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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现在的孩子在灵活思考问题、快速接受新鲜事物等方面的优势显著增长,但是作为家中“小皇帝、小公主”的孩子们,也多了许多不良的习气,道德礼仪现状堪忧。……从幼儿的心理发展来看,幼儿期恰好处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时期,所以不少孩子在社会交往中,往往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谦让和合作的思想,缺乏良好的道德礼仪习惯。
1、社会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政治思想建设而忽略传统道德建设,孩子缺乏起码的礼仪常识,成了学校教育中的薄弱环节。
3、学校因素。素质教育虽然已提了多年,但是由于受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的教育观念仍难以彻底改变,对孩子的德育教育还重视不够,重智轻德的现象普遍存在。教师对于孩子的礼仪教育更是缺乏考虑,孩子的礼仪修养与现代社会的要求已严重脱节。
1、优化教育环境,创设有利于幼儿讲道德有礼仪的良好氛围。首先,丰富互动的物质环境。幼儿园物质环境的创设是幼儿道德礼仪学习的基本条件,我们努力让幼儿园的每一个角落都发挥潜在的教育作用。在幼儿园的教学楼外墙悬挂文明礼仪宣传标语,在楼道里设置温馨的提示话语、文明礼仪格言,在家长园地和宣传橱窗里展示幼儿园的道德礼仪主题活动和礼仪小标兵,等等。这种随处可见的道德礼仪文化宣传,可以使孩子、教师与家长在潜移默化中学到很多礼仪常识,并在生活中不知不觉地加以运用。其次,宽松和谐的精神环境。幼儿园精神环境的创设是幼儿道德礼仪学习的必要条件,它可以有效地帮助幼儿去实践道德礼仪行为。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道德礼仪教育必须重视榜样的示范作用。教师作为经常与孩子接触的主要人群,在幼儿道德礼仪学习中具有重要的榜样示范作用,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幼儿模仿的对象。为此,我们充分认识教师的这一作用,并利用这种作用对幼儿进行道德礼仪教育。这样以教师自身良好的道德礼仪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礼仪意识,并促使幼儿在生活中不知不觉地践行道德礼仪规范。
3、组织教育活动,将道德礼仪教育贯穿于幼儿教育课程之中。首先,我们注重将道德礼仪教育与各领域活动有机结合,让道德礼仪教育贯穿于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其次,我们利用游戏的形式开展道德礼仪教育。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也是对幼儿进行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形式。在游戏中进行品德教育,更符合幼儿特点,更便于幼儿接受。
我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而其宁静致远的生活方式正好迎合了现代人渴望回归自然、缓解压力的心理需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茶文化逐渐与旅游业结合,形成了一种新兴的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了旅游文化的内涵,同时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本文所要探讨的黑茶文化旅游,是将黑茶文化与旅游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的一种开发模式。这种模式将茶园秀丽的自然风光、茶产品的生产制作、茶艺展示和茶文化品评等融为一体,其茶园及周边的山水风光是基本的地理环境,茶叶生产是人为的物质环境,产茶区遗留并保存完好的古文化遗址是良好的历史环境,多姿多彩的民俗民风是活化的景观。笔者对这些环境和景观进行整合与科学研究,力求开发出新的旅游产品与旅游方式,以期能为人们提供高雅的休闲场所、丰富的体验场所以及寓教于乐的求知场所。
一、安化黑茶文化起源及发展
安化黑茶是指用安化特定区域内生长的云台山大叶种鲜叶等为原料,以特定加工工艺生产的黑毛茶,以及用此黑毛茶为原料生产的品质独特的黑茶制品,特有的保健功效和独特的风味已经使其成为益阳地区的地理标志产品。益阳黑茶最早产于15世纪后期,通常经由湖北运销北方和西北,后经过茶商和市场的长期甄选,安化黑茶逐渐为广大茶客所知。20世纪50年代由于海外市场的征购,这一在安化山区的奇珍得以重现,被视为绝产的传统工艺商品。黑茶醇厚回甘的滋味不亚于当年大行其道的普洱,其淳朴的工艺和历久弥香的特性正好暗合中国人以和为贵的思想精髓,难怪被称为“茶文化的经典,茶叶历史的浓缩,茶中的极品”。
二、安化黑茶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益阳采用黑茶文化与旅游融合的方式,整合安化茶马古道和与黑茶种植基地、传统工艺、采茶品茶等资源,赋予旅游功能和要素,打包成黑茶文化旅游专项产品。益阳市已经规划设计了集山乡巨变第一村、桃花江竹海、安化茶马古道等景区于一体的“三点一线”重点旅游线路,近年来“弘扬黑茶文化,推动茶旅互动”已经成为推动益阳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政府着力打响“茶马古道”“安化黑茶”的旅游品牌,让黑茶成为安化及整个益阳地区的旅游名片,以茶为媒介推介当地的旅游景观,事实证明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2010年,整个安化县的接待游客人次首次突破150万,旅游总收入约达到7亿元。
