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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是“主旋律”
会议设定了“经济增长和发展”、“社会利益”、“安全及可靠接入”、“国际安全”及“网络犯罪”五大议题,可以说是当前各国普遍面临的共同挑战,亦关系到网络空间未来的发展。
合作源于共识。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开幕式讲话中盛赞互联网“改变了人类改变世界的方式”,是驱动经济、社会和政治不断发展的力量。从经济层面看,据统计,宽带普及率每提升10%,全球GDP将均增1.3%。为配合会议,麦肯锡公司新近发表评估互联网对经济增长和繁荣影响的报告,称过去五年中,互联网已占据世界最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美国每年都会从互联网经济中获益640亿美元。瑞典是世界上GDP最依赖互联网产业的国家,国家经济的6.3%与互联网息息相关。从社会层面看,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生活和交往的方式,更是使人们经历了从信息封闭、被动获取信息到随心所欲制造和分享信息的转变。尤其是社交网络的普及,赋予普通人强大的宣传、组织和动员的能力,让他们真正成为社会变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从政治层面看,网络改变了政府决策、运转、提供公共服务和接受监督的方式,促使政府走向透明及高效,政府与社会公众间的互动达到空前密切的程度。对互联网重要地位的共识,推动各国致力于“从网络空间的增长中尽可能获取更广更深的益处”,更充分地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机遇和红利。
合作源于共同的关切。威胁似乎永远领先于技术发展和保障措施,同时对信息社会的治理,多数国家无论在意识、技术手段还是政策层面上均未做好充足准备。尤其在今年,纽约股票交易所、韩国农协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港交所等先后遭到黑客攻击。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日本的三菱重工和IHI集团等军工企业亦成网络攻击目标。全球网络罪犯已建立起规模庞大的产业链和“地下经济”。赛门铁克公司报告称,2011年全球因互联网犯罪造成的损失高达1140亿美元,超过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等走私的总额。“匿名”(Anonymous)、“卢尔兹安全”(LulzSec)等黑客组织不断挑战政府权威,先后对索尼等大公司、美国参议院和中情局、英国重大有组织犯罪局和马来西亚政府网站等发起攻击。国际社会 “迫切渴望”一个安全和可靠的网络空间,而网络的无国界和信息的跨境流动,迫使国家在打击网络犯罪、追捕黑客时只能选择合作。11月初,美国联邦调查局破获了一个控制全球近400万台计算机的网络犯罪团伙,在爱沙尼亚司法部门的协助下,成功抓捕了六名罪犯。
国际合作面临五大挑战
网络空间的合作和国际准则的制定,不可避免地涉及各个国家的根本原则和核心利益,再大的共识也难掩越来越尖锐的分歧和争端。当前各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五方面。
关于规则本身。世界似乎被分为三派。“继承派”,主张沿用现有国际法和规则,如《联合国》、《战争与武装冲突法》以及2001年开始执行的欧盟《网络犯罪公约》,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提升执法能力和水平,而不是修改法律本身。“另起炉灶派”,认为网络空间太过特殊,原有规则无法适用,许多概念、理念均已过时。“改良派”,认同现有《联合国》、国际法等的基本原则,但鉴于技术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议对原有国际法律体系进行适度调整和完善。三派各持已见,互不相让,但彼此妥协亦非不可能。
如何实现平衡。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和正常秩序需要采取一定的管控手段,但如何把握监管的力度和范围,不因过度管理而危害技术创新,不因不当监管而伤及公民权力,不因放任自由而放弃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却在考验着各国政府的智慧。卡梅伦首相在会议中指出,“现在和未来的任务就是要实现平衡”。目前,“促进自由和开放是互联网存在的最大价值”这一观点十分流行,一些国家甚至主张互联网自由是一项普世权利,但英国的骚乱、风靡全球的“占领运动”以及“暴力快闪”等危及社会事件的发生,让不少民主国家感叹互联网的“双刃剑”效应,开始反省和审视自由与安全的平衡。这种平衡实质上是要在固有的价值观和现实中做出选择。
