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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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概念范文第1篇

一、符号的生产

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始于瑞士现代语言学之父费迪南索绪尔，他说："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我们管它叫符号学。"②他称符号为"概念与音响形象的结合，并用所指与能指分别代替概念与音响形象"。"所指与能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换言之索绪尔认为一个符号的诞生是任意的，不确定的，是约定俗成的。如对于"树木"这同一概念，中文是shu mu?熏而英语却是tree。然而索绪尔没有解决符号的所指与能指对应关系被固定之后的问题，因而被称为封闭的静态符号观。索绪尔割裂了符号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哲学家皮尔士在这一点上与索绪尔分道扬镳，他认为符号是世界与认知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皮尔士提出了"指称对象"的概念，他对符号定义是："一个符号（sign）或者说象征（representation）是某人用来从某一方面或者关系上代表某物的东西。"③这里包含了三个要素，认知主体--指称对象--解释。由于指称对象的提出，使符号的生产得以动态不断发展。能指与所指固定下来的旧符号，也可以成为指称对象，经过认知主体的重新阐释，可以发展成为新的符号，使符号不断丰富多样。皮尔士根据符号与指称对象的不同关系，分为类象符号、指示符号、抽象符号。类象符号通过写实或者模仿来表征对象，它们在形状或者色彩上与指称对象的某些特征相同；指示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不是模拟，而是与指称对象构成某种因果或者时空的连接关系；抽象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约定俗成的。根据皮尔士的思路，我们基本可以认为符号产生有三种模式：一是写实、模仿、模拟；二是因果、连接，如红绿灯、球场上的哨声等；三是约定俗成，如树木、小鸟、微波炉等。但是无论是何种产生模式，符号的形成离不开传播，而且符号的功能一旦形成，最能经历时间的考验，它是恒久的，深入人心的，难以改变的。正是由于符号的这种特性，考察符号是由谁生产，如何生产，这是关系到话语权的重大问题。

二、大众传播语境下符号的生产

传播的形式大约可以分为自身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四种模式。"大众传播"的概念首次出现于1945年11月在伦敦发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中。西方学者常常引用杰诺维茨1968年提出的大众传播的定义：大众传播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这些技术（如报纸、广播、电影等等）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的内容。④因此大众传播至少具备以下三个特点：传播主体是一群有组织的群体；传播的媒体是机械，信息可以大量复制；受众广泛。

机器的发明及应用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崩溃，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崛起，缔造了宏大的工业文明。大众传播媒体时代的来临，符号的生产与流通脱离原先零散、单个的生产，转变为有组织、有规模的大生产，大量的符号被设计、生产、流通。人际传播中，首先是个人或者组织提出符号与指称对象的意义阐释、意义指向，但此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只有在人际传播中经过不断的抗争、剔除、讨价还价、妥协并最后认同，才能成为符号。大众传播的来临将这一切改写：首先符号的生产由有组织的群体代替个人。波德里亚说："记者和广告商都是神奇的操纵者：他们导演、虚构物品或事件。他们对其进行'重新诠释后才发货--在此范围内，他们毫不客气地对其进行建构。"⑤在大众传播语境下，以记者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体组织，与广告商合谋共同主宰了大众传播媒体的符号生产与传播。大众传播媒体通过把关、议程设置，决定哪些符号可以传播流通，而哪些不能。"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广告从不讳言：我们是在贩卖观点和想法。中国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升空，航空界为纪念这个伟大的创举，用汉语拼音与英语拼造出"Taikonaut"表达太空人的概念，经过大众传播媒体的反复传播、重复，"Taikonaut"符号就迅速被认同了。其次大众传播的符号暴力代替人际传播中的讨价还价，大众传播媒体符号暴力来源于它的无限复制。如同我们在世界任何一家麦当劳餐厅都可以吃到一样的汉堡包，大众传播中符号的生产是社会化大规模生产。《骇客帝国Ⅲ》全球同步公开放映，人们收看到的都是同质的、"原汁原味"的《骇客帝国Ⅲ》；世界每个角落都可以听麦当娜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麦克卢汉说媒体是人体的延伸。人们通过这个延伸认识世界，感知世界。面对大众传播媒体排山倒海输出的各种符号、意义，大众只知道咀嚼那些残留的意义，却浑然不觉那些没有传播的符号的沉默甚至消失。

①转引自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②转引自胡明扬主编：《西方语言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转引自袁漱涓主编：《现代著名西方哲学家评传》（下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大众传播概念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大众传播　肖像　肖像利益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一、肖像的概念

1.一般意义上的肖像概念

肖像一词最初是作为艺术的一个概念而出现和使用的。肖像，通俗地说就是“比照人物而制成的与人物相似的形象”。《辞海》下的定义是：“图像以肖其人者，谓之肖像。即将其人之姿态、容貌、表情等特征，精确表出之也。如绘画、雕刻、塑像、摄影、刺绣等为表出之方法。”《现代汉语词典》对肖像的解释是“以某一个人为主体的画像或相片(多指没有风景陪衬的大幅相片)。由此可见，肖像是以图像之形式表现人的容貌等特征；而图像的表示方法，可以有多种形式：绘画、雕刻、塑像、刺绣、摄影等等形式。