三、空间结构优化视角下的黑茶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对策
(一)茶文化与旅游资源的融合
1.开发生态茶园,吸引游客互动参与
益阳是湘中地区的旅游胜地,这里山清水秀,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极为丰富:拥有雪峰湖地质公园、六步溪原始次森林、桃江竹海等自然景观;拥有清代陶澍墓、清代木孔土塔、清代梅城文庙武庙、茶马古道等历史文物古迹。其中,安化县生态环境良好,适宜黑茶的生长,所拥有的优良茶树品种也保证了该地能够出产优质黑茶。除了以上天然的优质环境资源,安化还是梅山文化(荆楚文化的重要支流)的发源地,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俗风情和黑茶文化一起构成了黑茶文化旅游的基础。
从这些自然属性、文化风韵着手,可以开发具有观赏及体验与一体的绿色茶园。结合旅游路线,选择交通较为便利的地段,以怡清源生态优质茶基地作为开发的示范点。茶园可以提供经典采茶工具,推出特色民族采茶服装。除了观赏茶园优美的景观,游客还可以参与采茶、品茶等互动环节。这样既可以让游客欣赏到不一样的自然景观,还可以增强对黑茶的了解,进一步产生对黑茶品质的信赖感,以此吸引更多游客前来黑茶的原生地。游客在生态茶园中不但能够品评茶文化,还可以了解梅山文化,这样生态茶园就成为了解当地文化的生态文化园。
2.黑茶文物古迹、史料众多,可开发茶馆、茶博物馆
由于黑茶生产历史悠久,安化有很多与茶有关的文物建筑,如茶亭、茶碑、百年茶行、茶马古道驿站等,也有很多茶钟、茶具等诉说黑茶历史的生活用品。
安化的黄沙坪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之一,是历史上有名的茶埠,拥有功夫红茶车间和老商号“永泰福”的千两茶生产车间。安化茶厂位于资江河畔,至今保存着自1951年以来的历批茶样、黑茶全库、古老的木制茶机,还有不同时期黑茶加工工艺的相关研究资料。这些既具有科学研究价值,也可以成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为旅游业所用。这里曾经创办了湖南的第一个茶校、第一个茶叶科研机构。另外,安化还遗存较多茶书、茶诗、茶联等,茶礼、茶俗、茶艺内涵丰富,这些文化史料均是黑茶文化的见证,也可以成为黑茶文化旅游开发的重要依托。例如,可以在优越的旅游资源背景下开发特色茶馆,让游客在品茶的同时欣赏到古香古色的陈设布局、清新典雅的建筑风格、艺术化的茶艺展示。在这种既古典又高雅的艺术环境中,顾客自然地会由眼前的一杯茶联想到茶文化,进而想对当地的地域文化一探究竟,这就在茶文化与旅游之间建立了良好的链接。还可以建立茶博物馆,依托已有且保存完好的茶厂房,在其原址上建立黑茶博物馆,使其首先具有贴合主题的建筑形式。再加上安化茶厂多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和茶样,人们可以对其进行挖掘和整理,陈列历代茶样,展示茶叶制作工具以及手工制茶到机械加工的演变过程,配合图片与文字,甚至是现代化的声、光、电手段,来说明与介绍黑茶文化。这种具有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旅游开发模式,可以引导游客深度了解黑茶文化,了解越深入,旅游地的吸引力就越强。当黑茶不但成为一种旅游商品,更成为人们喜爱的生活方式时,黑茶商品和当地旅游景区就会自然得到人们的推崇。
(二)茶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
早在2007年,益阳市已经出台了《益阳市2007-2016年茶叶产业发展十年规划》,明确了以“安化黑茶”为中心,制订了重点打造“安化茶”品牌的战略思路和发展茶文化旅游产业、扶持重点企业、招商引资、以特色带动茶产业等战略决策。这些决策都体现了政府将茶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决心。而安化县“十二五”重点建设项目也要求扩建茶马古道景区、打造梅山文化生态园、修复洞市老街、改扩建黄沙坪老茶市、恢复茶马古道桃澍陵园,夯实了茶文化旅游的基础设施,政府的以上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茶产业与旅游产业关系的融合。
(三)茶产品优势与旅游优势的融合
从狭义上讲,茶产品是指各种以茶叶为龙头的包括茶食、茶画、茶具、茶书法、茶工艺品、茶旅游纪念品等茶文化相关的商品,从广义上讲是围绕茶的不同形态延伸出来的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
为了实现茶产品的优势与旅游优势的融合,人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整合各地的一般品牌,做成知名度更高的名牌。对于黑茶、绿茶、出口茶等主打品牌,益阳市要以白沙溪茶厂、黑美人茶业、益阳茶厂、香炉山茶厂等为重点企业,统一打造“安化黑茶”这一优势品牌,改变游客心中“品牌众多,真假难辨,无从选择”的现状.(2)延伸茶叶产业链,扶持茶叶深加工。与食品加工业合作生产有机茶味糕点、便携带茶包,推广奶茶饮品;与药产业合作生产药用茶、保健茶及饮料茶,以同样的功效加上独特香醇的茶叶口味来吸引消费者.(3)生产精美别致的茶工艺品、旅游纪念品,茶具既可以当作装饰品,也可以实际用来泡茶待客,如刻有茶园风景的精小的木雕、挂坠,喷印有茶俗风情的服饰,彩绘或者黑白手绘的茶园、茶艺明信片等。
(四)茶叶市场与旅游需求的融合
2009年首届黑茶文化节的成功举办,实现了推介益阳、推介安化黑茶的目的。2010年,安化黑茶作为全国黑茶类唯一入选产品,进入上海世博会联合国馆展出,在国际市场引起强烈反响。随后,安化“千两茶”和“天尖茶”两款纪念版黑茶产品作为“神九”对接成功纪念产品,被中华航天博物馆永久珍藏。“安化黑茶”作为区域公用品牌,逐步成为益阳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一张名片,更多游客基于对黑茶品牌的信任和需求慕名而来,客观上扩大了茶文化旅游需求。
