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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媒介融合”和“融合新闻”
尼葛洛庞帝在1978年首次正式提出“媒介融合”这一概念。而在世界范围内传媒行业发展最为迅速的美国,媒介融合才从根本上实现了由理论到实践的质的飞跃。关于“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具体定义,学者们众说纷纭,目前还未出现公认的定论。例如美国教授浦尔曾指出:“媒介融合就是各类媒介逐渐呈现出功能一体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则是由电子科技发展造成传播形态出现聚合而导致的。”另一方面,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却指出:“媒介融合实质上是各类传播形态的媒介进行联盟合作的状态,一般包括了视频传媒、印刷传媒以及数字传媒等。”[1]在我国,中国人民大学的著名学者王菲是这样定义“媒介融合”的,她认为:“媒介融合必然是出现在电子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而不同媒介之所以发生融合互动是因为新闻信息消费者的终端需求。”[2]现代人对新闻信息的消费早已呈现终端多维化趋势,平面终端、电视终端、电台终端、手机终端、PC终端、LED终端等消费形式多时间段融合。在具体媒介融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实所谓媒介融合同时涉及新闻内容融合、媒介网络融合以及媒介终端融合这三大过程。
“融合新闻”的概念首次出现于美国的论坛公司以及媒介综合集团,通常我们认为它是媒介融合发展背景之下的必然产物。而国内初次引入“融合新闻”这一概念是在200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蔡雯教授介绍引进。[3]尽管历年来传媒业不断针对“融合新闻”展开研究讨论,但是并没有对其基本定义得出一个公认定论。在结合研究学者的定论背景之下,本文认为所谓的“融合新闻”实际上是媒体工作者在利用社会发达网络技术的基础之上,将所收集的新闻信息进行整合归纳而后在统一平台上进行公布,而信息接收者则可以在不同的媒介形态中接触新闻信息,如社会民众可以借助手机、电视、电脑、电台等媒介工具了解实时新闻信息,其融合的特性主要体现在融合、融合上,即统一平台、至多媒介终端。
如上所说,“融合新闻”本质上是媒介融合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但绝不是唯一产物,同时“融合新闻”的良好发展也能够推动媒介融合走上更加稳健的发展平台。在实际传媒发展过程中,要想使“融合新闻”成为改变传统旧模式的有力手段,就必须培养有良好新闻素养的工作团队、采取有效的新闻改革措施并帮助新闻公众构建一定的媒介素养。总的来说,媒介融合和“融合新闻”其实是相互依靠的统一发展机构,在进行传媒业改革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融合新闻”的发展情况,更要关注二者的契合度。而本文将针对媒介融合下“融合新闻”的发展情况进行讨论分析。
二、媒介融合下“融合新闻”为我国新闻业带来的挑战
首先,为保证“融合新闻”合理性发展,就必须设置完善的媒介规制以及传媒业内部的管理准则。之所以在发展“融合新闻”的进程中要注重相关规则制度的设定,是因为媒介管理体制中所涉及的各类规则制度将直接决定媒介融合的质量,而“融合新闻”恰恰是媒介融合中的重要产物。具体来说,我们不仅仅需要瓦解原有媒介管理中的区域分割与行业分割制度,更应该从根本上打破这种将单一媒介形态作为发展基础的传统传媒发展模式。而新制度的建立以及旧制度的瓦解都需要经历较长的一个过渡期,在这段时间内我国新闻业也将遇到很多发展阻力。目前,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全媒体新闻中心,例如烟台日报传媒集团2007年开始研发并在2009年成立的全媒体新闻中心就是一次很好的媒介融合实践。这种全媒体新闻中心在统一平台的基础上,融合至少三种及以上媒体组织,最终实现在一定范围内采集不重复,发行多渠道,尽可能一文多用,创造新闻采编的最大使用价值和最大范围地实现新闻的受众满足。这种形式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它打破了原有的媒介机制,对多维度的媒介组织进行了很好的融合,在经济效率、人力效率上能够实现优化。
其次,由于“融合新闻”所直接涉及的传播媒介与新闻内容的多样化、丰富化,发展“融合新闻”需要一支高效优质的新闻工作团队,因而目前国内新闻工作者本身的职业生涯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新闻工作者必须在最快的时间内成为符合“融合新闻”发展的新型人才,努力提升其全方面素质,争取成为全能型的记者编辑人才或者新闻行业管理人才。全能型的记者编辑人才除传统的新闻采写编评技能外,还要能够熟练使用现代化采写工具——电脑、智能手机、摄像机、照相机等,能够同时满足手机新闻、网络新闻、纸质媒体文字图片需求以及网站、户外LED屏的视频需求。
最后,新闻业在发展“融合新闻”的同时还必须得到社会公众的配合与支持,需要社会公众表现出一定高度的媒介素养。这是因为“融合新闻”在正式推广的过程中不能单单依靠新闻业单方的操作,也必须鼓励公众进行积极的互动,达到一种新闻共享的局面。然而如何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和谐地加入“融合新闻”的发展中来,就成为目前新闻业的一大难题,积极争取媒介之外的个人力量参与到“融合新闻”的发展过程,从而使新闻业呈现“分众化”,也是极为重要的挑战难题。[4]
三、“融合新闻”的发展困境及对策
由于目前我国的媒介融合形态并不完善成熟,因而“融合新闻”的发展尚处于初步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之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与阻碍,出现了以下列三点为主的发展困境:
