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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通知,对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免征3年营业税。
2012年5月29日,安徽省商务厅《“放心家政”体系建设和管理规范(试行)》,规定大型龙头企业签约家政服务员总数不少于500人(其中员工制签约服务人员数不少于100人);中小专业性企业签约服务员总数不少于200人(其中员工制签约服务员人数不少于50人)。
6月初,合肥市传来消息,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对员工制家政公司购买社保给与补贴。
所有的政策都有明确的指向——鼓励有能力的家政公司从中介制向员工制转变。只是,在推行员工制的过程中,利与弊如何权衡,成本与所得孰轻孰重,家政公司们内心也很忐忑。
波澜不惊
员工制是家政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这已成为业界的普遍共识。
在接受《徽商》采访时,合肥市家政协会常务副会长、徐敏家政总经理徐敏表示,从中介制向员工制转变,能够更加规范家政市场,提高服务质量;大海家政总经理吴海峰认为,员工制能够更好地留住人员、吸引人才,它也是规模化、专业化的有效路径;亿帮家政总经理李刚更是表示,实施员工制、建设自己的企业文化才是一条正确的路子……
企业家们语声铿锵,政府相关部门也在努力助推,免征员工制家政企业营业税3年,谋划补贴企业社保金,扶持龙头企业连锁发展,每一条政策都有足够的含金量。
只不过在这看似轰轰烈烈的背后,合肥家政企业员工制进程依旧波澜不惊。虽然也有几家家政公司打出了员工制家政企业的旗号,不过他们的成色却值得商榷。
按照有关规定,员工制家政企业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签订半年及以上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按月足额缴纳社保金。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些公司漫说符合三项要求,事实上连一项都很难达到。
在合同上,公司与家政员签订的是劳务合同而不是劳动合同,虽是一字之差,却直接决定了它不是由《劳动法》调整,《劳动法》规定的许多权利家政员无法享受。与雇主签订的为三方合同,仍然具有很明显的中介特征。
在工资上,家政员没有底薪,按工作量计酬。所谓家政公司发工资,不过是月头雇主把报酬交给公司,月尾公司再交还给家政员,可能会提取一部分费用。公司扮演的更像是“二传手”的角色。
至于社保金,徐敏表示:“目前合肥没有一家公司给家政员买了社保。”她也因此断言合肥没有一家员工制家政公司。
通过走访数家合肥市重点家政公司,《徽商》记者验证了徐敏所言非虚。这几家公司签约家政员有200多名,购买社保金的基本没有,倒是为了分散可能的风险,很多企业为家政员购买了意外伤害险。
家政公司此时的心情是复杂的,做员工制全国各地失败的案例太多,稍不留神做不成先驱反倒成为先烈。他们必须要考虑到一点:员工制在保障家政人员权利、帮助雇主有效规避风险的同时,也把更多的责任、成本和风险落到了家政公司的头上。
首先是安全风险。前年,李刚公司一名从业人员在上班途中摔断了腰骨,光医疗费李刚就花了五六万,意外险最高只理赔1万。类似这样大大小小的事故,李刚每年都会碰到,如果只是中介服务,还有可能推卸责任,但在员工制下,后果公司都要承担。
其次是实行员工制后,要适用劳动法,员工必须有法定假日,三倍的加班费,这些不符合家政工作的实际情况。
最重要的缴纳社保,这一块要占到服务收入的30%。早在2000年初,合肥的天天保洁就曾尝试过员工制雏形,结果是劳动部门要求它办理社保,天天保洁承担不起被迫停业。
“有时候想就简简单单做一下中介服务也挺好的,起码没有太多的烦心事。”一位家政公司的负责人叹了口气,神情有些沮丧。
社保困局
推行家政员工制,社保是一道始终绕不过的坎。
6月初,合肥市人社部门召集了几家龙头企业举行座谈,就政府给员工制家政公司补贴购买社保费用进行讨论。对于这样的政策利好,家政公司仍然提不起什么热情。“人社局最初的意见是只有为100名员工购买社保才能享受政府补贴,企业都不赞同。后来把讨论的标准降到30人,仍然遭到了反对意见。”一位参加座谈的人士说。
出现这种情况,徐敏坦言,这是因为家政属于微利行业,实在承担不起社保费用。她算了一笔账,如果按要求缴纳社保金,员工每人每月要交189元,企业交576元。
“合肥具体补贴的标准还在制定中,如果参照北京的算,我每个月要为每个员工交近300元。”徐敏说。
去年5月,北京市出台的《关于鼓励发展家政服务业的意见》规定,经认定符合条件的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在与家政服务员签订劳动合同期限内,享受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补贴,补贴标准为企业实际缴纳社保费的50%。
就是300元与家政公司的盈利能力相比也是庞大的数字了。
目前,合肥的家政公司的盈利模式主要为两种:一种向雇主收取管理费,以家庭保姆业为代表,另一种是从家政人员的劳务报酬中提取管理费,以家庭保洁业为代表。
徐敏家政主营业务是家庭保姆。这项业务的盈利点来自于100元的介绍费,以及按保姆月工资5%向雇主收取的管理费。
“我们全日制的家庭保姆月工资大约为1800~2000元。也就是说每月也只能从保姆头上赚一百元。”如果徐敏想在雇主身上填平买社保带来的缺口,她必须把管理费提升到20%。很显然雇主是不会买账了,毕竟在市场上还有很多中介,他们不收管理费而且可能提供保姆服务的价格要更便宜。
大海家政是合肥家庭保洁市场的佼佼者,总经理吴海峰也不敢贸然提高管理费提成。从2004年创办以来,吴海峰一直努力走员工制道路,不过8年过去了,公司签约家政人员也仅维持在200多人,不能满足业务需求。“公司都成了人才输出基地了,每年都会走一批人。在业务高峰期,我们不得不到劳务市场上寻找帮手。”吴海峰的无奈背后是家政员对公司收取管理费的不满。据业内人士估算,在家庭保洁行业每年人员流转率近八成,指望提高管理费提成,代价可能是人员更大规模的流失,这是家政公司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企业不愿买社保,还有一部分家政服务员对买社保也不见得多领情。
6月25日,合肥市安庆路附近一家政中介内,余凤霞闲坐在桌边嗑瓜子。她刚刚结束了上一份保姆工作,现在又来中介找机会了。做了五六年家政的她也在那种类员工制管理制的公司呆过,不过她更喜欢中介。“公司里规矩多,还拿走我一部分钱,我还是更喜欢中介介绍和顾客直接打交道。”
“羊毛还不是出在羊身上。”谈到员工制公司要缴社保时,余凤霞哼了一声,“公司交的养老金还不是我们辛苦钱,什么时候能拿到、拿多少还讲不定,有钱不如发给我们实惠。”