政府的作用。美国副总统拜登及英国外交大臣黑格等反复强调,政府不能以网络犯罪或网络安全为由全面接管互联网,政府不能独立决定互联网及数字网络的未来。甚至有激进分子在会上叫嚣“这不是政府的时代,是人民的时代”。这关系到是否承认网络空间有,是否承认国家对境内所有信息行为及境外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信息行为有管辖权。事实上,西方国家对此十分矛盾。不要政府的网络空间是不可能的,重要的在于政府如何把握管理的度,如何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责和义务。
谁是“规则制定者”。联合国多年前就出台了一些涉及网络安全、打击网络犯罪的文件,其下属的国际电信联盟(ITU)也打造了“全球信息峰会”(WSIS)、“全球互联网治理论坛”(GIF)等多个国际平台,推出了《突尼斯日程》等多份指导性文件,努力将其在现实世界的作用延伸到网络空间。但国际社会并不满足于此,许多国家都想在这场规则战中抢得主动,如英国提出了网络空间的“七大原则”、中俄等四国提出了《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俄亦提出了《保障国际信息安全》公约草案,印度、巴西和南非三国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监督全球互联网治理等。究竟需要一个什么平台能把各国的主张、看法和建议进行归纳、评估和讨论,最终融合成一个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国际规则,针对这一问题各国难以统一。
关于“网络战”。国际社会在许多基本概念上分歧众多,如网络攻击、网络犯罪与网络战的区别,网络武器的界定,攻击者的确定及还击等。目前美、法、英、韩、日等国都组建了网络司令部,而且都毫不讳言要提升网络攻击能力,美、澳和新西兰最近更是首次将网络战写入国家防务条约中。《纽约时报》披露,奥巴马政府曾激烈争论是否要发动网络攻击来干扰甚至摧毁卡扎菲政府的防御系统。黑格在接受《太阳报》的采访时指出:“全球正陷入一场网络空间军备竞赛。”人们对现有《战争与武装冲突法》是否能延用于网络空间亦没有达成一致,甚至对网络战本身亦看法不一。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解决信息基础设施落后、网络普及率低等问题才是当务之急。
争夺“发言权”是实质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2014年11月?2015年3月,笔者围绕抑郁症的特质、表现及应对等议题开展调查,主要调查对象包括两部分类是线上交流群体(包括网络论坛、QQ群及YY语音等)中经过医学诊断的抑郁症患者及其家属,其中主要的受访者共计35人;另一类是从事抑郁症研究及治疗的心理卫生科与精神卫生科医生,共计5人。
1.2研究方法
运用质性调查方法,通过局外观察法与个案访谈法收集资料,深入了解抑郁症患者及相关人士对抑郁症的情感态度、经验了解和应对行为等事项,具体包括患者对抑郁症的认识与体验、他人对抑郁症的理解和感受以及专业医生对抑郁症的介绍等内容。
2结果与讨论
调查发现,抑郁症并非是传统意义上仅属于医学科学研究范畴的疾病,它的属性、病人的遭遇及大众对其的认识等都发生在具体社会情境中,这就需要我们从人际互动和规训技术等社会学维度出发,对之予以考量。
概括地说,在医学社会学视域中,“把患病作为越轨”的理论框架是“为理解医学的社会学面向”所做出的最好思考。就其表现形式(对于规范及均衡的违反)与处理渠道(接受社会控制以回复正常状态)而言,生病无疑是越轨的一种具体类型。并且,“疾病一健康”这一医学上的二元对立在社会生活中更多地体现为“正常一异常”的分殊,而“正常”本身就暗含了对“异常”的优越感和支配权。这是因为社会需要个体及群体在角色扮演与功能发挥中处于正常,便在资源分配和地位赋予等方面形成了“正常”为上、“异常”为下的等级化格局,故而将“患病”视为“越轨”就建构出了“正常/健康”之于“异常/疾病”的权力和权威。就本文而言,正是医学社会学中的“患病是越轨”这一认识,构成了下文对“社会功能受损严重”的抑郁症研讨之基础。
2.1污名化了的符号暴力:抑郁症的社会性本质
