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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手机报;手机广播;移动手机电视;手机媒体产业
一、手机媒体发展和前景
世界上第一条短信息是1992 年在英国vodafone 的gsm网络上通过pc 向移动电话发送成功的, 而在我国开通手机短信业务则是在1998年。短短几年的时间, 手机短信由纯文本的形式逐步向融声音、图片、文字为一体的多媒体形式转变, 它能传播新闻信息, 广告, 成为手机媒体在现阶段的一种重要存在形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到2012年12月底为止,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5.64亿,手机网民则达到4.2亿,同比增长了293%。如果能够在短期内解决手机上网费用高与速度慢等阻碍普通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问题,手机上网的人群将在短期内获得超常规发展。普遍认为手机媒体非常具有发展前景,只要解决体制上和技术上的限制,它必将会代替传统媒体成为信息产业发展主要力量。手机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经历短信时代、彩信、3gs手机三个时代,更值得期待得便是不久即将投入使用的4g网络时代。
手机的媒体的发展克服了传统媒体的弊端,但也自身也存在着严重缺陷。综合多方观点总结手机媒体总体上的优点和不足。
(一)、优势介绍:
1.移动性
2.及时性
3.大众传播媒介和终端接受工具属性双重属性
4.信息服务个性化,手机媒体应充分挖掘手机用户实名制的优势, 细分受众, 有针对性地开展传播,自主订阅。
5.手机的高度普及,信息垄断程度下降,短讯使个人成为信息制作者。
6.效果反馈速度快。
(二)、缺陷:硬伤:
1.新闻的原创性,手机媒体消息多来自转载,没有专业的采编人员其在与传统媒体的竞争中处于弱势
2.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效果减弱,虚假信息。负面信息的大量传播造成信息污染和不良社会效应。
3. 缺乏成熟的传播理论支撑,手机媒体“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使“ 把关人”作用的极度弱化, 受传者和传播者身份的重合都造成了对传统传播理论的颠覆。在该情形下原有理论已经不能满足新媒体的发展需要。
(三)、技术瓶颈:
1.手机资费高,成为限制国内手机媒体发展的主要因素,高额的费用本身就不符合大众传播的“大中性”,发展潜力受到限制。
2.受众个人信息保护技术达不到,私人信息泄露会对媒体的引起信任危机。从另一角度而言影响手机媒体的使用深度。
(四)、其他观点:
手机媒体将因其有助于消减“媒介依存症”。其主要表现为过度沉溺于媒介接触而不能自拔,满足于媒介中的虚拟社会互动而回避现实的社会互动,孤独自闭的社会性格等。自网络媒体出现后,受众对于网络的沉溺比其对电视的沉溺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手机的移动性、参与性和沟通特性则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受众从这种封闭、缺乏社会互动的媒介环境中解脱出来,对现代人的社会病理现象的克服会有所帮助。
二、手机媒体在目前的发展来看,主要表现在与传统媒体的对接上。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手机报——与报纸融合;
2.手机广播——与广播和网络融合;
3.手机电视;
4.其他。
下面我将综合多方观点,介绍手机媒体与传统媒体对接形式中的优势和不足。
(一)、手机报、广播、电视的优缺点(不重复其共性,从传统媒体不具备的点上谈)
手机报:所谓手机电视,是指利用移动终端为用户提供视频资讯服务的业务
优点:1.是传统媒体数字化延伸的典范,弥补平面媒体不足在很大程
度上增强了报纸的竞争能力。更真准的加强报纸的传播范围和效果。
缺点:1.传输容量小新闻背景交代不清(断章取义) 2.新闻内容潜(报纸的最大优势不能够得到延伸) 3.阅读习惯问题广播:从广义上讲,手机广播即通
手机实时收听或下载播放音频节目就是利用具有收音和上网功能的智能手机收听广播。
优点:1.手机从一种通讯终端变成一种信息终端, 这种演变也给信息时代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方向。
2.广播节目成为可查询、可检索的信息资料。同时为其他媒体共享广播信息资源, 特别是音频资源创造了条件。
缺点:
电视:优点:(电视在传媒界的霸主地位,其本身优势再与手机的优势相结合手机电视发展无可限量。)1.消除电视最大弊端,可保存,不受时间现实 2.个人电视带来的私密化 3.互动性
缺点:1.强迫性接受广告(。因此在目前收费的状态下, 适度选取有价值的客户及一些带有植入性质的广告内容, 让读者和客户都满意。)
其他:手机电影:手机电影是指以手机为主要拍摄与制作工具,并能够通过手机平台传输与手机下载、观看的电影。
(二)、我国手机媒体产业发展现状
