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养结合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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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的看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中医学； 脾胃病； 学术总结； 梁乃津
1 主张经典医籍和后世各家学说并重
梁乃津教授一生潜心研究中医基础理论，他认为，中医经典性著作是学习和研究中医必不可少的，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几座光彩夺目的丰碑，也是奠定中医理法方药的代表性著作。他自入医门始，便潜心研读《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等经典医籍，并在学习中颇有心得，融会贯通，熟谙阴阳五行学说，重视中医学的整体观、辨证观，并一直用于指导临床。他根据五脏相关从肝论治脾胃病，根据邪正关系采用标本兼顾治疗疾病等，往往得心应手，屡用屡效。同时，梁老尊古并不泥古，曾说过：“医经确是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更有不尽之处。这就需要后世之修正、补充、完善和丰富。”他认为，宋金时期之后，百家争鸣，名家辈出。新学论肇端了北宋庞安时之寒毒学说；金元四大家如刘完素的火热论、张元素的脏腑病机论、李杲的脾胃气之源论、朱震亨的阴常不足论，还有清代温病四大家叶桂、薛雪、吴瑭和王孟英等新学说如雨后春笋般的不断涌现，使整个中医学术诊疗体系得到突破和飞跃。梁乃津还十分推崇民国和建国以来如张锡纯、孔伯华、施今墨等吸取新知的中西医结合杰出者，并对以上医家的学说潜心研究，集各家之长，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
2 提倡中医药为主，并重视中西医结合
梁乃津教授中医基本功扎实，熟谙四人经典和后世各家学说，同时注意学习和运用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医学的先进理论和手段，一贯主张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他非常推崇近代名医张锡纯所著的《医学衷中参西录》。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发表过数篇有关中西医结合的论文，倡导中西医理论应互相验证，互为弥补，取长补短。尽快利用现代科学手段以发展中医，提高中医，完善中医。梁老在临床中除了以中医传统理论为指导，采用中医的四诊手段对疾病进行辨证施治以外，还往往结合西医诊断，并根据疾病的基本病理和中药传统药性与现代药理学而遣方用药。例如，在治疗慢性胃炎之胃脘痛时，除了辨证施治外，还根据胃镜及病理检查是否伴胃黏膜的溃疡、出血点、息肉、异型增生和肠腺化生等，选用具有改善胃黏膜血液循环、消除炎症细胞浸润、防止组织异常增生的活血祛瘀药，如三七、血竭、莪术等；根据是否有幽门螺杆菌(HP)感染，选用具有清除HP作用的清热解毒药，如蒲公英、黄芩、人工牛黄等。他认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临床新思维，并不违背中医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精神，而是克服了传统中医对疾病微观认识不足和辨证思维方法上的某些局限性，也弥补了西医对疾病过程中机体整体反映及动态变化重视不够的弊端。他融会中西医之长于一炉，从而大大提高了临床诊疗水平。梁老一直认为，中医与现代医学结合更能显示出优势，主张中西医双方应该围绕着认识疾病、提高疗效这一共同目标，从实践中检验各自的理论与方法的长短，为创造新理论、新疗法而奠基。
梁乃津教授不但在临床中积极研究中西医结合模式，而且对中西医结合的教育工作也十分关注。他曾多次撰文探讨中西医结合教育的思路和方法，认为自开办中医学院以来，中医入学均统一考试，中西医的培养条件比较接近，新一代的中医学者在中医的医疗和教学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不但要组织西医学习中医，也应该根据条件，组织中医学习西医，从另一角度培养中西医结合的骨干力量。不要顾虑中医学了西医就会丢掉中医。中医学习西医应着重在基础理论及其实验手段方面，尽量学得透彻一些。他始终认为西医学习中医和中医学习西医，是造就中西医结合骨干队伍的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这两种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由于成长过程的不同，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以及逻辑思维的方法就会有具体的差异，在科学工作中，有种种不同倾向是大好事。总之，在中西医结合的过程中要重视中医理论。两种医学的结合不是以一方强加于另一方，或者以一方否定另一方，主张，尤其要重视存异。中医学若失去自己的理论特色连生存都成问题，更谈不上中西医结合了。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现时正在进行的中医药现代化工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3 强调病人为本、疗效为先，主张多种治
疗方法的结合
梁乃津教授一贯奉行病人为本、疗效为先的行医宗旨。他认为业医之目的，根本在于以高效快捷的手段为患者解除痛苦、挽救生命。因此，治疗宜多方法、多途径，不必拘泥于中医与西医界限。他极力主张治疗方法要“三个结合”：(1)中药与西药结合，即在以中医药为主体的基础上，对危、重、急之症，有必要地结合使用应有的西医药，以取西医药之长补中医药之短。如对胃脘痛并发呕血和黑便者，结合使用西药以止血和抑酸；对胸痹之真心痛者，结合使用西药以扩张冠状动脉和镇静止痛。(2)整体治疗与局部治疗相结合，即可通过内服或注射法给药，对某些病症还可结合局部用药法，如外敷法、灌肠法等。(3)药物疗法与非药物疗法结合，即在使用各种药物的基础上，结合使用如针灸、按摩、物理疗法、体育疗法、饮食疗法、心理咨询以及现代科学介入疗法等。梁老的“三个结合”临床思维的本质是以病人为根本，以疗效为中心，形成了对疾病较为合理的诊疗体系，对当代中医院的临床工作仍具有借鉴意义。
梁乃津教授对中药剂型的使用颇有体会。除了汤剂之外，还结合使用丸、散、片、胶囊、浸酒等剂型。他所擅长治疗的脾胃病多为慢性病变，反复发作，需要较长时间的调治。使用中成药不但简便易服，适合家庭备用，而且量少效高，节约药源。因此，梁老针对各种疾病的主要病机，根据其积累的经验研制了各种剂型的新药，如胃乃安胶囊、金佛止痛丸、胃爱片、梁氏抗风湿冲剂与酒剂等，方便了患者使用。同时为了克服固定的药方不能随症加减、有局限性的缺点，梁老采用汤剂与成药合用，长短互补，其研制系列中成药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对剂型改革意义深远。其中胃乃安胶囊和金佛止痛丸两项科研成果获得1985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并由广州中药一厂生产为中成药，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4 擅长治疗脾胃病，亦专于治疗疑难病
4.1 治脾胃病 梁乃津教授尤擅长治疗脾胃病，认为慢性胃炎的主要病机是脾胃虚弱，气滞血瘀，热瘀湿困。辨证论治主张从肝脾胃入手，遣方用药往往通补并用，标本兼顾。他认为，“调肝理气是遣方的通用之法，活血化瘀是遣方的要着之法，清热祛湿是遣方的变通之法，健脾和胃是遣方的固本之法，其他治法是遣方的辅助之法”［10］。运用该理论指导治疗疑难脾胃病患者，屡获奇效。镇痛丸、金佛元芍汤均为梁老治疗慢性胃炎之验方，被后辈用于临床，每奏良效［9，27］。萎缩性胃炎是胃癌癌前病变之一，梁老临证强调本病“疼痛多为虚实挟杂，治当通补兼施；痞满多属寒热错杂，治宜温清并用”［20］。
梁老治疗胃脘痛强调“辨证为主，证病结合；其痛在胃，其系肝脾；调治肝脏，以安胃腑：胃脘痛证，虚多于实，实在寒、热、气滞，虚在脾胃虚弱，胃阴不足”［8］。如1989年，患者周某因胃脘痛屡治不效，体重持续减轻，胃镜诊断为“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辗转求治梁老门下，处方如下：黄芪、党参、白花蛇舌草、白芍、谷芽、麦芽各30g，郁金、佛手、延胡索、川厚朴、乌梅各15g，半枝莲20g，三七末(冲)3g。水煎服，连服4周，胃脘胀痛明显减轻，胃纳增进，舌苔薄白，脉细弱。继用健脾养胃、疏肝理气、活血化瘀为法。处方：黄芪、党参、白芍各30g，沙参、麦冬、郁金、佛手、延胡索各15g，三七末(冲)3g。并随症加减，配服“胃乃安胶囊”，连服4年半，病人症状消失，体重增加，胃镜复查及病理活检结果示“慢性浅表性胃炎”。继续服用胃乃安胶囊以巩固疗效。本病例病机属本虚标实，以脾胃气虚为本虚，气滞血瘀、湿郁化热为标实，故治疗着重清热祛湿，兼以健脾益气，待湿热已去则滋补通三法并举，守法守方。
梁乃津教授治疗消化性溃疡经验丰富，擅用清热制酸扩膜止血法，以大黄、海螵蛸、白及、珍珠层粉等为基础方，结合辨证配伍，强调“配泻火降泄药，治热伤胃络出血；伍活血祛瘀药，治胃络血瘀出血；佐补气养血药，治气随血脱出血”［21］。而对于老年胃溃疡的治疗，梁老强调其“本为脾胃虚弱，标系气滞血瘀，治以健脾养胃，行气活血清毒”［17］。1990年，患者曹某因饮食不当患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并幽门梗阻，反复胃脘疼痛并出现恶心呕吐症状，各大医院中西医治疗均不效，请梁老会诊。处方：黄连、橘红各10g，竹茹、法半夏、枳壳、郁金、佛手、延胡索各15g，蒲公英、白芍、海螵蛸各30g。嘱其稀粥饮食，服3剂后胃胀痛欲呕吐缓解。再服原方7剂，病人胃部症状消失，但见口淡，舌淡红，苔少津。辨证为气阴不足，气滞血瘀，改用太子参、党参、白芍、海螵蛸各30g，沙参、麦冬、郁金、佛手、延胡索各15g，三七末(冲)3g，珍珠层粉(冲)1支为基础方，并随症加减，再服药1个月，胃镜复查显示为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愈合期。本病例标实为急，本虚为缓，故先行清、通、降三法治标，待标实有减则标本兼顾，通补并用，通而勿伤，补而勿滞。
对于单纯性便秘的治疗，梁老根据大肠性喜润泽，传导糟粕以通降为顺的特点，认为中医药治疗本病应以油肠，行气降气为主。常选用火麻仁、郁李仁、柏子仁及枳壳(或枳实)、厚朴、木香(或沉香)等，结合辨气血阴阳虚实加减治疗，取得较好的疗效［24］。
4.2 其他消化系统疾病 梁乃津教授擅用清热通腑法治疗胆石症并发症，认为胆为奇恒之府，内藏清精之液，以通降下行为顺。肝与胆相表里，肝主疏泄，参与胆汁分泌与排泄。倘若情志所伤，外邪所犯，则肝胆失于疏泄；或饮食不节，脾伤湿生，妨碍肝胆疏泄；肝胆气机失畅，泌泄胆汁阻滞，气血胆汁结聚不散，积于肝胆发为胆石［14］。
梁乃津教授认为，肝硬化多为感受湿热蛊疫之毒，或长期嗜酒及肥腻，以致脾失健运，肝失疏泄，湿生气滞，血运不畅，肝脾脉络血瘀而发病。辨证着重于调肝健脾，行气活血，清热祛湿。梁老辨治本病失代偿期所出现的腹水、上消化道出血及肝性脑病昏迷等颇具特色：消腹水，利水消胀为主，兼行气活血补虚；治出血，收涩止血为先，或泻火养阴益气；醒肝昏，芳香宣窍宜早，并清热化痰辟秽［12］。
4.3 杂病 梁乃津教授运用中医药治疗杂病亦每每奏效。认为杂病的治疗要辨证准确，初病在经可行气活血，久病入络脉必化痰祛瘀通络，在治疗上配虫类药通窜搜络祛瘀，攻补兼施。其弟子［26］“总结了梁乃津教授临床使用虫类药的经验，如治疗顽痛证(血管性头痛、类风湿性关节炎、腰椎骨质增生、慢性咽炎急性发作等)。梁乃津教授告诫后辈，若滥用误用虫类药，则有可能出现各种毒、副反应以及过敏反应，所以，不宜用量过大过久；对体弱老幼、过敏体质者慎用；若发生不良反应立即停用，并要积极处理［13］。对于前列腺肥大，梁老认为乃肺脾肾虚，湿热瘀阻所致，治疗强调益气化瘀、虚实并治，内外结合、食疗同治［16］；慢性阻塞性肺病本属肺、脾、肾虚，标乃风痰瘀阻，治标以风痰为先，固本以补肾为要［25］；老年病病机特点是脏腑虚损、阴阳失调、气血亏虚及痰瘀阻滞，具有本虚为主，兼夹标实，正虚易致邪犯，邪犯加重正虚的内在联系，主张治疗应补虚为主导，祛实慎攻伐，缓急辨分明，标本同施治［12］。