四、结语
原告:王小琴,女,26岁,居民,住江西省信丰县古陂镇中坑村社背村小组。
被告:蔡启先,男,60岁,农民,住江西省信丰县同益乡土墙背村蔡家围村小组。
1985年8月,原告经人介绍与被告之子蔡光华自愿结婚。婚后,因原告有一定程度的痴呆,做农活、家务均需他人指教,家中生活无调算,生活较为困难,夫妻感情一般化。原告与蔡光华于1986年7月生一女孩蔡春玉,于1988年生一女孩蔡春香,于1991年生一男孩蔡春生。原告生下蔡春生后做了结扎手术。1993年7月,原告之夫蔡光华病故。此后,原告家庭生活比以前更为困难,原告无法维持四口之家,于同年9月回娘家生活,3个小孩留在被告处由被告抚养。1993年11月,原告经人介绍与本县古陂镇中坑村刘性刚结婚。原告与刘性刚结婚后,夫妻和睦,但因原告已结扎,不能再生育,故希望从被告处要回小孩自己抚养。因被告不同意,原告即以被告年老体弱家庭经济困难,无法继续抚养小孩;本人现生活富裕,有抚养孩子的能力,且本人已无生育能力为理由,向江西省信丰县人民法院提出起诉,要求抚养3个孩子。
被告蔡启先辩称:原告患有痴呆症,其本人生活须靠别人维持,怎能抚养3个小孩?坚持由他抚养原告所生的这3个小孩。
「审判
信丰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要求抚养小孩符合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其请求应受法律保护。但鉴于原告患有一定程度的痴呆症,其抚养3个小孩的能力有限;而被告则有抚养小孩的能力。因此,从本案实际情况出发,为有利于小孩的健康成长和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法院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经调解,双方当事人于1994年4月6日自愿达成协议如下:
一、从1994年4月11日起,原告婚生女孩蔡春香由原告抚养,原告婚生女孩蔡春玉、男孩蔡春生由被告抚养;
二、诉讼费100元由原告负担。
信丰县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上述协议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
「评析
一、本案原告虽患有一定程度的痴呆症,但其在抚养子女问题上,智力及行为能力并无什么障碍,有诉讼行为能力。因此,不能因为其患有一定程度的痴呆症,就认定其为无诉讼行为能力人,而其诉讼应由其法定人。本案原告以自己的名义亲自进行诉讼,并无不当。
二、本案在实体问题上的焦点,在于法律规定的子女抚养权利义务关系与实际情况的冲突。根据法律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的未成年的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在监护关系上,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及顺序,在未成年子女的祖父母之前。本案原告之前夫死亡后,他们的婚生子女依法应由原告抚养,但原告因患有一定程度的痴呆症,生活上困难,无力独立抚养3个子女,而自行回娘家,将3个子女留在了被告处,由被告予以抚养。被告对3个孙子女的抚养,是基于他们的母亲无现时抚养能力而进行的,并不是基于婚姻法第二十二条所明确规定的“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的未成年的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这种义务。对此种情况,在解释上应取最高人民法院1984年9月8日《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4条的解释,即“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精神,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确无能力抚养或父母均丧失抚养能力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据此,被告抚养3个孙子女是有法律根据的。
关键词:老龄化;医养结合;日本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1.056
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总数量13.26%,预计到2020年,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增长,老年人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我国主要的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已经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建立十分迫切,我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相继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的若干意见》(2013)、《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2015)等文件,要求各地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发展。日本作为世界上老龄化进程最快、高龄化率最高的国家,在养老服务方面起步较早,尤其在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上可以为我国的医养结合模式提供借鉴意义。
