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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九寨;侗族文化;传承与保护
一、基本概况
九寨,侗语称“juhxait”,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西北部。九寨是个地理区域名称,是一个侗族山地社区,所使用的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侗语北部方言九寨土语。历史上,九寨因由九个规模较大的侗寨及其子寨组成一个侗族社区而得名。不同的历史时期,九寨的范围也不一样。明清时期,九寨包括王寨、黄门、瑶白、石引、平秋、高坝、皮所、魁胆、小江九个侗寨,称“老九寨”。民国初年,锦屏县正式恢复(1914)建县后,县城从铜鼓迁至王寨,王寨从九寨析出,彦洞归入九寨范畴,称“新九寨”。现在的九寨,习惯上指平秋镇和彦洞乡所辖行政区域,是一个自然地理和民族聚落上都相对独立的一个单元。面积共计202.5平方公里,人口2.75万余人,侗族人口占99.3%。
九寨由于地理位置特殊,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保留了很多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形成了自己的风俗习惯,是侗族文化核心保留地。在封建时期九寨长期处于“未沾王化”,融入中原主流文化汉文化较晚,在习俗、饮食、服饰、礼仪、节日、歌舞、崇拜、信仰、禁忌上独具特色,成了锦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富集地,其中侗族刺绣已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平秋北侗婚恋习俗、侗族歌簦、平秋重阳“鞍瓦”、瑶白摆古、侗年、侗族北部方言歌会等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二、民族文化存续现状
历经几百年的发展演变,九寨侗族文化得到了一定的传承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传统文化挖掘、保护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宣传、弘扬侗族文化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自然条件的改变和社会发展,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很多传统文化事项正在逐渐退化和消失,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还存在文化设施建设滞后、发展步伐不快、挖掘范围不广、品位提升不高等诸多问题,制约了九寨侗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侗族特征和特色逐渐消失
侗语是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其民族特征的重要标志。对侗族文化的保存与传承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九寨地区虽然大部分群众还是用侗语进行交流,但现在许多小孩基本都是讲的汉语。有的家长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要求小孩讲普通话不讲本民族语言,久而久之,加快了民族语言的流失。在九寨知晓侗文的更是少之又少,仅一两人能做侗汉双译,这些对民族语言的保护都极为不利。在服饰与建筑上,随着侗族地区与其它民族交往的加强,青少年装束已基本融入社会大潮,汉装已成为日常的主要服装。侗族建筑以工艺精巧、美观别致而受人们所称赞,但由于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寨火的频繁发生,侗寨的建筑受到很大影响,如平秋、瑶白等民族村寨许多传统民居已被钢筋水泥所代替,侗族干栏式特色民居逐渐消失。
(二)侗族文化、习俗发生改变
歌舞、节日、民间文学等是侗族传统文化的精华,特别是歌舞可谓丰富多彩,单就侗歌而言就有大歌、情歌、白话(垒词)、酒歌、山歌、嘎花歌、摆古歌、叙事歌、踩堂歌、交友歌、哭嫁歌、哭丧歌等。但现在会唱侗歌的青少年越来越少,有些歌种仅仅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会唱,他们一过世,人走艺亡,就会面临消失的境地。许多侗族乐器已无人会吹,基本失传。出现了侗寨无人学歌、无人吹笙的尴尬局面。侗寨的民族节日和习俗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婚丧嫁娶新事新办,寿诞从易从简,淡化了传统性和民族性。就拿侗年来说,救民、┒础⒀白等旧时过得隆重的村寨现在也仅仅停留在亲友之间吃吃饭喝喝酒,原汁原味的祭祀、踩歌堂、赶花园等活动已逐渐淡出。
(三)侗族文化发展后继乏人、教育乏力
据了解,九寨地区外出务工的中青年达到80%以上,这些人正是文化相对较高、思想较活跃的人群,他们离开了侗寨,离开了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的环境,其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缺乏自觉与自信。加上影视、网络等多元文化的影响,有的人甚至瞧不起本民族传统文化,从而使得传统文化失去了后继发展的根基。由于受应试教学压力、经费、师资等影响,在九寨地区推行的民族文化进课堂、双语教学等都只是零星开展,没有纳入规范化教学,导致传统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普及教学。
三、文化生态视野下九寨侗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文化生态存在于自然与社会环境中,并与自然和人类社会形成共生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传统村落是文化的基因库。因此,只有在活态的文化生态视野下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作用,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文化空间下予以保护,才能起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与传承。
(一)建立九寨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