调查发现,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抑郁症的社会属性在本质上体现为它是一种具有污名化功能的符号暴力,由此使患者因“抑郁症”之名被歧视,而这种困境正建基于患者自我与健康大众对抑郁症所共同持有的负面评价之上。
在戈夫曼看来,污名“指一种令人大大丢脸的特征……是特征和成见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即某些特定类群会因具有一些不容于主流的差异性而蒙受“受损身份”并因此遭到社会排斥。在医学社会学中,污名化则具体表现为“某人对自己疾病的感觉和他人对其疾病的感受都会影响患者的自尊”。受访的抑郁症患者常这样描绘他们的处境:“人家总觉得是没事找事”“有人说我装死、博得同情”……这些表述典型地反映了患者体验到的、根植于他人的对“抑郁症”的病耻感,而这一污名化的感受与其说出自这一疾病本身,毋宁说源于它所携带的“懦弱”、“无能”、“一压就垮”等消极判断,因此许多患者都“怕别人知道自己抑郁了”“怕别人用异样目光看我”。对抑郁症患者而言,污名和排挤是污名化过程的两个关键步骤:评价维度的污名引发排挤、实践维度的排挤强化污名,污名“正名”排挤、排挤“呈现”污名,二者互为因果,就构成了对弱势的患者在心理、文化和社会等意义上的多重歧视。可见,抑郁症是被污名化的疾患,它常使患者在交往中陷于困苦。
进一步来说,“符号暴力”这一概念揭示了患者遭遇所以如是的深层次根源。布迪厄认为,交流的媒介——符号在实质上是具有压制和强迫等特性的隐秘暴力,而“符号暴力”就是指“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3]。调查发现,公众对抑郁症采取的看法和行为反映了“抑郁症”作为一种符号正具有这样的暴力效果,因为患者“往往都在责备自己因何抑郁”“不想外表被人看出来抑郁”即患者自我已内化了大众对“抑郁症”的鄙夷、恐惧与歧视等消极态度。如前所述,将患病视为越轨的认知实质上体现了由社会建构并维系的“正常一异常”间的等级性分化;而又由于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对“正常”的认可和对“异常”的否定,因此其罹患疾病后的反应恰如戈夫曼对被污名者做出的刻画,“从外界纳入的标准,使他对他在别人眼中的缺点尤为敏感”[2]9。这意味着“抑郁症”这一符号所绑定的种种异样会激活患者的不适甚至羞耻,构成了“概化他人”对“他者”的贬斥,如此便使符号暴力得以实施,所以已康复的抑郁症患者会建议“把自己不当患者,当成个正常人”、“如果认为自己古怪,是没办法真正接受自己的”。
简言之,作为污名化的结果,抑郁症是一种被建构出的符号暴力。抑郁症以“健康一疾病”及其背后的“正常一异常”的对立为存在前提,通过污名化的运作过程和符号暴力的作用机理强化着这两类差异,往往使患者背负很重的心理迷局、伦理压力和道德困境,使他们会因与抑郁症关联的负性感受而耻于表露自我、羞于寻求帮助,推动了其不利遭遇的生产与再生产。
2.2从病人角色到病人身份:抑郁症的复杂态表征
在帕森斯提出的“病人角色”这一概念的启发下,笔者发现,不同于一些为大众广泛熟悉的疾病,抑郁症患者在其患病行为中所扮演的病人角色十分复杂,具体包括病因多源性和治愈不易性两个侧面。
帕森斯在《社会系统》(TkSocrnZ )中提出的“病人角色”被誉为医学社会学的基础性概念。他认为“病人”称谓同时包括生理功能的障碍与社会能力的缺损,而由后者便发展出了“病人角色”这一认知工具。在帕森斯的表述中,与病人角色相关的模式化期待体现在四个方面:患者能够豁免于正常社会责任;患者需要接受帮助而不是仅凭意志去恢复健康;患者有义务努力好起来;患者应当寻求技术上有效的帮助。
针对抑郁症患者承担的病人角色来说:其一,病因具有多源性。抑郁症的病原包括生物、心理及文化等方面,这些多维度因素共同作用、相互诱导,使患者的躯体、精神及社会健康状态都出现了紊乱。从医学社会学视角来看,抑郁症的病因多源性体现在:(1)性质方面,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前者是外在于个人而不依赖意志的存在,如遗传;后者则是受人意识掌控的事物,如不愉快的情感体验。(2)层次方面,既有宏观因素,又有微观因素。前者指社会变迁导致的失范、市场竞争带来的压力等事实;后者则包括如个人生活记忆殊事件的啕染、个体生命历程定阶段的影响等经历。(3)时间方面,既有共时态因素,又有历时态因素。前者指即时性的、易观察到的、可与抑郁症发生建立直接因果关联的刺激,如重大意外变故;后者则指历史性的、不易察觉的、需与抑郁症出现建立深层因果关系的事情,如患者的童年经历。总之,多源的病因使不同的抑郁症患者呈现出多样的角色特征,复杂化了其病人角色。