关键词:投递;平台化;服务站;资源;竞争力
互联网时代,平台化模式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邮政拥有覆盖全国、规模最大的投递服务网络,急需发挥自身优势,实现投递平台化,增强核心竞争力,满足“互联网+”时代的客户需求,促进业务发展。
1平台化模式
1.1平台化模式的内涵
平台化诞生在远古,延续到现在,比如集市、农贸市场。现今,平台化模式在连接两个(或更多)特定群体、满足各方需求的同时,从中盈利。阿里巴巴、京东、苏宁、国美、微信、百度等平台企业用事实证明,平台化是成功的商业模式,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公平性、整合性等特点。
1.2邮政投递平台化的内涵
邮政投递平台化,即以普遍服务的投递功能为基本载体,在为邮政企业服务及其相关产业提供投递服务的同时,增加宣传、营销、揽收、征订、调查、仓储、配送、金融等服务,联系城乡居民、电子商务、媒体等多个需求方,整合更多的资源,利用独有的地缘、人脉等优势满足各方需求,并获得一定的收益。
2邮政投递平台化的必要性
2.1邮政投递平台化是邮政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投递平台化是贯彻落实“一体两翼”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投递网络是邮政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只有增强核心竞争力,才能打造强大的“寄递翼”。投递是邮政连接千家万户的接入点,是综合服务吸引人气的关键,只有投递平台化,才能确保“一体两翼”战略的落地。投递平台化是中国邮政做大寄递业务规模、巩固寄递市场份额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全国快递行业始终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15年全国快递量达到206.7亿件,同比增长48%,但邮政企业在物品寄递市场已经失去主导者地位,处于跟随者甚至补缺者的境地,急需通过投递平台化,整合投递资源,增强核心竞争力,提振营销士气,扩大市场份额。同时,社会快递企业为应对电子商务寄递市场快速发展和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正在推进投递平台化。《平台战略》指出,能够对抗一个平台的,一定是另外一个平台。哈佛大学马可•扬西蒂表示:“未来的竞争不再是个体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平台之间的对抗”。邮政企业必须实行投递平台化,才能有效应对即将到来的平台竞争。
2.2邮政投递平台化是寄递企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受物价上涨、人工成本增长、价格战等因素的影响,寄递行业利润率从2005年的30%降至目前的5%,甚至在广州、武汉、北京等地陆续出现了快递网点破产的情况。寄递企业在竞争中合作、共享资源,实施投递平台化,以达到降低成本、节约资源、提高利润率的目的。2014年,顺丰并购三家落地配公司,形成“全国网络+区域配送”的投递平台。2015年8月,菜鸟、丰巢入股速递易,形成投递平台;全峰、德邦与速派联合形成投递平台。2015年,顺丰、申通、中通、韵达等联合成立丰巢投递平台。这是对投递资源认识的转变:从占有资源到驾驭资源,从孤军奋战到联合共生。快递企业打造开放的投递平台,旨在强化在市场竞争中的控制力和话语权,将市场竞争方式从价格战引向服务战,在获取销售和物流数据的同时,叠加金融、仓储等服务,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创造规模效益。
2.3邮政投递平台化是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
邮政投递是全国服务面积最广、投递量最大、与国计民生关系最密切的国有投递网络。以邮政投递为龙头,整合投递资源,实现投递平台化,使寄递业走向规模化、专业化道路,有利于社会化物流的发展,推进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实现精准扶贫,带动经济增长。国家经济发展,要求中国邮政投递平台化,并进行开放。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和《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年)》,要求降低物流成本,进行行业资源整合与共享。中国邮政作为国有企业,需要开展投递平台化,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配送成本。国家社会发展,需要邮政投递平台化。投递平台化对于快递服务“向西、向下”,对保民生、促民生、惠民生具有重要意义,能够缩小城乡差异,提高全国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升快递资源的有效利用,也有利于创建节约型社会。
3邮政投递平台化的可行性
新的平台机制主要围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优势最大化建立。邮政投递网络是邮政企业实现产品价值和服务功能的基本平台,是邮政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此为基础推进平台化,完成定位多边市场、激发网络效应、构建用户堡垒、形成盈利模式等四个运营过程(见图1),是切实可行的。
3.1邮政投递服务与多边市场定位
构建平台商业模式的首要步骤是定义双边或多边使用群体。邮政投递,有普遍服务和稳定的业务作为基础和支撑,无论业务量大小,地区多么偏远,投递网络都会长久存在。以此作为双边模式或多边模式的基础,更为牢固、长久。投递平台连接的两个基本群体是:寄递方与收件人。邮政投递平台以双边模式为基础,可以拓展多边模式。在寄递的基础上,叠加广告宣传、市场调查、实物配送等功能,连接广告商、市场调查机构、零售商、餐饮外卖等需求方。中国邮政在全国城乡范围内投递并回收的经济生活大调查问卷,杭州、广州、深圳、武汉等地的投递网配送中药、电销保单收单、电子商务实体店认证、电子商务邮件营销和揽收。这些说明投递平台的多边模式同样切实可行。邮政投递平台的多边需求详见图2。
3.2邮政投递网络的比较优势与网络效应