1日本医养结合服务体系
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国家,数据显示,1985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10.3%,而2013年数据显示该比例已经高达25%以上,日本的老龄化问题愈加严重,在对待养老问题方面,日本早在1963年就设立了长期照护机构,在2000年开始实施长期照护保险,因此日本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起步较早,值得借鉴,其主要模式包括:第一,日间照顾中心。日间照顾中心的开设主要为一些需要日常生活照顾以及需要进行康复训练的老人提供,照顾中心责接送老人,由专业人士进行专业的照护。第二,特别养护之家。主要由护士、介护士等人员组成,负责照顾老年痴呆老人以及一些失能老人。第三,老年福利中心。主要对属于本辖区的内的老年人提供体检、保健服务以及健康教育等服务。同时老人可以根据自理程度和患病严重情况选择不同的护理方式,满足老年人全方位的需求。
此外,日本的养老机构还将内置的医疗机构外包给医院进行经营管理,可以集中两者的优势,为老年人提供“有病治病,无病疗养”的老年环境。日本早在2000年就实施了介护保险,介护保险的推出既可以为65岁以上的老人提供介护服务,同时还可以为处于40到64岁之间的疾病患者提供介护服务,日本介护士上岗之前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并且在通过国家的资格考试后才能够正式从事介护这一行业,提高了日本介护服务的质量。
2我国医养结合的主要形式
2.1在养老机构中增加医疗机构
通过政府出资建设,在民间组织的帮助之下,将医疗机构引入到养老机构中或是将医院的资源与养老机构进行整合,可以为老年病人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例如,天津泰康老年公寓、长沙第一福利院等。
2.2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的合作
通过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合作,医疗机构中的医生和护理人员会定期到养老机构为老人进行治疗和护理,并且在老人突发疾病时可以直接与医院直接联系,减少了老年人路途上的奔波。例如河南郑州的第九医院与31家养老机构进行合作。
2.3医疗机构向医养结合机构转型
通过对现有的医疗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对资源进行整合,对医院进行转型和调整,从以前的单纯提供医疗服务转为提供医疗和养老双重服务。通过对医院现有医护人员进行培训,使其能够满足老年人的双重需求。例如,北京市化工医院通过转型变为老年护理医院,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加养老服务。
3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
3.1政府多头管理,政策落实困难
医养结合工作的开展需要涉及到民政部、卫生部、社保部等多个部门,虽然在推进医养结合工作中对各个部门都有分工,但是由于各个部门的性质差异,难免会存在部门“多头管理”或是“多头不管”的现象,导致了人力、物力的浪费。例如,民政部在进行审核时,需要涉及到对医护人员的审核,但这是卫生部的工作。同时政府为推进医养结合模式的发展而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由于涉及到多个部门,容易出现不配合现象,政策落实困难。同时政府对于不同模式的医养结合没有采取公平对待的态度,往往更加偏向于养老机构转型为医养结合机构,而对医院的转型却缺乏扶持力度。
3.2服务收费水平偏高,服务内容单一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因此在收费上比普通的养老机构费用要高,这与患病老年人、失能老年人等需要照护的老年人的收入状况不符,因此医养结合养老机构逐步为转为富人设计的疗养机构。根据调查显示,各个地区的医养结合收费大约是当地人均收入的2到3倍。此外,由于我国医养结合处于起步阶段,对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了解不全面,我国医养结合模式提供的服务内容较为单一,无法契合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一些大型的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忽视了对老年人进行健康教育和日常体检等工作,而一些小型的医养结合机构只能治疗一些简单的疾病。
3.3资金投入不足,服务主体积极性不足
传统的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固有的筹资机制。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由于刚刚起步,并没有形成稳定的筹资来源,社会力量的资金投入明显不足。同时医养结合机构对工作人员的工作要求较高,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工作人员的工资并不高,导致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不高。而且医养结合中通过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签订协议共同提供服务中,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在老年人突发疾病时,不能保证老年人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
