为是过时、守旧，甚至丑陋的文化留存方式，这给当地政府部门的保护工作带来了内部困难。其次，保护人员缺乏专业的保护知识，很多派遣的保护者都是业余人员，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使受到了侵害，也不能及时察觉。

（四）一些口头传授或者手工技术由于缺乏市场正逐渐失传

现如今，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面临失传、后继无人的困境，比如古徽州的砖雕、木雕，因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其独特的精致性、耗时性，随着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再去学习，同时已有的传承人因为缺乏市场保护，传承环境十分艰辛，因此离开文化原生地到大城市找工作，这些技术就极有可能最终失传。

三、保护措施

（一）进一步提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战略高度

尽管国家已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但还未达到一个应有的战略高度，国家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而不是放任自流或者任其随市场发展，要进一步明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标，深刻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限和内涵应给予肯定，在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时，要具有科学性和标准性。同时提高群众的地方保护意识，多开展相关活动，使人们更加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

（二）将保护和旅游文化经济发展相结合，在保护的同时传播文化

保护和传播文化最好的方式是与旅游经济和生态经济相结合，突出旅游文化营销，既能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又能在潜移默化中传播文化，使更多的人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古徽州的剪纸、木雕可以实施产业化发展模式，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拓宽销售范围。这需要进一步开拓创新，在汲取古徽州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与“新血液”相融合，开发新的旅游产品。

（三）出台相关保护政策，加大对传承人的保护力度

创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机制现在已经接近验收成效的尾声，出台保护政策更是重中之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保护与开发并重，在保持徽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出资保护，建立共管机制。同时要加大对传承人的保护力度，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市场氛围，促进职业传承。

（四）打造高素质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队伍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队伍建设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如果人才队伍不能与保护措施相匹配，依然不能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作用。定期开展培训活动并进行绩效考核，建立奖惩机制，严厉打击有倒卖行为的人员。进一步发掘和培养有精湛知识以及热爱工作的基层保护人员，经常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复兴活动，走科学保护之路。

参考文献

[1] 吴丽蓉.浅析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J]. 黄山学院学报，2009（08）

[2]吴丽蓉，金声琅，徐宏图.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发展探索――以古徽州为例[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08（02）

[3] 刘春凯. 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公众参与借鉴[J]. 中国名城，2016（06）

[4] 巫宇军.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及对策[J]. 民族艺术研究，2016（03）

[6] 汪四红，李晓星. 比较与借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于法制建设视角[J]. 宿州学院学报，2016（04）

非遗的保护措施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速公路 施工 环境保护 措施

随着国家对以公路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加大，公路建设得到迅猛发展，公路的大量兴建，造成的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公路建设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带动作用，但它同时又是对破坏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行业之一。因此，如何在公路建设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节约土地，并处理好同社会、经济的关系，进而实现交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并非常紧迫的问题。某高速公路标段范围为K17+900～K19+700，全长1800m；被交道起讫桩号为PK0+160～PK1+000，全长840m；互通内共设匝道9 条，全长4257.053m；桥梁8 座，总长1746.115m；涵洞7 道；通道4 处。为了保护环境，该路段在施工期间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施工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卫生的保护与治理是当前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广东省有关环保的法律规定，确保文明施工，达到环保要求。现针对本工程特点，制定以下环保体系与措施：

1、施工现场成立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组长由项目经理担任，组员由现场环保员和有关人员组成。并根据集团公司《环境保护工作管理规定》和广东省地方有关管理规定处理环保日常工作。

2、施工现场建立环保保证体系和环保信息网络，发挥监控作用。

3、根据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提出有效的技术措施，防止因施工对大气、水源污染和噪声扰民。对于来自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的施工噪声，为保护施工人员的健康，合理安排工作人员轮流操作筑路机械，减少接触高噪声的时间，或穿插安排高噪声的施工。为保护施工现场附近居民的夜间休息，对居民区150m 以内的施工现场，施工时间加以控制。

4、施工中噪音要严格控制。对噪音较大的工序尽量安排在昼间施工，并在工地四周临界处按要求设置噪音控制点，定期进行噪音测试，对参加施工人员加强教育减少人为施工噪音的出现。

