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教育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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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教育的利弊范文第1篇

【关键词】法律；道德；法律化；道德化

一、法律与道德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道德与法律有密切的联系也有重要的区别。在谈到两者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必须首先界定出两者的概念，即什么是法律，什么是道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在法律的发展规律中曾存在的法律与道德的浑然一体状态。两者浑然一体当然就无所谓法律与道德的问题。直至西周，所有的规则、仪式都被称为“礼”，虽然它的背后是“刑”，但仅仅是保障“礼”实现的工具、手段，而不是独立的规范。这个时候是不会出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的。只有当法律开始从以前的那个混沌的整体即“礼”中部分分离出来的时候，两者的关系才能应运而生。我们以《法经》及“法”、“律”等概念以区别于“刑”的姿态和内涵的出现作为这一分离或矛盾开始的标志。由此，才有了我们开始从立法角度看我国与西方的对于法律和道德关系的不同。

二、从立法角度比较中西对于法律和道德关系的不同

（一）中国――道德的法律化

我们知道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影响极大，所以儒家伦理思想也影响了立法中对于一些罪名的规定，例如：对于“不孝”罪的规定。儒家以孝为百行之先，大力提倡孝德，并把孝与忠即父权与君权联系起来，认为孝亲的人自然也会忠君。正因为这样，在儒家的刑法思想中，不孝之人被视为“元恶大憝”，必须从重严惩。

再如：《唐律》的“一准乎礼”，是说《唐律》是合乎儒家道德的。所谓“纳礼入律”，是把儒家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把儒家道德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唐代名臣长孙无忌主持修撰的《唐律疏议》，一开篇就提出了“因政教而施刑法“的主张。既然刑法是官方推行政教的工具，那么刑法贯彻儒家的道德原则就很自然了。《唐律疏议》又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进一步说明了刑法对德礼的维护作用。“纳礼入律”的结果给《唐律》赋予了儒家化的道德精神，这种道德精神又被转化为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法律原则。该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规定上：第一，对老、幼、妇女、残疾人的宽宥规定。第二，对犯人进行生活照管和医疗救护的规定，第三，“权留养亲”的规定。该规定时说犯罪者因家中无成年男子而暂留家中奉养尊亲，对其刑罚暂不执行。第四，谨慎断刑、疑案从赎的规定。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功能，使犯罪分子在接受处罚时也受到教育和感化，从而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从此意义上说，《唐律》的刑罚也是一种“教育刑”。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人的共识就是制定法律应该符合道德，立法应该符合道德，道德应该是法律的法律，法律应该是道德的实现，古人常以“何其不德”来批评认定法，从未有过以“何其不法”去批评某种道德，足以说明他们认为道德是比法律更崇高、更根本、更应依据或遵守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可以将古代中国立法角度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概括为道德的法律化。

（二）西方――法律的道德化

相比较古代中国来看，西方对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这应该与中西方的文化背景文化传统有关系。在西方文化史上，有一种源远流长的法观念，即与正义不可分割的自然法观念。西方思想家认为，法律与道德有密切的关系，法律中体现了正义等德性，遵守法律不仅是一种法律要求，也是一种道德要求，从一定程度上讲，守法就意味着守德。有人说“越是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就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范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成为了一部道德规范的汇编。”从中可以看出道德法律化的倾向。所谓道德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法律的、国家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我们在各国的立法实践中也可以看出其法律中含有道德的意味，有道德化的取向。这些都体现了法律的道德化。

三、结语：给我们的启示

面对我们古人有些极端的将那些肯定国家利益和个人义务的道德予以不切实际的法律化，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的必然是交流开放社会、多元创造的文化和自由民主的政治，因此，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普遍的社会规范只能是法律而不能是道德――既不是崇尚乌托邦的“大公无私”，也不是那种画地为牢的乡野习俗，而是具有对所有主体普遍适用性、在国内甚至世界范围内具有统一性和在人们行为中具有必行性的法律规范。从它的执行角度来看，其毫无疑问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尤其对义务的落实上，但是，这种对于义务的统一的、长期的落实，一旦形成为一种习惯，便可以变化为康德所称道的人们的内心的道德。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借助的是法律而不是传统道德。

【参考文献】

[1]《法经》

[2]《唐律疏议》

[3]《法国新刑法典》

[4]《德国民法典》

[5]《略论西方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中国法院网

[6]《论法律与道德》，刘舒，载《考试周刊》2007年第46期

西方教育的利弊范文第2篇

Abstract: The flow theory of Marxism and Western capitalism circulation flow theory is to study and get o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paper, the position of a variety of different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two still exist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low through the theory of Marx an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estern theories in circulation, circulation can build our socialist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t distribution play a guiding role.