梁乃津教授治病善于将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紧密结合，遣方用药往往通补并用，标本兼顾。治疗手段多样，根据病情需要采用外敷、灌肠、针灸、理疗等局部给药方式，必要时运用西药。梁老不但诊治脾胃疾病疗效卓著，对肠道疾病、老年病、痛证等多种疑难杂症均有独特的经验，值得中医后学者继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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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的看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先秦时期 养生思想 分类 内涵
1.前言
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养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一直以来都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而先秦时期由于百家争鸣，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为各种思想理论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养生思想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比较完善的发展。养生思想不断发展和沉淀，它对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养生思想做研究和总结，对于现阶段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都有着现实的意义。
“养生”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内篇》中。所谓养，就是保养、培养的意思；所谓生，就是生命、生存、生长的意思。养生，就是根据生命发展规律，采取一定的方法，以达到提高生命质量的目的。养生是基于古代先人对天人关系和对自身的认识之上，通过自我修习锻炼，达到心灵净化，气血通和，最终追求人与自然的相互和谐。养生最基本的作用是防病治病，强身健体，通过运用一些养生法的锻炼，以达到人体生理和心理的平衡。此外通过调身、调息、调心之法还可以起到开发智力，激发潜能的功效。
先秦时期由于百家争鸣的影响，各种思想相当自由。养生在这一时期也比较丰富，不仅有儒家的养生，还有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的养生，同时还有中医的养生，这些都为之后养生思想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下我对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儒家、道家、中医的养生思想分别进行论述和总结，希望能够体现出各种养生思想的实质和内涵。
2.儒家的养生观
儒家的养生观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其特点就是以人与社会为核心，以礼制心，注重内心修养和社会实践。儒家养生的方法最早是由孔子总结和归纳出来的。孔子生活在24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这一时期医学极不发达，生产力相对落后，就是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孔子仍然活到了73岁，可谓长寿。孔子提出养生三戒：“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即是根据人的年龄不同、生理特点不同而提出的具体养生方法。此外，孔子还提出了“仁者寿”的养生理论，如他在《中庸》中提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大德必得其寿”，意思是只有具备高尚道德修养的人，才可获得高寿。孔子还对饮食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论语・乡党》）从而明确指出了食物要精细，烹调要得当，进餐要定时，变色、变味、腐败变质的食品都不宜食。这些饮食卫生要求，是减少疾病、增进健康的重要一环。
孔子的这些养生观念和思想集中体现了追求人与自然相互和谐共存的目的。人不能违反自然的规律去进行发展，人的生活起居、饮食等都必须按照这样的规律去进行，而且只有追求高尚的品德这一途径才能获得长寿。所以只有不断地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遵循自然界的发展变化规律，人才能达到最终目的的养生。孔子的这些养生思想是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联系起来，并不是单纯地追求个体的长寿，体现了一种积极的、扩张的、经世的态度，这些思想都完全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实质。
3.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养生观
道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道家的养生观从老子和庄子的一些思想中就能看出端倪。老子认为人是天地间万物之一，而万物源于“道”，所以道就是宇宙天地万物的本原。《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都表明道是天地万物生成发展所应遵循的终极运行原则，一切都应顺应自然的规律。这些思想体现在养生方面，就可以认为人应该遵守自然的规律即顺应天道。此外老子还提出了“贵生”的思想，将人的生命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表达了一种对生命的热爱之情。庄子和老子的思想一脉相承，他对养生的看法更为具体，他认为养生首先要养形，其次要养神，养神的最佳方法就是“弃世”。就是忘记世事的是非价值，顺其自然。这样做形神才会“无累”，才能达到得“道”的境界。老子和庄子谈养生，实际上是在从另外一个角度阐述“道”，以及顺其自然的道理。
此外，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中还有以“静”来养生的观点。《道德篇》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伤，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庄子・在宥》曰：“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当守形，形乃长生。”等等，这些都是典型的以静养生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动”是劳神费体，过多地运动导致过多地消耗，当人体的精、气、能量耗尽了，就自然导致生命的终结。所以引出了“龟虽寿”的现象，认为在动物界中龟的运动量最小，自身的新陈代谢也接近于零。正是这种状态使龟节约了大量的生命能源，所以生命也可一直延续。这些思想都认为静是动的根本，静也是动的最终归宿。
先秦时期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养生思想注重的是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推崇坐忘与内视等以静为主的方式来进行修炼，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
4.中医养生观
自古以来，治病就是一种养生的方法。中医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
它吸收了当时广泛流行的阴阳、五行、中和等观念，并结合实践确立了以医养生、养生为医的观点。
首先，中医养生认为人生活在自然之中，顺应天时和季节气候变化是非常重要的方面。《黄帝内经・素问》曰：“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疴疾不起，是为得道。”在自然界中“四时”就是每年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人与自然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界的变化会影响到人体的各个方面，人体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来维持生命活动，即顺应天时。而违背了这种规律则会灾难重生，人就会生病。所以中医养生中首要的思想就是要顺应天时。
其次，中医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饮食不节，伤及脾胃，就使人多病早衰。《黄帝内经》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这说明饮食应该全面，不能偏食，营养也要全面，应该把不同的食物搭配起来食用。另外饮食还要注意五味的调和与饮食有度，不可暴饮暴食。这些都是中医对于饮食方面的要求。
最后，中医在养生方面还提出应该动静结合的观点。人是有机的整体，经常运动会使人精力充沛，身体健壮。《黄帝内经・素问》说：“久视劳血，久卧伤气，久坐伤内，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五劳所伤。”这都说明养生更应该注意动静结合，要动静兼修，动静适宜。人在运动时应该顺应自然，动于外而静于内，动主练而静主养神。“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也正是这一观点的体现。
5.结语
儒家、道家及中医养生的思想在先秦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国传统的养生思想和理论也是与这一时期的辉煌发展分不开的。虽然它们之间在养生方面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总体上都体现了人应该顺应自然界的规律，不能破坏和违背规律行事，并且反映了“天人合一”思想，追求一种人与自然相互和谐发展的理想境界。所以说先秦时期养生思想的发展为之后养生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明确了发展方向。我们在研究、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的养生思想之后，更应该明确现阶段我们要不断地发扬和继承民族传统文化，不断地与先进的理念和文化进行融合和促进，为我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做出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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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的看法范文第3篇
[中图分类号]R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210（2007）02（b）-013-4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术的基本特色之一，研究者颇多，但也有一些问题至今仍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就近20年有关辨证论治的热点问题作一综述，以期能为该类课题的研究者提供参考。