5、办公区、生活区驻地内均植草、种花、栽灌木林，绿化现场环境。

6、施工现场设置的搅拌设备，必须搭设封闭式围挡及安装喷雾除尘装置。同时在搅拌站设置污水沉淀池，污水经过两级沉淀后排入附近市政管线。水泥和其它易飞扬的细颗粒散体材料，必须封闭、包扎、覆盖，不得沿途泄露、遗洒。

7、施工现场出口设洗车槽，专人管理车辆污泥冲洗，污水经过两级沉淀后排入附近市政管线。同时对车上物料进行整理，防止物料运输时遗散。

8、运输车辆不得超量运载。运载土方车辆全部采用符合环保要求的全封闭式自卸车。

9、本合同段处于多雨地区，拟建路线穿越大量农田村庄，土方工程施工时重点采取以下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①在施工期间，应始终保持工地的良好排水状态，修建一些临时排水渠道，并与永久性排水设施相连接，且不得引起淤积和冲刷。②雨季填筑路堤时，应随挖、随运、随填、随压实，依次进行；每层表面应筑成适当的横坡，避免积水；开挖或填筑的土质路基边坡应及时采取防护措施，防止雨季到来时因水流对坡面的冲刷而影响边坡稳定，减少对附近水域的污染。③施工中应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预防措施，防止施工场所占用的土地或临时使用的土地受到冲刷，防止取土场取土对河流、水道、灌溉或排水系统产生淤积或堵塞。

10、对于钻孔灌注桩护壁泥浆不许随意排放到河流和沟塘，防止水源污染。我公司计划采用自行研制的泥浆循环再利用设备，把钻孔泥浆回收再利用，防止污染地表水源。钻孔废渣用装载机弃运到指定地点处理。

二、施工期间自然排灌系统的保护措施

由于施工现场位于河网平原区，穿越当地耕地及农田、鱼塘、沟渠等自然排灌系统，保护并合理利用自然排灌系统就是解决好施工现场的排水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与当地居民作好工程共建工作、协调好与当地居民、当地有关部门的前提条件。

1、认真调查施工现场周围的农田及其排灌系统，查清排灌系统的走向。位置和流量，记录调查的有关资料。

2、地表清理和整平完成后，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在路基边缘采用砌砖排水明渠，并连通原有的排灌系统，保证排灌系统的畅通；过路明渠采用埋设暗管（机制水泥管）过水断面不小于原有的通过能力。

3、在施工期间，应始终保持工地的良好排水状态，修建一些临时排水渠道，并与永久排水设施相连接，不得淤积和冲刷原有的排灌系统。

4、施工物料如水泥、油料、化学品等应严格堆放、管理，防止物料随雨水径流排入地表及附近水域，造成原有排灌系统的污染。

5、施工中的临时排水系统应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土流失对水文状态的改变，不得干扰现有灌溉或排水系统的自然流动。

6、施工期间定期以人力、物力、机械进行排灌系统的清淤，保证排灌系统始终处于正常状态。

7、若施工临时排水单位汇入原有排灌系统内，应在汇入前进行三级沉淀处理，以保证周边环境不受污染。

三、取土场的环境保护措施

拟建路段路基土源缺乏，按设计要求施工用土从四个取土场获得，共借土62.5 万方。取土和运输时采取可行的方法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1、为减少水土流失，取土时应分层取土，每层取土前，在坑内每隔30～40m 设置纵横向排水沟，取完土的地面向两侧设置成不小于4%的纵坡。

2、临时运输线路经过地区，村庄厂房密集，路线布设尽量与地形、地面建筑物、环境景观协调，减少占地与拆迁；运输土方时车辆必须做好封闭围挡，防止遗洒。

3、取土完工后，及时进行场地清理、平整工作和整饰场貌路容，最后在场地上植树绿化。

总之，高速公路环境保护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高速公路的可持续发展。应成立专门的机构来保障路域生态环境的保护。遵循生态学原理，从维护生态平衡的角度去进行环境保护与恢复，努力进行生态绿化技术的创新。

参考文献：

1.常全明.高速公路环境保护措施的探讨[J].科技信息,2010,(12).

2.任敬叶.关于公路环境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9,(10).