首先,目前国内的新闻发展业对于数字信息内容还未能进行有效管制,或者说尚未为联盟平台构建起系统化的信息分享平台,而具体的生产商之间也无法针对数字信息进行相互沟通交流,导致新闻信息的分享途径遇到阻塞。在这种信息孤岛的合作背景之下,很多资源信息都在无形中被浪费,“融合新闻”的进一步发展更是举步维艰。目前,国内很多媒体尚未掌握部分新闻信息的采访报道权,特别是在跨地区以及跨媒体的采访活动中其所受到的阻力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闻正常运作。另外,部分媒体虽然掌握了一定的采访报道权,但是由于信息传输媒介之间的融合尚不成熟,对于数字信息内容的管理制度尚未健全,因而很多新闻报道编辑环节都无法朝“融合新闻”的方向前进。
前文所提到的全媒体中心,其举措固然好,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在于这个“全”是有限制的“全”,是在某个媒介集团内部的“全”。如果未来全媒体新闻中心能够以市或者省为单位,并且能够以一定制度为保障,实现新闻的无障碍跨地区采编,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全”。
其次,由于“融合新闻”的发展需要建立在崭新的信息平台之上,因而新闻业需要在新的媒介生产流程之中开展工作,而新事物新方式将会给新闻业发展带来转型期的压力。在传统媒介生产流程中,新闻工作都是以采访编辑为其核心内容,而在新媒体的介入以及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之下,新闻工作必须突破原有信息流动上的阻碍。在新型发展模式之下,为了更好地推动“融合新闻”,就需要组成互动性较强的新闻报道团体。目前而言,媒介融合将要求电视、报刊以及网络媒体进行互动性合作,通过文字、视频、音频等信息报道来体现“融合新闻”的多样性与进步性。但是由于不同媒介之间原有操作流程各不相同,因而在短时间内进行磨合合作是较为困难的,新闻业也因此在平台整合上面临着困境。
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的记者属于全能型记者,他们采写的稿件除了文字外,还可以同时满足集团所属媒介的图片需求以及网站、户外视屏的视频需求。同时,新闻中心和各媒体之间的稿件分两条线:一是特约稿件,设定保护期,为特定媒体专供,保护期内其他媒体无法看到;二是待编稿件,除特约稿件外的所有稿件进入待编稿件库,纸质报、手机报、电子纸移动报、网站等媒体编辑部各取所需进行“深加工”。这样的设计一定程度上可以加速新闻信息的流动,同时记者编辑原有的工作岗位大致不变,流程上略微改动,但是整体流程简化,这就保证了新闻平台磨合度的减少。那么是不是我国其他地区都能照这个模式来呢?也未必。每个区域有自己的区域特色和媒介发展重点,不能一概而论,而且这个中间还要涉及不同质媒介之间的合作问题、利益分配问题等。另外,统一平台的新闻该如何利用实现其最大化利益,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像有的全媒体中心就设置了类似管理的平台,哪里用了、怎么用的都能查询到,避免出现同一媒介上重复使用的情况,也能保证不同媒介在使用技巧上不重复。
最后,在媒介融合的新型时代,新闻业的媒介公信力也受到了一定的质疑。我们往往将民众对新闻媒体的认可度以及采信情况作为衡量其权威的标准。一般来说,传统媒体虽然在信息传播速度以及形式上无法超越新媒体,但是传统媒体在民众之间的权威性却相对较高。因而目前新闻业在媒介融合的基础之上发展“融合新闻”时就容易受到公信力的质疑。
因此,新闻业应当通过正面宣传工作为新媒介树立积极的舆论形象,使媒介融合的过程中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能够相互磨合、共同引领新闻舆论视野。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尤其应该重视网络媒体新闻信息的真实度。一直以来,网络媒体的公信力偏低是不争的事实。“融合新闻”首先要保证新闻的可信性,才能增加融合媒介的公信力。如果在媒介组织中设置采纳新闻信息的核查制度,就能够大幅减少网络假新闻信息的不良影响。
针对上述所提及的“融合新闻”在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本文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对策:
第一,我们应当尽快通过完善制度来促进新闻业各媒介组织之间的融合。从本质上来说,之所以新闻业发展到今天需要进行媒介组织融合,其主要原因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于新闻信息的规模化以及差异化要求。此外,人们不仅主观需要即时掌握一手新闻资讯,科技网络的迅速发展也使得传统新闻模式无法再满足社会文明进步,因而媒介融合就成为必然趋势。而为了能够促使各媒介之间和谐稳健地合作发展,就需要借助于相关的规则制度。这里所提出的规则制度不仅仅局限于媒体企业内部,更是指有关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过程。由于新闻工作是为服务社会而设立,适当的新闻信息引导以及舆论指引往往能够协助政府部门解决很多社会问题,因而政府应当从制度政策上给予新闻发展以支持。就媒介融合发展过程来看,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政策来鼓励社会成员参与到新闻活动之中,从而扩大媒介终端的信息数量;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当给予媒体终端的发展一定的资金支持,通过提升技术设备的性能使资源信息开发共享更加便利,也可通过鼓励政策来推动社会范围内的媒体技术创新。