关键词:马克思流通理论 西方流通理论 流通经济

Key words: Marx flow theory western flow theory MARKET

作者简介:李庆文(1966― ),男,广西北流人,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工程师。

流通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是社会再生产环节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连续的高速增长,但内需不旺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之一,而造成内需不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流通环节不畅。因此,在当前我国“扩内需、促增长”的背景之下,对马克思流通理论与西方流通理论进行比较性的研究,从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我国流通领域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是尤为迫切和重要的。

一、马克思流通理论简述

马克思关于流通的论述是极其丰富和详尽的,他从流通的一般概念开始对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进行剖析,详细论述了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深入分析了主要流通业的特点,并具体提出了如何提高流通效率的途径,所有这些内容都是极具逻辑性和科学性的。

1. 关于流通一般。马克思指出,流通是指产品从生产领域到最终到达消费者之间所必须经过的一系列过程,流通存在的条件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出现之后,生产和交换就成为了社会化生产的必不可少的经济活动环节。生产与流通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首先是生产对流通起到决定的作用,流通是为生产服务的,但是流通对生产又起着反作用,尤其是在买方经济的条件下,其反作用更是强大。历史上,流通的发展经历了物物交换、商品流通形式和资本流通形式的三个阶段,分别与前商品经济、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经济相适应。

2. 关于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马克思认为,资本在流通领域停留的时间称为流通时间,由商品转化为货币的时间和货币转化为商品的时间这两个部分组成。他还指出,资本在流通时间内是不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的,也不创造新的价值,因此,为了提高资本的效率应尽量缩短流通时间。在对流通费用的研究中,马克思指出,流通费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价值运动相关的,称为纯粹的流通费用;另一类是与使用价值相关的,称为生产性流通费用。这两类费用的性质及其补偿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3. 关于流通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流通业的研究中主要论述了商业、对外贸易和运输业的特点,他指出商业在如下几个方面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是节省了社会资本;二是缩短了流通时间;三是提高了商品的利润水平。在对对外贸易的研究中,马克思认为对外贸易可以为生产提供原料和市场、平衡经济中的波动现象,以及减少商品储备费用等。马克思在对运输业的研究中指出,运输业的发展可以打破生产与消费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下述几个方面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一是运输业能减少资本的流通时间;二是运输业能为生产要素的集中提供保障;三是运输业能大大拓展市场的地理范围;四是运输业能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4. 关于提高流通效率。马克思指出,流通费用尤其是纯粹流通费用是对收入的直接扣除,对社会是不能创造财富的,因此,对经济发展而言,应该采取适当措施来缩短流通时间,尽量降低流通费用。具体的措施包括:一是大力发展商业,尤其是发展大商业;二是加快交通运输业和通讯业的发展;三是建设和完善信用制度。

二、西方经济学的流通理论概述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流通的研究是很重视的。早在17世纪,重商主义就进行了流通方面的研究。重商主义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来源,主张国家支持对外贸易,特别是对出口的支持。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深入分析了分工与交换的规律,指出社会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生产分工的前提是交换,交换使各种专业化生产成为可能,还提出了绝对比较优势理论。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提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从而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研究流通就离不开对社会再生产的研究,从萨伊开始,资产阶级经济学就一直流行使用“四要素”法来研究社会再生产,并把这种方法奉为适用于一切生产方式的“科学方法”。所谓“四要素”是指把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要素,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流行的方法。

然而,古典微观经济学产生以后,西方经济学转向了市场均衡的一般性研究,流通领域的研究被开始淡化。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歇尔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之后,流通便逐渐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消失了。因此,西方经济学主要专注于研究生产者行为和消费者行为,有系统的关于生产、消费和市场等方面的理论,却没有专门的流通理论。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淡化了对流通的研究,但流通毕竟是社会经济活动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因此西方经济学对流通的研究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当然有关方面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非主流经济学中。

1. 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它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研究社会交易过程,认为合适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可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进一步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虽然交易与流通在含义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一般的交换和流通基本包含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之中,而交易费用理论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能够对流通过程及其制度安排做出解释的。

2. 新兴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用非线性规划等现代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从而把与分工和专业化相关联的交换和流通纳入其研究范围。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交换的产生、批发与零售的分工、流通渠道的演变等等与流通相关的经济内容都得到了深入的分析,也为流通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3. 区位经济学与城市经济学。区位经济学与城市经济学将聚集经济原理用于对商业的分析,把区位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发展与流通业联系起来,并建立了空间相互作用、运输和区域间商品流通模型来研究城市内部和城市间的商品流通,这些理论被称为“商圈”理论,是流通经济学研究商业规模和布局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流通理论与西方流通理论的比较

马克思流通理论和西方流通理论都是对资本主义流通进行研究而得到的关于流通的论述,由于各种的立场不同,这两种理论体系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主要的不同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究立场的不同。马克思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研究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而西方经济学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因而西方经济学基本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从而无法像马克思那样能深入剖析资本主义流通的本质,只能就现象来进行表面的分析,因此西方经济学的流通理论是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的。

二是研究方法的不同。马克思研究经济的哲学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能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包括流通方面)的各种经济现象,总结出其运行的经济规律。而西方经济学则更多的是以资本主义是永恒的制度为研究出发点,采取的是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对资本主义流通活动方面的分析也只是得到一些唯心的主观论点。