非遗的保护措施范文第3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社区教育

玉泉区是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的发祥地，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行政区域，承载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故本文以呼和浩特玉泉区为研究对象，从考察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入手，引入社区教育模式，为玉泉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一个新思路。

一、玉泉区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玉泉区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按照我国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规定所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划分，可分为：（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包括;王昭君传说、月明楼的传说、四眼井的传说、御泉井的传说和皮裤裆街的传说等;（2）传统艺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包括大召壁画和小黑河南台什村民间山曲;（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包括：蒙古族香牛皮靴制作技艺、“蒙奥神”膏药制作技艺、《梦回元古》皮囊酒壶制作工艺、《梦回元古》皮雕艺术花瓶制作工艺、民间木嵌技艺、传统银奖制作工艺、铜匠、手工皮毛制作工艺和王一帖膏药等;（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包括查玛、西水磨九曲灯和走山登高民俗传统;（5）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大盛魁行商文化、青城德兴源烧麦和庆春园肉油旋制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的保护应采取以下几种方式：建立保护名录、民族之方式、以学术研究带动保护、生产性方式保护、保护传承人、多元文化教育方式。”目前，玉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处于保护和开发的初级阶段，尚未完全进入具体传承阶段，玉泉区已建立非遗保护名录，截至2013年，玉泉区文化局与镇、街道办事处、社区合作，用了7年的时间，完成了对与玉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汇编工作，并出版了《呼和浩特玉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汇编]》一书。该书整理了玉泉区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传承人、生存状况、保护措施和申报情况，为下一步非遗的保护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据笔者统计，玉泉区现有的2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9项非遗还处于收集整理阶段;仅有9项有传承人并采取了产业化的模式经营;4项基本并没有保护措施，甚至4项没有保护措施的非遗中，3项非遗已面临濒危的生存状况。所以，对玉泉区的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要刻不容缓。除此之外，笔者了解到，玉泉区现阶段正在准备重新撰写《玉泉区志》，其中对非遗也将进行整理和记载。上述玉泉区对非遗的保护尚不全面深入，缺乏动态性和系统性，甚至由于某些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了文化的本质。换句话说，如果对某种文化进行比较优质的保护和开发，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这种文化以最能融入人们生活的方式传承下去，为世世代代人所学习和创新，使其与本民族融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就扮演着不能替代的重要角色。“从根本上来说，非遗的保护和开发是为了文化传承。教育传承不仅能引发对民族活态文化的再认知，促进民族传统文化整合发展，而且被视为现代社会保护非遗的最佳形式。”

二、玉泉区“非遗”的社区教育保护模式实施的必要性

通常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保护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社区教育）三个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家庭结构和教育观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现代文化压过传统文化、经济资源代替文化资源，而且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增多，家庭教育面临着由父母教育转变为隔代教育，文化的传承也就面临着断带的危险。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认为，一种文化要成为传统，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显然，家庭教育已不能够满足非遗的保护和传承。

同样学校教育也并不如人意，“随着应试教育的价值导向、整齐划一的课程设置和脱离现实生活的教育模式以及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宗教性、内隐性和群众性特征，学校教育传承民族文化出现传承目的敷衍化、传承内容碎片化和传承过程形式化等问题”。

总之，对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途径就应定位在社区教育中。首先，社区在一个人的一生的文化习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社区教育在地域上涵盖了家庭和学校教育;在内容上补充了家庭及学校教育的不足;其本质与家庭及学校教育一样都是为了充实人的精神生活，实现人的健康全面成长。

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利用的目的，不在于‘对’非遗进行守护，而应该在‘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守护和创造人类丰富生活之中得以发现”。而社区教育的本质功能是给社区内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职业的全体居民，提供尽可能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多样化的教育机会，满足他们的教育学习需求。在满足其教育需求的同时完成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从这点看非遗保护与社区教育发挥着共同的价值，都是为了满足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实现人的发展。

总的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离不开社区教育，文化的保护要注重文化土壤的培养和培育，如果离开了其所产生的地域，其文化的进一步传承和振兴就无从谈起。因此，要从社区的实际出发，坚持因地制宜，要立足于本地，服务于社区，选择和设计适合本社区非遗保护的教育模式，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充分体现地域特色。这样才可以说是找到了文化保护的源头，而不是断章取义。另一方面，社区教育也同样离不开非遗，尤其是在文化资源，特别是非遗资源丰富的少数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与非遗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二者相互渗透，相互扶持。 玉泉区非遗社区教育保护模式的实践途径

