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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经济伦理教育的重要性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经济伦理教育有助于学生认识和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和价值观。西方主流经济学说一直将功利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而从伦理的角度出发,功利主义的积极和消极方面势必会直接影响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局限性。经济学家罗尔斯指出了功利主义的三个错误:没有认真考虑社会如何分配利益和福利,没有认真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没有考虑欲望满足方面的特性。熊彼特进一步指出,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经济史,解释经济的推动力,解释涉及实施动机的问题都毫无价值,它只对福利经济学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而且,在最狭义的经济领域里,功利主义的假设是多余的。在西方经济学中加强经济伦理教育,有助于形成对功利主义的科学认识,能使学生从辩证法的高度认清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优势和先天不足。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经济伦理教育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西方经济学及其政策导向中蕴含的价值取向。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说,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其理论假设和核心主张方面都体现出了非常鲜明的价值取向。理论的中心思想指出:以私有制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市场社会是人类自然的状态,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这样的社会将通过看不见的手走向繁荣;资本主义从来就存在;人类历史是市场逐步自由化的过程,社会唯一需要的是消除国家束缚和干预。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加强经济伦理教育,客观地研究和分析当代西方经济学及其政策导向中的价值取向,是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建树及其应用价值的必然要求。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经济伦理教育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经济伦理观。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即认为自利是最基础的人性。这一假设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具有分析工具的价值,但不具有人生目的和理想人格的价值。作为经济学者,一方面,在研究动机上不能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追逐私利的“经济人”,而应是为公众利益服务,具有高尚的道德信仰和人格追求的人;另一方面,在经济研究中不能脱离正确的伦理价值观的引导,应利用伦理常识将经济学知识进行整理与应用。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加强经济伦理教育,无论是对增强学生以正确的经济伦理立场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素质和能力,还是对提升学生的人生理想和抱负,都具有重要作用。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伦理教育的方法探讨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经济伦理教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教师在讲授西方主流经济学说或代表人物思想观点时,增加对其哲学渊源和伦理特色进行介绍。在西方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时期,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哲学、伦理学不可避免地对其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有所影响。而经济学家将经济研究的结论抽象到哲学理论层面时,又必然会烙上当时某种哲学或伦理学的印记。正因如此,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将18世纪到19世纪经济学说的哲学渊源和伦理特色抽象归纳为功利主义。亨特将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渊源和伦理特色归纳为个人主义和伦理上的功利性享乐主义结合起来的产物。第二,教师在讲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建设与推导时,增加对其价值判断进行伦理评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以模型化和实证化为主要特征,但理论模型建设与选择上却总是以一定的伦理特色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和前提的。以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的边际生产率分配模型为例,该模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指出:劳动和资本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它们各自的产品价值,同时也就决定了它们各自所取得的收入。经济学家施蒂格勒将该模型称为“边际生产率伦理学”,获得了公众和经济学家广泛的支持。第三,教师在归纳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主张时,增加对其伦理价值导向的道德分析。经济学家在适当考虑了某一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后,其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从广泛的社会科学(包括伦理学、哲学的知识)中得出的结论,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分析。完整的解读经济学家的政策内涵,既要分析和介绍经济方面,也要分析和介绍非经济方面,特别是伦理方面。更何况,任何的经济政策主张都会影响到社会秩序中每个人的幸福和福利,而利益的追逐是道德问题产生的基础。以最大产出的经济政策为例,美国和俄国都以最大限度的产出和财富的增长为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但是,美国的最大产出量由消费者决定,而由于受到经济体制的影响,俄国的最大产出量基本由中央集权的领导机构来确定。两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完全一样,而其中所隐含的伦理意义却完全不同。由此可见,各国的经济政策是各个国家根本制度和意识形态中核心价值观的产物,无论引导还是跟随某种政策主张,都需要某种伦理体系来指导他们提出建议。因此,弄清楚西方经济学家政策主张中蕴含的伦理价值导向,对于我们认清西方市场经济各种政策的实质及其对我国的适用范围,是极为有益的。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穷则思变”,变革传统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者们的共识,“思变”是形势所需,也是正确选择,但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变”、“向何处变”。实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建立真正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日益成为急需中国政治经济学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困惑面对政治经济学何去何从的困境,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学界就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与争论,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提出“中国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21的问题。就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言,大体上人们提出了两条思路:一是无限西化,二是有限西化。