1 证的概念与本质
1.1 证的概念
对于证的概念，众说不一，主要观点大致有四类：一是证据，认为“证”是证据、证验，此定义是从字的本源出发[1]；二是证候或证候群，如韦黎认为近年来某些所谓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工作中，某些内容是不折不扣的证候群模式[2]；三是各因素的综合概括。2004年结题的科技部基础性工作项目“中医药基本名词规范化研究”课题组给出的证的概念为：证是对疾病中一定阶段的病位、病性、病势及机体抗病能力的强弱等本质的概括[3]；四是机体在疾病中的定型反应形式[4]。
1.2 证与证候
证与证候等同说。证与证候的含义由于历史的渊源和词义的变迁，至今学者尚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二者是同一个概念，如《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即认为：“证，是证候的简称，其含义是证据或征象”[5]。证包括证候说。徐木林等通过对《伤寒杂病论》原文的剖析，认为“证”是由证候与病机组成的统一体，即证候是证之外候，是病机的证据，病机是证的内在本质，是证候的根源，证候与病机组成“证”[6]。
证与证候平行说。持此观点的学者多认为二者是本质与外在表现的关系。刘进等认为：从现实来看，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证候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出现的各种症状的概括[7]。郭蕾、王永炎、张志斌提出证候是一个非线性的“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和“多维界面”的复杂巨系统，包括“证”与“候”两个方面。证，是指对疾病所处的一定阶段的病机概括，或非疾病机体的一定阶段的机体状态的概括；候，是指这种病机或状态的可被观察到的外在表现[8]。这里，证与证候仍是本质与外在表现的关系，只是证又拓展了非疾病机体的一定阶段的机体状态的概括含义。朱文锋等亦撰文建议从概念上这样区分：“证”为病变的本质，“证候”为证所表现的现象[9]。
1.3 证的本质
有关证的本质，有些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看法。如朱文锋认为中医“证”的概念是哲理、医理与临床实践的结合，它源于临床，具有客观实在性，但又是一种抽象了的理念，用现代方法难以实证。中医学对于“证”的研究，要扬长避短，采取以“虚”统“实”的思路[10]。门九章、韩向东提出为揭示“证”的本质，应明确中医“证”与西医“病”的关系；为揭示“证”作为有规律的病理表现这一本质，凡属同“证”，不论何种“病”，皆进行尽可能多的指标检查；寻找微观指标与客观表现的共变关系临床工作完成之后，就可以进入实验研究阶段[11]。陈小野提出证候实质研究中的弱特异性，姚魁武、王阶针对这种弱特异性，提出应从规范中医理论概念、继承发掘古代文献精华与当代专家的系统调研相结合、进行大样本的临床研究、应用现代科技等多方面入手，探索中医证候的实质[12]。
王旭东提出证的本质是疾病的现时状态或机体功能的现时状态[13]；危北海也认为“证是机体对病因的整体反应状态、抗病调控反应状态”[14]；祝世讷认为“证”在本质上是功能性病变，“病”在本质上是器质性病变[15]。孙屏蹇等认为中医学反映邪气的损伤表现就是“病”，证机是人体对外来刺激的反映机制和自我调节机制[16]。
宋红普试图从体质与证的关系中挖掘证的本质。他提出体质和证密切相关，体质因素决定着疾病的发生与证型，决定着证的转归和疾病的预后，体质和证共同反映着人的生理病理状态[17]。匡调元也认为体质往往决定着他的生理反应的特异性及其对某种治病因子的易感性和所产生的病变类型的倾向性[18]。王琦则认为：体质与证既有着本质的差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证的背后或多或少体现着个性的体质特点，但在一定情况下，某些证候与体质状态并不一致。当某些疾病超越体质制约的过程时，则又反过来影响体质的改变[19]。
2 辨病与辨证
2.1 二者关系
多数学者认为一般情况下病与证是相随的，二者应结合起来运用。如徐永昌等撰文从历史的角度认为辨病辨证论治一直是中医的精髓[20]。杨维益等提出有关辨证论治的六个方面的令人困惑的思考，认为在“上面提出的六个问题未能满意解答之前，我们应当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并重，不要厚此薄彼”[21]。周仲瑛在谈到辨证与辨病时也认为二者有相互补充的关系[22]。刘保延、张志斌从古典医籍有关外感病辨证方法的梳理中，得出每种辨证方法都是以一类疾病为基础，每一种辨证方法所辨之“证”必须与作为基础的“病”相结合[23]。
2.2 辨病之“病”是西医的“病”还是中医的“病”
徐永昌等提出在疾病某个阶段“无证可辨”，如某些恶性肿瘤、高血压、冠心病等，早期诊断只能是西医的诊断仪器和化验及病理检查等，中医治疗的根据只能是对同种疾病积累起来的治疗经验和中医现代的研究成果，可见这里所说的辨病主要指辨西医的“病”[25]。余瀛鳌数十年来从事临床诊疗和文献研究，一直认为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的结合非常重要，他本人始终着力于“通治方”的研究和临床运用。对于“病”，他认为不只是中医病名，应该说，西医病名已经占有了相当重要的位置[25]。
周仲瑛则强调中医的辨病不能单纯理解成辨西医的病。中医的病名内容很多，有些至今仍有特殊意义，如中风病。对现代医学病名的认识，也必须以临床表现和病机为依据，切忌“对号入座”。如西医的“糖尿病”不等于中医的“消渴”，而中医的消渴，也绝不仅含糖尿病。那种认为中医只有辨证，而辨病仅是指西医病名诊断是不够全面的。由此看，周老主要是强调辨中医的“病”[22]。
岳美中在晚年总结一生治疗经验指出：“我们体会到若能不停留于辨认证候，还进而辨病，辨病名（包括中医病名和西医病名），论治注意古今专方专药的结合运用一定成果更好；同时，也只是在此情况下，因人因时因地制方的作用才更有治疗价值”[26]。这里，岳老明确提出辨病名同时包括中医病名和西医病名。
2.3 如何结合
周仲瑛是辨证的同时根据“病”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药物。如中医辨证同属阴虚火旺证，如见于肺痨，用秦艽鳖甲散；见于失眠，用黄连阿胶汤；见于遗精，用知柏地黄丸；见于心悸，用天王补心丹；见于汗证，用当归六黄汤；见于郁证，用滋水清肝饮[22]。邱德文认为辨证与辨病结合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是辨证分型。这是目前中医临床各科已普遍采用的一种形式。二是辨证论治加专方专药。这也是逐步通过从临床实践积累上升而成的经验总结[27]。余瀛鳌则是用中医的理论分析西医“病”的病机而采用不同的治法。如消渴为西医所说的糖尿病，一般采用益气养阴、清热生津调中，但中医的消渴可能还包括西医的尿崩症、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病，治法就与糖尿病有所不同。同样是消渴，西医诊断不同，其立法、方药往往同中医有异，有时尚须另开施治法门[25]。王今觉则提出辨病证医药学，即在临床时首先根据“病”，研究针对核心征结的药物（核心方药），再对于“病”的个性特征（“证”）进行辨证论治，使用药物（卫星方药）[33]。
3 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
所谓微观辨证，沈自尹的定义是“在临床上收集辨证素材的过程中引进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发挥它们长处在较深入的层次上，微观地认识机体的结构、代谢和功能的特点，更完整、更准确、更本质地阐明证的物质基础……简言之，是试用微观指标认识与辨证”[29]。邱德文撰文认为近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实验诊断、医学影像诊断方法的运用，以及现代检测仪器，检测手段弥补用肉眼观察的不足，使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化[27]。杨维益等也认为：中医的传统辨证方法是宏观辨证，是“知内揣外”、“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观点，而微观辨证就是从检测指标来证实宏观辨证的正确性，是通过寻找一定的生理、生化指标来印证中医的证，从而认识在证出现时人体内部的病理变化，用实验分析补充直观的外象观测和传统的逻辑推理[30]。
4 辨证论治的规范
4.1 寒温统一
这个问题从50年代以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近20年来依然有学者继续提出自己的看法。肖德馨提出以六经概三焦卫气营血的“六经辨证纲要”[31]。邓铁涛则认为从建国以来中医治疗急性传染病的资料来看，主要是采用了卫气营血辨证，因此应该将温病与伤寒统一于卫气营血辨证方法之下[32]。仁则把伤寒温病辨证分析综合，分别从伤寒太阳病与温病上焦卫气分证；伤寒少阳、阳明、太阴病与温病气分证；伤寒少阴病、厥阴病与温病下焦营分、血分证三部分总结异同，并统一为一个辨证体系[33]。万有生则认为应以表里寒热虚实为纲，以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脏腑为目，分为表寒虚实证治、表热虚实证治、表里寒热虚实证治、里热虚实证治和里寒虚实证治[34]。
4.2 证的规范化
当代有关证的规范化自80年代轰轰烈烈展开，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要课题到各个中医研究机构到许多专家学者，都投入大量的精力，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一是病名证名的规范。研究成果有《中医药学名词》、《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辞典》等；二是疾病与证候的分类与结构的规范。如有关证候的国标、行标、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等；三是病证的诊断标准。学者们根据中医古籍记载和临床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已经制定出若干病证的诊断标准。如中风、脾气虚、心气虚、肾气虚证等等。
4.3 辨证论治新体系
相对于寒温统一，还有许多学者试图融合各种辨证体系的优点，形成统一的辨证体系，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观点，方药中的“辨证论治七步”和秦伯未的“十四纲辨证”是其中影响广泛的代表。近20年建立统一的辨证新体系依然是中医界研究热点，如：
徐木林提出的新体系是以五脏系统为核心，其层次结构是五脏系统病名辨证论治；证由“辨证五环节”（即病因、病位、病性、病机、病势）组成，证的层次是基本证复证多级复证；证的核心是病机，病机由三要素组成[35]。
孙屏蹇等认为要综合各种辨证体系，首先要使他们的优势特征结合在一起，如“六经辨证重在病的动态分析，八纲辨证重在病性分析，脏腑辨证重在病位分析”。通过分析，孙氏等认为“病位、病因和体质是形成证候的三大要素，辨证就应在综合临床各种症状和体症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中医基础知识，重点分析三大要素，从而作出正确的证候判断”[36]。
朱文锋认为“辨证”就是要辨别当前证候的部位与性质，这是形成辨证统一体系、方法的基础。归纳辨证的基本要素，“辨病位”包括辨证候部位的脑、心、肺、脾、肝、肾等和辨证候层次的卫分、气分、营分、血分，太阳、阳明等约30项左右。“辨病性”是指辨别证候变化的本质属性，即形成当前证候的本质性原因，包括“气、血、阴、阳、津、精虚、亡阴、亡阳、陷、不固、风、寒、湿、燥、火热、暑，虫、食、痰、饮、水、滞、瘀、血热、血寒、闭、逆、余(毒、脓等)”等约30项内容。明确辨证的60项左右基本要素，由辨证要素组成约150个常见证，约800个规范证名，然后以脏、腑、体、窍病位为纲进行证候归类[37]。
