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增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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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增长史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 失业率 奥肯定律 就业

一、我国现实情况与奥肯定律的偏离

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主要目标。奥肯定律认为:经济增长(GDP)与失业率呈显著负相关性,方程式如下:u-u*= -α (Yp-Y)/Yp。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同时失业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得到缓解,出现了明显与奥肯定律偏离的现象。如图所示。

从图中中可以看出,伴随着GDP的高速持续增长,我国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运用SPSS做回归分析,得出的经验关系式为:U=0.236-0.013Y。该式回归系数t值为-0.717,不显著;而决定系数R2为0.026,几乎没有解释力。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动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和就业存在明显的非一致性。

二、奥肯定律变异的现实原因分析

奥肯定律得到普遍的认同,有它的隐含前提:(1)发达的单一市场机制;(2)相对稀缺的劳动资源;(3)失业的公开化形式,因为发达的市场机制排除了资源的无效或低效存在方式(如隐蔽性失业);(4)不存在大幅度的技术革新;(5)人口按一个相对固定的速度增长。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以及二元经济中相对过剩的劳动力资源再加上传统公有制部门大量的隐蔽性失业及冗员的存在。这些因素的中国特性改变了奥肯定律的作用形式。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失业是指在某个年龄以上,在特定考察期内没有工作能力,并且正在寻找工作的人。而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失业统计标准与此存在明显的差异,失业人员是指非农户口,在一定年龄,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比较上述的两种定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仅限于城镇,不包括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员,城镇没有正式登记的下岗人员也不在失业之列。可以断定,中国现行的失业统计低估了实际失业状况。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后,大量的资本和技术涌入中国,中国出现了复杂的二元经济结构,相当部分行业技术含量显著提高,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资本和技术的贡献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资本、技术“排挤”劳动力的现象较为严重。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的特点。导致中国每年的新增劳动力数量庞大。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式《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称:未来20年,中国16岁以上人口将以年均550万人的规模增长,到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将达到9.4亿人。在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有1100万以上的下岗失业人员需要再就业。

科技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第一、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较大的差异,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都有影响,从整个国民经济看,我国产业结构正在向工业化方向转化,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使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日益突出。

通过上述分析,经典经济学理论奥肯定律在中国存在失灵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统计口径存在较大的区别;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隐性失业逐渐公开化;中国的人口基数与增长速度以及技术革新等因素都与奥肯定律的前提存在偏离。

从就业增长的弹性看,我国GDP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有较大幅度的降低。经济高增长与失业率增长并存,而且伴随着就业增长弹性的下降。我们尚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劳动力成本低廉,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就业弹性快速下降趋势是不正常的,反映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而宏观经济调控取向和调控措施,也不具有显著的推动就业效果。政府主导和引导的投资行业取向非常明显,投资主要在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领域,所以,经济增长刺激就业增长的效果并不显著。

三、实现经济与就业一致性增长的对策

1. 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单纯GDP取向,对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作出调整,实施“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从而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政府在引导社会投资时,参照各行业的就业吸收能力确定重点投资领域的优先顺序。信贷政策要改变那种偏好大项目、大企业、国有经济的倾向,充分重视中小企业、农村非农企业的资金需求,取消不合理的人为障碍,使各部门有平等的机会获得资本要素,以发挥其吸纳剩余劳动力的作用。

同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劳务输出、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从所有制结构看,非公有制经济是增加就业的重要途径。因而,应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发挥我国劳动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注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以减轻巨大的就业压力。政府应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完善民营经济发展的推进机制和服务机制,从投资、税收、融资、技术改造等多方面予以扶持,引导和鼓励自主创业,形成一人创业、多人就业的乘数效应。

2. 完善劳动力市场。有效的劳动力市场能及时传递就业信息,排除劳动力转移障碍,降低劳动力的就业成本,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大力培养劳动力市场,完善其信息、服务、中介、再培训的功能,消除其分割性、不统一性和多层次性,建立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减少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提高就业匹配效率。