三是主要观点的不同。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总是把生产流通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的,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马克思认为,流通过程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阶段,商品生产者的关系也只有在流通领域通过商品交换来体现。西方经济学中,主流经济学基本不对流通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非主流经济学虽然对流通经济有所涉及,但也是就现象做一些归纳总结,只是形成一些零星的、针对某个局部的见解。总之,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中流通现象的研究, 提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流通规律,马克思的流通理论是科学的、客观的。而西方流通理论则是片面的、主观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萨缪尔森. 经济学上册 [M]. 北京:商务印书局, 1979

[3] 高鸿业,吴易风. 现代西方经济学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0

西方教育的利弊范文第3篇

关键字：中国 印度 纺织品 出口竞争力

作者简介：聂扬(1985-),女,湖南益阳人,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情况。

2005年1月1日国际纺织品贸易正式取消配额制，世界纺织业进入了“后配额时代”。作为世界纺织大国的中国和印度受到世界的关注。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贸易分析中指出，后配额时代最大的受惠者是中国和印度。据WTO研究报告称，美国及其他富国的进口配额取消以后，在所有国家当中，中国和印度将最大幅度地扩大服装以及其他纺织产品的出口。报告指出，中国将以高达4000亿美元的全球纺织品和服装市场独占鳌头，最终垄断后配额时期的市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一项研究认为，印度是世界上第二的大服装和纺织产品生产国，是唯一一个有能力与中国在纺织、服装工业进行竞争的国家，印度也将大幅提升其在国际纺织市场中的份额。因此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中印两国纺织业各具竞争优势与不足，相互间既有竞争又有互补需求。

纺织品配额取消后，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和印度是最大的受益者。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一项研究认为，印度是世界上的第二大服装和纺织产品生产国，是唯一一个有能力与中国在纺织、服装工业进行竞争的国家。

一、两国纺织业的产业整体状况比较

中国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大国，具有纺织、印染、成品生产的一系列完整的产业链。我国纺织品服装的整体配套能力强，在主要加工产业区内可以解决包括机械设备零部件、服饰配件在内的原料供应。我国纺织服装业具有产品区域化的明显特征，全国已形成数十个各具特色的纺织面料、服装、家用纺织品的生产、销售基地。我国纺织品服装企业在接单、生产加工、供货等方面具备快速反应、优良服务的能力，符合后配额时代进口商采购纺织服装产品的要求。

印度的纺织工业是该国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行业，是印度的支柱产业，占全国制造业的比重为20%，其产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印度是世界上第三大纱线生产国、世界上第五大合成纤维生产国。印度纺织企业的规模小，投入不足而且分散，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较落后，使得印度纺织业产能受到限制。

从产业方面看，我国的总体情况好于印度，其规模经济效应是印度无法比拟的。

二、两国纺织品的生产原料比较

中国和印度的纺织原料资源都具有丰富且多样化的特点。

（一）天然纺织资源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2007年的棉花产量高达约763万吨。由于国内棉花价格飞涨，部分企业被迫从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进口原料。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蚕丝生产国，蚕丝产量占世界的70%以上。中国是亚麻主要生产国，生产能力居世界第二位。苎麻纤维虽然仅占我国纤维总量的1%，但却占到世界苎麻纤维产量的99%。

印度是继中国和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产棉国，目前印度棉花产量比中国低70%，但产量保持持续增长势头，而且印度的棉花基本能够自给自足，且棉花价格低于国际市场。印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麻生产地、第二大生丝生产国及第五大合成纤维生产国，原材料供应较为充足。

（二）人造纤维生产比较

中国拥有1300万吨纤维资源，纤维加工工业体系占世界1/4左右。美国纤维经济局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在亚太地区人造纤维生产厂有1030家，中国占总生产能力的2/3。

印度的人造纤维生产起步较晚，由于政府对人造纤维行业实行递减税政策，使得印度的人造纤维生产成本竞争力不强。统计数据表明，在印度生产加工丝和布匹的成本远高于中国。中国生产1千克加工丝的成本是1.40美元，印度则需2.06美元。然而，印度化纤的人均消费量大约为世界平均值的1/5，个人消费纺织品和工业用纺织品的消费量都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中国在服装成衣、丝绸、化学纤维纺织品以及毛纺织品等方面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是印度的丝绸出口逐年增加，并与中国的差距在缩小；在棉纺织品出口上与印度相比优势不太显著，竞争比较激烈。根据美国贸易委员会一项研究表明，未来纺织品的出口趋势是织品、时装和制成品，而印度在这些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其服装出口占纺织品出口的50％以上。

三、两国生产纺织品的生产成本比较

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都非常廉价，但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已高过印度，中国内地的劳动力价格则低于印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对美国纺织服装主要供应国的劳动力成本等因素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纺织服装业平均工资为0.68美元/小时，印度为0.38美元/小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呈上升趋势，成本优势逐渐消失。

据有关研究显示，中国在纺织品总生产成本方面高于印度，主要是中国在生产中的损耗费用和原材料费用明显高于印度。因此，尽管中国在动力费用、资本费用和制造成本方面的支出与印度相比较低，劳动力费用和辅助原料费也与印度基本相当，但总的生产成本还是高于印度。对结构纱、环锭纱和自由端纱的生产成本比较显示，印度更具有劳动成本竞争优势，如中国环锭纱的生产成本为2.76美元/千克纱，而印度为2.45美元/千克纱。