其二,治愈具有不易性。这不仅指抑郁症患者恢复时间的漫长和治愈过程的反复,更是指患者之病人角色的主导性与病人身份的固着性。在社会实践中,每一个体均因其所处时空、所在情境与所占地位的不同而扮演着多种多样的角色类型,是谓之“角色丛”这其中由于一些疾病会严重干扰患者的日常生活,因此那些患者的病人角色便会短期或长期地在其角色丛中居于主导,定义了他当下的价值与意义,并相应管理着他人所形成的印象。而不同于郁结情绪,抑郁症多会对患者的身心状态及功能发挥造成极大的困扰甚至威胁。正如医生及患者所说,“抑郁症是最能摧残和消磨人类意志的一种疾病”“抑郁症的对面是活力”可见抑郁症患者的病人
角色往往是主导性的,并且其严峻态势有可能使患者的体验从病人角色转向病人身份。不同于病人角色,病人身份是病人角色的固着化或曰定型化表现:病人角色是短暂、可见、能接受、易治愈的;病人身份则成为了患者的一个标签,是(可能)长期、隐形、被排斥、难治愈的。
在此基础上,笔者将抑郁症患者的病人身份分为外致型与自获型两类:(1)外致型病人身份由他人强加于抑郁症患者的污名化对待所造就,即公众因对抑郁症的刻板印象而对患者具有先入为主的负向成见,遂将其困锢于“恐怖”、“避而远之”的抑郁症患者身份。其现实表现为,许多受访者表示常人面对抑郁症患者时往往“知道你有病会离开你”、“知道你住院就歧视你”,因此他们多选择“努力伪装正常”。(2)自获型病人身份描述了抑郁症患者可能会出于有意无意的继发性获益而难以做出健康取向的改变。“继发性获益”由帕森斯提出以形容患者“使其自我定义的失败合法化”,它使患者为获得心理舒适区的保护而做出逃避性选择,如有患者就指出“抑郁归抑郁,大家千万别把抑郁当作自己什么都不做的借口”。可以说,当患者执意将“抑郁症”作为要求旁人迁就忍让的借口而非促进自我修正完善的动力时,就会产生抑郁症的继发性获益,构成其康复的瓶颈。
受成因复杂与环境不利等影响,抑郁症患者的复原往往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如果在治疗过程中不给予他们适度的关怀与接纳,反而一味指摘甚至侮辱,则很可能会导致其病人角色的复杂和自我形象的恶化。2.3辩证认知患际关系:抑郁症的网络化应对调查中笔者沿循功能分析这一进路发现,具备匿名性、脱域性、虚拟性与平等性等特质的网络社区之于抑郁症的作用难以一言蔽之,应当一分为二地辩证看待。
当前由于社会大众对抑郁症的理解还较为模糊,重视亦相对不足,因而医生与患者、亲友与患者的互动往往处于不良甚至恶性状态,这就为患者与患者之间的沟通赋予了可能性和必要性;而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抑郁症患者彼此进行沟通、冠之以“交流群”、“互助会”等名称的电子支持群体正在成为“抑友”抑郁症患者对彼此的称呼)联系的重要媒介。诚如巴克尔所言,“理解个体遭遇的过程,日渐从医患间的私人事项转变为网络社区中患者间的公共结果”。因而,探究由抑郁症在虚拟社区中所串联起的患际关系之功能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了。
笔者调查发现,一方面,网络患际关系在建立连结、交流信息、传递经验、给予理解及鼓舞信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虚拟社群中,抑郁症患者不仅会相互推荐有关书籍、交流治疗情况,更会坦陈经历感悟、彼此劝勉鼓励,如互动群中常会出现“不要乱投医,也不要给自己当医生”、“药疗和心疗,综合用”、“只要去努力,慢慢来,我们都能好起来,一定要熬住”等话语。由于抑郁症患者往往伴随着社交回避、疏离亲友等特征,因而网络社区便向他们提供了一定甚至可能是唯一的社会支持,同病相怜的患者在此创造并受惠于彼此间的亲和性关系,其信息的共享与情感的交流往往有助于他们的康复。另一方面,由于抑友的生平遭遇、生活场景及秉性特质都不尽相同,因而虚拟社区中活跃的主体与流动的资源往往良莠不齐、善恶难辨,这可能会负向影响抑郁症患者的处境。例如,就QQ群中的交流是应“以探讨治愈方法为主,还是释放郁结情绪为主”,有患者侧重前者,主张“加群的目的是来找解决办法”、“每天一上QQ就听到各种抱怨、各种痛苦肯定会加重自己的病情”,而有人则认为“我们在生活中压抑够了,天天假装微笑,想在这里做个真实的自己”。对此,究竟抑郁症患者所依赖的电子支持群体是应该偏向感性还是理性,是需要侧重情感支持还是建议提供,是理当扮演倾听的朋友还是充任咨询的治疗师……由于抑郁症疾病本身及其患者构成群体的复杂,这些疑惑并没有可以一劳永逸的定论。如何在情与理之间达到平衡,正需要这些线上共同体去学习“戴着镣铐跳舞”,并且也恰是在这跌跌撞撞的摸索尝试中,我们往往才能够优化完善抑郁症应对网络化。
3结语
从医学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对抑郁症患者而言,他们的活力丧失既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他们的社会隔离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也们的不良遭遇既是既定的,也是生成的;而他们的康复路径则既是普遍的,也是特殊的——这便需要我们在伦理情怀的指引下,运用专业的方法和工具思索与抑郁症相关的种种议题。
