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增长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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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第1篇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不妨对上半年经济增长以及“三驾马车”（编者注：指投资、出口和消费）的具体表现进行更细致的分析。GDP在一季度的增长率为9.7%，二季度为9.5%。这两个数字，尽管比去年有所下滑，但考虑到今年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和信贷政策的大幅紧缩，以及通胀的加速，它们实际上比去年上半年10.3%这一数字更珍贵。

从一些具体的数字表现来看，中国经济的体征和各项指标都处于良好区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6%，这些数字都比较理想，而消费和出口亦保持了平稳增长的态势。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大幅度下滑，所谓硬着陆和滞胀的可能根本不存在。如果去年的中国经济仍然属于快跑，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则完全告别了危机时期的刺激效应，正在恢复到正常的增长和平稳的状态，而并不是衰退和滑坡。笔者完全认同国家统计局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强劲的判断和结论。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没有担忧之处，其中最大的风险有两个：一是通胀的未来走势，二是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

上半年，尽管货币政策一再收紧，但依然没有改变负利率的状况，价格上涨的动力依旧十足，居民价格消费指数仍在高位运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的物价指数平均为5.4%，特别是6月份，猪肉价格的暴涨使得CPI一举达到6.4%这一三年来的最高点。这意味着，年内完成4%的调控目标基本上没有可能。

在负利率和通胀效应的共同作用下，房地产政策依旧处于严厉的调控之中，但房价由于通胀预期而没有出现下降的迹象。而在上半年，全国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已达26250亿元，同比增长32.9%。一些没有采取限购措施的二三线城市，房价涨势依旧，整个房地产业调控的压力依然很大。

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第2篇

发达工业国家都在努力捕捉全新数字时代带来的各种机遇。传统制造业强国德国意识到数字技术对未来制造业的深刻影响，制定和启动了“工业4.0”计划。对中国而言，占据数字时代的竞争先机尤为迫切。中国经济增长逐步放缓，生产率增速下降，国内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此外，中国许多产业仍局限于价值链下端，创新能力低下。

中国政府审时度势迅速采取行动，启动“中国制造2025”战略，以提高制造业竞争力。“中国制造2025”旨在将中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提高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的地位，通过将生产流程与互联网相整合，使制造业变得更加环保、智能和优质。此外，中国政府还在推动“互联网+”战略，整合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技术，促进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

埃森哲研究显示，物联网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基于当前政策和投资趋势做最低估计，到2030年，物联网能给中国带来5000亿美元的GDP累计增长，比目前常规预测的发展水平高出0.3%。但分析也显示，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甚至可能更大。通过采取进一步措施，提高本国采用物联网技术的能力以及增加物联网投资，到2030年中国GDP累计增长额可达1.8万亿美元（见表1）。换言之，2030年GDP增长率有望提升1.3%。

但是要将数字技术转变为经济增长，中国需要营造物联网拉动增长的必要条件，并将这些技术整合到各个行业中去。我们聚焦制造业、交通、资源与公用事业三大行业，分析物联网如何能推动这些行业的增长。

中国准备好了吗

政府决策者和企业领导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将顺其自然地享有物联网带来的增长红利。要将对物联网的展望和想象转化为实际增长，领导者必须创造条件，实现物联网的普及深入，实现在不同行业的应用发展。

一项通用目的技术在经济中的普及和扩散，过程不仅漫长，战线也更为广泛，影响更为深远;它不仅需要技术自身的普及和扩散，而且要求增长、创新和财政支持延伸到多个领域与行业。决策者需要及时创造条件，抓住机会引导物联网推动行业增长。

埃森哲创建了国家吸收能力（National Absorptive Capacity）指数，以此评估物联网在各国经济扩散的潜力。基于对以往技术革命时代的研究，以及与技术、经济和商界专家的访谈，我们确立了国家吸收能力指数的四个支柱，分别是：商业环境、腾飞因素、转化因素、创新动力源泉。

1.商业环境――用以衡量国家为支持物联网驱动经济增长而建立的技术和制度基础。

研究显示，中国在这方面表现较差。为了改善商业环境，中国应加大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此外，需要转型教育体制，从而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当前，中国高等教育辍学率明显高于中等教育。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加大开放力度、放宽资本获取渠道，那么寻求在中国部署物联网应用的企业将有望从中获益。

2.腾飞因素――用来评估国家推广技术、鼓励新技术和新服务传播和应用的能力。

该指标取决于供需双方综合情况的考虑。就中国而言，供需因素之间的排名差距甚远。一方面，得益于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的需求能力显著提升;而另一方面，中国表现平平的理工类（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技能水平、有待优化的科研机构以及有限的研发支出，共同阻碍了供应方因素的发展。

3.转化因素――考察经济体的社团与组织对技术变革的欢迎程度。

与其他国家相比，新兴市场在该项指标上表现出接受新技术革新的较强意愿。中国消费者和企业似乎尤其对新技术持开放态度，这或许可归因于中国快速的消费增长。

例如，智能手机的普及刺激消费者对相关技术设备的进一步投入，进而促进企业和企业家采取行动，在技术领域大规模投资。此外，从整个经济体来看，如果中国能提高自身能力，进行正式或非正式传播知识，那么中国在转化因素上的表现将更加出色。

4.创新动力源泉――衡量国家运用新技术进行创新的能力。

相比在其他三大支柱上的得分，中国在该指标上的表现最为逊色。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缺乏尖端研究和商业生态系统。不过，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投资，培养前沿的物联网开发能力。例如，政府、产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成立了无锡产业集群，以开发和引领物联网应用，此举体现出中国在这一领域做出的努力。

就物联网国家吸收能力而言，目前尚没有一个国家达到满分。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都具有提升空间。在国家吸收能力指数榜单中，中国位居第14位（见表2）――为了赶超美国、德国和日本，中国还需做出巨大努力。

物联网推动产业增长：

制造业、公共服务、资源产业最受益

研究模型显示，物联网能为中国创造巨大经济效益，那么它在不同行业的贡献又怎样呢？为了解物联网在中国各产业的具体经济潜力，埃森哲联合Frontier Economics，就物联网对中国12个产业的累计GDP影响进行了预估。

分析显示，在中国当前政策和投资趋势的助推下，未来15年，仅在制造业，物联网就可创造1960亿美元的累计GDP（见表3）。

虽然成效看似显著，但中国还能进一步扩大物联网的影响。通过进行定向投资和为其他类似计划提供支持，各行业还将产生巨大的附加值。以制造业为例，物联网创造的经济价值将从1960亿美元跃升至7360亿美元，增加276%。对资源产业而言，物联网创造的经济价值也将从480亿美元增至1890亿美元，比当前条件下高出近三倍。