王永炎院士继2004年发表“完善中医辨证方法体系的建议”后，张志斌、王永炎提出：中医证候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的多维多阶的复杂系统，必须引进复杂科学的理念，建立一个既符合现代规范要求，又能够适应临床证候动态多变的复杂情况，合理体现辨证论治圆机活法特色优势的、多维多阶的辨证方法新体系。以象为素，以候为证，病证结合，是构建辨证方法体系的中心理论。证候要素，应证组合是构建辨证方法体系的两个重要环节，这两个环节的关键在于降维升阶。首先是通过证候要素的提取，将复杂的证候系统分解为数量相对局限、内容相对清晰的证候要素；然后通过各证候要素间的组合、证候要素与其他传统辨证方法系统的组合等不同的应证组合方式，使辨证方法体系不再是一种由各种具体证候单纯的线性联系组合的平面，而具有复杂的多维多阶立体交叉的非线性特征，但是通过清晰的证候要素表达与应证组合规律的寻找，这一复杂的辨证方法体系具有可控性[38]。这一构想已被列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正在深入研究之中。
5 辨证论治的发展
5.1 发展和趋势
邓铁涛举例热带病研究对青蒿素治疗疟疾的辨证应用等，说明“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与实践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借助于新科技而不断深入不断提高”，同时谆谆教导：“中医药学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走按照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不能走拿西医理论改造中医、以现代化之名去化掉中医之路，否则将成为中华宝贵文化的败家子， 成为炎黄子孙的千古罪人[39]”。
邱德文总结辨证论治的五大趋势：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趋势；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的趋势；方剂剂型改革的趋势；综合治疗（包括针灸治疗、气功、推拿、按摩及其他非药物疗法、各种自然疗法、药膳、养生康复、心理疗法及音乐疗法、色彩疗法等）的趋势；辨证论治规范化的趋势[40]。
马梦茵、陈家旭总结辨证论治的发展方向：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相结合； 辨证论治和现代医学检查相结合；辨证论治与动物实验相结合[41]。
5.2 对辨证论治的质疑
王旭东从历史角度阐明辨证论治的法则直到南宋之后才确立其统治地位，之前并不是中医的主流。从辨证的角度提出，辨证论治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思维方法，只注重“思辨”，懒于“循名责实”，在其“灵活变通”的特点背后，隐有“保守”的潜在性质；辨证论治取得疗效的高低有很强的主观性，它对许多医学事实缺乏指导和解释能力，这是中医治疗体系难以客观化、规范化的主要障碍[13]。王玉川认为所谓的“坚持突出中医特色”实际上是一个只求稳定不求上进的口号， 是个套在中医工作者头上的紧箍咒，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予以废除[42]。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于辨证论治各方面的研究不可谓不丰富、不深入，从定义、本质、比较、规范各个层次进行了深入探讨，从传统中医辨证方法体系到现代中医辨证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作了不同角度的分析，从国家到地方到个人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物力、财力，获得了一批具有权威性和科学性的研究成果；但是有关辨证论治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取得广大中医工作者的共识，有些研究成果在临床上推广的情况也不太理想，尚需大家群策群力，把辨证论治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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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的看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性；性道德；教育；社会性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伦理道德对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剧烈的冲击，并由此引发了观念上的一系列变化，其中变动幅度最大的当数性观念。性，这一古老、敏感而神秘的话题，如今正困扰高校学子们的心灵。如何正确认识这种变化，如何增强积极应对的能力，如何帮助大学生既能在需要、情感、自我意识、个性乃至人生观、生活态度等方面获得综合发展，也能有效地预防由于性观念偏差、性道德缺乏而引发的一系列对人生来说要付很大代价的错误，作为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高校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德育工作者必须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帮助大学生们健康成长，使他们成为21世纪高素质的现代化的开拓者和创造者。
1 性道德及其特征
1.1性道德释义
我国著名的医学专家吴阶平院士对性进行了界定，他认为“ 和本质上并不仅是生物学性的，而且没有任何别的方面比性领域更能充分表现出精神和肉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性是诸因素，包括自我力量、社会知识、个性和社会准则等与生理功能密切结合的一个高度复杂的体系。”因此，性教育所关注的应是整个人，包括人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等方面。
所谓性道德，简单地说就是指调节两性关系及性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性道德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是正确的、合乎社会发展要求的。与性道德紧密联系的性道德教育则是通过不同的方法，借助不同的方式，培育人们正确的性道德观念，从而避免性犯罪和性错误发生。
1.2性道德的特征
1.2.1性道德具有自然性
唯物主义者从来不否认性的自然属性，认为人的要求及其满足，是一种正常的生理需求。它不仅是人类求生存和种繁衍的必要原动力，是人类“生命意志”的最高体现，而且是人类个体生理、心理发展的必备要素，对人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对健康正常的合理满足，可以释放由性激素传导而产生的性动力、性张力，缓解人们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压力，使人得到肉体的和精神的欢愉，从而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发展。这种性本能的内驱力对性道德的发生和遵守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唯物主义认为，性禁锢、性压抑是违反人性的，坚决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对人性的压制和剥夺。性道德就是因为人的这种自然生理特征而具有生理本能性，使其评判标准也必然打上生理伦理的烙印。忽视正常生理需要，只奉行社会准则而不能享受到“性”的快乐，这样的性道德是伪善的道德，甚至走向新的禁欲主义。
1.2.2性道德具有社会性
性的社会属性是指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人，任何人的性需要、性冲动、性满足都是在社会环境中，在与社会和他人的密切关系中表现和实现的，也就是说异性之间的往、性结合，不是以纯粹的自然方式进行的，而是以丰富多彩的社会方式进行的，人类的性关系已不是单纯的自然关系，而是高度社会化的一种社会关系，它受制于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生产的规律，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宗教哲学思想、道德和美的文化传统以及婚姻制度和民族风情等。性的社会属性，使性本能对象化、具体化，使人们的性关系中除了性吸引、性渴求外，还具有了好感、赞赏、尊重、关心、爱护、责任、义务等思想感情和道德因素；性的社会属性，使人类的性关系脱离了自发性、盲目性，具有了社会规范性和规定性，具有了道德和法律的意义。这种社会化了的性关系，才是真实的、属于人的性关系，才是理智、道德、有益于社会和个人发展的性关系。正如黑格尔所说：“两性的自然关系通过它们的合理性而获得了理智和伦理的意义。”
1.2.3性道德具有隐秘性
道德一般是可以成文的规则，但性道德却因人类对性的隐秘性而不是成文的规则。一般来说，大家对性道德的要求只是默默地遵守，不明文规定似乎也不好说出口，甚至老师和家长也不将其作为教育的内容。不像职业道德一样张贴于墙而让人们去遵守，而是大家潜移默化地、心照不宣地去遵守。社会习惯上把作为性个体的私事，干预较少，因此性道德也跟着隐秘地调整着性个体的行为。这种隐秘性是因人类的隐匿性而产生的。公民正常合法的都必须秘密进行，如果公开就违反性道德。比如，赤身走在大街上或在大街上发生，尽管这些行为是你在家里的自由，但你违背了性道德隐匿性的要求，这也是不道德的。但是性道德对这没有明文的规定，可每一个正常的人都知道怎样去做的。
2 大学生性道德现状与分析
2.1性观念开放程度比较高
就当代大学生而言，与过去的时代相比，他们的性道德观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首都师范大学高德伟教授2001年主持的全国大学生性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对性自由和性解放认为‘应提倡’和‘不反对也不赞同’的各民族学生均超过60% ，承认自己有的男大学生有9.7% ，女大学生有5.4%”。另据中南大学郑煜煌教授2003年主持的对湖南省四所高校理、工、医、文各专业1999级和2000级大学本、专科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25名调查对象中，超过50%的大学生同意婚前，超过30%同意可以有多个和婚外情，16.9 %认可商业性，约10%认可同性恋爱和同性”。经比较，全国其他省市的调查结果都比较接近。大学生性观念的开放程度较高，女大学生向男生靠近。在20世纪90年代初，女大学生认为只有在相爱的两人之间才可能发生性关系，这也暗示了他们的关系将进一步发展，直到确立婚姻关系。而现在的情况是，某些女大学生虽然仍然认为两人如果相爱才会发生性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和他结婚。也有的女大学生认为，即使两人不相爱，只要不是互相利用，也可以发生性关系。
2.2在观上较传统宽容
据2003年西南农业大学的一项调查表明，对的看法和态度出现多方位，传统的观在大学生中仍占主要地位，特别是女大学生，无论从整体，还是从个别来看，婚前“十分重要”的比例要高于“没有必要”的比例。而选择“视情况而定”的比例也相当高，反映了大学生对观的认识加入了现代文明的判断成分，不为而。但在另一项调查“若你还没有两性体验，你的态度是：婚前坚守、有机会可以试一试、很想有所体验”结果显示，男大学生在这方面随意性远远高于女大学生。传统的观在大学生中已受到冲击和挑战，但摒弃与维护观的对峙状态还将较长时期地维持下去