无限西化论者认为,政治经济学既然已经滞后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无法解释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对许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也无力进行阐释与说明,证明它已经是过时的“无用之学”,而西方经济学却被证明为“经邦济世之学”,是“有用之学”,经济学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就是西方经济学,因而要无限西化,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完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有限西化论者则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滞后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是因为它是源自前苏联的教条主义,因此,要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把政治经济学和着眼于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西方经济学从不同层面融为一体,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嫁接”到政治经济学中,使之融合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某种新的经济理论,实现有限度的西化,这样,就既能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又能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内容,从而指导好中国的改革与发展¨1。
毋庸置疑,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创造的共同文明成果,它对市场经济模式下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对我国经济运行的有益有用之处,应该正确对待和借鉴。但无限f『ti化论的观点肯定是不可取的。首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是建立在制度成熟的假设前提下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和解释,“在南为橘,在北为枳”,在缺乏相宜的文化习惯和相适的成熟制度的情况下,不是借鉴其有用的成分,而只是不加区分地无限西化,注定是水土不服,只能治标不治本。其次,西方经济学本身也存在着危机与变革H],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客观地评价说:“标准理论已日益数学化,雅致而又精确,同时,也Et益未能正视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出于对西方经济学现状的忧虑,他不无失望地说:
“经济学向何处去并不明朗。”
相比较而言,有限西化论的想法是可行的,大方向也是对路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也应该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有用之处,但中国不仅需要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巩固、或者更确切说是恢复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以及结合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简单地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管理办法和政策措施等“嫁接”到政治经济学之上,拼凑出某种新的经济理论,主次不分而缺乏内生或内省,缺乏创新与发展,“根基不稳,何以缠藤?”其结果很可能只是拼凑成“四不像”,会因为缺乏底蕴或不兼容而“死机”。
可见,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不能是无限西化的“拿来主义”,也不能是有限两化的“拼凑主义”,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出路到底在嘤二、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主体性和国度性在探究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考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最常见的回答是: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以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阐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人们常常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那句话——“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6J——来证明这一规定的正确性。
对政治经济学作这样的规定看似正确,实则不全面,它只回答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有“谁来研究”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体问题。最早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法国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代表的是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马克思虽然在《资本论》中的那句话里只提到了研究对象,但《资本论》从头到尾体现的都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早在1843年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它就将自己的立场定位于无产阶级;而且从一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着眼点放在劳动上,由此展开自己的逻辑,他认为自己与旧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来批判资本统治的经济社会制度H一。
所以,要全面回答“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不能不规定“谁来研究”,即研究主体的问题。实际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身也暗含着要全面规定“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就有包括主体性问题的要求,因为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利益关系。由此而言,将政治经济学规定为“特定阶级对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和阶级利益的总体概括”¨’就更为准确、全面。
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其主体性,即研究者是站在谁的立场上,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因为经济是人的经济,经济矛盾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由于阶级利益和意识的不同,对同一个经济矛盾因立场和主体的差别,会得出不同的理论规定。经济问题又往往涉及诸多利益主体,不同利益主体对同一经济问题的看法是不同的,解决方法也是不同甚至对立的,经济矛盾就是不同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对立统一【9 J。
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确,考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考虑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问题。这是一个立场问题,也是决定中国政治经济学出路的先决条件。