分析显示，制造业在物联网经济效益中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和资源产业。到2030年，该三大领域将占物联网所创造累计GDP总额的60%以上。

对于制造业：

优化流程、提高效率、新增收入

制造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几乎占GDP的近一半。但是，产能过剩、资源分配不当、薪资上涨、环境破坏等因素正日益成为中国制造业转型的主要挑战。对此，中国政府正尝试通过应用物联网技术寻求解决方案。例如，“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重点旨在实现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突破。埃森哲近期一项调查显示，62%的受访中国企业高管认为物联网将有助于提升员工生产率，而48%则认为物联网可帮助企业优化资产利用率。

通过将实体世界与数字世界紧密联系起来，物联网可推动制造企业实现以下三大核心使命：

1.优化生产流程：制造商能采用无缝连接，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控制。物联网技术还帮助制造商进行预测性数据分析，以确定可能的设备或零部件故障，从而制定预防型维护计划，实现平稳运营。

2.提高效率，改善客户体验：生产过程中，企业可利用物联网技术改善工人的健康条件，提高安全性。例如，中国的一些工厂为工人配备了“智能腕带”，当工人进入危险区域时，智能腕带便会自动发出警报。同时，物联网还能帮助企业收集产品的售后信息，以改善客户体验。

3.提供新的收入来源：在数字化的“客户到制造商”商业模式下，消费者将得益于更加灵活和个性化的产品设计。

对于交通运输业：

提升安全管理、减少环境影响

从物联网的经济贡献角度看，中国的交通运输业的增长规模相对并不大，但是物联网应用对交通行业的安全管理和环境影响有着非凡意义。我们的分析显示，到2030年，在交通运输业，物联网将创造130亿美元的累计GDP。如果采取进一步措施，提高中国的国家吸收能力和物联网投资，经济效益将提升至近3倍，达到370亿美元。

物联网解决方案可帮助中国解决汽油消耗过度、污染排放、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通过分析车辆传感器收集的实时数据或反映外部条件的数据（如交通信息、天气预报等），帮助相关企业或机构依据数据做出决策，为平稳有效的运营提供保障。又如，车队管理企业能通过车辆远程诊断和智能路线规划等功能降低运营成本。此外，提高对司机驾驶行为的透明度也可提升车队的整体安全性。

物联网技术还能为传统产业带来新的业务模式。以中国汽车市场为例，通过从汽车制造商、经销商、零部件供应商和保险公司等各处收集共享数据并建立数据网络，各利益相关方可有效缩短汽车维修时间，提高驾驶安全性，同时提供满足具体情境需求的服务。比如，保险公司利用预测型分析法技术对机械数据和驾驶员的行为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制定出个性化的保险套餐方案。

在中国，互联汽车也有着强劲的市场潜力。据预测，未来2～3年，中国出售的所有新车都有望具备无线联网能力。鉴于中国规模巨大的新车市场，这一转变将对整个汽车行业产生极大影响。中国消费者已对与物联网相关的车载服务表现出浓厚兴趣。埃森哲研究发现，只有2%的消费者对汽车远程诊断服务兴趣寥寥。

此外，中国的“互联网+”战略还强调，互联网与汽车相结合将给人们的出行旅游带来质的变化。

对于资源产业与公用事业：

提高资源效率和能源效率

中国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石油、电力和水等大量资源的消耗。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份额达到12%，但是中国消耗了全球21%的能源、45%的钢铁、54%的水泥。中国的单位GDP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在中国的GDP中，环境成本占比高达12.3%。显然，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资源效率和能源效率势在必行。

虽然资源产业和公用事业本身具有能源供应功能，但在生产过程中也消耗大量能源。因此，提高生产效率不仅有利于这两个行业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而且将对生产流程中需要使用能源及资源的其他产业（如制造业）产生显著的“连锁”效益。

我们的模型显示，在当前条件下，到2030年，在资源产业和公用事业领域，物联网技术将创造640亿美元的累计GDP。如果采取进一步措施，该数字有望增至2480亿美元。这两种情境下，大部分增益主要缘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应用物联网技术可为资源产业和公用事业创造以下诸多效益：

1.优化能源消耗：由于能够捕捉有关设备或外部环境条件变化的精确实时数据，资源产业和公用事业生产者可实现运营流程的能源消耗最小化。例如，石油公司可在要求的最低温度条件下，通过管道输送石油。

2.提高运营安全性：物联网技术可提高工作区的安全性，从而确保平稳运行。例如，在遭遇任何潜在危险时（如燃气泄漏或潜在爆炸），工人配备的可穿戴设备可自动报警。

3.进行预测型分析：通过在机器、管道等实体资产上安装传感器，企业能构建主动维护能力，以缩短机器宕机时间，防止设备或环境破坏（如可能的有毒气体泄漏）。

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数字娱乐产业作为信息技术和文化产业相结合的新兴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本文通过对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的研究分析，在分析重庆市乃至西部地区数字娱乐产业发展的优劣势的基础上，探讨了重庆市的数字娱乐产业发展战略。并针对重庆市在数字娱乐产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措施。

数字娱乐狂潮正席卷着整个世界，并已成为当今信息产业中最具商业价值的新兴产业。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研究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数字娱乐产业也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一个新的增值点，西部地区如何缩小与我国发达地区的“数字鸿沟”已成为政府部门所关注的热点。本文立足于数字娱乐产业涉及的各个层面，以重庆直辖市为例，对西部地区的数字娱乐产业发展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现状，为“十一五”建设期间的数字娱乐产业规划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并对如何提升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竞争力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建议。

1．数字娱乐产业与知识经济发展

现代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明显。社会的信息化建设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着力发展信息技术及其相关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的共同趋势。信息技术不仅是未来知识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推动力量，而且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先导和支柱，其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和综合实力的标志[1]。随着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和人们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加速发展西部数字娱乐产业，是重庆和西部省区顺应时代潮流，缩小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发展知识经济的必然要求。

1．1精神文明需要发展数字娱乐产业

可持续的发展大局要求各个产业的发展更加有效､敏锐，其中也包括数字娱乐产业。我国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数字娱乐产业普遍存在着盲目性，大起大落的现象屡见不鲜，更重要的是，其兴衰已经不仅仅是数字娱乐产业本身的､局部的､行业的事情，而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加速发展西部地区数字娱乐产业，是“十一五”建设中数字娱乐产业乃至信息产业由大到强转变的有力推进，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有助于确保重庆及西部省区城乡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顺利实施。