2.3在理解“”与“婚姻”的关系上存在着错误的认知
当代大学生在理解“”与“婚姻”的关系上存在着较为突出的错误认知。一种观点认为，“”不一定要言“婚姻”。“”的存在形式很多，为何一定要靠“婚姻”来体现? 谁能说只有婚姻的“”才一定拥有幸福? 谁又能说没有“婚姻”形式的“”就没有幸福? 另一种观点认为自己作为学生尚未步入社会，经济也尚未自立，此时言及“婚姻”尚早。在这样的思想观念的指导下，许多大学生对自身的“性”采取了比较随意的态度。“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随意、婚姻随缘”是对这一部分大学生及其表现的生动写照。还有一部分大学生认为未婚同居“可以取得性经验，使性生活协调，进而有利于今后婚姻的幸福和稳固”。大学生，尤其是大学女生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性单纯”，而事实恰恰在于当这种“单纯”遭遇残酷的“现实”时，我们的许多大学生不得不吞下自己酿下的苦酒。
2.4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性道德观还很模糊，性道德责任感较缺乏
虽然多数学生能意识到社会性道德的存在，但性道德观还很模糊，甚至还有矛盾的地方。部分学生则完全否认道德存在的意义，重物欲满足、感官体验，责任感有减弱的倾向。在性这个问题上他们崇尚“性是私人的事”，就像吃饭一般，是否发生纯粹由自己决定。他们甚至根本不清楚在念书期间的对于自己和对方的现在和将来意味着什么。很多大学生对性的认识非常肤浅，性的道德观念非常淡漠，因而不可避免地使得其非常随意。如在问及“性关系需不需要进行道德判断”时，相当多的学生认为，这是个人私事，不应该进行道德评判。一些学生回答说没有道德标准，性和爱也可以分离，有爱不一定有性，有性不一定有爱，一些学生则回答说不清楚。这种模糊性还表现在对大学生中出现的有性关系甚至同居现象的宽容。性道德责任感的缺乏表现在大学生对性的生物性理解要强于其社会性的理解。问及“为什么不能等到婚后才发生性关系”时，一些学生认为这是人的本能需要，是爱情的表达，认为婚后才能有性关系的思想是不合时宜的，是应当被抛弃的传统性道德观念。
3 大学生性道德教育的意义
3.1当代大学生身心健康需要性道德教育
营养水平的提高和各种方式的性信息刺激的丰富等客观变化，当今时代青年人的生物性成熟，相对于过去生产力水平低下、性封锁十分严厉、经济发展非常缓慢的时代说来，在不断地超前。与此同时，开放的、多元文化的社会生活在青年面前摆出了更加繁杂的课题，再加上独生子女被过度保护、溺爱、专制等不当的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青年的社会性成熟无可避免地在向后推迟。于是，必然会产生性心理与性生理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时常困扰他们。当代青年从性的成熟到能够以结婚这一合法形式满足性的欲求为止，平均长达10 年之多，这一时期被称为“性的待业期”。在这一特定时期，既可以磨砺人的意志，使人成长为深沉稳重具有执著信念的人；同时也可能导致自身的异化( 如、等异常性心理和行为) 。所以这一时期忽视大学生的性道德教育是不应该的，它是关系到大学生的一生幸福，涉及帮助大学生发扬人性、教会其对自己负责的重要课题。性学家刘达临说：“心需要智慧，甚于身体之需要。健康的性要取中间的平衡点，既发乎情，又受到社会文化、道德、责任感的合理限制，才能幸福长久。”可见为青年提供适应于他们认知能力和发展水平的道德指导，显得十分必要。
3.2当今时代的发展需要对大学生进行性道德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所谓“性解放”、“性自由”等思想大量涌入，身为时代先锋的大学生可以说是最先接受这种影响。传统的性观念与开放的性观念之间的巨大反差和矛盾冲突，使得不少大学生要么受缚于封建传统观念的桎梏之中，要么徘徊于传统与开放的性观念的矛盾冲突之中，要么受俘于“性解放”、“性自由”的冲击之下。特别是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出现后，它逐渐成为青年获取性知识的重要渠道。信息的全球性、超地域性的传播使得不同的性伦理基本标准之间发生了冲突，让人们不知所措；在商业化的运作下，存在因过分重视视点数频率、忽视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缺乏网络自律等而使得互联网上的黄色网站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些以“性科学知识”为幌子的、扭曲的、似是而非的甚至是有害的传播，会使懵懂追求“性”的青年误入歧途；网络本身的匿名性又使得维系传统道德的“熟人的眼光”、“社会的舆论”等基础瓦解，于是，互联网上常常出现完全没有约束的杂草丛生的“荒野”。这对在互联网上最为活跃的、生物性成熟已经完成而社会性成熟尚在进行之中的青年大学生造成很大的威胁。
目前，大学生中越来越多的同居、人工流产、“坐台”、性犯罪等现象正引起社会的关注，正如中国性学专家李银河所说：“中国人没有把性自由作为性解放的口号提出来，但是在行为上广泛地模仿着。”当代大学生是青年中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应认真引导他们吸取西方的“性解放”与“性泛滥”给西方国家造成严重的且目前仍无法根除的系列社会危机这一惨痛教训，针对他们的生理、心理特点进行适时、适量、适度的性教育，对弘扬性文明、普及性教育、提高性素质、享受性健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关系到人类的健康，也影响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3.3培养健全人格人才的教育需要性道德教育
“ 性”是一种道德，是一种教养，更是一种人格，人格教育是性道德教育的重点所在。因为良好道德修养往往建立在良好的心理素质基础之上，个体心理只有处于正常健康的状态下才最易于顺应社会，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品德。有健全人格的人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能干什么，能通过合理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也能严格地将自己的欲望控制下来，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外界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要求。如果一个人存在性需要缺失、性心理饥饿、性心理封闭、对异性只有占有和玩弄的心理、或者有自锁自卑沮丧、缺乏自尊自爱等性心理，就会损害人的心理健康，使人思想空虚精神萎靡，心理变态，若引导不利，甚至会产生反人性、反伦理、的危害，必然导致人格扭曲，如前面文章谈到的少数大学生的多角恋爱、易甚至性暴力行为等。所以性道德教育也是一种人格教育，成功的性教育可以帮助培养完善的人格。
总之，进入21世纪的今天，性道德教育应随素质教育一起跨进大学校门，道德教育不能缺少性道德教育，这是培养新世纪高素质人才必须增加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1 吴阶平. 性医学[M]. 北京：科技文献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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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青网，大学生急需性道德教育http：//cyc6. cycnet. com：8080/ shengli/shengli3ceng.jsp?id=352.
医养结合的看法范文第5篇
在全国近些年发展起来的众多高新区当中，西安高新区及园区内企业以其突出的技术及研发特色而被国内外众多的跨国公司、大型科技企业所看重，并纷纷在西安设立自己的研发中心；许多投资银行、风险投资公司也纷纷到西安去发掘优秀的企业。西安高新区因此在全国众多的高新区中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
此外，西安高新区也同样因其成功的园区建设而驰名。更为重要的是，西安高新区目前的发展形态已经远超出一般城市高新区的概念，而成为西安古城外的一座正在蓬勃发展中的新城，这样一种科技、商业力量的大规模集聚以及其所具有的区域经济辐射势能，势必会重塑西安的城市面貌并深刻地影响其城市未来的发展。
那么，西安高新区内的企业到底有怎样的特点？西安高新区自身在未来又该如何定位？这一切又会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区域布局及相关高科技企业的策略和发展具有怎样的深远影响？希望我们这组报道能够给读者就相关问题有所阐释和解答。
技术部落――西安高新区的企业生态
时光，重叠在西安这座城市的上空。旧枝叶团团如盖，新条从其上引申。时光在西安写史，上古的颜色还未读完时，却忽然看到当代。就像面对一棵古树，你总会疑惑，嶙峋的老枝怎能抽出嫩条，新生的嫩条到底孕育了些什么，二者真的会相安无事？很多人来了又走，他们窥见了现代文明在汉唐遗风中的冲突与尴尬。站在日暮的城头，想象旧时的繁华，你好象还能隐隐听见似不绝于耳的商家鼎沸的交易声，其中你或可以清晰地辨别出晋商、徽商的口音，但在翻遍上下几前年的历史后，你却难以辨认秦商的足迹。
城市自身需要发展，就必须突出城围，另辟蹊径。今年西安的党代会提出了“经营城市”的概念，而西安高新区则成了经营城市的一种成功模式。西安――这个深居内陆、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和科技资源积淀的城市能否重新塑造自己的城市景观，在数字革命风暴中建立的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又是否能成为西安坚实的经济堡垒呢？
西安高新区的企业主体都是地地道道的自家地里长出的苗，在蜕变前大多都经历了漫长的积累期，无法按照时间对其归类；而走进去，面对的都是郁郁葱葱的青苗，难以看见参天大树。按照时间点及资源配置渠道的不同，我们可以把西安高新区内的企业分为三代族群。
以海星集团、金花股份和东盛科技为典型代表的第一代企业为高新区内规模较大的企业，如今在国内也已经具备一定的声名。尽管各有特点，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在其他企业融资渠道不畅，在夹缝中为生存而左右冲突时，这些企业却在很早的时候就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和银行的贷款，从而获得了在20世纪90年展壮大的契机。如海星集团早早地即被西安市树为“西安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
第二代企业数量众多，以康鸿科技、通源石油、中扬电器、海天和通视等为代表，在西安高新区最具典型意义。这一代企业多在90年代中期成立，创业者也多来自西安当地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大多并不具备整合政府资源的能力，起步多是依赖自身的某项技术或某种高科技产品，他们的优势是在研发的过程中了解同行业的发展并开始试用提样品，利用周边过剩的生产资源进行虚拟制造，对产品进行委托加工。第二代企业多是在夹缝中生存，单靠自身滚动发展，难以迅速完成原始积累。他们目前正在谋求如何利用资本市场，获取融资以跃上更高的台阶。但这类企业在股改后，由注册资本几百万的公司摇身变为几千万的企业，需要面对更多来自企业内外的挑战，目前多少都有站在风口浪尖上的感觉。
第三代企业则属于新生代，这些企业自诞生之日起，其技术、资金和管理等资源配置均来自国际市场，是国内外各种风险投资的宠儿。目前在高新区以西安深亚、达威和艾斯普等为典型。