比较优势,是一方相对于其他竞争方,具有的独特竞争优势。网络效应,是某产品或服务对一名用户的价值取决于使用该产品或服务的其他用户的数量,或者说,一个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其所能连接个体的数量。邮政投递网具有点多、面广、公信力高等比较优势。中国邮政有3.7万个投递网点(含速递,下同),40多万个可提供邮件代收、转投服务的站点,18万名投递人员以及50多万名参与代收转投的人员,9050多万个投交点;服务范围覆盖全国城乡。中国邮政是国有企业,拥有120年的历史,承担着普遍服务任务和特殊服务任务,具有良好的公信力。多年来,服务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具有独特的地缘、人脉等优势;中国大陆所有人口,都已连接中国邮政投递网,其网络效应之强,在寄递企业中独一无二。
3.3邮政投递平台的用户壁垒
用户壁垒,是网络效应的延续和升华,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成本或者专营权。邮政投递平台的用户壁垒第一道防线,也是成本问题。邮政投递网,是中国已经建成的覆盖范围最广、投递量最大的投递网络。受中国地域广泛,地区环境、交通条件差异大,人工成本高等因素的制约,经济、资源不允许再建一个同等规模、范围的投递网。同时,邮政是承担普遍服务义务、享有信函专营权的国有企业,公信力极强,具有相当的用户粘性。邮政网点众多,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三农”等方面的努力,形成了地缘优势、人脉优势,增强了用户粘性。邮政企业还可以综合利用邮编资源、名址资源、自提网点等形成虚拟地址,增强客户信息的保密性,持续强化用户粘性。
3.4邮政投递平台化的收益模式与效益
3.4.1创造经济效益邮政投递平台向社会快递企业有偿开放,提供末端投递服务,利用边际效应增加企业收入;市场化地投入投递资源,持续利用边际效应增强投递资源利用率,创造经济收益。同时,投递平台能够通过揽收邮件、办理代收代付业务、分销物流产品等创造收益,促进业务发展。3.4.2创造社会效益邮政投递平台化并对外开放,是邮政企业响应和落实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表现,有利于争取国家在普遍服务、普惠金融、公文寄递等方面的政策支持。邮政投递平台化并对外开放,是利民、惠民的好事,有利于提高投递服务质量,提升客户体验,增强中国邮政的美誉度。中国邮政在国家出台开放投递终端的政策前、在社会快递的投递平台尚未布局到位前,抢抓机遇,主动开放投递服务平台,具有更多、更强的自主性和可控性,能够更好地规避风险和弊端。3.4.3巩固竞争优势邮政投递平台化并开放使用,有利于维护和巩固邮政末端投递的主导地位。邮政投递平台化建立的人工自提点、智能包裹柜等投递终端,抢占了社区、商厦等场所,配以客户代收或自取的习惯,可以取得先入为主、主导市场的发展效果。邮政投递平台的开放,将减缓快递企业在不通达区域设立网点的进程,继续巩固邮政企业在本区域的揽收优势。
3.5邮政投递的平台化实践
各地邮政的实践,证明了投递平台化的可行性、有效性。投递在邮政经营发展中已经发挥了平台化的作用,在履行普遍服务义务、特殊服务要求投递责任的同时,利用投递环节的优势,加载了报刊收订、物流分销、邮件揽收、业务宣传、信息收集与传递等功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每年80%以上的私费订阅流转额来自投递平台,70%以上的物流分销得益于投递平台,每年10万份经济生活大调查问卷的投递、回收依赖于投递平台。所以在邮政工作中,管理人员也经常把投递用作支撑平台、营销平台、沟通平台、宣传平台。在电子商务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邮政投递平台化的作用更加突出。深圳投递平台化实现“营揽投”一体化,开发了199个协议客户,日均揽收3.1万件快递包裹,提高了对电子商务客户的揽收时效和营销能力;杭州投递平台配送中药、鲜蔬、礼品等,每年创造2000余万元的收益;广州、成都、南京等地的智能包裹柜、自提服务点对社会快递开放,并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供收件人选为收件地址使用;金华、赣州等地农村投递网络有偿转单投递社会快递邮件。3.6邮政投递平台蓝图3.6.1平台建设方面县及县以上城市以投递汽车为主、电动三轮车为辅形成投递动脉,以20万台智能包裹柜(含自建和社会运营)、80万个社区邮政服务站、50万个自提网点为末梢神经元的投递网;确保达到每1000人至少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点,每个住宅小区至少1个、大学校园至少2个、千人规模的商厦写字楼至少1个代收自提服务站或智能包裹柜的覆盖标准,建立起邮政投递平台的终端优势。同时,通过收购、联合、加盟等方式,整合地方性的报刊、快递投递机构,进一步掌控城市末端的投递终端,形成“上门投递+代收自提站点+自取包裹柜”360度、24小时全方位开放式投递服务平台。在农村,整合临近乡镇支局的投递人员、车辆等资源成立农村投递部,强化管理,通过企业自购、带车加盟、私购公租的方式,推进农村投递汽车化、机动三轮车化,依托现有投递网络、分支机构、代收站点和群众基础,以在每个行政村至少建设1个、乡镇驻地至少2个为标准,建立起100万个农村投递末端,形成最广泛的农村投递服务平台,快速推进投递平台建设,并有偿开发农村投递平台。还可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开展众包投递,经认证审核者,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有偿运输及投送快递、邮件,撬动社会资源,增强投递能力。3.6.2业务运营方面形成扁平件快递、物品型快递和普遍服务三个投递层级,分别按照各自的时限、频次、深度等服务标准进行投递,并叠加揽收等服务。同时,根据业务需要分季节、分时段叠加入户调查、冷链配送、礼仪配送等服务。还可以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拓展服务。邮政投递平台服务及远景详见图3。3.6.3服务管理方面借助互联网技术建立信息化管控体系。通过手机、手持终端、电脑、平板设备结合二维码、GPS技术,实时掌控各投递员、投递车辆、服务站人员等投递单元的位置、路径、业务量、质量等运营情况,并通过云计算动态派发揽收、投递、运输等工作任务,向收件人发送投递信息,在同城配送中规划最经济、最高效的配送路径。
4邮政投递平台化的步骤
4.1统一思想,制定战略
推进邮政投递平台化,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其重大意义,形成统一思想,明确邮政投递平台化的建设部署、开放策略、措施等问题,并逐步实施纵向一体化战略,将业务整合、扩展至仓储、运输行业和电子商务网站等。各级邮政企业加大资源投放力度,提高关注程度,并持续推进。
4.2加大投入,增强运营能力