四、两国纺织品的贸易竞争力在各指标上的比较

中国与印度相比较，中国纺织业对外依存度要高于印度。中国比印度实行改革开放早10年，因而中国的纺织业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也高于印度。

（一）在全球市场份额占有率方面

2004年中国纺织品（不含服装）出口占全球纺织品出口的17.2%，同期，印度纺织品出口占全球纺织贸易的4%。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世界纺织品出口中所占份额比印度高了近一倍；2000年时中国所占份额是印度的两倍多；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纺织品出口快速增长，在世界纺织品出口中所占份额大大提高，到2004年时中国所占市场份额已是印度的4倍。

目前中国服装出口额占全球市场份额远大于印度。2003年中国服装出口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3.04%，印度服装出口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86%。

中国主要出口大宗纺织品，但大宗产品出口仅占全球纺织品贸易的10%。未来出口的趋势是织品、时装和制成品，印度则在这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二）在出口市场方面

从出口市场看，印度在欧盟市场占有率高，美国市场相对较低。中国在美国、加拿大和欧盟都较高，印度只在欧盟市场占有优势。但配额制结束后，美国、欧盟等国陆续对我国采取特保措施，而市场准入对印度不再成为障碍。印度纺织业对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出口潜力势必显示出来，一抑一扬，其结果是印度在后配额时代纺织品出口如鱼得水，出口势必大幅度提高。而我国则在面临国内厂商无序竞争、原材料上涨等诸多不利竞争因素的同时，又面临国外重重设限，除出口受影响外，更关键的是整个行业进一步发展也会受到不良影响。从高技术智力因素看，印度的优势比较明显。印度的教育体系承继英国，其英语教育的优势较中国更明显。纺织业中，印度的高技术的人力素质高于中国，纺织业是印度的支柱产业，行业内吸收了国内最优秀的人才，所以印度在纺织品尖端技术上优于中国。在向高附加值链上游发展方面，印度制造商和出口商的潜力都很大。而高附加值产品开发方面即是中国比较薄弱的环节，也是将来重点解决的一个难题。印度纺织服装出口120多个国家，主要的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以及加拿大等原配额市场；中国纺织服装主要的出口市场是日本、中国香港以及韩国等原非配额市场。

配额取消后，中国纺织品在美欧等原配额市场的份额会有大幅增长。印度对美欧等市场出口商品中能够减少25%～35%的配额费用，因此印度能够承担价格下跌的压力，对原配额市场的出口也会增加。2005年，美国、欧盟先后对中国纺织品采取设限措施，增加了印度对这两大市场的出口机会。以欧盟对中国设限的10种纺织品为例，除了其中两种商品印度没有出口外，其余8种纺织品则是印度最大也是最有竞争力的出口产品。 2005年11月中美达成纺织品协议，美国对中国的21种纺织品实行配额限制，使印度获得了更多的订单。由此可见，中印两国纺织品在美国、欧盟两大市场的竞争愈加激烈。

（三）在出口竞争力指数方面

据我国学者王亚静、陈富桥、祁春节于2005年对中国与印度纺织品净出口竞争力指数（TSC）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纺织品种类非常相似，主要集中在中低档的、高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上，如人造纺织品、遮盖物、男式服装与机织物、女式衣物、针织或钩编男式衣物、针织或钩编女式衣物、别处未注明的服装项目以及帽类等产品，两国在这些纺织品上存在明显的竞争。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中低档的、高劳动密集型种类的纺织品的国际竞争力都不如印度，如在女式衣物、针织或钩编男式衣物、针织或钩编女式衣物这三种类别的产品上，印度的TSC值一直保持为1.0，国际竞争力强劲；在衣着附件、棉纤维和织物、别处未注明的机织物等项中，印度也比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在纺织纱、人造机织物、薄纱、装饰带、刺绣品、装饰带等项目上，中国的TSC值大多为负，不具有国际竞争能力，而印度的TSC均为正值，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另据国外一家顾问公司的报告显示，在对每小时生产的男式衬衫数量进行比较后发现，印度的生产率是美国的35%；中国的生产率是美国的55%，表现好于印度。而印度纺织业的总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6%。印度纺织业还需要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改革，否则将限制印度纺织品出口的年增长率不超过8%。

鉴于中印两国纺织业发展各有所长，两国应拓宽合作渠道，加大合作力度。中国在纺织业产业链构建、产品设计研发和生产技术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印度在原材料供应和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两国通过投资合作，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和贸易规模，相互促进技术进步和纺织产业结构调整。两国还可通过共建纺织工业园区以及企业购并等多种方式和途径实现优势互补，这也是印度企业感兴趣的两种合作方式。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中印两国纺织领域的合作潜力不可限量，随着合作的深入，将为两国带来广泛的收益。

参考文献：

[1]文富德.印度企业“走出去”的经验与教训[J]当代亚太,2004,（05）.

[2]陈继东,晏世经.印度的国际竞争力[J]当代亚太,1998,(12).

