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的定义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大众传媒的定义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大众传媒的定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大众传媒；中学语文；阅读

一、大众传媒的概念界定

所谓“大众”指的是大规模的、人数众多的，“传媒”指传播各种信息的媒体。大众传媒可以定义为：“在大众传播过程中，面向为数众多的受众传播信息符号的物质载体就是大众传播媒介，简称大众传媒。”1大众传媒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迅速发展的，目前大众传媒主要包括报纸、杂志、电视、网络、广播等，各种传播媒介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走进大众的生活，成为大众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再是少数人的垄断性的信息获取，而逐渐成为一种普适化的媒介，从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二、大众传媒对中学语文的影响

大众传媒不仅遍布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且对教育，尤其是青少年的教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铺天盖地、随手可得的报纸书刊的出现，迅猛发展、随处听得到的的广播节目的崛起，缤纷多彩的电视荧屏以及包罗万象、日渐庞大的网络系统的诞生，大众传播媒介在青少年的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深刻影响了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其中大众传媒对青少年语文学科的学习影响较为显著，值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一） 大众传媒对中学语文的积极影响

1.大众传媒拓展了中学生的阅读方式和阅读视野

阅读对中学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从这个要求来看，阅读不仅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获取信息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一种与生活不可缺少的语文能力。中学生首先需要有一定的阅读能力，才能逐渐领会、理解课文及其他阅读材料的意义，进而提高写作的技能，甚至加深对其他课程的理解和掌握。

随着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学生可以借助大众传媒的便利不断拓展自己的阅读视野，扩大阅读量。报纸、期刊杂志、电视、电影、网络等，这些无处不在的媒介，方便学生们随时阅读和获取信息。随着电子图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愿意购买电子图书进行阅读，方便携带，随时可以阅读。语文教育作为母语教育，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语文教学的内容来源于生活，最后又回归生活。大众传媒实现了人们观察和了解社会和生活的愿望，也帮助青少年们不断拓展了阅读视野。

2.大众传媒丰富了中学生的写作素材

培养中学生的写作能力是语文能力的基本要求。但是，目前很多学生不会写作文、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一写作文他们就犯难，作文成了中小学的教学中的“老大难”。根据中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他们接触社会相对较少、经历比较简单，在写作文过程当中，缺少一定的生活素材，写出来的文章往往较为平淡，不够深刻。在当前的大众传媒时代，学生可以通过报纸、电视、电影、广播以及互联网等观察和了解社会和生活，为写作积累丰富的素材。

报纸是人们了解世界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报纸记载的都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大小小事，记录的就是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学生通过翻阅报纸不仅可以了解生活，而且还可以为写作积累素材。另外，各种电视访谈节目、新闻广播、电影等都取材于生活，看节目的同时，学生还可以从一些有特色的电视节目中获取生动真实的素材用于写作，当前中学生的写作素材已经很明显的在趋向于生活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中高考考试的材料作文，材料作文呈现的材料大部分来源于大众传媒，他们大多数是时事新闻或社会热点或网络热点话题等等。结合中高考作文考试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中学生需要关注社会生活，需要对社会生活有一定的认识。

（二）大众传媒对中学语文的消极影响

1.大众传媒限制了中学生的阅读水平和想象力

在当前社会，许多文学经典作品被搬上大银幕，以影视的方式呈现，这种视听盛宴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学生阅读和快速的了解一部作品，但是同时也限制了中学生的阅读水平。这些以电视电影等媒介方式出现的文学作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扩大知名度的作用，但是这些 “先入为主” 的作品内涵也影响了中学生的认识水平和阅读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学生不能对文学作品的本来意义进行必要的理性判断，甚至一些影视作品是在原来文学作品上进行改编的，这样会使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产生一定的偏差。

2.大众传媒颠覆了中学生接受传统文化的方式

传统意义上，中学生阅读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学校的课本、家里的期刊杂志和书籍，然而，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各种新媒体的出现，特别是数字技术的更新换代及数字阅读市场的展开，一场“阅读革命”暗流涌动，即电子阅读与传统阅读进行比拼。电子阅读展现的是动态的文字、鲜活的图片、优美的语音、超大的容量、小巧的设备等等，这些各种便利条件和新颖的阅读方式吸引了很多年轻人。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快餐式阅读”文化的兴起。在这种趋势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浮躁的情绪和闭塞的视野。长久发展下去，不仅会使青少年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退化，甚至会慢慢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更严重的还会变成没有思想的“空心人”。