海星和东盛早早地就调整战略，从以技术起家很快地转向了贸易服务，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和进一步的规模扩张。但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西安高新区中，三代企业中二代和三代企业数量占了绝大多数，像海星和东盛这样的第一代企业已屈指可数。所以大多数企业仍是把技术牢牢攥在了手中，缓慢而艰辛地进行着自身的积累。西安高新区的企业在未来的发展中到底将会划出怎样的轨迹，而高新区的发展和定位又将做出怎样的规划和调整？
技术基因
但对于高新区的绝大多数企业而言，技术和研发一直在企业积累过程中占有相当的分量，这些企业也始终怀有一份抹不去的“技术情结”。
走在西安城区，你几乎处处可以感到海星集团的存在：繁华闹市区的海星便利超市、海星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大字标牌、电子街上海星电脑的大幅广告、到入春之后便开始热销的荣氏饮料，海星这个名字几乎已和这个古老的城市水融。
“有时想想，十几年间真是沧海桑田。”作为创业元老，海星科技公司的总裁林作良回顾当年不禁感慨万千。1988年6月28日，海星集团前身――西安海星计算机控制与接口技术研究所在西安交大外的一条街上营业了，几个创业者都是西安交大的老师和学生，领军人物便是荣海。
不仅是海星，西安的地缘科技资源优势在高新区企业中呈现的淋漓尽致。创业者几乎都具备明显的特征，即从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象牙塔中走出，具备较高的学术素养和个人素质，他们从事的行业多样，军工、电子、医药、石油等，这一切显然要归功于西安地缘科技历史体系积淀的饱满与丰富。环境既然是不能马上来一个大转弯，那么你就要先认识环境和其中的资源，做出相应的调整。海星，1989年底就迅速认识到“技术崇拜”在当时的“危险性”，早早地向贸易转了弯。但对于高新区的绝大多数企业而言，技术和研发一直在企业积累过程中占有相当的分量，这些企业也始终怀有一份抹不去的“技术情结”。
陈耀强拿着向别人借来的2万块钱在高新区注册他的康鸿科技时是1993年的10月份。具体哪天他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和被他从同一研究所拉出来的两个同事，在那些日子里一直忙忙乱乱，陷入真正的一种为生存而忙乱的状态。
陈耀强1984年入西北工业大学，学的是材料；1988年毕业后，紧跟着又到西安交通大学读了同一个专业的研究生。1991年，陈耀强被分到了西安钢铁研究所，做起了研发。陈耀强总觉得自己天生“命苦”，长得细细瘦瘦不说，还“总想干点事儿”。一进研究院，却发现原来做什么事情都只是全凭领导一句话。当时西安刚刚实施与员工签合同，陈耀强索性就没签，但不签不行，辞职也不行，陈耀强一看，索性就什么也不要了。
最初，尽管康鸿科技注册在高新区，但当时的高新区正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建设，陈耀强便先在雁塔区的一家招待所里找了一间房子。当时陈耀强给康鸿确立的产品定位是做替代进口材料。替代进口材料有相当的市场空间，有能力做的大企业不屑于去做，而小的企业想做却又没有技术。陈耀强看中的就是这条夹缝有足够的空间供这个还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游刃，虽然稍嫌保守，但面向单纯的行业市场，绝不会像做贸易那样经常面临大的起伏跌宕。至少有些东西是康鸿可以把握的，这让陈耀强觉得塌实。
从研究所出走商界的还有通源石油的张曦。张曦的离开在很大程度要归因于张曦的父亲张廷汉教授――他发现美国有很多的军工技术被应用到了石油产业中来。1986年，张教授就开始思量起“把上天这种高能量的物质放到井下去爆炸”。项目实验成功后，石油部把号称“临门一脚”的射孔技术的研发交到了张教授手中。但张教授发现：石油学院缺乏这样的人才，从兵器部调人，又手续繁复。于是，父亲便与儿子商量，用民营企业的机制来操作这件事情。1992年，张曦从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204所）出来，拿着石油部拨给的12万人民币，注册了“通源石油器材研究所”。1995年，研究所更名为“通源石油工程技术研究所”。
力邦总经理杨丰收的经历和陈耀强、张曦如出一辙。198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化工系有机合成专业后，进入药物研究所从事药物开发，后赴日本进修工商管理。1992年11月，西安市计委和该研究所投资共同成立了一家国有股份制的医药企业，杨丰收担任总经理，期望藉此实现梦想。因机制问题，1996年3月，他带了一箱子书怅然离开，并为此流了一个月的眼泪，至今仍觉不堪回首。1996年7月，力邦成立。由于开始无力进行药物研发，杨丰收决定从、销售原来研究所的产品入手，并把所得收入全部投到了药物研发上。力邦还花了15万人民币收购了西安一家小药厂，获得了医药生产许可证，用以开发生产自己的产品――力蒙欣。
杨丰收经营企业的原则是：抓住机会，在无声无息中把企业做好，不要总让它在风口浪尖上。在此期间，力邦自己的研发工作不仅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他还把销售收入和研发出来但不需要的项目卖掉的钱全部投入到了力蒙欣的研发上。2000年，力蒙欣面市，当年力邦的5000万销售额中，力蒙欣占了2000万。2001年，力邦的销售额达到1.2个亿，其中力蒙欣的销售额就有8000万。
即算是已经成为企业中人，从西安深亚总经理徐东亮身上还是看不出很浓的商人气息，饱尝30年寒窗之苦的他至今对于放弃科研、弃学从商尚感些许遗憾，“但是，我们必须走出这一步”。徐东亮坚定地说。从1994年起，徐东亮就成为西邮电信系信息中心集成电路项目组的负责人，在国家项目资金支持下，1996年芯片设计成功，不少公司慕名而来。
在这期间，他逐渐意识到，以研究室的身份置身于学校很多问题难以解决。在说服校方同意之后，徐东亮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真正的商业生涯，由于IC设计是不少VC追捧的热山芋，深亚的融资之路也走的相对顺利。2001年7月，由香港翱科风险投资公司、西安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西安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西高投）、西安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等共同投资1520万元成立了西安深亚电子有限公司。
在西安高新区内，这样的企业众多。西安高校和研究机构群聚，很多人很容易就能拿着一个项目、一个技术出来拉个摊子，而这项技术往往针对某个行业，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并不会在短时间内因激烈竞争而消亡，而西安高新区又为创业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政策支持。有中介机构认为，西安高新区在支持企业开张方面力度太大，单是高新区管委会就设置了诸如创业中心、创新基金、担保贷款、风险投资等诸多资金支持途径。按当地工商机关的统计方法：两年之内不进行年检的企业即为消亡的企业，高新区每年死亡的企业约在400家左右，而每年新注册的企业则约为1000家。至今为止，高新区内的企业已有近4000家。但这些不能迅速完成原始积累的企业进一步发展仍然面对着资金的瓶颈。
股改风暴
二板让康鸿和通源石油等在资金问题上看到了希望。2000年，为抢二板，高新区企业掀起股改风潮。对于这些企业而言，股改是第一次与资本市场的实质性的握手。仓促的股改让初次下水的企业多少吃了点亏，但重要的是，这些土生土长的企业在经历股改蜕变后，纷纷开始把视野投向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以谋求发展。
对西安高新区这批坚持技术导向并试图完成原始积累的企业而言，近10年的打拼结果是，资金上仍然处于一种创业企业状态。君同投资管理公司、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和金诚律师事务所是在2000年前后脚进驻西安高新区的。那时的契机是，二板市场在众人眼里就像是坫板上的鱼。虽然鱼最终还是滑出了手心，但二板的推出，让这些中介公司将注意力投向了西安的这些高科技企业，而股改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步。
陈耀强第一次的资源整合，发生在1994年，其时康鸿一头扎进了高新区管委会的孵化器――创业大厦。1996年，康鸿拿到了一个替代进口材料的项目，并获得了高新区管委会创业中心对外的第一笔投资――10万元人民币，创业中心占40%，康鸿投入15万，占60%。1997年10月，高新区创业中心联合科委下属的生产力促进中心对康鸿投资30万，这是康鸿的第二次融资，而目前康鸿总资本已经达到了850万的规模。
1999年前，由于资金实力有限，建不起生产线，康鸿始终是一边紧张地盯着市场，一边按市场的需求委托别人来做加工。当年8月，根据国际材料技术的发展趋势，陈耀强看中了清华大学材料学院李龙土教授的“压电陶瓷变压器”。陈耀强当时投资了150万人民币给李教授作为研究基金。2000年1月，康鸿原始的5个自然人股东中，有4个人希望另立门户，陈耀强花了300万把四人手中的股权买了回来，但所有的业务被全部带走了，只留下了清华大学的这个项目。与此同时，高新区创业中心则以1比1.3把其一部分股份转让给陈耀强。转让完毕后，陈的股份为75%，创业中心为15%，生产力促进中心为10%。
这时，被吵得纷纷扬扬的二板市场让陈耀强决定立刻进行股份制改造，以争取二板上市。
康鸿的股份制改造进行的很仓促。“4月20日，开始讨论这件事，6月1日，全部材料到位，7月3日获得通过。”整个股改，只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时间紧迫的后遗症是，“人家找你，价格比较低”。2000年，康鸿的资产评估每股可到2元，但康鸿当时并没有专门请人来进行资产评估，自己拍拍脑袋定了自认差不多的价，最后以每股1.15元成交。
康鸿变成股份制公司，资本由原来的850万增加到了4000万，13家股东中，陈耀强占36%，清华大学企业集团拥有9%的股份成为第二大股东，陕西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占7%。此时，康鸿的重点业务是与清华大学的合作项目――压电陶瓷变压器。
分析下来，股改如此迅速的原因现在看来除了项目本身的价值外，至少还有二点，一来与清华大学的这个合作项目显然是整合了清华大学企业集团的资源，受到相关部委的认同；二来，经高新区管委会的大力推荐，成为西安市重点发展项目。康鸿决定结束委托加工的状态，自己上生产线。生产线估计总投资将在1.7亿左右，到目前为止，康鸿贷款4600万，国家计委投了1000万，信息产业部投资1800万。另外，陈耀强在自己的股份里拿出了100多万股，以每股1.15元的原始价格转让给了新的管理层人员。
通源石油的研发过程没走弯路，资金问题也一直并不突出。但到1997年，进入虚拟生产阶段时，通源石油对资金的需求浮出水面。1997年，通源石油的负债金额达到了300万，全部来自私人借款、高利贷，最高利息3分。1998年，陈坚打理的高新区管委会旗下的担保公司拿其无形资产做抵押，为其担保了一笔200万的贷款。
张曦用这200万的贷款开始着手解决上游工艺阶段的产品加工问题。找谁加工？张曦瞄准了当时西安周围诸多的军工企业。从小在兵工厂长大，张曦发现，国家没有战事，花巨资装备的兵工厂没活干，严重的生产力过剩。张曦找上门去，一拍即合：“钱可以少付一些，先生产，剩下的可以以后给。”
远程导弹的推进剂用到地下，世界上拥有这种技术的国家很少，而有同时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的就只剩下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美国价格高昂，井下每操作一米要价3000美元，而在通源石油这里，成本是其1/20，每做一米成本只需1500元人民币，具有相当的技术和价格优势。通源石油一面要为其贷款和债务支付相当高的利息，还要支撑研发、日常开销和市场开拓， 1998的日子实在不好过。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0年。期间张曦甚至一度想以1000万的价格把通源石油卖给一家上市公司。