西方经济学有没有主体性?西方经济学总宣扬自己抛弃了阶级性,是“纯技术”、“纯数理”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纯粹的客观规律”。但他们的研究总是建立在严酷的假设前提下,而这些假设前提的背后,隐藏的就是他们代表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主体性,西方经济学具有更强的主体性!却不敢像马克思公开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样,宣称自己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因而也就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其次,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还要考虑“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世界性的社会科学,但其世界性是体现于各国特殊性的政治经济学当中。自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来,国家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也是一个经济范畴,它不仅是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单位,而且直接制约着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部门,经济生活也因此具有国度性,而经济生活的国度性也就规定和制约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事实上,从政治经济学的初创期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时期,乃至政治经济学以及列宁的经济学,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未能超脱国度性。坚持和承认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必要环节【l0】。
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其经济矛盾的特殊性是明确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不仅因为中国有特殊的经济矛盾,更在于我们是中国人,是从中国人的立场、利益、意识来进行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应具有主体性的观念和方法,在借鉴外国经济学成果的同时,形成自己对经济矛盾系统的认识,并由此而专注于对中国经济矛盾的揭示和论证‘8l。 ,、由此,可以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中国人的思想成果,是中国的特定阶级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理沦规定和特定阶级利益的总体概括。考虑“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要考虑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问题,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础和立足点。
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思路变革与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首先就要明确其主体性和国度性。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中国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体,而是生活于中国经济矛盾中并要求解决这个矛盾的中国人,是为争取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应该是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和劳动者利益的总体概括。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则要求我们要立足于中国国情,运用中国人的智慧来揭示与论证中国的经济矛盾。
明确了主体性和国度性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思路就不能是无限西化,也不仅是有限西化,而应该是内生外化,内生为主、外化为辅,即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劳动者的立场、利益和意识来揭示与论证中国特殊的经济矛盾。虽然也借鉴外国经济学的成果,但不是简单的“嫁接”或者机械拼凑,而是以主体性的观念与方法,内生成自己对经济矛盾系统的认识,这是它与有限西化论的根本区别。
它不是“拼凑主义”,更不是“拿来主义”,而是“内生主义”,即在国度性基础上明确主体性,以劳动社会主义为导引,运用内生外化的辩证系统抽象法规范主干概念的运动与联系,系统地揭示与论证中国经济矛盾,进而探讨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实现和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的途径哺j。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由于经济矛盾是不能自行表述其内容和规律的,只有经研究主体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自己及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和意识进行概括,形成其主体意识,总结上升为主义,并在一般性的主义引导下,实证抽象,揭示和论证经济矛盾,才能“主观”地对经济矛盾作出理论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也就决定了导引它的主义只能是劳动社会主义,即劳动者在争取建立、完善公有制和民主制进程中的自由发展。
科学的方法论是科学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基础,深入研究和科学界定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完成政治经济学变革的先决条件【11|。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当继承中国传统之内省外化系统思维,并借鉴吸收西方外在系统思维,根据现代中国劳动者的主体性,注重研究者本人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探索,形成与其主义相统一的方法论,这就是内生外化的辩证系统抽象,其两个主要环节就是“内省”或对自己价值观和利益、意识的内在规定,以及辩证的系统思维。
抽象思维的特点,就是形成并运动概念,以概念运动为核心,进行比较、分类、归纳、分析、综合、论证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范畴是对客体、对象层次及其内容的界定,这种界定是形成概念的基础或第一个环节,它包含着规定特定对象范围或矛盾层次的各概念。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并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外国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演绎或运用,而应该是代表中国劳动者这个主体,以其劳动社会主义所要求并体现的辩证系统抽象法,对中国经济矛盾揭示和论证的概念运动关节点,是规定经济矛盾各层次的主干概念。 ·政治经济学是揭示与论证经济矛盾的科学。经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其矛盾是现实存在的,是有意识在交往中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人,以劳动改造人类自身过程中表现的矛盾状态。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矛盾的研究,是代表一个社会群体表达其经济利益和意识,并由此来规定经济矛盾。对中国经济矛盾系统的揭示与论证,自然就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中国为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目的,应该是探讨中国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实现和素质技能提高的途径,认知障碍变革的因素和势力,克服这些势力,解决它们与劳动者自由发展的矛盾,这也就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教改
一、引言