[3]张理平,浅析配额取消对我国纺织品服装业的影响[J]对外经贸实物,2004,(03).

西方教育的利弊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结算方式 国际保理 信用证 托收 福费廷

根据联合国贸发中心的统计数据，在国际贸易结算中，信用证（l/c）的使用率已降至16%，在发达国家甚至降至10%以下。特别是在欧美国家间的贸易结算中，国际保理基本上取代了信用证而成为最主要的结算融资方式。而在我国，信用证使用比例近年来虽有所下降，但仍高达50%左右，部分沿海发达地区可达到40%左右，使用非信用证结算方式较少。据资料统计，目前赊销贸易已占全球贸易总额的70%左右，赊销贸易方式是对买方最为有利、最具有吸引力的贸易方式。贸易方式的改变在向出口商提供扩大国际市场机遇的同时，也加大了出口商出口收汇的风险。因此，深入研究国际保理与其他结算方式的优缺点，为进出口商在贸易实践中理性选择结算方式有着重要意义。

国际保理与托收的比较

国际保理（international factoring），又称保付，是指出口商以赊销、承兑交单等方式销售货物时，保理商买进出口商的应收账款，并向其提供资 金融 通、进口商资信评估、销售账户管理、信用风险担保、账款催收等综合金融服务。托收（collection）是指债权人（出口商）出具债权凭证（汇票、本票、支票等）委托银行向债务人（进口商）收取货款的一种结算方式。

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安全性方面

国际保理业务不仅使出口商向进口商提供了优惠的付款条件，同时也保障了出口商的收汇安全。只要出口商在保理商核定的信用额度内履行合同，由于保理商承担了100%的买方信用风险，出口商就可从保理商处获得无追索权的融资，将信贷风险和汇率风险都转嫁给保理商。而在托收业务中，银行仅提供服务，不提供任何信用和担保。银行在传递单据、收取款项过程中，既不保证付款人一定付款，也不负责审查单据是否齐全、是否符合买卖合同的规定。对货物到达目的地后，遇到进口人拒不赎单而导致的无人提货和办理进口手续等情形，除非事先征得银行同意，银行也不负照管货物之责。所以，托收结算方式对出口商有较大的风险，对进口商也有一定风险，特别是d/a方式下，很容易造成出口商货款两空的境地。从安全收汇的角度来看，国际保理业务比托收安全。

（二）费用方面

当出口商需要保理商的服务时，须交纳一定的保理手续费，一般为所收账款的1%-3%不等，视保理商事务繁简及承担风险的大小而定。一般而言，除要向作为出口保理商的银行交纳发票金额1‰-4‰的佣金外，还要向作为进口保理商的银行交纳发票金额的4‰-10‰，由于进口保理商承担买方信用风险，因此佣金比例要高一些。同时，还要承担一定的银行费用和单据费用。托收方式下，交单灵活、手续迅捷，程序较为简便，由于不提供任何信用和担保，因此托收费用相对比国际保理低。

国际保理与信用证的比较

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 l/c），按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2007年修订本（ucp600）的规定，指一项不可撤销的安排，无论其名称或描述如何，该项安排构成开证行对相符交单予以承付的确定承诺。国际保理与信用证均可以为买卖双方融资，但两者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手续、费用、成本方面

在国际保理业务中，进口商不办理任何手续，也不承担任何费用，而是由出口商在合同签订之前，与保理商签订保理协议，出口商承担相关的保理费用。在信用证业务中，进口商要办理信用证的开证手续，承担信用证的开证手续费及保证金。保证金的比例不等，小 企业 的保证金往往为开证金额的10%-60%，有的甚至高达100%。进口商在申请开证时，还要支付开证金额1.5‰左右的手续费。出口商要承担催证、审证、改证等一系列单证手续，贸易实践中，还要承担信用证的通知、汇票的承兑等项费用。保理业务与信用证相比，费用上大致相差不多，但保理业务中进口商无须办理开证、改证等繁杂手续，大大简化了进口手续，提高了效率。

（二）进口商资金占用方面

保理业务可使进口商免交信用证方式下的开证保证金及有关的银行费用，而且利用赊销的优惠付款方式，进口商可以在收到货物甚至将货物出售后再行付款。这样避免了资金占压，加快了资金周转，降低了经营成本。在信用证业务中，开证行在开立信用证时，通常向进口商收取一定数目的保证金，由于信用证结算的周期较长，该资金被银行占用，影响了进口商的资金周转，加重了进口商的负担。

（三）业务范围方面

保理实际上是一种融结算、管理、担保、融资为一体的综合业务，本质上是一种债权转让。在信用证业务中，银行的功能就是在“相符交单”的情况下付款或融资。可见，国际保理的业务范围基本覆盖了信用证的业务范围，而且比信用证的功能要强。