无限商机,发展潜力大发展初具规模,但产业小产业化成都不高,规模实力不够。(传统媒体跨行业机制不完善,不具备跨行业能力,国外大的传媒集团则具备)技术跟不上发展速度慢手机媒体产业(生产厂家)与传统媒体(资源提供方)还有移动通信服务方尚未找到适合发展的商业模式[如利润分成、业务范围等]缺乏配套管理制度
(三)、如何树立手机传播特色增强其生命力
1.建立职业传播者队伍, 具备较强的独立采编能力。手机媒体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与传统四大媒体相抗衡的大众传媒, 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采编队伍, 健全自己的采编体系、技术设备、运作模式等, 满足受众的多元化需要。传统媒体在向手机媒体领域扩展业务时必须根据新媒体的特点, 再造传统媒体的采编流程, 改变记者传统的发稿习惯, 建立容纳多个媒体内容的数字化处理平台。(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
参考文献:
[1]《手机媒体概论》 匡文波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手机媒体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 李建伟 王克茹 新闻界
[3]《青年记者》杂志 2008 年3 月中 《手机报发展现状及前景探析》韩冰
[4]《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6年9月 《中国手机媒体发展前景分析》匡文波
[5]《中华新闻报》2008 年3月12日 第c04 版 《手机媒体的发展现状与问题研究》郭全中 陆地 尹坤
[6]《新闻界》2006年5月 新新媒体 《手机媒体发展前景展望》胡忠青 邹华华
[7]《南昌高专学报》 2008年第2期 《手机媒体发展探析》钟倩
[8]传媒学术网 《手机媒体发展预期——未来最便利的信息获取终端》王娟
[9]《新闻界》 2008年第一期 《我国手机报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对策研究》王雪莲王雷
风笑天:独生子女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西方,研究独生子女问题的学者普遍意识到,社会舆论、传统以及民间存在着一种对独生子女的负面刻板印象: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被认为具有某种“不良后果”,他们受宠爱,他们孤独,他们不适应环境,等等。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于实行以“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出现了大批的独生子女。初期,我们学术界较多的研究结论都延续了西方“问题儿童”的观点,认为独生子女是具有这样或那样性格缺陷和行为问题的孩子,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成果并不支持这种负面的评价。
我们知道,独生子女不会生来就是“小皇帝”“小太阳”的,他们与那些非独生子女在先天上是不存在明显差别的。因为非独生子女中的老大在其弟/妹出生之前,也是独生子女;而任何一个独生子女,只要其父母再生一个孩子,他马上就成了非独生子女。所以,如果说当今我国社会中的独生子女是与非独生子女有显著不同的“小皇帝”“小太阳”,那么只能是他们后天生长的环境不同,尤其是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教养方式不同而造成的。也就是说,独生子女不可能生来是“问题儿童”或“问题青少年”,有问题的可能是家长的教养方式。
中国德育: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这是否会对他们的社会交往产生不利影响?
风笑天:国外的一些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在社会交往方面不协调、适应性较差,但也有研究证实独生子女在社会交往方面的表现与非独生子女不相上下。我在多年前,也对此问题开展过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与人们的担心和偏见相反,独生子女在社会交往方面不是比同龄的非独生子女差,而是比他们更好。我发现,中学阶段的独生子女在新的环境中很快结识新朋友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与人交往的能力明显比非独生子女强,好朋友数目明显多于非独生子女,孤独感明显低于非独生子女。这个调查结果对社会上流行的独生子女“孤僻”“不合群”“处处个人中心”“难与人交往”的看法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中国德育:您提出:“年龄越小的儿童中,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异越大,不同之处越多;随着年龄的增大,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不同之处越来越少。尤其是到了初中和高中阶段,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几乎完全消失。”为什么会这样呢?