英文中，与肖像对应的词有portrait，image等。portrait作为名词指以绘制、雕刻、摄影等方式展现出的个人形象，尤以面部为主(a painting，drawing，sculpture，photograph，orother likeness 0f an individual，esp of the face或a verbaldescription 0r picture，csp 0f a person’s character)；作为形容词是[ptinting](0f a publication 0r an illustration in apublication)of greater height than width―Compare landscape。

从经济学上说，肖像已经成为是一种能够带来利益的资源；从法学上说，肖像既是一种与人身密切相关的人格利益，又是一种财产利益。肖像所承载的利益呈现多元化。“此种标记和表彰方式更演进为权利能力外在形式。这种外在形式，最原初。最方便和最普遍的是姓名，到了近代，随着摄影术的商业化，又有了摄影肖像，这是仅次于姓名的普遍化标表方式。”。肖像作为自然人最主要的标识之一，逐渐演化为权利能力，并成为法律所保护的对象。

2.法律意义上的肖像概念

在法律上使用肖像的概念，最早是在著作权中出现。见于1876年德国颁布的《美术著作之著作权法》和《不法模仿之照相保护法》，随后肖像的概念逐步完善和发展。1896年，柏林高等法院法官克思奈出版《论肖像权》一书，提出了肖像权法律保护的新观念。1907年，德国立法机关颁布了新的《美术作品著作权法》，确认肖像作为法律概念，其意义在于确认了一个具体的肖像作品同时体现两方面的权益，一方面是肖像作品的著作权所有人所享有的著作权，另一方面是肖像人就肖像所享有的人格利益。就同一肖像而言，这两方面的利益无疑是冲突的，法律调整的正是这种冲突关系。

在我国，学者对于肖像的法律定义有不同的理解。从描述肖像人的外貌特征的角度定义的有：“肖像是公民人身真实形象及特征的再现”，“肖像是公民形象的客观再现，表现着一个人的形象，是公民的神采风貌的真实写照”，所谓肖像，是指自然人的外在形象通过特定的客观载体得以再现的视觉形象”，肖像是特定自然人外貌形象的固定形态(fixation)”……等等。从肖像的制作角度出发，偏重于肖像的艺术创作特征来定义的有：“肖像是采用摄影或造型艺术手段反映自然人包括在内的形象的作品”，肖像者，人之容姿之模写也，分绘画、照像、雕刻等类”，肖像是自然人外貌形象的再现，就是用照片、录像、画像、雕塑等方式把特定人的外貌形象再现出来……肖像主要的和基本的内容就是面部容貌”，肖像是公民个人形象通过绘画、照像、雕刻、录像、电影等艺术形式，使公民外貌在物质载体上再现的视觉形象”，等等。以上定义或偏重于肖像的艺术创作特征，或偏重于描述肖像所具有的人的外貌特征等角度，无法完全阐述肖像含有的全部意义，因此，本文综合以上各位学者的定义，将肖像定义为：肖像是自然人外貌形象通过物质载体固定再现的视觉形象。之所以如此定义，主要认为此定义能够表达出肖像的主要特点。能够包含下面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肖像必须是真实自然人的外貌形象；二是肖像必须通过物质载体再现，这个载体可以是木、石、泥、纸张、胶片、数据(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显示)等；三是肖像必须是一种固定的再现。崮定的手段可以是通过人工的绘画、雕刻等，也可以是通过机械方法的摄影、录制等，固定的表现形式既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

二、肖像在大众传播中兴起

丹尼尔・贝尔断言：“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正处在一个由语言文字主导的时代走向视觉文化主导的时代。而在这样一种变化中，肖像作为图像、信息、符号，在大众传播中兴起具有一种必然性。

1.大众传播媒介及相关技术的发展为肖像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1839年人类发明了摄影术，可以把肖像定型化并逼真地再现出来。印刷术在发明网点印刷技术后，可以把照片印在书刊上，印刷媒介使得肖像的传播面更深更广。随着广播电视媒介的出现，使得动态的肖像可以被广泛的传播。图像在电视上的大量传播，占据了人们的视线，从而加剧了视觉文化的盛行，加剧了对肖像的视觉消费。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个人的肖像可以简单、快捷地输入计算机，再现的形式既可以是静态(static station)的图片，也可以是动态(dynamic station)的影像等。肖像的载体不断变化，方式也从有形到无形，即从有形的大规模纸张传播到无形的网络传播的转变。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大改变了肖像的传统载体及传播方式。

2.肖像作为一种图像符号具有自身的优势

(1)肖像作为传播信息的方式，古而有之

语言尚未形成时，人们便开始在洞壁内刻上图案或图画了。后来，图像成为一种传播信息的方式。图像早于文字等语言符号传播。文字发明以后，文字传播由于诉诸的是抽象的文字符号，对它的接受必然结合对一定语词的理解、组织、选择而进行。但是图像性内容则不需要文字的中间媒介，它直接诉诸人的视觉系统。不同民族，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士，大致都可以理解画面的含义。