社区教育作为非遗保护的一种模式，既包含了传承人的保护又包含了多元文化教育模式。为了实现非遗在玉泉区能够完整的、生态的、持续的、动态的保存下来并传承下去，形成比较适应当地的、本土的又不片面的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模式，玉泉区的社区教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实践。

1.挖掘社区教育新资源

社区教育资源涉及其教育内容，教育主体及教育形式。之所以选择社区教育来对非遗进行保护和传承，是因为它能够更好的调动并整合社区内和社区外的资源，那么为了更好的保护非遗，社区教育可以通过挖掘本地区社区的非遗教育资源来丰富社区教育内容。在非物质文化资源比较丰富的玉泉区，社区教育应该被赋予新的内容。

首先，充分利用社区学院和社区教育中心。玉泉区有两所社区学院，分别是小召街道办事处・五塔北街社区科普大学和内蒙古老年大学大南街办事处小西街社区分校;此外，玉泉区拥有其小西街社区于2010年6月14日与呼和浩特市广播电视大学联合成立的社区教育学习中心等社区教育资源。应把两者作为非遗保护和传承的重要场地。

其次，把非遗传承人作为社区教育人力资源纳入社区教育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部分领域，如口头文学、表演艺术、手工技艺、民间知识等，一般是由传承人的口传心授而得以代代传承、延续和发展的。”所以，非遗在融入社区教育的过程中，传承人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样不仅可以在经济生活中对传承人进行支持，还能在精神上给与鼓励。以此为非遗的传承人提供了更好的传承空间和传承条件，使其的传承更便利，还能够提升其社会声望，并实现其自身价值。

再次，挖掘玉泉区中23项非遗中包含着的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及其传承形式。在此基础上，社区教育应把非遗的内容融入到社区学院和社区教育中心的课程设置中，丰富社区教育内容。社区教育内容可分为：职业谋生型、文化消费型和主体发展型。那么，玉泉区的非遗可按社区教育内容类型一次予以补充和充实。如针对职业谋生型的社区教育内容可融入蒙古族香牛皮靴制作技艺、“蒙奥神”膏药制作技艺等技术培训;文化消费型内容可融入传统艺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的学习;主体发展型内容根据社区居民的自身发展需要融入相应的非遗内容。这样社区教育在内容上保护了非遗。

此外，玉泉区的非遗在融入社区教育内容和形式中时，最重要的是充分考虑社区居民的需求层次，不同年龄有不同的需求。因此，社区教育要根据不同的需求层次来引入其非遗内容，如针对青少年，设置讲述民间传说的方式去了解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文化，这样会对其更有吸引力;针对老年人设置一些有关民间医药相关的非遗课程，包括“蒙奥神”膏药制作技艺和王一帖膏药等。这样通过社区居民的充分参与，完成非遗在社区教育模式下进行保护。通过上述种种方式，不仅避免了社区教育形式过于僵化，内容缺乏吸引力的情况出现，而且可以让社区居民体会自身文化的魅力，认同并欣赏其他民族的文化。

2.多元文化整合

玉泉区是由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以及汉族等民族构成，所以其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既有民族传统文化的脉络，有面临现代文化的冲击。玉泉区之所以选择社区教育来保护非遗，是由于社区教育能够在其本身的系统化之上，建立对民族文化整体化、系统化的保护，而不是断裂的、分散的技能培训。韩红杰也认为教育应该形成一种具有生机的传统文化整体氛围的浸润，不能仅仅把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特定表现形式和手段割裂出来进行技能型的培训。由于这种教育太偏重形式，受教育者很难意识到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那么作为一种比较系统的非遗保护模式，一方面，社区教育完成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整合，实现非遗文化的纵向发展;另一方面，社区教育可联系玉泉区各个社区内外各种资源，不仅可产生非遗自身力量的保护，还能借鉴其他地区非遗的保护形式，完成非遗横向发展并实现文化创新。不仅如此，社区教育可整合或融合玉泉区各民族文化，在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促进玉泉区内各民族之间的民族关系发展，这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有重要意义。

