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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个体主义 方法论
由科斯及其追随者创立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科斯是经济学界的传奇人物。他一生著述不多,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和1960年写成的“社会成本问题”是最有代表性的两篇论文。尽管科斯本人著作较少,但影响甚大。他的论文不仅具有经济学理论的真知灼见和创造性的提出了新的概念和方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充满了想象力,激发了经济学界威廉姆森、波斯纳等人的灵感。这些人对科斯的理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运用和发挥其提出的理论方法,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所建树。经过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的努力,科斯所开创的理论方法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丰富和完整的经济学、法学理论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快速、显著的发展。原因何在?皆于个体主义方法论为逻辑起点。与此相应而大肆渲染的私有化主张,是否符合我国实际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将对新制度个体主义方法论进行评析,以期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个体主义方法论
在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假设、偏好均衡分析和排除长期信息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方法的基础上,新制度经济学的共同前提是:个体是给定的,偏好是固定的,并且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
新制度经济学所有要素的基础是有关经济人的假设,这些假设受到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古典自由主义的关键主张是:个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个体及假定行为的特点,被当作是社会体系或经济体系理论中的基本构成要素。严格地讲,这并不是一个理论家是否承认个体的需要和偏好被环境改变的问题。事实上,包括从斯密到哈耶克等经济学家,都承认个体会被环境改变。关键在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可能也承认这一点,但为了经济研究的目的,他们继续假设个体和个体偏好是给定的。因此,区分标准并不是个体本身的可变性,而是否愿意把该问题看作经济研究的重要或合法要素。新古典经济学家经常反复声明直接来自古典自由主义的将个体视为“理所当然”的传统:品味和偏好并不是经济学家来解释的问题。同样,在罗宾斯以后,也是把个体和个体偏好看作是固定的。总体上讲,新制度经济学采用了同样的假设。
新制度经济学的假设是根据组成社会或经济整体的个体来解释整个社会和经济体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认为只有根据相关个体才能从原则上解释所有的社会经济现象。即具有特定偏好和稳定偏好的主体会采取理性的最优行为,这就是著名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个体主义方法论把个体及其行为特点当作社会或经济体系理论的基本组成要素。个体被抽象地描述为给定的,并且具有稳定的偏好和目的。很明显,这一假设不仅仅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二、个体主义方法论宣称的“普遍性”站不住脚
从宏观看,个体主义方法论暗示了经济学研究中僵化的、教条化的分类。从个体主义方法论可以引伸出的问题是:在解释社会或经济现象时停留在个体上是否合适。如果个体受到环境影响,那么为什么不能够反过来解释作用于个体的目标或利益呢?为什么一旦涉及个体,经济科学研究就停止了呢?如果存在对个体及其目标的决定性影响,那么就值得对其进行解释。反过来,根据其他目的的个体来解释尤其必要。个体的目的至少可以部分地从制度和文化背景来解释,也可以部分地根据其他个体来解释。这样,就会将解释陷入无限回归之中,永远不是个尽头。
把个体看作给定的并检验其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带来的后果,在有限的分析类型中也许具有合理性。这种特殊的分析方法与其他方法相互并列,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它并不能证明个体主义方法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停止在解释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并说“所有的都可以简化为个体”,就好像说它是“社会的和制度的”一样,太^于简单和武断了。关键在于,在这个无限回归中,无论个体因素还是社会因素都不能成为合理的解释。因此,所有的解释都必须依据个体的观点并没有十足的根据。
三、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困境
(一)个体主义方法论“完全市场”假设的缺陷
为了解释具体制度的产生,新制度经济学假设市场作为不受制度限制的“天然状态”预先就存在。譬如,威廉姆森写道:“最初就存在市场”,而没有关注市场制度的起源问题。同样,奥尔森在干预经济增长的论述中,首先假定存在一种市场和不受限制的“天然状态”,并将其与快速的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但这种增长随后却受到利益集团和制度僵化的阻碍。这就错误地表明,市场本身可以完全不受制度的限制,并摆脱经济主体联盟的约束。相反,其他一些“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如博兰尼)则认为,市场不是天然的事实或范围,而是一种社会制度,它受规则的支配。这些规则限制了一些行为,并使其行为合理化。
(二)个体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困境
从表面看,威廉姆森的企业理论著作视乎脱离了新古典理论,但如果仔细审查,威廉姆森对新古典理论的突破仅仅是部分的、不完整的,并且保留了许多新古典的核心内容。同时,威廉姆森与科斯的观点一脉相承。他们认为,企业的存在以及它们从内部对市场机制的取代都要归因于市场交易的交易成本。威廉姆森认为,科斯的观点与西蒙的观点相互联系:“交易成本的节约本质上可归纳成对有限理性的节约”。从本质上看,问题在于威廉姆森仅仅部分地接受了西蒙的部分观点,并且受到行为主义的影响,西蒙认为,完全的总体的理性是有限的。经济主体不再考虑最大化,而是努力获得可以接受的最小量;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这种“知足”行为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因为信息不充分,还因为即使相关信息可得,要执行这种计算也非常困难。某种意义上说,最大化行为被西蒙部分地否定了。
威廉姆森使用“有限理性”的次数更多,威廉姆森基本上采用了西蒙新古典最小化成本的解释。在威廉姆森看来,“节约交易成本”是总体成本最小化行为的一部分。虽然威廉姆森认识到了信息问题,但最小化成本的计算法仍然在其理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该事实意味着他还没有完全摆脱新古典理论的最大化假设。与新古典理论的最大化行为假设一样,威廉姆森假设个体偏好没有被个体所处的经济环境和制度改变,他也保留了新古典理论的最大化行为假设。总之,各种新制度主义尽管在分析方法上和政策理论上有很大的不同,但似乎都有同样的假设,即个体偏好和目的都是外生变量;但在很多情况下,支配和改变个体行为的过程被忽视了。
四、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本土化问题分析
在以上分析中,新制度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具有特定偏好和稳定偏好的主体会采取理性的最优行为的假设,仅仅部分地客观描述了个体的部分特定状况。事实上,除了特定偏好和稳定偏好的主体会采取理性的最优行为之外,还有诸如个体的不理也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扩展到整个西方经济学研究的经济人假设,我们不得不说,一切假设都只是理论的、理想化的,其假设与现实会相差甚远。由于现实的不断变动性,主观假设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假设,首先就具有不完全可靠性。“完全理性”、“完全市场竞争”、“理性的最优行为”在现实中、事实上几乎不存在。另外,如果从我国公有制经济基础、市场发展水平、文化等方面来分析,新制度个体主义方法论假设也仅仅能部分地在某些方面吸收借鉴,万不可盲目崇拜,照抄照搬。当然,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有没有克服西方经济学假设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呢?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试点试验”的实用主x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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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立雄.“个体主义”抑或“整体主义”[J].经济学家,2000
[3]付慧.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J].技术与市场,2010
[4]王咸宁.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思考[N].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
1.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变迁概述