一是增强投递服务能力,强化投递平台化的运作基础。增配投递机动车辆,改造投递网点,扩大邮件处理场地,增配监控器、手持终端等信息化设备,加快投递信息化、汽车化进程。优化投递人员配置,根据业务量配置投递人员。二是增强创收能力,强化投递平台化的经济基础。明确各类邮件的投递结算费用标准,并进行结算,以投递费用倒推确定业务资费标准,鼓励市场化定价,放开投递环节对竞争性业务的投递定价权,拓宽投递平台创收途径。三是增强投递服务规范性,实现投递自我增值。投递平台各节点要强化培训,统一标识、信息系统、服务标准,完善业务处理制度,明确考核标准,通过规范投递操作,保质保量地完成投递服务,提升客户体验,增强平台对用户的粘性。四是加强投递服务质量管控,保障投递服务质量。健全投递质量管控体系,明确相关部门及人员职责、质量指标、考核标准及整改责任;完善投递生产和管理系统,结合信息化设备,及时管控投递质量;畅通客户申诉渠道,及时解决服务质量问题;形成事前—事中—事后闭环管控,保障服务品质,提升客户体验。
4.3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关键词:电影产业;投融资;机制;风险
中图分类号:J99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2
纵观中国电影史发展近百年,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的政企合一的制作、发行和放映模式;二是双轨制时期提出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和扩大制片业与发行业经营自的市场化发展;三是市场经济初期至今开始构建新型电影市场环境,正式实施“院线制”。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电影产业在文化产业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还要接受来自美国、韩国等电影业的挑战。
在此种背景之下,中国电影要求得生存的唯一途径是加快发展速度,扩大产业规模,完善产业机制。但中国的电影产业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资金问题、投融资风险,对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形成束缚,造成投融资机制运行效率低下有诸多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投融资机制内部要素风险制约,二是整体外部坏境制约,三是内外部二者间的协调障碍制约。笔者从以下几方面对中国电影产业投融资风险进行研究。
一、微观领域风险――内部自身发育不健全
中国电影产业虽已有百年历史,但本质上仍然是初级发展阶段,资本结构单一、低于分布不平衡、市场竞争不发达等问题为主要表现。
1.社会投融资非专业化突出投融资矛盾
中国电影产业社会投融资非专业化突出的投融资风险主要有三:
(1)显著差别对待的风险。国有电影企业和民营电影企业本身在实力上相差悬殊,却得到差别对待。国有电影企业本身资本实力雄厚,然而缺乏市场意识;民营电影企业了解市场需求却在投融资市场不受宠,导致中国电影产业的恶性循环。国内的社会投资非专业化现象较为严重,社会投资的基本策略是小成本、小制作、小题材,除了各地影视公司投资拍摄的影片与制片公司合作,就是个人拿着剧本找投资,或者热衷文化事业爱好者各地寻找投资,在制作、发行和管理等都缺乏保证。
国有企业对国家资金要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如果投资一个或几个影片不成功,就可能导致国有资产的损失。中影集团就是一个例子,早在2001年摄制了《致命一击》等5部影片,总投资达到3700多万元,发行后市场回收400万元,在2001年净亏损达到300多元,不能不说是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国有电影企业一味盲目选择,不考虑市场需求,无序的进行投资,导致国资不断流失。相比之下,没有依靠大制作而成功的光线传媒,在2012-2014年都在中国电影业独树一帜,虽然在票房总量上无法与华谊和博纳相抗衡,但光线传媒依靠对市场独特的嗅觉和观众喜好,推出的低成本喜剧《分手大师》、青春系列《匆匆那年》和《同桌的你》等电影,获得惊人的290%的综合回报率。
(2)电影项目投融资手段单一的风险。中国电影投融资是单一项目,只要少数电影项目能获得高额利润,多数电影存在亏损问题在电影市场发达的美国,组合投资已经应用,一能避免较高的投资风险,二能获得较为稳定的投资回报。这一情况极大地影响行业外投资者的热情。
目前的中国电影市场,真正能够做到组合投资,降低资金风险的有,在2003年2月,西影股份公司、北京华谊兄弟太合影视公司、西安明乐文化传播公司联合组建陕西西影华谊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强强联合的方式,体现了资源互补为彼此提供更多发展商机。再有2004年11月,索尼影视国际电视公司与中影集团成立了中国首家中外影视制作合资公司――华索影视数字制作有限公司,它将影视业和娱乐业结合起来,使得中影集团在可控风险范围内,扩展了经营的领域。
(3)国产电影盈利模式不成熟的风险。城市影院票房、农村市场电影放映、电影频道、音像和网络版权、政府支持资金、海外版权销售以及衍生品销售等7个渠道,是电影产业的主要收入。我国每年发行100多部影片,能够盈利的目前占3/1,整体上,中国电影产业盈利能力弱,投资风险太大,电影产业资金匮乏严重,投融资矛盾也逐步凸显。
《西游》、《泰濉贰《致青春》等一系列叫好叫座的电影,幕后操盘者基本都是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博纳影业、华策影视,华谊兄弟之所以做的如此成功,不是单一靠票房,营销预算、版权回收、电影衍生品销售、电影翻拍、主题公园建设等等,华谊兄弟还启动“电影公社”等地产项目,将“狄仁杰”等做成系列,形成文化品牌,未来作为主题公园来开发,多维度演唱影片的的市场流通时间。
2.产业结构失衡加重不确定性风险
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结构失衡加重的不确定风险主要有二:
(1)缺乏防范机制的风险。市场产业发展较为缓慢,缺乏必要的风险防范机制;产业成熟度不够,甚至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无论电影企业有怎样的投资欲望,没有融资就没有投资,金融中介机构也不会甘愿承担风险,二者之间的供需矛盾一直存在。而成熟的电影产业市场要求必要的风险防范机制来规避电影企业和金融中介机构所面临的风险。