3.充分利用社区的文化传承场

非遗的保护离不开传承，而传承又离不开传承方式和传承场，那么社区教育作为一种传承方式，针对不同的非遗形式，要选择符合它的社区中的传承场，如大召壁画作为一种非遗，它的教育传承场当然要在大召寺进行，因为只有在寺庙中这些非物质文化才能够表达出他们的真实面貌。此外，仪式作为一个传承场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宗教仪式还是祭祀仪式，都可以通过仪式进行非遗的教育，使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涵着的优秀民族宗教信念和价值观，挟着本民族的各种深层心理与精神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深入人心。

总之，对拥有多项非遗的玉泉区而言，把社区教育引入其中，在保护非遗的同时，不仅能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使不同民族文化之间进行交流、借鉴与融合，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并创新传统的民族文化。又能丰富社区教育内容，实现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新局面，特别是针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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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利霞.呼和浩特玉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汇编）[M].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2013，8

[3]姚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述评[J].广西社会科学，2013（10）

[4]（美）E・希尔斯著 傅铿 吕乐译.论传统[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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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菅丰，陈志译.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J].文化遗产，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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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广斌.价值定位于内容选择――社区教育研究新视野[J].职业技术教育（教科版），2005（31）

非遗的保护措施范文第4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法律保护；文化生态；活态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3）02-0046-04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在一些国家兴起，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我国于2004年加入此公约。2006年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开始实施。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官员、学者纷纷为非遗保护献言献策，但在这种“非遗热”的背后，非遗传承人却成为讨论的缺席者。而他们却是活态精神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与传递者。最该有话语权的传承人的失语注定我们的各种讨论在一开始就存在致命的弱点，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对他们的社区母体或族群的民众具有现实意义，他们对非遗的生存前景具有相当程度的决定作用，没有他们参与并适时反馈信息，保护措施是否得力就无法及时得到检验。所以，调查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措施的认知，了解传承人的真实意愿和面对的现实问题，对提供行之有效的保护具有基础意义。

河北省拥有不少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4年启动实施“河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6年出台《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意见》和《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审暂行办法》。各地市县也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河北省同样缺少对非遗传承人的后续调查和跟踪研究。本文以河北省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的认知为视角，对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再思考，希望能对河北省的非遗保护工作有所贡献。

一、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工作的认知与诉求

笔者对河北省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进行了调查，相关内容包括传承人对国家和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政策法规的认知、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入选名录后的传承情况、最佳保护方式和发展前景以及商业化等问题，综合分析有关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初步了解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工作的认知与诉求。

（一）关于“非遗”法律保护效果

传承人对相关保护政策、法规有一定了解，“非遗”法律保护取得一定效果。他们普遍反映，被确定为“非遗”后，所传承的文化遗产知名度得到提升，媒体关注度增加，有媒体或机构、个人对其传承的“非遗”进行记录、拍照或录像，有的得到国际交流的机会，想拜师学习的人有所增加，也得到政府一定的资金支持，生存情况较被确定为“非遗”前有所改善。

“非遗”中的民间文学、民间音乐、美术、歌舞等属于民间文化表达的部分可以在《著作权法》中获得一定保护，还有一些传承人主动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版权登记。也有一些传承人选择通过商标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尤其是那些已经投入市场竞争的“非遗”。一般来说，市场化程度越高的非遗项目，其传承人商标意识越强，生存能力也较强，反之则较弱。还有少数传承人使用专利法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总体来看，传承人的维权意识普遍较弱，能主动为“非遗”寻求知识产权保护的传承人目前还是少数。

（二）“非遗”的演变、传承情况

许多传承人都认为，与传统相比，现在所传承的“非遗”已经有不少变化或内容减少较多；使用的场合也有很大变化，尤其是民间音乐舞蹈类，传统的使用场合多为民间节日、庙会、庆典、拜神祭祖等活动，不少与民间有联系，在形式的背后有丰富的文化意蕴，而现在的使用场合很有限，有的已转为商业演出。即使这样，传承依然很难。相比而言，传统技艺类的生存、传承情况较好，有的还有发扬光大的趋势，比如衡水老白干传统酿造技艺、安新芦苇画、曲阳石雕等。可见传承情况与“非遗”自身性质有很大关系。

（三）“商业化”问题

同样，因“非遗”自身性质的不同，传承人对商业化的看法也不相同。一般而言，与民间、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对商业化的态度比较矛盾，他们了解商业化带来的好处，但也担心商业化会淡化、破坏所传承项目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影响传承者的学习动机，不利于真正传承。更有一些传承人明确表示所传承项目完全不适合商业化，保护非遗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了传承、光大传统文化。而与民间、文化传统等关系不太密切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对商业化持欢迎态度，甚至主动寻找商业化机会，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尤其是传统技艺类。