3. 加强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就业弹性。在同等资金投入的前提下,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是最强的,第三产业的主要特点是以专门提供服务为主,而所提供的服务需要人的直接工作或劳动来完成,机器生产不能轻易替代。早在60年代,被西蒙•库兹涅茨的实证研究所发现,后来又被霍利斯•钱纳里等人更晚些时候的实证研究所证明,第三产业具有明显的就业效应。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妥善解决劳动就业,顺利实现经济结构的良性变动,促进经济有效增长。

加强城镇化建设不仅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出,减缓第一产业的就业压力,而且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第三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从事第三产业人员的比例由1991年的18.9%上升到2006年的32.2%,然而对比发达国家仍有相当的差距,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亟待国家政策与资金的大力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其中应重点发展商业零售、交通运输、各种信息咨询、社区服务、物业管理、家庭服务业等投资少、见效快、就业潜力大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有效扩大就业。

参考文献

世界经济增长史范文第2篇

新世纪伊始，世界经济虽然经历过一次短暂而轻微的衰退，但是从2003年开始全面复苏，迄今已经持续了四年，预计2007年将延续增长态势，只是增速有所减缓。根据IMF统计，2001-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4%、3.0%、4.0%、5.3%、4.8%、5.1%和4.9%(2006和2007年为预测数)。这就是说，2003--2007年世界经济5年累计增幅将达24.1%，年均增速为4.82%，超过了1996-2000年5年累计22.7%的增幅和4.54%的年均递速，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近三十多年中最好的增长期，其中2004和2006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5.3%和5.1%，是继1976年增长5.2%之后出现的最近三十年两个增幅超过5%的年份。

与此同时，从2002年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失衡现象，到2005年IMF总裁拉脱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全球失衡”(global imbalance)的概念，这已成为当前被普遍关注的世界经济重大热点。国际和国内的权威经济机构及经济学家一再呼吁和警告要关注和重视不断加剧的全球经济失衡。譬如，2005年10月16日第七届20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不断扩大的全球失衡及其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情绪膨胀将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的脆弱性；IMF2006年4月的春季例会的议题就是“全球贸易不平衡”。

发展不平衡是世界经济的运行常态和基本规律之一，不同时期的失衡有着不同的表现，不平衡的循环积累严重化和风险化便是失衡，就可能危及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而当前“全球失衡”的集中表现，拉脱强调的是全球贸易失衡，“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强调许多国家对美国市场出口的“持续性依赖”，实质是一回事。我国国内有学者指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集中依靠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但美中经济同时存在内部失衡并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全球的经济金融结构失衡。

综言之，当前“全球失衡”是指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失衡，进而导致“利害关系者”(stakeholder)的经常项目失衡，存在引发全球性后果的危险。具体地说，是美国贸易和经常项目的巨额“双赤字”和少数经济体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过多”并存，后者成为平衡美国经常项目窟窿的主要资金来源地。问题在于，这种脆弱的平衡能够维持多久?一旦维持不下去将会招致什么样的全球性后果?曾担任过重要官方要职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库伯指出，“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高达6600亿美元，而2000和2003年这个数字分别为4740亿美元和5310亿美元。这些赤字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许多人认为这些赤字不可持续，必须降下来。如果不能通过审慎的办法将这些赤字降下来，这些赤字将使美元暴跌并有可能引发世界性衰退。”(库伯说的是其他人而不是他本人的观点)德国六大经济研究所在《2006年秋季世界经济与德国经济形势》的专家咨询报告中指出：“在过去15年里，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扩大，到2006年可能接近8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6.5%。与此相对应，石油输出国、中国、日本和德国等拥有较大的盈余。持续增长的经常账户赤字是美国国际债务剧增，截至2005年底其债务余额达到2.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21%。许多观察家认为，美国巨额赤字是不可持续的，这是世界经济的最大风险之一。”

