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的治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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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力的治理途径范文第1篇
在新媒体时代，如何加强网络“舆论池塘”的生态治理，对于正确引导网络舆论，创新社会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地方政府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舆论“水葫芦”现象的成因
社会矛盾尖锐化。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错综交织，有的特别尖锐，俗语比喻为“临产阵痛期”。例如，环境破坏、资源短缺、职业道德缺乏、腐败蔓延及贫富差距悬殊等，都是长期积累的社会“顽疾”，这是舆论“水葫芦”生长的种子资源。民众在表达各类诉求与意愿的同时，会在舆论场中寻找共鸣，不断冲击网民的理性思维，从而使个人表达转化为一定范围的群体表达。“水葫芦”现象恶化舆情生态，进一步加深了公众的极端感受和表达焦虑，使得对个别现象、个别案例的关注，变成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讨论。
网民表达情绪化。在恒定的舆论场中，不良情绪一旦泛滥开来，就会左右舆论的基本走向和发展周期。由于社会诉求的表达渠道不畅，导致网络对负面信息的偏好和放大，各类舆情事件在网络发酵蔓延，以极快的速度形成情绪化的主导性意见，从而壅塞舆论场，形成“水葫芦”现象。网民快意群哄的围观心理和不满现实的负面情绪相结合，就会产生强烈的“社会共振”，从而把地区性、局部性和带有某种偶然性的问题变成“暴力围观”的公共话题，把道德失范的个案视为社会的普遍状态。
传播形态复杂化。网络时代改变了传统媒体单向线性的传播形式，互联网高度开放、互联互动、共享共用等特征，使得网上信息呈几何级的速度裂变传播。随着新媒体的兴起，舆论的聚合效应愈发明显。在舆情演变的具体过程中，各种价值理念、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快速无序传播，不仅造成舆论溯源困难，还导致网络事件的变异。从传播形态来看，网络舆论往往呈现出间接相关、不稳定和多向度发展等“水葫芦”特征，常常由小及大、由点及面，从议题本身所涉及的领域迅速向其他领域蔓延，增加了信息传播中的变量因素。
舆情处置简单化。网络在给人们提供海量信息的同时，不免泥沙俱下，公众从庞杂信息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越来越难。当铺天盖地的舆论与情绪相融合，尤其是那些极端、非理性的信息在网络空间快速度、大范围、高强度地扩散，对相关部门来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事件处置是舆情处置之本，相关部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在忙于应对的同时尽显“疲态”，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套“标本兼治”的处置机制。
舆论“水葫芦”现象的特点
第一，负面信息，传播过度。互联网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传统媒体格局，还削平了传播“门槛”，使信息的变得非常容易。网络时代，信息传播呈现高频、快速、多向等趋势，与此同时，信息的生产、传播、接收和处理，也超过了人们的实际需求和辨析能力。“水葫芦”现象不仅形成单一的、失衡的、传播过度的舆论环境，还带来信息污染和信息障碍等问题，使得受众在面对信息海洋时变得焦虑不安，很难以比较经济的时间成本得到有用的信息，最终导致负面舆论压倒正面舆论，主流声音变成支流。
第二，水军泛滥，易纵。舆情的主体是公众，舆论的质量关键在于公众的理性程度。“水葫芦”现象阻断了正常的互动沟通，加剧了官民对立情绪，还越来越呈现出易纵的特点。不同利益群体雇佣“水军”在网络中操纵“民意”，那些极端、非理性的信息在网络空间快速度、大范围、高强度地扩散，在很多时候是难以辨识出真实民意的。而且，“水葫芦”现象不仅改变了舆论形成和演变的正常轨迹，还恶化了网民观感，导致公众集体性的认知失真、反应过度，甚至催生线下行动。
第三，极端表达，撩拨情绪。目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期，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多元化，社会情绪浮躁，网络暴力和网络舆论的异化倾向日益严重。网络为民众宣泄情绪提供了最佳渠道，“水葫芦”现象导致网民中的“群体极化”倾向更加突出，如认为“无官不贪，无商不奸”等。网民在这种群体认同感的裹挟下走向极端，表现出较弱的推理和判断能力，从而在公共言论广场上出现“事实不决定是非，是非不决定立场”的现象，甚至引发“网络暴力”。
第四，焦点多变，传播变异。尽管舆情事件自身性质左右着舆论的讨论范畴和话题热度，但网络舆论的扩散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公众的参与使得舆论生成点日趋宽泛、呈现出群体极化和网络群哄的趋势。舆论传播过程中的“水葫芦”现象，不仅导致焦点多变议题的衍生，还加速了负面情绪的蔓延，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一呼百应，由多点开花到点面结合，最后形成强烈的社会舆论冲击。
“水葫芦”现象的影响和应对
与传统媒介生态下的舆论监督不同，网络舆论生态因“水葫芦”现象而使地方政府的“公关管控”存在巨大的风险。突发事件因危及到民众切身利益普遍会带来舆论的负面反馈，“水葫芦”现象阻碍地方政府与涉事民众沟通，误导公众对地方政府作出不合作乃至对抗性的解读，给社会管理带来极大的困扰。
舆论“水葫芦”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主导作用。反映到社会心理层面，就是人们排斥和怀疑正统思想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出反传统、反主流、反权威的价值取向，在网络上表现为真善美销声匿迹，假恶丑大行其道，一些有违社会公德的人和事，在网上不仅很少受到抵制，反而受到追捧。
网络暴力的治理途径范文第2篇