（四）影响传承的因素

传承人对影响传承的因素认识较为一致：缺乏有效地传承机制，年轻人不愿意传承；人们已经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非遗失去了生存环境；非遗缺乏创新，没有市场前景等，甚至传承区域群众对保护的认识问题也被提及。

（五）最好保护方式

鼓励地方政府及民间团体举办文化活动为非遗项目搭建平台，加大宣传；保留传统与创新相结合，希望政府加大投入、鼓励民众积极参与保护等都在传承人的选择之中，而让文化产品商品化也是一些传承人的考虑方向。安新芦苇画传承人杨丙军说，传承非遗文化，一方面要把传统技艺完整地保护下来，延续民族的血脉，另一方面还要紧跟时代步伐进行创新，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形式、载体的创新，使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1]。杨丙军公司良好的销售业绩就是对他这种做法的一种肯定。而井陉拉花传承人武新全曾经着力创新拉花艺术，但他越来越感觉到拉花必须回归原生态，因为很多创新后的拉花都失去了原有的韵味，已经变成一般舞蹈了。所以，不论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创新，古老的原生态的拉花艺术不能丢[2]。总之，让大家了解非遗，使用非遗，让非遗真正走进群众的生活，非遗才会有活力，才能传承下去。

（六）主要保护责任承担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传承人能用在传承、发展非遗项目上的时间较为有限（当然以此作为职业或主要生活来源的传承人除外），事实上，不少传承人只是出于责任才坚守至今。面对现实难题，传承人非常强调传承区域群体的传承责任，同时认为传承人、国家和地方政府、社会力量也应该承担责任，有了政府的支持，传承人对传承前景还是乐观的。

二、关于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工作的思考

河北省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从传承人认知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一）保护内容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难保护，问题不仅在于其表现形式的“非物质性”，更在于其表现形式背后的与民间信仰、文化传统相关的精神内核。因而单纯技艺类的保护起来比较容易，越是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文化遗产保护起来越困难，但这恰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所在。所以对于此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连同传承区域群体的文化认同、传承一同考虑，这样才不会得其“形”而遗其“神”。

（二）文化意义与经济利益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意义远大于其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许多人看重的实际是其经济效益，如果保护的出发点有问题却希冀得到好的结果无疑是自欺欺人。我们看到的“非遗异化”现象就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结果，我们必须摒弃那种以经济价值大小来衡量“非遗”是否值得保护的思维模式，更不能有把非遗当摇钱树的想法。

（三）原生态与创新问题

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来不是一个凝固的、一成不变的对象，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特别强调“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原生态并不是排斥创新，而是排斥脱离所处环境、脱离传承区域文化认同、破坏非遗精髓的创新。相反，越是与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相适应的创新，越能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这种创新反过来又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四）行政干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原本就是一项自上而下推动的工作，行政干预从保护工作一开始就存在。实际上行政干预在某种程度上抢救、保存了那些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唤起人们保护非遗的意识。但是过度干预，违背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传承规律的干预不是保护而是破坏。有些学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让“民俗”成了“官俗”。笔者认为，从国际、国内非遗保护的实践来看，完全去除行政干预是不可能的，对非遗保护也是不利的。政府要做的是如何顺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传承规律给予良性干预，实现由濒临灭绝的民俗到政府扶持的民俗再到传承群体认同的活态民俗的转化，最终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

（五）传承机制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生存问题，还有传承问题，当前的难题是非遗后继乏人。非遗的传承不仅需要传承者，还需要有接受者，现在的年轻人原本对非遗就不感兴趣，再加上非遗的学习并不容易，需要下苦功夫，但学习之后的前景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仅靠项目传承人个人的努力，许多项目难以实现顺利传承。因而有学者提出要在加强对传承人保护力度的同时，加强对被传承人的激励机制的研究，要关注被传承人的切身利益[3]。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提升传承群体的文化自觉，依靠国家、地方政府、社会、教育机构、传承区域群体、传承人多方力量，形成合力来传承。比如梅花拳的保护，广宗县政协协助政府采用民间传统形式向一些资深拳师授予“武术世家”的称号并赠送木刻门匾，还每年组织以梅花拳为主题的民间艺术节，让日渐式微的梅花拳文化重新得到社会关注。广宗县政府在农村小学体育课中专门增设了以了解梅花拳为主的课程。在县政协的积极推动下，广宗县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激发城镇、农村对梅花拳及其团队建设的重视和保护，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梅花拳焕发出新的活力[4]。这种群体认识的提高才是非遗传承的最好土壤。