二、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与“全球失衡”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全球失衡总是与世界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变化相生相伴，总是与世界首强之国的美国地位及其与其他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密切相联。换言之，没有美国地位及其与其他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就没有全球失衡，而没有全球失衡就没有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当前“全球失衡”，从根本上说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加快发展和不断深入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世界经济结构巨大而深刻变化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首先是发展中与转轨中大国的)本土经济国际化三股潮流时空交汇互动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进程带来的是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

第一，世界经济第一次得以真正地按照“市场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市场化”的本质要求和客观规律来运行和发展了。这主要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发生的那场世界格局变化推动的结果。原先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大国，如中国、越南、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等先后确立了市场化、开放化和国际化的基本国策，扩大市场和产业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主动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其中，一系列中东欧国家还加入了欧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各国经济间的相互依赖空前紧密而深化了。

第二，信息技术产业化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革命性地改变和创新了全球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的空间、方式和形式，跨国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而效率及可遥控性大幅度提高，跨国公司地位和作用空前凸现，推动和加快了国际产业的重组和转移，深化和创新了国际分工格局，世界进入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以工业化支撑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三，各国和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尤其是发展中大国、转轨经济大国和资源丰腴大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整体上增强了世界经济的耐冲击能力，从2003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始终伴随着国际能源和资源产品价格的飙升和剧烈波动，但增势未衰而持续走强。另一方面，它也加剧了各国和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而不平衡发展的循环积累必然导致上面提及的“全球失衡”现象。

但是，与历史上的失衡相比，当前“全球失衡”有新的特点，矫正失衡必须走出新路径。

二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曾发生过两次严重的“全球失衡”。

第一次在上世纪70年代。最初是美元危机频繁，导致以美元与黄金、其它国家货币与美元“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制为基本特征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崩溃。这促成了欧共体／欧盟义无反顾地走出了一条从货币合作到货币一体化的成功之路，孕生出了世界经济格局由美国“一柱擎天”到美欧日“三足鼎立”的历史转折性变化，以及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由“美元独霸”到“(美元、欧元)双元争雄”格局的演化。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源因此而扩大拓宽了。随后，1973／74年和1978／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宣告了廉价石油时代结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也结束了增长的黄金时代，陷入长达十年之久的“滞胀危机”。OPEC取得了国际油价升降的主导权，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进一步扩充。但是，美国不是失衡的净受损者，“石油美元”回流使美元地位很快重新得以恢复。

第二次“全球失衡”发生在80年代中期，突出表现为日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先是压日本“自动限制出口”和“出口有序安排”，继而1985年9月签署“广场协议”迫使日元急剧升值。“亚洲四小”尤其是其中的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利用日元升值和日本推进东亚“雁行”战略的机遇，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吸引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变成为日本对美的加工出口贸易生产基地，实现了经济腾飞，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并提升了分工地位，世界经济增长面进一步扩大了。

而当前“全球失衡”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

第一，与前两次失衡相伴随的是美国全球地位的相对下降，而当前“全球失衡”则是美国超级大国和全球经济“火车头”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和增强(不考虑“9.11”袭击后美国“反恐”战略失误导致的国际形象等“软实力”的下降)。美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新经济”，提升了引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地位和能力。欧元问世后，无论兑美元汇率是升是降，还没有能从根本上动摇美元的世界基础货币地位和作用，比如全球国际收支盈余构成1999年时美元、欧洲货币和日元比重为71%、17.9%和6.4%，到2005年时变成为66.4%、24.3%和3.7%，变化不是太大。

世界经济增长史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贡献 进口强国 最大投资者

根据世界银行在2005年的数据，在1985～2005年间，中国进出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3%。我国持续稳定提高的贡献率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年均接近10%的GDP增长速度。我国经济的增长得益于以出口为主的贸易政策和实践经验，这是开放经济和经济增长最有力的支撑。但近年来，我国主要出口市场的需求增速减缓甚至萎缩，从而导致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困难。