4完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对策
4.1健全政府管理机制,落实各项优惠措施
政府应该意识到多元主体的整合对于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的重要性,充分意识到医养结合的重要性,将之纳入到我国发展规划中。民政部、卫生部、社保部等多个部门应该加强联合,明确自己在医养结合中的地位,打破各机构之间的条块分割,共同参与到医养结合服务体系中。此外,政府应该采取各项优惠措施,提高各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可以从社保基金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支付医养结合费用。政府部门还应积极进行审核,将优秀的医养结合机构设为医保定点。
4.2多种模式并举,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
日本已经形成了多层次的医养结合体系,老人可以根据自理程度和患病严重情况选择不同的护理方式,满足老年人全方位的需求。我国医养结合的三种主要形式分别适合于不同的老年人群,养老机构中增设医疗机构适合于身体较好或是患慢性病老人;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合作适合于健康程度较好老人;医疗机构转型为医养结合机构适合于身体状况不好、需要长期护理的老人。因此我国在发展医养结合养老时应该多种模式并举,加强医疗和养老的联合,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
4.3提高供给主体的积极性,完善服务方式
对于规模较大的养老机构,可以鼓励养老机构参照医院的标准,在养老机构内设置医疗机构,同时将医疗机构外包给医院进行经营管理,提高经营的规范性和效率。对于规模较小的养老机构,可以加强养老机构与周边医院进行合作,解决老年人的治病问题。同时应该鼓励一些医院和符合条件的社区向长期护理、康复等方面转型,不断提高医养结合供给主体的积极性,完善服务方式,满足老年人对于养老和医疗的需求。
参考文献
[1]张璐.“医养结合”之借鉴篇[J].四川劳动保障,2015,(8):2325.
医养融合养老模式是近年来由政府倡导与推动,整合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从而形成满足老年人需求的连续的综合的养老服务。相关政策与实践正处于摸索试点阶段。本文从公共治理视角,对成都市慢性病医院医养融合实践的研究表明,成都市医养融合机构目前存在行政管理碎片化、跨部门管理协调不足,资金支持及专业人才匮乏,组织间信任及互动机制缺失等问题。建立基于多元主体共享参与,促进医养融合发展的三个保障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监督评价机制及风险共担机制将有助于成都市医养融合养老服务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公共治理;医养融合;保障机制;网络组织
〔中图分类号〕D6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7)01-0114-07
医养融合是指整合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将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和基本生活照料相结合的养老模式。201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及《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后,医养融合模式正式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四川省于2015年制订出《养老健康服务业发展规划(2015-2020)》,明确了四川省医养融合养老模式发展的目标与规划。成都市在四川省内较早出台了医养融合相关政策,成都市人民政府2015年出台《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要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推进机构医养融合、推进医疗卫生资源进入养老机构、推进社区医养融合、推进医疗卫生服务进入高龄老人家庭、强化社区老年医疗居家服务功能。
医养融合作为一种新的合作治理模式,涉及多部门多领域的跨部门决策及跨行业资源整合。从目前的医养融合相关政策来看,指导性意见较多,明确的方案设计、实施办法较少;对医养融合中现存的如多头领导、医疗机构缺乏合作动力等问题尚缺乏具有操作性的政策支持。多部门合作缺乏统一的协调与监督主体,将直接影响“医”“养”资源的互通。鉴于此,从公共治理视角探索成都市医养融合养老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医养融合研究现状综述