19世纪以前,西方经济学没有系统研究方法论,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和约翰•穆勒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让西方经济学家意识到方法论问题的重要;19世纪80年代,掀起经济学分析应采用抽象演绎法还是历史归纳法的第一次方法论之争;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证伪主义先后产生并掀起第二次经济学方法论,投入产出分析法、经济计量、博弈论等先后诞生,经济学进入数理逻辑和动态分析时代;20世纪50年代,波普尔主义促使第三次方法论之争兴起,主要围绕经济学理论的现实和检验标准问题展开;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掀起第四次并进入成熟期;80年代以来,方法论转向多元化选择阶段。
2.科学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逻辑实证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中叶,成熟于20世纪二十年代,是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基础。要求检验构成理论的前提假设和推论来判断理论适用性。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利用历史数据对相关变量作回归分析,推动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它要求科学理论结构公理化从而引导了经济学理论结构的形式化: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采用公理化结构,标志新古典学派思想和方法论成熟;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也遵循公理化要求,综合了最大化原理与一般均衡原理;从60年代到8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形式化成为主流经济发展方向,阿罗、德布鲁等引入拓扑学和集合论建立模型,实现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完全公理化。波普尔证伪主义又称为“后实证主义”,批判实证主义,反对结构分析,认为科学理论只能被经验证伪,成为现代西方经学方法论基础;哈奇森把波普尔证伪方法论明确引入经济学方法论。后来,保罗•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理论现实性检验标准等问题如何运用证伪方法产生争执,引起经济学进入数理和计量等纯逻辑方法被广泛应用的工具主义阶段。
3.人本主义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人本主义,产生了主张总结商业资本家经验方法论证经济学的重商主义,使西方经济学逐步脱离宗教而获得独立;启蒙时代,关于如何控制利己方面,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认为依靠道德,而在《国富论》认为要依靠竞争机制,这种体现了当时非理性和理性在思想体系的碰撞;19世纪初,西斯蒙第提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旨在为人谋求福利;边际效用理论的拥护者提出经济规律是个人心理的外在体现,并进一步发展为人类经济活动受到欲望和避免牺牲的心理动机支配的,成为剑桥学派建立的基础;莱昂内尔•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反对完全用自然科学方法论指导经济学研究,指出经济学假设应涵括更多人类心理因素,深刻影响了现代价格理论研究;20世纪中期兴起的历史主义学派运用案例分析和历史分析方法对科学史进行动态研究,强调从历史中把握科学;从波普尔证伪主义到新历史主义学派形成前的方法论也受到人本思想渗透,这种非理性主义倾向在当代博弈论中得到充分体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回归人性化,呈现非理性主义倾向。
4.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峙与融合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
西方传统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在方法论上是对峙的,但人们逐步认识到自然科学的认识观和方法论蕴含着人类历史社会框架和价值观念,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进入相互融合的新阶段,这种融合以保持二者各自体系为前提,体现为随着20世纪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围超越传统范畴,经济学方法论呈现多元化趋势。由于经济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可重复检验性,单纯用数学和计量模型抽象化经济现象,得出的理论难以经受实践的检验。与此同时,有些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人否认探求经济行为规则的可能性,全盘否认建立在实证主义、证伪等方法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对解决经济问题所作的贡献,还有人认为博弈均衡状态的达成取决于非理性因素,博弈论是对理性主义方法论的完全,这些观点是极端的:首先,对“理性假设”的质疑是有科学依据的,但在理性假设下把经济现象高度抽象建立数理模型有利于简化分析,且方法严谨;其次目前没有一种经济学说方法论可以在这些方面比主流方法论更好地分析现实问题,完全抛弃这一假设,否定可检验原则,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就失去了基础,经济学研究将变得混乱。
二、结语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经济学;生产理论
作者简介:刘凤义(1970-),男,满族,河北围场人,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4.3;F0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06-04 收稿日期:2007-02-04
生产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经济学,都有着丰富的内容,而且他们关于生产理论的渊源、具体内容等还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很多人因此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理论是关于资源配置的一般理论,且有着较为成熟的模型,所以,我们搞市场经济,完全可以拿过来“为我所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在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层面的确有可借鉴之处,但在方法论上却存在一定局限性。下面,本文就对两种范式的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以期为经济学的创新抛砖引玉。
一、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把劳动者仅仅作为生产要素研究;而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把劳动者既看作生产要素,又作为生产主体来研究
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研究生产者如何通过对生产要素的组合,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决策行为,这一研究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以此为基础,他们建立了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生产者的决策模型。“生产函数是一种技术关系,被用来表明每一组具体投入品(即生产要素)所可能生产的最大的产出量。在每一种既定的技术条件下,都存在着一个生产函数。”(萨缪尔森,1992)为了分析方便,生产函数通常表示为:Q=f(L,K)。生产理论基本内容就是通过生产函数,来研究在各种不同约束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如何通过不同组合形式,实现产量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
应该说,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通过建立对现实生产过程高度抽象的数学模型,用简洁方式描述物质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比如运用一般形式的生产函数可以分析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对物质生产过程做技术分析,找出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用定量方法分析科技进步和管理水平对产出的影响;掌握生产过程中的突变机理,不失时机地调整资源配置方式以促进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等等。
然而,进一步研究会发现,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建立起的生产理论存在严重悖论:即“经济人”假设把每个人作为自由选择的主体与生产理论中把劳动者仅仅作为生产要素之间的逻辑悖论。
在西方经济学家那里,“经济人”被看作是对人性的最好描述,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充满了自由、平等和博爱,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最终必然达到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按照这一信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是在自由交易中进行,每个行为主体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最大化目标进行理性选择。资本所有者可以自由选择劳动者;同样,劳动者也可以自由选择资本所有者。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是平等、自由的契约关系。可是,我们从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看到的却是与“经济人”假设相背离的另外一番图景,在那里,能够按照“经济人”行为行事的只能是资本所有者(或称之为厂商)。他们可以依据等成本曲线、等产量曲线等函数关系,通过自己的理性选择,为实现最大化目标,任意选择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排列组合。而劳动者,则仅仅被视为同资本一样的、服务于厂商最大化目标的生产要素。在这里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完全被剥夺了,更不可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