建立九寨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就是完整的保存侗族文化赖以生存的空间土壤和各种传统文化事项。在平秋、瑶白、黄门等民族文化村寨实施传统民居修缮、环境整治、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等工程项目。把“美丽乡村”建设与“传统村落”保护有机结合,按照“一村一特、一村一景”和保存原貌的原则,完成传统村落的规划,还原传统村落面貌。在已建九寨侗族文化博物馆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建设侗族刺绣生产传习基地、高坝北部侗族山歌生态博物馆、平秋婚恋习俗传习所、瑶白摆古传习所等。推进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和保护。
(二)开展民族文化教育,培养传承人
在平秋、彦洞所在地的中小学开展以民俗表演、民族音乐、民间手工艺等为重点内容的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把民族文化教育纳入日常教学活动,纳入素质教育内容,建立常规化的项目传承人进学校授课制度,实现传统文化“口传身授”传承方式向现代“课堂教学”传承方式转化。发挥九寨侗族文化艺术业余学校的作用,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群众文化机构、协会等社会力量到学校开展侗族文化的传习教授活动。通过多种多样的教育方式,使孩子们从小就产生一种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成为本民族文化的继承者。
(三)提升文化品位、提高区域文化知名度
以黎平、从江、榕江为代表的侗族南部方言区已蜚声海内外,而侗族北部方言区却依然养在深闺人未识。不是我们的文化没有特色,而是没有对九寨侗族文化进行提升和打造。九寨大歌庄重典雅、和谐自然,九寨嘎花曲调和谐,热情奔放;侗族刺绣工艺精湛、技艺特殊,;瑶白摆古形式独特、内涵丰富,这些侗族文化的瑰宝都需要进一步的宣传和提升,要将训练有素的歌队拉出去表演,把优秀侗歌介绍宣扬出去,侗族刺绣要走生产性保护与市场运作之路,努力让侗歌、民族节日、侗绣品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成为人们的文化消费产品,走进人们的生活,走进大众的视野。
(四)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科学制定九寨侗族社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短期计划和中长期规划并组织实施,在旅游工作中要注重突出九寨侗族文化特色资源,以其文化符号、传说、礼俗和信仰等构成景区文化的核心要素,使自然景观与民俗文化资源相得益彰,互为补充,结合非遗项目建立非遗展示展演活动中心,设立相关器具、手工制品的展示体验区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的民俗活动、展演活动,形成各具特色的旅游区域,提高文化旅游产业整体水平,使外出务工人员回流留守乡土,使文化生态场中确保人的参与与传承,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民族文化健康发展。
在民族文化生态视野下,通过对民族文化和传统村落的保护,将突破以往某一特定文化场所的范围提升到更大的文化空间,实现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保护。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让古老的文化得到科学的保护与传承,让我们守住文化之根、民族之魂,记住乡愁,留住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关键词】 中药资源保护;野生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
野生中药资源是中药产业得以存在、发展的物质基础。我国拥有丰富的野生中药资源,随着人类“回归自然”呼声的日益高涨,社会对天然药物的需求与日俱增,野生中药资源面临巨大压力。一些中药材如甘草、麻黄、银柴胡、肉苁蓉、雪莲、红景天、冬虫夏草、川贝母等由于过度采挖或掠夺式开发,资源量逐年萎缩,已开始影响到中医临床用药及制药企业的生产。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合理地保护、开发利用,才能保证中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 野生中药资源的开发现状
据统计,传统中医所用药材达13 000种之多,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三大类。其中植物药占绝大多数,约为11 146种,其中野生种类约占80%。随着对中药材需求的急剧增加,我国药材资源尤其是地道药材资源受到了严重破坏。在1992年公布的《中国植物红皮书——稀有濒危植物》(第一册)收载的398种濒危植物中,药用植物168种,占42%还多,其中稀有种38种,渐危种84种、濒危种46种。如何拯救濒危的药用植物,更有效地保护现有中药资源,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
1.1 野生中药资源利用的历史和现状
随着对中药材需求的急剧增加,我国药材资源尤其是野生药材资源受到了严重破坏。近年来,由于人们对天然药物的需求量剧增,仅出口十年间就翻了三番,为我国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据统计,中草药的对外贸易已发展到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类达400~500种,其中低加工、低附加值的原料药材出口占了很大的比例。
但这种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出口也为资源的枯竭埋下了隐患。长期以来,由于对合理开发利用野生中药资源认识不足和经济利益的趋使,一些地区不同程度上对资源进行了掠夺式的采收,加之违反自然规律的不适当垦殖和其他一些原因,使一些药用植物丧生了合适的生态环境,减弱了资源的再生能力,许多种类趋于衰退或濒临灭绝。据调查,药用植物资源中甘草、光果甘草、羌活、单叶蔓荆、黄皮树、肉苁蓉、银柴胡、紫草等100多种中药材的资源量普遍下降,影响到60多个药材品种的医疗用药。八角莲、杜仲、见血封喉、野山人参、黑节草、小勾儿茶、凹叶厚朴等30多种药材因野生资源量稀少,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而无法提供商品或只能提供少量商品。以野生甘草为例,上世纪50年代我国的野生资源蕴藏量为200万t,而目前不到35万t;许多地方野生甘草的覆盖度从90%以上降到零星分布。对珍稀濒危药用资源的保护迫在眉睫。
许多中医药专家已经开始了对濒危药用植物的保护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效。据初步统计,几十年来由野生转为家种的药用植物不下60种,引种国外药用植物约30种;在46种常用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中,有天麻、黄芪、明党参、北沙参等13种植物经过系统的研究,已具有了成熟的人工栽培技术。这些都一定程度地减轻了对野生资源的压力。