2000年，二板的春风刮到西安，张曦于是决定立刻停止出售行为并着手进行改制。2000年下半年，通源石油开始改制，和康鸿科技一样仓促，但却不如康鸿科技那样顺利。
张曦对资本市场一无所知。刚开始，通源石油发起，很多人来投资购买股份，会计事务所来看了后说这样做不可以，于是又花了5个月的时间对股份进行回收，然后才根据咨询机构的建议着手优化股东结构，引进了包括大港油田（下游客户资源）、天津钢管厂（上游加工资源）、海南的一家善于二级市场运作的公司和一些在该行业有资深背景的人。
2001年，通源石油股改结束。股改前张廷汉20%、张曦80%的股权结构，股改后变成了6个法人和7个自然人的结构，张廷汉的股份降至9%，张曦的股份为36%。股改后，通源石油资产上升到3360万，在资金量上满足了其在未来2、3年内的资金需求。
股改风暴扫过的结果是，高新区内原有的近百家具备条件的企业完成了从注册规模几百万到几千万的数量级上的跃升。
“海归”涟漪
西安的技术人才优势以及丰富的产业上下游资源，便于企业规模化生产。西安高新区管委会观念的开放、态度的诚恳以及切实的帮助和支持也确实增强了西安高新区对“海归派”的吸引力。但这批靠风险投资注入长大起来的企业在入驻之后，多少还是会表现出对当地文化、念、习俗的不适应。
很多人认为，刘平堂领军从事射频子系统设计制造的西安达威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大唐电信”。
回国创业，对达威公司刘平堂来说多少有点出于无奈。2000年9月，愿意听他讲“故事”的美国VC已为数不多。他不无感慨的说，“当时正是互联网泡沫破裂的时候，电信市场也受到影响。从2000年的第四季度起VC投钱的兴致已经不高，甚至前一个星期还是被关注的热点，到了第二个星期就无人问津了。”
2001年1月 ，刘平堂抱着看一看的心态回国走了一圈。1月9日晚9点半，他与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陈坚相见时，陈坚对工作的执着让他感到十分亲切，更为重要的是陈的官话不多，态度很是诚恳，对VC的运作也十分熟悉。刘平堂说：“我当时并没有决定是否回国创业，但是那次和陈坚交谈给我的第一印象十分重要。”
至于到底安家何处，刘平堂先后到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进行考察，发现由于他们所从事的无线射频技术行业门槛较高，国内熟悉的人很少，北京、上海的VC并不“兴奋”。而碰巧的是，西安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的项目经理赵建明曾经就职于西安邮电部四所，深知刘平堂所持技术的含量，并来到北京力劝其入住西安高新区软件园。而恰好，这方面大陆技术人才的储备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石家庄，一个就是西安。
2001年8月，达威公司成立，注册资金为400万美元，其中从西安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和北京科技风险投资公司融来200万美元，占公司49%的股份。对于陈坚而言，这是除了协同软件以外最大规模的风险投资了。
在西安高新区软件园，艾斯普公司的“白板文化”很有点名气。一走进这家公司你就会看到几乎每块墙壁上都涂满了各种符号、数字和表格。
这是创办艾斯普的“海归”一族董其奇把美国企业文化、做事风格完全拿来的外在表现之一。董其奇曾在美国Sapient公司工作过三年，“十分认同美国高科技公司的运作方式，而且希望把美国的企业文化、管理方式、经营理念照搬到中国”。艾斯普实行的“白板文化”、弹性工作时间制、甚至名片的设计都是模仿了Sapient公司。在商业模式上，董其奇认为，传统企业用户关心的不是IT产品，而是功能，因此他给自己定位为软件服务提供商。
中国的文化历来就不十分认同“生搬硬套”的作法，当时的投资商也大多是看创业者的产品与技术，而对服务的认同不高。因此在北京、上海等地董其奇的概念遭到冷遇。2001年3月，董其奇来到西安高新区办有关《大型软件系统的开发和过程管理》的讲座，会后结识了市科委主任姚引良，并受到了积极的邀请。
“看上去北京、上海对于初创公司的扶持做比西安职业化，但这只是形式上的。”董其奇说，“有的地方希望你来创业，也会给支持，但要求创业者按照他们的思路去做。”2001年8月，艾斯普成立，注册资金700万人民币，西安创新投资公司(高新区与市科委合资的专司种子阶段投资的机构)、陕西投资集团等在其中都有投资。
何去何从
1991年5月，海星迅速成为康柏电脑西北地区的总。这一步被现在已是海星集团董事长的荣海总结为海星发展史的第一次飞跃。“没有给康柏做，海星可能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海星能在短时间飞跃，要归因于“技术崇拜”向贸易的转向――海星走了一条联想和方正的路，也曾一度获得和联想与方正一样的声名。
海星的成功，甚至引起政界的关注――1996年8月，原陕西省委书记安启元、省长程安东对“海星现象”分别予以批示，号召陕西的知识分子以荣海为榜样，积极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从那时起，海星实现了对政府资源的整合。至今西安高新区内的企业家们都感叹，他们中没有几个人具备像荣海那样的强大的整合政府资源的能力，而也恰是这一点使得海星集团的发展一路畅通！
1999年5月26日，西安海星现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800万社会公众股在上交所发行，发行当日即锁定申购资金1221亿元，超额认购380倍。也就在这个时候，海星发现自己的摊子已经铺得很大了，已经形成IT、超市、房地产与饮料4大产业。在全国工商联1999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名中，海星排16位，营收总额居整个西北民营企业之首。走到这一步，荣海已经感受到危险。海星已经足够大，但海星还不足够强。以至于西安市政府一个高层领导不无讽喻地说：“海星生的孩子太多了，别弄得哪个都养不好。”荣海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用荣海的话说：“上市后，公司资金上有发展，而管理上却没有显著发展。”因此，2000年起，荣海开始对海星进行“大手术”。“大手术”的具体细节尚不得知，但肯定这次调整是“振荡性的”。
与海星的多元化扩张之路相比，东盛则走的是一条依靠资本市场横向扩张的路。东盛创始人郭家学1992年注册“人民医电”，医疗设备。很快，郭家学转行做起了茶叶生意，当时中央给陕西拨了一笔扶贫资金，郭家学便把扶贫的资金和陕南的茶叶整合在一起，完成了东盛的原始积累。随后，郭家学打起了市场，据说当时西安市到处都可见到东盛的广告，在市场声势上成为了一家大企业。1996年左右，适逢国有企业改制，东盛便以零资产的方式收购了宝鸡一家制药厂，发起成立东盛科技股份公司，当年收益几千万。从此，郭家学在资本市场的兼并收购运作一发而不可收拾：收购青海铜仁铝业，买壳上市；随后收购输液公司和合资工厂。并在2000年收购因盖天力和白加黑而知名的启东制药厂和青海省一家生产的公司。
通过资本市场的一系列成功运作，东盛科技迅速完成了规模扩张。如今，东盛已把总部移师京城，郭家学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专注于下一步的资本运作。
想要移师北京的还有通源石油的张曦。张曦敢想，他想让通源石油用十年的时间把销售额做到10亿美元，利润达到3个亿。他花巨款在北京购买了阳光广场的14层，计划把研发、生产和结算放在西安，把人力资源和市场销售部分东移京城。因为张曦眼下考虑的是：如何让企业于年底上市成功？他和他的企业是否已经为如此紧迫的上市做好了准备？
力邦的资金始终没有太大的问题。1998年，当力邦还处在一个月的幼儿期，陈坚的创新投资公司投了150万，占其10%的股份，还有150万的优先股。而如今的资产评估显示，当年的150万已经成了3000万。但是杨丰收现在最想做的事也是境外上市，在他看来，竞争已经过了凭借产量、价格、政策、体制差异的阶段，当前已经集中在中西方结合快慢的差异上。
杨丰收是个有些腼腆的人，心思细腻，在管理国有企业时所受到的伤害多少留下了些后遗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害怕那种无力控制的感觉。用他自己的话说：“面对资本市场，有黔驴技穷的感觉”。所以他总感觉在西安做到一定程度后，理念上提升很困难，于是也在北京赛特大厦19层租了80平米的房间设立虚拟总部，一半的时间呆在北京，用他的话说，就是“主要解决思路的问题和寻找能把技术与市场进行很好结合的管理人才。”
当年西安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的知遇之恩和与陈坚的一面之缘，刘平堂最终下定决心落脚西安。但是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他还是感到，开始以为在全国哪个城市创业差别不会很大，但是现在看来从软硬环境上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按照他的计划，达威将把北京作为开拓市场的营销中心，西安作为批量生产的基地，研发还是要放到美国去做，至于总部的去留问题，刘平堂还没有答案。另外，以海归派为主体的创业企业，多数人不是西安人，而像刘平堂和董其奇等人更是在此之前没有到过西安，让其很难适应当地干燥多尘的气候，因此最终选择总部的转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与北京、上海、深圳相比，西安的企业有着自己极为强烈的个性。事实上，在这几个城市中，北京与深圳近些年都诞生出了一大批大型的现代企业，如北京有联想、深圳有华为等，但上海与西安两个城市却很少有建树，这里其实有着很深的地域文化原因。上海是由于当地的政府力量过强、过于有效率的缘故；而西安很少诞生全国性品牌企业的原因则是因为过度的技术导向以及由于地域与文化等原因所导致的市场意识的高度弱化。
宏观地看，深圳的企业发展可以概括为是市场主导型，北京则可概括为是产品主导型；而上海则是以实施和改良见长，那么西安则可以概括为是技术主导的研发型发展模式。
作为高新区发展典范的美国硅谷，其企业分布有一个明显的特色：众多的中小企业吸附于大型高科技企业生存，从而成就了硅谷的辉煌。很显然，西安高新区内至今仍缺乏这样的参天大树，而由于地缘的缘故，真正成长起来的企业也势必会离开西安而到北京或上海这样的地方。
因此，无论是西安高新区本身，还是居于其中的企业，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开放的市场情势下，如何界定自己在全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的定位则是重中之重的一件事情。
在我们看来，西安高新区及园区内的企业较为现实的发展策略就是成为跨国公司及国内相关大企业的研发及外包生产基地，成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大后方和后援平台。因此，对于园区内大多数较小的企业而言，尽早的“择郎而嫁”也许正是过度技术主导型企业的一条良好出路。
补充文章:科技“围城”
@ 本刊记者 许亚青
有一件事，让当年姚引良这位45岁的西安市科委主任(曾经是西安高新区管委会的副主任，发稿时已是西安分管科技、工业、外经贸的副市长)至今印象深刻。
2000年1月，飞利浦总部派人到中国考察，想在中国建立其研究中心。在对上海、北京进行了考察后，决定将其新的研究中心放在上海。而此际科技部和信息产业部的有关官员一致向飞利浦的考察人员推荐――到西安看看，但飞利浦最高层已经做出了把研究中心设在上海的决定，而该决策将在3月30日向全球。
抱着一份疑惑，2000年正月初十，飞利浦考察团一行跑到了西安。很快，飞利浦董事会做出决策，除了上海外，将在西安同时建立飞利浦亚太研究院西安研究中心。让姚引良忘不了的是考察团的人临登机时对他所说的一番话：“我到西安来过三次，但三次来都是来旅游，到过大雁塔、兵马俑，但却不知道西安这个城市有如此强的科研实力！”