对于风险投资,如何顺利回收效益是关键。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电影集团、华谊兄弟传媒集团等数家电影公司纷纷筹备上市,华谊已经上市,然而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进程持续被搁置,导致是的公司上市这一最为风险投资所仰仗的退出通道至今未能全面实现,由此产生的对风险投资进驻电影产业的促进作用也就没有太高期望。
(2)信用级别差异的风险。中国的电影产业市场存在电影企业寡头垄断市场的情况,这就导致产业的整体规模表现无法与国际水平竞争。一个运行流畅完善的投融资机制需要信用体系作为保障,为将来建立良性的业务交流渠道,这就局限了规模较小的电影企业成长。
近年来的国产大片都不乏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参与,但全部都是国内最大型电影企业,不免有垄断嫌疑,这就是一种信用级别差异所导致的后果。如华谊兄弟投资的《夜宴》获得深圳发展银行5000万贷款,是首例为单个电影项目投资的情况。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为保利博纳的《十月围城》《大兵小将》《一路有你》三部影片投资5500万元。中影集团出品的《赤壁》是香港渣打银行投资的7000万美元。这些例子说明银行在对电影产业的贷款中同样存在着“大企业”偏好,这是由于大型电影企业较中小电影企业在知名度、品牌和人才等方面都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盈利的主要是大型电影企业,其靠的是大制作、大明星、大宣传的大片,而中小型制作的电影大部分都是由中小电影企业生产,所以亏损的企业也多以中小电影企业居多。由于现阶段电影产业缺少完善的投融资体制和制度,缺少引用信贷资金和众多风险投资基金。
3.金融产业结构失衡增加整体滞后风险
中国金融产业发展结构失衡加重的整体滞后风险主要有二:
(1)制约电影企业发展的风险。国有企业金融资本对民营电影企业的差别对待本身就激化二者的矛盾,生成电影发展企业发展惰性,长此以往不利于电影资源的均衡利用、电影质量水平的提升、电影产业的发展。对于中小电影企业来说,主要制作中小成本电影,没有足够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轻资产企业获得银行贷款。
大型电影企业投融资需求还未得到有效满足,中小电影企业就更加难以为继,为了分担风险,中小型电影企业还是主要以联合投资来解决融资问题,依旧不是长久之计。中小型电影企业要想创造出产品优势,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必须寻找自己的突破口,注重提升自己影片质量。最近几年的票房统计中,《杜拉拉升职记》、《失恋三十三天》、《泰濉返戎行〕杀镜缬霸诖笃笼罩下成功逆袭。
(2)限制地区电影产业发展的风险。金融产业的地理分布不均造成电影产业投融资的需求差别,电影产业也呈现东强西弱的态势,电影产业资源集中在中东地区,不利于电影产业投融资的进一步改善,增加电影业整体发展的风险。
从电影的地域分布来看,目前电影票房主要依赖于大城市院线收入,传播地域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和农村电影市场所提供的票房较少,全国13亿人口,8亿左右生活在农村,所以电影业的地域发展程度,票房在区域分布的均衡方面存在较大风险。华东地区在2014年贡献全国票房的36%,华南地区的观众爱好晚上看电影,每5人中就有1人是在晚上九点以后进场的,华中地区观影人群频次最高,人均年观影7.5次,可见中国电影消费地域性特征明显。
二、宏观问题风险――外部运行发展不完善
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逐步出台一些鼓励和扶持电影产业发展的政策,但仍旧存在部分风险,笔者分析有:
1.政策性和审批风险。所谓政策性风险,是指由于现有政策导向和政策变动等原因造成的行业性风险。电影文化作为产品,官方审查是一大因素,审查结果有可能出现重大修改意见或是根本无法上映,国家政策的变动,随时会影响电影产业的走向,更直接影响电影的投融资规模,甚至是否进行投融资,以及投融资的回报。
目前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艺人犯法,吸毒的艺人、犯某种不道德甚至犯罪的艺人,他们出演的电影都不能上画,这直接连累投资者及辛勤为电影努力的一众人等都受到惩罚,电影《小时代》《捉妖记》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再比如警匪片,具有严格的双重审批,最终可能令电影难以获批上画,投资方一般要求负责审批的公司承担部分资金,风险与利益共享,最终结果是投资者对警匪片望而却步。
2.盗版和法律风险。电影是一种版权产品,几乎所有的电影项目都涉及法律合同、部分电影创作涉及到原著、音乐版权等相关法律问题,也是对收益影响最大的风险,一方面,电影在完成拍摄制作之后,在试映到上映这段时间可能存在盗版问题,另一方面,剧本和创意本身也有被抄袭的情况,从而对影片的新颖程度造成折损。盗版对电影经营的冲击很大,直接威胁到电影知识产权的生产和构成。如果没有严格的法制环境维护知识产权拥有者的利益,投融资问题也将成为纸上谈兵,中国电影产业也无法取得实质性发展。法治环境的完善,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更是保障产权拥有者、投资商、电影企业、整个电影产业的发展。
2013年的数据显示,每年中国盗版DVD的市场是400亿元,而电影票房仅破60亿,这个数字证明,盗版对中国电影票房收益的冲击。
3.成本控制风险。在拍摄电影阶段和制作阶段无法避免会遇到不可控制因素,如天气、事故等,拍摄电影前期做出的成本预算无法正常完成拍摄。增加成本则会进一步加大回收难度,不加电影拍摄会中途夭折。其中还有拍摄设备、放映设备、影院、特殊场景和特殊道具的固定投资都导致电影业投资成本高,风险不可预估。
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后期制作是一个花销巨大的环节,例如电影《赤壁》中的一个镜头,士兵甲与士兵乙打斗场景,士兵乙喷血倒地,大约时长为1秒多,用40格左右的镜头,一个枪头戳破铠甲和喷血的特效,花费两万元。再加上导演本身修改创意、拍摄延期、演员违约金等问题,超出投资预算势必增加风险。
三、综合情况风险――内外机制协调障碍
电影产业想要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投融资,在国家的宏观政策和行业政策放宽以后,部分国外资本、社会资本都可以参与电影产业环节中,国家电影专项基金对新建影院进行政策奖励比如说新建影院全额返还3年缴纳的电影基金,这就严重忽视了资金需求大、承担风险大、技术要求高的电影制片方,造成资本重点向发行方和放映业聚集的后果。