一、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产生的原因
（一）校园暴力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暴力病态在向校园延伸的现象
近几年来社会暴力文化的泛滥显然成为诱发青少年实施校园暴力的一个主要原因。相对于书本的说教，网络游戏和电影电视以其鲜明生动的形象特征，在更宽广的思想空间上影响甚至左右了青少年的道德和价值评判。暴力游戏的快意杀戮，港台影视的黑社会英雄，在青少年心底播种的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对强权政治、黑恶势力、暴力游戏与灰色文学的认同与膜拜。这就给人生观、价值观尚不成熟的青少年产生心理暗示和不良影响。
（二）家庭教育的缺失
一是独生子女被过分溺爱，使得心理成熟期推迟，自控能力差而好奇心强，容易情绪激动争强好胜。有的家长不懂孩子的心理特点和教育规律，日常生活中与孩子沟通少，关心不够，导致孩子性格偏执及行为习惯不良；二是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孩子学习压力大、负担重，极容易产生厌学情绪而经常逃学，甚至辍学。此时，如果这些孩子再遭遇父母离异、家庭不和睦、经济贫困等负面因素影响，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攻击性人格”。为此他们往往通过欺凌弱小来释放压抑，获取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上海南湖职校熊某的家庭教育就可见一斑，父母双方对熊某的教育不太重视，平时比较宠孩子，有些听之任之，孩子很晚回家父母也说不出她究竟在哪儿。父亲也曾使用暴力教训过女儿，对学校的家访也不太配合。即使女儿出事了，家长也是极力袒护。
（三）学校管理不到位、惩戒功能丧失、教育资源不公、校园周边治安混乱
学校教育一切围绕升学率，学校的心理教育、青春期生理教育几乎是空白。教育永远都不是万能的。失去了必要的惩戒功能后的校园，并没有出现人人知书达理的好现象，反而是有的学生因为没有了高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利剑”，变得有恃无恐，一些原本收敛的恶行又变本加利公开表现出来。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讲师宋雁慧的调查，学校中涉及校园暴力学生的比例，“薄弱校”是“重点校”的一倍。同时，由于校园周边治安存在漏洞，流浪学生纠结社会青年恐吓、殴打、教唆在校学生，给校园安全也帶来很大的威胁。
（四）“非正常群体”价值取向偏差
“非正常群体”学习成绩差，行为价值得不到学校与社会的重视与承认，进而产生行为偏差和心理扭曲。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高速的信息传递给人们带来了很多便捷。中学生接受能力强，对新鲜事物有着很大的兴趣，看到了网络上的暴力视频后产生了模仿欲望，放到互联网上可以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产生一定的“轰动效应”，从而体现出自己在家庭和学校中都难以体现的“价值”。
二、班级管理角度和学生个人角度面对和预防校园欺凌和暴力的策略
（一）首先进行校本管理，强化校长责任制，让学校拥有更多自主权
校本管理是学校的管理工作根据学校本身的特征和需要制定的，学校的成员尤其是校长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和责任承担。在处理校园欺凌问题上，学校应明确哪些行为属于校园欺凌，并针对具体行为作出相应的惩罚，在不违反教育法规的前提下，加大惩罚力度，对校园欺凌采取零容忍态度。同时转变态度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对每一位在校学生的安全负责。设立反对校园欺凌的咨询室，让正受到欺凌威胁的学生有途径保护自己，让受过欺凌的学生有地方倾诉内心苦闷，让因为性格原因而欺凌其他同学的学生有调整自己的空间。
（二）多方联动建立起密不透风的预防、惩治校园欺凌的安全机制
在政府的领导下，教育与相关部门、单位互动，学校与社会联动，教师与家长联系，以育人为本，以预防为主，形成预防合力，根治校园欺凌。针对校园欺凌问题，要以学校为主，政府、社会、家长共同参与制定管理目标，这不仅可以让学生家长、社会各层人士了解校园欺凌，同学校共同教育学生远离欺凌、敢于反抗，而且可以减少欺凌事件发生后的处罚纠纷。当今社会信息传播迅速，社会的不良风气对学生影响快速直接，学生的自律能力还不是很强，却喜欢模仿成人世界的行为，这就需要净化社会环境减少暴力发生。家长的学生情感的依托，家长的情感教育是减少校园欺凌的重要因素。
（三）发挥班级体与学生自我管理的作用，加强班主任队伍管理
在班主任的指导下，依托班干部、少先队、团支部反对校园欺凌，一个班级就是一个队、团组织，把班级与党团队结合起来共同反对欺凌。发挥学生自我管理的作用，引导学生注意自己的行为，在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评价中拔除校园欺凌的种子。对班主任进行专业的培训，提高其管理素质，而不是让班主任在管理班级的时候摸索前行，自己总结管理经验。
网络暴力的治理途径范文第3篇
一、村级治理的困境:社区社会资本缺失
集体行动困境日益成为村级治理的普遍困境。由于干群之间、村民之间缺乏基于相互认同而形成的基本的信任、团结与合作,在村级治理活动中,更多的是猜测、质疑甚至暴力。集体的规模越大,信念、价值理念更为多元化,就难以达成合作,促成共同利益。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村级治理的困境中所体现出来的是社区社会资本缺失。本文中所讨论的社区社会资本可以这样界定:嵌入于社区治理网络并能提升社区治理绩效的资源,是社区治理主体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开展经常性活动的互动中所形成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信任和期望。我们调查小组在T村作深入访谈时,S书记讲起的有关T村村级治理遭遇困境的两个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案例1:村级企业转制与干群矛盾。1996年,村里的联营企业由于受宏观经济影响面临的形势也非常严峻。有一些行业不景气联营企业面临一年亏损50万元的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村委会经过反复讨论后作出决定,将原有的一些低利亏损企业置换出去,盘活资产,以赢得日后的发展。企业转制使得当时有200多名(占全村劳动力的近三分之一)村民失去了工作。村民不理解企业为啥要卖给私人?企业为什么要转制?村民骂村干部是在“卖家当”,肥了干部,便宜了老板,而村民却丢掉了饭碗。因此对村干部意见很大,一度干群矛盾尖锐,群众上访不断。一些人天天到村里要求解决工作问题,情绪激动,和村干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甚至出现了扯破衣服、掀翻桌子等过激行为。村干部的情绪也很激动,认为辛辛苦苦为村里企业找出路,村民不理解,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受到了很大的挫伤。