正是由于把劳动者仅仅看作同资本、土地一样的生产要素,所以,很自然地得出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一样,都具有生产性,在生产的过程中,它们共同创造了商品的价值。每个要素对价值创造的贡献率,可以通过边际生产力来衡量。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也就成为分配理论的依据。对此,萨缪尔森(1992)直言不讳地指出生产理论是作为对收入分配理论讨论的序曲,“在经济学的生产论中,可以找到这种要素定价的关键。”所以,“对经济学中的生产论的一个概略分析可以给理解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提供一把不可缺少的钥匙。”接下来,他们自然就把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搬出来:基于价值创造的贡献,资本获得利润(或利息)、土地获得地租、劳动力获得工资。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多么公平的社会制度呀!
有人可能会说,劳动者也是“经济人”,西方经济学已经论证,作为消费者,劳动者可以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理性选择;作为劳动力的要素提供者,他们可以按照最大化的原则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对于这种观点,马克思(1867)早就指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至于从消费者的角度把劳动者当作“经济人”的说法,马克思也作过深刻分析,马克思指出,消费是由生产决定的,所以,一个社会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决不是单纯由个人的理性选择决定的。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经济学关于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历史的、现实的人基础上的。
应该说,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人”,这一点看上去似乎与西方经济学没有区别。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个人,决是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讲的“经济人”,而是现实生产关系中的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理解这种生产关系,才能理解这种关系中活动的人。马克思之所以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个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而是由
自然造就的观点,就是因为他们脱离开生产关系来研究人的经济行为。马克思把经济学分析的人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反对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也反对西方经济学把人看作生来是追求自身私利的经济动物,并认为个人动机决定社会生产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既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经济行为就不完全由个人的意志支配,在其现实性上,他必然受同他们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约。
马克思强调人的经济行为的社会性和客观性,同时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的生产理论中,劳动者绝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构成能动的生产主体。在创造财富的生产过程中,人作为独特的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料的性质完全不同,因为劳动这一要素是能动的。劳动过程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实在性的统一。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而且创造着人类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条件。劳动者作为生产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活动是精神能力和躯体能力的有机统一。他们总是有目的性、计划性,即主观能动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再蹩脚的建筑师也比蜜蜂建房有“计划性”。正因为人的劳动有主观能动性,所以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才不仅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而且创造新价值。社会发展既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人自身不断走向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过程。
同时,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其劳动也必然是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这使得劳动不再是单个人的孤立行为,而是群体或阶级行为,劳动创造的价值也会因社会生产关系不同而有不同占有形式。比如,劳动可能是在共同劳动、地位平等、产品平均分配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也可能是在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凭借经济权利强迫另一部分人劳动,产品归生产资料所有者所有这样一种阶级地位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中进行。这种生产关系的性质,最终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资本家之所以获得剩余价值,是因为他们拥有占有剩余的经济权力,决不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对这些要素创造价值的回报。
正是因为从历史的、现实的人出发来研究生产过程,所以,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不仅仅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含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经济学的生产效率含义,不仅仅来自于生产要素之间的技术组合,还来自于对劳动者积极性的调动、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工协作的协调、组织管理的科学等等。
二、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只研究生产一般,因而使用价值(即效用)范畴是其研究的核心;而经济学则不仅研究生产一般,更注重研究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因而把价值范畴作为研究的核心
萨伊是把西方经济学生产理论引向纯粹对生产一般分析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把生产定义为:“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萨伊这个关于“生产”的定义,表面看来无非一个关于“生产一般”的定义,但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将发生重大转变:即这个定义把经济学引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回避了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萨伊的生产观对后来西方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继萨伊之后,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等,都把研究财富生产一般作为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比如莱昂内尔・罗宾斯1932年在他的著名方法论著作――《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明确强调了西方经济学只研究生产一般的观点,他把经济学定义为“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这样经济学纯粹成为一门关于“选择”的学科。