第二,“融合新闻”在发展进程中应当借助于科学化的媒介管理,从而进一步进行媒介定位。由于媒介工具本身的多样性,以及新闻信息的多样化发展,所以只有在正式发展“融合新闻”之前完成媒介定位操作,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不同媒介的不同新闻影响力。举例来说,为了能够达到“融合新闻”的高效性,当突发事件发生时,新闻单位就应当及时成立赶赴事发现场的报道小组,而他们在现场所收集的实际信息即是进行后续新闻编辑的一手资源。但是这类报道小组并不单一性地属于电视媒介内部组织,或者报刊媒介内部组织,而是由新闻单位统一管理,现场带回来的视频、音频、文字等资料再交托给不同的媒介进行区别化编辑。而区别化编辑的过程就是展现不同媒介不同新闻定位的过程,网络媒介一般更偏重于视频剪辑,往往强调在第一时间将编辑完成的事件视频发到网络上进行公布;而报刊媒介则更关注于从各类资料中提炼主要信息,通过专业的新闻写作者进行语言组织后再排版出刊。这样,融合后的媒介能以网络的广度、报纸的深度、手机的速度以及其他媒介形式的特色,搭建起更好、更新的传媒平台。在新的平台上,新闻信息能够更好地被、被吸收,达到“融合”的目的。
第三,新闻媒体应当借助品牌塑造来提升其社会公信力。几乎对于每一种市场产品来说,品牌对于建立其市场竞争力以及公信力都有重要影响,对于新闻媒体来说亦是如此。不同媒介之间所存在的竞争往往都是其媒介品牌之间的竞争。以传统媒介来说,其品牌公信力往往取决于其成立时间,由于通过了时间的检验与筛选,因而在社会公众之间颇具权威性。而对于新媒体而言,要想在短时间内树立起媒介品牌并树立核心竞争力,就需要借助于深刻的宣传推广工作。以新浪、搜狐等网络新闻平台为例,为了能够树立起媒介品牌,其纷纷推出新浪微博、搜狐视频等非完全新闻类平台,事先吸引民众关注与认可,而后逐渐发展成为权威以及公信力较强的新闻媒介平台。并且,媒介组织可以尝试以旧带新地推出并建立新的品牌,扩大其媒介平台的涉及范围。
四、结语
社会科技发展、经济文明进步以及国际竞争压力都迫使新闻业不得不进行媒介融合的革新之举。而目前“融合新闻”作为媒介融合过程中的主要产物,完善相应制度、科学化媒介管理以及树立媒介品牌等都是推动“融合新闻”发展的主要方向。在媒介融合以及“融合新闻”的实践发展过程中,新的挑战总是伴随着新的契机,只有跟随社会发展脚步,以服务为宗旨,才能保障“融合新闻”朝着成熟完善的方向逐步发展。
(作者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许颖.媒介融合的轨迹[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王菲.媒介大融合[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3]蔡雯,李从军.媒体融合与融合新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颈椎间盘突出是引起颈肩背痛、上肢疼痛、麻木和功能障碍的常见病,约占颈椎病的65%~90%,且发病率很高,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而射频热凝靶点消融术是新兴的椎间盘突出微创治疗技术,具有微创对脊柱稳定结构无破坏和恢复快的优点。但单一微创技术适应症窄,为扩大微创治疗颈椎间盘突出症的适应症,并能更好的提高远期疗效,自2008年6月始,我科在“C”型臂引导下联合射频,胶原酶治疗颈椎间盘突出症,取得较好疗效,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60例颈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男,34例;女,26例,年龄35~60岁,平均42岁,病程3个月~4年,所有病人均经临时症状,体征及颈椎“CT、MRI”确诊为颈椎间盘突出症、病椎间盘部位颈3、4、8例,颈4、5、10例,颈3、4+颈4、5、13,颈4、5+颈5、6、29例,间盘突出3~7mm,平均4.12±0.85mm。所有患者术前均经保守治疗,效果不明显,随机分两组,A组:单纯射频热靶点治疗30例,男18例,女12例;B组联合治疗30例,男19例,女11例。
1.2 治疗方法
1.2.1 射频治疗组(A组):患者仰卧于手术台上颈背部软枕后伸颈部,穿刺前“C”臂定位并标记,常规消毒铺巾后,在1利多卡因局麻下于颈前气管鞘和血管鞘之间进行穿刺进入椎间盘内,在“C”型臂X线透视下再进针到靶点位置,采用北琪牌射频控温热凝仪(R-200B型)射频热凝治疗仪进行治疗,并严格按照射频治疗仪的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射频温度设定在80℃~90℃,每次治疗60秒,共治疗3~4次,治疗完毕、拔针后无菌敷料覆盖,送返病房,嘱患者仰卧5h。
1.2.2 联合治疗组(B组):射频热凝靶点定位、穿刺、消融一切程序同治疗组,待射频热凝消融治疗完毕,患者有仰卧位改为侧卧位,头向胸部略屈,定点参照“CT”或“MRI”照影提示突出阶段进行选点,一般选最低突出段或下1~2阶段为穿刺点穿刺,常规消毒铺巾,在定点处行0.5利多卡因4ml局麻,用普通国产硬膜外穿刺针自正中刺入,直达硬膜外腔,回抽无血及脑脊液后行置管术,旋转置管技术,在确定进入颈椎硬膜外后间隙后,取普通刻度的硬膜外导管,边置管边旋转或右旋转针体50度,充分利用穿刺针针尖勺状面两侧壁的推动力,将硬膜外导管推向硬膜外侧间隙,再将针体回旋10~15度,快速注入生理盐水2ml,借助硬膜外导管内液体的推动力将导管前端冲直,继续置管少许,使导管绕脊髓180度,斜行置入硬膜外前间隙,回抽无异常,注入欧乃派克显影液1~3ml,通过“C”型臂下证实导管在硬膜外前间隙后,将穿刺针拔出,留置硬膜外导管,麻药实验,取1%利多卡因3ml注入导管,观察10~15min排除脊麻,观察心电监护无异常。取1200单位胶原酶溶于5ml生理盐水中,自导管缓慢注入,注毕拔出导管无菌敷料固定,转入介入治疗监护室,嘱患者府卧5h。
1.3 术后处理
术后在介入治疗监护室休息5小时,治疗组仰卧位,联合组俯卧位,术后三天静脉滴注甘露醇、地塞米松、抗生素预防感染,3天后如有椎管外症状用小针刀、松筋针局部治疗,7天后无明显临床症状带颈托出院,回家继续带颈托保护2周。
1.4 疗效评定
按照颈椎病JOA标准〔1〕计算治疗前与治疗后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JOA评分(满分17分),同时参照Macnab〔3〕制定联合微创治疗颈椎间盘突出评定标准,优:症状和体征完全消失,恢复正常工作和活动;良:症状和体征大部分消失,能胜任原工作;可:症状和体征部分改善,平时需要服用镇静药物;差:症状和体征无改善或较术前加重。