风笑天:这个问题可以用社会学中人的社会化理论以及我在研究独生子女青少年社会化时提出的“消磨-趋同”理论来进行解释。事实上,在儿童成长的不同阶段,各种不同的社会化因素(比如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重要程度不同,对儿童成长的影响不同。儿童年龄越小时,所面临的社会化环境越单一,父母、家庭对独生子女社会化的影响和作用越大,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父母是影响孩子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特别是随着他们进入中小学,他们和社会接触的范围扩大了,社会化环境增加了,加上青春期心理的变化,如要求独立性、出现逆反心理等,他们开始和父母及成人疏远,开始向同龄群体靠拢。此时,学校、同龄群体、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相对变大,而父母和家庭的影响相对变小。而且,学校、同龄群体、大众传播媒介等对所有儿童来说是一种相同或相似的环境,而父母和家庭对每一个儿童来说却是不同的环境。也就是说,每一个孩子所面对的父母和家庭的差别相对要大一些,而他们所面对的学校、同龄群体、大众传播媒介则是相同的或者说是相似的。学校、同辈群体和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给儿童营造了一种共同学习、共同生活的环境。正是这种后期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一致性、共同性,逐渐地消磨掉儿童早期由于父母和家庭的不同所导致的差别。不同的家庭和父母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不一致性”,与相同的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播媒介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一致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独生子女在这两种环境中受到的影响不同,他们自己的感受也明显不同。在家庭环境中,他们作为独生子女的感受很强,而在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环境中,他们作为独生子女的意识则明显下降。因此,如果说家庭环境的不同是造成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那么,这种后期生活环境中越来越多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则逐渐消磨了这种差异。
中国德育:既然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社会上为什么对独生子女有这么大的偏见?
风笑天:事实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显著差异消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对现实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独生子女的心理状况、行为方式等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存在着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也可以说是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基本生活技能差;心理幼化,社交能力差;吃苦耐劳的能力差;等等。在国外,由于独生子女并非普遍现象,当人们提及独生子女时,往往赋予“问题儿童”的标签。而在我国,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产生了较大规模的独生子女群体,对此,社会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这种高度关注的客观结果就是:家庭以及整个社会都自觉不自觉地突出了独生子女在家庭以及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夸大和强化了独生子女在个性特征、社会化发展状况等方面的独特性以及社会化偏差。再加上大众媒介宣传报道的大肆渲染和建构,独生子女身上所出现的一些社会化偏差被放大,因此,使得大众对他们产生了较大的偏见。
中国德育:我们也经常看到,独生子女不会做家务,甚至在班级做值日时让长辈代劳,住宿的学生每周将衣服带回家交给妈妈来洗……这些现象令人不安。
风笑天:你提的这些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独生子女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偏差,更多的不是独生子女自身造成的,而是其他因素导致的,如家长本身的品德修养、教育方法、知识水平以及学校教育在许多方面的不尽如人意等。然而,从普遍性的意义上来说,许多现象都可以在社会环境背景下找到根源。一些可能的原因在于:首先,与独生子女在家庭关系网络中所处的特殊位置以及相应的特殊角色扮演有关;其次,社会变迁引起的家庭关系的重大变化、社会化失范、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变化等都可能造成这种社会化偏差;最后,社会变迁还带来了现代社会对儿童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若不能正确对待,也会带来偏差。因此,在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大背景下,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面临着相同或相似的问题。你所提到的独生子女身上的这些缺点和不足,在非独生子女身上,可能也会同样存在。据此看来,就总体而言,独生子女并没有更多的与非独生子女相异的优缺点,优缺点的表现多属个体差异;而优缺点的形成,关键在于独生子女在社会化初期的家庭教育和父母的教养方式。
中国德育:那么,家庭教育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风笑天:对于家庭中独生子女的教育,许多学者都指出:教育好独生子女青少年的关键在于教育好他们的父母。的确,在现实社会中,家长们都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但由于只有一个孩子的客观现实,使得许多家长毫无觉察地陷入了对子女“过度关注”、与子女“过多互动”的教育误区中。我们的调查发现,父母对子女的日常生活、学习、思想和行为活动等方面存在着关心过多、忧虑太多、指导过多、监督过多等过度化倾向。这限制了子女与同龄伙伴之间互动的条件,占用了子女与同龄伙伴之间互动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会扼杀青少年成长中的许多自然的、自发的因素。
作为这种“过度关注”和“过多互动”的一个特例,一部分家庭中出现了著名医学专家叶绍恭所指出的“四二一综合征”,即祖父母、外祖父母四人,加上父母两人,对一个孩子过分娇生惯养,导致独生子女形成不正常的精神行为和心理行为,甚至逐步造成精神上的毛病。虽然这种现象在现实中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但对这部分青少年正常的成长和发展来说,却是非常致命的,因为这种“四二一综合征”是无法靠药物和营养来治疗的。
对于出现的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独生子女父母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积极储备相关教育知识;另一方面,要减少对于子女的“过度关注”,减弱与子女的“过分互动”,给子女与同龄伙伴间互动创造更多的条件和机会,应当根据家庭教育的“适中原理”,争取做到对子女期望水平的适度、保持亲子关系的适度以及对子女关爱程度的适度。
中国德育:教育好独生子女青少年,很重要一点是要教育好他们的父母。学校该如何来指导学生家长呢?