与中国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世界其他几大经济体。美国国会在2013年元旦通过法案，对富人增税并减少政府支出，但由此引发的财政悬崖必定会影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进而影响对美国经济回暖的预期；日本的国内债务危机在2012年冲破了历史记录，同时，日本国内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存在引发金融危机的危险；在饱受经济危机折磨的欧盟内部，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处于国家破产的边缘，而德国必须承担拯救欧元区和欧盟盟友的重大责任，不能全力以赴发展自己的经济。总之，在过去的几年中，几乎所有的市场都呈现经济下行的趋势，至今也没有全面复苏的迹象。

目前，全球经济迫切需要一个强力引擎，刺激全球生产和消费，以促进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保证持续稳定的全球经济增长。

中国有能力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根据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定义，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国际贸易，这个引擎主要由发达经济体的工业增长提供动力，但如果发达国家增长速度减缓，替代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活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中国的需求一直处于旺盛的趋势。据统计，“从1983年到2012年，中国的进口总额总体保持上升状态。平均进口额为0.36万亿美元，2012年底达到历史新高，为1.8万亿美元。”此外，中国还是最大的消费品进口国。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并未影响中国消费者的信心。中国的GDP总量从2000年的4万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12年的8.3万亿美元，支撑着中国消费者良好的购买欲望。中国的中产阶级消费者数量一直保持快速的增长。上海瑞士中心的分析专家穆西认为，中国年均可支配收入在1.6万～3.4万美元之间的城镇居民比例将从2000年的6%增长到2020年的51%。在此时期，还将新增数亿城镇人口。毫无疑问，GDP的增长和中产阶级数量的增加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消费市场。以购买力计算，中国在2010年就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有能力长期保持这一领先位置。

另一方面，中国具备强劲的生产供应能力。“从1983年至今，中国年均出口额为0.4万亿美元，2012年达到2万亿美元。”③金融危机后，中国总体的出口情况受到严重影响，但优于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泰国，越南，墨西哥，巴基斯坦等。和它们相比，中国的出口供应能力稳定。根据国外学者的调查，对中国加工产品的需求要比上述其他国家高出0.8%～1.6%。近年来，全球对此类高科技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2012年增加29%。另一个利好因素是，中国持续扩大的制造产业培养了大批掌握一定技术的熟练工人，这些工人可以满足高科技产品生产的技术要求。

加快提高贡献率的途径

成为进口强国。2010年，中国商务部研究机构依据《全球贸易便利指数》和《2009～2010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指标提出“贸易强国”概念。该报告称，中国要想成为贸易强国，可以分成两步走：一是在2020年前，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要达到5.3万亿美元，包括贸易总额为4.3万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应为1万亿美元；其中，货物出口总额应为2.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货物进口总额应为1.9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服务贸易进出口均为0.5万亿美元，应为世界第二位服务贸易进出口国。二是到2030年，初步实现贸易强国的目标。除报告中提到的总额和排名外，笔者认为，中国的贸易强国地位还应体现在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主要商品的定价方面，使中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为了完成商务部提出的贸易强国目标，中国应优化进口商品结构。首先，在货物贸易方面，应加大资本类货物的进口比例，比如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不能在短期内生产的机械设备和科技含量高的机械设备的主要零配件，可以从较为发达的国家进口。中国的进口可以刺激国外供应商的创新能力和热情。以前，中国的零配件加工企业只能赚取少量加工费。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的机械制造商可以根据生产需要，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一般零配件，在中国加工装配完成，再销往全球市场，这样能够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加工、生产企业。而且中国的生产制造企业在与发达国家同类企业的互动中能够提升自己的研发能力，掌握更多核心技术，能够独立完成全球领先的产品的设计、制造。

其次，服务贸易方面，中国同样应开放市场，引入资本与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包括金融服务、保险、教育等。中国的服务贸易处于初级阶段，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政策支持。在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上述领域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又掩盖了这些领域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普遍缺乏服务意识，相当比例的从业人员在必要的服务技能上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大部分服务行业缺乏质量控制和监管体系。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水平的提高、中产收入水平消费者人群的扩大，对服务内容和质量的要求迅速提高。为此，应借助市场需求的增加，引入境外高水平服务供应商，在满足消费需要的同时，也可以扩大服务贸易进口额，完成成为贸易强国的目标。高质量的货物和服务产品的进口可以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同时积累必要的生产要素，满足长期发展的需要。