三、结束语

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发展，新的事物不断的产生，新媒体时代的出现虽然对于语文教学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如果把握住了该机会，充分的利用其特性，融入到语文的实际教学当中，将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这一过程当中，需要老师转变传统的教育理念，需要其以语言教育为本位，尽量将学生对于语言的掌握和了解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 减少网络语言的冲击。只要选择正确合适的教学模式，转变过去的教学观念，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会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焦培军.新媒体环境下高中语文阅读教学如何趋利除弊[J].语数外学习（高中语文教学），2014（7）.

[2]李月英.大众传媒时代中学语文教学的困境与对策[J].语数外学习（高中语文教学），2014（4）.

大众传媒的定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影像化传播；民众知识；影视民俗；大众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5-0150-02

有关民俗学的发展前景，是今年我国民俗学界颇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为此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做出评价、把握是重要的。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导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民俗学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第一，理论准备不足。我国民俗学的孕育是在本世纪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就使得先驱者缺乏长期完善的理论准备。第二，肇始于文学却又未能跨出文学的视野，民间文艺的研究代替了民俗学的研究。第三，解放以后，民俗学长期备受冷落，同时又受到前苏联民俗学体系的深刻影响，长期徘徊不前。第四，从世界范围民俗学理论产生的背景来考察，中国传统的民俗学，无论是研究主体和客体诸层次，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1]任骋文在《民俗研究》中提出了民俗学研究要有“从‘民俗’到‘民识’”思想转变。他提到中国民俗学界一直停留在“民间古俗”的学术取向上而没有真正意义的“民众知识”的学术取向上来，所以倡导民俗文化研究者应当正确认识民俗文化内涵的理解，加深对“民间的知识”即“民俗”的理解[2]。

一、影视传媒与民俗文化的现状与问题

（一）“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

最早对“民俗电影”（folklore film）作为民俗研究题目的应用可追溯到1934年在英国电影研究所在《民俗》学刊上所发的征稿启示，其定义是“有关民俗的非商业电影”。在美国，最早的民俗纪录片可溯源到1935年，但直到1970年代，“民俗电影”作品才得到民俗学界的认可。谢尔曼（S.Sherman）在1977年提出了“民俗电影”这一概念，在其《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1988）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民俗学电影”的概念，并兼用了folkloristic film（琼斯1988）一词。

在中国民间文艺协会研究部副主任黄凤兰女士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民俗影视》一书中，提出了影视民俗学的概念[3]。她认为，影视民俗学是指以影视为手段，对民俗事项进行客

观记录的一门科学。在张举文博士的《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要为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正名的观点。他认为“民俗电影”应理解为“民俗学电影”的简化，提出影视民俗指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想象的民俗，是被制作人创造或改造的模仿民俗的表演[4]。汤拥华在《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一文中对“影视民俗学”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从一大堆以民俗为主题的影视片中，我们只能归纳出民俗学的问题和影视学的问题，怎样用影视的手段表现民俗文化的问题[5]。透过这些论著，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民俗事象与影视结合已成为必然。艺术地表现民俗事象已经成为民族与民俗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同时，公众的接受与实践又体现了民俗的最基本的娱乐功能。

（二）表现方式

用镜头来记录民俗文化，这决不是简单的机械复制，而是影视工作者通过动态的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再现民俗的原态以及民俗文化、民俗心理支持下的民俗事象的文化意义。

在黄凤兰女士的《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文中，着重强调了民俗影视片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力――真实地记录与再现[6]客观自然的影像纪实，能真实地体现民众作为文化主体，对自身民俗文化的阐释和解读。

此外，在罗未玮的《影视作品中的民俗“在场”》文章中，依据民俗的两种存在形态――文化的和生活的，探讨了民俗在影视作品中“在场”的两种形态，即民俗作为文化符号在场与民俗作为记忆因子在场[7]。