案例2:“箱子田”引发的筑路风波。“要致富,先修路”。这正是T村遭遇的难题。T村的土地是“箱子田”,随着经济的发展,“箱子田”制约T村经济发展。T村想引进外资,但好几个外商看了都摇头走了。村级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突破?村两委考虑设法利用312国道交通便捷的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村级经济发展。要利用312国道交通便捷的优势,就必须筑一条连接312国道和村工业园区的道路。而“箱子田”的T村从哪里获得这条路?通过村党总支的不懈努力,几经周折后终于同邻村达成协议,置换了20亩土地,规划了村里连接312国道的对外通道。由于当时村里财力有限,新路的建设只能分期实施,最初筑的是石子路。改道和筑石子路影响了村民的生活,村民意见很大。有的村民甚至认为村干部热衷筑路的目的是为自己捞好处。因此,曾连续三次把新建的围墙。村干部感到委屈和苦闷,自己在辛辛苦苦为村里想办法谋利益,但为什么不能得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
二、沟通与信任:走出村级治理的困境
哈丁的“公用地的悲剧”讲述了公共草地上牧民过度放牧摧毁大家都赖以生存的整个草场的困境。最终大家都受罪。这种悲剧形成的核心是缺乏信任和沟通。在村级治理过程中,信任和沟通也是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路径。
1.公民参与:促成沟通与信任。安斯坦(ArnstEin)认为参与式治理是决策机会的再分配,使那些无资产者可以加入现行的政治及经济运作过程,从而争取有机会决定资源的分配、资讯的分配、政策的制订、服务的运行和利益的分布。联合国的普及参与研究计划(PopularResearchProject)认为参与式治理使那些没有控制力的人走在一起去增强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就村民参与的内涵而言,有广义与狭义的理解。狭义的村民参与主要指村民参与投票选举的活动,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指标。广义上村民参与还包括对于村民公共利益、村庄公共事务管理等方面的参与。本文所讨论的村民参与是基于广义的理解与运用,指村庄社区村民参与村庄社区事务,从而推动村庄社区发展和治理绩效的提高。主要包括村庄社区层面上的政治参与、村庄社区公共管理中的参与、村庄社区村规民约性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村民参与是村庄社区建设的内源性动力,其参与的规模、程序和制度化水平与村庄社区的整体发展具有直接的关联性。
村民参与对于矫正政府、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矛盾,促进相互沟通与信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村民参与进行有效沟通信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不但有利于村级治理充分体现民意,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还起到“安全阀”的功能,保证村庄共同体的稳定。反之,当村委会违背民意,村民对村委会怀有明显的不信任感与离异感时,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将日趋紧张。如果村委会没有足够的能力消解,很容易选择强烈压制村民参与的策略,这种做法在短时期内可能有效,但这只不过是假象。村民参与一旦压抑超过一定的限度,村委会与村民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将达到新的水平。
村民参与对于促进共同信念和价值理念的认同也具有重要作用。它促使村民理解、配合和支持村级治理,降低村级治理,减少村级治理失误。日益多元化、碎片化的社会,分歧和冲突的特征日渐明显,各种意见和观点不断碰撞也是正常的。如果矛盾涉及的是群体性的,当这种不满和怨恨缺乏适当而有效的途径而以非常态方式释放时,就会以强烈的社会冲突、暴力等形式表现出来。研究表明:村民参与能加强村民对政府、村委会、政策的信心和信任,村民会予以执行上的方便和合作。村民参与有助于激发村民对村级治理行为的认同感和接受性。还有助于政府、村委会等改变过去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重视角,从而真正保护村民的公共权利。
2.公民参与的治理网络。社会资本的研究始于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的中心概念与社会资本研究所关心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叉的。社会网络分析强调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之间的模式和含义。帕特南在他的社会资本概念中也强调网络,但他称之为公民参与网络,公民参与网络在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帕特南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网络形式:水平网络(将平等地位和权力的主体联系在一起)和垂直网络(将在等级和依赖不对称关系中的不平等主体联系起来)。帕特南认为,公民参与网络代表的是稠密的和水平社会联系而且对整个社会有极其有益的附带效益。而垂直网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帕特南认为: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公民参与网络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公民参与网络体现的是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我们调研组对于T村的调研发现,T村在村级治理过程中构建了一张村级治理网络,即村民参与的网络。T村的村民委员会以及村民管理小组、老龄协会、群众自治性管理部门、联合工会、妇女代表会等覆盖全村的治理网络中遍布了“帕特南式的社会资本”。