此后，姚引良留心观察了一下，发现在一般公众的心目中，西安只等于兵马俑，但却不等于高科技基地！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兵马俑或碑林的强势，反正人们似乎淡忘了这样一组数字：
西安有普通高等院校39所，研究生培养单位48个，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25万人，每年有7.5万名大学生毕业；民办高等院校66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112所。
西安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40万人，占全市职工人数的27.5%，这一比例在中国省会城市中是最高的。
西安有从事计算机、软件和通讯专业的科技人员12万人，每年从高等院校毕业的电子信息、软件和计算机专业大学生1.1万人。
西安拥有市级以上的科研机构672家，国家重点实验室55个，有各类技术开发机构2000多家；西安每年有3000多项科技成果产生，其中重大科技成果1000项左右；
西安高新区累计转化科技成果3500多项，其中列入省市级产业发展计划1300多项，列入国家科技产业计划350项。单2000年就有441个高技术产业项目列入国家和地方政府各类产业扶持计划，其中国家计划135项，居中国高新区首位！
这些科技资源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家重要的军工企业和国防科研机构，历来是不允许外泄的，这是一道科技资源的“围城”！但国家却在这些机构上做了巨大的投入，这些机构往往具有成熟的技术人员、先进的实验设备和高级的研究人才。和平年代，军工企业及其研究机构出现了明显的生产力过剩状况，而却只能闲置不能走向市场。
除此之外，西安很少有高校像西安交通大学一样，拥有自己庞大的产业集团：开元集团下属企业已经有两家买壳上市，西安交大产业集团的实力在全国高校企业中名列第四。但西安更多的部属高等院校，如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承接了许多国家项目，国家有大量的科研经费的拨入，如西工大在5.8事件后，立即承接了液氧煤油催化剂的研究，单这一个项目，国家就投入了11亿人民币。显然，国家科研经费的增加无疑对西安一些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走向市场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缓作用。
怎样把科技优势变成经济优势？这是姚引良需要面对的问题。姚引良是西安高新区的元老，他清楚地知道，这个问题恐怕还是要由高新区去解决。
高新区要想充分利用当地的科技资源，看来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大力培养中小企业，让这些企业钻入各科研机构和军工企业中，化整为零地分散利用其研究和生产优势，如通源石油就是这类企业的典型；二是进行各种形式的服务以推进技术和市场的对接，揭去覆在科技资源脸上的这层面纱，吸引到诸如摩托罗拉、英特尔、微软等企业的研发机构的莅临，从而成为中国西部重要的研发中心。
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王聪林2001年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把西北工业大学20个博士和高新区的企业召集在一起，做了一次“嫁接”。那次全省性的大会，规模300人，博士后100人，企业200家，在对100名博士后研究的方法和领域进行充分的了解后，按照领域和行业分划推介给诸企业。王聪林如今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把西安市本地的科研资源摸清楚，然后把形成的优势资源向外部宣传，他恐怕还要制定更细的规则，如和哪些院所可以合作，高新区又能提供哪些相应的优惠条件等，以动员院所拿出魄力和积极性与市场握手。
西安高新区管委会投资体系演变
@ 本刊记者 许亚青
最早，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创业中心从自己的房产租金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做股权投资，主要针对那些种子期的公司。随着高新区财政收入的增加，1996年起，决定每年拿出500万做成一个创业基金，同时成立西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目前该基金积累已经超过3000万。
中小企业经常面临的问题是流动资金不足，但由于没有资产做抵押，所以很难通过商业信贷融资。现在担任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的陈坚当时就带着人想办法：怎样让他们贷到款？最后决定搞一个互助组，高新区财政出一部分钱，然后吸引社会资金，怕企业不参与，就先实行会员制，谁参与给谁担保，3万元为企业入会的最低限度。结果20多家企业入会，最终资金达到了1100万。后来发现，单给会员进行担保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资金要升值，况且还要有利息、担保费用等，担保项目少了，增值就少，于是就变会员制为股份制。担保了二、三十个项目下来，2个亿的贷款担保只出现了400万的代偿(债务正在追偿之中)。高新区为鼓励担保，还出了一个政策：如果这个担保出现亏空，高新区财政承担80%，投资服务中心承担20%。如通源石油、中扬电器、力邦制药等都就获得过此类的担保贷款。
但高科技企业的融资更需要直接投资,于是1993年初资金总额1.5亿人民币的西安高新技术公司成立，意图在这个领域内起一个引导和示范的作用。2001年1月，高新区管委会在看过各种相关法律后，出台了一个新规定：降低进入风险投资的门槛，50万即可成立风险投资公司。同年，此类公司注册了120家。这120家中多数是风险投资管理类的公司。这一招，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意在把社会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缺口打开。社会资金进来后，管委会又为其支招，不会做不要紧，交给别人做或“跟庄”就行，最起码可以跟在陈坚的公司后面。
显然，高新区这回要的就是营造一个社会化、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和氛围，以形成一个信息集中便于交流的环境。西安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这几年异常活跃，至今已经投了19个科技类项目，2001年前的资本收益率一直在12%以上。2001年，由于大环境的影响，几个原本预定要退出的项目推迟，资本收益率随之降至7%。如今，管委会设置的这几块基金全部交由陈坚打理，这位年纪40出头、清瘦练达的园区副主任在大陆风险投资圈子里已颇有声名，举手投足间更像个职业投资经理人。陈坚秉承的原则是“小步快跑”，“给股东的回报这几年下来好像约定俗成的是10%，后来一想，这也不是坏事，逼着你要考虑当年的收益，能出手时就出手”。另外，比较活跃的风险投资公司还有陕西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和民间资本的宝德信。
下一步，管委会要专门制订针对中介机构的鼓励政策，以引进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如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以便帮助把高新区的企业推向资本市场。如今高新区最活跃的律师事务所要属北京过去的金诚，会计师则要数希格玛。
软件精英的梦想起点
@本刊记者 陈强
2002年3月的一天，已过天命之年的日本人尽田修到西安市公安局办完了长驻西安的所有手续。
选择长驻西安，重要的原因还是西安已成为其不得不长久居栖之地――为了他所忠诚服务了多年的富士通公司，为了他的事业梦想。让他所领导的西安富士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成为富士通公司在亚太区最重要的软件应用开发中心之一，是已决定长留西安的尽田修后半生一个最大的事业梦想。
而梦想的起点则定位于西安市南郊西安高新区北部西安软件园B座201房间。“现在，我们只有5间办公室，到今年9月，我们将租下二层南侧1000平米的所有写字间。”尽田修相信2001年9月5日正式宣布成立的西安富士通系统公司将发展很快。尽田修的目标是到2005年，公司规模将从现在的30人发展到300人，会成为富士通最重要的软件研发中心之一。
对软件研发言，西安无疑是“人杰地灵”之地。西安综合科技实力在全国位居第三位，每年有3000多名计算机专业本科生和1000名硕士、博士生毕业，拥有500多家软件开发公司，从业人员约4万人。相比北京上海，西安的一个独特优势在于，由于这里地处西北内陆，加上西安本土较为质朴的黄土文化熏陶，西安的科技人员，并不像京沪等地的软件人员那么容易流动，“人员流动率大概为10%”，西安软件园主任毛爱亮透露。对于相当注重研发过程连续性与研发队伍稳定性的软件企业而言，西安软件业这一文化实属可贵，所以毛爱亮称西安的软件人才实在是“价廉物美。”而且，西安作为国家西部大开发的西北枢纽，近几年其对外开放程度有显著提高，科技人员的市场意识比之沿海，并不逊色。尽田修至今仍难忘去年招募第一批员工的情景，“当我面试这群年轻人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眼睛里都闪烁着光芒，他们很有朝气，很有活力。”
作为国务院批准的十大软件产业基地之一，西安软件园1998年创立，2001年7月被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信息产业部联合认定为国家软件产业基地。
“它看起来有点像城堡”，有点“洋化”正是毛爱亮建设软件园之时的苦心积虑之所在。“软件园的整体风格，完全是按照美国微软研发中心设计的，”毛颇为自豪地说。
西安富士通所在的B座，即有一个仿照硅谷风格设计的顶层透明的绿色走廊，阳光挥洒地面，配以周围植物，在此会谈或小憩一番的确赏心悦目。最近软件园已开通了远程视频会议专线，使来访考察软件代工的日本企业代表兴奋不已。
其实，无须惊讶，仅2001年，西安高新区在西安软件园的投资就达1.2亿元。
“和北京、上海比，西安的机会并不会很多。”高新区元老、现任西安市科委主任的姚引良直言西安难以成为高科技公司全国性营运中心的集聚地，“所以，我们要认准少一点的方向，集中力量发展。”国际性和国内的高科技大公司不大可能把公司的市场中心、运营中心等放到西安这个城市，但是科技人才的“物美价廉”，则可以吸引它们把研发资源集中到此。“因此，西安高新区的一个发展目标就是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软件加工基地。”毛爱亮则明确提出：“西安软件园中期目标是要和印度软件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一争短长。”
为吸引更多的外国软件公司，西安高新区开列多项优惠政策予以支持，比如：凡是通过就是ISO系列认证的公司，外贸发展基金会给予认证费用的支持；此外，技术转让、技术开发等业务收入，免征营业税；至于软件人员的薪酬和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金额在课征企业所得税前予以列支。
目前，日资企业最为活跃，富士通是最早与软件园接洽入住事宜的；NEC也已把需要500个工程师一年完成的开发工作交给了西安，丰田汽车也在西安寻求开发它的全球维修点管理软件。飞利浦、IBM、惠普等欧美大公司也在软件园设立了软件研发机构。台湾的诚洲电脑、草莓资讯和力新国际等企业，也都已经开始把研发机构设在西安，或寻求与当地软件公司的合作。
当然，软件园决非仅仅是大公司的开发乐园，很多创业公司也在此地成长，比如天泽、未来国际软件等本土创业公司，也已经初具规模。不管是国际性公司，还是本土公司，“它们的市场都是立足全国乃至全球”，毛爱亮说。他的看法是，只有把市场做大，企业才能做大，软件园也才能真正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