（三）存在问题

第一，本体论危机。这一问题。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属于无形的思想、观念等内容，比如说“龙牌会”这种属于民间信仰之类的民俗活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和对民俗文化理解的偏差，很难通过影像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而成为一种“机械复制”。第二，缺乏语境关注和“两张皮”现象。黄凤兰女士在《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中着重对当今的民俗影视制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析。第三，阐释的理论导向。张文举在《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中提出在探索理论和方法时，要思考认识论和反思人文本质。

二、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在国际合作日益加强、范围日益扩大、节奏日益频繁的形式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及不同领域的多种力量交流、互动、协商或妥协的结果。

1.民俗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基础。安德明博士根据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和2003年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两份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最终确立取代了“民俗”的定义[8]。

2.经过近几年国际、国内多方面的努力，从政府到民间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的保护工作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缺欠。

3.近年已有不少民俗学者的文章讨论非遗保护理论，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保护理论，还应该是能给政府和民间提供操作细则的实践方案，它的实践性决定它的生命力，这则是它区别于以往民俗学研究之处[9]。在取得诸多成绩、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表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使得这项工作成了一个充满争议和张力关系的复杂的动态过程。

三、民俗文化与大众传播

民俗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民间传承，而民间传承恰恰是前大众传播的文化传递形式，周福岩博士在他的《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一文中表明了民间传承主要体现为一种人际传播方式的立场，并试图通过对两种传播方式或系统从能量、力量及方向等角度所作的功能比较分析达成对民间传承和大众传播在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

（一）区别的意义

在民间传承中，需要传递的信号在编码一经结束，就通过人的发音器官或非语言形式的肌肉动作面对面地诉诸于译码者的听觉和视觉。而大众传播则在编码完成之后，经过了一系列对信息进行的技术转化，最后通过媒介完成这一过程的。因而媒介传达的信息（大众传媒）与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人际联系得到的信息（民间传承）的区别就存在于接收效果上的迥异[10]。

（二）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功能

任何文化都离不开传播，民俗文化也不例外。[11]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积极功能包括：第一，大众传媒表述民俗生活，其媒介特性促进了优秀民俗的传承。第二，大众传媒通过报道民俗活动，引起了社会公众和政府职能部门对优秀民俗传统的关注和重视。大众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播中的缺失包括：第一，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很难通过大众传媒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第二，大众传媒会由于政策、资金、技术、传播渠道等方面的原因，片面或者歪曲报道民俗文化事象。第三，为了追求画面的效果或叙事的完整，大众传媒有时会导演民俗。

（三）大众传播对民俗文化传承的影响

现代传媒对于民俗传承的积极影响：一、现代传媒为民俗传承提供了革命性的技术手段。二、现代传媒推动了民俗文化的发展、融合和演化。三、现代传媒早就新的民俗。现代传媒民俗传承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一、现代传媒对于民俗的保留大于传承。二、现代传媒以虚幻的民俗替代了现实民俗行为，以文化快餐代替了民俗艺术。三、媒介霸权加速弱势民俗消亡。四、现代传媒的商业化加速民俗的商业化。

（四）展望与对策

在即将迈入数字化的社会的今天，想摆脱现代传媒的影响，保持牧歌式的原生态民俗已经是一种奢望，我们目前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挥现代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承中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其消极负面影响[12]。首先，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传播人要了解民俗知识，加强自身的民俗理论修养，合理运用传播技术，尽可能地减小商业化对民俗传承的负面影响。其次，作为“民俗人”要主动学习传播知识，掌握了解现代传播的规律，熟练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技术手段，为民俗传承做贡献。第三，在理论上要加强民俗学与传播学、新闻学等学科的融合，在高校开设民俗传播学、影视民俗学等，加强民俗传播规律的研究与人才的培养。最后，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在覆盖面广泛的媒体上建立公共频道或民俗频道，以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节目内容和形式在全社会普及民俗知识。

四、结 语

在现代社会里，离开了大众传媒，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很难开展。今天，要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扩布、保护和开发，离不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作用，而大众传媒要达到“传通”，实现自己的价值，需要对内容、角度方式进行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并努力适合受众的心里思维习惯，大众传播和民俗文化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要强调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留住民族文化的灵魂，充分调动并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从民俗文化环境中去开展大众传播活动，从大众传播角度去思考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推广。

参考文献：

[1] 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导论[M].江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 任骋.从“民俗”到“民识”──略论民俗研究学术取向的转换[J].民俗研究,1999(1).