但即使有成熟的栽培技术,如果不对野生资源进行有效地保护,随着物种的分布区域和面积的继续缩小,种质资源的大量流失将是在所难免的,甚至有可能出现象当归等一些有长期栽培历史的药材一样,难以找到野生资源。近些年的研究表明,栽培植物遗传基础狭窄的问题日益突出,如果不保护好野生物种,则不能根本解决药用植物的濒危问题。
1.2 野生药材资源濒危的原因
造成野生药材资源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少数物种本身的一些特殊原因之外,主要是人为因素。
一是人口增长过快,人们对资源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多。但是,自然资源的储量是有限的,过度的开发必然导致有经济价值的野生植物资源大量减少,甚至濒危灭绝。
二是在资源开发中,没有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野生中药材资源乱采滥猎状况严重,致使一些品种出现衰退甚至濒临灭绝。特别是9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比较热门的药用植物提取物的大量出口,造成了对野生中药材资源新的更大的破坏,如甘草、草麻黄、红豆杉、冬虫夏草、肉苁蓉等等。
三是毁林开荒、过度放牧,以及城市建设破坏了生态环境和资源分布。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随着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土地、森林、草原的不合理利用,导致生态环境失衡,从而威胁到药用植物的生存和繁殖。
四是全民药用资源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薄弱。长期以来,由于人们意识不到保护资源的重要性,认为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往往是先破坏后保护,这也是致使有经济价值的药用资源短缺,甚至濒临灭绝的原因之一。
1.3 濒危等级划分的三大误区
保护等级是以物种受威胁的情况为基础,同时兼顾人类对其保护的目标。长期以来,药用植物一直没有特定的濒危和保护等级划分标准。《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和《中国植物红皮书》中均将收载的药用植物分为濒危种、渐危种和稀有种三类。在国务院颁布的《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中,将保护等级分为三级,一级:濒临绝灭状态的稀有珍贵野生药材物种;二级:分布区域缩小、资源处于衰竭状态的重要野生药材物种;三级:资源严重减少和主要常用野生药材物种。因而,药用动植物濒危及保护等级划分标准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独立的体系,在认识方面也存在亟待澄清的三大误区。
1.3.1 濒危等级不等于保护等级
濒危等级是对现有环境下一个物种绝灭的危险性评估,评估绝灭危险性的目的是对分类单元绝灭的可能性做出定量的估计。而保护等级划分是评估保护行动优先权的问题。因此,评估绝灭危险和确定保护行动优先权是两个相关但又不同的过程。绝灭危险的评估一般在优先权确定之前,而评估保护行动优先权除了考虑绝灭危险,另一方面也涉及到其他许多相关的因素,例如:经费开支、开展保护行动的人员、受威胁物种保护的法律框架或一些物种相对于其他物种的生态的、系统发生的、历史的及文化的优先考虑。
1.3.2 地区性濒危不等于全球性濒危
在地区或国家水平上使用濒危等级划分时,必须认识到对于一个特定的分类单元,其全球性的受威胁等级不一定与其他地区或国家的等级一致。这里存在一个地理尺度的问题,在全球被定为无危的一个分类单元,在某个特定区域,由于其数量很少或正在衰退,或许仅仅因为它们处于全球分布区的边缘,而可能被划为极危;反之,根据数量和分布区存在全球性衰退的资料被划分到易危的分类单元,可能因其在特定地区种群数稳定而被定为无危。因此,地区或国家特有的分类单元在任何地区或国家的标准应用上都需要进行全球评估,避免出现认识上的误区。
1.3.3 栽培品种不能代替野生品种
由于药用植物有较为悠久的栽培历史,加之国家对中药材栽培基地建设的重视,因此,对有大面积栽培的药用植物,强调濒危植物的保护不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这里存在一个对濒危物种概念的认识问题。在世界自然保护盟(iucn)红色名录中明确提出物种濒危等级标准只适用于在自然范围以内的野生种群和由良性引种而产生的种群。因此,在药用植物濒危及保护等级的划分时,应该只以野生种群的数据为依据,不能因为该物种有大量的栽培种群而降低其濒危和保护的等级。相反,有大量栽培面积的物种,其野生资源的保护应该更有优先权。其原因有以下3个方面:首先,从种质方面考虑,栽培种群不具备野生种群所蕴涵的诸多优良特性,如高产优质、耐寒抗旱、抗病虫害等等。其次,栽培种群并不能全面有效的缓解野生资源的压力,栽培人参与野山参价格的天壤之别极好的说明了在中药材特别是名贵药材的保护上,栽培品的多少有时并不能减轻野生资源的压力。再则,具有成熟栽培技术的药用植物种类有限。目前,我国可以人工栽培的药用植物仅有492种,而其中只有13种具有成熟的人工栽培技术。
2 加强野生中药资源的保护是大势所趋
2.1 野生中药资源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野生中药资源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当加强保护。
地球上的每一个物种都是独一无二的基因库,具有无法估量的现实和潜在价值,目前所知的药用价值只是其价值的一部分。如果只顾眼前利益,对药用资源过度利用而导致物种的灭绝,将会对全人类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也许若干年后人类所遭遇的某一疾病正需要依赖这些物种来治疗,而它们却已经灭绝了。因此,保护野生生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这是包括中医药界在内的全社会的责任。
2.2 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传统医药——主要是传统中医药使用野生动植物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1997年6月召开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第10次成员国大会上,英国和美国分别提出关于传统医药和《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的文件,对东方医药进行全面的评价。主要的观点和意见是:传统医药利用大量濒危物种是导致犀牛、虎等野生动物濒危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其它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和地球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承认人工繁殖和栽培野生药用动植物的作用,但认为其对缓解野生资源面临的压力效果较小;大量传统医药进入国际贸易反过来加剧了对资源的压力;提出限制传统医药的使用和贸易,要求加强国家立法和执法等措施,对传统医药利用野生动植物进行检查和管理等。由此可见,传统医药利用野生生物尤其是野生动物的问题正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敏感问题。