1.5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检验,JOA评分采用组内和组间t检验,Macnab优良率采用X2检验,P<0.005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结果
所有病例均随访6~20个月,平均12个月,无脊椎损伤和椎间隙感染等并发症。两组术后JOA评分较术前明显提高,射频治疗组在术后1、3月显著性提高,联合治疗组在术后3、6、12个月显著性提高,术后3、6、12个月时联合治疗组JOA评分与射频治疗组比较提高有显著性差异(P<0.05),
3讨论
3.1 两种微创技术的作用原理和特点
3.1.1 射频热凝靶点消融的原理:射频热凝靶点消融术是近年来发展起来治疗椎间盘突出的新型微创治疗方法,它的原理是通过穿刺针将射频电流直接作用于椎间盘突出的部位,使局部靶点的温度升高至80~95℃。消融部位的髓核组织,并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减轻炎症反应〔1〕,使突出部位的纤维环受热回缩,从而减轻或消除对神经根的压迫。其优点是作用部位精确且安全性高,可设定温度从50℃~60℃逐渐升至80℃~95℃,在病人能够耐受的前提下热凝消融靠近脊髓和神经根的髓核组织而不损伤神经,但射频热凝术治疗过程中部分患者轻微发热感及胀感,但均在治疗结束后消失。
3.1.2 经皮硬膜外前侧间隙胶原酶溶解术是采用经皮旋转置管技术,巧妙地借助针尖勺状面双侧壁的推动力,左右旋转将导管置入到硬脊膜侧前间隙,给予一定量的胶原酶溶液,使突出的髓核或纤维环充分被胶原酶溶液浸泡,发挥化学溶解作用,有确切的远期效果。但在穿刺过程中,应注意谨慎,细致,避免反复穿刺,严禁将胶原酶注入到蛛网膜下腔,以免脊髓损伤,切不可疏忽。
3.2 微创术联合应用的合理性和安全性
联合应用微创治疗不是两种治疗方法的简单叠加,而是针对两种微创技术的特点,起到优势互补,弥补各自不足,达到疗效安全性和最大化。射频热凝对间盘突出部分和间隙内髓核可多点作用,突出间盘回缩更明显,减压更充分,同时局部防止产生的高温改善了血液循环,消除了神经根周围的无菌性炎症,达到一种立竿见影的效果,治疗后症状立即减轻,病人易于接受。文献报道单纯射频热凝靶点消融优良率为80%以上〔2〕,单纯胶原酶化学溶解术治疗优良率为87.81%。
通过联合应用微创技术治疗颈椎间盘突出,其疗效明显优于单一微创治疗,使突出间盘明显回缩并减轻局部的炎症反应。胶原酶的化学溶解有3个月的疗效作用,保证了椎间盘突出症的远期效果,扩大了微创治疗的适应症。
参考文献
[1] Kohno K, Kumon Y, Oka Y, et al. Evaluation of prognostic factoers following expansive laminoplasty for cervical spinal stenotic myelopathy. Surg Neurol, 1997, 48:237~245.
关键词:媒介融合;陕北广播现状;机遇与挑战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5-0082-02
传统广播节目在发展中不断受到新媒体的冲击与挑战,可见媒介融合正逐渐加速这一进程。新媒体作为媒介融合的重要产物已渗入到百姓的生活中方方面面。
2010―2011年笔者就所承担课题《陕西地区广播节目在农村的影响力研究》做了相关问卷调查调查,发现传统广播在陕北、关中、陕南地区受新媒体影响各不相同,说明其各自的媒介融合速度与进程层次不同,这使得传统广播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不尽相同,而采用相关发展策略更应当因地制宜。
一、陕北农村地区传统广播媒体的现状
“媒介融合”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浦尔教授提出。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纳切松(Andrew Nachison)将“融合媒介”根据当今社会高科技的发展为媒体带来的变化给媒介融合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1],他强调的“媒介融合”更多是指各个媒介之间的合作和联盟。三星电子公司的老板杰尼尔森在《传统媒体的终结》一书中预判:“未来的5到10年间,大多数现在的媒体样式将寿终正寝,他们将被以综合为特征的网络媒体所取代”广播媒介与新媒介的资源融合,是数字化后媒介发展的必然趋势。
进入21世纪,我国广播听众大量流失、老龄化程度、受众层次低等问题在各级电台都非常明显。虽然广播具伴随性、便捷、收听设备成本低、无空间限制等较多优势,但广播是“强迫性”媒体,听众缺乏自主选择性和随意性,使受众更愿意选择互动性强的网络新媒体。
陕北地区属陕西省欠发达地区,建国前这里是新华广播的源头,对全国广播媒体影响巨大,但是和全国其他革命老区一样,改革开放后广播媒体发展缓慢[2]。
(一)陕北农村地区传统广播媒体边缘化
随着科学文化日新月异发展的需求,电视成为陕北农村地区的主流媒体,农村广播事业目前越来越走向边缘化。一方面,传输手段的落后。陕北地区位于黄土高原上,多高山,地形复杂,在榆林市的周边各乡镇,无线发射并没有能全部覆盖,农民收听收视是受到地形限制而随意性的,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很多节目在陕北地区是收不到的,如陕西农村广播只覆盖关中地区。加之乡镇站管理体制不顺,有不少乡镇在人、财、物方面投人少,广播站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在传播方式表达陈旧。陕北地区真正面对广大农村人口的节目并不多,由于限于设备条件和人员素质等因素,真正贴近生活的好节目更屈指可数。目前陕北农村地区广播节目档次处于中等偏下,套路陈旧,形式呆板,农民群众参与性差等,形成了“你播你的,听不听由我”的局面。这些都使得陕北传统广播成为“自生自灭”的边缘媒体,农村传统文化在大众文化大潮的吞蚀下处于十分紧迫的关头。
(二)陕北农村地区传统广播内部机制不顺