[3] 黄凤兰.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J].西北民族研究,2002(2).

[4] 张举文.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J].民俗研究,2007(1).

[5] 汤拥华.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中国民俗影视》[J].中文自学指导,2005(2).

[6] 黄凤兰.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江西社会科学,2005(12).

[7] 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的两难选择[J].河南社会科学,2008(1).

[8]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2).

[9] 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J].民俗研究,1998(3).

大众传媒的定义范文第3篇

2003年年底起，我国各地纷纷出台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吉林、黑龙江、浙江、广西、重庆、四川、云南等15个省级政府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覆盖了全国近一半的省级行政区。

由此可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一种政府行为。现代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完善过程，是公众对现代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诉求过程，这种诉求必然伴随政府行为的民主、责任、透明、效益、法治和无私要求——这是对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诉求，这恰恰也是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建立的必然要求。

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传播学解读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通过议程设置对舆论进行控制，它根据国家的需要、公众的需要以及政治运作过程的需要，设定政策议程，以此影响媒体议程。进而设定公众议程，其中更多地表现了政策议程对传媒议程和公众议程的引导。

1政府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调控大众传媒

新闻发言人制度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社会调控中的信，息源控制。信息源控制和行政控制一样都属于软性控制。但是，和行政控制有截然不同的是，这种制度一方面既是政府控制新闻传播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和新闻界沟通，并通过新闻界和公众进行沟通的方式。它通过信息源的有限性，协调政权、媒体和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比较隐蔽地引导舆论和控制信息。新闻发言人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确实是平衡自由和控制的有效尝试。

(1)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信息公开的有效形式

根据先生的新闻定义，对新闻传播过程进行图解，可以拆分为三个阶段：

事实发生(信息源)及时报道受众接受(新闻形成)

显然，构成这一运动过程的是三个环节，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新闻就不存在。换句话说，这三个环节构成了一个完整新闻的全过程。若在新闻形成过程，将新闻这一因素考虑进来，且把新闻形成的过程理解为政治传播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事实发生”和“及时报道”两个环节中，新闻会成了新闻形成的一个新环节，即：

事实发生(信息源)政府新闻及时报道受众接受(新闻形成)

具体到上述政治传播过程来说，实际上政府面对着两个不同层次的信息受众：一是所有公共信息的接受者——社会大众；二是特殊的信息接受者——媒体记者。这两个层次的受众之间的关系是：虽然表面上看，政府新闻会针对的对象是新闻记者，但新闻记者只是新闻会主体和新闻会对象之间的桥梁，新闻记者有权力和义务及时高效地向受众(公众)报道所获得的信息。也就是说，新闻会的对象最终是公众。因此，政府应当看到：一方面，政府掌握大量的行政资源、拥有人民赋予的权威性和调节社会生活的权利，许多政府信息都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政府有责任让满足大众的信息需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最大的权利机构，政府是一个十分可靠的信息源。它在公众心目中拥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在信息繁杂和思想多元的今天，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和看法多样，当人们无法分辨和取舍，更希望听到来自政府权威和统一的解释和说明。这一点在危机时刻和重大问题面前显得格外明显，政府的声音可以让小道消息不攻自破。

(2)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充分发挥政府信息的主体作用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一种政府行为。政府作为体现人民利益、组织社会生活、维护社会秩序、控制社会运行的权力机构，其影响和作用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代表国家的形象，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枢纽。新闻发言人制度自然是服务于政府职能的，其目的在于协助政府工作，协调政府与传媒、与公众的关系，从而协调社会的发展。

面对政治信息的特殊受众媒体记者，政府应该了解记者甚至了解记者所代表的媒体的需求，并以满足记者要求来寻求与媒体的合作。美国学者李普曼说，若非借助一种标准作业的方式，那么少数的人(记者)能够顾全这么大的报道范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记者常常必须经由别人的“告知”才能完成报道。由于大众传媒以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去报道无穷无尽的新闻，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要求媒体对所有新闻都以“我在现场”来叙述、以目击者出现在新闻现场是不现实的，更别说相对稀缺的政治信息了。尤其在媒体商业化下，记者的工作和收入越来越不稳定。任何采访成本的增加就意味着记者收入的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帮助记者，就是帮助自己。政府给记者的“补贴”就是向他们新闻稿。而这些媒体除了付出记者的时间外，没有花费任何采访经费。就获得了新闻。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政府是现代社会中心信息源并希望控制大众传媒以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媒体为满足大众的需求报道政府新闻会并节省了报道经费和精力、大众希望政府信息公开以保障人民知情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发言人为当下政治新闻形成的具有决定性的一环简直是“众望所归”了。