例如早在2005年9月底的华语大片《猛龙》,它率先在国内进行全方位电影营销路线,拍卖包括电影宣传活动的总冠名权、全国六大城市首映式的冠名权、电影贴片广告以及电视版权、音像版权等,甚至创新出中国电影史上与电影同步发行的第一款手机和网络游戏。同时为配合投资阵容发行方向国内投放300余个拷贝,有超过600张银幕的放片规模,这种内外机制协调障碍让这部特技电影成为资源浪费最严重的影片之一,导致国内票房未过千万,惨淡收场。
根据2011年底的数据统计,全国主流院线银幕总计已经超过9000张,相比2002年的1843张,已经是质的飞跃,即使是全球影院建设增长最快的国家,电影制片投融资问题,尤其是小成本电影投融资却愈发困难。
一、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问题
违规剥离和收购不良资产。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在剥离和收购不良贷款过程中,未遵守国家规定,致使一些不符合剥离条件的贷款被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不仅造成相当一部分金融债权难以落实,而且由于对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责任未予追究,掩盖了贷款过程中的一些违规问题和金融犯罪案件。
违规低价处置不良资产。一些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存在违反程序、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的现象,致使部分资产被低价处置,造成国有资产不同程度的流失。主要表现在:评估、拍卖环节管理不严,走过场,有的甚至虚假操作,故意低价处置。一些资产管理公司借处置不良资产之机,为本单位或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财务管理混乱,违规挪用资产处置回收资金为职工谋利或公款私存,造成回收资金损失;对抵债资产管理不严,大量账外存放或违规自用。
二、资产管理公司的客观机制缺陷
1、在外部法制环境上,针对资产管理公司的法规建设不完善
在金融产业领域,法制化进程明显加快,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投资基金等都相继出台很多法律法规。而规范资产管理公司的法律法规文件只有一部行政法规《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受立法层次所限,条例只能在现有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作出一些规定,尚难以解决资产公司业务运作与现有法律之间的某些冲突问题。针对资产管理公司法规建设问题应制定统一规划,不仅只考虑管理法规问题,还应参考国外不良资产处置机构的做法,针对不良资产处置和设立资产处置机构制定相应的法律,对处置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经营目标及职责权限等作出明确规定,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资产管理公司法规不完善的问题。
2、资产管理公司先天性的政策性缺陷
(1)特殊法人属性决定的财务预算软约束特征。资产管理公司设立时的定位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政策性特殊金融机构,既无盈利指标,又无税收义务。但在业务经营上,力求以市场化规则运作,尽量减少财政损失。所以说资产管理公司是一类特殊的法人机构,兼有商业性和非商业性特征。国家财政是资产管理公司收购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贷款形成的最终损失,也由财政部提出解决方案。财政部根据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处置计划和费用预算核拨费用,资产处置现金直接缴入国库。虽然国家对资产管理公司经营、处置资产时有最大化回收资产、最小化处置成本的“企业化”要求,但财政部对资产管理公司没有硬性成本目标和回收目标,资产管理公司的财务预算约束是软的。
(2)激励约束机制失灵。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任务的特殊性,使其成为高风险机构。如果激励机制的缺失或过于微弱,资产保值增值和最大限度的回收就很可能成为空话,人们可能会寻求有利自身的激励,可能会出现谋取个人利益的冲动。随着资产管理公司战略转型的推进,特别是投资和委托、商业化收购业务的开展和对风险券商的托管,资产管理公司现有的管理体制、激励机制以及现有人员的专业结构与商业化、市场化经营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在运营模式上沿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模式,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90%来自国有商业银行,使得资产管理公司在管理模式、价值理念和分配制度上与原国有商业银行大同小异,其体制、机制和用人方面上没有区别;在收入分配上没有形成以利润和业绩为导向的激励机制,存在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现象。
(3)在存续期及未来发展定位上,前景不明导致资产管理公司非理性经营行为。资产管理公司在前几年一直受制于十年存续期的说法,2004年3月3日财政部正式颁布实施《关于建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回收目标考核责任制的通知》,这个通知已经取消了资产管理公司存续期的问题。但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完成,政策性不良资产除农业银行外已分羹完毕,资产管理公司除不良资产处置外,还能成功拓展哪些商业化业务未理出个头绪。资产管理公司发展的主营业务是什么?在当今的金融市场上,哪一方领地、哪一块业务属于资产管理公司并没有明确。所以最新资源即将枯竭时的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危机四伏,对现有的不良资产包出现了非理性争抢态势。刚刚完成的工行可疑类贷款分地区招标中,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斩获一半以上的不良贷款,但业界普遍认为长城报价不当、非理性出标、超过了资产包的真实价值。今年5月,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从信达手中竞拍到中行63亿元“青岛包”,在国内外投资者中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被其他投资者认为“哄抬物价,扰乱市场”。