(2)与语言比较，图像具有诸多优势

由于语言的不统一，对于不同语系的人士来说，经常会在沟通上产生困难。肖像作为一种图像，具有传播方式的形象直观性，图像是通用的非语言符号，无论长幼无论国别。人人均能读懂看懂。

3.从传播主体的角度分析

早在报业发展之初，媒体就采用图片来丰富报刊的版面。1845年6月28日，贝内特的《纽约先驱报》以木刻形式报道前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葬礼，使得这天的报纸成为史上最著名的头版之一。随着大众传播日益发达，现代的报纸、杂志包括电视网络媒体等都不惜花费大量的版面和时间

刊登肖像。《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是美国社会的重要事件之一，其影响力逐渐波及全球。“封面人物”已成为《时代》周刊最重要的特色品牌之一。电视本身固有的传播特性更加剧了肖像的广泛传播；电视的传真性使大量精彩的肖像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电视的覆盖性，可以广泛地传播同一信息而毫不费力地到达受众端。

大众传播媒介不仅在新闻图片中大量使用肖像，在媒体的广告中、影视剧中更是大量使用静态的动态的肖像，以或展示或证明或表演的形式出现。　4，从受众角度分析　视觉图像以直观、感性的优势，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逼真地“再现”现实。理解也较直接，人们从中不仅仅获取信息，而且得到视觉冲击、审美愉悦。图像最具特征的是其可览的，何况是视觉所见到的肖像就是自己或自己的同类?含有肖像的图像更容易被受众接受。肖像作为一种图像，“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传播媒介的生产”，从新闻报道、广告到电影电视剧中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大众传播的发展使大量的肖像不断地传播，冲击人们的视野、观念及其他。

三、大众传播中的肖像利益

“利益”这一概念，有多种学说的定义：“需求说”认为，“利益是人们受客观规律制约的，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对于一定对象的各种需求；”‘需求满足说”认为，“利益就是好处，或者说是某种需要或愿望的满足”；”‘主客体关系说”认为，“利益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表现为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作用于主体而产生的不同需要的满足和满足这种需要的措施，反映着人与其周围世界中对其发展有意义的各种事物和现象的积极关系，它使人与世界的关系具有了月的性，构成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主体关系说”认为，“所谓利益，就是一定的客观需要对象在满足主体需要时，在需要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时所形成的一定性质的社会关系的形式。”

肖像，作为人的形象的抽象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人，能够成就人的某种需要或愿望的满足，基于肖像由此产生各种利益。在大众传播中，使用肖像能够传递信息，人们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的肖像得以满足娱乐、欣赏等需求，肖像上蕴含有满足社会需要的社会利益。对于个人而言，肖像上产生的利益，不仅涉及肖像人的利益，还涉及肖像制作人的利益。肖像利用除了会涉及财产利益外。还会影响相关人的人格利益或者尊严。

1.社会利益

大众传播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利益主体：作为大众传播相对方的社会公众，作为大众传播接受者的社会公众，大众传播媒介机构，大众传播媒介机构的从业人员，等等。在复杂的大众传播的过程中，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的。作为大众传播接受者的社会公众的主要利益诉求是表达权和知情权；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机构有完成公民的委托，履行社会公众和大众传播媒介机构的政治契约，实现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的义务。它还有为了自身发展谋求经济利益的利益诉求；等等。社会公众需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实现的知情权，肖像作为一种信息传递的方式，能够满足社会公众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实现表达自由(知情权)，从大众传播中获取娱乐，以获得自己的满足。肖像作为一种容易理解的图像信息，不管是用于新闻报道还是广告，肖像不断地向受众传递某种信息。肖像在大众传播中使用和传播，不仅对于本人意义重大，同时对于他人乃至全社会都具有价值，存在社会利益。

2.肖像人的利益

(1)人格利益

肖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肖像人的不可替代性，使一个人与他人相区别。一旦肖像表现明晰，具有了明确的指向，往往和特定人的人格利益联系。我国学者认为肖像所体现出的人格利益所体现的正是公民的人格，其保护的范围包含多个方面：公民对部分个人信息处于私密状态时，享有自己肖像不愿公之于众的权利；有权禁止他人非法毁损、恶意玷污自己的肖像等。国外有学者称之为“尊严性利益”，并认为在法律文献中无法找到对“尊严性利益”这一术语的现成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尊严性利益可能被视为与前述的、最广义界定的“人格利益”相毗邻。并归纳为如下三种：名誉上的利益(interest in reputation)、个人隐私上的利益(interestin personal privacy)和免受精神痛苦的利益(interest infreedom from mental distress)。

(2)财产利益

这里的财产利益，也可称为经济利益或商业利益。肖像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品，能够满足大众审美需要，肖像或肖像作品不但能够让人赏心悦目，而且能够给肖像人带来正面评价。从而产生一定的附加经济利益，派生出商品利用价值。公民可以基于肖像获得财产上的利益。如今比较常见的例子就是，名人通过许可合同允许自己肖像被他人用于商业目的，如商业广告活其他商业宣传，使用者为此向肖像人支付报酬(使用费)。这样的许可利用，尤其是商业性使用实践表明，肖像具有财产价值，能带来财产利益。