西方经济学是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一般抽象和概括,是经济管理类相关专业基础课程。西方经济学依研究对象,可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工商学院开设这一课程侧重于培养应用型人才。例如:“边际效用递减理论”、“谷贱伤农”、“通货膨胀”、“充分就业”等经济学理论都是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因此学好西方经济学这门学科对于市场上的经济现象、国家的宏观调整政策都会有深刻的理解。国内一些学者有关西方经济学的教研教改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卫华(2010)认为在教学改革中,关键要处理好夯实基础与提高学生能力的关系,基础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关系等。申益美(2011)认为《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要以“任务驱动、项目导向”为指导,在教材编写、教法创新等方面进行改革。徐瑛楠(2012)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考试形式三方面分析独立学院的教学现状,并得出相应的改革对策。汤向俊(2013)针对课程街接、教材建设、教学方法等方面的问题,指出应从分层次教学、强化案例教学、改进考核方式等方面,增加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一)教学内容庞杂、理论性强。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是一整套庞杂的理论体系,涉及到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个领域。其次,西方经济学是由众多经济学派的经济理论构成的,理论观点各不相同,庞杂的理论体系,给学生增加了很多学习困难。(二)教学过程中大量使用抽象的数学工具。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首先要设立抽象的模型,建立假设前提,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影响因素剔除,然后运用数学符号去代替现实经济主体复杂的行为活动进行分析。例如用微积分求极值,极限的知识,而函数和图形在西方经济学中应用更加普遍高职学生一般数学基础都比较差,再加上是低年级学生,造成学习时很难理解的现状。此外,很多经济学名词和公式是其英文的缩写,这就给很多英语基础差的学生造成了困难。(三)理论来源于实践,与经济实际密切联系。西方经济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其立足的根本是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现状。而我国对西方经济学课程研究时间较短,教材中的大部分内容,是直接翻译国外教材而来。一方面,翻译过来的语言晦涩难懂;另一方面由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同,造成了理解上的偏颇,例如对“理性人”假设的理解。因此,要学好西方经济学,就要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我国经济实际密切结合。
三、我院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主要问题分析
(一)西方经济学教材建设问题。目前国内西方经济学教材层出不穷,选择一本适合我院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尤为重要。大部分教材将原版的西方经济学翻译过来,原封不动的拿过来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是在西方国家的背景下产生的,适不适合我们国家,哪些适合,哪些不适合是有待确认的。有的教材重理论,轻应用。理论介绍、相关定理证明特别多,但缺乏利用经济理论结合市场中经济现象进行解读与分析。我院现在使用的教材是西方经济学编写组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老师们对这本教材褒贬不一,关键看这本教材是否与学院培养人才的目标相一致。(二)教学手段、方法落后。目前,教师们普遍采用传统板书教学与多媒体授课相结合的方式,但多数教师仅把多媒体当做教材文字的呈现工具,课件制作粗糙,内容简单,多以文字为主,并没有真正发挥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作用。由于“西方经济学”课程内容有其特殊性,即既有文字性的理论知识,又有数字、模型、图表等分析方法,所以,目前采用的教学方法还不足以将本课程内容很好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学生学起来普遍觉得比较难。(三)考试形式单一,内容枯燥,不能真实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效。作为专业基础课,“西方经济学”一直以考试课的面目出现,但目前学院对本课程的考试形式仍然是以闭卷考试为主,考试内容也多是书本知识的简单再现,缺乏应用性强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题目,使学生们陷入死记硬背之中,不利于知识的活学活用,学生们甚至在考完试就将本学科大部分的知识点忘光,这样非常不利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四、“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对策
(一)鼓励教师自编教材。教材是教师教学及学生学习的载体,教材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国内西方经济学教材体系建设层出不穷,西方经济学作为我院基础性学科,是每个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但是每年西方经济学的挂科率都比较高,学生反映比较难,重难点不突出,本人认为结合我院培养人才要求,教师在上课时理论部分,比如供求理论一定要讲透,将理论和案例结合起来分析一些简单的经济问题。所以,在进行教材编写时要根据需要进行调整,比如微观经济学中的供求原理、均衡理论、生产理论、分配理论和宏观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宏观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等要重点讲解,应排在教材的前面,相对不太重要的内容简化或者直接删掉。编一本重点突出,有理论有案例有习题的教材。(二)强化案例教学提高创新能力。生动有趣的案例可以有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升学习效果。例如用简单的需求弹性理论就可以解释“薄利多销”的经济现象。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就可以解释“第二杯半价的现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在市场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所以既可以加深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又可以帮助学生们理解生活中的经济现象。(三)改进考核方式。恰当的考核方式对引导学生的学习方向,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很重要的。以我院为例,西方经济学考核方式大多以闭卷的形式,期末卷面成绩占70%,平时成绩占30%,其中平时成绩中包括出勤、课程回答问题、平时作业情况等。转变为结合实践教学过程,期末考试占50%,平时成绩占20%,实践成绩占30%。通过这种转变,学生的总成绩由完全依靠老师划重点背课本,变成了靠自己在一学期中的不断积累的成绩。但考核方式仍需要不断完善,例如增加案例搜集、小论文等考核方式,在以后的教学中需要继续探索。
五、总结
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建设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长期的努力与外界支持才能做好课程的教学。总之,针对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有着利于教师也利于学生,既能够促进教师的教学氛围形成,也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乐趣,使学生主动去学习,认真去学习,并且乐于去学习。作为对西方经济学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本人来说,培育课程教学的优势,探求最佳的教育模式是我一直不懈努力的,所以为了将使广大师生受益,在今后的建设过程中还得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1]卫华.《西方经济学》教改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J].北方经贸,2010,(06):13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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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瑛楠.独立学院“西方经济学”课程教改探讨[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2,(11):176-177.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