3 野生中药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之间存在的问题
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对矛盾。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资源应以利用为主;从环境保护角度来看,资源应以保护为主。如何正确处理野生中药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我国药用植物保护与利用矛盾的客观现实,也严重阻碍了中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3.1 管理部门不协调
野生动植物的行政主管部门是国家农业部和林业总局,中药材生产经营和使用主管部门有国家发改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等多个部门。由于保护管理部门与生产经营部门的相互矛盾和不协调,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信息交流,没有形成保护管理与经营使用的统一机制,从而造成了国家颁布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法规,在实施中难以贯彻执行。
3.2 相关法律法规有矛盾
中药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法难依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往往一方面符合国家药品生产经营法规;另一方面却又违反了野生动植物保护法规。有的法规相互冲突或已不适应当前形势,有的法规可操作性不强,必然使中医药生产经营企业无所适从。
3.3 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不一致
中药出口与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以杜仲为例, 1986年以来,有关杜仲的开发性研究获得了许多专利,国外的需求也很大,人们看到杜仲潜在的经济效益后,开始大面积种植。但1997年,我国为保护杜仲,对其出口实施濒危管理并征收高额费用,湖南等地的农民就开始挖了杜仲当柴烧。这种资源的破坏与国内外出口环境的恶化有很大的关系。
4 野生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与对策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加入wto,国内外贸易活动的增多,经营活动与法规以及法规与法规之间不相一致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面对中药行业普遍存在的濒危药材资源短缺问题,只有从中医药行业的长远发展和人类健康的整体需求出发,通过国家政策法规的补充和完善,在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依法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才能实现中药产业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4.1 正确对待国际社会的批评和意见
我国中医药记载和曾经使用过被视为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旗舰物种如犀牛角和虎骨等,招致了国际社会不同层次、不同来源的各种批评,乃至抨击。这和中医药界与野生动植物保护组织之间缺乏沟通、未能有效的宣传自己有关。对于中医药与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关系,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加入和遵守《国际濒危贸易公约》,我们现有的12 000多种中草药中,有80%以上系以植物原料为基础制作而成,并且常用的种类均有栽培品种,仅有一小部分中成药含有动物药成分。在利用及保护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已成为我国传统医药事业发展的动力之一,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已经成为中医药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4.2 客观评价珍稀濒危中药材的疗效
由于古代科技发展水平的局限以及目前条件的限制,部分珍稀濒危中药材缺乏必要的科学研究,对前人记载的功效不能进行客观评价。因此,我们应通过科学研究正确区分哪些是传统中医药中的精华,哪些是确有疗效、应当加以开发;哪些是因受眼前利益驱动,或悖谬误传,将会对未来的用药基础构成威胁的。只有搞清这些问题,才能切实遵循“保护与利用并重”的原则,才能为濒危物种替代物的研究提供客观标准。
4.3 加强科研,为保护立法和强化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加强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保护立法,健全相关的法制法规,加大执法力度,急待开展以下的科研工作。
4.3.1 本底资料的调查工作
在全国范围内有针对性的调查濒危中药材的种类、数量,分析种群区系的分布特点(包括广布种与濒危种),绘制地理分布图,了解当前保护现状等,这是濒危程度评价的前提。
4.3.2 珍稀濒危程度的量化标准
评价标准除充分考虑动植物分类学特点外,还应考虑药用价值对物种、族群的影响,应从分布特点、野生资源量、栽培状况、保护现状、开发利用、药典收载等方面细化量化标准。评价时需特别注意影响因素间的权重系数、交互作用。据此标准划分濒危程度、确定保护等级和主管机构、制定具体的保护措施及奖惩办法等。
4.3.3 中药材致濒原因的研究
要对濒危物种及其遗传多样性进行有效保护,必须查明中药材致濒因子。如查明濒危物种的种群动态、繁育系统、极端环境压力下的抗逆性、人为干扰对物种的影响等,从而可以揭示濒危中药材生活史薄弱环节,区分致濒的内在机制和外部原因,为物种保育、人工栽培或驯养提供科学依据。
4.4 加强药用濒危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的科技支撑