(1)村民小组:最小的村务管理单位。村民小组具有熟人社会的特点。30户~50户的范围也使村民具备共同交往和熟识的能力。村民管理小组作为最小的村务管理单位,成为T村村民参与村级治理的最基层的一条途径。村民管理小组在组织村民活动、关心群众生活、解决内部矛盾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村民小组类似熟人社会,它的成员在规范和文化方面具有同质性。成员之间联系越密切,对外联络越广泛,彼此的信任度会越高,社会资本的存量会越大。
(2)村民代表:村两委到村民的桥梁。T村建立的由村两委到村民代表再到村民的联系渠道,使村民代表成为党总支、村委会联系村民的桥梁。村民代表由村民选举产生,每个村民代表联系3名~7名村民。村民代表会议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会前7天~10天发议题预告,由村民代表向被代表的村民征询意见和建议,并整理汇总,带到代表会上陈述和表决。会议的决定再由代表反馈给村民。这样一种模式一改过去往往由几个村干部决定村里事情的局面。这一治理沟通网的建立,促进了决策透明公开。并且,村民代表是村民自己选出来的,具有较高的认同度和信任度。
(3)群众自治性管理部门和岗位:长效管理机制的基础。为了使基层自治组织运行更加规范,T村设立了许多群众自治性管理部门,同时相应地设置了自治管理的岗位。对于这些岗位,T村都明确了岗位职责,并在年末对相关人员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向广大村民公开。“创建卫生村长效管理制度”是T村的一项特色制度。这项制度涉及的管理人员众多,如村级保洁员、村民管理小组组长、环卫清洁员、河道保洁员、绿化管理员等,多方面管理者共同协作,且每一个环节都责罚明确。
此外,老龄协会、联合工会、妇女代表会以及活跃在T村的各支志愿者服务队,也是实现村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重要渠道。
3.参与网络:培育社会资本的重要路径。首先,村民参与网络强化了村民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意识是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直接动力来源。由于地理条件的特殊性,村民仍具有强烈的本地感以及村庄共同体中地域性的村组认同。村民(包括新村民)追求村庄的身份认同。乡村社会网络仍然维持着家乡观念下的反哺意识,地域性的村组认同,退休人员的人格魅力,村庄中互惠与惩罚机制,这些都是村级治理所依赖的社会资本。
其次,村民参与网络培养了生机勃勃的普遍化互惠惯例,即我现在这样诚恳地对你,希望你或者其他人能够相应地回报我。一个依赖普遍性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村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交易中背信弃义的成本,有利于克服机会主义,从而使互利互惠的规范更加牢固。
第三,让村民在网络参与中直接受益。网络参与也需要投资,如时间、财力、知识、信息等的投入,但它也能形成如就业、收入、保障、信息、知识、能力提升、心理满足等利益。村民在网络参与中直接受益,成为村民进一步参与的直接动力。
第四,通过村民参与活动实现村民意识的社会化。社区角色社会化使每个社区成员都获得适合自己身份、地位的社会角色,每一角色都有其权利义务及行为规范。关于社会化这一概念有不同的说法,本文这里所谈及的社会化主要是指个体形成某一特定村庄社区所要求的参与村级治理的态度和行为的过程。
第五,村民参与网络在体现过去合作成功的同时,也为将来的合作树立了摹本。社会资本存量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基于一次成功合作所建立起的联系和信任会促进未来其他不相关的任务时的合作。广泛的村民参与网络为成功的合作以及社会资本的积累构建了基础。
第六,村民参与的网络具有促进协调和沟通的作用,并且通过村民参与网络放大了其他个人值得信任的信息。密集的互动联系容易产生公共舆论和其他有助于形成培养声誉的方式。
三、参与式治理与社会资本的培育
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信任”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以宗法家族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这个人文生态圈是传统社会人们得以正常生活之必要前提,地域性和血缘宗族性是它的两个显著特点。这种信任是一种特殊信任,以交往关系为基础的的信任,属于典型的关系性社会资本。凭借的是交往主体间的特殊关系而认定交往对方身上价值的至上性,具有着较强的同质性。20世纪50年代,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讨论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时提出“差序格局”理论。“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改革开放之后二十多年的市场化逻辑以及城郊村民的大量流动,对于城郊村民价值观念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代的中国城郊村庄正在日益原子化,“流动的村庄”取代了传统意义上封闭的城郊村庄共同体。城郊村庄由原来的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之中,原有理想类型意义上的传统中国村庄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未有之大变局。在现代乡土社会中,信任关系、社会资本是如何获得与维持的呢?