（四）付款保证方面

在国际保理业务中，出口商发运货物后，将全部单据如发票、运输单据等直接寄给进口商，提交保理商的仅仅是发票副本，由保理商依据发票副本向进口商收取货款，进口商在付款到期时将全部款项付给保理商，保理商扣除相关费用后再转交出口商。如果进口商在发票到期日 90天后仍未付款，由保理商付款。但保理商付款的前提是：买卖双方对所交的货物没有争议，否则保理商可以拒付。在信用证业务中，信用证是一种单据买卖，各有关当事人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与单据相关的货物、服务或其他业务。至于卖方有没有交货，所交货物是否与合同相符，银行概不负责。因此，在付款的保证上，信用证对卖方有利，而国际保理却对买方有利。

国际保理与福费廷的比较

福费廷（forfaiting），又称包买票据，是指包买商向出口人无追索权地购买已经由债务人所在地银行承兑或担保的远期汇票或本票的业务。其与国际保理的区别如下：

（一）适用范围方面

国际保理业务由国际保理商向出口商提供在非信用证方式下、在180天以内短期的保证或融资服务，而福费廷是一种向信用证方式下的收款时间超过180天的出口人提供保证和融资服务的业务。

（二）风险和费用方面

采用保理业务，国际保理商提供在核准信用额度内的100%信用担保，使出口人避免了坏账风险。采用福费廷业务，出口商的风险、责任和费用在其向包买商提交符合约定条件的单据及相关凭证、获得票款后即消灭，保证了出口商的利益。出口商在完成了福费廷业务后即无需承担资产管理和应收账款回收的工作及费用，节约了管理费用。出口商可以享受无追索权的票据贴现，转嫁 企业 可能遇到的收汇风险、汇率风险，并可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有关政策，提早办理核销、退税等手续。

（三）融资方面

采用保理业务，对出口商而言，在国际保理方式下，出口商发货后， 保理商收到代表应收账款的销售发票，应出口商的融资要求，可以立即以预付款方式提供不超过80%发票净额的无追索权融资给出口商，而该融资无须出口商提供担保或抵押，剩余20%的收购价款于货款收妥后再行清算。因此，增强了出口商的资金流动性，增强了出口商的竞争能力。福费廷属于无追索权的融资，与国际保理业务相比，其所提供的融资期限更长，期限一般在18个月以上，最长的可达10年，一般以5年为多，同时融资金额最高可达发票金额的100%。

综上所述，国际保理业务在当今世界的国际贸易结算中已超过信用证业务结算量，在国外已经被广泛应用。目前，国际上已成立包括我国在内的130多个国家参加的国际保理联合会（fcl）并公布了世界各国保理商所接受的统一惯例：《国际保理惯例规则》。国际保理业务在西欧和亚太地区的 经济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 发展 尤其迅速，2007年，全球保理业务量已达13000亿欧元，占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3.3％；在欧洲，国际保理业务占当地gdp的6%。虽然目前我国的国际保理业务仍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业务量还是业务经验都无法和发达国家相比，但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参考 文献 ：

1.田桂玲.出口企业如何运用国际结算方式规避本币升值风险. 现代 金融 ，2008（2）

西方教育的利弊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有效需求 比较教学法

一、引言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当中都有有效需求理论的教学内容。一方面，依据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从资本主义为利润和资本积累而生产的性质出发探讨资本主义有效需求问题的本质。另一方面，凯恩斯理论以消费和利率为核心范畴，在有效需求框架下对消费、储蓄、投资关系进行综合论述。

同时讲授这两门课的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这两门课程中的有效需求理论的差异？笔者尝试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讲授，向学生展示两种理论对有效需求问题不同的解释。通过分析比较，学生对相关问题将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

马克思从商品概念入手，围绕商品的内在矛盾及其外化这一中心，通过价值形式演变发展过程论证货币的产生。通过论述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马克思研究从商品的流通到资本流通的转换。商品流通公式“W-G-W”到资本流通公式“G-W-G”的转换，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关键特征是货币的增殖，这是马克思分析所有现实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基础。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阶级对剩余价值，即货币增殖的追逐产生了有效需求问题。马克思通过其社会再生产图式分析社会资本运动正常循环的条件，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是产品的实现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主要通过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展开。

马克思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两个理论前提，是把社会总产品按照使用价值分为两大部类，按价值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社会总产品按照使用价值分为两大部类，就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Ⅱ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Ⅱ部类），这种划分指明了产品的最终用途；按价值划分，社会总产品分为三部分，就是用于补偿全社会生产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不变资本c），第二部分是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部分（可变资本v），第三部分就是剩余价值（m），这三部分分别形成相应的购买力。马克思以这两个前提为基础展开研究。

（一）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

要使社会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核心问题是产品的实现问题。产品实现问题就是产品如何在价值和物质上得到补偿的问题。所谓价值补偿，指产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何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所谓实物补偿，指社会产品价值的各个部分实现为货币形式以后，又如何转化为需要的商品。要具体分析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问题，必须分别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方面考虑。