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者。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0年，中国境外投资最多的前五个行业依次是农业、建筑、文化、教育和金融，信息技术和加工制造分列第六位和第八位。关于投资区域，亚太和拉美地区一直是中国境外投资的热点；2010年在欧洲的投资比2009年同期增长一倍；北美和非洲地区则较为平稳。以上数据虽然成果显著、令人鼓舞，但中国仍应加大境外投资的力度和对相关产业投资的深度。中国的投资可以为东道国提供必要的生产资金，同时还可以提供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以上两个途径能够在短期内为贸易伙伴提供经济增长的动力。在此过程中，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带动中国生产体系的整体升级，进入更为良性的循环，以便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持续的贡献。

使中国及相关国家均可受益。旺盛的进口需求和强大的生产要素供给，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可量化的贡献。在此过程中，所有的贸易伙伴，包括出口商、东道国以及中国自身，都能获得相应的利润。许多专家和学者都曾经论证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然而事实上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出口，进口可以加速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出劳动密集型产业，重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品系列和产品组合。

中国对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投资并非捐赠和慈善。从2005年中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值35%。截至2012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为3.31万亿美元，其中约65%为美元。美元的相对贬值意味着购买力的下降，中国外汇储备的总值也会随之缩水。在找到另一硬通货替代美元前，比较明智的选择是将价格不断波动的货币变成价值相对稳定的资产。在其他国家的投资，则可以采用股权投资的方式。这种境外投资的好处是获得高新技术，缩短我国企业自己研发的时间，早日有能力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中国的进口和投资则是兴奋剂，能够提供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在促进东道国的生产体系后，东道国将融合于全球生产体系，提高生产效率，获得利润。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进口创造了需求。这种需求为他们的产品提供了广阔市场，又延长了他们所拥有的生产技术和服务经验的生命周期，从而使其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有能力继续进行研发和生产。此外，中国的投资可以提供时间，给予主要经济体喘息和修补的机会。

结论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全球所有的国家都处在这个生产和供应体系当中，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状况都会影响它上下游的伙伴。同时，每一个经济体经济与贸易政策的选择都受限于它所在的发展阶段，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前进。

当前，中国已跨过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阶段，已做好向下一阶段升级的准备。中国将把初级产品供应商的位置让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含量更好的制成品，发达国家则需要放松对中国的戒备，向中国转移先进的生产制造技术，更重要的是高水平的服务技能和经验。在全球供应链中，在每一个特定的阶段，每一个经济体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只有所有经济体共同努力，才可以创造一个和谐的全球生产供应体系。

世界经济增长史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市场规模；金融市场结构；经济增长；债券市场；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4-0015-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4.03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历来为理论与实务界所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后，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警示我们，发达国家金融行业过剩并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导致金融业本身的泡沫积累并破裂，从而引发危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层次变化，劳动力供应已迈过刘易斯拐点、企业技术进步模式从跟随模仿走向自主创新、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等，如何采取合适的金融发展战略来促经济增长，使金融发展规模和结构与实体经济相协调，避免金融规模过剩或金融结构不合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文献综述