1.重建信任:基于相互认同而积累的信任。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怀特利提出的“社会资本创造的可供选择的模型”对我们分析这个问题颇有启示。他考察了三种解释模型:一是社会资本由个体的人格特征所创造。这些人格特征主要是由家庭内部的社会化过程形成的,尽管它受到志愿性组织内部个体之间互动的影响;二是社会资本由个体关于规范的信仰和道德密码创造。这些信仰和道德密码尽管也许会受到志愿性组织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从早年生活中习得的一组内化了的价值观;三是社会资本是由“想象的”社群的成员身份创造的。
所谓“想象的”社群,指那种个体认同的、但从未在面对面的基础上实际互动过的社群。
网络暴力的治理途径范文第4篇
【关键词】青少年；国防精神；网络文化；影响；对策
国防精神是公民对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观念、意志、精神状态及心理活动的综合。青少年是国防人力资源重要的构成要素，其国防精神状态影响是衡量国防人力资源的硬指标。。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文化已成为社会文化的新内容，成为普遍的大众文化，也是信息时代青少年乐享的文化潮流，但任何事物都有正反面，这种文化“潮流”，不仅有积极的正面影响，也有消极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国防精神产生的负面影响，应引起重视。所以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由网络文化带来的负影响，蓄积青少年国防精神的正能量，是我们国防教育工作的“硬课题”。
一、正视网络文化给青少年国防精神产生的负面影响
外来文化渗透，影响着青少年国防思想成型。网络高度发展及具有的开放性、交互性、综合性特征，为全世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平台。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国界、空间的限制，只要进入网络，人们便可以进行无限制的沟通，整个世界都可以在网络中变成一个地球村，为世界文化交流和融合提供了条件。但在为外来优秀文化在国内的传播，提供的一个较好的平台的同时，外来的不良文化，特别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西方不良文化，也通过网络的开放性和交互性渗透进来，这就为西方国家对我们实行负面文化的渗透提供了条件。西方国家通过网络传播西方文化和价值取向的信息，冲击由我国传统文化而形成的价值体系，如极端表现、个人至上、功利主义、拜金现象，这些都与我国传统文化相悖，对我国青少年意识观念形态的形成产生不利的影响。青少年正处于意识形态成型的关键时期，可塑性极强，对信息的选择和处理可能会出现误区，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误导而思想混乱。对青少年国防精神产生较多的负面影响，表现为国防意识淡薄，国防意志颓废，国防观念偏移，国防思想混乱现象等不良的国防精神状态。信源内容散乱，导致青少年国防观念模糊。网络文化是信息时代网络技术广泛应用形成的先进文化，这种先进文化是传统文化传播得以拓展和延伸，起着 “快餐式”的中介作用，但也使被传播文化呈现信源内容散乱化、碎片化状态，缺乏系统性，学习者“菜单式”点击获取文化信息。网络文化对国防文化的影响也是如此，从而可能使青少年缺乏系统的国防文化武装自己。同时网络文化反映客观事物形态的多样化，也带来人们主观思维模式的多样化，这是现实世界被网络信息多元化的必然结果。在这个广裹的虚拟世界，无国界、无种族、无地域、无权威、无等级。网络文化诱导着任何一个人可以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多侧面地审视社会，审视周围一切环境，从而形成各种各样凌乱碎片式的信息，人们的精神世界多了一些散乱，少了一些凝聚。表现在国防精神方面，由于多元化、散乱化、片断化的信息无序流动，影响了青少年的正常的思维判断，形成交叉无序的国防思维，使青少年国防精神的趋向一致性难以形成。导致国防观念、意识模糊，缺乏明显、确切的精神贯注方向。行为自由过度，青少年现实忧患意识削弱。忧患意识是指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对国家、社会历史的命运、前途、生存和发展潜在危机的自觉发现，并由此自警而产生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并通过自身积极的主观努力趋利避害，消除潜在危机。由于网络的“不限”特征，即不限人、不限时、不限地、不限目的，网络文化成为一种潮流文化，也使青少年容易沉迷其中。表现在国防观念、言论、行为上，一是不加区分地任意“军事消息”，任意渲染“腾腾杀气”，随意上传“军事图片”，以获取点击率，追求虚拟的成就感，部分青少年国防安全意识被这种自我的陶醉所淹没。二是网络文化发展趋势潮流化，也使部分青少年对网络产生心理上的依赖，成为了名符其实的“网虫”，“一网情深“导致的后果是身体素质下降，忧患意识下降，甚至学业荒废。因沉溺而减少了到现实中磨砺意志的机会，虚拟的满足，丧失了现实中应承担的责任意识，更谈不上国防义务和责任。三是网络的“虚拟”暴力的“温和”特征，使其对战争“真实”暴力感知淡化，“国防游戏”“战争游戏”，使其对国防观念中所需艰苦环境的承受力和适应力，心理准备程度下降，国防精神意志不过是虚拟的“尚武游戏”而已。
二、消除网络文化的对青少年国防精神造成负面影响之策
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制衡外来文化的冲击。网络的开放性是其最基本的一个特征，所以外来文化的渗透与入侵，通过物理活动来阻止是不可能的。要消除外来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和冲击，必须构建先进的核心价值体系，构筑一道思想“防火墙”。一是加强理论教育，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思想。只有坚持理论的指导地位，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繁荣的性质和方向，也是开展国防教育的指导思想。西方国家采取“和平演变”战略，通过以网络为主要途径的方式，对我国青少年进行文化渗透，这就必须加强政治理论的教育，用科学正确理论为青少年装上“放大镜，指南针，望远镜”，为青少年批判、吸收、借鉴和学习外来文化，提供政治理论指导。二是构筑以传统文化为主要资源，充实和完善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意识、价值和感召力的文化体系，来制衡外来文化，削弱其冲击力和影响力。建立以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的“杀毒软件”，来抵御外来不良文化的渗透和侵蚀。三是教育青少年正确认识和理解网络文化，建立网络道德行为体系，保证其能正确科学、健康地使用网络，养成良好的网络道德约束自觉行为，筑起具有自我“免疫力”的 “精神屏障”，构建一个良好的网络文化氛围。