3.肖像制作人的利益

肖像的制作、产生，一般还要涉及到制作人。而肖像制作人的利益不仅包括人身利益，也包括财产利益。在此意义上的利益与肖像人的利益有所不同，一般由著作权法来调整。

因此。法律保护肖像利益的内容，既包括肖像所体现的人格利益，也保护肖像所体现出来的经济利益；既要保护肖像人的利益，也要保护肖像制作人的利益。这使得肖像的法律保护呈现复杂性和独特性。

大众传播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传播学 理论体系 创新

Abstract:　The　book　titled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is　one　creative　works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study　field.　Its　logical　structure　reflects　the　author's　instructive　attempt　to　systemize　the　communication　theory.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Theoretical　system

Creation

郭庆光教授新著《传播学教程》已于去年年底面世。读后，深感这是作者多年来深入、系统地研究传播学基础理论的一本力作，是一本在传播理论研究上有所创新之作。它虽然是一本面向大学生的教材，但仍处处显示理论著作独特的丰采和作者分析思辨的深厚功力。

一、首先，值得重视的是本书的框架与布局，它是经作者精心考虑后所作的周密安排。全书以横向论述为主，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逻辑框架结构。

1.以“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为指导思想重新整合相关内容

众所周知，把不同的传播方式划分为自我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等，在中外很多同类的书中都曾有过，但作者没有简单地重复这些内容，而是以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为依据，予以重新组合，使之更臻合理。书中，作者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动物传播，并把人内传播(即自我传播)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分别归为一类，深入探讨了这些内容。“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新的信息传播系统”，正因为二者之间联系如此紧密，才把它们当成一类；又如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作者认为它们在本质上并无根本的差异，因而也把两者归为一类。因而，这不是一般的归纳整理，而是使理论研究系统化的一种体现。

2.从探讨传播制度入手，带出对传播过程相关因素的分析

以探讨传播制度牵头，再引出传播媒介、受众与传播效果等的研究，这也是作者力图使传播理论系统化的表现。并且为了突出备受关注的热点课题，本书还加入了“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和“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两章，最后以研究方法结尾。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传播效果研究”这一章(第11章)。作者在详细分析戈尔丁等所划分的传播效果类型之后，并没有拘泥于前人见解，而是很有见地地提出了传播效果研究的五个课题，即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讯息载体、传播技巧和传播对象等视角探求它们和传播效果的关系。作者清楚地表明，传播效果不是孤立的研究客体，而应当从不同的理论视角予以剖析。这些理论视角，实际上就是传播效果研究的不同方向。

以上这种对传播理论研究的逻辑归纳，反映了作者试图使传播理论体系化的有益尝试。这种带有原创性的学术见解，明显不同于一般教材的论述，说明了作者在着力探求传播效果研究的新架构与新方向。

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要对本书的结构详加分析呢?主要是因为传播学具有多学科集纳而成的边缘学科的特点，它影响(不是妨碍)着自身理论架构的形成。一方面，它有着很强的开放性，几乎所有社会学科和部分人文学科都可以介入传播研究，因而传播理论丰富多采，不断翻新，短短半个多世纪就从零散的理论观点变成一门显学；另一方面，传播理论毕竟显得枝多叶蔓，头绪纷繁，怎样才能使之形成既开放又相对稳定的体系，至今仍无定论。施拉姆有志于此久矣，但这位受到尊重的集大成者终其一生仍然未能达此目的。可见，传播理论体系化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逻辑框架就是传播理论的体系，是研究中“排兵布阵”所必需，唯纲举才能目张之。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理论架构，不仅令初学者茫茫然毫无头绪，而且对研究者来说，也难以做到“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谈到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还不能说郭庆光已经完成了这一目的，但这种力图使之体系化的努力，至少会给同行们带来不少启迪。

二、其次，作者还在书中提供了许多传播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作者学有素养，且负笈东瀛，浸日本学术多年，因而在传播理论探讨中会给读者在研读中带来了新鲜感和满足感。

日本学者有很好的研究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传统，从松本君平到小野秀雄，都对我国新闻学研究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松本君平于1899年问世的《新闻学》，1903年即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也是我国最早推介的外国新闻学专著，它“介绍了欧美新闻事业及新闻事业与社会的关系”；被认为“标志着西方新闻学在中国的传播，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①。二战以后，日本学者又很快接受了传播理论，加入了环太平洋地区以美国为首的传播学主流学派——经验学派。日本人研究学术历来有其传统。他们往往先大量引进，予以“克隆”(翻译)或模仿，然后再逐渐消化、创新并为我所用。对传播学、大众传播社会学的研究也不例外。郭庆光在书中对日本学者的创新、拓展之处做了许多详细的介绍与分析。应当看到，这种介绍与分析，同样是取其精华和结合我国国情的科研成果。况且，作者不限于此，他的视野还偏及欧美的最新研究趋向，并能时时把握住的科研指针。