现代金融体系对经济促进作用的研究，近几十年来，学者们采用相关的数理模型对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Shaw（1973）[1]认为，金融抑制可以导致金融体系存量规模下降，阻止或者妨碍经济体系的正常发展，解除金融抑制，实施金融自由化，加快金融深化的进程，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在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支持，King（1993）[2]使用1960—1989年80个国家横截面和混合面板数据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指标与经济增长、实物资本积累增长率、资本配置效率强正相关，金融发展指标甚至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先行预测指标。Levine和Zervos（1998）[3]使用1976—1993年47个国家的样本，研究了股票市场发展、银行发展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股市和银行业发展与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增长率都呈强正相关。Demirguc-Kunt等（2011）[4]更进一步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机构比率下降，金融体系更加以金融市场为主导。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金融业从单一的存款货币创造部门发展成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化金融体系，深刻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探索，并得到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谈儒勇（1999）[5]运用OLS进行线性回归后认为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进，但仅是基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简单线性关系，并没有明确给出其中的因果关系。梁琪、滕建州（2006）[6]对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的时间序列是具有单位根的非平稳还是分段趋势平稳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人均实际GDP、就业、实际银行信贷、实际储蓄负债和实际固定投资等总量的时间序列是围绕着结构断点的分段趋势平稳，这对以往线性框架下的结论提出了挑战。在金融发展的结构方面，王勋、赵珍（2011）[7]利用中国省区1999—2004年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金融规模、银行集中度、直接融资比例及其他相关控制变量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目前金融规模扩张不利于经济增长，而改善金融结构、降低银行集中度会增加银行业竞争、促进经济增长。以往的研究成果已经很丰富，但鲜有涉及对金融结构合理性的判断，本文的研究力求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探索。

二、典型事实分析

在考察各国经济事实之前，首先要明晰金融结构的内涵。金融结构是指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是两者的综合。金融结构既包括金融与实质经济的配比关系，又包括各类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在金融资产中的比例关系。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均发生了或者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各国基本上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速度向多层次金融市场结构转变（见图1）。德国是银行主导型金融机构的典型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Finanzplatz Deutschland提出的改革法案得到了德国政府、联邦银行和银行团体的支持，该方案认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已经成为制约当时德国经济的最主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德国展开了一系列旨在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到改革措施，例如颁布实施股票交易许可法（1987）、建立金融期货市场（1989）等。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资本市场取得了巨大发展①，上市公司数量、交易额和市场价值大增，债券市场也得到了稳步发展。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泡沫破裂，金融市场和秩序遭遇了巨大的打击。1996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开始放宽对金融业限制，扩大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经营范围，推动资本交易自由化，扭转了东京金融市场持续萎缩的状况，同时大力培育债券市场。

美国一直是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信贷额占GDP比重一直比较稳定，股票市值占GDP比重一直处于高位。1999年美国宣布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出台了新的金融服务法案，标志着美国新的金融业务模式和新的监管体系框架的产生。《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从事金融服务的其他企业可以相互构建关联企业，美国金融业分业经营的壁垒打破，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的货币和金融改革使得金融体系逐渐走向多元化，逐渐形成了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中国的股票市场有了长足发展，股票总市值爆发式增长。截至2010年末，股票市场总市值超过30万亿，金融发展的总体水平得以提升，金融结构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

三、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世界经济增长史范文第5篇

【关键词】GDP 贷款 期限结构 实证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青海省主要金融指标继续高速增长，为“十二五”金融业发展的圆满收官奠定了坚实基础。2015年，全省金融业增加值达到148.9亿元，同比增长15.3%，拉动全省GDP增长1.3个百分点，对第三产业的贡献率达41.9%，拉动第三产业增长3.5个百分点，巨额信贷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支撑和拉动作用，此背景下，需思考一个问题：信贷投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否存在滞后效应，重要的经济指标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对信贷期限结构是否敏感，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以相关变量为时间序列数据，从理论和计量角度加以分析。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2000～2014年间青海省相关经济数据，数据来源于青海省统计局网站。具体是：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LNGDTZ）、贷款余额（LNDK）、工业增加值（LNGYZJZ）、短期贷款余额（LNDQDK）、中长期贷款（LNCQDK），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所有变量取对数使序列更具平稳性。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分析、向量自回归模型等方法来刻画变量间的动态关系，协整理论刻画多个变量间长期的稳定关系是美国计量经济学家在80年代提出的新的统计方法，其条件是变量同阶单整，因此，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需进行单位跟检验。