善借网络文化，弘扬民族国防文化。国防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凝聚力和全民国防意识的内核，是国防建设的精神基础和保障国家安全的精神支柱，是国防建设和国防斗争实践的结晶和升华。先进的国防文化是国防能力的重要组成。通过国防文化孕育的国家和民族，往往具有强烈的意识、国防意识和忧患意识，具有国防“硬实力”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国防文化形成了全民族认同的价值取向，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就是一种更为基础性、稳定性的战略力量。因此，国防不仅要有强大物质实力、而且又要有强大精神实力，才是坚不可摧的。所以培育先进的国防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强国防题中的应有之义。要善借网络文化，弘扬民族国防文化。发挥其对国家生命进程的强大内驱“隐形”力量。如要结合青少年网络使用的兴趣和特点，开设专门针对青少年的国防教育网站，开发相关的国防游戏软件，开设网上课堂和网络国防知识竞赛、进行国防教育活动过程互动、宣传国防精神“最美”榜样等等，借网络文化的影响力、渗透力和互动性优势，弘扬民族国防文化精髓，通过网络的辐射、渗透功能。使先进系统的国防文化传播、教育、熏陶、感染、激励作用得以发挥，充分让青少年受到国防文化的洗礼。
三、充分认识网络文化正作用的局限性，重视传统手段培育
国防精神的培育，就现实性来讲，青少年往往是被动的接受教育过程。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通过网络开展国防教育工作，青少年往往缺乏主动点击接受教育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所以青少年国防精神的塑造，还是要从现实培育的角度来实现，“以实为主，以虚为辅”。现实的感受才是接受教育的最好的办法，所以挖掘网络文化中优势潜力，为现实的培育提供保障，切实在现实培育的方式方法下足功夫，来塑造国防精神。如开发虚拟游戏，以调动青少年关注国防的兴趣，利用网络拓宽教育空间等；而现实的主要是，如重视军训、参观、系统理论知识的学习，来强化国防观念；组织青少年到部队观看军事训练、 部队演习，培养青少年的尚武意识；组织青少年利用部队训练的设施、设备和器材去体验军事训练生活等，来锻炼意志等。还有青少年国防教育已经很成熟的做法，仍需要继续坚持和发扬，如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和学习，培养其民族意识；请老革命、战斗英雄作事迹报告，渲染榜样的力量，塑造青少年人人崇拜英雄的氛围等，这些传统的国防教育形式。不仅不过时，而且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只有在真实环境感染下的教育，才是最到位的，也是消除网络文化负面影响的真实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李文明，吕福玉. 网络文化通伦.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
网络暴力的治理途径范文第5篇
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都是指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活动，尽管这三种称谓有着大致相同的指涉对象，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彼此理念的不同。如果我们从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的角度去看，随着时代的发展，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它们依次铺就了管理模式由统治、到治理的演进之路。在公私没有区分、国家体系内部缺乏合理分工的专制社会时代，行政就是政治的落实，其功能是依靠暴力和强制负责国家政务的推行，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公共行政出现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相分离、行政与政治相分离的现代社会，其功能是按照代议制民主体制、非人格的法律体系、官僚制组织原则以及职业化的文官制度统揽社会公共事务，以实现统治者的统治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则出现在公民社会自治能力与要求不断扩展、市场机制不断成熟与市场力量不断壮大、政府独揽公共事务的“不可治理性”危机日益加重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管理方法的多样性，适应了当今时代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化及其管理民主化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共性”与“管理性”的有机统一，无论在合法性还是在社会资源方面，都为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开辟了新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壮大等原因，治理理论出现并发展起来。公共治理逐渐成为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种新模式，其的理念也逐渐成为了公共管理的新内涵，同时，它也使公共管理进入了区别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的新时代。