国家医药主管部门应对中药企业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药材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统计,在基本掌握我国药用资源底数情况的基础上,建立资源监测网络。同时,加强科研工作,重点研究和掌握重要药用野生植物物种的遗传育种、人工繁殖、养殖和栖息地条件改善等技术,为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持。如野麝“活捕取香”在理论上完全有可能,在实践上也很有可能做到在不伤害野麝生存的基础上获取麝香,国家应大力支持类似的科研项目。
4.5 成立野生中药资源管理委员会
成立行业委员会是加强濒危药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重要保证。根据我国目前药用濒危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实际情况,成立药用濒危动植物种养委员会,起到协调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加强政府与企业的沟通联系,发挥服务、协调、指导、监督的作用,促进药用濒危资源种、养行业的繁荣与发展。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我国的药用濒危资源。
4.6 严格管理药用濒危资源的生产经营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和濒危动植物管理的有关法规和国际公约规定,对濒危动植物的经营要严格管理,有效控制,实行许可证管理。由国家医药行业主管部门指定专业中药经营机构实行限量收购、定向使用、专业经营和规范化管理,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含药材专业市场)不准收购经营濒危动植物药材。对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药材实行国家和地方两级专营管理。
摘 要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省西北部,该自然保护区东面与贡山县的茨开、捧打、丙中洛乡相连,西至独龙江与缅甸接壤,北与接壤,南与福贡县毗邻,为目前云南省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地域辽阔,自然地理位置特殊,分布着各种珍稀动植物和特有的原始森林植被类型,生态系统独特,具有很高的自然保护和科学研究价值。本文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现状为研究对象,探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中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以期促进云南高黎贡山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关键词 高黎贡山地区 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资源管理体系
一、高黎贡山地区生物多样性的现状
高黎贡山素来享有“世界基因宝库”、“自然博物馆”的美誉,分布于怒江以西,与怒山山脉夹峙形成世界闻名的第二大峡谷――怒江大峡谷。由于地形复杂,海拔高差较大,气候变化多样,使得这里生存着种类繁多的奇花异木和珍稀动物,有人说,高黎贡山就象一个双面书架,由上而下清清楚楚地陈列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生物种类,具有丰富全面的物种多样性,其生物多样性在中国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众多的自然保护区中被优先重点保护。高黎贡山1958年就被规划为自然保护区,1986年国务院更将其认定为森林与野生动物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2年,高黎贡山被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列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A级保护区。1997年,中国“人与生物圈”组织将其认定为生物圈保护要意义的A级保护区。1997年,中国“人与生物圈”组织将其认定为生物圈保护区。1998年,云南省政府将其确定为云南省科学普及教育基地。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于森林生态及野生动物保护区,主要植被类型为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硬叶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温(暖) 性针叶林、簇生竹林,以亚高山温凉、寒、温性针叶林为主的森林生态垂直景观和森林生态系统为主要的保护对象。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立体气候明显,拥有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温带、凉温带、亚寒带及寒带七个类型后气候区,几乎包含了云南不同水热状况的气候区,同时还是云南雨量最富裕地区和云、雾、雨日最多的地段。目前已知的种子植物有163科764 属2686种;哺乳动物有8目25科74属192种;鸟类有269种;昆虫1690种, 隶属20目167科。其中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有云南红豆杉、南方红豆杉、红花木莲、光叶珙桐4种;二级保护物种有胡黄连、冬虫夏草、桫椤(树蕨) 、松茸、贡山三尖杉、福建柏、油麦吊云杉、云南榧木、秃杉、领春木、凹叶厚朴、水青树、董棕、胡黄连等15种。扭角羚、赤斑羚、戴帽叶猴等列入国家重点Ⅰ类保护动物的有18种、Ⅱ类保护动物44种。该保护区内特有种极为丰富,植物中有着贡山三尖杉、贡山木姜子、独龙江木姜子、常春木、独龙五叶参、贡山秋海棠、贡山竹、贡山杜鹃等239种特有种,隶属103科14属。特有野生动物种有白眉长臂猿、赤斑羚、贡山麂、怒江裂腹鱼、三尾褐凤蝶、棕尾虹雉等17种,是中国野生动植物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被誉为“动植物基因库”和具有野生动植物多样性最关键地区之一。该区内分布着茂密的原始森林、高差殊异的垂直景观、丰富多彩的生物群落,为我国目前常绿阔叶林保存最完整、森林组合最丰富、结构和功能最稳定的地区之一。高黎贡山地区还生长繁衍着汉、傣、僳傈、回、白、苗、彝、壮、怒等13个民族,这些民族世代开发和利用着高黎贡山生物物种和生物遗传资源,并且形成了大量的传统知识。
二、高黎贡山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中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分析