大体上说，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有：

1.深入剖析传播学基本概念，阐发因此而起的研究导向

如在第一章中，对“传播”和“传播学”这一对耳熟能详的概念，作者使之联成一气，展开了学术式的长篇探讨。他没有限于对概念作一般的描述和分类，而是从分析库利、皮尔士提出的传播概念入手，认为他们开创了界定这一概念的两个传统(社会学传统和符号学或语义学传统)，并根据这两个传统的融合，指出传播“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接着，又引向概念对传播概念的影响，并且把这种论述进一步和传播学概念的阐释结合起来，在肯定“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的前提下，详细讨论了社会传播学的系统性、社会信息系统的特点及其运行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种从传播概念到传播学概念、并把传播学纳入信息论和社会系统理论的论述，既一气呵成，挥洒自如，又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又如在第七章中，对“大众传播”这个比较容易解释的定义，作者在分析前人的不同理解之后，对大众传播的特点及其社会功能作了深入的剖析，使有关章节显得相当丰满。其中，认为“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的新见解，颇有现实意义。作者论证说，既然大众传播是从事信息大量生产和传播的信息产业，并且大众传播的内容与社会观念、价值和行为规范有直接关系，加上它的巨大影响力，所以，任何国家“都会把它纳入社会制度的轨道”。目前，在我国，人们对媒介产业化的议题仍有争论，而作者的这一见解虽然没有直接触及这一争议，但却根据其基本概念提出了中肯的看法。反过来说，既然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我们就应当自觉地研究和探索它的产业化进程。否则，便会无助于我国已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也无助于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明天。与此同时，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中，作者关注到施拉姆提出传播的“经济功能”，认为这种功能不仅仅是提供信息服务，而是作为知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分析，也是和上述见解互相呼应的。

转贴于 2.宏观着眼，中观剖析，微观入手

在写得相当精彩的第十章中，作者对大众社会理论的分析，就属于从宏观角度观察信息接受者这一涉及全局的问题。关于大众社会理论，台湾学者陈世敏曾经指出，美国传播学者德福勒在《大众传播学诸论》一书中，以心理学的刺激反应理论来说明大众社会的特质，“自是别具怀抱”。然而，他的论述仅限于对德福勒观点的介绍，并没有予以展开和延伸②。而郭庆光的研究则进了一步，他上溯19世纪有关的早期贵族主义观点，中转20世纪30年代后社会学家对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批判，下接美国的大众社会理论与日本学者的新解，并提出了结论式的意见。这样步步深入地厘清大众社会理论的演变和实质，努力把问题说得明明白白，就使读者开阔了视野，看清大众社会理论与传播学的必然联系。

如果说大众社会理论是一种宏观探讨的话，那么，受众观的阐述就属于一种中观的剖析。过去一般都仅限于把受众理解为信息接受或传播对象。但问题的实质应当是研究受众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和在传播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这样，才能深入了解受众的地位是否举足轻重，受众的角色是否可有可无。对此，作者先是以社会学观点提出“作为社会群体成员的受众”；接着，从市场学的经济角度提出“作为‘市场’的受众”；然后，又以法学的观点提出“作为权利主体的受众”。这种对受众多侧面的分析确有独到之处，因为这已经从概念的微观认知提升到了中观剖析的高度。

为了说明受众与大众的区别，作者对“大众”这一概念的详细分析，便属于微观认知的范围。作者从社会的角度出发，逐一分析了大众既不同于初级群体或小群体，也不同于群集，又不同于公众，而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会群体”。作者还认为，受众和少数权力精英同处于现代社会之中，“谁掌握了大众，谁就掌握了一切”。这种条分缕析的细微之处，很能体现出作者的洞察力与治学精神。

在传播理论研究中，掌握宏观、中观和微观分析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是社会学的中观理论(MIDDLE　RANGE，又称“中程”理论、“中间范围”理论)研究的倡导者。关于中观理论的思想，是默顿和他的老师帕森斯论战时提出的。当时(20世纪40年代)，帕森斯的研究目光对准综合性的一般理论，企图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模式，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行动。默顿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在社会学中寻找一般社会行为的规律是徒劳的。社会学研究应当避免两种极端：无事实的概括和无理论的事实。要努力找出扎根于研究或观察并切合实际地限定其应用的解释。这种解释，处于对日常事件的观察与包罗万象的统一理论之间，即中观研究理论。他说：“我们有理由去设想，社会学将会在这个程度上提升：它主要关注的是，要和中间环节的发展中理论联系在一起；而如果它把注意力集中到泛泛的理论上，那它就将会受挫。我相信，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去发展应用的、特殊的理论以限定理论——数据的范围。——社会科学家排他地投入于高度抽象化的探索，便会冒上风险。就像现代的舞台布置一样，在他的心目中，家具将会是缺少的、没有装饰的和不舒适的：所谓一般理论和特殊理论都需要的说法，是‘正确’而陈腐的③。”他说，“如果特殊的探索在于找出这些行为方式之间的理论联系，那就可能发展出一种属于中间环节的理论。这种理论不是强化就是分离经验与假设的一致性④。”默顿以中观理论研究作为指向，提出了功能分析方法并应用于社会学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离轨行为的“失范”理论及其考察方法，并且引导美国社会学者把注意力投向家庭社会学、城市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等一系列富有成果的学术研究。传播学“议题设置功能”理论的提出者麦康姆斯很赞同默顿的见解，认为传播学除宏观水平和微观水平这两类理论研究外，同样存在着处于中间范围的中观理论研究。宏观研究着重于建立总体或最高理论，如桑德拉·鲍尔——洛斯奇提出的媒介关系依赖论；微观研究则注重实证主义方法或以实证为依据的若干变量的集合，如霍夫兰关于态度改变的研究。而麦康姆斯认为他和唐纳德·肖的议题设置功能理论、还有把关人理论、新闻社会学、“沉默的螺旋”传播模式等，都属于中观研究的理论成果⑤。笔者认为，中观理论已应用于社会学和经济学，而麦康姆斯的分析有助于传播学理论的开拓。无论在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我们不必贪大求全去急于建立宏观理论，以免劳而无功；而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着力于研究和探索传播学的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再积以时日，聚沙成塔，把各种相关理论整合成一种或几种更完整、更高层次的宏观理论。