经济学的内容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探究生产和分配变化的原因,而是探究在某些初始资料给定的情况下,各种经济‘量’达到均衡的条件,……我们不再把经济系统视为一架生产总产量的机器,不再探究哪些因素决定这种产量的多少以及按何种比例分配这种产量,而是把经济系统视为人与经济货物之问的一系列相互依赖而在概念上又独立的关系……”显然,在罗宾斯那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某些初始资料给定的情况”,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制度性因素被彻底隐藏起来了;与之相适应,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只是“人与经济货物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对生产一般研究的理论意义,然而,抽象掉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只研究生产一般的生产理论,就必然使经济学“使用价值”成为研究的核心范畴,从而导致经济研究存在诸多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突出表现在:(1)它是建立在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的基础上的,把资本等同于生产工具,把资本主义生产归结为生产一般,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价值形成过程的同时就是价值增值过程;(2)它混同了产品和商品、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的区别,抹杀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的根源;(3)它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去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配问题,却被用来为替资本主义分配做辩护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做佐证;(4)目前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的数学抽象方法只能说明渐变的有连续性的生产过程,不能反映生产过程中的突变现象。也就是说,它既不能很好地反映科技革命时期生产力飞跃发展的生产过程,也不能正确地描述生产力突破了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桎梏时生产过程的跃变。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批判地汲取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有参考意义的东西,建立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不同层次的生产函数(吴易风、王健,1994)。
西方经济学只研究使用价值,不研究价值,更不理解价值本质,所以,长期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厂商理论始终回避对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析。在他们那里,企业始终是一个“黑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者,看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抽象掉人与人之间关系分析厂商行为的局限性,所以,他们试图运用“契约”的分析方法,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入厂商理论,提出了分析厂商内部人与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从而建立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的企业理论。
然而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仍然是建立在抽象掉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因此,他们研究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时抛开了生产领域,而是局限在交换领域;他们所说的制度,不是生产关系,而是上层建筑层面的一些具体规则。本来,科斯在他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试图通过视企业为等级制度,把企业内部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与市场交易的自愿平等关系区别开来。循着这一思路,人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企业内部契约关系不平等的深层原因问题。但在1988年的论文中,他又否定了这种认识,他甚至认为这个观点是那篇论文的主要缺陷之一,因为它误导了人们的注意力,使经济学家
忽视企业的主要活动――企业经营。科斯这一观点表明,他批评把企业看作不平等关系所结成的契约的思想,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经济性质就在于节约交易费用的主张,从而把新制度主义者通过对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企业经济性质的道路彻底堵死了。因而,他们的企业理论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刘凤义,2004)。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侧重研究生产的社会形式。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双重关系相适应,生产中的资源配置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是具体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属于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体现在一般的劳动过程中,它是一切社会形式的生产所共有的。它表明,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都要在不同用途间对生产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这是人类社会进行生产永恒的主题。然而仅仅研究生产一般,无法真正理解具体社会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认为,研究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正因为经济学研究生产理论时强调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所以,“价值”范畴而不是“使用价值”范畴才成为其生产理论研究的核心。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时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特殊形式。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确立了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又为进一步理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部的生产关系提供了“钥匙”。西方经济学家对此并不理解,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非就是确定商品交换的量的比例的理论而已。对此,斯威齐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误解和攻击,在于他们看待价值问题的态度,使他们有偏重交换比例的倾向,而忽视那隐藏在表象后面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所以,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批评,连篇累牍,而难得有一个字谈到抽象劳动。
正是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马克思科学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范畴,进而指出在资本生产关系条件下,资本家利用形式上平等的契约,占有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同时,资本家用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从而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就通过价值范畴逐渐被揭示出来了。也正是运用价值范畴,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经济的关系科学揭示出来了。国内一些学者谈到企业理论,也是言必是科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学派的观点。笔者认为,从方论的角度看,马克思提出了比新制度学派更为科学的企业理论方法论。突出体现在:马克思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从资本统治下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中揭示企业的起源与演变;在对生产过程的考察中揭示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通过科学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范畴,破译“契约自由”的神话(刘风义、沈文玮,2004)。这些深刻的内容,在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中都无法揭示出来。