三、建议

首先，政府必须彻底摒弃功利主义思想，提高认识，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角度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次，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传承规律，注重传承区域群体的培育，营造适合非遗传承的文化生态。

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探讨一直强调“要尊重文化持有者自身的意愿”，从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于对传统文化和民间传统保护的倡议”到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一直贯穿了这一原则，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仅仅为了收集一些歌舞或故事，更重要的是要让它们在母体社区作为一种活体文化传承下去，留住我们多样的文化。“礼失求诸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乡野，其保护也应该回到乡野。我们必须尊重传统知识来源群体或个人的文化习俗与意愿，尊重他们对非遗的一切自然权利，尊重其自然的传承特点和传承方式，尊重他们发展所传承项目的自，政府可以鼓励、引导，但不能代替传承区域群体作决定，当然更不能命令必须如何发展。

现在所看到的“非遗”只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至于将来发展成什么样，我们只能引导，无法决定。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政府应注重对传承区域群体的培育，教育民众珍视当地文化传统，提高文化自觉意识和保护意识，营造适合非遗传承的文化生态，这样非遗才不会失去生命力。

再次，把握个性，区别对待。非遗保护应把握个性，区别对待。对于适合商业化的，给予其政策、资金、税收等方面的支持，鼓励其做大做强；对于不适于商业化的，尽力打造展示的平台，加大宣传，在不破坏其自身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可以结合当地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提供展示舞台，结合各地乡土教材建设，推动非遗进课堂，从娃娃抓起，解决后继乏人问题；增强传承人和传承区域群体传承的自豪感和使命感。鼓励、帮助传承人著书立说，对濒危项目作好抢救式记录，多收集其作品，使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有文献上失传的遗憾。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文化上的根，它的流失是我们难以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必须立足现实，从文化多样性的大视野上、从中华文化传承角度来理解非遗保护工作，培育文化生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课题组成员：董保莉，温芽清，王岩云）

参考文献：

[1]非遗博览会白洋淀芦苇画抢风头[N/OL].http：//，2012-09-08.

[2]武新全.原生态的拉花不能丢[N/OL].http：//.cn，2008-03-07.

非遗的保护措施范文第5篇

    ,“主要源自日本于1950年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提出的“无形文化财”的概念,首次将‘有形文化财’区分出来”。但1972年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保护的文化遗产也只局限于物质类,而未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决议。此后,在2003年10月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设立《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自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取代了之前的“口头与非物质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在《公约》第二条得到清楚的规定:“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容易使人误认为不需以物质为载体,但根据《公约》第三十九条又规定中文文本是有效文本,因此该词一直使用至今。

    我国曾使用不同的术语,如民间文学艺术、民间传统文化、传统知识。直到2005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二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包括六大方面:(1)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3)民俗活动、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技能;(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比较《公约》和《办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定义的区别,《公约》对定义更加详细。在分类中,《办法》更强调传统性,还特意增加兜底条款“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二)与几个概念的区别

    “学界在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时,往往提到地域性、民族性、传统性等”,但这并非一定是“非遗”所固有的,其他类型的遗产也可能具有,如泰山。”“作为自然和文化遗产,位于黄河流域,五岳之东,一直作为中国古时的帝王敬天的场所,同时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与“世界文化遗产”的区别。非物质性是“非遗”与“世界文化遗产”的根本区别。《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1条规定:“文化遗产包括: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另外,在保护方法上,两者也有重大的区别,“世界文化遗产”主要运用物理、环境的方法;而“非遗”则主要通过遗产拥有者传承的方法。“如入选‘非遗’西藏《格萨尔》史诗是靠后人的口口相传。”