【关键词】网络犯罪;原因;对策
中学生网络犯罪是一种新的犯罪态势,它与信息化发展相伴相随,并且伴随着科技化手段的普及而迅速蔓延。它不仅严重危害了中学生的身心健康,而且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预防中学生网络犯罪、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下面就中学生网络犯罪的原因及预防对策进行阐述。
一、中学生网络犯罪的原因分析
14岁--18周岁中学生正处于身心成长关键时期,心理发育尚不成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未完全形成,他们对外界事物分析能力差,冲动性强,性格可塑性大,办事往往不计后果。表现为好奇心强,容易受外在不良诱惑尤其是不良网络游戏的诱惑,如果不正确引导,就会沉迷于网络,可能引发网络犯罪。
l.内在心理因素
(l)心理发育缓慢是中学生网络犯罪的心理因素。进入青春期后的中学生,生理发育非常迅速,但由于知识水平和生活阅历等条件的限制,心理发育相对缓慢。这种不和谐的发育使他们很容易受外界的刺激和诱惑,在网络时代尤其如此。在学生网络犯罪中,多数并不是出于商业动机或政治目的,没有明确的犯罪动机,而是处于某种刺激或不良诱惑的好奇所致。
(2)侥幸心理也是中学生网络犯罪的心理因素。一些中学生错误认为:网络犯罪风险小,犯罪活动实施完成后删除作案程序,几乎不会留下痕迹,即使犯罪行为正在进行,现有的科技手段也不易侦查到罪犯的行踪,侦查人员也难予获取定罪的法律证据。这样,侥幸心理,便促成了犯罪心理的形成与外化。
(3)法律意识淡薄,没有形成遵规守法的习惯。进行网络犯罪的中学生多数是网络的狂热发烧友,他们敢于挑战互联网的任何,对法律允许和禁止的内容没有清晰的判别能力,法律意识淡薄,对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缺乏最基本的认识和控制。有的学生利用网络攻击计算机信息系统,浑然不知已严重触犯法律,在被追究刑事责任时才恍然大悟。
2.外在环境因素
(l)家庭因素。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预防学生犯罪,家庭本应该起到重要作用,然而,一些学生由于家庭暴力或父母离异,缺乏家庭温暖,只能在网络中寻求虚拟的幸福与快乐,误入网络违法犯罪的歧途。加之许多家长自己没有学习计算机网络的兴趣,或根本不懂网络知识,也就无法教育和引导孩子正确利用计算机。
(2)学校因素。学校应试教育过于重视学生的成绩而不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忽视法制教育,淡化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现阶段,学校的法制教育与网络时代对学校法制教育的新要求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一是缺乏既精通业务又懂网络技术的法制教育工作者,以致不能及时帮助学生认识网络,使其摒弃不文明不健康的网上活动,及时中止网络犯罪活动。二是学校共青团组织忽视网络法制和道德教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在校中学生网络犯罪数量的增加。
(3)法律因素。目前计算机网络犯罪的立法严重滞后于网络技术的发展。首先,我国目前针对计算机不良信息传播的立法还不完善,法规的操作性不强;其次,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专项立法,在未成年入网络犯罪的防范方面,我国的立法还没有形成一个严密体系,无法发挥整体防范优势。
二、预防中学生网络犯罪的建议
如何有效遏制中学生网络犯罪,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已成为每个家庭、学校尤其是职能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笔者认为,职能部门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效行使职能,积极组织开展预防和减少中学生网络违法犯罪工作。