1．2协调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传统工业经济的增长是建立在大规模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因此传统经济的增长不具有持续性。而信息产业作为一种高新技术产业，主要依靠知识资源来推动经济增长，是一个与传统产业完全不同､可节约资源､实现持续发展的产业，具有可持续增长的特点。加之，其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节约资源，而且还能形成新的产业，开拓新的市场，势必大力加快城市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的步伐。因此，重庆及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对促进该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3发展文化产业建立民族文化品牌

通过最大限度地追求标准化､规模化和专业化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是现代产业区别于传统“行业”的一个本质特征[2]。正是在这种对标准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的追求中，才使文化产业成为第三产业中最富现代意义，与高科技尤其是数字娱乐技术发展结合最紧密的产业。当代数字娱乐业发展的状况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信息文化水平及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下，中国正在掀起一场“创意文化产业”建设热潮，许多地区都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纷纷提出了“文化强省”､“文化强市”､“文化之都”等战略性的口号，“文化产业园区”相继兴建[3]。加快重庆及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建设步伐，有助于推动打造西部省区民族文化产业品牌，提高西部省区的影响力。

2．重庆数字娱乐产业发展条件分析

2．1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

重庆市正面临世纪性的发展良机。设立直辖市后，重庆抓住中央直辖､三峡工程建设､西部大开发三大历史性机遇，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积极扩大开放，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显著提高。“十一五”规划以来，重庆市不断加大对信息产业的投资建设力度，“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使其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柱。目前重庆市已拥有较雄厚的技术经济基础和实力，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和精良的科研设备。如今数字娱乐产业作为新兴的一项科学技术与文化并进的产业，其发展的潜力很大。

2．2产业发展初具规模

随着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建设，其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已初具规模。例如宏信软件公司，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游戏开发平台及引擎，在游戏和动画制作领域均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朝华数字娱乐有限公司，集数字娱乐和文化传播于一身，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游戏引擎WHALE达到了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天极信息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重庆市最大的SP运营商，先后推出了重庆复生记､天极夺宝奇兵等无线游戏，并通过天极无线平台投入运营，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4]。同时，重庆市拥有众多的高新软件园､电子工业园，目前在重庆大学城正在兴建重庆数字娱乐动漫基地，基地将建立产业孵化园，创办动漫杂志和专业网站，筛选塑造大众喜爱､具有商业价值潜力的动漫形象，开发动漫产品。可见，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加速发展的大环境已初步形成，并成为带动重庆市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

2．3产业发展投资环境正在改善

重庆市具有良好的数字娱乐产业链基础。重庆市具有完整的出版发行机构，也有著名的信息类门户网站——天极网，具有良好的市场推广基础。在衍生产品设计和制作领域，重庆本地低廉的生产成本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库，为游戏和动画衍生产品提供了大规模生产的条件。重庆是长江中上游信息中心，凭借其通信和互联网发达的优势，为数字娱乐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如开发大量高水平的基于电信的增值服务[5]。另一方面，重庆与国际上的交流合作越来越频繁，来渝投资的外商日益增加，客观上促进了重庆地区国际文化交流。因此，在数字娱乐领域可以较容易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快速引进国际先进的营销理念和市场运作手段，站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发展数字娱乐产业。目前，重庆本地已有部分企业与国际著名游戏开发企业展开合作，这将促进国际产业界深入了解重庆，关注重庆经济发展，并为展开进一步的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2．4高校密集智力资源丰富

重庆是西南地区的核心城市，高等院校云集。重庆大学､四川美术学院､重庆邮电大学等高等院校每年将培养大量的信息类和艺术类专业人才，为数字娱乐业游戏和动画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满足数字娱乐业对人才的巨大需求。同时，重庆市拥有的各类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科研经费收入及支出均为西部地区领先水平，作为西部大开发中的核心发展力，重庆市的人力成本相比北京､上海等地更为低廉，可人才质量毫不亚于东部发达地区。因此重庆完全具备大规模发展数字娱乐产业的人才基础和智力资源。

2．5制约因素

“十一五”期间，重庆市紧密结合经济和智力资源优势，在发展数字娱乐产业方面有巨大的潜力，可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在宏观区位中远离经济技术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不利于对人才的吸引;多数企业对数字娱乐高新技术的接受能力还较差，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风气还有待进一步浓厚，数字娱乐产业兴起的宏观环境还有待改善;知识产权的观念较为陈旧，技术成果转化还比较困难，自主知识产权意识还比较淡薄;目前企业普遍处于散､小､弱的状态，未能有效地采取大公司战略，强化产业链的优势作用，导致竞争力较弱。3．发展战略与对策措施

3．1发展战略思考

针对上述情况，发展战略应立足于:以政府指导和市场需求为导向，依托高新区､大学城､软件园及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大力提高数字娱乐企业和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积极倡导技术创新和民族文化品牌意识，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娱乐技术产品，发挥本土区域经济科技和生产力布局优势，因地制宜，构建重庆乃至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发展的动力基地和示范基地，调整和优化当前经济结构，促进数字娱乐走向市场化和产业化。

3．2对策措施建议

3．2．1完善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建设，促进数字娱乐企业集群化发展。数字娱乐产业主要是由数字娱乐企业和数字娱乐技术产品组成，而数字娱乐开发基地则是数字娱乐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6]。近年来，国内各地兴起了一股动漫热，许多地方都搞起了动漫产业基地或动漫园。重庆市正在建立沙区大学城数字娱乐动漫基地､九龙坡区美视动漫产业及教学基地等一系列的动漫基地。重庆市应在动漫业不断完善的同时，积极拓宽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途径，结合重庆本地3G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全国数字电视系统的建设。对数字娱乐产业基地提出以下两点措施:

(1)目前重庆市的数字娱乐产业基地建设力度主要放在招商引资上，大部分的开发区和技术城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结合还不够紧密，在“产学研”一体化方面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该地区密集的高校资源和科研基础建设成果尚未很好的充分利用。今后应该在已有数字娱乐产业基地开发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众多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作用，进一步加快数字娱乐科技园区的建立和技术水平的发展提高，加快“产学研”一体化的建设步伐，不断拓宽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途径。

(2)采用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实施“集群化战略”。目前重庆本地数字娱乐企业还基本处于散､小､弱的状态，没有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力的数字娱乐产品，也还没有本土大型数字娱乐集团性企业。因此，应逐步扩大企业集团的范围，对成员企业进行整合，以资本为纽带､以数字娱乐园区为载体，逐步实现研发､运营的一体化机制。