三、西方经济学用个人主义方法,把生产理论仅仅置于微观领域来研究,致使其理论体系在微观与宏观上形成脱节;而经济学则运用唯物辩证法,在宏观和微观的有机联系中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把生产理论仅仅视为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他们的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方法论密切相关。西方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仅仅是量上的差别,社会就是个体的集合,总体等于个体的简单相加。基于这一方法论的生产理论,只需要在微观领域研究就可以了,宏观经济问题无非是微观经济问题的在量上的简单加总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总量问题时,是通过以微观领域的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加总来进行的。他们假设,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如果每个厂商都是理性“经济人”,都能够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投资,那么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新古典理论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为基础,建立了技术关系的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理论,其核心是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这种相对价格也是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指数。该理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给定偏好和技术,可以求出最优解。但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时,创造了异质品模型中的总量生产函数这一与相对价格完全不同的理论。显然,如果是单一产品模型,总量生产函数的使用是没有疑义的,但把总量生产函数套用在异质品模型中却背离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的宗旨。
尽管西方经济学家中出现了像萨缪尔森这样的新古典综合派,但至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仍处在严重的矛盾中。尽管,以斯蒂格利茨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者试图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微观基础上,从而使西方经济学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起来。但问题是“以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实物分析,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分析和现实经济根本不能融合”(柳欣、靳卫萍,2005)。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经济学不仅克服了经济学研究的形而上学思维,正确处理了微观与宏观的辩证关系,而且通过在商品生产中抽象出价值范畴,建立了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桥梁。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个体是作为有机组成部分的个体,而整体又是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有机整体,二者是辩证统一关系。作为经济学研究方法,个体分析和整体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能把二者简单对立起来。但二者的结合又不是简单相加,它们之间通过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有机联系起来的(胡钓、刘凤义,2003)。
在经济学中,没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严格界限,这是因为微观与宏观是相对概念,只有二者的有机融合才能揭示经济规律。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无论是从三卷内容的整体安排上看,还是从每一卷具体内容的分析上看,处处都能体现出个体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在第一卷研究资本直接生产过程时,马克思以单个资本主义企业作为分析的起点,接着从第2篇到第6篇,通过对单个企业的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然后,在第7篇研究资本主义再生产,则是从整体上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从《资本论》三卷整体来看,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研究,也是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马克思通过提出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等微观概念,逐渐上升到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等宏观概念,把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及其实现形式彻底揭示出来了。
关键词: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突破都离不开方法论的变革,深入了解不同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是把握好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关键。本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比较,对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通过考察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学与其它经济学流派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注重对经济制度、经济权力及其历史变迁的研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分析个体的经济行为;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经济关系,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生产关系及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把生产关系的变化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从生产力水平出发,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并使马克思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一种范式与其它的经济学流派区别开来。马克思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意义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方法。
当代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视为一般和永恒的范畴,从总体上看,其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并以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在这一哲学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个量和总量研究法、均衡分析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法、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法、数理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并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可见,当代西方经济学从其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出发,侧重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有类似的体现,虽然马克思并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述,也没有使用过相同的名词。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比较
(一)总量研究方法和个量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个量研究主要以单个经济主体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研究个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其特点是把一些复杂的外在因素排除掉,突出个体经济主体的现状和特征。这种研究方法在实践中主要分析单个企业中要素的投入量、产出量、成本和利润的决定及单个企业有限资源的配置、单个居民户的收入合理使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单个市场中商品供求的决定、个别市场的均衡等问题。这种研究方法往往将某一个体的具体情况和局部特征表现得非常清楚,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难以注意到宏观经济对个量关系或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二是研究结果常常是有条件的,因为这种方法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排除一些外部经济因素来研究个体经济问题,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一些外部因素却常常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有时还可能会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是有条件的,而且研究结果往往与现实不符。
总量研究方法把制度因素及其变动的原因及后果和个量都看成是不变或已知的前提下,以经济发展的总体或总量为研究主体,研究宏观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如,在研究消费时,只着眼于社会总消费与总收入、总投资、总储蓄的相互关系,对个体的消费行为及其变动则不予关注。这种研究方法由于抓住经济运动的总体状况及总体结构,因而其研究结果对把握国民经济全局具有重要作用。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往往忽视个量对总量的影响。