诚然，笔者以为，《传播学教程》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第一章在阐述“信息”概念时，未能突出信息足以消除某一事物的不确定性这一基本内涵。在第三章中，未能指出传播学划分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是一种简单化的认识。因为“非语言符号”只是一种模糊的界定，反映了传播学者对非语言符号的忽视，它离符号学对符号种类的科学划分相去甚远。还有，作者把符号分为信号和象征符两大类进行解释，确实是简单了一些。因为还有另一类重要的肖像或具像符号(icon)是不应当省略的。第十二章中，作者把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培养理论和知(识)沟理论都归之为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这同该理论之一的提出者麦康姆斯认为那是中观理论研究的见解并不一致。第十三章讨论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因内容较新而导致叙多论少；其中“文化帝国主义”的课题最具理论色彩，但又缺乏详细的历史分析。第十四章中提到信息论、控制论对传播学的贡献，但不知何故略去了系统论对传播学的重要影响。事实上，本书作者研究传播理论也恰恰受惠于此。

此外，本书作者对符号的理解恐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认为“符号是意义的携带者，任何一种符号都有其特定的意义”(第48页)，但又认为“所谓意义，——是人类以符号形式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第47页)；“信息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而意义则是信息的精神内容”(第42页)。　可见书中前后说法并不一致。在这里，作者本意可能是企图用信息去“统一”符号和意义，但却人为地把符号和意义割裂开来，并把符号仅仅看作是形式，这就违反了索绪尔提出符号是所指与能指相结合的这一科学论断。实际上，任何意义都必须存在于符号之中而不可能存在于符号之外。至于信息和符号的区分，这是不同学科(信息论与符号学)各自表述的基本概念，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信息只能区别于物质和能量。如果一定要联系起来讨论的话，那就只能说信息论中的信息可以理解为符号学中的符号。或者说，任何信息都必须使之符号化，才能产生、编制、提取、传递和接收。

总之，以上提到本书的一些不足和有特商榷之处，仅是笔者个人的见解，不一定正确，也原意和作者与同行们共同研讨。而应当重申的是，本书的理论成就是主要的。郭庆光教授治学严谨，厚积薄发，在传播学领域默默耕耘长达十余年，终于完成这一佳作。我们热切地期盼他今后能有更多的新作问世。

注释：

①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284页，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②陈世敏：《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第53页，台北三民书局1983年版。

③罗件特·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英文版导言第9页，纽约，1968年版。

大众传播概念范文第4篇

社会法治观念在进步公民的权利意识在加强

具体从事新闻工作多年，遇上过许多令人无奈，甚至有些恼火的事儿。

2004年8月26日,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编辑部“特别关注”栏目组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上来就说：“我要求经济赔偿。”问其原因，来电之人解释说：“你们‘特别关注’栏目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的形象播出去了。现在单位、朋友都因此而指责我。你们侵犯了我的肖像权。”经过一番仔细的询问，我们的编辑终于明白了他要求索赔的原因。原来“特别关注”栏目在前一天播出了一条公共汽车司机因开斗气车而造成车祸的新闻。那个自称被侵犯肖像权的观众，正是其中一名因开斗气车而造成交通事故的司机。

北京电视台2003年8月9日的“北京新闻”节目中播出了一条北京市建设委员会法律援助中心为民工讨工资把甲方北京金安金润房地产公司告上法院的新闻。由于记者的疏忽，把“北京金安金润房地产公司”写成了“北京金润房地产公司”，名称中丢掉了“金安”两个字。事情偏偏这么巧，北京就真有这么一家房地产公司叫“北京金润房地产公司”。

新闻播出的当晚，该公司就打来电话，认为侵犯其名誉权，要求经济赔偿。第二天，该公司派来律师提出以下几点要求：出具道歉信；在节目中为其更正并恢复名誉；赔偿经济损失（律师称该公司正在洽谈几个上亿元的项目，因为我们的报道指出的是该公司拖欠民工工资的行为，使其在客户面前造成名誉损失，致使几个项目流产。）当然，根据法律的规定，我们承认侵权责任并愿意弥补因过错给他们造成的损失，但在经济赔偿问题上双方进行了数次激烈的谈判，谁也不肯让步，最后经过数次没有结果的接触，这件事情也逐步变成了不了了之。