怀揣着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少80后来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相比二、三线城市,一线城市的资源集中、就业机会多。我和女朋友也不例外。然而过高的房价,着实让我们感到了压力。但我和女朋友也都30岁了,古人都说三十而立,而我们却是三十难立。婚事已到眼前,只好硬着头皮买房。
2012年2月底,我们实在hold不住了,加入了看房大军,之后的每个周末都奉献给了“看房”。
3月份的市场有点冷清,但各家房产中介和专业、大众媒体的热情丝毫不减,不遗余力地宣传“价格已经到底,市场即将回暖”。可就像股市一样,当股评家和媒体在鼓动散户入市时就说明市场还没见底,我坚信国家还将继续调控房地产市场,毕竟两会也即将召开,我赌价格下行,另外自己在嘉定、莘庄附近看中的几个楼盘到四月底才开盘,就打算边看边等。
从价格、房型、上班方便程度、交通各方面来看,莘庄附近、嘉定新城和九亭的房子比较符合我们的需求,但也各有优缺点:莘庄附近交通比较方便,小区相对成熟,配套设施还不错,但价格基本在两万每平米,有点超出我们的预算,不过我女朋友公司的班车在莘庄地铁站,上班比较方便;嘉定新城新开楼盘较多,性价比较高,但离市区和我女朋友的公司太远,单程要两个小时以上;九亭这边外来的流动人口居多,价格和交通方便程度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综合考虑,我们决定买在莘庄附近但考虑到只有首付40万的购买能力,就在离莘庄稍微远点也就是驾车或者公交一二十分钟的路程的地方买,正好看到22号线10月即将试运行的报道,遂决定买在22号线沿线的楼盘。之后就是选择合适房源了。
3月底全国两会刚刚结束,报纸、电视都还在预测今年的房价将稳中有降。可实际看房过程中却发现好几个一直在关注的楼盘都收窄了优惠幅度。
到了4月,关于房地产市场的报道“风云突变”,大部分都在说上海房地产出现回暖了。
关键词:基层公务员 问卷调查 媒介认识能力 媒介使用能力
“媒介素养”包括“媒介认识能力”和“媒介使用能力”。具体来说,“媒介认识”一方面是指对各种媒介的属性以及它们在信息传播中的优缺点等内涵的了解,另一方面是指了解媒介信息的种类、作用,以及媒介内容隐含的内涵和外延以及意识形态;而“媒介使用能力”一方面是指大众面对媒介信息时具备主动从媒体中提取信息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指能够利用媒介制作媒介作品来传播信息以达到为己所用的目的。
基层公务员“媒介素养”的高低决定着公务员是否能有效地获取信息,进而决定他们是否能高效地完成工作。媒体不再是单一的从属者,而是集合作者、质疑者以及挑战者于一身。基层公务员既是媒介聚焦下的报道和监督对象,又是制约媒介的管理者,能否熟练地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并有效地利用媒体来疏导和调解各种矛盾冲突,能否有效地扭转新闻报道领域里对政府部门的刻板印象等对基层公务员至关重要。作为传播主体,新闻媒体对了解、提高包括基层公务员在内的受众的媒介素养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调查的方法与对象
本次调查采取问卷调查方法,共设置了五个部分,包括媒介接触、媒介使用、媒介认知、与媒体打交道、个人信息等方面的内容,基本上遵循了接触、使用、认知、影响等媒介素养调查的科学体系,共设置25道题,包括12道单选题、8道多选题、3道量表题以及2道填空题,共发放了问卷69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66份,有效回收率达95.7%,造成问卷无效的主要原因是调查对象没有回答人口信息部分的问题。本次调查选择的样本是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的基层公务员,以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为主。
调查主要发现
1.从媒介接触上来看,基层公务员在接触媒介过程中具有明确的目的,呈现出一种富于理性的动机结构。关于“基层公务员的媒介接触动机”调查发现:“工作需要”“了解新闻”和“学习新知识”是基层公务员接触媒介的主要动机,依次占了95.5%、90.9%、77.3%;而“消遣娱乐”“消磨时间”以及“忘记烦恼”则是选中率较低的三类动机。
这表现出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是基层公务员在接触媒介的过程中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表现出一种能够积极、主动地利用媒介资源,而不是无意识、盲目、消极地接触媒介的状态。