    与“传统知识”的区别。出于保护角度的区别,“非遗”是从民俗传统保护的角度出发,而“传统知识”是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出发。WIPO对传统知识的定义为:“传统知识……是指基于传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设计;标志、名称和符号;未公开信息;以及其他一切来源于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智力活动,基于传统的革新和创造成果。并不包括非遗的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 与民间文艺表达(又称传统文化表达)的区别

    。根据WIPO和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民间文艺表达免受违法利用和其他损害示范法》,仅限于艺术遗产,排出了科学知识在外,而“非遗”则包括两者。

    二、保护制度

    “《公约》自2006年4月20日生效,规定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祝贺道,这一新文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恰当的保护手段,从而填补了一个重大的司法空白。”“截至2010年6月10,共有134批准了该公约。”

    (一)名录制度

    1999年,教科文组织通过了设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下简称“口头遗产”)的决议,后自《公约》生效后,“口头遗产”就纳入到“非遗”名录(第三十一条)。至2001年,每两年一次。

    根据《执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2010年6月修正),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符合以下所有标准:(1)该遗产属于《公约》第2条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将该遗产列入名录,有助于确保扩大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提高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促进对话,从而体现全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并有助于见证人类的创造力。(3)制订的保护措施对该遗产可起到保护和宣传作用。(4)在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尽可能最广泛的参与下,在其自由事先知情同意下,该遗产得以申报。(5)该遗产已按《公约》第11条和第12条的规定,列入申报缔约国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至今,教科文组织应经宣布五批代表作,全世界共213个“非遗”入选该名录,中国占其中的共28个。 (二)国际合作与援助制

    “尽管《公约》没明确像《月球协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样,将‘非遗’明确为‘人类共同遗产’”,但还是明确的指出:“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普遍的意愿和共同关心的事项,……国际社会应当本着互相合作的精神与本公约缔约国一起为保护此类遗产做出贡献。”因此,在第一条总则第1.4条关于本公约的宗旨便指出:“开展国际合作及提供国际援助。”

    在第20至24条中,详细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援助的目的、形式、条件、申请、以及受援助缔约国的任务。国际援助可采取的形式如下:“(1)对保护这种遗产的各方面进行研究;(2)提供专家和专业人员;(3)培训各类所需人员;(4)制订准则性措施或其他措施;(5)基础设施的建立和营运;(6)提供设备和技能;(7)其他财政和技术援助形式,包括在必要时提供低息贷款和捐助”这些援助涵盖了人才、制度、技术、资金等必要的层面。

    (三)基金制度

    为了实施国际合作和援助,《公约》规定了要建立一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下称“基金”),根据第25.3条,资金的来源包括:(1)缔约国的纳款;(2)教科文组织大会为此所拨的资金;(3)以下各方可能提供的捐款、赠款或遗赠:第一,其他国家;第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和各署以及其他国家组织;第三,公营或私营和个人;(4)基金的资金所得的利息;(5)为本基金募集的资金和开展活动之所得;(6)委员会制定的基金条例所许可的所有其他资金。

    另外,防止基金用于政治目的,第25.6条还进一步规定:“对基金的捐款不得附带任何与本公约所追求之目标不相符的政治、经济或其他条件。”

    (四)报告制度

    《公约》在第29、30条分别规定了缔约国的报告制度和委员会的报告制度。缔约国应当按照委员会确定的方式和周期向其报告它们为实施本公约而通过的法律、规章条例或采取的其他措施的情况。委员会应在其开展的活动和缔约国报告的基础上,向每届大会提交报告,该报告应提交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报告报告,委员会得以监督缔约国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等保护措施,有效地使《公约》得到实施。

    三、结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保护的任务是极其繁琐、艰巨,国际保护显得是极其必要的。代表作名录的建立,能有效地提高全世界人民对多元 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另外国际合作和援助,能促进国际交流,加强国际的保护。再加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的基金,使得这些国际保护得到资金的保障。同时,避免干涉内政,国际保护不能出于其他政治目的。 参考文献: [1]李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法律保护.山东大学.2008. [2]李墨

    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制研究——以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为中心.华东政法大学.2009.

    [3]杨帆.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people.com.cn/GB/wenhua/1087/2495193.html.

    [4]叶超.《格萨尔》——从口口相传到白纸铅字.news.xinhuanet.com/book/2004-06 /16/content_1528494.htm.

    [5]张德财.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07.

    [6]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unesco.org/culture/ich/index.php?lg=en&pg=0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