与其他传统媒体一样,广播按照“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的模式来运营。陕北地区传统的广播媒体缺乏产业要素,部门分工不详细也不合理,在广播媒体的运营中,一个主持人身兼采编播三种职能,财力、物力以及优秀人才的匮乏,使陕北地区传统广播媒体丧失了新闻的及时掌控力以及作为当地主要媒体的新闻发言权,而陕北地区广播也没有和当地电视媒体建立很好的资源共享合作,所以节目的信息来源主要靠网络。缺乏新闻娱乐的独家性和新鲜性,陕北传统广播媒体丧失竞争力,这也更加阻碍了当地广播发展扩大的动力。
另外,目前广告是支撑整个广播经营体系的主要力量,陕北地区市级传统广播媒体还没有形成复合型的产业链,广告成为节目中的一块硬伤,不仅时间长,数量多,而且广告制作简单粗糙,不具可听性,广播广告越来越多,受众越来越反感广播节目,恶性循环的结果越来越明显。
(三)其他媒介对广播冲击巨大
1.电视成为主要消费媒体。调查显示:电视是陕北农村地区最主要的消费媒体。在做实地的问卷调查时看到,每家每户都有一台或两台电视,并且有些是时下流行的液晶电视。而当问到收音机时,大多数则表示没有,偶尔拿出一台,也是很早以前落满灰尘的老旧款。无可否认,电视以其视听结合和多色彩的动感画面,赢得了更多农村地区传统受众的喜爱。广播则因为政府重视不够,设备老旧,节目质量不高不符合受众需求等诸多因素受到冷落。
2.互联网影响力巨大。互联网作为20世纪人类创造的最具革命性的技术成果,无论在它的私有性和广泛性上都有巨大的优势,广播受互联网冲击巨大。在陕北榆林农村地区,电脑和互联网已经不再陌生。农村地区的年轻人通过在城市中的学习和工作,已经完全接受了并融入到互联网当中,从接收信息的角度来说,网络信息的快速、海量、互动性是广播所无法比拟的。从娱乐角度来讲,除了依旧生活或劳作在田地里的老年人群体,广播的娱乐性无法满足大众需求。
3.手机3G网络冲击明显。工信部统计,截止2012年3月5日,我国手机用户已达10亿,其中手机3G用户超过3.5亿。发达国家有些学者也认为,手机是未来唯一一个绝大多数时间跟随个人的媒体接收设备,这就意味着手机未来可能是所有传统媒体都想登载的平台。3G手机代表了电视、广播等媒介的发展方向。进入3G时代后,新媒体将会加速发展,而传统的新闻媒介也将逐渐向手机媒体靠近。
三、媒介融合给陕北农村地区传统广播媒体带来的机遇
(一)媒体融合为陕北农村地区传统广播媒体疏通传输渠道
技术:三网融合必须有三个重要技术基础:1.成熟的数字化技术,这是三网融合的基本条件;2.采用TCP/IP协议。只有基于独立IP地址,才能实现点对点、点对多点的互动,才能使得各种以IP为基础的业务能在不同的网上实现互通;3.光通信技术。只有光通信技术才能提供足够的信息传输速度,保证传输质量,光通信技术也使传输成本大幅下降。
人才:媒介融合提高了对人才复合性的要求,而且减少了重复劳动,在不增加人员和物资投入的条件下,使广播大大扩展了消息来源,提高了节目素材的质量。
资金:资金是疏通媒介融合传输渠道的力量支持,没有好的资金保障,任何科技发展和技术融合都将成为空谈。媒介融合需要大量资金注入以保证技术手段和人才稳定增长。
(二)媒体融合为陕北农村地区传统广播增加节目容量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中,内容继续为王。无论我们使用的终端是电脑、手机还是MP4,我们希望看到、听到的永远都是真正有价值、有灵魂的娱乐和资讯。也许在广播中我们不仅能听到主持人的声音更能听到农民朋友自己的声音。广播的信息服务将由单一声音转向文字、话音、数据、图像、视频等多媒体综合业务,同时通过网络整合衍生出了更加丰富的增值业务类型。在策划选题上要拓宽思路,多科并举。新闻事件、科技、生活、佚闻趣事、信息市场行情、经济生活、乡村风情、农村综艺都可纳人广播电视节目范畴,做到因地制宜、独具地方特色。栏目和节目包装要切实符合农村生活特点,不断变换,推陈出新。
(三)媒体融合为陕北农村地区传统广播提高节目质量
办特色农村广播节目,扩大品牌栏目效应,以独特的魅力吸引受众。农村广播节目的定位范围显得相对狭窄,主要是因为我们对农业的理解比较陈旧,随着农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本身的含义也在发生变化。它不再仅仅是狭义上的种养殖农业,同时还包括了农用工业、农业商业、农产品加工业、农村旅游业、农村餐饮业等,以及相关的为农业提供服务的各种内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农业”概念。陕西农村广播主要覆盖的关中地区,其地理、风俗、民情具有秦人、秦味、秦韵的古朴、厚重、悠远的历史文化特色。节目内容不趋同、不模仿,非常符合当地老百姓的口味。陕北地区广播改革最需要转变的是改革思路和自身定位。传统广播通过与新媒体的结合,在“频率专业化”、“节目对象化”等方面,使“小众传播”或者“窄播”成为可能。
(四)媒介融合为广播开创优质、低成本运营市场
广播最大优势在于便捷性、贴近性、低成本和互动性。无论是制作成本、发行成本还是受众的接收成本,广播都要低于电视和网络很多[3]。在媒介融合的环境下,广播不仅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还可以借助于网络进行资源的整合,形成规模经营。如果广播能把自己的节目办得更符农村地区的需要,以低成本运作,其未来发展将有可观的前景。以技术革新为基础的媒介融合,对广播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冲击,但同时也是一个机遇。麦克卢汉认为,广播给受众提供了充分而清晰的信息,所以受众被剥夺了深刻参与的机会,被剥夺了再创造的用武之地。网络广播,手机广播,数字广播,广播可以将自己的内容在不同的渠道播放以摊薄不断攀升的内容成本,从而获得更大的效益。
陕北地区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其经济、战略、资源地位将直接影响整个陕西乃至西部地区的发展,进而对中东部地区以及全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媒介融合为陕北传统广播带来了新的视野和新的前景,既面临机遇又面临巨大的挑战。陕北作为陕西省经济高速增长的地区,文化产业更要加大投入,和经济相辅相成共同成长。而当地广播媒介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只是跟随其他强势媒体亦步亦趋缓慢前行,开拓思路、因地制宜、借鉴吸收、不断创新,必然能使当地传统广播媒体重获新生。
参考文献:
[1] 陈红梅.网络环境下的传播行为和传播策略[J].新闻记者,2007(12).