以上案例，说明了一个问题：公民、机构越来越关注自身的权利问题，公民权利意识的加强，是社会法治观念进步的标志。今后我们媒体机构还真得小心从事，如果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给公民或者机构造成损害，那还真的非常麻烦。

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公众的契约

在争取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权利这一政治目标上，新闻界与社会公众的要求不谋而合。这种政治目标的一致性，就在新闻媒介与社会公众之间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契约关系。大众传播媒介的首要作用是一个平台，社会各个层面的意见和信息通过不同的管道汇集到媒介这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充分的交流，再经过媒介从业人员的梳理，给社会公众。社会公众通过媒介这个平台，收集意见和信息，评价意见和信息，公布意见和信息，以完成人们之间分享意见和信息的需要（谋求信息、劝说、指导、娱乐；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之他人和被他人告之；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他人和享受娱乐）。

大众传播的过程就是社会公众需要的意见和信息在大众传播媒介这个平台上流动的过程。这个流动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意见和信息的采集阶段；意见和信息的编辑加工阶段；意见和信息的公布阶段。从大众传播的过程看，在履行社会公众与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契约、完成公民委托的言论自由的权利的过程中，目前，社会公众和大众传播媒介的从业者需要澄清一个模糊的认识――大众传播过程中公民知情权关于公民意见和社会信息的充分公开有两层含义。

大众传播过程的第一个阶段所进行的工作――意见和信息的采集是公民知情权关于公民意见和社会信息公开的第一个含义，是指社会任何个人和机构在法治的前提下不得给公民意见和信息的采集设置障碍，这也就是信息公开的概念，是公民知情权的前提条件。只有公民意见和社会信息采集得全面、客观、正确才能帮助公民正确辨别和准确判断公共事物，有效、正确行使舆论监督的言论权力。

大众传播过程的第二个阶段所进行的工作――意见和信息的编辑加工是大众传播媒介实现公民知情权的主观能动因素。

大众传播过程的第三个阶段所进行的工作――意见和信息的公布是公民知情权关于公民意见和社会信息公开的第二个含义，也是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条件。只有充分公布采集和加工的公民意见和社会信息才能帮助公民实现知情权的全部含义。

公民知情权只有通过大众传播的三个阶段才能够实现。在社会公众与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契约中，社会公众（人民）把自己部分的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力委托给大众传播媒介，希望大众传播媒介能够帮助自己实现了解社会各方面动态，了解政府的活动，反映自己的政治愿望、意见和要求等，以期达到更好地议政、参政的民主目的。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普遍高涨，一方面是国家权力通过完善法制管理限制大众传播媒介滥用言论自由权力，另一方面是公众控告大众传播媒介侵害公民名誉权、隐私权的法律诉讼逐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大众传播业必须重新认真考虑与社会公众的这种契约关系,才能维持和发展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这种契约关系。

新形势下，这种社会公众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契约关系的主要内容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经营活动与采访报道活动，必须注意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大众传播业必须实行行业自律、增强职业道德观念，才能维持与国家权力和社会公众两方面的正常关系；与此同时，大众传播媒介也应该向社会公众“开放”，承认社会公众有权了解、接近和参与大众传播过程，有权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等。

用法治精神来清晰公民权利冲突的界限

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这种政治性契约关系是无形的，大众传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社会公众需要公民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实现的表达自由（知情权）是要通过媒介从业人员的采集、编辑加工、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利益主体：作为大众传播相对方的社会公众、作为大众传播接受者的社会公众、大众传播媒介机构、大众传播媒介机构的从业人员等等。

但是，在复杂的大众传播的过程中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的。作为大众传播相对方的社会公众的主要利益诉求是名誉权、隐私权等等所有公民应该拥有和被尊重的《宪法》权利，应该受到平等的尊重。作为大众传播接受者的社会公众的主要利益诉求是《宪法》的言论自由权利、知情权。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机构有完成公民的委托，履行社会公众和大众传播媒介机构的政治契约，实现公民言论自由《宪法》权利的义务，同时，它还有为了自身发展谋求经济利益的利益诉求。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机构的从业人员有对媒介机构忠诚的义务，有对大众传播职业忠诚的义务，同时还有为了自身的发展幸福谋求经济利益的利益诉求。

社会的利益是多元的，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下，在这个复杂的大众传播过程中，公民的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很容易发生偏差。表达自由会与传统的观念发生冲突；会与行政特权或者政府的保密权发生冲突；在追求公正与正义的崇高理想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新闻理论要求赋予新闻媒介更大的权力，而中国的宪法、法律并没有给予它希望的权力；表达自由会与司法制度发生冲突，强大的新闻媒介经常与干预司法公正联系在一起；不可否认，媒介利益、媒介从业人员的利益经常与法人、公民的个体权利相冲突，而导致新闻媒介经常陷入尴尬的诽谤、隐私等侵权纠纷中。在多元的利益诉求下，这种表现为公民表达自由和重要的公共利益和公民利益发生冲突的实质是两种公民《宪法》权利的冲突。