作为分析经济的具体方法,不论是总量研究方法,还是个量研究方法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由于个量与总量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加和关系,有些经济现象从总体和个体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其结果会有所不同。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运用了总量与个量研究方法。关于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有时以个别资本为研究对象,有时以社会总资本为研究对象。在对魁奈的《经济表》中运用的总体的研究方法,曾给予很高评价。他说:“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无数单个的流动行为,从一开始就被概括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但由于魁奈“有限的资产阶级的眼界”,使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进行错误的划分,因此,他虽然天才地应用了总量分析的方法,却不能得出完全科学的结论。从马克思对个量和总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中,不难发现:第一,马克思的总量分析总是以个量分析为前提,因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分析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贯性。而二战后以凯恩斯主张的以总量分析方法建构的宏观经济理论中,却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这也是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学理论界为之修漏补缺的重要原因。第二,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作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个量或总量的研究方法。而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则往往忽视甚至抹煞了现实的阶级关系。
(二)均衡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均衡分析方法是研究各种经济变量如何趋于平衡的方法。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曾借用机械力学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研究方法来说明经济均衡。因此,均衡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各种经济力量达到均衡所需要的条件和均衡实现稳定的条件。虽然,由于影响均衡的条件经常变动,以致难以达到均衡,但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研究各种力量的均衡方向,仍然极为有用。均衡分析方法通常有两种: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将经济事件分为若干部分,集中考察其中的某一部分,而对其他部分存而不论。一般均衡分析法则侧重用各种经济因素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来分析整个经济体系的均衡,重视不同市场中各种商品和资源的产量和价格的相互关系。如果资源供给状况、消费者偏好、技术函数已知,一般均衡理论便能从数学上证明通过资源和商品价格的自行调节以达到彼此相互适应的水平即均衡状态。
均衡分析法侧重经济数量关系的研究,在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下,其科学性不容怀疑。但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一研究方法时都往往忽视量的平衡背后质的关系,甚至用量的平衡取代质的同一性,这往往会掩盖事物发展的本来面貌。如,马歇尔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研究,确立了供求相等时的价格为均衡价格,并以此代替价值关系。但他从来不回答为什么供求相等时的价格恰好处在这一水平,而不会处于其他水平。因此,这种分析方法缺乏对价值实体的分析。从均衡方法的具体运用来说,决不能用函数关系代替因果关系的分析。函数分析是量的关系的研究,而因果关系的分析是质的关系的研究,因此,不能用量的分析代替因果关系的研究。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将经济规律和一切规律分为三类,即因果律、同时律(或结构律)和函数关系律,并指出:“最基本的是因果经济律,因为其他两类经济规律都可以转化为因果律”。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也完整系统地运用了均衡分析法,在分析供求时马克思不仅分析了竞争如何使供求趋于一致,同时也着力分析在供求一致时的价值决定问题,这实际上是分析价值实体问题,因此,马克思能科学地揭示价值是价格变动的内在根据。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均衡分析,他深入地研究了社会再生产平衡发展的实现比例或均衡条件,但并不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是均衡的,而是说明资本主义经济难以达到均衡,并且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均衡是如何形成的及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三)静态和动态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静态研究方法是抽象掉了时间因素和变化过程而静止地分析问题的方法,主要为了说明什么是均衡状态和达到均衡状态需要的条件,而不管达到均衡的过程和取得均衡所需要的时间。当已知条件发生变化后,均衡会由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如果只着眼于前后两个均衡状态的比较,而不考虑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均衡点的移动过程和经济变化中的时间延滞,则被称为静态的研究方法。动态分析方法是对经济体系变化运动的数量进行研究,通过引进时间的因素来分析经济事件从前到后的变化和调整过程。汉森在《凯恩斯学说指南》中引用拉格纳·佛里舒的话说“不但考虑在某一时点的系列数值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要考虑在不同时点某些变数的大小,同时我们引用某些足以在同时属于不同时刻的其中数值的公式,这是动态学说的重要特点。只有通过这种学说,我们才能解释一种情况怎样从前面的情况中产生出来。”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中指出:“我把那些我们并不计较日期的经济理论称之为静态经济学;而把那些对每一个数量都必须注上日期的理论称之为动态经济学。”
由此可以看出,用是否考虑经济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化来区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如何将根据有无时间的变化与有无增长来区分的动态和静态分析统一起来?阿克利在《宏观经济学》中指出:“静态分析,不论简单的或比较的,都只集中在均衡位置上面。它既不涉及达到一个均衡位置所需要的时间,也不涉及各个变量向均衡状态所经过的路线。这是一件关系动态分析的事。”“如果均衡是在时间推移中没有变动的一种状态,那么只要均衡保持着,一种关系的时间维度就可以略而不论。”按阿克利的意思,尽管均衡是在时间中变动的,但量上没有变动,可按静态来处理。瑞典学派的林达尔在《货币与资本》中认为:“没有经济事物不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如果要具体考察动态与静态,我们就可以给出一个一般方程,然后又将具体的经济量值带入方程中,如果在量上不变动,这就是一种特殊的静态。如果有量上的变动,就称为特殊的动态。”
西方经济学的静态与动态分析法各有所长。静态分析可有效说明均衡的条件,而动态分析可观察到经济变化的过程。马克思认为物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的,运动是普遍的,静止是相对的,静止不过是运动的一种特例,并且认为静止是事物存在的必要条件,否则任何事物都不具有质的稳定性。但决不允许用静止掩盖和替代事物运动变化的绝对性。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必须在质量互变中研究动态与静止。因此,西方经济学中的静态与动态分析与的运动与静止是不同的,前者主要局限在数量关系上。