2大众传媒通过议程设置影响公众

议程设置的理念实际涉及的问题是：传播如何围绕特定的目的设置议题，使之达到影响社会、影响公众舆论的效果，它是传者和受者之间一种相互牵动、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传播媒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以沟通、扩散、宣传、教育、组织、协调、纠偏、排异等社会功能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规范实施控制。议程设置是促进媒介更好地行使职责、发挥功能的一种方法。议程设置有三种功能：(1)在信息扩散之前，通过编辑实行限制；(2)通过增加信息量，强化信息环境；(3)对信息进行重新组合或解释。它涉及传播意图和传播效果的统一的问题。是建立在媒体对自身的定位和对受者深刻了解的基础上。

在当代社会，大众传媒参与了“社会现实的构建”。即媒介的传播，影响人们头脑中对社会现实的构想。大众传媒的效果和作用在于引起人们的注意力。大众传媒只要对一些问题给予重视。集中报道。使某些事实从无数的客观事实中凸现出来，并忽视或掩盖对其他问题的报道。就能影响和控制公众舆论。而人们则总是倾向于关注和思考大众传媒注意的那些问题，并按照大众传媒给各个问题确定的重要行的次序，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大众传媒通过调动受众的注意力，安排问题的轻重次序，从而间接达到控制舆论，左右人们的观点和思想的目的。

结合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可以对信息流动与议程设置之间的关系作如下图解：

来自信息源(S1、S2、S3)的信息(M1、M2、M3)转变成信息(MA、MB、MC)后，才传给接收者(R1、R2、R31。守门人从各种信息中，按照议程设置的需要，选出那些他认为可以传播的信息加以传播。这个模式最有价值的一点是：收到的信息和送出去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其不一样的程度取决于议程设置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当代的传媒，没有“注意力”是不行的，但仅仅具有“注意力”也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大力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才能使媒体的活动同社会产生双向互动的“共振”。从而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加速器。毫无疑问，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够帮助媒介完成这一社会使命。

3新闻发言人通过提供消息来源引导媒体设置议程

从传播学一般意义来说，“某种消息来源能够为某一媒体设置议程，而某种媒体又能够为公众设置议程。这两个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体现了政府设置政策议题来影响媒体议题，进而设定公众议题，事先对新闻套人政府的定义之后，从而引导舆论。政府选择哪些消息可以，哪些不可以，对哪些媒体，又应该以怎样的口吻，从而表达对媒体议程的左右。消息来源不仅描述新闻事件的发生，更可透过对新闻事件的诠释与评论，而成为新闻事件的“定义者”。由于新闻记者不可能出现在每一个新闻事件的现场，因此与其说一件新闻事件确实发生，不如说这一新闻事件曾经发生或将要发生。这就为新闻发言人留下了“说话”的空间。新闻制度正是通过“观察者”来报道新闻事件的做法。使得那些者在服务新闻界的过程中，也服务了自己的利益。

有效的政治传播应该是以下三者完美的结合：政府要说明的(政策议程)、媒体感兴趣的(媒体议程)、公众关心的(公共议程)。政府要通过议程设置。将政府的政策和工作变成人民乐于关注的焦点，使政府的权威性与新闻报道的影响力相结合，在公众当中形成广泛的相关的讨论议题，最终实现合力效应。面对信息化时代多元化、即时性、多样性的舆论生态环境，政府只有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对媒体议程的设置，从而达到公共议程的设置，在公众当中形成广泛关注的议题，最终实现合力效应。这种驾驭舆论的执政能力应该是顺应新闻规律，运用传播技巧。通过新闻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调动媒体的兴奋点，使媒体自觉自愿地围绕公共政策部门所的新闻事件和议题来进行报道和追踪。

由上可知，新闻发言人与媒体、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实际上是体现了政府、媒体与公众的合目的过程。新闻和信息的合理运用是新闻执政的关键。新闻发言人可作为政府主动介入并积极引导公共舆论从而成功实现新闻执政的切入点与现实手段。