1.加强思想教育。可以由司法机关选派工作人员到学校挂任法制副校长,定期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用先进文化思想古领网络阵地,加强舆论引导,积极开展红色网站、绿色网吧的教育活动,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提高他们的免疫力,自觉抵制有害信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2.加大惩治网络犯罪的力度。一是进一步完善立法,消除法律对网络犯罪存在的“空白点”。二是加强网络法制教育,增强中学生网络法制观念,引导中学生自觉遵守网络道德,规范上网行为,远离违法犯罪。三是司法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不断加大依法惩治网络犯罪的力度,对于利用网络教唆青少年犯罪的要从重打击,对于一般违法犯罪的青少年要立足教育挽救,落实帮教措施。
3.建立学校和社会互动平台,共筑“防火墙”。一是聘请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定期到学校上网络法制课;二是利用网络优势,开通未成年人网络法律服务网站;三是出版未成年人上网法律手册,引导文明上网,增强安全上网意识。
关键词:微机室;管理制度;硬件;系统软件
我是一名农村小学的微机课教师,感受了农村小学微机课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感受到了农村小学机房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在就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现存问题
一是微机室的建造简陋,大部分的微机室都是
在原来的教室基础上改建的,很难符合微机存放管理的要求;二是微机课教师绝大部分都不是专业毕业
的,一般都是找略通电脑使用的老师任课,现在的大部分教师都只具有进行基本软件操作的能力,而对计算机出现的问题怎么解决缺少专门的知识,有的连简单的系统重装都不会,所以对微机的管理使用维修都很难胜任;三是现在虽然大部分学校微机少,学生多,使用频率高,维修工作量大,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而且管理不规范。
二、几点建议
第一,针对简陋的微机室,希望学校能重新对地面、窗户、屋顶进行彻底的装修改造,主要是防潮、防尘,我校就有好几台微机因为在暑假期间教室潮
湿,造成内存条被损坏。第二,对微机课教师加大培训的力度,特别是专门的进行微机维修的基本知识培训,使他们能够在平时的教学中随时维护,不至于小毛病弄成大问题,影响教学工作,现在各级进行的微机培训基本上都是软件的操作方面的培训。第三,加强对微机室的管理工作,制订严格的切实可行的微机管理制度,责任到人。
三、机房管理应注意的具体事项
微机室的管理,首先要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抓好常规管理,不能谁都可以随便进,啥时候都可以进,一定要有专门的管理人员,一般情况下只有管理员才可以打开微机室的门,就是责任到人。
微机室的管理工作,主要是计算机的软硬件的维护,学校机房管理人员应定期对机房电脑进行测试、检修。做好记录,及时总结,这样才能避免或者减少故障的发生。下面就我这些年来的经验教训写一点微机软硬件的管理和维护体会:
1.系统软件的管理
软件就是操作系统、教学软件。当然可以用一些软件来管理,比如,金山毒霸、360等杀毒软件,也可以用影子系统、冰点等等,还可以用一键还原,不过我发现由于病毒防不胜防,还有就是学生、老师的“暴力”使用,比如,他们可能会删除系统文件,经常地硬启动等,或是用网上搜来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改变系统,改
变其他教学软件,造成电脑软件的损坏,所以我觉得用还是目前计算机机房维护中比较好的是硬盘保护卡,硬盘保护卡大多数是为PCI总线设计的,但也有为ISA总线设计。可以作为硬盘保护的一种有效工具,有效地防范病毒、误操作及有意无意地破坏;另外硬盘保护卡的网络拷贝功能还避免了同样机器重复安装的麻烦;大大减少机房维护的工作量。硬盘保护卡的安装和使用较为简单,进行一定设置后,就可以定期还原硬盘中的重要数据。另外用诺顿公司的Ghost软件的数据备份及恢复功能,可以快速地恢复系统。这个软件的优点是系统恢复速度快,操作也较为简单。我们学校都是用的联想的学生用机,都带有联想硬盘保护系统,系统可以很好地保护计算机的系统分区,设成每次还原就行了,这
样只要是重新启动系统就会恢复原样,联想硬盘保护系统支持网络同传,可以方便地给所有的计算机重新安装系统(注意一般主板应该一样)。
2.计算机的硬件管理