3、在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交易机制方面存在的效率问题
(1)非市场化不良资产剥离模式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1999年不良资产第一次剥离采取的是按账面价值行司对口的行政式指令方法。资产管理公司现存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收购阶段的问题,与当初的非市场化剥离的基础不无关系。由于在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之间并无明确的责任划分和追究,1999年的剥离在一些银行人士看来,不仅是不良资产的剥离,也是不良责任的剥离。
(2)不良资产处置市场投资主体少,处置效率不高。我国目前的不良资产交易市场层次可以划分为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批发市场上,从目前国内金融不良资产市场发展的现状来看,市场主流交易形态局限在不良资产组合国际招标方式上,而能够参与这个市场的只有业内人士所熟知的摩根斯坦利、高盛、花旗集团、龙星基金、美林、德意志银行、通用电器资本市场、雷曼兄弟等少数几家活跃于各国不良资产收购市场的国际机构投资者。受市场准入规定、资金规模和管理能力所限,尚没有出现可以与上述国际投资机构展开正面竞争的国内不良资产投资机构。在国内金融不良资产交易市场上,已出现买方寡头垄断、卖方过度竞争的市场格局。目前,我国不良资产交易零售市场的特点是市场流动性差、交易成本高、市场容量狭小、市场分割较为严重。由于目前没有形成广泛的国内不良资产投资者群体,再加上目前与不良资产交易相关的税费征收、资产评估、债权过户、交易管理等市场制度环境建设严重滞后,使得目前真正有效的不良资产零售交易市场还没有建立起来。
(3)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信息不透明,市场参与程度低。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现状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不良资产处置没有达到真正的市场化,买方和卖方市场存在一定的阻隔。虽然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在各自的网站上都开辟了资产查询库、重点资产推介专栏,对拟处置项目均预先进行公告或公示,某些项目或资产包还采取公开拍卖或招标的形式在新闻媒体上宣传,但目前资产管理公司向社会公开资产项目处置信息内容极其简单,尚停留在“为形式上的免责而披露”阶段,没有统一规范的格式。而实质上不良资产情况复杂,很多具有非共性的情形,不易为外部理解,资产状况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往往使一般投资者不敢轻易出价。
(4)不良资产处置定价非合理化,市场竞争不充分。不良资产定价是资产处置中的核心问题。资产处置必然是市场处置,因此要培育市场,并把由竞争性市场中得出的公允价格作为合理的处置价格。而当前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不发达,市场参与者少,有关资产信息披露不充分,降低了资产处置由市场定价的有效性。同时由于不良资产评估技术难度高,中介机构非规范运作,所以评估定价随意性较大、准确度不高。
三、对资产管理公司体制改革的建议
1、政府应着力改善资产管理公司的外部环境,进一步释放资产管理公司的活力
(1)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为保障不良资产处置的顺利进行,首先必须加大法律支持力度:一要解决法律缺失问题,如学习借鉴国际经验,认真考虑资产公司在资产收购和转让、资产处置、债务重组、债转股、不良资产证券化等业务中实际和可能存在的困难和障碍,弥补法律缺失。二要解决相关资产公司法律法规与现行其他法律法规有效衔接的问题,如尽快修改出台《破产法》,规范企业破产程序;调整《合同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中妨碍债务执行或便于债务人拖延偿债的因素,进一步加强对债权人的权利保护。三要在司法实践中依法落实和维护债权人权利。法院应积极受理资产管理公司的司法诉讼,为保证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可考虑成立特别法庭,专司审理金融债权债务纠纷。此举不仅有利于减少地方政府的司法干预,而且有助于提高法院审理效率。四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切实改善资产处置环境。应明确要求地方政府清理那些自行出台的、影响不良资产正常处置的政策和规定。
(2)培育市场,积极引导多种投资者进入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一是由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起设立不良资产投资基金参与不良资产处置。目前对不良资产感兴趣的国内投资者越来越多,但真正能够在资金实力和投资管理能力上达到参与金融不良资产批发市场交易要求、可与外资机构展开正面竞争的似乎还没有。发起设立不良资产投资基金对于整合分散的社会资金,形成有效的不良资产购买力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中资机构对国内法律、法规和市场的认识比外资机构深刻,在收购价格方面也可能比国际机构更有竞争力。但是,由于中资机构在盈利模式、评估理念和方法、专家人员队伍、风险识别和控制技术等核心资源方面与国际机构差距较大,建议在发起设立不良资产投资基金的初期吸收外资机构参与投资、管理和运作,充分利用外资机构的资金、技术、管理优势,构筑国内不良资产批发投资机构购买力。二是对不良资产分布较为密集的地区和行业,有针对性地鼓励地方国资委、大型集团公司、地方性信托投资机构等金融机构发起设立不良资产收购公司,参与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由它们设立的零售投资机构先天具有较强的行业资源整合优势和市场优势,对切实提高金融不良资产的处置效率和减少不良资产问题对整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具有较为深远的影响。三是鼓励民营资本投资不良资产,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解除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制度安排。要求资产管理公司将有关资产处置供需信息通过多种渠道公开,以吸引众多的民间投资者。