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的双重身份与多重角色
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它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是公共权力向社会的一种回归。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有赖于公民社会的自愿合作和其对权威的自觉认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管理主体和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而且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又以其各自的特征优势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公民社会与政府一道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社会以它那种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性正好弥补了政府的种种不足和有限性，从而可以大大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同时，公民社会在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到政府的权力运行，从而可以起到对政府更有效的监督作用。此外，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健康有益的社会组织可以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好的认可，这些组织以共同目标和信念把人们聚集到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增强了彼此的信任、提升了公益精神，从而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对象，公民社会在参与管理的同时可以切身的感受到公共管理的效果，从而可以以公共管理接受者的身份对公共管理的效果做出判定以利于公共管理渐至最优。其次，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公民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同时又以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为政府增强了合法性。公共管理的过程也是公民社会完善的过程，公民社会的完善又可以促进更好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最终是要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公共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公民社会以其特有的双重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着多重的重要角色，以其特有的价值诉求与功能表达影响着公共管理的成效。
第一，公民社会是政治民主的捍卫者。公民社会的自主发展能有效的分割和制衡国家的权力，从而能有效的遏制公共权力的专断倾向；公民社会可以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多样的表达形式和途径，保障公民利益表达的通畅，从而提升民主政治的代表性与生命力；此外，公民社会对培育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具有积极的作用，能够强化民主的社会基础从而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
第二，公民社会是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民社会是一个以契约、法制、自由、平等、竞争为价值准则的社会，这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此外，公民社会中的工会、行业协会等团体组织可以起到规范行业行为、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
第三，公民社会是公共服务的提升者。由于公共需要的多样性和政府的有限性，政府并不能为社会做好所有的公共服务。而以第三部门为核心的公民社会因其具有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征和其“去私存公、取私为公”的“非营利”特性以及其服务社会、自助自主的公共精神，使之恰好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良好渠道，并能有效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缺限和不足，公民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委托承包、志愿服务、自助服务等方式和途径，去做那些政府未做、不想做或不宜做但却符合大众需求的公共服务，从而使社会公共服务的水平大大提升。
第四，公民社会是公共价值的维护者。与其他领域一样，公共生活领域同样存在着对善的追求。公共生活领域的善就是公共价值，它包括公民对公共生活的态度、责任与义务，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对社会正义的维护以及公民的公益思想与修养。公共管理的核心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公共利益和福祉，这实际上就包含了对公共价值的追求：公民社会是公共管理的对象，它同时又是公共管理的主体构成之一，公民社会的精神与价值必然会影响到公共管理的目标和价值。公民社会所倡导的诸如参与、友爱、信任、互惠、宽容、合作、平等、公正、开放、多元等价值理念，对于维拼良好的公共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公民社会是社会稳定的支持者。公民社会能够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提供一种有益的中介结构。通过这一中介结构，它可以为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诉求提供表达途径，同时又可以对他们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通过这一结构，它还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宽松的活动空间，满足他们多样性的愿望要求，同时这一中介结构还起到了排解社会怨气、释放社会压力的作用。可以说公民社会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缓冲器”和“调节器”。