3．2．2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如何完善城市形象是重庆市政府不断思考的一大问题。重庆市的形象宣传近几年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巴渝文化”､“红岩精神”形象的树立，让“新重庆”这块投资热土持续升温。而企业作为城市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其企业品牌是城市形象的视觉窗口，实施“品牌战略”是塑造“新重庆”城市形象的必然手段。数字娱乐产业作为重庆市“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的目标是建设成为国际数字娱乐领域的孵化器，起着政府与企业沟通桥梁的作用。重庆市应采取城市数字娱乐产业发展与城市形象提升的互动模式。大力推动“十一五”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构想，抓住重庆本土特色，挖掘历史文化资源，选择“数字三峡”､“数字红岩”､“数字磁器口”等具有重庆历史文化特色的精品工程，树立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的形象和品牌，为整个重庆的产业化进程增值，使数字娱乐产业成为重庆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3．2．3转变企业赢利模式，发展风险投资，拓宽融资渠道，形成产业规模。数字娱乐企业作为数字娱乐产业重要的“孵化器”，风险投资尤其对地处西部的重庆来讲更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重庆应该抓住本土人才智力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加强政府对动漫及数字娱乐产业的支持，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比如动漫业，应从高附加值的动漫延伸领域获利，积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本土原创作品，吸引外资，发展风险投资，拓宽融资渠道。重庆市应尽快在香港､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或地区与当地数字娱乐企业展开合作，并建立商业合作促进中心，逐步将重庆本地数字娱乐企业融入国际产业链当中;加深与国际产业巨头的合作，通过龙头企业的示范，承接国际游戏和动画制作的外包业务，并形成一定规模，带动本地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版权合作或者转让的形式，开始向海外市场出口自行开发或制作的游戏和动画产品，打造民族数字娱乐品牌。

3．2．4以科技为导向，以人为本，实现重庆及西部地区数字娱乐领域价值增值。以重庆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高校为依托，在高校及企业生产研发基地的发展基础上，开展数字娱乐关键技术研究，进一步完善基地环境和条件建设，将已有的制作研发机构进行统一规划与整合，初步建成一个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的人才培训中心及体验实训中心，打造多层次､高水平的西部数字娱乐产业研发､培训一体化的基地，并在基地的建设中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数字娱乐产业开发人才培养的新型模式。同时采取“产学研”合作的形式，争取国家“863”､“十一五”等攻关项目的立项研究。鼓励自主创新，使重庆成为数字娱乐领域的核心地区。

3．2．5完善数字娱乐产业链条，促进区域经济全面协调的发展。数字娱乐产业化实质上包含了两个层次的任务:第一层次是将数字娱乐技术成果商品化，数字娱乐商品产业化，数字娱乐产业国际化;第二层次是利用数字娱乐业的研究成果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优化，实现产业信息化[6]。目前重庆市数字娱乐企业和产业化基地的发展，没有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传统产业的改造很好的结合，数字娱乐产业的辐射和扩散作用远没有发挥。因此，今后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应该在继续抓好产业化基地，高新区､开发园以及数字娱乐企业和关键技术研究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数字娱乐产业链的结构优化。以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为中心，建立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链条，形成一条由数字娱乐产品的研发､生产到产品的市场营销，再到形成版权的授权，最后到衍生产品开发和营销的完整的产业链条模式。通过行业间穿插，使数字娱乐产业链条得以扩展和延伸，开拓数字娱乐产业市场。

3．2．6强化政府的导向作用，加强宏观调控，在企业与文化间发挥调节作用。针对目前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发展中，技术人才优势仍不明显，投资环境培育还不佳，产业链整合不尽完善等问题，政府应强化其导向作用，加强宏观调控。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科研机构搞好转制工作，找准市场定位，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环境与金融环境的改善以及造就一大批科技型企业家等途径着力营造有利于数字娱乐产业科技转化的社会环境。营造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市场的自主调节能力，必要的时候弥补市场缺陷，如给出优惠政策。另一方面要引导和帮助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意识，加快数字娱乐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等工作，增强对数字娱乐技术成果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更好地适应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发展的要求。数字娱乐产业也属于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必须以强大的文化资源为后盾，这就需要政府在企业与文化之间发挥适当的调节作用。长期以来，大家都认为是没有优秀的产品导致中国的动漫不景气，实际上这与市场的开拓､策划也有一定的关系。企业和政府不重视民族文化产业品牌的发展，未能满足动漫受众审美心理和消费需要才是主要差距。例如，包括重庆在内的中国动漫业，特别是动画片，说教味太浓，作品缺乏新颖的创意[7]。政府在这方面应该适当放开，让企业慢慢成长起来，积极鼓励民族文化数字娱乐的发展，打造“文化创意产业”的数字品牌。

3．2．7构建数字娱乐公共技术服务及支撑平台。美国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平台化运作是产业市场化发展的关键;产业平台建设与风险投资结合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加速器[8]。近年来，在市场巨大需求的牵引和政策的扶持下，重庆从事数字媒体产品开发的企业和团体迅速增加，但存在着院校和科研机构与企业脱节，企业和市场脱节，技术与产业脱节的现象，无法支撑数字娱乐产业有效发展。对于高投入的数字娱乐产品开发而言，显然企业开发资金有限，若有标准化､高性能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可供利用，则可把有限资金应用到产品的设计和创意中去。其次，通过平台的建设，可为重庆数字娱乐创业团队提供工作和发展环境，避免人才外流，也就保证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重庆市应通过集成和开发数字娱乐产品生产流水线的软､硬件资源，打造该市的数字娱乐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重庆市数字媒体中小企业､创业团队软件平台租赁服务以及增值技术服务，通过资源共享，降低数字娱乐产业的进入门槛，以促进数字娱乐产业的繁荣;该平台还可利用自己所处“产学研”交集点的优势，为企业提供顾问咨询､技术指导和培训，实现资源的共享，以加快数字娱乐产业集群化，并推广自主知识产权软件及高级产业人才培养。通过重庆数字媒体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建立，提高重庆数字娱乐产业的技术水平､开发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使重庆本土数字娱乐精品大幅增加，为重庆数字娱乐产业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陈禹．科学的发展观和信息产业的地位及作用[J]．通讯世界，2004，17:15-19。

[2]王文博．发展高新技术促进西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J]．兰州商学院报，1999，15(4):31-34．

[3]李思屈．数字娱乐､营销传播与民族品牌[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2:32-33．