另一方面是在媒介接触动机中,“工作需要”“了解新闻”以及“学习新知识”的选中率远远高于“消遣娱乐”和“消磨时间”等寻求娱乐的动机,表明了他们在接触媒介时动机偏理性,主要着眼于完善与发展自身。
2.从媒介使用上看,基层公务员大多使用大众化而非专业化的媒介,并在新媒体的使用方面表现出一定滞后性。就“经常阅读报纸的类型”而言,诸如《温州都市报》等都市类报纸是他们的最爱,高达87.0%,其余依次是《人民日报》类的各级党报(39.1%)、《参考消息》等文摘类报纸(38.4%)。值得注意的是,诸如《经济观察报》之类的行业类报纸和专业类报纸是基层公务员接触得比较少的报纸类型,这体现了他们阅读报纸具有大众化但缺乏专业性的特点。
对“基层公务员接触互联网的主要目的”的调查发现,对互联网功能的使用集中于浏览新闻(100%)、使用搜索引擎(60.9%)、收发邮件(43.5%)和参与论坛讨论(26.1%)等具有明显工作指向性的四个方面。这表明基层公务员在新媒体的使用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表现为对网络媒介使用目的单一化和对博客、微博等新兴媒介不够重视。
3.从媒介认识上看,基层公务员对新闻基础知识和业务常识的掌握水平出现了表面化、概念化的倾向,知识框架尚未达到成型的地步。
对于“新闻媒体”与“政府”关系观点的态度评价统计结果显示,基层公务员意见最为一致的观点是“善与媒体相处是政府的重要能力”,占95%,其次依次是“新闻媒体是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桥梁”(90.5%)、“新闻媒体是公共管理的有效载体”(90.5%)、“新闻媒体既是政府的监督者又是政府的合作者”(90.4%)、“主动信息是打造透明政府的表现”(85.7%)以及“新闻媒体是和谐社会的促进者”(85.6%)等等。这些数据结果说明大多数基层公务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媒介素养和信息时代的媒介认知意识。
对于“信息与传播技巧的理解情况”,在前三条看法上,被访者看法态度的一致性程度高,而且趋向于客观上的正确认知。但是,对于“报道事件比评论事件更容易使事件被认可”以及“多次重复宣传单一信息可以使之凸显”这两个观点上,他们的意见存在一定分歧,均为比较同意的占33.3%,而不很同意的占23.8%。由此可见,虽然这些基层公务人员可能在实践和日常的学习过程中具备了一定的媒介知识,但一旦面临着更为专业的说法时,他们就难以把握。如表1所示。
【关键词】媒介接触 认知需求 情感需求 理性需求
国内对于媒介接触状况的研究由来已久,但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专门针对青年媒介接触情况的调查研究比较少,较有影响的调查是共青团上海市委的《“当代传媒与青年”抽样调查报告》,分析了不同青年对不同媒介的接触动机。而专门针对高校学生媒介接触的全面的、整体性的、透析性的调查研究则极少出现。①目前在CNKI上可检索到的针对高校学生媒介接触的研究主要是按地区划分的,总的来说,这些研究主要是采用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的量的研究方法。本文采用质的研究方法,以兰州市大学本科生为样本,考察他们的媒介选择情况并对影响他们的媒介接触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研究方法
本次观察的范围主要是兰州市目前的高校,所涉及的媒介类型主要有六大类: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网络和手机。鉴于小组人力有限,在观察地点的选择上,我们首先根据小组成员的人际范围从13所高校中抽取三所:兰州大学、兰州商学院和西北师范大学。
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访谈和现场观察的方法收集资料,其中以开放式访谈为主。访谈开始之前,设计了访谈提纲,提纲中所列问题全部为开放式问题。分别对每位研究对象进行了两次访谈。访谈提纲包括四大方面的内容:获取信息的渠道、选择这些渠道的原因、喜欢哪一类信息或栏目、这种偏好对自身的影响。
二、研究发现和实证分析