经济实际中的时间序列通常是不平稳的，不平稳序列建立的模型会产生“伪回归”，而协整检验能很好地解决“伪回归”的困扰。此外，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般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同样要求变量具有稳定性。因此，本文首先利用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平稳性，其次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多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为了检验变量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并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脉冲响应分析来描述系统内变量间的相互冲击和响应的轨迹。本文的数据处理均采用Eviews软件。

三、实证部分

（一）协整检验

为验证序列的平稳性，本文对贷款和GDP两序列进行ADF检验，结果是两个序列的ADF值分别大于不同检验水平（5%、1%、10%）的三个临界值，所以序列是非平稳序列，但是经过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此外，对各个序列VAR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VAR模型的全部特征根的位置均在单位圆内，因此，VAR模型是一个平稳系统。验证了平稳性后，进行协整检验。经过趋势分析，GDP和贷款两变量有大致相同的增长及趋势，说明贷款和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本文中GDP对贷款余额的影响因素采取多元回归分析法，利用EVIEWS软件对上述构建的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在置信水平为0.05时，自变量的系数通过统计学检验。模型的决定系数为0.971，F值为429.2858，其显著性概率值小于0.05，即拒绝总体回归系数均为0的原假设，认为最终的回归方程拟合效果较好LNGDP的回归系数为1.074374，T值为5.019，对应的P值小于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GDP会对贷款余额产生正向影响作用。并且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贷款余额增加1.074个百分点，回归方程为：

LNDK=-0.188120+1.074374*LNGDP+ε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对长期贷款、短期贷款、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贷款、GDPL六个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前提是序列和VAR模型均平稳，前文已进行了平稳分析。当显著性水平为10%时，固定资产投资是长期贷款的格兰杰原因，即固定资产投资对长期贷款的影响是主动的；当显著性水平为5%时，GDP和贷款余额互为格兰杰原因即二者互相影响，没有主次之分。

（三）经济结构和贷款期限结构之间的脉冲响应分析

通过建立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GDP与不同期限结构的贷款、经济结构和不同期限贷款之间的脉冲响应效应，在由各变量组成的VAR模型中，GDP、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为被解释变量，分别给长期贷款、短期贷款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得到相应的脉冲响应图，并得到：GDP对各期限贷款冲击的响应情况是不同的。GDP对长期贷款冲击的响应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在第4个月以后才缓慢上升，到第8个月其正向响应达到最大值，即GDP对中长期贷款冲击具有先滞后持久增长的正向响应，产生滞后的原因在于中长期贷款投资周期长、项目期限在5年以上，贷款以整个项目全部资金需求为评审对象而放款阶段是根据工程进度和年度贷款计划，逐年逐笔发放。GDP对短期贷款冲击的响应是不平稳且没有滞后效应的响应，原因在于短期贷款多为用于流动资金周转，其效益短期内是递增的，随着经济周期的推移，短期投入带来的效益开始递减而后出现正负交替的响应。此外，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对短期贷款、长期贷款分别给予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对各期限贷款冲击的响应各有不同的：固定资产投资对长期贷款冲击形成了持久的正向响应；工业增加值对短期贷款冲击一开始表现为负向响应，第4个月后转为正向；对长期贷款冲击则为平缓、持久的正向响应。

四、结论

一是通过协整检验，表明信贷投放对于青海省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贷款余额增加1.074374个百分点。

二是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GDP和贷款余额互相进行深度影响，工业增加值的变化会带动短期贷款的变化，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会带动长期贷款的变化。这也与实际经验相符。

三是通过脉冲响应分析，首先表明GDP和长期贷款之间存在滞后效应，滞后期为4个月；其次表明不同期限结构的贷款对经济的不同方面存在差异：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对长期贷款均有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影响程度更甚；固定资产投资对短期贷款的影响是先升后降存在小幅回落，工业增加值对短期贷款的影响是正向的，但存在时滞。

参考文献

[1]张晓峒.Eviews使用指南与案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