[4]卓武扬．网络游戏产业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1:54-55．

[5]叶绿．中国移动数字娱乐服务业现状分析[J]．计算机系统应用，2005，4:2-4．

[6]张素娟．数字娱乐产业新的“组合拳”[J]．中国电子商务，2005，11:36-38．

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第4篇

[关键词]索罗模型；内生增长模型；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2－0063－05

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以金融市场开发、土地批租和吸引外资为三大投资动力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上海经济增长已连续十几年实现两位数增长，自1992年到2007年的16年中，平均增幅达到12.3％，已连续第1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06年，在经济增长惯性推动和内生增长动力的驱动下，全年实现生产总值上海市生产总值（GDP）10,296.9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2%，2007年生产总值（GDP）12,001.1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3.3%。

顾国章等人研究了1952年到1998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1992年到1998年上海市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9.50%，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是第一位的，但1992～1998年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要远高于1978～1998年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1]。他主要运用的是索罗增长模型，不存在规模经济。陈诗一认为近十多年来上海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由第二、第三产业轮流推动的[2]；石磊在“解读上海经济”系列报告找那个指出：产业结构的升级导致上海经济的高速增长[3]。周亿粟通过对上海经济增长与就业的相关分析得出：上海的经济增长已经走上了主要靠资本和技术投人带动，而不是靠劳动投人，甚至可以减少劳动投人的阶段[4]。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了主要依靠有形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结构的优化配置以及制度上的创新所实现的经济增长之后，都面临着如何能够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问题。原则上讲，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则需要实现从外延式增长方式向内涵式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从主要依靠要素数量的扩充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5][6][7]。那么，上海的经济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要素投入是否对经济增长还有拉动作用？出在何种发展阶段？上海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由什么因素导致的？上海的研究和开发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有多大？虽然一些学者研究了技术进步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并没有揭示出影响技术进步的要素是什么，经济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也是出于经济的直观判断。本文拟用传统的增长理论来确定上海的发展阶段和投入要素的弹性系数，用内生增长理论来研究全要素生产率的组成部分，从而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索罗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得出要素和研发在不同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起不同作用的命题；第二部分为上海的实证分析；第三部分是结论。

一、经济增长模型

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家非常重视。亚当•斯密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于三个方面：自由市场、劳动分工和新机器形式的技术进步。随后李嘉图（DavidRicardo）、马克思(KarlMarx)、恩格斯(FriedrichEngels)等经济学家也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新古典经济学派出现以后，该学派就不再把经济增长的三个方面视为重要问题，而转而去描绘亚当•斯密的第一个思想（竞争市场的作用），并选择了效用函数、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来得到经济增长的均衡结果。

对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最早作出贡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扬格，其核心思想为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和规模报酬，而新古典经济理论核心是资源配置和比较利益。舒尔茨也与扬格的思想一致（Schultz，1986），认为经济增长应源自劳动分工和递增规模报酬。卢卡斯（(Lucas)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来解释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Lucas，1986)，施蒂格利茨（Stiglitz）也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解释为什么生产中的专业化和学习的专业化（教育）能促进经济的增长（Stiglitz，1986）[8]。

新古典经济学派及制度经济学派分别经济增长的原因，一为市场竞争，一为劳动分工与经济组织结构与制度的演进，却未将技术创新作为其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派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的，制度经济学派将其掩盖在劳动分工之内，而真正将技术创新直接作为推进经济增长的原因除斯密外，最早要算马克思（马克思，1887），往后要算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他认为，技术创新就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机会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一种创新通过扩散，会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灭，便会转入经济衰退，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的、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这就形成了经济波动周期[9]。

新古典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技术创新学派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每一个学派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够全面。罗默于1986年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人口增长），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的产物。先后设计了两个增长模型，第一个模型是对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型的修正与扩展，第二个模型将知识赋予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认为，知识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是同步的[10]。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出现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

1.新古典模型――索洛－斯旺模型

索洛－斯旺模型包括四个变量：产量（Y），资本（K），劳动（L）和知识或劳动的有效性（A）。在任一时间里，经济中有一定量的资本、劳动和知识，而这些被结合起来生产产品。生产函数为：Y（t）=F(K(t),A(t),L(t))其中t表示时间，而且生产函数满足稻田条件 。资本、劳动和知识的初始水平被看作是既定的。劳动和知识以不变的速度增长：L(t)=L(0)ent，A(t)=A(0)ent，其中n和g为外生参数，分别表示劳动和知识的增长率。

由此变化图可得到，在0

由此模型可以得出如下这个命题：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距离自己稳定状态越远时，经济增长越快，要素投入存在规模收益递增，这是表现为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很大；随着接近稳定状态，要素投入递增的程度会越来越小，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率作用会逐渐下降；从长期看，经济增长会等于外生的技术进步增长率，这时实际资本存量等于长期资本存量；当实际资本存量大于长期均衡的资本存量时，经济增长率会小于技术技术进步增长率，这时就应该减少资本存量。

2.内生增长模型

本论文使用的内生模型是在罗默、格罗斯曼、赫尔普曼、阿吉翁和豪伊特提出的研究和开发模型和宇泽弘文与卢卡斯人力资本模型的整合，并且借用学者韩廷春所构造的增长模型，以消除 “阿罗―罗默”模型中当时的知识水平直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却忽视了人力资本所体现的技术进步，和沿着“宇泽―卢卡斯”模型中强调人力资本要素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却忽视了知识的增加 所体现的技术进步。本模型经济分成三个部门，即最终产品部门、人力资本部门及R&D部门。最终产品部门生产出用于消费的消费品（C）及用于生产的投资品（I）；人力资本部门生产出用于人力资本部门、R&D 部门及最终产品部门所使用的人力资本（H）；R&D 部门生产出用于最终产品部门及R&D 部门所使用的新技术、新发明和新设计，即R&D资本（R）[11]。最终的模型可用以下方程描述：

此式表明，经济的均衡增长率依赖于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θ1)与R&D 部门的生产效率(θ2)的大小以及时间贴现率(ρ)的大小，与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及R&D 部门的生产效率成同方向变化，与时间贴现率成反方向变化。因此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及R&D 部门的生产效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率越高；现时的储蓄率越高（即人们推迟消费的耐心程度越大），则经济增长率越高。这里，尽管均衡增长率与人口或劳动力的增长率有关，但即使人口增长率(n)等于零或小于零，经济的持续增长仍是可能的。

通过内生增长理论的动态分析可得出这个命题：技术进步使生产曲线外移，长期均衡所需的资本存量就增大，这时实际资本存量要达到均衡所需的资本存量，就必须增大要素投入，那么在一段时间内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还会有一定的作用；即使实际资本存量达到均衡所需的资本存量，由于人力资本与R&D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也能够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二、上海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及指标的选定