针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其对经济发展、老年人健康所带来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于1987年首次提出“健康老龄化”的概念,并于1990年把“健康老龄化”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战略,认为“健康老龄化”不仅是一种医疗保健目标,更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应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诠释〔1〕(邬沧萍、姜向群,1996)。国内关于医养融合的研究是在“健康老龄化”理念的推动下开始的,诸多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关注老年人健康状况与养老模式之间的关系。郭东、李惠优等学者(2005)引入“医养结合、持续照顾”理念,提出通过医疗和养老机构间的多方式结合,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2〕。社会学和人口学领域的学者们也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高慧鸽,钟悦文 (2010)指出机构养老发展不够成熟,机构建设尚未完善〔3〕。王荣欣,秦俭等 (2011)认为老年人对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包括医疗照顾、上门医疗服务等〔4〕。政府出台医养融合模式相关文件以后,学者开始致力于对医养融合模式的探索。唐钧 (2016)将医养融合模式看作一个整体,要追求整体效应,就必须先使两个“部分”――医疗和护养,充分地分化,使整体大于部分之和〔5〕。
西方学者对医养融合的研究主要基于养老服务中的整合照料。“整合照料(integrated care)”是英国学者针对老年人口养老、医疗需求提出的一个概念。学者Henk N.和Philip C.B. 认为,整合照料是针对具有相似需求或问题的群体提供多方位、全面的一套计划详细、实施落实的服务和照料〔6〕。Jan Reed 等人(2005)通过进一步研究,指出“整合照料”是一个蕴含多层次内容的复杂概念〔7〕。国外学界普遍认为“整合照料”分为三个层面:体系层面、机构层面和个人层面。Hudson B (2002)针对机构层面,指出养老服务机构内部或机构间的分工协作来实现整合照料〔8〕。Leichsenring(2004)整理欧盟九国整合照料各个领域的落实情况〔9〕。Caroline (2003)通过两个机构之间整合资源的案例分析,发现结构性的整合能够有效地将分割、破碎的体系转变成一个具有示范效应的服务规划和供给系统〔10〕。著名的PACE计划是美国医养融合有效且成功的模式。Hong-Ting Chan(2008)等认为,PACE服务最大的优点就是整合了经济支持,疾病诊疗和长期照料服务,能使脆弱的老年人在社区得到家庭照顾,同时节约成本〔11〕。但同时PACE也面临着挑战:需要前期大量的投资;未能吸引中等收入群体;初级保健医生的选择和社区医生的参与不足;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撑力度不够〔12〕。
综上,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医养融合机构服务内容和服务模式,针对医养融合网络组织的互动、合作机制的研究尚少。国外的研究则对于机构间的分工协作以及资源的整合方面提供了一定借鉴。
本文基于公共治理的视角,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成都市典型医养融合机构――成都市慢性病医院进行分析,重点考察其医养融合的合作机制――要素、特征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促进医养融合的合作保障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监督评价机制以及风险共担机制,特别是明确了政府在这一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中的角色定位和治理职责。
二、公共治理视角下成都市医养融合实践及问题分析
成都市慢性病医院是一所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科研教学为一体,以老年病、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为重点的专科医院。作为成都市医养融合机构的先行者,该医院医养融合模式主要包括三种渠道(见图1):一是医院开展与其他基层社区合作,并由医院组建专业医疗团队,定期进入合作社区提供老年人的医疗咨询与指导、健康知识宣传以及部分健康档案管理等服务,形成一条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二是医院自身提供老年人的医疗与照护服务,在医院内部涉及医养融合的科室有宁养中心、康复医学科、临终关怀科等。三是基于对老年病慢性病等疾病的医疗和老年人照护的经验,成都市慢性病医院还专门开展对老年人照护的护工及管理人员培训,并由成都市政府为其增挂“成都市老年服务示训中心”,以带动培养更多的老年人医疗和健康护理专业人才。
公共治理视角下医养融合养老模式是政府部门、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社区及个人等多主体参与的治理模式,政府在多元化的治理体系中既担负管理社会事务的责任,也承担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同时,治理体系中还涉及医院、养老机构、社区及其他社会力量等主体的自治〔13〕。
(一)以政府为中心的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合作
目前政府对成都市慢性病医院医养融合模式的监管分属两个主管部门:医疗卫生由成都市卫计委直接监管,而养老主要由成都市民政局监管,在护工资质认定以及与社区、养老机构合办养老时,监管主体就是民政局和人社局。