大众传媒的定义范文第4篇

“泛娱乐化”的概念解读

泛娱乐化倾向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大众传媒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必然趋势。有学者认为，泛娱乐化倾向是指传媒娱乐节目的媚俗化、低俗化，是以形式上的浮华炫目、手段上的嬉戏热闹、表现上的玩耍爆料等来解构审美取向、降低文化品位、消解人文精神。①

也有学者将泛娱乐化的定义概括为：泛娱乐化指的是一股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为核心，以现代媒介为主要载体(电视、戏剧、网络、电影等)，以内容浅薄空洞甚至不惜以粗鄙搞怪、噱头包装、戏谑的方式，通过“戏剧化”的滥情表演，试图放松人们的紧张神经，从而达到的思潮。②

上文已经提到，娱乐的本质在于它是人在生存中放松精神、愉悦身心的基本需要。而在泛娱乐化时代，大众传媒却把制造娱乐当成获取商业利益的一种手段。它们利用人们对娱乐的需求制造过多的娱乐，制造低级品位的娱乐，挤压了人们利用媒体实现自我满足娱乐需求的空间。在消费主义原则的支配下，娱乐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最早提出“泛娱乐化”概念的美国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写道：“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③

我国大众传媒泛娱乐化倾向的成因

我国大众传媒泛娱乐化倾向的成因主要有两点：首先，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思想观念的转变，大众文化的兴起，多元的价值取向使得大众传媒所传播的内容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娱乐化倾向是大众传媒发展中的一个必然阶段，这种倾向带来了高收视率、高回报，各个媒体纷纷跟风效仿，因而导致了娱乐的泛滥与庸俗。其次是受众对于美的追求。受众的审美一般都具有时代的特征，如今，低俗化的娱乐似乎更能吸引眼球，可以说受众的口味决定了传媒的报道内容和方式。

总体来说，泛娱乐化倾向是经济发展改变了人的观念与部分受众的需要所致，虽然这种需要可能并不是积极的，但有需要就有市场，形成这样一种倾向也就不足为奇了。

大众传媒泛娱乐化倾向的主要表现

娱乐节目的极度膨胀和媚俗化、低俗化。创新娱乐节目的开山鼻祖当属湖南卫视，其秉持“快乐中国”的核心理念，率先提出全力打造“最具活力的中国电视娱乐品牌”。早期的《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等节目获得了大众的一致肯定。自从2004年湖南卫视的《快乐女声》一炮打响，《我型我秀》、《绝对唱响》、《红楼梦中人》等节目纷纷跟进，选秀节目红火了好几个年头，但同样也造成了同质节目泛滥成灾、节目品质下降的问题。重庆卫视的《第一次心动》就曾经因为内容格调低下、演唱曲目庸俗媚俗等问题而被国家广电总局叫停。

如今，当选秀的大潮逐渐退去，交友相亲类的节目又在2010年猛然蹿红，从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到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收视率节节攀升，浙江卫视、山东卫视和安徽卫视等也都不甘落后地跟风而上。其中，《非诚勿扰》最受大家关注，力压湖南卫视一度成为收视率冠军。然而《非诚勿扰》的争议、话题也是最多的，不少人对它持批判态度，称其根本“不诚”，不仅嘉宾身份造假，某些节目内容也很虚假。该节目中还充斥着拜金女、富二代等噱头，某些女嘉宾的言论更是大胆出位甚至低俗化，比如“我闻到了钱的气味”、“他给不了我住豪宅的梦想”、“听你说话，我就觉得你欠抽”、“我还是坐在宝马里边哭吧”等等。试问这样的节目除了带给大众一时的笑料外还能留下些什么?它会给大众带来怎样扭曲的价值观？

新闻报道的过度娱乐化与肤浅化。新闻报道的职责是向广大受众传递新鲜、重要的信息。一些大众媒体为了使新闻更具观赏性而给新闻穿上了娱乐的外衣，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把握好尺度，不能一味地追求娱乐或戏剧效果而抹煞了新闻报道的本来面目，不能只看到经济效益而放弃了社会效益。