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即对其进行分解所需要的数据是产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人力资本、技术交易额和R&D支出的时间序列数据，但上海人力资本的数据无法获得。所选用的数据为1990年到2007年，均来源于历年《上海统计年鉴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并且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

资本投入量应为直接或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或简称资本存量)，它既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和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活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如住房等。在众多估算中国资本存量的研究中，贺菊煌(1992)的成果比较具有代表性，但由于资料的缺乏，本文拟从折旧总额中反推资产总额。一般说来，资产越多，折旧额与大，如为正比例关系，只要选定折旧率就可以推出资产总额。由于研究中最关心的是资本的弹性系数，只要折旧额和资产满足正比例关系，在作回归分析中，不同的折旧率对弹性系数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在此不仿取折旧率为5％。就劳动投入指标而言，是指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来衡量。而在中国，由于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收入分配体制不尽合理和市场调节机制不够完善，而且我国目前尚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因此，本文采用上海历年社会劳动者人数作为历年劳动投入量指标。其余的指标按对应统计年鉴指标的数据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得到。

2.用索罗模型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采用的基本模型为对数线性生产函数（即Cobb―Douglas生产函数）：

Ln(Yt)=γt+αLn(Kt)+βLn(Lt)+ut

其中，α,β分别是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γ为外生的技术进步率，ut为随机变量。 在此基础上，做了四个回归，其中回归（1）包含资本、劳动和时间三个变量，回归（2）包含资本和时间两个变量，回归（3）包含劳动和时间两个变量，这三个模型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4）为广义最小二乘法。所的结果如表1所示。

注：表中第一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的标准差，第二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t统计量的值。

由模型（1）可得出，资本不能通过t检验，而劳动通过了t检验，说明有可能资本和劳动存在着共线性。在模型（2）去掉劳动这个变量所的分析结果都通过了t检验，模型（3）去掉资本这个变量所的结果也通过了t检验，并且拟合优度都不错，从而说明资本和劳动确实存在着非常强的共线性。在运用索罗模型分析上海经济增长中，资本和劳动两个变量只能选择其一。由于在此分析中，劳动指标所用的数据是上海历年劳动力人数，而应该选用的是实际劳动的投入量，所以劳动这个指标含有较大的主观取舍，而资本的数据相对要客观得多，因此选用资本作为模型的变量。在前三个模型中，D-W没有通过统计检验，说明存在着序列相关。为消除序列相关，模型（4）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从模型（4）得出，资本弹性系数为0.8891，说明要素投入的弹性系数没有大于1也没有等于1，考虑模型（1）将资本和劳动力系数相加所得为0.97，接近1。运用传统的增长理论可知，此时的实际资本存量略大于长期均衡的资本存量，如果资源属于有效配置，经济是不会处于这个阶段，因为如果经济短期处于这个阶段，要素投入会停止甚至减少，使要素的投入的弹性系数达到1。说明上海的资源配置比较合理，市场比较完善。

在模型（4）中，全要素生产率为0.0111，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10％，就是用模型（2）所得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只有15％，和一些学者所得出的近40％，有非常大的差异。考察所运用的模型的差异可发现，这些学者都假定要素投入的弹性系数和为1，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严格的假定，现实中一般不会是这种情况。而本文所作实证分析中没有这个假定，所以可认为本文的结果相对可靠些。当然所选用的数据年限、数据处理不同，也会导致的结果的不同，但这些不是主要因素。从分析结果可看出，上海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带动的。

3.用内生增长理论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技术进步来源有两种：一是人力资本的提高，二是知识存量的增加。知识存量的增加是通过技术交易从外部获得和自身的研发而得到的。本文模型主要研究知识存量的增加所导致技术进步的相关因素，所运用的回归方程的基本模式如下：

Ln(Yt)=γt+αLn(Kt)+βLn(Lt)+ηLnR&Dt+ξLnTTt

+θLnR&Dt*LnTTt+ut

式中、α、β、η、ξ分别对应表示资本、劳动、技术交易额、研究和开发的弹性系数，γ反映制度等外部因素随时间变化对GDP的影响，θ反映了技术交易额与研究和开发的交互作用对GDP的影响，ut为随机变量[12]。在实际分析中，上述模型中的有些变量或存在共线性或不能通过t检验等一些问题，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对上述模型变量的筛选。为此，作了（5）、（6）、（7）和（8）模型，如表2所示。

注：表中第一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的标准差，第二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t统计量的值。

模型（5）包含了所有的变量，可看出R&D和技术交易额的交互作用项系数非常小，t检验值也非常小。消去这个变量，就得到模型（6）的回归。从这个回归可看出，资本和劳动存在着共线性，两个变量只能选择其一。在这里选择资本变量，理由如前所述。在模型（7）就是消去资本这个变量所作的回归，时间变量的系数很小，t检验也很小。在本文的内生增长模型中，时间变量t 的系数所反映的是制度变化的等因素的量，不包含技术进步，也就是说此项系数是索罗模型中全要素生产率除去技术进步的剩余项。从回归结果可得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的制度等因素的变化很小，靠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大。除去时间和劳动变量，就得到回归（8）。模型（8）共包含四个变量：资本、R&D、技术交易额和研发与技术交易额的交互项，这些变量都能通过t检验。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研发与技术引进的关系，作了回归模型（9）和（10）。模型（9）中研发是滞后项，而模型（10）技术引进是滞后项。模型（11）是为了消除回归（9）中的自相关性，而采用的广义最小二乘法。所的结果如表3。

从（8）、（9）、（10）的模型可看出，无论研发和技术引进是否采取了滞后，还是谁先采取了滞后，研发和技术引进的交互相都为负值。这说明上海的研发和技术引进相互之间有挤出效应，也就是说自主研发就不会引进，同时技术引进就不再研发，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我们知道，相对全国来说虽然上海的经济技术水平属较高层次，但相对发达国家，经济技术水平属于落后的，所以对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企业技术能力发展战略为：技术引进到消化吸收，再改进和创新。上海毫无疑问也应该采取如此战略，这个发展战略被日本和韩国等一些国家所采用，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效果。从这个发展战略来看，技术引进和研发是相辅相成，先技术引进，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研发，是提高当地技术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捷径。而从上海的实证分析中，却没有体现这种发展战略。