多部门管理仍然体现为碎片化的部门分割式管理,没有形成统一的公共治理体系。治理理论认为政府的能力和责任不在于政府的权力大小,也不在于政府的命令或者政府权威的运用,而在于政府能够运用新的工具和技术对公共事务的解决进行一定的控制和指引〔14〕。在政府部门的监管下,医院、社区、养老机构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提供养老服务,政府在这样的治理体系对各个服务提供者进行一定的控制和引导,但目前成都市医养融合模式中医疗卫生与养老分属不同的监管部门,互不干涉,人、财、物、技术及信息等资源投入也没有完全整合。另一方面,非盈利组织和公民尚未真正进入公共治理,虽有部分私营机构参与提供公共服务,但尚未形成政府主导的,普通公民、社区以及医养融合机构之间相互合作的四位一体局面。
(二)由政府监管的资金筹集方式融合
成都市慢性病医院运作资金的筹集渠道主要包括政府补贴、慈善机构募集以及机构自身运营收益等。第一,政府方面。成都市慢性病医院的医疗卫生服务资金的5%来源于政府,但医养融合模式尚未得到政府的专项资金;在护工培训方面,医院曾得到发改委的一次性配套资金250万;其余的财政补贴主要以基本医疗保险对老人基本医疗和养老服务进行补贴的形式。第二,慈善机构方面。2014年成都市慢性病医院携手成都市市慈善总会,成立以“成都市慢性病医院”冠名的爱心助老基金,向社会募集基金用于助老、助医等慈善项目。第三,机构自身运营方面。一方面,医院日常通过提供有偿的老年人卫生医疗服务获得收益。另一方面,该医院拥有一套完整的护工培训体系、管理标准以及收费标准。当老人进入医院后,首先按照ABCDE五个等级对老人的能力进行评估,然后根据不同的等级对应不同的服务内容,并根据不同的服务内容采取不同的收费标准。
然而,资金、机构硬件设施以及专业人才的稀缺,使医养融合服务受到一定限制。成都市慢性病医院目前已签约社区40余家、养老机构10家,但目前社区真正开展服务的只有11家。由于医疗人员、护理人员有限,成都市慢性病医院面临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再加上医院本身硬件设施不足,医院“走出去”的进程受到一定制约。医疗团队一方面要满足医院自身的医疗服务需求,另一方面还要兼顾在社区开展的老年人医疗和护理服务。即使已经形成互惠稳定的网络组织结构,网络组织服务的规模仍以其自身的条件为基础。服务规模若超出医院本身承受能力的范围,开展医养融合养老服务的效果必然受到影响。从现有筹资方式来看,机构自身运营收益是成都市慢性病医院的主要资金来源。针对护工培训或者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政府补贴只停留在一次性补贴或者小数额补贴的状态,政府尚未形成持续、配套的医养融合专项资金体系;而慈善机构募集资金还难以满足医院发展的需求。因此,成都市慢性病医院目前面临硬件设施如床位、 病房以及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
(三)基于信任、互惠、稳定的网络合作组织
与基层社区的合作,是成都市慢性病医院构建医养融合产业联盟的一部分。成都市慢性病医院在社区基层的医养融合服务多是通过与专业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签约的方式实现的,医院组建包含医生、护士、药师等在内的专项团队,平均每周一次深入社区开展医疗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健康知识、健康讲堂、健康咨询、部分健康档案管理等;同时也在养老机构内开展一些康复指导、用药指导、营养指导等。这样的三角合作模式使政府、医院、老年人、社区或养老机构之间构建起基于信任、互惠且稳定的网络组织结构。(见图2)
公共治理的网络方式强调声誉、信任、互惠以及相互依存,政府只是影响组织中任务进程的行动者之一,其权力并没有在组织中产生较大的影响力〔15〕。成都市慢性病医院目前真正合作运转的只有11家,合作方式以提供简单的医疗、用药指导为主,政府公共治理体系下所承担的公共养老服务职能收效甚微,医养融合机构与社区、养老机构之间、政府与医养融合机构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不甚明显,资源的相互交换程度较低,网络组织成员之间有效的协商和持续互动机制尚未建立起来。
(四)网络组织成员共享合作的价值
成都市慢性病医院建立起的医养融合养老服务体系,一方面走进社区帮助老人开展健康咨询、健康讲堂,这本身就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另一方面,合作也为医院建立起双向转诊绿色通道,虽然对基层社区老年人的各项服务都是免费提供的,但对医院来说既是培育市场的行为,又为其扩大了声誉及品牌效应。对社区来说,与医院的合作满足了社区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的需求。对合作的养老机构来说,与医院的合作有助于提高其自身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而对老年人来说,医疗服务的需求与日常照料的需求同时得到满足,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这种共享价值与收益形成了合作网络的重要基础。
作为公立医院,成都市慢性病医院比私立医疗机构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政策、资金、信息、对外合作及技术等支持,也更容易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即便如此,该医院依然面临护工资质认定、病房扩建、土地审批及消防等障碍问题,更不用说其他私营的医养融合所面临的诸多沟通困难。合作机构间尤其是公共部门与私营机构间共享价值的构建依然是问题所在,进而影响到医养融合的进程。