然而，当前有不少新闻报道都是围着明星艺人转，其中很多报道的是明星的绯闻、琐事等一些毫无宣传价值和意义的内容。还有一些新闻节目打着“民生新闻”的旗号，经常报道那些低俗、无价值的市井新闻，诸如吵架、斗殴、喝醉酒等，真正反映老百姓生活的新闻却不多。

所谓的网络红人罗玉凤，其以夸张的征婚条件在网络上走红后，也受到了很多大众媒体的关注。不仅追踪她的最新消息，还邀请她在媒体上做节目。2010年3月有一则新闻的大致内容是：网络红人凤姐(罗玉凤)在《中国达人秀》海选的表演结束后，被一黑衣男子用鸡蛋突袭，狼狈不堪。有人认为，抛出的鸡蛋不仅仅是砸了凤姐一人，同样也砸给了一些本末倒置、娱乐至死的媒体，更是沉重地砸给了泛娱乐化时代正在滑坡的社会价值系统。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我们悲哀地看到，媒体给受众带来些许欢笑后，却让受众忘记了自己为何而笑，为什么笑声代替了思考。

转贴于

大众传媒泛娱乐化倾向的负面影响

弱化了大众传媒的社会职能。众所周知，大众传媒具有传递信息、引导舆论、传播知识、提供娱乐、提供服务等社会职能，而如今严重的泛娱乐化倾向弱化了大众传媒的这些积极职能。娱乐元素的极度膨胀和泛滥不仅夺人眼球，还可能挤压那些重要的、有价值的信息的传播数量和范围。而一些信息因为过度的娱乐化包装也妨碍了信息的有效传播，并且严重影响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如果信息传递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职能都受到阻碍，那么引导舆论、传播知识、提供服务等职能同样会受到阻碍。

降低了大众的审美认知能力。长期沉浸于大众传媒泛娱乐化倾向的低级审美品位中，很容易造成大众审美认知能力的下降和认知结构的简单化、平面化。大众视域中的娱乐是建立在放弃意义追问和现实思考的前提下的，这种娱乐大多缺乏理性的光芒，只是大众文化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而已。而市场竞争下的商业运作决定了大众传媒所制造的娱乐具有功利目的，对他们来说，赢得观众就是赢得经济利益，于是利用制造噱头、大肆渲染炒作、刺激受众敏感神经等一系列一味迎合大众低级趣味的手段来制造所谓的“大众娱乐大众”的娱乐狂欢。我们渐渐发现，泛娱乐化氛围改造了人们的语言和说话方式，港台腔、黄段子、拇指传情等无处不在，它们降低了大众的智力和审美能力。人们用娱乐来填补生活，用来学习和思考的时间便会越来越少。

造成了社会文化精神的缺失。波兹曼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可见庸俗过度的娱乐将会给文化带来怎样的损伤。当下的娱乐是复制的、模式化的，大多缺乏文化气息或者扭曲了社会价值观，随着泛娱乐化现象的不断升温和膨胀，折射出的是文化原创性的缺失、艺术创造力的匮乏以及审美感悟力的滞后，其结果很可能是我们的文化精神被娱乐的狂潮逐渐冲淡。

2010年6月9日，国家广电总局正式下发了《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通知中表明，“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要把好嘉宾关，要认真核实嘉宾的真实身份，严禁伪造嘉宾身份，欺骗电视观众”；“节目不得以婚恋的名义对参与者进行羞辱或人身攻击，甚至讨论低俗涉性内容，不得展示和炒作拜金主义等不健康、不正确的婚恋观”。这是对已经引起极大社会公愤的“相亲类节目泛滥、造假、低俗”等倾向的着手整饬，力求这些婚恋交友节目的进行和发展符合社会价值观并且能够引导积极正面的价值观。

总之，我们需要娱乐，但不能忘记了思考。一个社会需要有主流的秩序、共享的价值和情感。大众传媒要找到一个使娱乐既能宣泄情绪、又不破坏人格与社会之间良性关系的支点。我们需要娱乐，但不能忘记责任。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知识界，不能被大众一时间的满足与陶醉所淹没。

注释：

①吕绍刚：《“泛娱乐化”为何屡禁不止？》，《人民网》，2007（4）。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6104／46105／5617825．html

大众传媒的定义范文第5篇

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page_break]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page_break]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续）

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page_break]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