(四)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的比较与评析。实证分析简言之就是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的研究方法.。侧重研究经济体系如何运行,分析经济活动的过程、后果及向什么方向发展,而不考虑运行的结果是否可取。实证分析法在一定的假定及考虑有关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描述、解释或说明已观察到的事实,对有关现象将会出现的情况做出预测。客观事实是检验由实证分析法得出结论的标准。樊刚指出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经济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从经济现象的分析、归纳中,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假设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然后在这些基于现实得出的假设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结论,并逐步放松一些假设,使理论结论更加接近具体事实。”规范分析法是研究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来探讨达到这种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的步骤。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具体的经济分析都不可能离开人的行为。在实证分析法中,关于人的行为的社会认识是其分析的基础,完全的客观主义是不存在的。从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除少数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实证分析以外,基本一致认为经济学既是实证的科学,又是规范的科学,因为提出什么问题来进行研究,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突出强调那些因素,实际上涉及到个人的价值判断问题”。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实证分析这个方法论术语,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的只是规范分析。其实,马克思主张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分析方法,就是规范与实证有机结合的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可以说就是一种实证分析方法,是“动态实证”。马克思十分重视对事实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他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马克思很重视实证分析,如,马克思对分工、生产、交换、市场、利润、利息等范畴的考察和研究都是实证分析,他的经济研究实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五)数理模型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数理模型分析方法可使对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研究的表述更简洁清晰,推理更直观、方便和精确,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与英国的斯密、李嘉图,法国的魁奈、西斯蒙第及德国的李斯特等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是当时经济学大师中运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资本论》在数学方法上,除运用简单的加减乘除之外,还有比例关系、函数关系、不等式及众多的统计图表。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恩格斯认为:“单靠数学演绎就确定一个论断为真理的事,这种情况几乎从来没有,或只是在非常简单的运算中才有。”而且列宁也指出:“数学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说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以后对过程绘图说明”。可见,马克思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只是把数学当成一种工具。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把数学当成一种目的,以数学化的程度来评价经济学达到的水平。
(六)制度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在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研究经济问题。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做深入分析。但在许多情况下,经济行为远比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复杂得多。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创立了将制度作为变量,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用,采取结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方法论。总体来看,制度分析方法的特征主要有:第一,动态化特征。即用进化或演进的眼光看待经济世界,这是制度分析方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制度分析方法特别看重制度的演进,而且认为促进制度演进的真正动因是技术的变化或技术的能动性,同时还认为技术变化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因此,必须在制度演化的动态过程中去寻找问题形成的原因。第二,“非纯粹经济分析”的特征。制度分析方法始终坚持一种信念:社会经济是一个整体,经济系统中一切事物之间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且任何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所以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既考虑“经济因素”,又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并把法律、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纳入经济研究的内生变量中。第三,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特征。从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种途径:一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二是方法论的集体主义。正统经济学是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而制度经济学则带有强烈的方法论集体主义色彩,他们认为对制度这一集体行动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个人的经济行为。第四,具体化特征。制度经济学家使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及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带有具体化的特点,侧重研究微观经济制度,并更多地从现象上和形式上进行分析,较少进行内在矛盾的分析和考察。其理论核心总是围绕制度的内涵和构成、制度变迁和创新、产权制度和国家理论这些具体的制度范畴。
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制度经济学家的独创,其实马克思就是一个制度经济学家,他的生产关系分析实质就是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是从本质上来进行制度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则是从现象上进行分析。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注重从现象和形式上进行制度分析,因而具有客观实用性,所以它针对当代外部性经济问题的解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被广泛运用于经济理论的研究中。
三、结论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中,进行观察和感悟事物所形成的理性结论。
[摘 要] 西方经济学是经济学基础理论课之一。在教学中,应努力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积极探索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新思路、新方法,全面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 西方经济学 教学改革 教学质量
知识经济的到来,给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因此,为适应21世纪教学改革,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教师必须在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的前提下,结合课程的特点,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考评体系等方面进行系统地更新与改进,提高教学质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一、教学目标改革
任何一门课程的课堂教学应实现三个目标:知识目标,即一堂课所要掌握的知识内容,这是基础;能力目标,即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核心是加深理解,准确理解,力求贯通。只有贯通,才可谈得上应用基本的原理、概念和观点。拓展目标,即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提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西方经济学课程内容的知识含量多、理论性强,教师不得不把大部分课堂教学时间用来讲解知识性内容,造成对其他教学目标的忽略。因此,目前的教学是教师唱独角戏,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学习积极性不高。学生的学习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考完后就忘,学完后不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对某些经济现象也不能做出深入的解释,没有达到能力目标和拓展目标。因此,我们应结合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特点,将教学目标调整到教会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上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并将这一目标细化到每一章节的内容中。
二、教学内容改革
1.适当增加非主流学派的介绍