总体来说,研究成果呈现迅猛增长的态势,讨论议题不断丰富,理论探索不断深入。在这些相关研究中,以下论题是比较重要且受到众多学者关注的。
1.媒介产业融合的主导力量和发展路径:技术、市场、产业还是制度
媒介产业融合的驱动因素很多,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些因素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黄河等认为技术是传媒组织的核心能力,以及传媒产业最重要的推动力。付玉辉等则认为市场是原动力,市场需求来自于电信服务和传媒服务的消费者。正是这个需求的原动力,最终推动并保证了技术融合乃至产业融合的实现。于小川则强调技术、产业与制度的力量。蔡骐、吴晓珍认为媒介融合始于技术创新,诉诸于制度创新,深化于产业创新,表现为产品创新。
在这种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媒介产业融合将遵循怎样的路径演变,按照层次和阶段将如何进行划分许颖首先把媒介融合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媒介互动,即媒体战术性融合;第二层次是媒介整合,即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第三层次是媒介大融合,即不同媒介形态集中到一个多媒体数字平台上。昝廷全、金雪涛等则将媒介产业融合分为产业渗透、产业交叉和产业重组三种类型,对我国传媒产业融合则划分为“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三个阶段。彭兰的认识更进一步,认为媒介融合过程带来业务形态融合,市场融合,载体融合,以及机构融合等各个层面的变革。陈力丹、付玉辉则把产业融合的动因与融合的层次进行了关联,指出技术融合带来网络融合,市场融合带来服务融合,企业融合带来集团融合,管制融合带来政策融合。
2.融合对产业格局、经济特征、竞争方式的改变:瓦解与重构
媒介产业融合既发生在传统传媒业内部,同时也发生在传媒业、电信业、IT业等与信息相关的现代产业之间。这种广泛而深度的融合,必将对传统传媒业的产业格局、经济运行特征,乃至竞争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付玉辉提出传媒产业结构将从旧均衡走向新均衡,喻国明也认为传统媒介一向自守的介质壁垒将被冲破,传媒市场的版图和游戏规则将被极大改写。陆地认为将带来媒介市场、电视市场格局、观众市场、广告市场四方面的裂变。旧的媒介体系瓦解之后会怎样如何实现重构呢郑保卫等人认为,一个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多媒体并存”的新的媒体格局,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王洪涛认为媒介融合的过程,是由垄断竞争向寡头垄断发展的过程;媒介融合的结果是新的更大媒介寡头垄断媒介市场。这是从市场结构上推进了一步。随后,肖赞军结合传媒产业的特质,指出传媒产业的经济特征将呈现出四大变化趋势:资源禀赋从渠道稀缺向内容稀缺转化;盈利模式从单一收入渠道向多元收入渠道转变;产业格局从产业分立向产业融合演变;市场结构从高度垄断的市场向竞争性垄断市场演化。并指出竞争和垄断双双被强化,未来传媒市场将演化成一种竞争性垄断的市场,传统传媒业的纵向市场结构裂变为横向市场结构,未来的传媒市场必将是一个网络型寡占市场。可以说,到这里,未来融合产业的市场结构获得了比较大的突破,有了更清晰的表述。
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下,企业行为会发生什么变化呢金雪涛分析了传媒机构的市场行为战略从一种基于静态的范式转变为一种基于动态的范式。王斌认为传统媒介竞争经常使用的价值链正在向空间尺度扩展。而黄升民和谷虹提出,“三网融合”将是基于平台的竞争,并指出平台竞争是替代性的竞争,是赢家通吃。通过一系列的数据表明,现阶段广电系统和电信系统在抢夺平台制高点的过程中,必然选择“基础平台捆绑核心应用平台”的发展路径,展现出全方位复制性竞争的图景。
3.传统传媒业如何应对:数字化转型与全媒体再造
面对来势汹涌的媒介融合和数字新媒体浪潮,传统媒体应该如何应对从导向上来看,可以分成三大阵营,第一种,剑走偏锋型。例如杜骏飞和王骥飞从长尾理论受到启发,提出传统媒体也可以利用数字新技术在长尾市场开拓利润空间。第二种,固守控制型。例如高子华提出在数字化变革中,广电机构赢家加强对用户终端、节目版权、媒体牌照的控制,最终整合渠道,占领市场。第三种,融合进取型。持这一导向的学者是主流,但至于如何融合进取,如何进行战略布局和策略运作,则体现了一个实践与理论相互推动的发展进程。
在融合进取导向的早期研究中,支庭荣提出内容和用户服务是两个关键。喻国明则提出媒体U化战略,即unite(融合)、universal(普及)、user(用户)、unique(独特)支撑的ubiquitous(无处不在)。并指出应该从“内容为王”转变为“产品为王”。但这些论述还显得比较抽象,未能对实践提出更具体务实的建议。
随着广电数字化进程的启示,数字化一下子成了包括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转型必经之路。黄升民等人指出,广电正在构架一个包含数字电视、直播卫星、移动电视、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IPTV和DA B /DM B数字广播业务等多种数字新媒体形态的数字化发展蓝图。彭兰介绍了以电子报纸和电子杂志为代表的平面媒体数字化产品形态。面对数字化的大潮,如何实现数字化呢蔡雯结合《泰晤士报》网站的经验,提出将报纸栏目重新组合以全新方式呈现,与传统媒体构成一体标准延伸品牌等策略。而更多的学者则加入了关于“台网融合、报网互动”的讨论上来。
进入2008年,“全媒体”取代“数字化”,成为传统媒体转型之道的最新理念。郑强在烟台日报的全媒体方阵布局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传统报业必须改变现有的以纸媒为中心的布局,进行战略转型:从一家“报纸社”转型成为“报道社”;从“营销报纸”转型为“营销内容”;开发“多形态”产品,如纸质报、多媒体数字报、手机报、电子纸移动报等;采用“多渠道”发行,比如传统报业分销网,互联网(包括WI-FI),还有移动通信运营商的GPRS或CDMA等传输手段等;发展“多终端”的阅读介质,如新闻纸、PC、阅读器或电子纸阅读器、手机等。随后,关于全媒体转型的文章不断涌现,成为学界、业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面对“全媒体”热潮,也有部分学者提出理性的思考。彭兰指出一个媒体的全媒体产品未必一定要完全通过自己的平台。与内容包装商、渠道提供商、平台提供商等共同完成产品的多种形式生产、多种渠道传播、多种平台“贩卖”,可能是媒介融合带来的产业重组与流程再造的更深层含义。而温海玲和杜骏飞则从政策壁垒的角度出发,提出对传统媒体向全媒体转型的制度之困。所有这些,都是挡在全媒体之路上的理论与现实障碍,值得业界反思。
4.融媒产业的发展:模式探索与力量博弈
对于融合媒体产业的发展,研究的路径分为两条,第一条是从建设的角度,探讨融合形态的各种新媒体如何开拓市场,如何发展,如何盈利的问题。比如匡文波提出手机媒体在中国现阶段发展的重点是手机短信,而后他又总结了手机媒体的四大盈利模式。也有研究者对广电发展手机视频的对策、移动运营商主导的手机媒体发展模式等作了探讨。