此次调查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在校大学生对媒介的选择性注意、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以及记忆的情况和影响因素,访谈问题主要围绕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接触媒介的动机、媒介可信度等。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发现了一条类属故事线,如平时获得信息的方式、个人感兴趣的话题、平时接触信息对自身的影响、网上的交流是否会削弱现实中的人际交流,等等。另外,在分析访谈资料时找到了“个人需要”这个非常重要的本土概念。于是,选择它作为结论时标题的主语。
1、对媒介选择的影响因素――个人需要
传播学家E・卡茨等人在其著作《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中提出人们接触使用传媒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需求和社会因素、个人的心理因素有关。②即“这些研究涉及到社会和心理根源导致了需求,从而引起了期望于大众媒体和其他消息来源,因而导致了不同形式的接触媒体,以致产生了满足的需求”。③
虽然大部分学生认为网络的把关系统较弱,可信度也偏低,但因为学生宿舍一般都具有上网的条件,加上网络本身的便捷性和及时性,成为在校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他们所关注的信息也是跟个人需要和爱好有关。
(1)影响媒介接触的认知需求――求知、获得尊重
人们对任何事物的接触和使用都是由某种需要引起的。正因为人们对媒介有着持续不断并越来越强烈的需要,所以在生活中媒介的存在形式不断得以强化。每种媒体的存在都是以受众的需要为前提和基础的。④传统的大众媒体在满足受众获得尊重的需要的同时又满足了他们求知的需要。当受众从大众媒介获取有用的信息时,在内心就会产生认可,在与别人谈论的时候,也会受到别人的尊重。如果周围的人都在谈论某一个话题,而自己竟插不上话时,便会立即产生想看看这个话题的需求和冲动。同时,这也是一种求知的需求。这些在与侯某和尚某的谈话中得到了体现。
如在谈到平时接触的信息对个人的影响时,侯某这样说到:“获得话题吧,有利于人际交往。他人与自己谈论自身不了解的信息时也会主动去查找。”
尚某在谈到网络上的交流是否会削弱现实生活中的交流这一话题时表示,“网络不会减少我们的现实交际,朋友间的留言本身就是交际,网络上发表状态会扩大你的交际范围。”虽然与侯某回答的不是同一话题,但他们的回答都体现了受众个人在接触媒介时的求知、获得尊重的需要。
人们在有意识的接触一种媒介时,是处在“有意注意”的状态。
(2)影响媒介接触的情感需求――有意注意
一种情况是有目的地寻找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此时,视听行为的发生是由受传主体的强烈的主观需要引发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一开始是无意注意,受信息外在形式的刺激所促发,而后就有可能去阅读该信息。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是基于对信息内容的需要或兴趣,而信息外在刺激的特征却很难维持人们的有意注意。要促成有意注意必须要有两个因素:首先,信息内容要与受众目前需要相吻合;其次,信息要能调动受众深切的情感。
如在谈到平时感兴趣的话题和信息时,侯某谈到“个人比较关注微博,几乎天天上微博。对国际政治关系、足球、军事、财经报道、汽车比较感兴趣。”“会比较关注接近自身生活的信息。”李某则表示“一般看电影,体育新闻和赛事直播。对民生问题方面的信息印象较深”。侯某口中的“国际政治关系”、“军事”、“财经报道”和李某口中的“体育新闻”、“赛事直播”、“民生问题”基本上都是社会上的热点、焦点,这种关注焦点通常都是社会民众普遍关切的,有意注意的范围也比较广泛。另外,人们对个人生活所涉及的事件也会有较强的了解需求,对接近自己的内容普遍比较感兴趣,这种情感上的需求可以很好地解释侯某比较关注接近自身生活的信息这种心理。
(3)影响媒介接触的理性需求――求真、求客观
受众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爱好和信息外在的刺激而关注某一信息,但是这种关注并不代表着完全接受,其中包含了理性思考的过程。⑤在这一过程中,受众具有共同的接受心理,即求真心理和求客观心理。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那些公信力高的媒体之所以在人们心目中有如此高的地位就是因为它们长期秉承了真实性的原则。人们在接收信息时,不愿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缺乏真实性的信息上。一旦受众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就会对这个媒体失去兴趣和信任。目前,网络媒体由于缺乏法律的约束和行业自律的规则,充斥着大量失实、夸张甚至是子虚乌有的报道,也就导致受众对网络媒体上的信息普遍持不太信任的态度。