教师首先要尽量减少学生对微机的有意无意的破坏(比如,可能开机时无意间乱按键盘进入COMS,并胡乱修改,由于好奇也可能会拆开键盘鼠标看看,系统有问题时乱拔接插件等),制订切实可行的制度,把每台计算机都编号,学生固定使用的计算机,教师使用要严格登记,用后及时检查计算机是否损坏。其次管理人员要经常的对键盘、鼠标等易损件精心维护,理顺机房里面弄乱的网线、电线等等,另外还要定期对机房除尘。
四、一些常见故障的简单处理
1.启动故障
开机无声也不能进入COMS,可能是因为电源线或是其他插
接线松动造成的,也可能是内存条插接不好,我的经验是以内存条接触不良为多,特别是在暑假开学后因为内存条不能启动的计算机非常多,因为暑假湿度大,农村的微机室防潮效果不好,所以后来我都是每周都要到机房打开所有的计算机一小时左右。
[关键词]计算机网络 高校德育 立体化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发展,我国日益进入信息化时代。据工信部统计,2008年2月,我国网民数量已达2.21亿,首次超过美国,跃居全球首位。目前,我国网民数量已突破3亿。对在校大学生而言,计算机网络已经成为他们获取知识、交流信息的重要渠道,其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网络的影响。这种深刻的社会变迁,必然给高校德育的理念、方法与模式带来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德育立体化工程就是应对新时期新形势的新尝试。
“立体化的德育是一种真情实感的德育,德育的立体化就是追求立体化德育的过程。”“生动、形象、具体、全方位是立体化德育的基本特征。”如何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这一强大的传播交流平台,创新工作思路,革新工作方式,推进德育立体化,实现信息环境下德育工作的新突破、新发展,是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断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互联网的普及给高校德育工作提供了重要改革发展机遇
网络技术的发展拓宽高校德育工作的空间。以往的德育工作主要通过两课、主题班会、集体活动和针对个别学生谈心等传统途径实现,德育理念和德育信息通过中间环节传递给终端接收者――大学生。而借助网络这一新途径,可以越过中间环节,以最少的信息损耗将信息直接传递给所有的大学生,改善了信息接收和反馈的效果,减轻了一线德育工作者的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
网络使高校德育工作更具针对性、广泛性、实效性和及时性。大学生在贴吧、博客、QQ等网络信息交流平台上充分表达自己对于新闻时事、校园热点的真实观点,为德育工作者及时了解大学生思想动态提供了有效途径,使德育工作的开展更有针对性,更能取得实效。德育工作者在与大学生通过网络平台交流的过程中,可以针对特定群体开展广泛和深入的引导,及时处理萌芽状态中的矛盾和问题。
互联网能为立体化德育工作提供更丰富的素材。立体化德育工作的开展,依赖于大量真实生动的素材和案例。德育工作者可以从网上获取真实、丰富、形象的德育素材和案例,经过再加工,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引导,使教育更生动、形象,学生更容易接受教育。
互联网的普及给高校德育工作带来了重大挑战
网络文化的多元性给德育理念的主导性带来了新的挑战。网络是以信息的传递、、接收为基础的,而网络信息的对与错是由网络信息者决定的,所以可以这样认为:没有不良的网络,只有不良的网络信息。由于网络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网络法制建设的速度,因此大学生在网上获取所需知识的同时,也会接触到不良信息,受到各种各样价值观和社会思潮的影响。这些价值观可能与高校德育的教导目标产生冲突。因此,德育理念的主导性在多元的网络文化时代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网络成员沟通的交互性给现有德育方法和德育模式的机械性、静态性、单向性带来了新的冲击。以往的德育方法主要是平面德育方法,是单向性的信息传递,通常以“灌输”和“渗透”为主。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和网络的发展,局限于面对面单向传授与灌输的教育方法远远达不到及时性、广泛性的要求。因此,德育方法也应该充分利用网络、影视、实践等立体化的技术和手段对大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德育,使德育课堂向生活延伸。