融媒产业发展的第二条路径是从博弈的角度,探讨融媒产业发展进程中来自不同产业主体之间是如何进行合作竞争的。黄升民等人认为在广电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中有行业监管和与运营机构主导权,市场行为与监管政策、技术标准、消费市场四大类冲突。董年初、范洁提出,移动运营商与广电部门一方是终端和电信通道的控制者,一方是音视频内容的提供者,这注定了手机电视业务领域将存在广电和电信两个部门的博弈。秦字兴、忻展红指出,即使管制政策对电信运营商放开,内容准入不成障碍,运营商的实际产量和盈利也远达不到理论值。黄楚新认为广电和电信的博弈恰恰是IPTV发展的内爆力。
5.规制政策的变革:融合的理想与现实的困境
蔡雯、黄金在对比了美国、英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介规制改革之后,指出我国行政区划、行业垄断加剧了资本市场封闭,媒介规制的变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肖赞军总结出传媒规制的四大国际趋势:规制框架从纵向分业规制向横向分层规制转换,规制机构从分立机构向融合机构转变,规制改革的取向是放宽市场准入、倡导竞争、吸纳投资,规制重心从结构规制向行为规制转移。付玉辉认为网络中立原则论争及立法进程将塑造新型的互联网传播格局和数字传播生态系统。张志提出媒介政策应该呈现“模块化”趋势。彭兰则从更具体的方面对建立数字内容管理体系提出了整合性、层次化、兼容性三项原则。
在借鉴外国经验和国际趋势的同时,也有部分学者更注重规制改革在我国推进的现实环境。朱春阳鉴于中国的特珠国情和特珠的传播格局,提出对媒介融合规制应该体现中国面向,而政策规制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应该体现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发展要求。喻国明和苏林森认为中国传媒规制的改革方向要从制度设计、评价体系、法治体系、区域特色等方面入手,以尽快完善媒介规制体系。陈绚也认为媒介融合规制的政策协调在中国尚需时日。■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统计说明:来源是CNKI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通过主题、关键字、摘要等检索要素,分别输入“媒介融合”、“媒体融合”、“产业融合”、“报业数字化”、“广电数字化”、“新媒体产业”、“广电电信竞争”、“融合规制”等检索词,根据主题切合、观点鲜明、发表于核心期刊等原则,检索并筛选出其中主流文章统计而成。某些文章有可能因为主题或关键字与所检索词不直接相关而遗漏,而部分文章由于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议题而出现重复统计,因此这是一个不完全统计数据,但基本上能够反映各年份和各议题的研究状况
黄河:《数字化如何改变传媒――聚焦数字化的四大力量》,《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2期;付玉辉:《试论电信业与传媒业的融合与结构转型》,《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3期;于小川:《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数字技术与媒介产业发展》,《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1期;蔡骐、吴晓珍:《媒介融合发展策略解读――以创新经济学理论为框架》,《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许颖:《互动整合大融合――媒体融合的三个层次》,《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昝廷全、金雪涛:《传媒产业融合――基于系统经济学的分析》,《中国传媒人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9期;金雪涛、李竹荣:《传媒产业融合与我国广播电视业的战略选择》,《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年第8期;彭兰:《从新一代电子报刊看媒介融合走向》,《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陈力丹、付玉辉:《论电信业和传媒业的产业融合》,《现代传播》2006年第3期
付玉辉:《试论电信业与传媒业的融合与结构转型》,《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3期;喻国明:《直面数字化:媒介市场新趋势研究》,《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6期;陆地:《手机电视的发展及其对传统电视市场的影响》,《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年第11期;郑保卫、李洋、郭平:《试论当前我国媒体格局变化的现状及特点》,《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3期;王鸿涛:《媒介融合的现状与前景》,《中国记者》2007年第6期
肖赞军:《数字化时代传媒产业的经济特征》,《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7期;肖赞军:《产业融合进程中传媒业市场结构的嬗变》,《新闻大学》2009年第3期
金雪涛:《基于产业融合的传媒市场行为战略研究》,《当代传播》2009第1期;王斌:《链与网:媒介竞争和媒介生产的视角转换》,《国际新闻界》2009年8期;黄升民、谷虹:《数字媒体时代的平台建构与竞争》,《现代传播》2009年第5期
杜骏飞:《新媒介策略――“长尾”时代的双重博弈》,《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5期;王骥飞:《“长尾”核变――新货架下传媒集团的变革与重塑》,《新闻大学》2008年第3期;高子华:《数字化变革中的广电渠道整合》,《中国记者》2007年第1期
支庭荣:《融合与转型:传统媒体的未来生存法则》,《中国记者》2006年第2期;喻国明:《数字化时代的媒体U化战略》,《新闻与写作》2006年第8期;喻国明:《产品为王:传媒产业竟争的新主旋律》,《当代传播》2008年第2期
黄升民、周艳、王薇:《发展冲突创新(上)(下)――解析中国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第6期;彭兰:《从新一代电子报刊看媒介融合走向》,《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蔡雯:《传统报纸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对话〈泰晤士报〉网络版执行副总编辑帕明德巴瑞》,《中国记者》2007年第11期
郑强:《地市报发展的“全媒体”战略与实践》,《中国记者》2008年第8期
彭兰:《如何从全媒体化走向媒介融合――对全媒体化业务四个关键问题的思考》,《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7期;温海玲、杜骏飞:《变革时代的战略理性――全媒体热潮中的冷思考》,《青年记者》2009年2月下
匡文波:《中国手机媒体发展前景分析》,《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6年第9期;匡文波:《论手机媒体的盈利模式》,《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6期