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在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理论体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虽然在维持原有理论体系的同时,吸收和容纳了其他学派(特别是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某些观点,但其理论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有时尚不能有效地解释经济现象,解决经济问题。所以,在教学时,除了讲解主流经济学观点外,还应该尽量融合其他流派的观点,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剑桥学派、新奥地利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等。介绍各流派时,不应把其孤立开,要把有影响的主要理论融入一个完整的体系中,因为虽然理论出自不同流派的学者,存在分歧,但相互之间并不是根本不相容。通过这种不同流派的介绍,一方面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对西方经济学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另一方面可以拓展学生的思路、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2.介绍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经济学是一门发展较快的学科,任何一本教科书都不可能囊括所有的最新发展,所以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应力求站在经济学的发展前沿,跟踪经济学的最新动态及最新研究成果。教师在课堂上应有重点的补充介绍当前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前沿问题。当然,仅靠课堂介绍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引导学生自己去关注本学科的发展情况,培养他们经常阅读的习惯,包括各种学术期刊、学术专著、报章报道以及经济学家的随笔等。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自学能力及独立研究能力,为他们后继课程打下良好基础。
3.调整课程设置
首先,应明确目标、准确定位,合理安排好西方经济学各层次的教学。在本科阶段教学中应侧重讲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知识,注意对西方经济学各个部分内容进行科学的分析,对其庸俗的成分要进行彻底的批判,对其科学合理的成分要指出在借鉴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在硕士教学阶段,应侧重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的分析,要让学生充分了解理论假设的重要性,使之知道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基础;在博士阶段,应侧重于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发展脉络的讲解,这样做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外,高校经济管理类各专业在开设西方经济学之后,还应开设一门“中国经济实践”课程,系统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使学生将西方经济学中合理的部分运用到中国实践中,这样既能加深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又使学生能大致把握中国的社会经济运行规律。还应该加强经济思想史的教学,让学生把整个经济学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同时,开设一些方法论的课程,把从方法论上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批判的那些流派和理论介绍给学生,这样对认识西方经济学的缺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三、教学方法改革
1.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在每一章的教学中,寻找结合教学内容的真实事件进行分析解释,并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训练学生分析和解释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工具,经典的“蜜蜂与果园”等案例已深入人心。案例教学能把生活中一些活生生的事实摆在学生面前,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加深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但是,仅仅分析那些西方经典案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这是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2.实验教学法
课堂实验是一种互动性很强的教学手段,是一种专门用来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原理的互动的简短的游戏。最经典的例子是供给需求模型实验,该实验源远流长,可以一直追溯到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伯伦于20世纪40年代在哈佛课堂上开始的市场实验。供求实验中,学生自己参与某个商品市场的买卖,了解完全竞争市场上价格是如何通过供求作用自发形成的以及背后有怎样的深刻原因。通过实验结果可以切身感受到确实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我们每一位参加实验的交易者,最终使价格和成交量收敛于某一稳定的数值。学生利用课堂实验可以检验理论和发现理论,调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创新能力和自信心。
3.讨论教学法
教学中教师尊重每一个学生,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参与有关教学内容的讨论,通过不同观点的交锋、补充、修正,加深每个学生对当前问题的理解,启发诱导学生自己去发现知识的内在规律性,促进研讨的深化,最后教师可以对讨论过程进行总结和提炼,引导学生形成对知识概括性理解。
四、教学手段改革
将网络交互式多媒体技术应用到经济学教学中来。网络交互式多媒体技术是基于计算机网络教室基础上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在这种形式的教学中,信息是双向传播的―教师选择教学媒体,通过多媒体计算机将信息传给学生,学生通过自己的计算机接受信息,进行交互教学,个性化的学习和分组教学。网络交互式多媒体技术的表现手法比传统的板书教学方式要生动得多,不但可以将经济学中的重点内容根据学习者的视觉特点突现出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可以将一个知识点展现为一个过程,让学习者慢慢体会其中的内涵。另外,这种现代的教法也省去了教师的板书,使授课的信息量大大提高,使内容繁多、模型、图形多的西方经济学知识在有限的课时内完整、形象、生动地介绍给学生,提高课程的教和学水平。这一现代信息教育技术引进课堂教学,将大大活跃课堂的气氛,激发学生的兴趣,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习效率和教学效果。
五、考评体系改革
在考评方法上,改革以往的期终考卷考试方式,对学生的课程学习过程要进行全方位考核,建立以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为基础,以综合运用能力为重点,以学习态度为参照的综合考评体系。
1.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相结合
平时成绩可包括课前自学情况、写读书笔记、课堂发言、课堂主讲、课堂讨论,课后小论文,课堂出勤等,这一部分可占到总评成绩的40%,期末考试成绩占60%。这样可以促使学生注重平时的学习,而不至于只在考试之前突击几天,临时记忆以应付考试,使学生能牢牢掌握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体系。
2.笔试、口试和实践考试相结合
不同的考试方法有不同的功能,所考察的能力点也不同。笔试主要检测人的认知领域,如记忆、想像、思维;口试主要考察人的语言表达能力、思维的敏捷性、心理素质等方面;实践考试则着眼于人的动作――技能领域,强调动手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科学精神的测度。因此,我们可以在期末考试时采取学生抽签答题、笔试、小论文、答辩等方式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考察学生。
3.开卷与闭卷相结合
创新人才决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蓄积者,而是一个知识的灵活运用者。所以在教学改革中,开卷与闭卷相结合对于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大有帮助。这些考试方法的综合运用,不仅可以考察学生的学习成果,而且可以考察他们的学习过程;不仅可以考察学生所学的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可以考察他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素质和能力;不仅可以考察学生学习专业方面的成绩,而且可以全面考察他们自学、查找资料、表达、写作等各方面的能力与素质,这样可以真正解放学生,把学习的主动性真正交给学生,使学生真正学得轻松、积极主动而富有成效。
教学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西方经济学作为高校一门重要的课程,更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既要突出其基础理论的地位,又要避免其内容越来越宠杂的倾向。要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了解基本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这应是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努力方向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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