1.缺少专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法律法规。虽然云南省已经颁布了一些有关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例如《云南省珍贵树种保护条例》、《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云南省森林条例》、《云南省珍稀濒危植物保护管理暂行规定》、《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云南省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细则》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公布了《云南省第一批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云南省珍稀保护动物名录》、《云南省珍贵树种名录(第一批)》等一批名录等,对生物资源的收集、保存、交换和开发利用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现有的生物资源管理规定内容很不完善,也不具体,尤其是在生物遗传资源的取得、惠益分享和专利制度方面基本上是空白,使很多想通过合法途径获取生物遗传资源的外国公司感到无所适从,而有些外国公司却通过合作研究或共同建立数据库等方式,无偿窃取遗传资源。
2.生物资源管理体制不完善或存在漏洞。生物资源管理部门分工不明确,缺乏有效监督,缺乏统一牵头的主管部门,没有生物遗传资源输入、输出的专门管理机构,没有统一的法定程序和渠道,造成输入、输出渠道混乱不堪的局面。由于制度和管理不善,而国际间又缺少关于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的统一制度,导致了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的生物遗传资源大量流失,发达国家的机构及个人通过考察、索取、合作研究,甚至走私、掠夺等手段从该自然保护区攫取了一些生物遗传资源,而没有给拥有生物遗传资源的当地居民和社区群体任何的利益回报。没有明确的国家级、省级及地区级的牵头主管部门及专门管理机构,政出多头,各部门缺乏有机配合。
3.是过度开发利用,非法的贸易及走私,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在高黎贡山地区,由于长期的盲目的开发和垦荒,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周边地区的生物遗传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分布区日益缩小,遗传资源急剧消失。另外,非法的贸易及走私,使一些不法之徒为了巨额的非法利益而铤而走险。据保山市森林公安局介绍,20多年以来,森林公安们为保护国家的森林资源安全,维护野生动植物资源不受侵害一直在努力。据统计,保山市森林公安共查获各类案件24688起,共收缴野生动物18698只,蛇类22460公斤,野生动植物制品14680多公斤,毛皮2478张;还收缴孟加拉虎皮23张,金钱豹皮37张,象牙20多只,象牙床2副,桫椤380多株,野生石斛3000多公斤,红豆杉树皮1000多公斤,共为国家、集体和个人挽回经济损失上亿元,有力地打击了各种破坏森林资源及其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
4.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执法部门--森林公安困难重重。
森林公安在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中存在以下问题:(1)警力不足。保山市森林公安局的民警们,人均管辖森林面积14万亩,有的分局甚至人均管辖森林面积达到40万亩,警力的严重不足,导致野生动植物走私泛滥,流失严重。(2)资金缺乏。高黎贡山地区属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造成对保护区的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缺乏必要的资金。首先,保护资金的来源渠道较为单一,目前主要是政府投入。国家虽有一定的资助,但是用于发展和维护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还存在很大的缺口,直接影响了原著居民对当地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积极性。其次,国家拨付的专项资金在下拨环节“跑、冒、滴、漏”,很难得到落实。(3)执法环境复杂化,法制建设薄弱。为了更好地对高黎贡山地区的生物遗传资源进行保护和开发,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必要的。
三、高黎贡山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对策建议
1.加大云南地方立法建设,完善高黎贡山生物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由于我国现行的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不能有效保护云南省的生物遗传资源,也不能适应国际规则以及国际社会和国家间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的需要,再加之云南省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在保护生物遗传资源任务坚巨的今天,在认真执行关于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国家宪法、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还应该加大地方生物遗传资源的立法,以完善云南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
2.建立综合管理、协调分工的生物多样性管理体制。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制度构建时必须解决现有的保护部门管理不统一、管理混乱的局面,应建立相应的配套机构,形成以专门机构为主导,多部门联合工作,中央到地方统一行动的管理机构体系,应对现有的关于管理部门的规定重新整合,查缺补漏,解决目前管理部门实践中管理和操作的弊端,实现真正有效的管理。