黄升民、周艳、王薇:《发展冲突创新(上)(下)――解析中国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第6期;董年初、范洁:《手机电视――媒体产业的新机遇》,《中国记者》2006年第4期;秦字兴、忻展红:《我国广电与电信在IPTV业务中的内容产量博弈》,《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黄楚新:《论中国IPTV发展的媒介生态》,《现代传播》2009年第4期
关键词:媒介融合;图书出版业;机遇与挑战
所谓的媒介融合是通过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终端和网络传输数字形态信息,使不同的媒体之间拥有了关联性与互换性。从图书出版业发展的历史上来看,各类传播媒介的出现对图书出版业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也使传播媒介的发展逐渐步入了信息化的时代。而各类传播媒介的出现,压缩了有限的市场空间,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各大传播媒介间的相互融合则不可避免。
1 充分发挥内容资源优势
从人类接收事物的本质上来看,人类对于动态的图像、影音的接收能力比较强,对静态文字的接收能力较弱。因此,人们对现今市场上能提供动态图像、影音的互联网、手机等新兴传播媒介更感兴趣。而原始图书出版业想要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就必须充分发挥自身内容方面的优势,通过对业务领域的不断创新,逐步与时代接轨。具体方法如下:
首先,我国传播媒体产品在面向市场进行推广时,多数产品会针对客户的需要,在内容的开发上尽量增强产品的功能性与适用性,这也正是传统图书出版业在发展过程中所缺少的。因此,要充分发挥图书出版业自身发展时间长、内容资源丰富的特点,就必须将自身的优势与其他媒介的优势相融合,形成优势互补,并充分利用图书出版业在整个传播媒介产业中的地位,促使原始图书出版业向媒介融合时代的图书出版业转型,创造更多内容增值点。
其次,在充分利用图书出版业内容资源的基础上,要不断寻找内容热点,提升图书出版业的“保鲜度”。基于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来讲,“保鲜度”就是指图书内容要始终符合当下热点,对广大读者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这也是图书出版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保持内容“新鲜度”的关键在于对图书内容的选择,可以根据不同层次读者的不同需求进行选取。
2 通过媒介融合挖掘内容资源
在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下寻找图书热点与内容资源,可以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将虚拟网络或者现实中的热点问题作为图书选题的标准。在寻找热点的时候要注意读者重点关注的地方。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人们对图书的要求以及读书的品味都有了较大的提升。选择传播媒介的选择上虽然依旧是以内容为主,但如何利用寻找读者关注的热点内容满足读者的需求,就成为了图书出版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和关键。而其中媒介融合就是有效措施之一,这种模式可以有效的拓展新媒体的内容资源,使图书出版业通过媒介融合这一方式,来满足市场和人们的需求。
如果说内容资源是图书出版业发展的核心,那么作者资源就是图书出版业发展的基础。因此,图书出版业要在保护好已有作者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多种渠道开发作者资源。近年来,随着网络文化的逐渐兴起,许多网络依靠网络、手机的传播媒介发表了自己的作品,在读者中十分受欢迎。刨除网络小说自身优势外,网络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图书创作领域不可缺少的群体。因此,图书出版社要积极开发与利用新时代作者资源,增强图书出版社的市场竞争力,提高出版社的经济收益。
3 完善法律法规,严厉打击盗版
在我国图书出版业发展的过程中,除了新传播媒介对市场产生冲击以外,盗版图书的出现,也使正版图书的销量大幅度的下降,并对我国图书出版业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对盗版书籍严厉打击。以目前的情况看来,数字版权保护技术是解决盗版行为泛滥的重要方法,依照目前掌握的信息技术来看,保护技术已经无法对图书的质量提供保障,因此必须使用多种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才能确保图书市场正常运行。然而,数字保护技术只是一种保护措施,要想从根本上消除盗版图书的威胁,还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只有健全了法律制度,才能消除盗版图书造成的不利影响。
4 积极探索消费市场 创新图书出版业策略
4.1 整合多种资源,选取最优题目
选题对图书内容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下,利用多媒体进行选题成为当今图书出版社较为青睐的方法之一,主要有以下几种选题渠道:(1)报纸图书,通过对报纸中优秀专栏资源的整理来获取最新的热点资源;(2)杂志图书,将杂志的快捷性与图书的文化性相结合,打造选题资源;(3)影视图书,图书与影视的联合在我们的生活中最为熟悉,无论是小说翻拍电影或电视剧,还是电影、电视剧的同人小说,都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与经济收益;(4)手机图书,手机图书充分利用了手机的便捷性,使人们可以利用琐碎的时间对喜欢的书籍进行阅读,是很受读者关注的一种形式,出版社与其相结合,使手机图书成为图书出版的宣传,在选题的同时提高图书销量。
4.2 积极探索市场,寻求战略联盟
在图书出版业的发展过程中,媒介融合并不仅仅局限于技术上的融合,还要加强图书出版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融合,促进不同产业之间的优势互补,寻找合适的战略联盟伙伴。跨媒体经营是一种常见的媒介融合经营形态。图书出版业由于自身具有较强的兼容性,因此在寻求战略联盟的时候,不仅可以与传媒产业合作,也可以与传媒产业外的运营商、电子商务产业、信息工程业等其他相关产业进行合作,在合作实现产业间的优势互补,不断弥补出版社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传播媒体的出现,对图书出版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图书出版业要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内容资源的优势,促进各类内容资源的整合的同时为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作者资源与选题资源。除此之外,还要加强产业间的相互合作,实现产业间的优势互补,使图书出版业能够更好的适应媒介融合时代下的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保持健康、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