在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经过长期的磨和、调整，形成了一种两者都能够接受的界限，两者之间的冲突可以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实现冲突最小化，而使公民的两种权利得到最大化。但是目前我们国家，公民的两种权利都没有得到充分实现，两种权利急于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就难免出现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不仅无法将冲突最小化，反而使冲突变得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利益的驱动，媒介为了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有迎合公众，寻找卖点的倾向，而社会上各种光怪陆离的事情无疑是媒介难得的卖点，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冲突的发生。

因此，我们必须减少社会公众与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契约中的这种意见表达的不平等关系，必须对表达实施限制。但是，如何实施限制？表达与限制的临界点在哪里？都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不幸的是，目前大众传播业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在冲突面前，媒介的从业者总是认为没有新闻法，总说一句话，没有法律规定。一方面，这不是全部的事实。因为有一些调整大众传播媒介关系的法律散落在其他法律部门，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梳理工作。另一方面，这又是部分的事实。于是从业人员经常选择两种错误的做法：

一是在冲突面前，大众传播媒介更愿意同冲突的相对方私了。大众传播媒介更愿意私了的原因我想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体现。统治中国几千年的中庸文化，不愿意直面冲突，而是更愿意调和冲突。但是私了是错误的。只有坦荡地面对，在一次一次正式的冲突和对抗中才能追寻真理和正义，非正式的讨价还价只能让冲突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二是干脆就以“法律没有规定”为托词，以实现公民的表达自由为尚方宝剑，任意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利益诉求去行为，让冲突的界限更加不清晰，冲突更加激烈。

大众传播概念范文第5篇

受众的参与感

在信息传播中，作为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传者与受众无疑都是传播过程的参与者。但受众并不是信息传播的具体操作者，也并不是作为一个主动记录与传播的行为者存在的，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参与者。

受众的参与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行动上的参与，一种是心灵上的参与。在大众传播试图唤起受众参与的过程中，前面所提到的以具体行动来传播信息的参与式影像明显还是少数行为，所以受众参与感的唤起更多要依靠心灵上的共鸣，从某种角度上“感同身受”能够概括这种情感。

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曾提出 “共同经验范围”这一重要概念。在施拉姆看来，只有当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双方具有共有的经验，信息的有效传播才能得以实现。施拉姆强调“共同感兴趣的符号和经验”，提出两个“同”，符号的同和经验的同。②符号更多代表形式，经验更多代表内容。

在传播过程中，内容往往在推动情感方面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媒介想获取受众的注意力，引发受众心灵上的参与感，寻找和受众具备相似经验的内容题材非常重要。

集体记忆：共同经验的一种表现形式

人类在进行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共同经验区越大，交往就越顺利。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具备个性的个体，人们之间的共同经验区也就种类繁多，纷繁复杂。对于大众传播来说，虽然已经逐渐对受众进行了细分，但对细分后的受众还是要寻找特定的共同经验来促进有效传播。把握集体记忆对受众的重要性，对大众传播寻找共同经验范围大有益处。

集体记忆又称为“群体记忆”，这一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性结构》一文中首次提出，将其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③集体记忆的产生源于人类的社会性，在社会中生存的个体必然会受到社会意识的影响。大众传播其实早就意识到了集体记忆对于传播的有效作用。

消费行为：唤起受众参与感的直接结果

最贴近受众的传播内容是受众曾经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的事情，或者曾经引发过受众情感释放的物件。人都喜欢回忆过去，这种怀旧的喜好，经常会引发人们的一些行为。在大众传播领域，利用共同经验范围，利用集体记忆所引发的受众心理参与感，能推动受众的媒介消费行为。传媒与受众的互动有时候也通过相同的经验来寻求共性和交流。如果遭遇问题，并且这一问题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这类题材就具备了和受众进行沟通的前提。受众选择收视此类节目，其实是通过经验的共享来获取满足，通过心理上的置入感来获取认同。

传媒在寻找受众共同经验区上的努力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受众来说，他们的共同经验区各有不同。成长在不同时代的人，他们的集体记忆也不尽相同。媒介已经意识到唤起受众参与感的重要性，所以在传播内容上也多有开拓，尽量贴近受众的生活和经历。共同经验范围在不同的地方也会出现分层，地方媒体想要利用它做文章的话，就只能以小部分地方受众的共同经验作为出发点。

在大众传播媒介的链条中，地方媒体尤其是县级媒体，资金紧缺，影响力不足，县级电视台自办栏目面临的生存障碍很大。地方传播媒介要办得富有特色、能够吸引受众，就更加需要受众的心理认同感。所以，从小处着手，从所面对的地方受众找寻他们的共同经验区，贴近地方受众曾经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经历，才能唤醒他们的心理参与感，才能获取他们的收视认可。

总之，寻找共同经验范围，唤起受众的心理参与感，不可避免地要找寻与受众相似的经历和记忆。如何寻找与受众的共同经验范围，找到之后又如何利用这个内容来传播新的观点，是传媒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韩鸿：《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参与式影像研究》，《新闻大学》，2007年第4期

②张景云 高贵武：《心理距离的传播学溯源》，《现代传播》，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