(3)加强对参与不良资产处置的中介机构管理。不良资产处置高度依赖于中介机构的诚信和服务的质量。政府应采取措施促进中介市场成长,鼓励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其他信息咨询机构参与到不良资产处置中,发挥中介机构的信息服务功能和客观估价功能,同时又要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以美国为例,FIRREA指导RTC建立了一套确定房地产市场价值的评估方法,并规定RTC在处置从持有保险的存款机构取得的房地产时,必须由经过证明有执业能力的评估人员来评估,且保证评估活动受到了有效监管。借鉴国际经验,建议银监会统一规范从事银行业金融债权与股权评估、拍卖的有关中介服务机构的资质要求。同时,定期对从业人员执业行为进行检查,对中介机构和人员实行操守记录,对违法违规的机构和人员实行“市场禁入”,为不良资产交易创造良好的中介服务环境。
2、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资产管理公司体制进行改造
(1)重新界定资产管理公司的产权结构。进行股份制改造,一方面有利于资产管理公司优化产权结构,促进经营体制的转换。通过多元投资主体参与,促进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真正成为“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按市场化运作、追求最佳经济效益”的现代金融企业。另一方面可以弥补资产管理公司资金来源的不足。资产管理公司今后的不良资产收购和开拓,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股份制改造,可以吸收外部资金,从而逐步摆脱对国家财政的依赖。这类主体可以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机构等金融机构,还可以包括非金融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以及国际金融机构。
(2)建立符合市场运行的健全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目前的管理模式下,经营决策权、风险控制权难以有机地结合起来,道德风险仍然难以有效防范。所以要对资产管理公司内部进行改革,防止其机关化、官本位,避免在资产处置上软约束等不利于价格形成的因素。必须在资产管理公司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完善中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制度,明确各自的权责,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
(3)建立符合现代金融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一是将政策性资产处置和商业化业务分账管理,区别考核,摆脱官商模式,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二是不良资产处置通过科学的评估测算体系建立一个回收底线,在底线基础上建立多收多得的递增的激励机制。三是资产管理公司对商业化业务要逐步建立起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绩效考评体系,强化绩效管理,将公司的经营指标层层分解,形成自上而下、科学有效的绩效目标链。四是积极探索项目组考核制,采取“模拟市场”和项目招标等方式,将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最有挑战性的项目上来。五是建立面向市场的责权利相统一、管理扁平化的职位体系,全面激励各类人才。
3、以市场为导向,实现资产管理公司经营机制的转换
(1)采取商业化收购不良资产模式。1999年资产管理公司第一次收购不良资产,采取的是“行司对口、等价定额收购”方式,资产管理公司不需要考虑成本约束,不需要承担经营风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实践表明,这种收购方式弊端太多:银行虚假剥离、责任人解脱、资产管理公司业绩缺乏客观评价、道德风险难以避免等等。2004年3月财政部对这批资产核定了回收率,对资产管理公司实行以“现金回收率和现金费用率”包干为主要内容的目标责任制。2004年6月信达采取议价的方式收购了交行的不良资产;2004年6月建行、中行股改剥离可疑类不良资产采取整体竞标的剥离方式,最后信达中标;时隔一年,工行股改剥离可疑类不良资产,按地区分包招标,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各有收获。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已逐渐采取市场化的手段、商业化的收购形式。虽然在竞标中还存在资产管理公司市场经济主体意识不强、出现非理性竞争行为或竞争不充分等问题,但这毕竟是个好的开端,同时意味着资产管理公司更需要转换身份,加强成本效益核算,增强责任风险观念,真正成为“自主选择、自我发展、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实体。
(2)强化市场化经营手段。资产管理公司本是一家政策性机构和官办公司,要向商业性的综合投资银行机构转型,必须强化市场化的经营手段。在不良资产处置业务上,资产管理公司拥有专业队伍,拥有与母体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基础,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在不良资产为主体的细分市场中已拥有独特的竞争优势。资产管理公司增强市场化经营观念,应通过利用已经积累的经验和技术,进一步发挥资产管理公司的专业化和集约化优势,提高处置效率;利用资产管理公司己基本成型的经营管理制度体系,可有效降低不良资产处置的技术风险和道德风险;利用资产管理公司较为完善的业务运作、内部管理和风险防范机制,提高业务活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在资产定价技术上,充分运用有市场经验的中介机构进行价格评估、信息揭示,避免软约束并建立内部激励机制,以获取最大经济利润为目标。在拓展其他业务时,要主动出击、减少对政府政策的依赖,利用本身连接银行、证券、企业的优势,按市场化模式接受其他机构委托处置不良资产、委托经营外部资产等业务。