3.加强和落实高黎贡山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补偿制度。生物多样保护的国家补偿制度,主要是为了该地区更好地保护生物资源,当保护与开发矛盾时,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付出代价的地区可以获得国家补偿的制度。生物多样保护的国家补偿应该坚持保护优先,对于国家补偿款的使用也应该给予一定的限制,保证补偿款项真正用于生物遗传资源的实际保护工作中,应该本着损失与补偿对应的原则,谁的利益受损就补偿谁。生物多样保护的国家补偿资源的国家补偿可以采取多种方式。首先是货币方式,这是一种最为简单易行的方式。国家可以专门拨款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补偿,专款专用;其次是技术补偿方式,可以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受损的地区获得其他地区或者国外在技术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最后是知识产权方式,对于利用生物遗传资源所在地区的资源开发出来的科研成果,该地区有权分享。只有这样,才能够调动起人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积极性,也才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
4.建立生物物种资源出入境查验制度。生物物种资源流入外国,大多都是通过非正常的途径流出的,除外国人员和国外机构的非法搜集、走私、剽窃等之外,还包括邮寄、出境携带及对外研究合作带出等方式,可见,我国对于生物物种资源的出入境查验制度的不完善是导致我国大量物种资源外流,我国在关于生物物种资源出入境管理方面尚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并且在查验的技术手段方面也存在缺陷,所以《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将生物物种资源出入境查验体系的建设列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强调要加强相关部门的进出境查验作用,确保做到对于出入境的生物物种资源进行全面查验,防止我国生物物种资源的外流,和尽量避免国外危险物种入侵给我国物种资源带来的损害,做到风险预防。云南生物物种资源丰富,处于我国西南边陲,边界线长,很容易导致生物物种资源的外流,所以建立物种资源出入境查验制度是有很大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孙昊亮.西部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利益补偿.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7(第35卷第4期).
[2]王鑫海.中国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个别流失及其法律对策.环境保护.2001.11:11-13.
[3]寸瑞红.高黎贡山生物圈保护区的综合管理初探.西南林学院学报.2001(4).
[4]赵晓东.试论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持续发展.林业经济.1999(1).
关键词:贵州西南部;重要水系;林区;森林生态效益;评价
中图分类号:S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7)11017602
1 引言
森林是“地球之肺”,具有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大效益,过去,生态效益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生态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森林的面积分别只占地球表面和陆地表面的11%和38%,但森林净初级生产量却分别占全球和陆地的47%和71%[1,2]。森林具有巨大的生态效益,它包括水源涵养效益、水土保持效益、防风固沙效益、吸收二氧化碳效益、释放氧气效益、森林游憩资源效益、野生动植物保护效益等。结合国内外专家的方法[3,4],对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区贵州西南部重要水系两岸林区森林生态效益进行评价。
2 评价区域概况
贵州西南部主要包括黔西南州大部分和黔南州小部分地区,以贵州西南部16条重要水系两岸2.5 km范围以内作为研究区域。该区域气候温和、雨热同季,水资源十分丰富,水系错综复杂。区域内重要水系包括北盘江、南盘江、万峰湖水库、红水河等,选取的16条水系水域面积均在100万hm2以上,其中北盘江水域面积11963万hm2,胡家坝水库水域面积103万hm2。所选的水系地处珠江上游,是珠江上游重要水源地,对构筑珠江上游生态屏障具有重要意义。区域内森林资源十分丰富,林地面积236940 hm2,蓄积量5745746 m3,森林覆盖率达到37.41%(算水域面积)。
3 评价方法
3.1 水源涵养效益评价
森林水源涵养效益主要从林冠截留量、林地枯落物持水量、森林土壤蓄水量来体现。采用郎奎建[3]所研究的公式:
3.5 防风固沙效益评价
贵州西南部防风固沙林较少,但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计算防风固沙产生的造田、护田效益,以每造1 hm2林地可固沙0.1075 hm2计算[3]。
3.6 森林游憩资源效益和野生动植物保护效益评价
森林具有很好的游憩功能,人们可以在闲暇时到相关林区徒步、游览等,而相关管理部门可以从中收取管理费、门票等,从而形成森林游憩资源效益。以每年每公顷产生480元[5]的效益计算森林游憩资源效益。森林是一个完善且庞大的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巨大的基因库,森林中各种野生药材、食用菌、野果、鸟类、野兽等均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以海南省每公顷森林产生112.2元的效益来计算野生动植物保护效益。
4 评价结果
经过测算,贵州西南部重要水系两岸林区森林生态效益为24.6亿元,其中水源涵养效益1.05亿元,水土保持效益22.08亿元,吸收二氧化碳效益90万元,释放氧气效益108万元,防风固沙效益384万元,森林游憩资源效益11373万元,野生动植物保护效益2658万元,详见表1。
5 结果讨论
从森林生态效益计量角度出发,对贵州西南部16条重要水系2.5 km范围内森林生态效益进行评价。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所评价的森林生态效益中,水土保持效益最高,其次是森林游憩资源效益,最后是吸收CO2效益。16条重要水系中,北盘江水系两岸林区森林生态效益最高,其次是红水河水系,木浪河水库两岸林区产生的森林生态效益最少。
森林发挥着巨大的生态效益,贵州西南部是构筑珠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阵地,评价该地区重要水系两岸林区森林生态效益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赵惠勋.森林与光[M].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9.