通过（11）式可得出，上海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1.3%，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8.7%。在技术进步中，研发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72.7%，技术引进的贡献率为52.5%，两者的交互项为－25.2%。上海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的投入带动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这和用索罗模型所作的结果是一致的。有前面的理论分析可知，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过要素投入的增长阶段之后，必须靠技术进步来维持长期的经济增长。上海已经持续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必须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的作用，才能避免重捣东南亚国家的覆辙。不少专家考察后发现，美国这些年来经济快速发展，是与美国从80年代开始的以发展高新技术为主的创新战略密切相关的；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其根源之一也在于其经济发展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而非依靠技术创新来实现。最为关键的是技术进步的来源模式。有理论分析可知，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技术引进和研究开发，对于后进国家和地区来说，缩短差距的捷径就是先引进再研发，形成技术引进和研发互相促进的关系。[13]但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所得的结果却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无论对政府和企业来说，都必须找到相应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三、结 论

从运用传统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量理论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上海的经济增长是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是靠要素的投入得到的，技术进步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在现阶段还没有出现内涵式经济增长的拐点。二是在现阶段制度变迁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作用已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在上海市场对要素资源配置比较完善。三是技术进步来源中的技术引进和研究开发相互脱节，没有达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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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Technological Advancing and Resource of Shanghai′s Economic Growth

Ruan Min

(Center for Regulation & Competi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China)

数字经济增长规模范文第5篇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对这些数据应用计算机技术、数学模型、统计分析等进行处理，就有可能成为有价值的、可销售的数据产品，这种基于数字技术下的创新性信息使用方法，提高了决策者的决策效率及可信度，能够引起整个服务业和制造业本质性的改变。因此大数据蕴含着极高的经济和商业价值。对于大数据的概念，企业和学术界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研究机构Gartner将大数据定义为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将大数据定义为“由科学仪器、传感设备、互联网交易、电子邮件、音视频软件、网站点击流等多种数据源生成的大规模、多元化、复杂的、长期的分布式数据集”。麦肯锡认为大数据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的数据集合。当前对于大数据的特点主要存在两种观点:Dumbill采用IBM公司的观点，认为大数据具有“3V”特点，即数据量大(Volume)、数据类型复杂(Variety)、产生速度快(Velocity)。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大数据具备“4V”特点，在3V的基础上增加了价值性(Value)。

(1)数据量大(Volume):目前数据的计量单位用太字节、泽字节和尧字节计算。IDC《数字宇宙膨胀:到2020年全球信息增长预测》显示，数字信息每年按照几何级数态势递增，到2020年数字量将达到40ZB。

(2)数据类型复杂(Varie-ty):相对于传统的便于存储的结构化数据，大数据下非结构化数据越来越多，比如网络浏览轨迹、视频、音频、图片、地理位置信息等。数据类型的多样性对数据的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产生速度快(Velocity):数据的产生和更新频率快，每秒都在即时增加，因此大数据的存储以及实时处理和分析能力是大数据背景下技术创新的关键要求。

(4)价值密度低(Value):存储的数据量大，但是蕴含的价值低。比如一段监控视频时间长达2个小时，但是有用的数据可能只有1～2分钟。数字技术是指对产生于人机交互、物联网等以结构、半结构、非结构形式存储于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提取和集成，以模式识别、数据挖掘、可视化以及统计分析等技术手段，通过数字技术生成模块化的专用数字技术处理软件包，进一步通过模块集成实现决策支持、智能生产、智能服务、预测等技术创新，实现大数据的价值化。根据大数据的特点可知大数据和传统数据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数据处理技术上，大数据下的数字技术包括传统基本数据处理技术如模式识别、数据挖掘、可视化、统计分析，和高级数据处理技术如移动计算、社会化媒体、物联网、云计算、分析和预测五种技术，这五种数字技术融合后方能产生巨大的技术创新。移动计算指的是计算的实时性、动态性，即人和计算机的实时交互，机器和周围环境的实时交互，通过移动计算，增加了数据使用技术在地点和时间上的灵活性，数据的实时处理是大数据的最核心技术。社会化媒体是指人们可以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信息、分享内容、互动交流。社会化媒体平台的使用数据具有“流”的特性，大数据流的特性改变了人们收集和评价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技术创新方式。物联网描述的是物理对象间的连接，这种交互作用发生在机器与机器之间，对象与对象之间。物联网的形成开启了服务创新、生产创新和增值过程的新维度，是新的增值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基础。云计算指的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算方式，主要解决数据的结构问题和管理问题，共享的软硬件资源和信息按需提供给不同的使用者，通过云计算加快对信息的发现、组织和协调并为技术创新提供服务。分析和预测是对大数据进行关联、趋势性等知识发现技术，由于大数据的海量性、动态性、类型多样性和价值低密度性，有价值的信息隐藏于碎片化的数据关联中，而且随时间的流逝不断减少，因此传统的优化算法、抽样学习的数据挖掘技术、统计分析方法已不适用，基于知识发现的分析和预测技术是大数据的关键技术。针对大数据下的这些数字技术融合就有可能产生技术创新，就可能实现服务智能化、生产智能化、决策智能化等等。大数据时代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大的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一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大数据时代的本质是互联网基础上的信息技术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中的广泛应用，其核心在于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大数据并不能生产出新的物质产品，也不能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大数据的价值，不仅是大数据技术本身，更是应用创新产生的经济社会价值，能够让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从而使工业制造的生产效率得到大规模提升，并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二是促进产业融合。大数据时代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广泛使用，使得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合为一体，逐步形成新的产业。在技术融合、数字融合基础上所产生的产业边界模糊化，产业由分立走向融合，产业融合能够通过建立与实现产业、企业组织之间新的联系而改变竞争范围，经济增长效率大幅度提高。三是技术创新发生变化。在大数据背景下科技创新与产业结合程度加强，而且由于信息化的广泛使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技术创新的协同性和共享性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结合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加强。

二、大数据下数字技术创新的新特点

大数据下的技术创新与传统渐进性技术创新有本质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创新方法、创新模式、创新管理、创新过程和创新结果五个方面。大数据背景下数字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创新具有一些新特点:

1．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方法具有组合性传统的技术创新方法基于专业理论、专业技术和市场目标的共同作用，而大数据环境下的数字技术创新方法更多地来源于对不同技术的组合式创新。创新不仅是一种基于理论背景下的基础性创新，而更可能是利用现有的数据技术手段和已有信息进行重新组合，技术创新方法的组合性主要体现在对数字的敏感性洞察以及创意路径实现的组合。对于客户消费行为的数据技术分析可以开发出BI系统。对于共众通信数据分析可以开发舆情系统，KevinSystrom和MikeKrieger将Facebook最受欢迎的照片共享思想植入到智能手机中，开发出了能够改变照片样式的软件。这些说明了数字技术提供了一种组合式技术创新的可能性。