三、公共管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管理
公共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社会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应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关系，通过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对公共事务实施管理。具体来讲，这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认识。
第一，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政府并非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除此之外，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公民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在介于市场经济与公共部门之间的“社会经济”领域内积极活动并依靠自身资源参与管理共同关切的社会事务，在某些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甚至比政府拥有更大的优势。公共管理主体可以是公共部门，也可以是私营部门，可以是第三部门，还可以是三者多种形式的合作。这正如著名的治理理论研究者斯托克指出的那样；“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政府并不是国家惟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
第二，公共管理的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公共管理责任边界的模糊性表现为许多民营部门向传统公共领域的进军，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区分已不像以前那样明显。在市场和公共部门之间被称之为“社会经济”的领域中，涌现了所谓非营利组织、志愿团体、社区企业、合作社、社区互助组织等大量公民社会组织，它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伴随着这些公民社会组织能够满足多方需要，解决社会问题而无需运用政府资源和权威的优势日益显现以及传统上由政府执掌的部分公共管理权向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转移，传统上法律和制度规定由政府承担的公共管理责任便呈现出交由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来承担的趋势。
第三，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依赖关系，因为这些公共管理主体“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拥有解决综合、动态、多样性问题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也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所有有效的工具”，电们必须相互依赖，进行谈判和交易，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实现各自的目的。正是由于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这种权力依赖的关系，所以公共管理的过程便呈现为一种互动的过程。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各个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关系。
第四，公共管理是多元化公共管理主体基于伙伴关系进行的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及其相互间的权力依赖与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其中的协商、谈判和交易机制，最终必然会推动公共管理向自治自主的网络化发展。在这种网络化公共管理系统中，参与公共管理的各方主体为了获得他人的支持和帮助而必须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对于社会组织和个人来说放弃的是部分经济自，对于政府而言放弃的是部分行政强制权。这些公共管理主体依靠自己的优势和资源，通过对话以增进理解，树立共同的目标并相互信任，建立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合作关系以减少机会主义，相互鼓励并共同承担风险，最终建立一种公共事务的管理联合体。这种网络化公共管理的特征不再是监督，而是自主合作；不再是集权，而是权力在纵向和横向上的同时分散；不再是追求一致和普遍性，而是追求多元化和多样性基础上的共同利益。
第五，公共管理主体中的政府在社会公共管理网络中扮演着“元治理”的角色。在社会公共管理网络中，虽然政府不具有最高的绝对权威，但是它却承担着建立指导社会组织行为主体的大方向和行为准则的重任，它被视为“同辈中的长者”，特别是在那些基础性工作中，政府仍然是公共管理领域最重要的行为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