为了实现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两大部类各部分的产品在价值上和实物上要得到补偿，就要进行三方面的交换。首先，第一部类内部（Ⅰc）的交换。第一部类提供生产资料，它需要的是生产资料，这部分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是吻合的，所以第一部类是可以通过内部交换解决的。其次，第二部类内部（Ⅱv+Ⅱm）的交换。第二部类提供消费资料，它需要的是消费资料，这一部类可以通过内部交换解决。最后，关键是Ⅱc和Ⅰv+Ⅰm这两部分，这两部分正好是互相对称的。Ⅱc的物质形态是生活资料，但是它需要生产资料。Ⅰv+Ⅰm这一部分的物质形态是生产资料，但是它需要消费资料，只有这两部分参与产品的交换，才能各得其所。因此，简单再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的一个关键实现条件是：Ⅰ（v+m）=Ⅱc。这一条件表明：只有当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供给和第Ⅰ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之间，以及第Ⅱ部类消费资料的供给和第Ⅰ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之间保持相等时，两大部类的简单再生产才能正常进行。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具有客观必然性。一方面，对剩余价值的不断追求，成为推动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资本家之间因利益关系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是迫使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外在压力。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这种规律强制性地使资本家阶级必然进行扩大再生产。

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之间的产出交换仍包括三个基本方面：首先，在第一部类内部通过交换而实现；其次，在第二部类内部通过交换而实现；最后，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是关键，它使第一部类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使第二部类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增加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服务得到满足。因此，扩大再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的一个关键实现条件是：Ⅰ（v+v+m/x）=Ⅱ（c+c）（剩余价值分解为资本家消费的部分m/x，和资本家用于追加投资的部分c+v）。这个条件反映了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时候，两大部类是互相制约的，一个部类的扩大就必须有另一个部类相应地扩大以支撑。

（二）社会再生产中货币的作用

马克思说：“当再生产（无论是简单的，还是规模扩大的）正常进行时，由资本主义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的货币，必须流回到它的起点（无论这些货币是他们自己的，还是借来的）。这是一个规律。”[1]P511总剩余价值即总利润无论是在简单再生产中全部作为消费收入花掉，还是在扩大再生产中作为投资和消费两部分花掉，最终投入流通领域的支出总要以利润的形式回到资本家阶级的手中。

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所有剩余价值都用于非生产性消费，但同时资本家通过从货币贮藏当中取出资金支持非生产性消费，以实现这些剩余价值。整个资本家阶级起着关键作用：“在这个场合，我们假定，资本家到他的资本第一次流回为止，为了偿付他个人消费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额，恰好同他生产的并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相等。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随意的假定。但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这个假定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必然是正确的。它所表示的不外就是简单再生产这个前提所要说明的，即全部剩余价值并且只有剩余价值被非生产地消费掉。”[1]P371

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它对于货币流通不会提出什么新的问题”[1]P381。不同之处仅在于投入循环的货币现在包括以生产为目的的预付资本部分。“就追加生产资本执行职能所需要的追加货币资本来说，它是由一部分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提供的，这部分剩余价值是作为货币资本，而不是作为收入的货币形式，由资本家投入流通的”[1]P381。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的实现是由资本家的投资和资本家的消费决定的，从而资本家的利润现在取决于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投资支出。

（三）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

马克思认为：剩余产品的实现问题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面发展才能解决。工人的需求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但很明显，它远不能解决产品实现的问题。有效需求部分通过工人们花费他们的工资收入表现出来，但是可变资本总是少于处于流通中的总资本，所以工人对消费品的购买对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永远都是不充分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取决于资本家的需求，解决方法在于资本家的消费。这包括两种消费：一部分剩余价值被作为收入而消费掉，但是另一部分，通过再投资进行生产性消费，剩余价值进一步被投入扩大再生产中。流通过程面临的产品实现问题，最终通过更大规模的生产得到解决。同样的，不但对于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的实现是这样，对于整个产品的实现也是这样，因为劳动力的消费是由资本家雇佣劳动力作为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所花的开销派生出来的。

但是资本家阶级生产的动力不是消费，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资本家不把他要购买的商品当做使用价值，而是当做扩大资本的手段。如果他看不到可以利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获利的机会，宁可什么都不做，以货币形式持有他的资本，从而打断流通，潜在地引发危机。也就是说，生产如果过剩，其原因不在于需求，而在于增殖。

马克思认为，一旦确认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以货币流通为媒介，并且从属于以货币为形式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占有，局部生产过剩和普遍生产过剩之间的区别便随之消失。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意味着，如果一种商品卖不出去，那么所有商品的流通将都被打乱，以致一种特定商品生产过剩的可能性直接意味着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

三、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凯恩斯从萨伊定律、市场自动出清和货币中性三个角度对古典学者发起了全面挑战，确立了一种总量供求理论的核心就是有效需求，由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宏观理论体系。

（一）对储蓄等于投资的批判

古典学者认为，在均衡利率下，储蓄等于投资。一方面，古典学者将利率看做节制或节约的实际回报。利率越高，人们越愿意以储蓄形式持有资产，储蓄与利率正相关（S=S（r）），而储蓄的流动在资本市场上代表着可贷资金的供给。另一方面，投资与利率负相关（I=I（r））。利率越高，意味着资金成本越高。厂商的投资支出取决于利率和预期收益率，只有在预期收益率大于或至少等于资金成本（利率）时，厂商才愿意投资。投资支出代表在资本市场上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利率会达到均衡水平，从而储蓄会等于投资，即S（r）=I（r）。以上述假定为前提，并且由于一方面居民的全部收入不是用于消费支出就是用于储蓄，即Y=C（r）+S（r），另一方面总支出包括两部分：来自厂商的投资支出I和来自家庭的消费支出C，即E=C（r）+I（r）。所以总支出必定等于总产出，从而总需求永远不会不足。