2．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模式具有开放性传统的技术创新模式强调独立创新、合作创新和引进创新模式，这些创新模式聚集对要解决的问题相关领域精通的专业性人才来提供技术创新方案。专业人才具备高精尖科技知识，能够从更加专业的角度提出建议，而大数据下的技术创新能够突破对专业人员和研究领域的限制。数字技术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创新环境，每个人都能够在开放平台上对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新思想的交流与技术创新的实现。纳特•特纳和扎克•温伯格是沃顿商学院学习经济学和创业学的学生，二人虽然没有学过医学知识，但他们创办的公司flatironhealth正在试图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找到治疗癌症的方法。这种群体力量参与和数字技术爆发出来的无限的智慧正是大数据下技术创新的模式。

3．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管理具有突破性突破性技术创新是基于不同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之上的创新，能够使产品具有新的性能和较低成本，且具有毁灭性，能开拓新的市场和潜在的应用，如石英钟的出现给机械表以致命冲击。数字技术下的融和式技术创新是突破性技术创新，单个领域的技术有可能只服务于特定背景下的产品或者服务，而不同领域技术的有效融合则可能衍生出更多的相关性技术创新。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渐进式创新是阶段性的、变革性的，而突破性技术创新是永恒的、革命性的。传统的技术创新需要高成本的投入，大量的人才培养及储备、基础设施的建设、先进设备的研发及引入，通常这些投入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才有可能获得创新成果。基于数字技术平台，每个企业、机构甚至个人都成为了创新的主体，创新也不再局限于某一技术领域，而是以多种方式存在。如云端存储服务及数据分析业务就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成本相对较低的创新思路，从而使得技术创新具有更低成本。

4．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过程具有非线性线性创新和非线性创新是基于创新过程的一种区分。线性创新过程是一个“基础科学－应用科学－设计试制－制造－销售”的单向的、逐次渐进的过程，创新起源于基础研究。非线性创新过程突出了创新的多层次、多环节和多主体参与，在非线性创新过程中创新绝不是从研究到应用的线性链条，从小众到大众的传播过程。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突破了线性技术创新的思维，从创新的方式、主体、阶段等方面进行非线互创新，是企业内外各种与技术创新有关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突出了创新的多层次、多环节和多主体参与。在大数据时代，技术创新被认为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复杂作用下的一种复杂涌现现象，是创新生态下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共同演进的产物。

5．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结果具有通用性通用性指能够在多行业使用的创新技术，通用技术创新具有普遍性，能够随着时间推移催生大量的创新，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具有这些特点。数字技术下通用性创新主要是由于创新的方法是组合式创新，对于已有发明或者技术创新，经过组合后有可能产生新的创新。这种创新方法表明，每一次的技术创新会成为未来创新的一块积木，在不断的积累过程中，就产生了持续技术进步。数字处理技术使得所有领域都能够获得海量的数据，并无限制地被复制和重复使用。因此，具有潜在价值的数字化积木式技术创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倍增长，并且还在持续地提供未来组合式技术创新的可能性。

三、大数据时代我国新常态经济增长中数字技术引领技术创新的路径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步入以中高速增长为标志的“新常态”，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速的放缓，更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实现创新驱动战略的支撑。在新常态的创新驱动中，我国面对大数据下技术创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面对传统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和数字技术下技术创新的特点，要发挥我国自身资源优势，实现数字技术引领技术创新，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就要加快推进数字技术引领技术创新路径转变。

1．实施“政府组织+国企研发”的数字技术创新计划技术创新正在成为大数据时代的发展关键词，而且大数据下的技术创新具有开放性，特别是在数字化工厂方面，实现过程中有大量需要进行标准化的内容，欧美国家在这一方面起步早，已制定出系统集成、安全保障、数字化工厂、能耗等技术标准，因此要积极引进和参与国际化标准工作，同时实施举国体制，发挥政府作用，组织开展我国的技术标准化研究，争夺制造业竞争的话语权。另外，在产品市场规模巨大、产品集成复杂的重大技术创新领域，借鉴“高铁”技术创新模式，由政府牵头，发挥国企研发力量，重点突破某一领域的技术难题。在实施“政府组织+国企研发”的数字技术创新计划中，重点要持续推进大数据平台建设，构建信息共享机制。大数据环境下的技术创新是基于数据库基础上的，因此要持续推进数据库、知识库、云计算库、数据分析库的基础平台建设，大数据下人人都是技术创新者，要构建基于服务的、集成智能分析、快速决策分析的大数据处理支持系统接口，建立促进群体成员之间信息沟通、共享和促进群体技术创新的交互平台，建立开放的大数据技术创新体系、协同创新模式和评估机制，以推动新常态下数字技术对技术创新的引领。

2．建立技术创新的市场机制，引导企业自主创新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贸易的开放，市场化进程不断加深，我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产品市场，市场化需求确定了技术创新方向，技术创新中的市场杠杆作用越来越显著，因此要完善大数据下技术创新的市场机制，引导企业根据自身优势及市场需求，发现创新机遇并且进行自主创新。在引导企业自主创新的过程中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定税收减免政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研发新技术、发现新知识过程中形成的无形资产如果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企业就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知识产权的清晰界定以及产权保护有助于企业开展自主创新，从技术创新中获得高额收益，从而促进更加长远的技术创新。我国目前对于知识产权界定、保护以及知识使用的制度及法律还不完善，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制定相关的制度政策及法律法规保护企业的自主创新成果，鼓励技术创新。此外，要通过税收减免政策激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强度。

3．加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实施全球人才引进计划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新常态下的中国企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企业应用和行业动态呈现出新趋势和特征:社会网络与社会计算、云计算、协同化软件与技术、新型电子市场与新型电子商务将转变企业运作和组织架构。大数据时代企业的关注点将从传统的决策支持系统、智能系统、数据库建模与设计、信息系统规划、开发方法等方面逐渐转移到以新概念、新技术实行的决策分析、信息安全和风险管理等领域上。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大数据环境下技术创新的实施，需要一大批对于大数据的搜集、处理、分析、决策支持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因此在大数据背景下中国新常态的经济中，要加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实施全球人才引进计划:一方面通过加强我国高校计算机、电子专业建设，调整培养方案，优化教学环境，创新创业项目实施，以培养掌握数字技术基础型人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搭建人才创业平台，营造人才创业环境，引导大数据人才创造;另一方面我国需要制定全球数字技术人才引进计划，特别是了解核心技术的专业人才和数据分析师的引进，并为人才的流入做好政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