在访谈中多位访谈对象都就真实性谈了自己对媒体公信力的看法。其中,侯某说到,“网络上的谣言太多了,主要是网络这种媒体自身的限制,媒体公信力存在很大问题。”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网络媒体是不太信任的。对此他也有自己的选择,“网络还是停留在较浅的层面。平时就是浏览网页、新闻之类的,侧重娱乐的时间较多,会在网上排遣心情,比如发状态、更新心情。网上的信息也分为不同的层次,根据个人不同层次的需要去接触不同层次的信息。”其他的访谈对象虽然用了不同的词语,但表达的意思大体相同。
徐某:“主要是因为把关人系统的优劣,传统媒体的监管制度比较严格。”
张某:“手机和网络是新兴的媒体,没有专门的法律和规则约束。”
王某:“报刊、杂志、电视能更专业、更详细的解读信息的内涵,网络、手机往往只是一笔带过。”
除了求真求实外,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也不希望被强加别人的意志。那些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的报道容易激起人们的逆反情绪。现在的受众越来越具有自主意识,不再容易盲从单面宣传,而更愿意从多角度、客观平实的报道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谈到如何看待国外的报道时,访谈对象们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同时也是他们求客观的心理写照。
侯某:“主要是因为政治取向不同,近年来中国发展很好,国外媒体对国内的报道通常戴有有色眼镜,不客观,比较反感。个人较拥护国内的报道。”
李某:“没怎么看过,不了解。国内报道都是好的方面。”
尚某:“国外的新闻会将正反面优缺点都报道。不同国家幕后支持者不同,报道立场也就不同。”
事实上,正如尚某所说的,不掺杂任何个人见解的新闻报道是不存在的,只是传播者自己的意见和倾向被越来越小心的隐藏起来了。尽管如此,能提供足够客观事实的报道仍然是具有说服力的。
(4)影响媒介接触的社会需求
此外,为了适应社会需求,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人们需要获得各种技能和能力,不断的完善自己。同样,人们在接触信息时,不同阶段的选择也会不同。在访谈中,李某提到“不同阶段个人需要不同,关注也会不一样。”尚某也说,“看你处于什么阶段,找工作时和之前就不一样。”虽然二人的语言表达不同,但意思却相同。
结语
网络因其便捷性和及时性的优势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就媒介可信度而言,电视、广播、报刊等传统媒体的地位最高。大部分人对网络和手机持不太信任的态度,认为二者的监管体制不健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们认为网络的可信度偏低,但同时对网络的接触却是最频繁的。由此引发的网络依赖和因信息接受渠道单一引发的认知片面化都不利于大学生的成长,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在对访谈资料进行总结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兰州市大学生接触媒介的动机主要是获取新闻信息、了解与专业相关的信息以及休闲娱乐。他们根据个人需要选择信息以满足各种需求,如认知、情感、理性和社会需求。大众媒介是以传播各种知识和消息为己任的,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只有满足不同受众的不同需求,才能真正被接受。
参考文献
①贾凌云,《兰州市大学生媒介接触状况调查》[J].《青年记者》,2007(6)
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③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④⑤雷跃捷、辛欣:《网络新闻传播概论》[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