[2]徐德应.森林与大气[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9.
[3]郎奎建,李常胜,殷 有,等.林业生态工程10种森林生态效益计量理论和方法[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00,28(1):1~6.
[4]陈 钦,刘伟平.建立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J].林业经济问题,2000,20(4):216~219.
[5]张小红,杨志峰.广州市公益林生态效益价值分析及管理对策[J].林业科学,2004,40(4):22~25.
一、德国自然保护区管理和环境科普情况
根据德国联邦自然保护法,各州自然保护法及有关国际协议,德国已建立的保护区主要是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景观保护区、自然公园、生物圈保护区、原始森林保护区、湿地保护区和鸟类保护区。在德国,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11.5%,由环境保护和生活部及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共同管理。1970年德国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公园——东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1978年立法规定了国家公园的目的是保护生态环境及野生动植物;不影响环保的情况下对当地居民进行宣传教育,开发旅游和疗养业;不以盈利为目的。并且在国家公园的职责中明确规定,国家公园管理处要保护、养护国家公园的动植物,执行推广保护措施,向公众进行宣传教育等职责。同样在其它保护区类别中几乎都有相关的环境保护科普宣传的规定。
国家公园的管理机构中,专门设立有与行政管理部、发展管理部、自然保护与科研部并列的公共关系和游憩宣教部。公园将公众休憩和环境教育视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管理局中有接近一半的员工直接参与此项工作。每月通过媒体告知公众公园组织的休憩活动,如由护林员带领的夜间步行活动,公众可通过网络或电话方式报名参加。拟到公园参加休憩的团组也可以通过网络或电话方式,向公共关系和游憩宣传部预约护林员作为参观向导。当所有护林员预约完毕后,游客只能自行参观。前来休憩的游客可以在信息中心免费参观野生动植物标本,了解野生动植物和生态系统知识。针对学生团体,护林员会通过游戏、讲解等方式,让学生通过听、看、闻、摸等多种途径全面了解自然保护知识。
德国自然公园的历史要比国家公园更久远一些,可以追溯到1909年。这一年成立了吕内堡灌木丛林自然公园协会——德国第一个自然保护组织,该组织协调和管理着位于汉堡、不莱梅和汉诺威之间的吕内堡灌木丛林自然公园。随后,1963年德国自然公园协会宣布成立。为了实现自然公园内自然或文化景观的保护、抚育和永续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依据法律法规,在自然公园内实施:自然和景观的保护与开发建设;利于环境保护的土地利用模式;可持续的区域发展模式和休闲娱乐的旅游模式;环境意识的开放性宣传和教育等建设措施,并依据“联邦自然保护和景观抚育法”的具体条款执行。同时,自然公园还承担着自然和景观保育与发展、保护自然资源、保护文化历史遗产等一系列任务。其中自然公园也承担着通过环境宣传和教育、信息交流和展示,培养公众环境意识的任务。在德国,自然公园会与教育和科研机构协作,利用公园的有利条件,如动植物资源、生态特征、历史演进和文化特色等,对公众和游览观光者进行环境意识教育。他们也从自然体验中获取自然知识,接受保护自然的理念,建立起自然保护意识。这种环境意识教育的形式,不仅针对自然公园内的居民,也针对外来的游览观光者。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自然、森林的体验性教育活动;建立观光信息中心,如展览、电影、录像和演讲报告等;网络展示;出版自然公园的小册子、景观导游书、步行交通图、电影、影碟以及发行自然公园行业报纸等。
二、英国自然保护区管理和环境科普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