从学生角度看,网络技术的发展,给大学生带来了更宽广的学习空间,获取知识更快、范围更广,逐渐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在教育者与学生直接交流的基础上,学生与网友之间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相互交流和自我教育。同时,网络时代的德育主体与客体正在逐步淡化。网络不仅拉近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也对教育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教育主体不得不思考,如何更新工作方法、扩展知识面,以应对信息时代的挑战,进而占领德育主体阵地,强化主体地位。
网络技术发展给德育内容提出了新的挑战。网络给大学生带来新的生活空间。这个新的生活空间同样属于社会的一部分。现实社会的法律与道德标准在这个空间中同样适用。由于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法制与网络道德建设未能与网络技术应用同步,加之少数大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有限,网络道德与法制观念淡漠,很容易产生网络不文明行为,甚至网络暴力。这要求高校德育工作者加强网络法制教育,加强对大学生文明上网的教育和引导,使他们成为合格的网络公民。
高校运用网络推进德育立体化的策略
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运用互联网手段,从基础设施、管理方法、管理队伍等诸多方面创新工作思路,推进德育工作的现代化水平,营造立体化、全方位的德育环境,是时代赋予德育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加强校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搭建良好的计算机网络平台。校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是校园网络应用的基石与后盾,是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保障。它主要包括硬件设备配置、校园网建设和信息安全建设三方面内容。高校应结合自身条件,大力改善硬件设施,努力加强校园网的建设与应用,提高校园网覆盖率、主干网络稳定性,不断提高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水平。
提高计算机网络在立体化德育工作中使用的有效性。如果说校园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好比人体的骨骼,那么校园网络的内容则是人体的血肉,是校园网络的生命力之所在。
高校可根据自身条件,建设突出时代特色、展示当代大学生昂扬向上精神风貌,集思想性、指导性、服务性、娱乐性为一体的德育专题网站,占领网络阵地,使德育工作由静态变为动态、由平面变为立体,提高校园网络的吸引力。德育工作者可以综合应用文字和音像手段丰富校园网站内容。网站内容可以是德育工作者经过筛选、整合、加工的,来自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的各类信息,也可以是来自学生身边的鲜活案例。而来自学生身边的德育案例,正是校园网络提高对本校学生吸引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德育立体化思想的具体体现。
通过网络提供师生间的交互平台。比如通过师生交流平台,及时了解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对学校的建议,将学生的合理诉求及时解决,并对不良情绪及时疏导,将矛盾解决在萌芽中;通过开办网上心理课堂,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开展心理咨询与疏导,建立师生间互动、学生间互动的心理交流平台;通过开办网上党校,普及党的历史、制度与章程,开展党员培训与学习交流;通过开办网上法制讲堂,宣传法律知识与规范,引导学生学法、懂法、守法。
通过网络在危机事件中传递正面信息。危机传播中信息流动非常迅速,一旦在某一点上出现阻滞现象,往往就会流言蔓延,带来严重后果。在大学校园中,大学生对危机事件的看法可能出现偏差,产生紊乱、恐慌的思想情绪,此时就需要利用各种主流校园媒体迅速跟进、填补信息空缺,宣传应急处理办法,帮助缓解或化解不良情绪,维护良好的校园生活学习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