凯恩斯对上述观点持反对意见。在凯恩斯看来，国民收入取决于总需求，总需求取决于总支出，总支出由消费支出（C）、投资支出（I）构成，Y=AD=E=C（Y）+I（r）。这里，凯恩斯认为消费支出取决于收入，消费函数可以写成C=a+bY，式中b指边际消费倾向（0

（二）对工资价格弹性的批判

古典学者认为，经济中的工资和价格具有可伸缩性。可伸缩的工资和价格将保证市场能迅速做出调整。比如，由于总需求不足，货币工资和价格将下降，这样就会恢复充分就业。工人总是愿意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企业家愿意降低商品价格以扩大商品销售量。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可以使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所以造成失业和产量减少的任何扰动必然是暂时的。

凯恩斯对上述观点表示反对。在凯恩斯看来，垄断和工会这样的刚性力量会阻碍工资和价格的调整。他相信工人处于“货币幻觉”中，即他们的行为与货币工资（W）而不是与实际工资（W/P）相关。工人会拒绝接受货币工资的削减。而这是对古典的工资率调节机制的直接否定。

（三）对古典货币数量论的批判

古典学者认为，供给自动创制自己的需求而不考虑价格水平，绝对价格总是与货币量同比例变化。假如货币市场最初是均衡的，那么货币供给的增加就会引起不均衡，货币市场的新均衡只有在价格水平上升时才能得以恢复。传统货币数量论“价格上升仅仅是货币数量增加的结果”的说法，支持古典学派的货币面纱观点。

凯恩斯对上述观点持反对态度。在凯恩斯看来，人们对货币的需求（Md）取决于人们的流动性偏好，流动性偏好取决于三种心理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引起的货币需求与收入水平有关。投机动机引起的货币需求与利率有关。可以把货币需求表示为收入和利率的函数。货币供给（Ms）是一个外生变量，它由中央银行决定。在存在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够降低利率，这样投资就会增加，进而通过乘数效应刺激总支出，就业量与国民收入也会增加。

四、比较与评价

（一）分析危机的可能性

在分析危机的可能性方面，马克思与凯恩斯有相似的地方。马克思解释了为何资本家希望保留货币，增加货币贮藏量。答案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赚钱，当其预期无利可图时，他们就持有货币，而这会导致生产过剩和工人失业。正是在这一点上，在马克思和凯恩斯关于消费不足的危机爆发可能性的观点之间，出现了重叠。凯恩斯认为，资本家投资的多少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及对未来的预期。“资本边际效率已经崩溃到如此彻底的程度，以至于利息率下降到现实上可能做到的水平都无济于事……要想恢复资本边际效率并不那样容易，因为，资本边际效率在目前系由无法控制和不听控制的工商业界的心理状态所决定。用普通语言来说，在个人行为自己做主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信心的恢复远非控制所能奏效”[1]P328。

（二）批判萨伊定律

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对萨伊定律进行了批判。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身需求”，产生于物物交换的经济中。持有这种信念的古典学者认为，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的调节机制会有一种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趋势。这意味着总需求和总供给会一直保持相等，从而劳动力市场是均衡的，而货币只是掩盖经济中潜在的实际力量的面纱而已。

马克思从批判李嘉图开始，李嘉图认为普遍商品过剩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萨伊定律成立。李嘉图将交换行为简单地看做物物交换行为，因此，每一个销售都对应着一个购买，所以生产和投资不受有效需求不足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只是便利交换的手段。货币和交换“在他的经济学中只表现为纯粹形式上的要素，他从未研究过中介形式”[2]P288。马克思认为，货币不仅是交换的媒介，“而且是使产品同产品的交换分解为两个彼此独立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离的行为的媒介”[3]P572，这一分离表现为货币和交换行为分离，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样可以发挥价值贮藏和支付手段的作用。建立在买卖分离基础上的商品形式，以及由于价值获得一种独立于交换行为之外的具体形式而使买卖分离得以发展的货币形式，揭示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且规定了危机必然采取的形式。现代危机不但与商品和货币形式联系在一起，而且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

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批判不是基于物物交换经济，而是基于对古典利率理论的反对。在凯恩斯那里，产出和就业由有效需求决定，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不能确保充分就业。利率是由货币市场决定的，而不是靠储蓄和投资决定。投资边际效率的变化通过乘数效应引起实际产出的变化，而且最终通过收入变化，储蓄适应投资。因此，储蓄不会全部自动转化为投资。在消极的需求冲击下，工资和物价水平存在刚性，其调整不能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通过这一论证，凯恩斯有效地反驳了萨伊定律。在凯恩斯就业不足的均衡世界中，需求创造供给。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蒋雅文，耿作石，张世晴.西方经济思想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