成都市慢性病医院医养融合合作实践及问题分析表明,成都市医养融合机构目前存在行政管理碎片化、跨部门管理协调不足,资金支持及专业人才匮乏,组织间信任及互动机制缺失等问题。要化解目前高龄、失能和空巢等特殊老龄群体面临的养老难题,必须立足地方特色,改变 “医”“养”分离的养老现状,积极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养老模式,推进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方式的创新,促进社会保障服务的均等化。因此,建立基于多元主体共享参与,促进医养融合发展的三个保障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监督评价机制和风险共担机制,将有助于成都市医养融合养老服务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三、促进成都市医养融合发展的保障机制构建
(一)建立资源配置机制
医养融合模式实质上首先是一种资源的配置模式,以实现经济、信息及成果等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高效运营。
1.经济合作机制。从医养融合模式的公共服务性质出发,政府首先需要提供基本的资金保障,采取“政府+社会+个人”三方筹资模式。在医院与养老院之间需设有一个缓冲地带,建立医养融合养老模式发展专项基金或设立养老基金会,鼓励引导银行的信贷支持(见图3)。
对新办的医养融合机构的各类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细化、量化、可操作化。卫生、社保、民政和老龄等政府职能部门需加强横向联系,建立相对集中的、统一和独立的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支付机构。医养融合服务需要纳入医疗报销体系,确保医保费用预算指标合理增长,加大对慢性病、大病费用的支付额度。同时,加大引入第三方筹资,并对第三方机构的准入条件和责任进行明确划分。国土、住建等政府职能部门应该推进医养融合机构用地的专门化,为其发展扫除用地障碍。实现医养融合机构间人员、技术、服务流通化。
2.信息共享机制。现代信息技术为医养融合模式的发展搭建了良好的合作平台,探索将养老机构内及附近社区老年健康档案上传至“云端”,为机构内的老人、周边社区和家庭提供日常生活管理、健康咨询、健康管理、紧急救助等服务。
为提高社区医养融合养老服务模式的效率,卫生系统应对老年慢性病患者建立健康档案,逐步完善养老基本信息和医疗健康信息,并与其他系统对接,组建医养融合服务信息库,以便医疗机构面向签约养老机构开展远程会诊、监护、诊断,实现病历及健康档案等信息的共享,真正建立起双向转诊和远程医疗合作模式;相关机构应建立市场化运作机制,搭建健康养老商业化平台,针对居家点分散、服务多元化、行业专业化的特点,利用高效、易整合的网络,实现线上营销、定制、支付等服务,高效分配线下专业化、多元化服务等。通过对老年人身体情况的实时跟踪,实现专家资源的共建共享。(见图4)
3.成果共享机制。收益与责任并存,只有成果共享,才能有效实现责任共担。目前成都市医养融合事业亟待大力建设发展,打破单一运营模式,构建网络式或联盟经营机制,实现多方参与,共赢共享,从而实现将优质服务输送给老年人口,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目标。
(二)建立监督评价机制
上海市的医养融合工作是由卫生和民政两个部门共同推进,统一由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将有利于明确责任主体,而成都市目前建立了健康服务领导小组,涉及40多个工作部门,医养融合只是其领导小组的工作之一,尚未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因此政府监管部门对医养融合项目的推进效果尚不明显。
医养融合行业目前基本依靠行政命令进行资源调配及行业管理,而法律手段及其他间接的市场管理手段缺乏。通过法律将医养融合产业的资源调配、行业管理进行明确规定,必要时采取法律手段进行管理。同时,对政府各职能部门的监督和评价职责进行明确划分。卫生部门、民政部门、人社部门等政府职能部门,在明确分工各司其职的基础上形成一套连续、规范的监督评价体系。建立起第三方监督评价体系。一方面,由社区、街道、居委会和社区老年人协会对医养融合服务的提供者进行监督,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向相关的管理部门进行反馈。另一方面也应建立起第三方社会机构的专业评估标准,对医养融合服务的效果、效率进行服务质量评估。支持成立养老服务行业协会,促进养老机构的健康发展。
(三)建立风险共担机制
一方面,鼓励商业保险机构设计开发适合医养融合行业的商业保险,如护理险、健康寿险、意外险等险种,发挥其风险分担作用,减小老年人的支出压力,降低医养融合机构运行成本,从而减轻社会保障压力。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在医养融合模式中各主体明确其职责,做到分工明确,对每一环节严格实行问责制,明确责任追究的主管机关和追究程序,分级、分类别追究不同人员的责任。无论哪一环节出现问题,都有相应主体承担责任,避免出现责任推诿,也减少因责任划分不明确造成的经济成本,实现风险共担。
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决定了我国未来医养融合的发展将更加偏重于基于社区的多元服务网络组织的建立。这些网络组织将得益于以政府为中心,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协作治理理念及高效的治理工具的运用,从而确保包括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在内的每个老人都能得到专业化、标准化和个性化的整合的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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